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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中国一开始就陷入乌托邦之困，困于一个人口大国的治理手段短缺。一批造反者荷枪实弹闯进了京城，面对满目疮痍的一个烂摊子，要在紧急状态下迅速实现强国，需要超强的管理和异乎寻常的社会动员力。但把所有的工具摆上桌面，就不难发现宗法缺位（族权废止），宗教缺位（神权几乎废止），而更重要、更普遍、更难办的则是金钱缺位。所谓资源匮乏，说白了就是缺钱，常处于左右支绌兜不住的困境。同步到来的条件是全球红色文化让钱的名声可疑；集权制度传统让钱的效能退减……诸多因素在此叠加，“物质刺激”就只能是一条残腿，进入战略设计的概率实在太小。奖金、股权、地权、佣金、版税、红利、年薪制、专利费、财产私有制等这些正常国家行之有效的手段，统统不合用和无法用。连当时的行政处分和法院判案也几无罚金一说，一大原因是：必需品分配仅能“保基本”，让大家都罚无可罚。
也许明眼人都能看出：此时桌面上所剩的工具只剩下权力，或者说政治。这个国家只能比一般国家更多借助和依靠权力。政治的微笑化、鼓掌化、皆大欢喜化已不可持续。政治荣誉、政治安全、政治地位、政治权力几乎成了唯一的分配品，是针对任何不服从者的唯一可剥夺物，相当于唯一的社会操控杠杆。
很多人把“文革”看成非理性的变态狂，一个大疯子领着几亿小疯子胡闹，却是一种最为懒惰的解释。他们把历史变成一堆精神病案例，可毫不费力地打发一切，却不会给读者增加任何智慧。
这些人似乎理解利益：比如能理解奸商的掺杂使假，理解传销团体的口号震天，理解毒贩子的铤而走险，理解豪门内争夺遗产的阴谋与暗杀……却不能理解“文革”。道理很简单：他们觉得逐利很正常，利益最大化是人之常情，哪怕有些人做得出格，也属于常人的一时迷糊——但“文革”不是这样。
他们似乎也理解信仰：比如能理解教门里的斋戒和苦行，理解功德心之下不惜倾家荡产的周穷恤匮，理解信众们的香火钱或“赎罪券”，理解卫道护法的大军征讨，理解教派冲突时的自焚殉教和人肉炸弹……却不能理解“文革”。道理也很简单：他们觉得灵修和拜神很正常，神学是对世俗生存的救赎，如果有些人行止过于极端，也属于常人的偶然出轨——但“文革”不是这样。
在他们的心目中，“文革”中大多数纷乱既与利益无关（不涉及工资和利润），也与信仰无关（有拆庙毁寺的宗教之难），因此只可能是一堆精神病案例，超出了常识理解的边界。
见过傻的，哪见过那样傻的？
他们恰恰忘了，攀比与竞争是人性基本面之一。当人们的利益被一种平等分配体制锁定，当任何人都不可能在财产私有制取消后思富和求富，大富和暴富，夸富和炫富，新的“利益”便登场了，或说开始凸显——政治荣誉、政治安全、政治地位、政治权力不过是新的面包，隐秘的利润和股权，同样能引起斤斤计较。当唯物主义者们挟“上帝死了”的时代大势，在高歌猛进的科学潮流下唾弃宗教，那也不过是关闭另一扇求富之门——天堂，地狱、六道轮回、因果报应之类，作为宗教所许诺的彼岸奖罚，相当于面包的期权，亡灵的保险受益资格。事情到了这一步，当生前与死后的利益都不容异动，那么新的“利益”便是唯一的利益。换句话说，唯政治荣誉、政治安全、政治地位、政治权力构成市场流动性，势必被公众趋之若鹜。天下熙熙，皆为政治来；天下攘攘，皆为政治往。“文革”的熙熙和攘攘有何难以理解？
如果说逐利，这当然是一种非物态的逐利。
如果说利益最大化，这当然是一种非物态的利益最大化——至少在政治权益可兑换成实惠前是这样。
我们有什么理由采取双重标准，把这一些再寻常和再务实不过的逐利者，看作一大群疯子？我们有什么理由对逐利这一最基本的人权和最普世的生物性大惊小怪，然后对自己的逐利业绩倒是津津乐道？
这事其实早已不算新鲜。法国学者鲍德利亚（（Jean Baudrillard）已敏感到非物态的利益。比如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中，他认为所谓“现代”是以工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霸权上升为特征的生产时代，而所谓“后现代”则是一个由符号、代码和模型控制的模拟时代。在后一种处境里，消费实际上已经超出实际需求的满足，变成了“符号化物品”“符号化服务”中所蕴含的“意义消费”[ 见鲍德利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另一个法国学者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没走得这么远，仍对物质和经济保持足够重视，不曾把马克思学说讥为“蒸汽机时代”的“拜物教”（鲍德利亚语），但也对“文化权力”和“符号资本”备加关切[ 见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他们的思想焦点从物质移向精神，从实体移向符号，从生理需求移向心理需求，从使用价值移向意义价值。这当然较容易解释当下的媒体社会，解释名牌汽车、名牌衬衫、名牌手袋、名牌月饼一类现象，解释为何有些人哭着喊着就是“不要最对的，偏要最贵的”。家住你隔壁的那哥们，花1000元买下一盒月饼，较之于20元一盒的月饼，吃起来差不多，似乎买得很亏，但他大举砸钱买下一堆精美包装所带来的体面感、愉悦感、阶层认同感等，可能“比现实更现实”（鲍德利亚语），比利益更像利益——据说这就是后现代社会的新法则，被传统学界忽略。
非物态利益并非后现代专利，与经济发达和物质剩余并不构成唯一关联。在物质短缺的年月，鲁迅小说中的阿Q与王胡早就开始计较面子，计较一个咬虱子的响亮度，为此一决高下大打出手[ 见鲁迅小说《阿Q正传》载小说集《呐喊》，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肥大虱子所引起的荣耀之争，一场穷光蛋之间展开的心理侵占和精神屠杀，在这里也是“比现实更现实”。在利益冻结的时代，因种种特定条件，“文革”也可以成为一个符号的大产地、大卖场、大股市——别无选择的民众心理需求悉数汇集于此，犹如过量的现金流入市，推动了一波又一波山呼海啸的追涨杀跌，使各种政治符号的价位不断飚升。这些符号若虚若实，不像物质财富那样看得见，摸得着，容易算计，让经济学家们用不上方程式和微积分，但它们构成了当事人最真切的日常感受，同样是可以占有的，流转的，储备的，剥夺的，对冲的，炒作的，分配的，垄断的，继承的，价位波动的……一个人只要稍有想象力，几乎可把经济学的全部用语抡上来，用于这个符号生产和消费的全过程，得出权力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系列恰当隐喻。
这些甚至不是隐喻，不过是实说，只是我们的一条舌头被语言旧习切削，在经济用语之外显得词汇太少。
一条红领巾就是这样的符号。
当年有的小学生为了得到它，不仅抢先擦黑板和擦窗台，放学途中还眼珠贼溜瘤地转，太想捡到一个硬币甚至一个钱包，去交给老师以示自己高尚无私——我就有过这样的勾当。
有的孩子为了得到它，去老师那里揭发同伴的劣迹，包括偷摘桃子、街头打架、往女同学的抽屉里撒尿，一心竖立坚持原则爱憎分明的自我形象——我的一位发小就是这样成功的。
有的孩子为了得到它，在防空演习中拽住一个小同学，硬要对方趴下，见对方不配合，便一脚将其踢翻在地，自己再重重地压上去，压出了身板下一阵哇哇大哭——他觉得电影中的英雄掩护战友就是这动作，自己万万不可放过勇敢一下的机会。
还有的孩子为了得到它，常去公园、广场、街头巷尾侦察巡逻，看一些形迹可疑的男女是否在偷偷拍照，是否在提包里暗藏了发报机——他们觉得来自台湾和美国的特务一定鬼鬼祟祟，一定长得歪瓜裂枣，时不时向同伙打暗号，最终不可能逃脱自己的火眼金睛。他必须为革命一鸣惊人，让老师和同学们从此刮目相看。
……
多年后的孩子们可能十分困惑：不至于吧？一条红领巾，一个加入少年先锋队的资格，又不是什么智能手机或高考加分，怎么就让那些家伙中了邪？一旦时过境迁，当社会出现了多元价值标准，有了其它领域里的竞比，比方看谁的滑轮鞋更时尚，看谁的摇滚唱得更酷，更谁的电子游戏装备更多，看谁的全家出国旅游更High……一条红领巾当然大大失重。谁要是为它焦虑不堪，肯定被同学们觉得脑子进水。谁的父母要是抓肝抓肺地逼儿子写上几十份入队申请，肯定被其他学生家长笑晕。不过，这个道理的另一面恰恰是：正因为缺失滑轮鞋、摇滚乐、游戏装备以及出国旅游，红领巾才会成为校园里最重要的符号，最重要的人生增值，在生活中的相对权重大大增加，在感受中的边际效应突然放大——那些小屁孩，即便没怎么“后现代”，还是会情不自禁地为之挖空心思千辛万苦。
事情不可能有别的结果。
在这里，他们通常会采用两种竞争方式：
一，奉献型竞争，如表现自己的无私（拾金不昧），释放自己的勇敢（义救战友），如此等等。
二，攻击型竞争，不是针对自己的伙伴（揭发劣迹），就是针对幻觉中的敌人（搜捕特务），如此等等。
奉献与攻击其实是同一种竞争，用力方向不同而已，分别指向价值标尺的两端，即自我成圣和外在擒魔。
全民圣徒化
奉献型竞争的结果，是全民“圣徒化”。
“圣徒”一词在这里也许不大合适，因为真正的圣者习惯于“自我立法”（康德语），明心见性，替天行道，无须参与什么竞争，更不会在意他人的脸色。中国人所熟悉的彭湃大概就是这样。这位大少爷生于钟鸣鼎食之家，即当时少见的大宅豪户，自述家况是“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1500人。”“男女老幼不上30口，平均一人就有50个农民做奴隶。”他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求学归来，从自家开始革命，亲自把田契分送给佃户，见对方不敢要，便把他们召集起来，当众烧掉所有田契，宣布“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从那一天起，他戴上竹笠，光着脚板，带着旱烟袋，用通俗的语言与农民交谈，不久便成为当地农民运动的领袖。显然，他走向革命并最终就义刑场，既不是求现世的衣食，也不是求来世的福报，与任何利益没关系。
如果说造反常有贫困逼迫的利益动机，苦行常有上帝补偿的宗教背景，那么20世纪一批出身于豪门的无神论者，奋发蹈厉，救国救民，堪称人类精神史上一大奇迹，表现出人格最可能的纯度与高度。邓稼先也是一例。身为北大教授之子，他在美国拿到核物理博士后一周之内便匆匆回国，一头扎进国家的原子能事业。他与杨振宁是老乡、发小以及专业同行。较之于后者在美国的优越生活，还有一份诺贝尔奖的殊荣，他默默工作在戈壁滩上，过了八年啃窝头吞咸菜的单身汉日子，身受核能射线伤害，谈不上什么世界量级的理论建树，当然是亏大了。只是二十多年后杨振宁访华，问及中国的原子弹成功是否有外国人参与其中，他一时不便回答，直到对方在上海即将登机回国，才托人捎去一张纸条，竟让对方泪流满面。其实，那张纸条上只有简短的一句：你所知道的这一切全系 “国产”。
诺贝尔奖得主的泪水至今是谜。他揪住纸条时的泪奔，是哭老同学的一生清贫一生沉寂一路坎坷，还是哭自己至尊至荣却永远错失了一个机会，还是哭舷窗外那一片正在下沉的熟悉山河突然模糊难辨？
百年中国充满了太多泪水，布满了彭湃、邓稼先这样的精神之星，提供了一个古老民族成功自救的闪闪注解。但理想与信念在任何时代都是稀缺品，借用前人“君子”之说，“真君子”以外不乏“仿君子”，还有“假君子”，如同星星之外有光晕，有黑暗，构成了更大的精神空间。
我的一位罗姓插友，因略通平仄便自叹诗才埋没，中年以后总是抱怨当年：他在一个小山村当民办老师，负责四个年级共十几个孩子，又当老师又当保姆还得种菜喂猪，那算是人过的日子？他砍柴时被蚊虫叮咬得满头是包，挑水时滑到水塘里差一点淹死，有一次在卧房里还踩到蛇，遇到哪个孩子内急，裤绳打成了死结，他解绳结解出了自己一头老汗，直到对方最终哗啦一声拉在裤裆里……一位诗人的青春年华就抛掷在这种臭烘烘的气味中。
从他的抱怨可以看出，他根本不愿那样做。如果他那样做过，真真切切那样做过，不是什么理想和信念作祟，不过是被奖状一类政治符号逼的——何况这些符号可能兑换成今后的某些实惠，比如招工回城。据实而言，他只是被一场圣徒化运动压迫得喘不过气来，每有一份奉献，心头便暗积一份委屈；做出的业绩越多，委屈感就越强；直至形成一种越来越大的心理势能，最终像堰塞湖一样溃坝，滔滔抱怨一泻而出。“我那时候蠢得像一头猪呵！”他眼下不能不这样大骂。
但那时的他又能怎么样？人家老太太都在大雪天里光着膀子出工，人家铁姑娘不找到矿苗就决不结婚，人家知青伙伴为救一头猪仔毫不迟疑地往粪池里跳……他没法不随波逐流，终于做成了一个陌生的自己。
与他的情况相似，在通向“文革”的岁月里，理想和信念喷薄而出，中国有千万个王进喜在餐风宿露之地奋斗，千万个焦裕禄在凄风苦雨之时拼争，千万个雷锋叔叔在街头扫地推车扶老携幼——我的同辈人哪个没这样争先恐后过？“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热潮席卷全国，人们看上去都是“颗颗红心向北京”，都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特别是一些党团员，依照公认的道德标准，他们的天职就是充当圣战死士，奋勇当先，指哪打哪，决战决胜，“一辈子吃下两辈子的苦”，成为激励民众的行为示范。但潜在抱怨者肯定不是少数。他们也奉献了，不过是被动员会、表彰会、总结会、现场会、报告会、讲用会一类轰上阵的。一句流行语是：“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当后者缺失了“税”一类经济手段，“会”就成为工具替代，成了权力运作的主要舞台，社会各方心力交集的高压区。哪怕是一个闲会，一堆车轱辘话磨牙齿，没什么实质内容，但坐席排序已是等级的高清显影，口气和表情已是权力的现场升压，其实还是颇有内容的。在旗帜、会标、口号、齐唱、领袖画像所组成的严重气氛下，革命潮流气场强大，声势逼人。一次点名批评，一些受奖名单的宣布，更不说当场生效的提拔或罢免，都构成了政治权益的动态性再分配。哪怕是台上人的一个脸色，也能播下小情绪和微感觉，让当事人明白自己的盈亏，接下来的被孤立感、被排斥感、被歧视感、被压抑感将如何增减。
美国的苹果公司的乔布斯曾有“现实扭曲力场”一词，发现精神、氛围、愿景、领袖魅力可引爆生产力的奇迹[ “现实扭曲力场（Reality distortion field）”是苹果公司内部在1981年创造的新词，用于描述靠精神力量打造现实奇迹。]。如果他见证过“精神原子弹”（毛泽东语）在中国的巨大冲击波，恐怕会更多几分惊讶。还需要什么物质刺激的解决方案吗？一时间，王进喜、焦裕禄、雷锋等英模效应热遍全国，连酒鬼、泼妇、小偷、懒汉、烂崽都汇入了“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泽东诗句）的道德满堂红，在思想改造的速成班毕业。1949年后的生产热潮、学习热潮、节约热潮、技术发明热潮、技能竞赛热潮、水利建设热潮、捐金献玉买飞机的热潮、抗美战场上杀敌立功的热潮、打苍蝇灭老鼠的文明卫生热潮……都是在没有奖金和股权的情况下实现的。有时拿一条毛巾或一个搪瓷杯作为奖品，就算是重奖了。上一次红榜，就相当于董事会派送干股了。劳动成了个人或团体的擂台赛，于是充满体育竞比的乐趣。贫困被更名为“朴素”和“磨练”，也成了骄人的心理资本。大会小会之下，民风改观，民气高涨，民心亢奋，圣徒化看上去已成为人民主权实现的标准风格和必然气象，成为人类正义事业的无限活力。万千国民都以义工或半义工的方式投入新时代，以殉道或准殉道的风格改天换地，岂止是“现实扭曲”，完全是现实魔变。连我的那位罗同学也响当当地混上了“优秀教师”，把村里的娃娃一个不少送上了知识之途。他未必知道，正是像他样的乡村教师，大大降低了全国的文盲率，成为中国日后变身为制造业大国的重要条件——多年后的一天，一位外商对我说：东南亚的劳动力价格不到中国的一半，印度和孟加拉的价格更低，但他决定把工厂办在中国，第一原因就是看中了这里打工群体的能读会算，综合素质较高。
我把这事说给罗同学听时，他眼里一片疑惑。他不觉得自己与那些外商有什么关系，与眼下的市场经济有什么关系。
如果听懂了，明白军功章也有他的一小半，他倒可能更加愤怒：“鬼佬发财，能给我一毛？”
但一个隐秘的故事就这样发生，甚至不为千万当事人所觉——无论这些人是高纯度的君子，还是跟潮者或胁从者等低纯度多数。据国际学界普遍接受的麦迪森（Maddison）数据，以实际购买力的标尺换算，195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48美元，低于同年印度的619美元。但这个数据到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前的1978年已达978国际元，超过印度的965国际元[ 出自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载《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新华出版社，1999年。]。麦迪森后来还认为，中国六十多年来的官方数据前偏低后偏高，若按不变价格计算，197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应向上修正26.7％[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How Fast Has GDP Grown; How Big Is It Compared with the USA? by Angus Maddison and Harry X. Wu，2007。]，即反超印度的幅度更大。另据世界银行有关数据，中国的识字率至20世纪末已超90%，而印度的文盲率仍接近40%。1962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反超印度，至1978年已约高于印度10年[ 转引自2009年第5期《亚太研究》杂志。]。由汽车、喷气式飞机、万吨轮、万吨水压机、“两弹一星”等组成的初步工业化体系，不仅使中印两国拉开较大差距，在世界上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里，也不失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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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前的近三十年经济发展是急就章，粗线条风格，其中景和远景的效果不错，一到微距镜头下便问题如涌，少不了用风箱拉出来的土产铁锭，用锤子敲出来的杂牌汽车，用算盘扒拉出来的导弹轨迹参数。但中央集权和强势政府的短处是民意上达难，长处是社会动员易，集中力量办大事倒是不时得手。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穷人版和冷战版的强国方案，一直使西方主流学界困惑和惊讶。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冷战后欢呼“历史的终结”，在其新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却认为：“印度民主明显的混乱和腐败，常与中国快速和有效的决策形成强烈对比”[ 引自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比发展粗线条更为触目的，如果置于高倍数放大镜下，当显现为一种群体心理的异化。但人们对此倒是很少注意。
似乎是印证“利弊相生”的老话，这种异化不过是全民圣徒化的B面，热浪下的暗流。1957年后，随着反右运动加剧全国性紧张，看似低成本/高效能的政治杠杆出现高烈度效应，撕开了一道道社会裂痕。竞胜者们上红榜，戴红花，去北京观礼，与之相反的是罚站、罚跪、游街、上漫画、挂黑牌、学驴叫、挨耳光、剃光头、脱衣挨冻、降工资、丢公职、劳动改造、遣送回乡、被拘下狱……常常成为“插白旗”或“划右派”“划右倾”的具体落实形式，成为惩戒的各种新招。此时的荣誉分配，实际上已成权力分配，甚至权利分配——与各种物质利益开始挂钩。换句话说，如果说此前的奉献型竞争大体上源于某种精神动员，由志士英模一类提供引领，那么此后便更多出于强权威逼，不但“触及灵魂”，而且触及皮肉，羞辱和迫害足以令人惊恐。
事情正在一步步起变化。
有利益就有投资。有暴利就有投机。投机无非是向前多走了半步，滑入了投资的脱轨。一个政治股市的全面沸腾必然诱导大批投机者建仓做多，股价一路拉抬疯涨，与真实价值严重背离。假君子本是生活中潜在的大数，本就鼻子最灵，一旦嗅出新的影子利益所在，拍胸脯、放豪言、大张旗鼓的调门便没法不火爆，说假话越来越吃得开。你的指标高，我的指标更高；你的口号响，我的口号更响；你的业绩感人，我的业绩更感人……这种奉献的口水化往往使真君子相形见绌，甚至成为彭德怀那样的破产户，蒙受“保守”“右倾”“右派”“反党”等各种恶名。
很多暴动者在革命后尚缺乏足够的知识技能，更未转型为专业经理，甚至不知专业经理为何物，于是更容易在效忠上下注，使经济活动全面政治化。这正是“大跃进”最大的风险。心存战争年代捷报频传的回忆，毛泽东当然不缺美国学者沃马克（Brantly Womack）所说的“独断的乐观主义”[ 沃马克称之为“毛泽东政治思想两个特点之一”，见其《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附录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以至他1956年就大胆提出“中国第一”的战略目标，其抱负惊世骇俗；后来受苏共赫鲁晓夫“15年内赶超美国”的刺激，把不久前“50到60年”的时间表大大提前，锐减为“25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 引自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人民出版社，1976年。]，一心轰油门，截弯道，过载超车，尽早把美英列强甩到后面去，一吐民族图强的心中恶气。他批判以周恩来、 陈云为代表的“反冒进”，批判彭德怀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无不出于这种急于求成之心。
但毛泽东从来都是乐观主义者，为何偏偏失手在这里？一些党史专家说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不熟悉经济规律”[ 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中共党出版社，2011年。]，没怎么挠到痒处。一介书生变身为常胜的三军统帅，变身为统战高手和舆论大师，其看家本领就是边干边学，以实践为师，为何反被和平时期的炼钢和种粮难住了？炼钢与种粮，不是什么高科技，不会比打仗更难学。这事很多人都干过，几百年甚至千多年前就干过，在不用躲炸弹、不用吃野菜、要人力有人力、要时间有时间的情况下反而干不好了，相关经验高深莫测，有点说不过去。还有些党史专家把事情归因于他“出国太少”，不像周恩来、邓小平那样容易“接受现代化的新观念”[ 见金冲及文《新中国的前三十年》，载《文史参考》杂志2011年第13期。]，更是经不起推敲的市井之议。邓小平在法国喝过洋水，但他后来问：“‘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 引自《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钱学森，一个双料博士，一个旅美教授，国外的见识要多少有多少，后来同样公开撰文对“亩产万斤”的粮食乌龙提供理论上的可能性[ 见1958年4月29日《人民日报》上钱学森文，言及光合作用尚未被充分利用的问题。]，客观上未能阻止人们的冒进。
事实上，正如一些人注意到的，相对于不少同事，毛泽东学习经济没少下功夫，曾密集求教于有关专家，对苏俄教训殚精竭虑，在大江南北的视察日夜兼程。同是相对于不少同事，他很多时候还相当审慎。当河南省委第一个提出“苦战三年，改变面貌”，他提笔加了两个字，把后半句改为“基本改变面貌”，提倡留有余地。接下来，在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在同年的武昌会议，他都表示要“反左”，强调“压指标”，肯定“商品经济”；在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他重提“价值规律”，疾呼“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客观上阻击了高征购），其观点被很多与会者疑惑甚至抵触；在1960年，他亲自起草中央的《紧急指示信》，严厉批评“共产风”；在同年12月的北京会议，他指出“天灾”以外有“人祸”，让很多听众吃了一惊；在1962年的北京“七千人大会”，他更是部署全国经济工作的向右调整[ 以上见王任重日记、薄一波回忆等，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要命的是，他一次次警惕浮夸，却把最大的浮夸放过了；一次次提倡调查，却把最该做的调查忽略了。无论是处理上左而下右，还是处理下左而上右，他始终把“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假相当成真实，把“群众要搞”“群众发明的”“不能让群众泄气”“保护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同上注。]当作调整底线，却不明白正是这种“积极性”水分极大，是一颗嘀嗒声越来越响的定时炸弹。
当道德与政治合成一把尺子，政治高调成了道德强势，道德上进成了政治拉风。这相当于以政治劫持和架空道德，造成毫无底线的虚夸之辞决堤泛滥。正是在这里，要说头脑发热，与其说毛泽东热在“建设经验不足”，勿宁说他热在对人性和民心高估，对各地、各业、各级的激情秀失察，对投机者们的忠诚态和豪壮态误判，从而对一个权力社会的体制弊端缺乏准备。他越是求教、问计、视察、调查，倒越可能困于谎言和虚夸的汪洋大海，越可能被四面八方的“积极性”迷惑。他在这一过程中的失误既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说主动，是因为他倡导、推动、相信了全民圣徒化运动；说被动，是因为众多假圣徒最容易充斥他的视野，最容易毒化公共舆论和国情认知，造成经济工作的盲动。因此，他还来不及高兴工业化开局的成功，来不及高兴国家周边军事压力初步缓解，一大堆权力社会所产生的巨大政治泡沫，一种信息扭曲机制由层层谎言织就和滚结，最终把他架起来，投入了要命的1960。
他后来说：“饿死人，到 196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 转引自见金冲及文《新中国的前三十年》，载《文史参考》杂志2011年第13期。]迟到的真相终于引起高层一片震惊，国务院顷刻之间几成救火队，进入紧急状态，总理废寝忘餐抓粮食，每周都要核查各省存粮数、缺粮数及运输计划，连火车车皮都要亲自具体安排。但事情已有些来不及了。全国的浮夸风带来高征购，早把很多农民的口粮和种子征走，使不少地方哀鸿遍野，乞丐如潮，野菜都挖无可挖，完全不是新闻报道中粮食多得让人发愁的那么回事，不是上报材料中吃肉要广泛动员的那么回事。有些地方官员明知民众缺粮，还打肿脸充胖子，同意向外地调粮，更加剧了灾祸。陈云后来强调：“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显然就是指这一类情形。据官方资料，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1千万，1961年又减少348万[ 引自《中国人口年鉴》，中国社会科学人口研究中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后来右翼学者多认为这个数据不实，估计饿死者高达3千万，甚至4.5千万。
到底是几个千万，至今争议未绝，各种出于估测的数据难于定谳。也许这事对于统计质量的较真有意义，在历史反思中差异并不大。即便取其最低数，一千多万已是整个全球一战的死亡人数，相当于50次唐山大地震，摊到每个大省都接近两次。即使再挤去一些人口统计混乱中可能的误差，仍是惨绝人寰之祸，发生于一个和平时期，难道不让人目瞪口呆？
惨祸重罪无法开脱。我身边很多知青的相似经验是，农民们每当被干部组织起来“忆苦”，最常说及的“旧社会”之苦，一是躲债和逃荒，二是日军侵华，三是“大跃进”，总是搞得主持人啼笑皆非。主持人把后一个话题一掐再掐，但诉苦人声泪俱下一次次绕回来，看似稀里糊涂缺心眼，其实是忠直与顽强。
据说，正是在这一年的某日，毛泽东在卫兵面前失声痛哭，决定不再吃肉，与全国人民共渡难关，直到自己患上水肿病，一年后瘦了十多斤[ 见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全民警察化
李准编剧和鲁韧导演的《李双双》，是“文革”前流行影片之一。片中的女一号李双双是人民公社社员，有火辣性格和一张快嘴，最爱“管闲事”，经常同村里的自私落后现象展开斗争，因此屡被丈夫埋怨。丈夫喜旺顾及情面，怕得罪人，遇到妻子在外生事，便不论是非一味软弱，出面向当事的对方赔不是。俩夫妻在一系列纠葛中打打闹闹，哭哭笑笑，分分合合，最终当然是妻子的共产主义精神大获全胜，并且揭发和制止了金樵、孙有贪污运输费的劣迹，保卫了集体财产。生产队一片麦浪滚滚的丰收景象里，双双与喜旺也花好月圆，恩爱更深。
这一影片广受热捧，家喻户晓，其思想取向成为后来很多文艺作品的母题，催生了《家庭问题》《年轻的一代》《霓虹灯下的哨兵》等热片，显示出此时的政治气温一路推高，监督和批判已深入家庭，深入基层，遍及社会每个角落。一种严肃的政治是非之争，哪怕在夫妻之间也难避免——虽然《李双双》尚处于温和阶段，以男欢女爱落下了甜蜜的句点。
喜旺的人情主义其实来自古老的文化纵深。胆小、圆通、苟且、无原则、随波逐流、和光同尘，即孔子所痛恶的“乡原（愿），德之贼”[ 引自《论语·阳货》，载《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也。这种农耕定居社会里常见的处世态度，这种熟人社会里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万能笑脸，认情不认理的泥水匠工夫，一直构成了国家再造的文化性格缺陷，哪怕在“文革”结束多年后，也仍是众多“人情票”和“人情案”的酵母，是生成腐败的心理土壤，危及民主与法制。在很多人那里，有时只不过是一两年的同窗之谊，不过是一两次碰杯之欢，就足以使人胆比天大，做假证或做假账比喝水还容易。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只要与自己无关，与自己的亲友无关，再臭的一团狗屎也忍得下。许多知识精英对此不可药救的人情泥潭一直痛心疾首。手机上一个段子说：“中国人可山寨一切，只有民主与法制山寨不了。”
对物的山寨当然易，对人的山寨当然难；正如关于物的理科教学易，关于人的文科教学难。人的血管里流淌着文化习染、知识沉淀、制度烙印、自然禀赋等，任何云计算和大数据也难以确切描写。
面对这一泥潭，彰公法而抑人情，展开广泛的刮骨疗毒，倒像是针对中国传统的一次空前挑战。这里的大义灭亲和大公无私，更多一些商鞅、李斯的古代法家风格；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习惯，接近西方的宗教，比如基督教的忏悔，基督教的诫训，基督教徒小组定期聚会的“证道”——大家围坐一圈，现身说法，勤加检讨，洗心革面，努力改造世界观和人生观，相当于基督版的“支部会议”“组织生活”“内部整风”。这种大规模的民间心灵再造，充满着法家的严厉感和宗教的神圣感，以千万个李双双围歼“人情风”，与“乡原”确实格格不入，不失为新民运动的大破大立，史无前例的急风暴雨。
卖淫、赌博、毒品、走私、会道门、童养媳、小老婆、高利贷、人口买卖、诈财的神婆巫汉……这些旧中国的毒害尽遭打击，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不仅让国民们印象深刻，也让很多访华的外国人惊讶，包括一位英国作家，后来被美国前总统杜鲁门秘密约谈，应邀写出专题报告印发给民主党的外交事务咨询委员会[ 见1976年6月16日《参考消息》载记者对英国作家格林（Felix Greene）的采访报道。]。一般意义上的犯罪率，据联合国国际犯罪防范中心数据库，取1950至1965年间中国的最高值十万分之64人，较之于2000年的360人，尽管立案门槛前低后高，可比性大打折扣，仍只够1/6[ 网址为http://www.uncjin.org/Statistics/WCTS/wcts.html。]。其中“文革”前夕的1965年，犯罪立案率接近最低值，每十万人中仅29人[ 见唐树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犯罪发展变化及其理性思考》，载《犯罪学论丛》第1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不足同期美国的1/70[ 美国1965年的犯罪人数比为每十万人中2200人，引自Crime in the US, 1960-2004，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2006。. ]。时值美国约翰逊政府发动“囚犯战争”（War on Prisoners），夜不闭户和路不拾遗在中国很多地方却成为寻常。作为一个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女儿，我母亲不会特别赞同革命，但革命鼓励女性反抗包办，不随夫姓，甚至可休夫改嫁，也消灭了鸦片、赌博、娼馆以及小老婆，让众多家庭的丈夫免于堕落，为众多主妇摘除心病，足以让她一辈子盛赞新社会。哪怕在每天只有几分钱菜金的穷日子里，哪怕在“文革”结束多年后的富日子里，她也始终把毛泽东的画像高挂于墙——这样的老太婆不在少数。她们想必都能回答蒋介石为之困扰多时的问题之一：“为什么妇女不相信我们？”[ 引自前蒋介石新闻秘书郭岱君回忆谈，载《国家机密》，香港明镜出版社，2013年。]
官员的清廉作风被很多民众日后怀念，也事出有因。群众运动说来就来，对早期贪腐多少形成了一定的阻遏。那时当官的薪资本就不高，一旦没忍住伸了手，贪了公家的几个馒头或一个热水瓶，便相当于市场经济发达后的官员拐跑千万巨款，立刻被公共舆论吊打火烧，在大字报的海洋里身败名裂，说不定还丢掉乌纱帽。连刘少奇的夫人出国访问时多备了几套旗袍，邓小平有时打打桥牌，也曾作为“走资派”的著名罪证，在“文革”中传遍四面八方。那时的机关办公楼里常常不见人影，官员们为改革（如合作医疗）和发展（如农田水利建设）奔波，在路上遇到熟人，如不说自己刚从乡下来，刚从车间来，便有些气虚理短。天生长得白胖的，恨不能给自己脸上抹鞋油，恨不能找木匠给自己刨去一层肉，以看齐焦裕禄那种瘦骨嶙峋的标准形象——“这事不用争，自己拿一百张老照片去看吧。”（黄纪苏语）有些官员日后为自己抱屈的一篇顺口溜，确为官场一部并不少见的清贫史：“40年代流血水，50年代流汗水，60年代流泪水，70年代以后流口水。”
那时的知识分子更是只能夹紧尾巴做人。坐拥豪宅、名车、公司红利、外国银行账号、小清新女助手兼师母天敌……这些反动行径他们想都不敢想，甚至遭到他们普遍蔑视。剽窃论文或索要红包，哪怕是心中一闪念，也能让自己吓出尿来，甚至对自己惭愧不已。他们勒上袖套，戴上草帽，风尘仆仆，摩顶放踵，奔波在生产最需要或群众最困难的地方，胃痛了，咳血了，也决不下火线，一心“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他们那里，日记中没记上几条老农民或老工人的感人事迹，就似乎不像日记。不能给晚辈展示手掌里的几块茧皮，也不像个正经的大舅或大姨。他们中的一部分，日后也许痛惜光阴虚掷与专业耽误，愤愤于自己当年降尊纡贵，但有意思是的，2007年由广东省发明协会主办，由搜狐网发起，科技成果评选在全国范围内经多轮筛选，最终评出了中国现代“新四大发明”，分别是（1）人工合成胰岛素、（2）杂交水稻、（3）汉字激光照排、（4）复方蒿甲醚——细数这四大成果，它们无不产生于“文革”，都是精英们降尊纡贵时的作为，与高待遇无关，与知识产权无关。
……
这样的社会变化有多少合理，有多少不合理，有多少合理中的不合理，有多少不合理中的合理，须细心辨析。其中有多少人的奉献出于心甘情愿，一切都甘之如饴，也难以估量。重要的是，与很多局外人的想象相异，即使是被迫跟潮的大多数，他们要死要活地献身革命，一般来说并无枪口威逼，不是迫于美国那样世界上最大的警察队伍、最多的监禁场所、最昂贵的司法开支，倒是更多受制于李双双这样的至爱亲朋，受制于他们一双双揉不得坏人坏事的眼睛。
借前面的比喻：一个政治股市全面沸腾之际，奉献型竞争与攻击型竞争相互推高，全民圣徒化与全民警察化比翼齐飞。人人盯我，我盯人人。达则兼盯天下，穷则独盯其身。盯吾老以及人之老，盯吾幼以及人之幼……几乎人人都是业余的检查员、监督员、巡视官、思想警察。由规劝、批评、斥责、揭发、大字报组成的“群众专政”织就天罗地网，使每个人都成了照妖镜，同时每个人又都置身于白炽化的无影灯下，时时感受到众目睽睽的道德高压态势，争当公民模范几乎是唯一的人生选择。
全国一盘棋，上下一张网，国家体制建设的诸多难题也迎刃而解。与亚洲、非洲、中东等地太多后发展国家的情况不一样，政府不再仅仅是首都和市民的政府，不再是众多部落首领和军阀合租的空虚门面，共用的前台秘书。史学家黄仁宇极为重视的“底层社会结构”，即国民党在大陆来不及完成的重要社会工程，由红色中国搞定，被他视为现代化一大成就[ 见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军阀割据一去不返，连族权、神权、帮会、土司等形形色色的“微割据”（所谓各种“封建”残余）也逐一退出视野。乡村中大批城堡、碉楼、围屋等民防工程失修遭弃，武馆、镖局、拳师等民防手段后继乏人，足见“一片散沙”各自为政的乱象不再。民间暴力悉数解除，行政体系深植基层，穷乡僻壤之地也一片和平，可为这一说法的图解。
多少年后，我在台湾遇到一位退休将军。说起两岸的恩怨情仇，他说台湾的间谍活动在大陆成功率最低，潜伏的几无漏网，登陆的落地即废，基本上有去无回，训练经费全打了水漂。他不知道，他领导过的那个情报机构，面对的远不是派出所和边防站，而是成本低廉和无处不在的大嫂、大叔、大娘、大爷、大姐、大哥、小妹、小弟，是数以亿计的明岗暗哨，包括各路“小脚侦缉队”——他还能有什么胜算？
我同他说不清楚，尤其说不清楚黄仁宇那个“底层”命题。
我只能再给他敬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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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警察化曾是解决问题的手段，但渐渐成了问题本身，成了制造各种次生问题的母问题。
红色中国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逐步积累成患，其中一题于1964年进入毛泽东笔下：“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引自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对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后来的“党内资产阶级”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不过是这一概念的延伸和微调。对党内“几十万到百把万”“贵族阶层”的说法，似是他的进一步量化评估[ 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人民出版社，1997年。]。没有资料证明他读过意大利托派学者布鲁诺·里齐(Bruno Rizzi) 的《世界官僚制度》，或了解南斯拉夫著名异见者吉拉斯（Milovan Djilas），但他的这一系列论断与吉拉斯的“新阶级”[ 见密洛凡·吉拉斯《新阶级》，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一说甚为接近，几乎不约而同，一举奠定了他在全球左翼阵营的地位，与斯大林拉开相当的距离，以至日后不论有多少负面消息曝光，他仍不失巨大的国际声望，一直被很多人惦记，被非洲黑兄弟们往胳膊上刺，被一些欧美院校学子往文化衫上印。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法国《世界报》征集有关时评文章。最终刊登的有9篇，其中8篇充满了赞词。有些法国人戏曰：他们的报纸骂法国总统可以，骂毛绝对不行。
稍有区别的是，有些人愿把他看作爷爷版的格瓦拉，另一些人醉心于他对社会主义体制官僚化的抨击，更愿意把他看作东方版和帝王版的吉拉斯。“文革”中知名的异见者杨小凯（杨曦光），曾为一篇《中国向何处去》付出过十年铁窗生涯的代价，但直到入监前他一直把毛泽东视为旷世知音[ 见杨大庆文《回望“新思潮”》，载网刊《昨天》第12期，2012年12月30日。]。早期的中国异见者也大多为“毛粉”，与撰写过《造反有理》一书的萨特（Jean-Paul Sartre）差不多，与撰写过《长征》一书的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差不多。
除此之外，泛红群体与泛黑群体的社会鸿沟日深，与官民矛盾形成了一大交叉。华裔作家陈佩华（Anita Chan）、美国学者骆思典（Stanley.Rosen）、安德佳（Jonathan Unger）在《学生与阶级之战：广州红卫兵派性与文化大革命》中注意到，在他们所调查的两千名红卫兵中，“出身不好的”在造反派中占比75%，“出身好的”在保守派中占比80%[ 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anton) by Anita Chan，Stanley Rosen and Johnathan Unger, The China Quarterly no. 83，1980。 ]。两派的组织成分大异，显示出造反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政治贱民的曲线反抗，其针对点正是毛泽东的“阶级路线”，可说与他一开始就同床异梦，一名而两实。韩裔学者李鸿永（Hong Yung Lee）等也都注意到“文革”中造反名义下的诸多民意诉求，特别是历次运动中的受害者，更多关注一种高层外“人民的文革”[ 参见朱学勤《岂有文章觉天下》文，载《开放时代》1998年3/4期。]。在他们看来，这些利益主张并未超过温饱、尊严、自由的合理尺度，不失为造反运动得以广泛勃兴的一部分真实原因，因此“毛的文革”与“人民的文革”构成了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不是一回事——他们据此与一般“毛粉”门户角立。
这些学者提到知青、临时工、个体业者、遣返回乡工人、复员军人、其他低薪群体等，比如武汉一个“582”战团，即1958年就业但工资一直停留在二级的工人。作为参与造反的一部分，这些群体最关心的不是意识形态，倒是多有经济利益背景。其中，城乡差别又算得上很多人最大的冤屈之源，是全国物质利益分配的最大一笔欠账。杨小凯撰写过《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认为知青是最可靠的革命力量，其依据就是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双重受压。我在1967年看过一次知青造反派演出的话剧，剧名是《姐姐你别哭》，可谓中国最早的“伤痕文学”，表现的是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女儿，如何被迫下放农村，如何被农民欺凌与侮辱，其凄婉剧情让观众无不落泪。我没想到的是，多年后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同样是长效催泪弹，几十年内一直热卖，一再印得印刷机发烫，其共鸣者显然多是与作者相似的乡村儿女——他们对通向城市的一条黄沙小路耿耿于怀，甚至泪眼迷蒙。
两部文艺作品，一是说下乡知青，一是说回乡知青，视角不同且情绪有点拧，但都涉及到城乡分隔这一历史难题和现实不公（包括以“下乡”为经济处罚的政治不公）。“户口”是一个沉甸甸的话题，对于很多人来说如同噩梦。一旦被户口所囚，乡村居民就失去了入城就学、就业、退休的社会权益，就可能永远承受困苦和沉闷，哪怕进城去卖苦力也被视为非法“盲流”，借用一句小品台词：“离流氓也就不远了。”这一口气怎么也没法让人咽下[ 1955年6月22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建立经常的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强化了户籍管控。同年8月国务院又颁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禁止农村人口向城市自由流入。]。他们勒紧肚皮以支撑国家财政，为工业化所需要的原始积累输血，凭什么就要被抛出“平等”的大锅饭之外？既然“文革”以共产主义为旗，那么他们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凭什么被诬为“造户口反”“造经济反”的恶行，被当局一棍子打回去[ 见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等四部门等关于禁止“造经济反”的《通知》，以及同年7月13日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凭什么在主流造反派那里也得不到足够的支持？
其它社会矛盾还有不少。
显而易见，诸多矛盾有些是全局性的，有些是局部性的；有些是结构性的，有些是技术性的；有些主要是政治性的，有些主要是经济性的；有些是刚性的只能断臂求生，有些是柔性却不妨调和……可惜不少人对此心不在焉。马若德与费正清认为“文革”的社会基础是“军队、激进文人、不满现状的青年”[ 见马若德与费正清合著《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海南出版社，1992年。]，有点让人不知所云。“不满”什么？哪些“文人”激进？军队内部的激烈纷争（如“二月逆流”事件[ 指1967年2月谭震林、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革”的激烈批评和抵制。]）该如何解释？两位哈佛教授如此随意打包，似乎是瞥一眼新华社的照片就做研究，在长安街转上几圈就着手写论文。影片《芙蓉镇》出自国人之手，作为批判“文革”的经典之作，受官方与业界大力推崇，竟把剧中人物圣魔两分，红脸对白脸，还把白脸直接挂钩“国营”企业，把红脸一律批发给“民营”人士，同样让人不知所云。作者似乎从未在中国生活过，不知亦圣亦魔才是最为普遍的国人履历，更不知“上海工总司”“武汉钢工总”“长沙工联”那些故事里[ “上海工总司”全称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武汉钢工总”全称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长沙工联”全称为长沙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以上均为当时著名的产业工人造反派组织，数以十万或百万计的国企员工卷入其中。]，造反与“国营”不“国营”一毛关系都没有。
毛泽东也表现出目光迷乱。身处全球冷战的格局，中国被迫卷入了财富、军事、文化等力量对比悬殊的全球拼争。他在一张世界地图上看不到多少温情，于是很容易把物质利益之争、行政磨擦之争、文化差异之争、认识侧重之争等统统视为意识形态较量，甚至把人脉派系、作风、方法、性格、意气等方面的磕磕碰碰，读入思想有色眼镜，读出清一色的阶级斗争，须链接国民党特务的暗杀，围堵中国的数百个美军基地，还有印尼右派军人政变的血流成河……这一切始终成为他处理国内问题时不在场的第三方，才下眉头，又上心头。1964年他与刘少奇有关“四清”运动性质的争议，显示出双方认识的生涩，理不出清晰头绪。他最终把“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奉为警世恒言，把“突出政治”视为治国重典，于是一切都开始敏感化、严重化、政治化、敌对化，不能不让人茫然和心悸。在这种情况下，不论什么都拿来“上纲上线”，一种政治挂帅的杠杆化操作，很快就使社会生活全面变形，各地、各业、各级的攻击型竞争由此失控。
新政权确实对手环伺和困难重重，但这种“攻击”演化成捕风捉影、添油加醋、夸大其词、深文周纳、混淆敌我、村村冒烟、四方告急，八百里快马进京……造成第一假相是反革命的“裴多非俱乐部”遍布全国（1957），第二假相是庐山会议后彭德怀的同盟者大有人在万分危险（1959），第三假相是“党内、政府内、军内、文化界的很多人都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分子……”（1966）更多的假相也随之而来，亡党亡国的危险似逼近目前。以至在后来的日子里，人们到图书馆随便挑上一本书，都能在字里行间看出包藏祸心的蛛丝马迹，因此无需当局下文件，当局也下不了这么多文件，但各地书架上早已空空荡荡，读者和管理员下手更快。
其实，一种盛产假相的体制弊端，是矛盾中最大的矛盾，问题中最大的问题，危险中最大的危险，却不幸成为长久的盲区。那些官僚主义也好，特权意识、野心家、贪污什么的也好，算不上特别稀罕，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放在任何一种社会体制里都有，与“阶级”和“资产阶级”到底有什么瓜葛？与剩余价值、资本垄断以及美国第七舰队是不是一回事？出现在汉朝、唐朝、明朝的贪官污吏，是否也是美国中情局派出的穿越高手，嗖嗖嗖地勾兑时空，哗哗哗地隐身附体，正在古代营构福特公司和杜邦公司的生产关系？国企与私企都可能出现的制假、骗售、偷税、隐秘排污等，是否都源于统一的培训和派遣，与什么所有制扯得上？再往细节上说，法学和经济学或有阶级性，但乘法九九表是否也有阶级性？一个人在白天收地租有阶级性，但夜里读唐诗或打老鼠是否也有阶级性？显然，人类历史并非只有一个蒸汽机时代，只有一个充满机油、烟囱、贫民窟的时代。“阶级”诚然是群类辨识的重要视角之一，重要方法之一，重要的集合模型与分析单元之一，但并非全部。“阶级”一词的有效性往往系于贫富悬殊，特别严重和突出在小康线以下的时代，当民族、宗教、文化、生态等矛盾突显时却未必，其边际效应很可能减退——反之亦然。
换一个角度说，凡有人群的地方，无论贫富都有坏人，是需要道德来处理的；无论贫富都有罪人，是需要法律来处理的，并不一定都适用“阶级斗争”这剂猛药。阶级问题也有变形或转化的可能，需相机处理，因症施治，另谋解决之法。相当一部分现象与其说是群体的问题，不如说更像个人的问题。与其说体现了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不如说更像是人类对自身弱点的斗争，甚至是每一个人肉体与精神之间的永恒紧张——即便在阶级淡化之时也是如此，在最好的社会里也是如此。富足版的原始部落不会比阶级社会更像天堂。
因此，“阶级”只是普遍逐利行为的衍生社会构造之一，同其它构造一样，不过是社会诊状，至多是次级病因。对它不能不讲，但不能讲得过分，不能当染房漂染一切。不幸的是，“文革”深受二元对立的冷战思潮纠缠，其政治虚热和敌情过敏，与冷战对手恰好形成了同构。在很多后人看来，它差不多就是美国麦卡锡运动的镜象，一种逆向的高倍数放大[ 1950至1954年美国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和排外运动，使约2000万人受到政治审查及不同程度影响，75位作家的书籍被列为禁书，史莱辛格、马克·吐温等人的作品也成为“危险书籍”，近200万册书籍被清除。]。
大势已成，积重难返，意识偏执与体制扭曲相互强化，缺乏制动闸的全民警察化一路咆哮向前。连刘少奇的女儿也开始写大字报揭发老爸[ 见1967年1月7日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第8期。]，于是再不可思议的爆料也都像实情了，再离奇的情节也都有了可能。到处都有攻击成习、攻击成癖、攻击以为荣的效忠者，不断制造出新的“敌人”——包括把一部分人果真逼成了敌人，事实证实了臆想。“信则有，不信则无”，涉及人类社会的很多奇怪纠纷就是这样“信”出来的。到处都有大嘴巴、是非人、告密专家、政治暴发户，不再满足于攻击落后思想或低俗行为一类小靶子，更愿意成天瞪大眼睛，双目如炬，精神抖擞，叱咤风云，一心挖出身边的“定时炸弹”，以证明“千万颗红心”中有我一颗。无论是村里王小二断言老地主看天肯定是盼望国民党的飞机，还是朝中老臣怀疑彭德怀见苏共首领时不带翻译必怀叛国之意[ 彭德怀1959年的反“左”意见，被1962年“七千人大会”实际上予以大部分汲纳，但他的主要罪名“分裂党”“里通外国”出自很多同事对某些细节的猜疑和揭发，可见全民警察化在高层同样造成敌情过敏及妖魔化想象。参见黄峥执笔的《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他们的口气一样，表情一样，越来越凶险，使全国上下弥漫着好斗风格和阴谋想象。我身边的一哥们，就曾夸耀他在一幅山水画里发现了暗藏的反动标语，在人民币钞票里发现了蒋介石侧影，闹得大家好长一段日子心惊肉跳。
一切条件都已具备。圣徒化与警察化两大政治泡沫交汇，“文革”其实已呼之欲出。在毛泽东那里，后者夸大敌情，提供了他发动“文革”的必要性；前者美化民情，提供了他发动“文革”的可行性。目的有了，手段也有了，他下一步该如何办？一步步陷入民情与敌情这双重假相，他还可能清空自己的思维定式，让那个正在嗞嗞冒烟的“文革”紧急降温？
他是该去赏花，还是该去钓鱼，还是该去北欧哪个宅子里与美国总统和苏共总书记微笑碰杯？
1966年的5·16通知[ 即1966年5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下达，“文革”大幕正式拉启。毛泽东在随后近两年间瘫痪了全国的党团组织，让各级政府主官几乎统统下课，鼓励学生闹事和工人夺权，容许造反派自由结社、散传单、烧档案、封报馆、扛机枪、占领官府大楼、全国免费大串联……一个西方记者如果此时在中国人面前说教“民权”，肯定觉得自己班门弄斧。我的一位周姓朋友，郊区农户的儿子，湖南“高校风雷”的头儿，因被总理周恩来点名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商议省会各派大联合的国是，竟一身臭汗和两只破鞋，坐上部队临时调配的一架双座军机急飞北京。离开军用机场，他手枪还别在屁股头，进入人民大会堂时居然无人加以安检和拦阻。如此零规矩、大撒把的“民主”和“自由”，如此奇异的群众当家作主，恐怕连好莱坞导演们也觉得匪夷所思。哪个编剧要是写出这种情节，肯定会被老板辞退，让老婆急召心理医生。但这一类离奇情形和故事在中国确实发生了。党政休克和全国大乱的试验，或如哈佛教授认定的“民粹主义”核爆，在世界范围内空前绝后，构成了“文革”的早期面貌。
其中的道理也许并非特别奇怪：
既然“几十万到百把万”“贵族阶层”（毛泽东语）已劫持各级政权，为什么不该闹他一个全面造反？
既然“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泽东语），那么闹一个天翻地覆又有何风险？直接诉诸群众难道不是把握最大和成本最小的胜利之道？绕开那些科层制的官僚机构，摒弃那些体内消化的关门整肃，来一个全面的揭盖子、清底子、刨根子、攻打土围子，难道不是又一场最为得心应手的人民战争？
他的奇想，看上去也是精算与深谋。
本文摘自作者《革命后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印《参阅文稿》时再次修改。
http://www.guancha.cn/HanShaoGong/2014_11_18_300393_s.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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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24 05:1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