孙钢：长在五、六十年代的西堂子胡同

bluesky

长在五、六十年代的西堂子胡同

孙钢

提起北京的金鱼胡同，可能无人不晓，但问到西堂子胡同，就不大有人知道了。金鱼胡同里整日的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西堂子胡同虽然紧挨着金鱼胡同，但却是人稀车少门可罗雀。原因是金鱼胡同是从北面进入王府井的必经之路；和平宾馆，天一顺酱菜园，北京顶级理发馆－四联，东风市场正门，早年叫东安市场，就在此地。即便不是去王府井和东风市场的人也乐意走金鱼胡同。谁不想看看热闹沾沾财气呢？别说也有个别人喜欢清静走西堂子胡同，像梅兰芳的大公子－梅葆玖先生。早年他骑的是一辆英国凤头加快轴自行车，后来科技发展了，他就跨上了一部自行摩托车，在五，六十年代那是很有风头的。

西堂子胡同里除了有个和平宾馆后门外其他都是些“深宅大院”。靠胡同北面从东口儿往西口儿数，中央歌舞剧院宿舍，前清那王府，团中央宿舍，协和医院宿舍，中央歌舞剧院，北京公安局宿舍，冯国璋（当过民国大总统）四公子－冯季远家，青年出版社大院（曾是清朝名将左宗堂的府第），外贸部大院，东城区武装部，捷克商务处（后是外交部宿舍，驻法大使周秋野，驻朝大使曹克强，驻巴基斯坦大使王泽都在此院住过），公安副部长杨其青的家。靠胡同南面只有四个门，第一个是和平宾馆后门，第二个是塘沽永利制碱公司（以中国第一化学家侯德榜制碱法而闻名的中国第一个重化公司），第三家是王家大院（听说王家祖上是那王爷的管家），最后一个是外贸部－海关大院。我家就在北京公安局宿舍和冯季远家中间，是个小杂院（杂院与大院的不同就在于，杂院是归房东或房管局管理，住户可来自不同的机关单位。而大院是属机关单位管，所以所有住户都来自同一单位或部门）。据说当年曾住过日本宪兵司令。

胡同里建筑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中央歌舞剧院宿舍是俄式的两层洋楼，红瓦顶白墙大窗户。每扇窗户周围都装饰了一圈抹金的波浪花纹。那王府是拱形的朱漆大门（一天到晚大门紧闭，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才看到里面是什么样），一条走廊把大门和客厅连了起来。客厅大门两边各有一个景泰蓝的孔雀，黄铜的身子，兰绿色羽毛，有一米多高，开着屏很漂亮。这是一座两进的院子，但不是标准的四合院，所有的房子都集中在院子中部连成一片。团中央宿舍，协和医院宿舍，北京公安局宿舍都是标准的小四合院。进门就是影背，左拐就进院子。左宗堂的府第是个标准大三进四合院，进门是迎面大影背，影背上写着福如东海四个大字。左右两边是前东西跨院。转过影背又是一道高门，上台阶翻过这道门才来到正院。迎面是一座假山，两边各有一个花池，里面种着月季，芍药，美人蕉。花池周围种着海棠树，枣树。每年果子成熟时节，这里就成了孩子们的“兵家”必争之地。假山后面是一排正房，黑瓦朱漆大玻璃窗，前廊向两边展开直通正院大门。想一想每当春雨贵如油或是秋雨绵绵之季，摆个竹桌竹椅，坐在前廊里喝着茉莉花茶观雨，万籁俱寂，只听雨滴拍打树叶之声，那是多么遐意呀！公安副部长杨其青的家是绿漆大铁门。大门一般不开，所以进进出出都是走大门上的一个小门。推开这扇小门进院，矗立在你面前的是一座两层的法式小楼。黑铁皮的尖屋顶，红色的砖房白窗户。一年四季常青的爬山虎爬满了整个楼房和四周的院墙，使整个院落透着一种暗暗的幽静。和平宾馆，外贸部－海关大院都是当时现代化的大楼，方方正正，秃了巴几的没啥好说的。我家的院子有点特别，你说它不是四合院吧，它有迎门影背和两进院子；你说它是四合院吧，影背后面却没有正房而是一条穿堂门道，把前后院子连了起来。更特别的在大门顶上和院子周围的房顶上都有水泥做的花和盆景。虽然没有彩色，但也使整个院子显的非常典雅，富有欧洲气派。可惜它们在文革破四旧中全部被砸毁（都是我们这帮无知的孩子们干的）。倒是那大门上方的五颗铁星星一直保留下来，四颗黄的代表院里有四户革命军属（解放军）；一颗红星代表有一户革命烈属。这在改革开放前一直代表着光荣！

住在这条胡同里的人真挺幸运，它是闹中取静而且生活十分方便。如果你想热闹，跨出西口就是王府井，中国的银座（日本东京），第五大道（美国纽约）；想看电影你出东口就有红星，大华电影院；想看戏你穿过外贸部－海关大院，就到了东风市场的吉祥戏院；想吃西餐你可上东风市场的起士林；想吃涮羊肉你可到东风市场的东来顺；不喜欢吃荤的，你可以到西口正对面的全素斋买到全国闻名的素什锦，香椿鱼，炸硌珞合；要吃夜宵就到西口儿馄饨侯来碗鲜肉馄饨；山东名馆－森隆就在起士林的楼下，叫一个干烧黄鱼外加一个古老肉才不到四块钱。记得小时候一旦手里有了块八毛钱，我不是到西口儿的浦五房（上海迁京熟食店）买点儿蒜肠熏猪爪什么的，就是到东来顺楼下的小吃店要一两奶油炸糕（四个，两毛四分）一碗冰糖莲子粥（一毛五）解解馋。

记得刚能记事的时候，整个胡同都是土路，那是无风三尺土，下雨满街泥。好像是在大跃进时代的头一年，整个胡同唰一下全铺上了柏油。到现我还清楚地记当年第一次看到大轱辘压路机时的震撼，轰隆轰隆一阵巨响过后，路面平整闪亮像面镜子。自那以后每到冬天雪后经汽车一压，整个胡同就变成了孩子们的滑雪场。每个小孩脚底下一片竹片，弓下腰，双臂微微伸开，用另一只脚猛的向后一登，嗖的一下能蹿出四，五米远。有一次，我的朋友晓东滑向一辆迎面开来的大卡车，雪地带冰特别滑，大卡车刹了闸还是往前冲，晓东也没法停下来，就顺势仰面朝天躺下，钻到了车底下，从车的两排轮子中间滑过。好险呀！幸亏胡同里车少，不然准会有八，九点钟的太阳作了车下鬼。

冬去春来，胡同里的冰雪变成了满地的柳絮，随风飘滚。孩子们追着柳絮用手抓用脚踢。没多久槐花就开了，花枝从院里伸到墙外。孩子们又举起了竹竿，竹竿的头上绑了个铁丝钩，把铁丝钩往槐花枝上一搭，一卷一揣，就把槐花摘下来了。有的说是为了吃，味道有点香甜。可我从来没尝过，因为父母是医生不让乱吃东西。有的说是为了卖，可用来染军装绿。可我从来没卖过，因为一直没找到在哪儿卖。

夏天胡同里玩儿的东西就更多了。放学后满胡同都是光着膀子小男孩，手里攥着背心或Ｔ恤衫，奔来跑去，捉蜻蜓，粘知了，扑蝴蝶，逮蚂蚱。夏天雨多，大雨过后胡同两边经常积满了水，孩子们就淌水玩，从胡同的这头淌到那头，直到雨水慢慢退去。我特别喜欢雨后的胡同，两边的墙和地显得特别清新整洁，远远看去像是换了新装。我的第一副墨镜也是在夏天得的，说来蹊跷。那天我和同院的小平正在大门口站着乘凉，看见一个大鼻子从东口走来，带了个墨镜，手里抱着一个纸盒子。五十年代正值中苏友好鼎盛时期，小孩们都会唱“苏联老大哥开着小汽车……”我们俩一看有个外国人，就拍手高唱起来“苏联老大哥开着小汽车……“，嘿！那个老外一听就笑咪咪地走上前来，打开纸盒给我们一人一个红塑料的小套子。急忙打开小套子，发现里面是一副乳白色框的墨镜。我们马上戴上它高兴地跳了起来。再看那个老外正回头向我们招手再见呢！回头我们想他一定是捷克商务处的人。那个年代，在中国很少能见到塑料制品，更甭说塑料墨镜了。你说这个墨镜对我们有多宝贵！

秋高气爽是北京最舒服的时节。孩子们在胡同里推铁环，抽嘎嘎，放纸飞镖。借着秋风，几十只彩色飞镖像几十只美丽蝴蝶在胡同的天空中飞来飞去。有时候放学后，孩子们也会抱着三合土的蟋蟀罐，走门串户地去斗蟋蟀。如果蟋蟀不开牙，我们就把它放在一只手的手心里，然后用另一只手拍打放蟋蟀手的前臂，把蟋蟀抛起来。这样上下颠它几次，不知是什么荷尔蒙作怪，蟋蟀就会变得好斗起来。一场秋雨过后，金色落叶就会铺满了胡同，秋风一起漫天飞舞，预示着冬天就要来临。也正是在这金色的季节，我碰到了第一个“来电”的女孩儿。

在我碰到第一个感到来电的女孩儿以前，曾经有一个女孩子对我表示过喜欢，还说要带我去苏联呢（当然那是孩子话）。她叫里拉，比我大两岁，是个俄朝混血苏联人。她爸爸是苏联籍朝鲜人，妈妈是俄罗斯人。当时中苏友好，她爸爸是小提琴家被苏联派到中国中央歌舞团作首席小提琴。其实一开始我是先跟她弟弟在胡同里认识的，他叫里加。家就住在中央歌舞团后院，和我家只有一门之隔。里加有一把电动玩具冲锋枪，要用六节一号电池，一扣扳机，枪筒两边的红灯泡就哗哗闪，伴随着哒哒哒的枪声像真的在喷火。我有一把电动手枪，装两节一号电池，一打也能从枪筒前面“喷火”，发出嘎嘎嘎的声响。当时，有电动枪的孩子很少，我俩就经常组成个现代化部队和别的土八路对打。久而久之就成了朋友。他经常带我到他家去玩儿，就认识了他姐姐，瓜子脸笑眯眼，身材不高有点胖。孩子们一起玩儿的时候总免不了争执，每当这时，里拉总是站在我一边护着我。她有一辆小的两轮车，绿车身，黑车座，银白色的轮子，非常漂亮。她只让我骑，别的孩子连碰都甭想碰一下。里加的爸爸对孩子的管教非常严厉，犯了错，经常会皮带伺候。里加的妈妈和蔼可亲，对我非常好，经常留我在她家吃饭，还给我好些好吃的，什么沙拉啦，面包夹果酱啦，煮鸡蛋，巧克力和起士什么的。这当时在中国都是稀罕物，只有去老莫（北京莫斯科西餐厅）和新桥饭店才能见得着，而且价格不菲！后来中苏交恶，他们全家都返回了苏联，从此，泥牛入海无消息，但他们的音容笑貌都永远刻在我的记忆里，永远的那么温馨甜蜜！

记得那是文革前两年，我在小学四年级。一个星期六的晚饭后，依照习惯爸爸妈妈带着我和妹妹走出了家门去王府井遛弯儿。这是我可以得到一根奶油冰棍或是一串带馅儿的冰糖葫芦的最好机会。那时的糖葫芦种类比现在多，除了红果，海棠，苹果，梨，荸荠，橘子等等外，还有水果夹馅儿的。馅是红豆沙或绿豆沙做的，里面还放有糖桂花，好吃极了。要是运气好，还兴许买到一对鸳鸯奶油冰棍（那种两根冰棍沾在一起，上半根粉红色草莓味儿，下半根鹅黄色香草味儿的冰棍）。日刚落，红色的晚霞映满了西天，我们一家人迎着晚霞向西口儿走去。突然，四个人影儿，俩大俩小，从远处出现在我的视线里。等走近一看，也是一个四口之家，爸爸妈妈带着两个女孩儿。一个高一点，看起来比我大，可能是姐姐？另一个稍矮些，就是她吸住了我的眼球！鸭蛋脸，宽宽稍高的前额，一对又大又黑的杏眼闪闪发亮，悬胆鼻下一张樱桃小嘴。甩着两条又长又黑的大辫子，左臂上佩有一个两道杠的少先队中队长章（官比我大一级，我是小队长，一道杠）。漂亮！神气！两家礼貌地微笑着点头擦肩而过后，我一直回头张望着，没醒过焖来。“看什么哪，快走！”爸爸吼了我一嗓子。我这才醒来，追了上去。从那儿以后我跟踪追击了好些日子，终于发现她就住在我们胡同，更巧的是，她和我是在我同一所小学，同一年级！我在一班，她在四班；楼上楼下。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同一学校，一座楼里四年（也许她是后转学过来的？），我竟从没有见过她。难道这就是“缘分”吗？在学校里我是不敢靠近她的，因为那时学校里的风气很封建，男生女生一般不说话。既然知道了她住哪儿，放学后或周末，我有事没事地在她家门口来回走几回。她的房间在二楼，楼在胡同北面。我就总是靠着胡同南墙走，边走边侧抬头向她的窗户望去，但没有一次看到她。有一次我壮着胆子在她窗下大喊她的名字，“Ｘ－Ｘ－Ｘ－”。可没敢等到她出来，我就吓得溜了。也不知道她出来没有，也许她根本就没听见。还有一次就更惨了。那是个数九寒天，西北风嗖嗖地呼叫，我骑着我四叔新买的上海凤凰涨闸自行车，埋着头顶着风从东口儿往家奔。忽然感到对面有车过来，猛一抬头，是她！不知为啥，来了个紧急刹车，冬天，冰天雪地骑车最忌讳的就是－紧急刹车。车轮底下一滑，咕嗵一声，我连人带车来了个大马趴！等我爬起来，她早就没影了。更倒楣的事，新车的涨闸给摔断了，回家又要挨骂啦！就这样忽来晃去不知不觉的过了两年，这期间我们也有几次相遇在胡同里，但都是一对眼，就过去了，从来没有过个话。至今我都不知道她说话的声音是什么样的！轰隆一声响，毛主席炮打了资产阶级司令部，我这少年维特式的烦恼也被轰得无影无踪了。

非常岁月（文革中）

文革开始时，我正在准备考初中。一天中午，突然学校宣布全市学校都停课。我们一听，高兴极了，奔出教室，跑到操场上高呼“解放啦！解放啦！”。没想到，这一喊，竟然浪费了自己十年的金色时光。

文化大革命的到来给西堂子胡同带来了翻天复地的变化。一条本来宁静平和的胡同一下子变得嘈杂闹腾起来。先是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歌声响彻云霄，紧接着是革命大标语大字报糊的是满墙满地。然后是红卫兵举着皮鞭棍棒冲进了那王府，冯季远家和王家。接着再发生的事就更是让人惊心动魄，触及灵魂，刻骨铭心了！

就在红卫兵冲进那王府的第二天早上，胡同里召开了批斗大会。会场就在团中央宿舍中院。院周围的廊柱上贴满了五颜六色的标语条。场地虽大，但还是被挤了个水泄不通。全胡同男女老少凡是在家能出门的都来了。红卫兵押着那家老太太和儿子们（听说老太太有四个儿子，但住在我们胡同的只有老大和老四），儿媳妇们走到院子中央，每人头上一顶纸糊的高帽，上面写着“反动资本家ＸＸＸ”。这时“打倒资本家”“扫除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彼伏此起，一浪高过一浪。我看着周围的人们不断地挥起撰着拳头的胳膊，撕心裂肺地喊着，心里很是纳闷儿。怎么昨天还见面儿点头哈腰，王哥，李嫂，张太太叫着的，今天就突然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了？那家老太太虽说以六，七十岁，但脸上还是粉白粉白的，一条褶儿都见不着。难怪我奶奶每次在胡同里看到那老太太坐着三轮车经过时都会感慨说：“瞧人家这老太太多富态，细皮嫩肉的，一辈没受过风吹日晒”。听得出来，这是既有点羡慕，又有点嫉妒。可能到会的大人们中许多人都带有这种心理，再加上周围的革命气氛，就变得如此地义愤填膺了。那家老少都被迫九十度大弯腰，不一会儿那老太太就首先倒下了，接着是她的四儿子－张老四。我看不下去了，感觉这样对人太残酷了，像电影里坏蛋对待好人似的，就溜出了会场。这样连斗了几天，听说张老四上吊了，死前先掐死了他妈，免的她再受污辱，再受罪！后来又听说那老太太的大孙子也跳井自杀了。他是个大学生，文革前，我经常看见他骑着一辆天蓝色的赛车，风华正茂！一个三世同堂的大家庭就这样破碎了。

学校停课了，我们小学生们除了批斗老师，没别的事可做。但是我的四叔是我们小学的副校长，我家出身又不是红五类（贫农，下中农，工人，解放军，革命干部），在学校里搞运动是没咱的份儿了，咱就在胡同里搞。我和同院的小平每天窜到抄家的院子里想寻找一些洋捞儿。那时候，我们的思想都很“进步”，大的东西我们是不会拿的。有一次，小平在一只高跟鞋的鞋尖里翻到一只金戒指（用棉花裹着），赶紧上缴了在场的红卫兵。我们的目标是钢笔啦，玩具啦，烟盒呀，什么的。那天我们正在冯季远家翻腾，一辆小卡车开到了门口，卸下了一大捆硬皮条。过了一会，院里的红卫兵把所有的冯家人集合在一间大屋里，让冯家的五个孩子围成一个圈，每人手里一根硬皮条，命令他们抽打站在圈子中间的冯季远和他的大太太。我和小平一看这情形，吓得赶紧往院外跑。哐当一声，没等我们跑出去，大门就被关上了。一个高个子的男红卫兵，岔着腿，叉着腰，横眉立目，一脸煞气，堵在门口，用撰着一根皮条的手指着我们问：“你们是什么出身？“我吓一哆嗦，赶紧回答“自由职业者”（医生，律师等属于自由职业，比黑五类好一些）。“那正好！就在这里接受接受阶级教育吧”。那个红卫兵大声说到。得，我们俩又被赶回院子。这时，就听屋里面传来噼哩啪啦的皮条的抽打声，和嗷嗷的人叫声。隔着窗子我看到有几个红卫兵们正在用皮条打冯家的孩子，因为他们不肯打他们的父母。我不愿再看下去了，就低下了头，心里合对着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一幕？噢！想起来啦，是在电影“粮食”中，日本鬼子强迫汉奸蒋二打他亲妈，逼问八路的粮食藏在哪儿。没过多久，冯家夫妇就被抬了出来，装上了送往火葬场的卡车上。因为人死后很沉，红卫兵就命令我和小平帮着抬出大门，趁着这个机会，我们就溜回了家。后来听说是红卫兵逼问冯季远夫妇，枪藏在哪儿？但冯家根本就没有枪。红卫兵不信，打他们，硬逼着他们交待。冯季远夫妇被逼得走头无路，就胡编说，把枪藏在古楼那边的一口枯井里。结果，红卫兵去了，连枯井都没找着。一气之下，他们就下了狠手。人－这种地球上高等生物的可塑性真是太大了，在不同的环境下，他既可能被造就成有精神有灵魂和高尚情操的人，也可能被变成茹毛嗜血的兽！

对门的王家被抄后，王家大儿子的双手大姆指被一根细细的黑鞋带儿跨肩反绑着，推出了大门。他蓬头垢面，满脸胡茬，面色如土，一身破烂的兰衣服上，满是甩得东一道子，西一道子的红，白条儿，拖着一双破凉鞋，两眼红肿直楞楞地只朝前看。其实他那时才四十出头儿，是北京化工学院的讲师，可看起来却像七老八十的啦。胡同里的孩子们围着他喊：“疯子，疯子“还不停地往他身上吐吐沫。但他好像根本没看见，没感觉。仍然是面无表情，两只眼直勾勾地瞪着，眨都不眨。不一会儿，红卫兵用一辆汽车把他拉走了。

等我再看见他时，以是１９７８年，我大学放暑假在家读书，迂到英文问题。奶奶告诉我说：“对门王老师的英文特棒，你可登门请教“。我说：“王老师不是疯了吗？“。”那是装的，这一装就是十年！直到四人帮到台“。奶奶有点激动，表情神秘兮兮地答到。那是多大的苦难啊！那是多坚强的意志呀！惊得我从头到脚打了一个冷战！

在院外革命运动如火如荼之时，院内的破四旧活动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先是在几个大孩子（中学三年级）的带领下，全院的男孩儿都爬上了房，每人手拿一把铁锤，噼哩啪啦，叮了咣当地把房顶上水泥做的雕花儿刻画统统砸得粉碎。弄得满院子灰土爆尘。接着是把各家交出来的书、画堆在院子中央，一把火烧了，又搞得满院子乌烟瘴气。这里面有我最喜欢的张光宇画的“西行漫记“画册，那里面孙悟空的造型，就是我们在动画片“大闹天空“中所见到的。我爸的一幅齐白石的鸳鸯戏水图也未能幸免。（据说现在在美国能换两栋房子！不瞒您说，每当我想起这事儿，肠子都悔青了！）最后就进入到深挖“敌特“阶段。

经过分析，我们认为前院的郑爷爷（据说在解放前仅当过卫生警察）和后院的孙大爷（仅有五个伙计的资本家）最有敌特嫌疑。于是，我们院里的孩子就以我家的大屋为哨所（因为我家的大屋正好在前后两院之间，而且，两面都有大窗户，便于观察），不分日夜地三班倒，监视他们。就这样干了大约两个礼拜，什么也没能发现。可能大家也疲乏了，这种监视活动就不了了之了。显然是对革命事业不太负责！

现在看起来，这好像是一场闹剧，每个角色演得非常入戏。但在当时，这是我们每天，每时，每刻的真实生活！时间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但岁月修远，人生短暂。很多人往往等不到看到真理，我们毕竟是幸运的！

在一场红色急风暴雨过后，西堂子胡同终于迎来了一段短暂的平静。从１９６７年下半年起，到１９６８年底，老三届（１９６６年时，已经上了中学的中学生）陆陆续续，一批接一批地被毛主席支到边远的农村或者大山里的三线工厂去接受工农再教育去了。我们这批老三届的“尾巴“（１９６６年时，是小学毕业），也入了就近的各个中学。文革前，绝大部分中学是男女分校，像男四中，女一中等等。现在造反了，男女全部合校。我们胡同的孩子就都进东方红中学（文革前叫灯市口女中）。

名义是上学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学文化课，还是一天到晚的搞“革命“，写大字报批，刘，邓，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开大会斗，学生中的流氓，小偷儿。再就是隔三差五的上街游行，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学校由工宣队，军宣队领导，教师全是打边鼓的。现在看来，四人帮的目的根本不是想让我们学文化，而是把我们管起来，省得流荡到社会上去闹事。

头脑空虚，无所事是，胡同里就掀起了一阵打牌风（扑克）。这在当时也是半禁止的，因为扑克也划成了“四旧“。我的一副塑料扑克（是聂绀鲁伯伯从香港买来，送我的）也在破四旧时给烧了。因为是半地下的活动，我们几个同班同学就轮流坐庄，今天我家，明天你家，后天他家。这样就可以减少被家长或街道积极分子发现的机会。家长们发现会说我们是不务正业（我们的正业在哪儿呢？）；街道积极分子发现会说是搞复辟；哪个罪名都不小！一天，轮到小远家（他父亲文革前曾是驻刚果大使，文革后当过驻法大使）。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个夏日黄昏，天不太热，还有阵阵微风拂面。深蓝色的天幕没有一丝云彩，一弯明月斜挂在天边，和满天闪闪的星星遥遥相伴。刚刚跨进院门，一股淡淡的夜来花的香味儿迎面飘来，伴随这香气得还有一阵阵婉转，优美的璇律｜⒌１⒉３｜⒌１⒉３｜⒋４⒊３｜２－－｜……这使我顿觉心旷神怡，不由自主地闭上眼彷佛进入了仙境。原来是小远的姐姐在听佛朗兹。莱哈尔的“风流寡妇“的唱片。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外国音乐，也是第二次被音乐所震撼。第一次是被广东音乐“喜洋洋“。当时，我九岁，和爸爸坐在开往青岛的火车上。“喜洋洋“使我感到兴奋，愉快。而“风流寡妇“使我想起舞，璇转，飞升。看来，人喜爱美，想往美，追求感观刺激与享受是一种本能，是天性，无论什么人，用什么去手法去掩盖它，压制它，早早晚晚它都会爆发出来，像休眠的火山那样！

也是在小远家，我读到了“走进黑非洲”，“世界科学发展史“等等，有趣，有味的书。是它们打开了我的眼界，引起了我对世间一切的好奇心，从此，我的求知欲像洪水一般散发开来，一发不可收拾！其实，我只是千千万万有这种要求的北京孩子中的一个。可能是环境成熟了吧？那时的北京，从学校到胡同掀起了一场听外国名曲，读外国名著，唱外国名歌二百首的高潮。没有唱片，我们就到处借，没有歌本；我们就四处抄；没有书，我们就连借带抄。我最喜爱书是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我最爱唱的歌是意大利的“我的太阳”。

但好景不长在，好花不常开，１９６９年６月，仅仅上中学不到一年，我就和胡同里几乎所有的同年级，同班的孩子们，在一阵震天撼地的锣鼓声中，被送上了开往北大荒的知青专列。“呜—”随着火车的一声长鸣，我们告别了生活１６年的胡同，奔向了前途未仆的远方。

谁知这一别竟是十几年，等我再踏进西堂子胡同时，已过了儿立之年。斗转星移，岁月沧桑，虽然西堂子胡同看起来比我离开时老旧了许多，但它毕竟回到了以往的宁静，平和。

□　寄自美国

刊登在 2007 华夏快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