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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观察者网先后刊载了韩少功所著《“文革”疑症及其前置条件》、及《“文革学”的三大泡沫》及《“文革”后的逆袭与重续》三篇文章，在读者中引发一定反响。本文中，韩少功先生延续了对当前的社会现象的关注，解构了“民主”、“革命”和“公平”的内涵，原载于《参阅文稿》，作者授权刊发。 】
“文革”渐渐远去，弥散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大潮汹涌之中。是全球化冲开了华夏国门，还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入场成就了全球化的升级版，一时说不大清楚。不管怎样，美国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相信：全球化的第一个时期（1870至1914年）让一个“大世界”变成了“中世界”，新一轮全球化（1989年以来）把“中世界”变成了“小世界”。岂止如此，数年之后他又惊叹：不是“小世界”，简直就是“迷你（极小）世界”[2]。
用农夫脚步和超音速客机分别丈量旅途，当然会有不同的地理学。远在数百或数千公里外的人，眼下通常是“低头族”操一只手机时真正的近邻。
一只手机可以把四面八方的坏消息浓缩成同屏现实。自蒸汽机时代远去，世界图景的清晰度重新降低。美国共和党在最富（如华尔街集团）和最穷的（特别是南部和西部的福音派平民）两极皆有可靠的票仓，使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遭遇难题。中东地区伊斯兰教内部的喋血相争，其激烈程度常超过对外冲突，也使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降低声调。大多社会理论都不再理直气壮。一种以金融、媒体、全球化、电子技术等为特征的新资本主义，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对手的反抗。社会重建尚无草图，连腹稿也遥遥无期。在常见的情况里，西方左派党只是要加福利，右派党只是要减税，但捏着选票的男女既要福利又不想交税，相当于既要海吃又要减肥，既要多情又要贞洁，因此左、右派政府都注定短命，只能炒短线。像样的武装斗争更是没处找。新闻镜头里的枪手们脑袋扭得远远地胡乱射击，驾几辆皮卡冲来冲去，像是图一个热闹，业余得如同“文革”中的群众武斗。很多义士如果不是绝望地扔石头、烧轮胎、来一个殃及平民的人肉炸弹，把自己混同于恐怖主义，就只能像墨西哥的“副司令马科斯（Subcomandante Marcos）”那样，蒙面，戴墨镜，挂耳麦，讲几种流利外语，擅长使用儿童画和民谣，自称同性恋者和后冷战时代的共产党，还有“代表零（Delegado Cero）”一类禅语。但他披挂的子弹袋里全是假弹，手下的民族解放军扛上木刀木枪——这种“符号的战争”[3]果然使BBC记者和好莱坞影星热血，让革命的真人秀蹿红网络，与阴毛文化、镜头民主、普鲁斯特的哮喘、星巴克的后现代、芯片专制主义等话题同样劲道。但它对知识群体的心理自慰，显然多于对原住民的实惠。在静默无声的航母、无人机、纳米武器面前，这种符号的威猛更像是穷棒子再过一次万圣节。
符号一掏一大把，满足了知识从业者们开讲座、发表论文、拿课题费、在全世界飞来飞去的需要，差不多是教育和传媒产能过剩的必然结果。学术高产在很多人那里，就是想办法把一句写成一篇，再把一篇写成一本，但说法并不代表活法，口舌之学成为当下的心身之学。很多人批判消费主义的姿态往往成了消费主义的一部分。谁都在抗议，谁都是异类，谁都渴求爱，但团体情感和天下责任既已成为思想丑闻，社会的“原子化”只能使大家都“代表零”，是“C to C”的一片散沙。媒体被市场化劫持，高成本和求深度的作品不合时宜，“娱乐至死”才是吸金利器，让网虫们刷屏刷到手抽筋。但这个时代的难题多得前所未有。正如美国史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在近作《西方将主宰多久》[4]中描述的，气候变化将在2025年前使缺水人口从6亿上升到14亿，届时生态移民将是2008年的5倍。空中旅行的普及让病疫扩散得更快更广，世界卫生组织一再警告，新的全球性新型流行病，可能比1918年H1N1流感灭绝5000万人的后果更为严重。20个核国家中的一部分已陷入内部混乱。如此等等，无一不是全球性问题，任何一个国家也无法独自解决，因此地缘政治和东西方竞争已毫无意义，“废除地理”（莫里斯语）的时刻已经到来。
人类亟需一个世界政府以及新的世界观——但这一罗素和爱因斯坦的建议在很多人看来仍是疯话。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无政府状态一如既往，联合国充其量是个世界级的周天子。世界币、世界税、世界警察、世界工会、世界财政转移支付……这些事务都无从想象；即便进入想象，也只是一些书生说说而已。
说完了，请为自己的咖啡埋单然后走人。
在这里，在本书结束之前，我们也只能挑几条略加讨论。
问题一：民主能否带来公平？
选举通常被视为民主的核心，那么得从这里说起。
A，“相对多数”制——多个候选人中获相对多数票者胜，其弱点是选票较为分散时，获胜者并不被大多数投票者认可。
B，“绝对多数”制——胜者须获得过半数选票，为此可逐步淘汰获票最少的候选人，其弱点是很多投票者被迫一再变更选择，民意可能出现较大扭曲。
C，“多轮对决”制——候选人都进行一对一的竞争，以帮助投票者强化认知和慎重选择，其弱点是可能陷入儿童们石头、剪刀、布的循环困境，选出的不是最优，或选不出最优，形成无效的“怪圈”（数学家查尔斯·道奇森语）。
D，“排序积分”制——即一张选票可投给几位候选人，依排序计算不同分值，如同商业活动中的评星，得星或积分最多者胜。这种选举中几乎没有废票，全面照顾了民意，但弱点是主要候选人被反对派策略性地过低压分后，平庸的候选人倒可能胜出。
……
还有其它一些选举模式，如“比例代表”制（西欧国家议会选举大多采用此法）、“赞成投票”制（13世纪的罗马教廷、美国数学学会、联合国安理会选举秘书长时采用此法）等[5]。一种“砍头削尾”的滤票方法（扣除若干最高分和最低分），意在过滤掉偏激和私情的因素，也常在商业、学术、文艺、体育等专业活动中采用。
一些数学家告诉我们，不用太复杂的数学模型，便可测出候选人A1、B1、C1、D1可在上述A、B、C、D四种选举规则下分别获胜。换句话说，同样“公正”的选举，可能结果完全不同，N个民主模式互为克星，此民主可以是彼民主的地狱。按大区还是小区选，在选举过程中是否允许公布消息，是否允许媒体造势，也会严重改变选情。也许，正是积多年选举经验，18世纪法国数学家孔多塞（Condorcet）早就看出了这种“表决悖论”。美国前经济学会会长肯尼斯•阿罗（Kenneth J.Arrow），日后诺贝尔经济科学奖的得主，在1951年经严密的数学推理后认定，随着候选人和选民的增加，“程序民主”必将越来越远离“实质民主”，不可能产生民主的结果——这一著名的“不可能定理”曾令人震惊[6]，并得到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的肯定[7]。
有关数学分析在此从略，有兴趣的读者可去翻书。
投票者们也许不必被泛函分析和高维拓扑学一类吓晕。世上没有完美的选举，不意味着没有选举更好，不意味我们就应回过头去欢呼独裁。威权主义者的坏消息是，集权制同样经不起数学测算，而且比前者更显得支离破碎，每一个环节都飘忽和脆弱，更像对各级强人的好心肠一再下注博彩，难有可靠的操作规范。两相比较，广义的民主，简约和通俗说法下的民主，仍有通向善政良治的更大概率。如果中国古人在写票不易（文盲太多）、投票不易（交通不便）、计票不易（人口众多幅员广阔）的情况下，尚能创造谤木、揭贴、谏官、集议、封驳等“土民主”，给集权制注入民意的活血，那么在互联网和高速公路广泛普及的今天，民意采集的制度化和常态化不存在任何技术障碍，已获水到渠成之势——这是说可能性。如果说晚清能臣干吏并不少见，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郑观应、袁世凯、郭嵩焘、左宗棠、詹天佑等就其总体质量而言，要历练有历练，要学养有学养，甚至操守不输后人，但仍未能挽王朝于倾颓，可见“走向共和”的制度脱胎换骨无可回避——这是说必要性。不客气地说，在一个承诺社会主义的国家，民主是一条及格线，是现代社会的成人礼，共和国的基础制度和核心制度。民主政治如果未能成为普遍的活力，普遍的秩序，普遍的尊严，普遍的生活方式，一个国家再多GDP也就是一个暴发户，十个指头都戴上了金戒指，把拉菲酒当矿泉水喝，把冬虫夏草当口香糖嚼，能吓得旁人笑脸相迎或左右闪避，却无法赢来真正的信任。要说这种暴发户治家兴业能长盛不衰，那肯定也是一个神剧。
实践大于书本。随便找几个庸官或贪官，那怕是博士出身的，七八个话题走下来，最让他们神色不安的，肯定是去接受一下民主选举或民主测评——这一类观察感受总是比数学更靠谱。太多的事实证明，很多官爷对付集权制已轻车熟路，哪怕对付锄庸拔贪的猛药也有足够的耐药性。他们能使“咨询”“调研”“协商”“民主整风”一类，变成热热闹闹的过场和摆设。稍稍动一下脑筋，他们也能小心地编织人脉（应对考察），频繁换岗（经营资历），虚功实做（伪造政绩），豪言悦众（笼络民心），接上“天线”（打通捷径）……他们做这些有的是时间和机灵劲儿，其精深功夫总是使真正的贤才边缘化，更严密和更苛刻的选任制也会变形走样。多年来，组织人事部门没少劳累，但诸多闯过了千挑万选的“好干部”“公仆模范”“杰出人才”一转眼就涉案下狱，已为人们见多不怪。
不难看出，与授权在上的选任制相比，千家万户众目睽睽不一定选出最优（如很多数学家言），通常能轻易地选掉最劣；不一定做得好加法，但起码做得好减法——这就是“基础制度”的含义所在。任何选贤任能的制度组合，包括以重历练、重培养、重实绩、重考核的选任制，也得最终接受民意的检验；换句话说，贤人慧眼所识的“千里马”无论如何优秀，也得依靠民众支持，服从民众监督，效力于民众的根本利益——这就是“核心制度”的题旨所归。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对此想必不会反对。不过，他的注意力仍偏重于选票，一脑门子热在程序，似乎觉得有了好程序就必有好民主。比如他不满数学家们对民主的搅局，以数学攻数学，曾认为只要捕捉更多的信息变量，比如引入“满足感”参数，便不难破解“表决悖论”（有关数学模型在此同样从略）[8]。
这里的“满足感”该如何理解？我到过阿马蒂亚·森的故乡多次。有一天，我与同伴乘公务车外出，差一点与前面一辆货车迎头相撞。还好，双方的司机都及时踩了刹车。不过接下来的一幕有些奇怪。我们一方的司机跳下车去，把对面的司机叫下来，二话不说先煽一个耳光，打得对方点头哈腰，仓皇失措，嘴里的一些本地话不知何意，像是赔罪和求饶。
这有点过分。我后来得知对方司机是一个“贱民”，在本地人眼里特征明显。但两辆车不是还没撞上么？还没造成什么后果么？要放在中国，别说公务车反倒容易引来围观者起哄，挨打的至少也要骂大街，抄家伙，八辈子祖宗的干上一场。
阿马蒂亚·森能否解释这里不同的“满足感”？能否用数学演算出一个屈从者与一个反抗者各自心理纵深的文化积淀、制度影响、历史根源？消费主义席卷全球之际，一个独自照顾三位残病亲人并且成绩优异的笑脸女孩，与一个身家数亿却天天骂娘的地产商，可有相似的“满足感”？一位累死在舰载飞机试飞现场的科学家，与大灾之下自称决不救母只管逃命并获得网上一片喝彩的青年才子，其满足感该如何显示“可度量性和可比较性”（阿马蒂亚·森语）？进一步说，一种轻责任、无责任、逆责任的权利癖正造成当下普遍的心理失序。当信用卡取代圣经，自拍照取代圣像，超级卖场取代圣殿，各种传统的精神资源几乎耗尽，很多地方的民主正在失去动力，失去方向感。社团、社区、国家一类想象中的超级提款机就不说了，民主那个聚宝盆里要啥有啥的奇怪信念就不说了，哪怕在一个家庭，妻子争女权，丈夫抢男权，儿子算计儿权，姥爷测量爷权……如果民主就是这模样，只是一些客户组成的浮嚣弈局，不再有家庭的整体性，不再有各自主动的承担与付出，不再有尊重、妥协、大关怀的精神黏合剂，那么民主是否还有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前提？
印度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欧洲的脸型、亚洲的个头、非洲的肤色合成了印度人，合成出世界文明汇集的一个隐秘盆地，似乎每一个老人眼里都浸透了哲学和灵异。这个国家的卫星、核装备、信息软件、金融产业等殊为不易，中国人对此最可能感同身受。但这里的贱民占总人口约25%，相关种姓制度源于印度教，一直被国际社会非议，也被当局宣布废止。我相信情况正在好转，挨打的事会越来越少，但经济贱民的海洋仍在这里淹没观察视野，一直淹到我入住的宾馆前——每晚都有黑压压的流浪者突然冒出来，摊满了人行道，让路人难以涉足，天亮时分才一轰而散。在德里、加尔各答、孟买、班加罗尔……乞丐群体一不留神就在广场上大面积砸过来，常给我天塌之惊。豪宅区与贫民窟生硬拼接，中档公寓楼很少见，中档的餐馆、服装店、理发店、咖啡馆也不够多，使我不得不怀疑他们的基尼系数（0.334）有假，未能反映出真实的贫富差距；甚至怀疑这个系数本身尚有缺漏。一位左翼印度教授笑了笑：“没什么，贫民窟保证了城市的多元化。美国亚特兰大和中国深圳那种单调的城市，有什么意思呢？”这话很前卫，也很文艺，所说的新城市确实有点像开发区，机器人的太空城，至少不合适拿来拍风俗片。但我只是怀疑这位教授用英文做完多元化的演讲后，与同行们共饮香槟后，是否愿意躺入蚊蝇扑面没有厕所的贫民窟？
2011年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发布全球饥饿指数(Global Hunger Index)显示，在81个受测国家中，中国排名第4，印度却排名第67，其42%的儿童体重过轻，被列入“极危”(extremely alarming)区间[9]。2010年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的第四次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结果，在受测的65个国家和地区约47万名学生中，依阅读、数学、科学三项评价，中国名列第一，印度名列倒数第二[10]……其实，印度远不是最糟的民主国家，一大堆可比较的数据在网上摆着。假定西方机构提供的数据大体可信，至少可聊作参考，那么单取透明国际2011年发布的世界各国清廉指数[11]：印度的官场腐败程度（第95位）比中国（第75位）略高。但比印度排名更难看的，还有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墨西哥（并列第100位）、亚美尼亚、菲律宾（并列第129位）、俄国（第143位）、海地（第175位）……在这种情况下，一位民主追求者走向世界，是否见民主都爱，凡民主皆亲，愿把自己的美国绿卡换成海地绿卡？
这位移民肯定不认为自己的犹豫是对民主半心半意和口是心非。但如果他认定中国民主一抓就灵，一抓就大富大贵洪福齐天，断不可能成为印度甚至海地，其理据似嫌不足。这就像有人宣称炒股一定能把自己炒成巴菲特，让大家听了不大放心。务实的态度恐怕还是理性比较，检讨一下问题民主和垃圾民主的教训，以为今后实践的借鉴——“巴菲特”们的成功肯定是这样开始的。
民主必须谨防分裂狂热。这个世界里特别烂的民主，大多烂在非理性分裂，如教派分裂（伊拉克等）、种族分裂（卢旺达等）、地缘族群分裂（阿富汗、前南斯拉夫等）、军事力量分裂（民初中国等）……较之于小国，大国像大房子，其中价值观溃散的大国更是又大又破的房子，抗裂性能当然更差。美国是一个多种族混居的大国，经多次惨烈冲突，最终才找到一些反分裂经验，其一便是严打“种族歧视”，在这一方面决不给自由民主。他们觉得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小说《撒旦诗篇》在中东应享受“言论自由”，调侃一下伊斯兰教算不了什么[12]；但他们相信在美国“调侃”任何种族都太算得了什么，惹恼非裔（不可称“黑人”）或犹太裔尤不可恕，警察立马拎着手铐上门。在好莱坞影碟库里随便抓一把，一部影视剧里如有一个黑人是罪犯，几乎必有一个以上的黑人是好汉，正如中国“文革”时期的电影里如有一个领导是坏蛋，必有一个以上的领导是贤主。这种屏幕上的小心翼翼，整齐划一的政治挂帅，当然是要远远避开他们的火药桶。由此可见，每一个社会都有特定的心理存量，启用正存量，避开负存量，是治理者不假思索的下意识反应。相比之下，中国也不乏关于族群歧视的争吵，“骚挞子”“苗拐子”“北佬”“河南蛋”等贬词远未绝迹，但从不涉及官司和饭碗，其原因无非是心理存量偏小，算不上高危。如果中国人因此觉得美国人小题大做，钳制言路，背弃自由主义，当然是犯上了美国式的国情近视症——放在民主输出时就必是民主幼稚病。
民主必须谨防财阀霸权。在一种民主化的政治生态里，王侯和军阀通常不是合适的身份，大多会转型为西装革履的大亨，哪怕黑帮也总要开一两家贸易公司的。既然枪杆子里一时半刻不再出政权，那就靠信用卡里出选票——金钱最可能成为新的霸主，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能推民主磨。菲律宾是东亚最为西化的国家，连国名也源于西班牙王储“菲利浦”，其语言、宗教、教育、政体等悉数复制前宗主国，二战后还有过加入美国的强大呼声，差一点成了合众国的亚洲连锁分店。但民主在这里的故事是，号称“家族王朝”的极少数财团占据了70%的众院席位和80%的参院席位，国家几乎成了王朝的赌场，以至国家经济排名从二战后的亚洲前三步步下滑，最终滑至“佣人之国”——靠输出保姆闻名（多年前安徽省？）。不仅如此，作为全球民主根据地的美国，资本君临天下也开始令人忧虑。据有关统计，77%的美国人相信民选官员为捐款人服务（盖洛普）；70%的美国人认为整个政府完全被利益集团操纵（《新闻周刊》民调）；93%的美国人认为政客会照顾竞选资金的捐助者（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报道）[13]……喊破嗓子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对此无能为力。更须特别指出的是，媒体市场化正给资本的攻心战与洗脑战大开方便之门。伊拉克战争，房屋次贷危机等美国主流痛悔不已的往事，当初都是媒体众口一词煽动的，与“水军贴”一手遮天并无太大差别。2010年，英国《新政客》杂志评选出全球50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新闻巨头默多克名列第一，大概就是对这种“媒体政治”“媒体资本主义”的触目注解。
从人们的长远利益看，民主还须谨防民粹专制。优质民主应产生卓越的领袖（们），产生优质的魅力与铁腕。华盛顿、戴高乐、罗斯福一类强人就曾经如此。他们被民众视为“救星”，被对手指为“独裁”，其形象更像导师和统帅，甚至迷得有人大呼“一把火烧了国会更好”[14]，恨不得重立一个民主帝君。在那种情境里，民主显然并不是简单的多数为王。民主主体的理性和成熟，常常表现为及时授权，即授权领袖（们）果断处置一些争议难决和公投不宜的事务——以防民粹主义昏热。否则，国家分裂、仇外兴兵、宏观经济调控、国际生态责任……这些民意最可能脱轨的地方，就缺失了必要的制动闸，任何制动闸也可能被“民主”浪头击毁。著名的“罗马俱乐部”成员乔根·兰德斯（Jorgen Randers）长期致力于生态研究，曾与同道合著《增长的极限》一书饮誉全球。他在新作中指出，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的、长期的问题，我认为，仅仅通过民主和市场是很难解决的。”[15]他对民主的不无失望，也许是痛惜这个世界越来越缺少领袖，只有到处握手卖笑的公关先生；越来越缺少解决问题的勇气，只有小恩小惠的许诺忽悠；越来越缺少大破大立的改革，只有利益板块固化之后的小心修补和脆弱平衡——什么大事也办不成。公关先生们治国，不过是同一剧本里同一角色的不同演员，最擅长亲吻小孩，探访孤老，与士兵同餐，秀一把街舞或飞盘，穿一条短裤冒雪晨跑以示肌肉，在庙会上披红戴绿花样百出……他们什么都做了，所有细节都趋近完美，就是对最紧要的公共事务不作为，或无法作为。一个外星人观察这个星球，也许会发现他们仍是一脸媚态，一身奴气，腰杆从来没挺直过，只是把讨好邀宠的对象从旧时帝王换成了当下民众，特别是手中政治献金充足的那一部分。
……
暂且说到这里吧。世上没有解不了的密码，也没有人性弱点无法侵蚀的制度——只是要有一点时间而已。在这个意义上，数学家们的搅局，有利于人们放下制度迷信，不断重返制度创新的起跑线，根据实际情况寻找更周密、更完善、更有针对性、性价比更高的民主，在运动中歼灭新漏洞，在改革中克服新弊端，形成一个个生动活泼的动态过程。这样的“民主”与其说像一个名词，勿宁说更像动词，涵义一再更新的动词。
在另一方面，专制者其实最乐见懒汉民主，或者说必是问题民主和垃圾民主，视之为自己的时来运转。在这个时候，他们既可以成为民众日益怀念、重新拥戴、回过头来热烈欢迎的救世主；也可以戴上民主面具，拉山头，立杆子，结门派，上下其手，无法无天，横行霸道，在乱世中狠狠捞上一把。无论是重登庙堂的大暴君，还是留任江湖的小暴君，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不错的买卖。
问题二：革命能否带来公平？
我以前看过不少革命电影：坏家伙一片片给铲了，好人却总是打不死，即便被打死一两个，也总是在临终前久久地抒豪情和交党费。那些天兵天将威武雄壮，光彩照人，全知全能，只待一声冲锋号吹响，就哗啦啦拔下山头或攻破城池，在金色夕阳下欢呼雀跃。
这种宣传最可能的后果之一是让人们对革命生疑。怀揣这一种广告书去历史现场验收楼盘，更会引发大堆的失望与苛求。
一位老大姐告诉我：当年游击队在山上流窜，夜里黑灯瞎火的，不知哪个鬼来睡了一把，别说谈情说爱，有时连人影也没看清。但老大姐不觉得这是羞耻。在随时都可能掉脑袋的那年月，拥抱是对每一个生命的怜惜，更像战友之间悲伤的提前诀别。
一位抗日老兵告诉我：他们当年在根据地种粮食，也种鸦片和卖鸦片。原因不是别的，政府拿不出足够的粮饷供养军队，特别是嫡系以外的杂牌，他们不得不自谋生路，至少也要有钱买药，让伤员接受截肢时能打上麻药，不再发出凄厉长嚎。
一位史学研究者告诉我：民国期间有一桩几位左翼青年被杀的著名血案，其凶手诚然是军政当局，但告密者却是这些人的同志甚至上级，无非是痛恨那几个家伙恃才傲物眄视同侪，为铲除“宗派主义”，不惜向官方密报了这些人的聚会地址——只是烈士们饮弹捐躯超出了告密者的预期。
一位战斗英雄团的团长还告诉我：他们的战绩没什么好说，要说经验么，就一条：抗命。上级在战前左一个通知右一个部署，要求严格区分军民和优待俘虏。但敌人那一方疯了一样，男女老少都来玩命，连受伤的俘虏醒过来，也在我们士兵的背上拉响手榴弹，拉的还是这位好心救护者腰间的手榴弹……这仗还怎么打？让那些发指示下文件的人来试一试？几乎不难猜测的是，为降低战友伤亡率，这位团长心一横，要求士兵们见人就杀，斩草除根，不留后患，所有罪过由他一个人去顶。全团上下就这样杀红了眼，整个战役中唯一的俘虏，还是打扫战场时在死人堆里发现的。
……
我不知该如何指责这位爱兵如子的团长。如果我没法指责，我又怎么面对那些死者，特别是那些老人、女人、孩子以及眼中透出无限生命渴望的伤员？他们在冲锋枪、机关枪、火箭弹、火焰喷射器的狂射之下一瞬间进入黑暗，再也不可复生。
这些也是革命。
至少是革命的一部分。革命就是狂飙，就是天翻地覆，就是破坏和剥夺，就是不得已的恐怖暴力，也是走投无路之后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因此必有误伤，必有冤屈，必有污秽，必有失控和混乱，必有凶狠激发的凶狠和仇恨偿还的仇恨……一句话，在英雄史诗之外必有其害，包括此方、彼方、第三方的惨烈牺牲。如果革命旨在造福天下，超越改朝换代的私利，那么这些牺牲都是革命者的痛楚所在，是内心的一次次撕裂，甚至撕裂到日后不愿再说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任何革命的胜利都是惨胜，任何革命的光荣都是哀荣，任何革命回忆都隐藏了巨大的沉默。与其说这一切值得夸耀，勿宁说更值得悲悯。正是一种令人泪流满面全身发抖喘不过气来的痛感，才能扩展人们对艰难和悲壮的理解，使致敬一刻像大海那样深广而宁静。
那些最痛、最难、最无告的日子业已远去。与马克思的预见相反，社会主义革命并未发生在富国，并不是只管分蛋糕。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传人特里·伊格尔顿相信：“将社会主义视作发展生产力的是斯大林，不是马克思。”“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事。”[16]照他所说，好像修水坝、建铁路、造飞机都是资本主义本职，社会主义只管签单接收，用不着去越俎代庖不务正业。但事实偏偏不像英国教授规划的那样按部就班。红色革命偏偏一再发生于乱国、贫国、弱国，更像是逼出来的，不是修出来的；是狗急跳墙，不是瓜熟蒂落；是绝处求生，不是无痛分娩——几乎是受难群体的双倍不幸。革命者压根儿就没见过什么现存的蛋糕。资源匮乏，技术落后，仇恨郁积，情绪暴躁，人才稀缺，知识零乱，起事仓促，无法确切预知后果……几乎是寻常的革命起始条件。一些高尚宅区里的精装版后人，如同皇帝面惊讶于饥民们“何不食肉糜”，从拿铁咖啡、TOTO浴缸、“甲壳虫”乐队、超音速飞机、都市立交桥、剑桥或哈佛的文凭里学会了文明，包括某些人洛可可化的马克思主义，如今也尽可以挑剔革命中的种种。然而革命前那一片极乱、极贫、极弱是否更好？革命所针对和所抗击的国土沦丧、军阀混战、饿莩遍地、流民如潮、欺男霸女、烟馆娼楼、市场和金融崩溃，是否应由当事人从容和谦卑地忍耐，再忍耐，继续忍耐，并且在今后严禁挑剔？他们依据什么、师法何人、从什么时候起把革命当成了一个必须光鲜和欢乐的大派对？
遇到窝心事，他们眼下也常用智能手机放言“革命”。那么他们是准备去参加派对，还是准备去尸体堆里爬上几轮，还是打算让哪些廉价的替身去代爬一下？
几乎所有法律都许可“正当防卫”，美国宪法也支持武装反抗侵占者，可见和平主义不宜成为滥用的教条，化剑为犁的梦想尚不敷急用。换一个角度看，这些条文也恰恰证明革命以外的暴力普遍存在，更严重的存在。俄国十月革命前的国家暴力在世界范围内数不胜数。不久前的一次伊拉克战争，据法新社报道，从2003至2013年已造成50万人死于战斗、误杀以及其它相关动乱[17]。由北美华盛顿大学、霍普金斯大学、西蒙·弗雷泽大学、穆斯坦西尼亚大学等合作调查的这一数据，摊入10年时间和2800万总人口，年死亡率为万分之17，相当于中国“文革”的28倍[18]。死亡总数（50万）则是中国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牺牲最大的淮海（徐蚌）战役5倍左右（战役双方伤亡约30万，其中死亡约10万）——但这与革命没关系，至少与社会主义扯不上。
“民主”是一种政体，“革命”并不是与之对称的概念，通常只是指和平改良无效后的手段替代，没有共赢可能时的零和对决。造反也不都是革命，具有公共性和建设性才更接近人们对“革命”一词的理解。相对比较而言，与张大帅、秦八爷、T少校、M长老、003号特工等搅出的动荡不同，社会主义革命以其思想理论、组织能力、社会改造详图等各项新指标脱颖而出，在历史上最像一次人民的革命。因为 20世纪上半叶这一幕，一大批“破国家”竞相建党建军建国，前苏联成为超级大国于前，中国成为准超级大国于后，两大发展高地隆起改变了世界版图，逆转西方经济强势，使全球财富占有的严重不平衡开始逆向回调，包括倒逼西方对日本、“亚洲四小虎”等前线盟友提供发展援助和经济优惠（在另一方面也倒逼西方国家建立和强化对内的社会福利）——这难道不是革命的赫赫成果？然而看看另一方面，苏中、中越、苏捷、越柬之间的武力冲突后来黯淡了它的国际色彩，削弱了彼此的同志情谊，模糊了共同的价值目标，使社会主义革命在多数情况下更像一种民族主义的强国运动，虽艰苦卓绝和难能可贵，却日渐内向、低调、小格局，国家化，几乎是一步步无奈“还俗”。“振兴中华”是大众层面最高等级的道德动员，比振兴我家、振兴我某某崇高几许。但在很多局外人看来，它不过是超级唐人街的闷声发大财，或东方之龙愤愤归来，与韩国人、越南人、中东人、拉美人、欧美人了无关系，甚至是一种可能的“威胁”[19]。国际主义在流行舆论中已变得闪烁其词，能否再现为普遍情怀，能否释放出强大实力，都还有待时日。
与此相关的讨论是，一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也能实现强国，也能“振兴”核弹和卫星，还有总量和人均的GDP。如果社会主义要兑现自己的承诺，要与资本主义有所不同，那就不能止于闷声发大财。仅就“平等”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而言，以往的教训可谓太多，前面还有长长的路要走。前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大肃反、中国“文革”中的劫难、“红色高棉”的狂捕滥杀、朝鲜的权力世袭……不幸成为革命后续故事和执政篇的重要部分，恰恰严重背离“平等”，使世人有足够的理由寒心。巨大的贫富差距（如中国2008年基尼系数0 .491），严重的权力腐败（如俄国2011年清廉指数排名143位），也让《国际歌》中的“英特纳雄耐尔”在很多人听来仍然虚幻和遥远。
有些左翼人士为之辩解：这里有一个过程，这都是难以避免的“代价”。那么何谓“代价”？如果红旗下的累累伤痕可视为革命强国的必要代价，那么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血迹斑斑为何不是资本救世的正常代价？这些左右合营“代价公司”，开出“代价”“学费”“时代局限”一类万能支票是否过于轻率？他们给所有不愿面对的事实洗地，给所有不愿进入的问题翻篇，一再把历史反思煮成了夹生饭。反思若停留在此，代价就成了白白付出。旧制度复位的强大势能，阶级社会穿上新马甲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也会被人们掉以轻心。
法国学者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叹息：“中国的文化革命是世界最后一次革命。”[21]也许此话说得太早了一点。1999年9月，英国广播公司（BBC）发起评选“千年第一思想家”，在全球互联网征集投票，结果马克思位列第一，爱因斯坦紧随其后。同年12月，路透社邀请全球各界名人评选“千年伟人”，马克思以一分之差略逊爱因斯坦，名列第二。2005年7月，BBC第四电台举办“最伟大哲学家”全民评选活动揭晓，马克思再登榜首，并以近两倍的票数差把排在第二的大卫·休谟远远甩在身后[21]……这些结果想必让一些知识精英看不懂。马克思并非百算百准的先知，但若无一种深藏的、隐形的、说不清的、无处不在的精神感召力，他不会成为一个巨大幽灵，重新游走世界各地。所授之“鱼”不等于所授之“渔”，哪怕前者全部过期，也不等于后者无效，更不等于后者所针对的沉重问题自动烟消。至少在很多投票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全球知识界的边缘化，使马克思更像一种宽广的沉默，一种无形的淹没和渗透，一种理解方法和表达机制尚不够到位的潜理论、潜知识、潜文明。与其说它是一堆现存结论，不如说它更像某种不可磨灭的精神象征和道义丰碑，时刻高悬在上的达摩克斯之剑。
利剑锋光再现，恰恰证明了现实危机日深，拆弹排爆的时间在一点点丧失。
知识精英们距离物质生产和生存困境较远，不一定确知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常摊上革命这一“意外”。从总的情况看，“刘项原来不读书”（唐代章碣诗句），大多数读书人长于理解历史，却短于操作历史，算不上主要操作手。1917俄国二月革命爆发时，列宁、托洛茨基等革命领袖全不在场，只是侨居境外的惊讶者，感觉上慢了一两拍。1911年中国的武昌辛亥首义，孙中山只是从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家餐馆的报纸上才得以知晓，而他此前一直反对在长江地区发动革命。一般的大势也许不难让人有感：失业（含失地）率20%以上就是革命预热区，越过40%就是革命易爆区，国库严重空虚（军警给养困难）则是革命成功的机会窗口……但这一切并不构成精准公式。大众的忍耐力有时远超人们想象，只要有一点残羹冷炙，他们也不一定愿意赌命。大众的能动性和坚韧性也总是远超人们想象，不管“革命”如何声名狼藉，他们仍能让马克思的高票率在今日王者归来，说不定在下一分钟就能在现实中惊天动地。或是斗殴，或是葬礼，或是谣言，或是迷信，或是一次暴风雪，或是一场音乐会……都可能成为历史一个新的起点。
知识精英们对此就只能无所作为吗？当然不是。考虑到革命多是在较穷、较弱、较乱的地方发生（在这一点上不妨忘记马克思），考虑到革命总是以国家集权为常态，至少为阶段性常态（在这一点上不妨部分忘记马克思[22]），尽可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知识普及，特别是对“文革”一类经验的消化，将可能使未来的社会大手术更多一些公共性和建设性，少走一点前人的弯路。
问题三：平等是否还重要？
流浪汉和贫民窟就那么值得同情？时代不同了，文人们动不动就大冒惊叹号的多愁善感是否早已过时？
人民的别称也许就是“庸众”（鲁迅语）。穷人中的懒汉、呆货、酒鬼、牛皮客、神经病、势利小人也许该对自己的失败负责。在关切大熊猫和小白兔以后，爱心过剩者把穷人也捎带一把，写入诗文或理论，垫高自己的公共形象，也许只是上流男女的心理吸脂和精神润肤。历史经验证明，膜拜穷人与迷信富人同样可疑。某些右翼学者强调优秀者必是人口中的少数，与孔子和柏拉图同样务实，说在一个“人民主权”宣传仍在延烧的时代并非不需要勇气。
问题是：何谓“优秀”？
假定各方能共约出一个关于优秀的标准，比如约定一个苹果比树干、树叶、树根更“优秀”，但如果苹果脱离这一切，斩除这一切，苹果何来？特里·伊格尔顿指出：“以地球上受苦受难的人为例，他们比他们的主人更能理解人类历史真相。”这并不是他们天生的更有道德，更不是他们更聪慧博学，只是因为他们“充分了解事物的灾难性，身临其境，或至少得到从那里传来的信息”，因此“才能摆脱幻想和既得利益”[23]。从这一点说开去，优秀者并非金玉之命，他们即便顾影自怜，隐居遁世，其实都受惠于民众的劳动、斗争、知识以及信息——包括次优秀者、欠优秀者、不优秀者的全面滋养。因此一个智商够用的优秀者，必像保护自己一样，去保护自己的营养供给机制，保护次优秀、欠优秀、不优秀的全部。
作为保护举措的一部分，优秀者也必然善用分配的适度差别化，奖优惩劣，扬善抑恶，促进这个营养供给体系总体向优，让“庸众”不那么“庸”，在麻将、彩票、鸦片枪、老虎机以外的地方，尽可能成为上述比喻中的好树干、好树叶、好树根以及好苹果——这正是平等的应有之义，是平等看齐高水平的必由之路。这种总体向上的平等，表现为对实际生活中的差别各方予以平等的关注、平等的回应、平等的处理，却并不许诺结果一拉平——倒是“大锅饭”更像是对庸劣者喂偏食和拉偏架。不过中国科学院的T院士在这方面胃口太大。他带来两个博士生当助手，在海景会议厅里播放视频，给一些作家讲解“知识经济”：“一个磁盘的成本不足五毛钱，产生于一般的体力劳动。但在上面写上信息，写上知识，其价值就可能高达百元千元万元，甚至千万元……可见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关系，在这个时代已被完全改变了。”
会议厅里一片惊讶和兴奋，一些才子喜得知音，纷纷竖起了双耳。
“知识才是一切财富真正的主人。”院士笑眯眯地举目四望，如期收获了全场的热烈鼓掌。
我差一点喷。这个比喻是否太搞笑？磁盘同纸张、竹简、龟壳一样，不过是书写媒介，如何能代表所有的物产？如果写下了谬误的知识，这一比喻就生生地坑爹，刚好大拆知识经济之台，直指成千上万的负价值和反价值。退一步说，院士尽可以相信自己是超凡出众的国宝，别人没法争辩，大家都可拥护，但既然说到“价格”那就不能光凭一张嘴。公共需求才是最有力的定价者。无人购买的知识在市场上一钱不值，产品、土地、矿藏、（瓶装）水、（罐装）空气、（度假海滩的）阳光等莫不如此。这就意味着，知识经济一旦把黑领、蓝领、低层白领等千万劳动者都打成院士嘴里的“五毛族”，满世界的穷光蛋，它也就消灭了自己的顾客。在这一点上，强调公平分配（至少坚守基尼系数的安全线0.4）不算什么高蹈道德，更像一条经营底线。它保护穷人，实际上也保护富人；保护穷人的购买力，也就是保护富人的销售力。它让“五毛族”大众可以买得起和用得上院士的知识，实际上就避免了院士坐拥伟大知识却缺吃少穿凄风苦雨的可能。没人赚自己的钱，都是赚别人的钱，因此赚钱前提就是他者那里有钱可赚。只有脑残者才会无视这种共生关系，以为大众统统穷得一个个吐血后，知识经济可以去月球寻找购买力，专利费源源不断自天而降。
这种精英通吃论，相当于宣布苹果的树干、树叶、树根统统枯萎后，唯苹果可以独大、独鲜、独甜。把这样的知识写入磁盘，能卖出正五毛还是负五毛？
“众生在我，我在众生（佛家语）。”这一类古训其实比T院士的“知识经济”更多一点像样的知识。毫不奇怪，历经“文革”前后这么多年里非左即右、此消彼长的等级化逼压，很多国人不免心灰气馁，对“平等”已不大打得起精神。想想吧，以牺牲千万人为代价的改良和革命都未能永保平等，一次次回到了历史原点，成了西西里弗面前永远推不完的大石头；连欧美那些发达国家也搞不定，被自由派大师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愤愤于“极端不平等毒害美国社会”[24]，那么发展中国家这样的低班生、留级生、垃圾生还能有什么戏？我们痛定思痛，是否该把“平等”这一件破烂彻底扔掉？
也许它一开始就只是一个传说？
这样做不是不可想象。问题在于，一旦走到那一步，不仅社会主义形同笑话，《人权宣言》也成了矫情——还谈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宪章》也成了疯话——还谈什么“一切民族集团应该有平等的权力”。不仅如此，基督也成了大骗子，居然蛊惑“信徒互为平等的兄弟”；佛陀也是一个可耻的教唆犯，竟胡说“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废奴运动、社会福利、公平交易、女权主义、慈善基金、法庭辩护、同性恋权利、餐桌礼仪、尊重隐私、制止校园凌霸、联合国安理会投票……统统是无事生非和庸人自扰，唯民贼独夫成了当之无愧的成功人士——这样的世界也许很有趣？
每天照常升起的太阳之下，作为文明之核，作为人类精神之基，平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用不着我们上天入地苦苦寻找。与其说它是一个虚幻的乌托邦，勿宁说它已是部分的现实，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早已广为普及。虽然我们听到“平等”一词，脑子里肯定已冒出诸多不平等现象，剜不去也打不烂的现象，没法高兴得太早；但反过来说，在一个已经平等的社会，这个词也就毫无意义，一如只有女人的世界里性别必定取消。换句话说，正是不平等使“平等”获得了顽强生命。一旦我们对不平等现象不以为然，牢骚满腹，愤怒难抑，破口大骂，我们就已经是“平等”派，“平等”的形象代言人，“平等”这一伟大传统的传薪者——虽然我们不一定自觉。如果大家都这样骂，“平等”就已经人多势众星火燎原大有希望。我们不会对正常的树枝发芽和月亮东升动怒，动怒一定是我们的意识和潜意识都在强烈拒绝。我们得明白自己在干什么。
没有平等，也就没有人间之情。一只鸡看见鸡血也会颤抖，一只羊目击同类被杀也会流泪，一头大象守着孩子的尸体徘徊和哀嚎不已，这种悲伤之情缘于感同身受，是对他者不幸受难的怜悯，故佛教把动物与人一同列为“有情”。手足之情，同窗之情，邻里之情，战友之情，同胞之情……所有触电般的感动，所有海平面呼啦啦一齐上升般的崇高感，无不是共同体的产物，在平等共存的关系中形成。决不会有人对侮辱者或掠夺者柔肠寸断，捧一张老照片潸然泪下。动人的爱情当然也是这样。海枯石烂、忠贞不渝、感天动地、刻骨铭心的美丽故事，总是展开在强者对弱者（有病、有难、有苦）的关系中，表现出不弃不离的信诺。如果事情调过头来，爱呵爱的就减持了不少灿烂情节，某种纠缠甚至涉嫌傍大款，占高枝，坐婚姻台，抢绩优股，“老子这一辈子赖上你了”……这种有偿性骚扰也可以鼻涕一把泪一把，却必定令闻者生笑。
没有平等，也就没有人间之义。这方面的道理无须多说。把“锄强扶弱”改成“锄弱扶强”看看，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改成“己所不欲偏施于人”看看，把“势利小人”改成“势利英模”看看，把“苟富贵勿相忘”改成“苟贫贱勿相烦”看看，把“路见不平一声吼”改成“路见公平一声吼”看看……这些话还说得出口？进一步说，人间若无义士，还会有民主？还会有革命？即便放到江湖黑道，这样没心没肺的人渣也活该被修理。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中正这样做，把“平等”污名化不过是某些知识精英对此施以学术声援，对受难和受辱的草民施以心理催眠，比黑道走得更远。其实，这些人不大管得住嘴，一不小心还是会说出上述传统成语，表现出对“平等”的藕断丝连和欲拒还迎。这种胡言乱语证明：他们若不是惊吓和犹豫于一种人渣词典，那就是他们经常不知自己在说什么，对自己找不到北。
“生活的意义在哪里？”现代人常常发出这种悲问。毫无疑问，在那些远离自然、远离劳动、远离底层大众的情义稀薄区，生活可以富足，却容易空虚，一不小心就可能形同精神刑期和地狱岁月，只能一天天瞎混。毒品，网瘾、邪教、追星、春药、宠物（含电子宠物）或有一点镇痛之效，却无法让阳光复照人生。文化生产也会随之缺血和缺钙。舞台上流行闹腾，画廊里流行搞怪，文学玩的就是一个空，怎么絮叨你就得怎么看，但各种“皇帝的新衣”凭借争奇斗巧金碧辉煌，仍可在市场炒出声威，进一步淘空公众的心智。世界卫生组织2005年的数据显示，全球1/4的人需要精神治疗。另有调查结果：中国未成年人的精神障碍患病率高达21.6%～32％，而此前12年里，中国抑郁症和焦虑症患者均新增1倍左右[25]。英国心理学家发现，“富二代”中的抑郁症和焦虑症是通常水平的2倍[26]。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所组成的一个心理学团队认为：“阴郁”已成为一种基因病，干扰氨基酸和降肾上腺素，形成神经信号过滤，而经历、文化、社会等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正作用于我们的脑化学[27]。我们无法确认哪些人应对脑化学的异变负责，但越来越多的表情改变不像是一种偶然。这种新型表情形似面瘫，出现在街头或校园，一张张向我们逼过来，总是阴郁，冷漠，僵硬，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不大会笑（哪怕旁人乐不可支），不大会哭（哪怕母亲泪如雨下），如同一直孤行于荒蛮月球。实在需要表情了，比如需要取悦顾客、同事、上级了，他们就用指头去勾扯面部器官，撑开眼眶表示惊讶，拉下嘴角表示悲哀——据说这是某些香港影视片传授的表情自助动作。
他们像是一些机器人，未能安装情感程序的漏检产品。
机器人？说对了，机器人正是人类可能的前景。很多科学家相信，到2020年，全新有机体的创造活动将非常普遍。基因、计算机、纳米技术一经结合，将是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技术革命，推翻我们目下大部分的知识。发明家库兹韦尔（Ray Kurzweil）断言：人类不到2045年就能用计算机解析世界上所有的思想，碳基生物和硅基生物将融合成单一的全球意识——网络传心术。一旦站在那个奇点，我们将超越生物之上，成为新的物种。率先给人类染色体排序的文特尔（Craig Venter）宣布：“我们不是扮演上帝，我们就是上帝。”——但有意思的问题也许随之而来：在那个新上帝的世界里，还会有“平等”这一回事？高科技会不会成为一种新的“上帝”和“宗教”，甚至像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警告的那样，形成新的强制和奴役[28]？
以芯片和基因的等级制，或以其他什么形式，社会不公的古老挑战也许还会一次次与我们相逢，再度考验人类的良知。
参考文献：
[1] 此文摘自作者《革命后记》一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参阅文稿》摘发时有修改。
[2] 见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又热又平又挤》，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
[3] 见戴锦华、刘健芝编《蒙面骑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4] 该书英文版原名是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中信出版社，2011年。
[5] 参见:栗月静《选举：一道政治数学题》文，载2011年第3期《看历史》杂志；约翰•艾伦•保罗斯（John Allen Paulos）《数学家读报》（A Mathematician Reads The Newspaper），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
[6] 见肯尼斯•阿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7] 美国博弈论大师布拉姆斯（Steven Brams）也确认，在选择对象和投票人增加的两种情况下，出现悖论的可能性陡然上升，完美的选举制度只是天方夜谭。参见前注有关著作及Game Theory and Politics by Steven Brams，Free Press，1975；Paradoxes in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onobvious in Political Science by Steven Brams，Free Press，1976。
[8] 见阿马蒂亚·森《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
[9] 引自2012年4月23日《华尔街日报》。
[10] 见PISA官网：www.pisa.nl。
[11] 见透明国际官网：http://www.transparency.org/。
[12] 拉什迪1988年出版了《撒旦诗篇》，以先知穆罕默德为负面原型人物，引起全球穆斯林社团的愤怒，多国出现示威游行抗议“渎圣”，伊朗悬赏600万美元追杀作者。西方各国抗议伊朗的决定，纷纷召回大使以捍卫“言论自由”。
[13] 以上转引自李世默《不为圣徒便为窃贼》，载2013年8月13日香港《南华早报》。
[14] 以上均引自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罗斯福部分），海南出版社，2004年。
[15] 见乔根·兰德斯《2052》及有关谈话，译林出版社，2013年。
[16] 引自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新星出版社，2011年。
[17] 引自法新社2013年10月15日报道。
[18] 这里仍取马若德和费正清估计的“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上限（50万）为暂约依据。
[19] 一些友华人士为此建议在理念和宣传上淡化民族主义色彩，即便不取“自由、平等、博爱”那种普世福音，至少不要输于日本军国政府当年“东亚共荣”一类公关策划，更需强调开放度与普惠性。
[20]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Last Revolution? by Alain Badiou，journal Positions，Winter 2005。
[21] 以上均见BBC官网：www.bbc.co.uk。
[22] 比如马克思从不相信“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集权方案，强调乡村公有制须以成员自愿为基础等，这些看法至少在俄、中等国的革命中都难以实行。
[23] 引自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务印书馆，2009年。
[24] 保罗•克鲁格曼指出“95%的收入流向了占总人口1%的最富有的人”，“超过60%的收入都流向了在总人口中占比0.1%、即年入190万美元以上的人”，详见2013年9月16日《纽约时报》。
[25] 分别引自2008年10月7日和2009年9月22日《文汇报》。
[26] 引自英国2013年11月10日《每日邮报》网站。
[27] 见2013年10月13日《华盛顿邮报》网站报道。
[28] Understanding Media by Marshall McLuhan，Routledge，2001。Just as“…by continuously embracing technologies, we relate ourselves to them as servo mechanisms. That is why we must, to use them at all, serve these objects, these extensions of ourselves, as gods or minor religions.”
http://www.guancha.cn/HanShaoGong/2014_11_18_300683_s.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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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24 05:1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