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昌炯：红色娘子军的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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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博客天下》第160期，作者：卜昌炯，原题为：《红色娘子军的背面》


　　由于阿尔兹海默症，卢业香的晚年坠入了一片混沌之中，只有电视里偶尔传出的枪炮声会让她一个激灵“醒”过来，但更多时候，她只是在家中客厅的沙发上昏昏欲睡，要么搬把椅子坐在屋檐下，双眼茫然地望向远处。

　　卢业香今年100岁。她的儿子翁祚雄说，母亲前两年还能在家人的搀扶下走标准的行军步。她摆起手臂时，左手残缺的中指格外明显，那是70年前的热血战场留给她的残酷印记。

　　4月19日，这位中国最后的红色娘子军战士于海南琼海的家中病逝。卢业香曾是娘子军二连二排二班的班长。在知情者的描述里，她是第一个把耳环摘下来扔掉的女兵，曾赤手空拳俘虏过国民党的两名团丁。

　　她的离世，意味着中共历史上第一支成建制的妇女武装彻底谢幕。

　　海南省琼海市阳江镇文化站原站长庞启江自幼成长在娘子军的诞生地，为了还原和记录她们的命运沉浮，14年来他走遍了琼海。崎岖的路途上，迷路、体力透支、摩托车发生故障都是常事，甚至他还“被狗咬了6次”。

　　在打捞娘子军历史的同时，近年来他还多了一项工作，即为新逝的娘子军战士举办追悼仪式。“卢业香的追悼词就是我写的。”庞启江告诉《博客天下》。不过由于家里正在修缮房屋，出于当地的风俗习惯，他没有出现在卢业香的追悼会现场。

　　作为一个战斗单位，红色娘子军仅存在500天即被国民党军队打散，此后再没有恢复编制。她们中除一部分人死于战场、少数人被抓捕外，剩余的人大都回归了世俗生活，隐而不露。直到很多年后她们的故事被意外发现，相继成为报告文学、电影、舞台剧的主角，人们才注意到这一群女兵的存在。

　　然而不管何种形式的文艺作品，都只浓墨重彩地渲染她们人生中的短短一瞬，即如何走上革命之路，而对她们放下枪后的遭遇及此后的漫长人生鲜有提及。由于被国民党俘虏的经历，或是嫁给了“政治不正确”的人，她们中的一部分人在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跌入人生的低谷。

　　就在这些娘子军战士命运多舛的“文革”时期，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成为领导人招待外宾的必备剧目，还被指定为革命样板戏，重新拍成了电影，在全国范围内放映。

　　这是两组截然不同的画面：舞台上，她们是革命的英雄；现实中，她们是革命的对象。

　　在那样的年月，创作红色娘子军系列艺术作品的文艺工作者，也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女主角吴琼花最早的扮演者白淑湘曾被扣上“破坏革命样板戏”和“反革命”的帽子，一度被下放接受劳动改造；该剧编导、中央芭蕾舞团原团长李承祥则被打为“走资派”关进牛棚—后来掌权方考虑到还需要他饰演剧中反角“南霸天”，才恢复其工作。

　　现实中的原型与艺术形象的塑造者，两个原本相去甚远的群体，由此有了命运的交集—莫名其妙就一同成了阶级敌人。他们是银幕和舞台上光辉、英武、荣耀的红色娘子军的背面，历史的阳光在这里突然转暗。

　　革命之路

　　红色娘子军最初在党史中的记载只有30个字：“在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师部属下有一个女兵连，全连有一百二十人。”

　　1956年，当时还是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的刘文韶在查阅资料时偶然看到这句话，觉得女兵连可能是一个值得深挖的题材。在征求上级领导同意后，他开始四处寻访幸存女兵及熟悉此事的红军老干部。

　　这段隐匿的历史遂开始浮出水面。

　　红色娘子军成立于1931年5月，全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此前的女兵大多是卫生员或文工团演员，绝少担任作战任务，而女子军特务连肩负的正是这一特殊使命。

　　在距离琼海市西南阳江镇中心约10里的深山里，如今还保留着红色娘子军的成立旧址。据当年活跃在海南的武装力量琼崖纵队原负责人冯白驹回忆，此前部队上就有少数女兵，“为了唤起妇女觉醒，增加革命力量”，他们决定吸收更多普通妇女加入队伍。

　　女子军特务连的首任连长叫庞琼花。为逃避父母为她定下的婚约，她在16岁时就参加了革命。1932年，一次肃反运动中，庞琼花被怀疑为“托派分子”而遭撤职审查，随后由冯增敏接任连长。同年，特务连扩建至两个连，下辖4个排、12个班，共140余名女战士。

　　是年年底，在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之下，琼崖（即现在的海南岛）红军组织被迫化整为零，转为地下斗争，女子特务连也因此解散。

　　在深入调查了这段历史后，1957年，刘文韶写出了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全文以冯增敏的回忆为视角，讲述了特务连从成立到作战再到解体的全过程。

　　在冯增敏的记忆里，特务连成立3个月后，开始投入战斗。沙帽岭伏击战和火烧文市炮楼是娘子军初亮相时打出的两场漂亮战役，前者活捉乐会县“剿共总指挥”陈贵苑，后者生擒民团大队长冯朝天，这两人被认为是电影《红色娘子军》中反面角色“南霸天”的故事原型。

　　但战争也很快让她们付出了代价。1932年夏，国民党部队派出了一个旅的兵力进攻中共琼崖特委。为掩护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撤退，女子连配合红军的一个营在马鞍岭进行阻击。在坚守了3昼夜后，女子连弹药濒绝，最后把仅剩的几十发子弹留给二班的10个女兵，其他人撤退。

　　一场残酷的战役就此发生。等冯增英带着一个班回去接应时，二班的10位女战士已全部牺牲。在被炮火犁过的山地上，她们紧握着枪把或拳头横七竖八地躺着，班长梁居梅的衣服被撕得稀烂。冯增英猜测，可能是国民党发现她们是女兵后，双方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近身搏斗。

　　在之后的追剿中，女子连越走越散，冯增敏等9人为甩掉追兵，退进了原始森林。浩瀚的森林在提供庇护的同时，也将她们置入新的险境—为走出森林，她们餐风饮露，跋涉了七天七夜。其间，女战士王运梅还生下一名男婴，出世不到3天就夭折了。

　　女兵们重聚后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继续和国民党打游击，要么化整为零，等情况好转后再回归。冯增敏想到被杀害的兄长及被国民党盯上的母亲，觉得无家可归，选择留在山上继续战斗，直至被捕。

　　冯增敏被抓前后，另外数名娘子军成员相继落到国民党手中，包括首任连长庞琼花、一连指导员王时香、二连连长黄墩英、二连指导员庞学莲、二连二排排长王振梅、女战士林尤新等。

　　庞琼花被俘后的一张照片，曾刊登在1933年2月15日上海出版的《时代》画报上。照片中，庞琼花身穿浅色上衣，短发，双手被绑在背后，像在游街。这次被捕前，她刚从红军的肃反监狱中被“无罪释放”。

　　负责琼崖“围剿”工作的国民政府第一集团军警卫旅旅长陈汉光对这些被俘的女战士挨个提审，但收效甚微。1934年，陈汉光部奉命离琼前，向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请示娘子军的处置问题，陈济棠复电：“审核该犯性情及其环境状况，仍应施以感化处分。”

　　此后，冯增敏等8人被送往“广州国民特别感化院”继续关押。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她们才被放出。

　　不完美的婚姻

　　虽重获自由，但一年多的硝烟考验和5年的牢狱之灾已为她们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冯增敏出狱后嫁给了一个农民，生有一女，后来丈夫病故，她将女儿寄养在亲戚家，一个人又重返组织。

　　对战争心灰意冷的庞琼花则选择了一个文化人，过了几年平静日子。后来日军打到她的家乡，要求她丈夫出任维持会长。遭拒后，日军将其杀害。不久，逃至深山的庞琼花也命丧日军之手，年仅31岁。

　　庞学莲被捕前就已结婚，但她出狱后发现牙医丈夫已另娶妻室。后来在丈夫的要求下，庞学莲只能接受现实，与他们组成了特殊的一夫二妻家庭，直到她1999年去世。

　　王时香和黄墩英的命运更为曲折，失败的婚姻选择令她们的人生充满悲剧色彩。

　　庞启江向《博客天下》表示，按照琼海农村习俗，女孩很小就会被送往别人家里当童养媳，15岁前要生孩子；25岁之后若还没嫁人，就要在族谱上除名。而这些娘子军被释放时，她们中年龄最小的冯增敏都已经25岁，加上她们的特殊身份，很少有人愿意娶她们。

　　另外，“女人上山是给共产党当共婆”的传言也让她们难堪。于是国共合作后，这些身份和经历特殊且年纪偏大的娘子军嫁给国民党人士或是地方乡绅，成为一种可能。

　　王时香就是其中一例。她19岁就加入娘子军，因为上过3个月夜校，被上级任命为连指导员。被捕前，她曾有过一段婚姻，丈夫是师部的传令队长，在一次排雷任务中丧生。出狱后，母亲害怕女儿的经历会拖累全家，将她许配给了国民党的一个民团清乡队长刘恒应做妾，以寻求庇护，不顾对方身有残疾且大女儿15岁。后来海南解放时，刘恒应被琼崖纵队击毙。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黄墩英身上。回到家乡后，她被已有妻室的国民党区长李昌厥看中，对方多次托人向黄墩英的母亲带话，自称婚后多年没有生育，想娶黄墩英为妾。在黄墩英身陷囹圄的日子里，她同为共产党员的父亲、哥哥、弟弟和妹妹死的死、逃的逃，深深地刺激了她的母亲。为求平安，母亲极力劝服她接受了李昌厥的求婚。

　　不管王时香还是黄墩英，庞启江认为她们的婚姻都是出于极端被动的人生宿命，“王时香不可能喜欢一个大她很多岁的瘸子”，“黄墩英漂亮、高大，区长又矮又丑，两人完全就不般配”。但在那样的年月，为了求得暂时的安稳，很少有人会顾及到日后的风云突变。

　　其他回归到日常生活中的娘子军战士也一样不乏波折。

　　在行军中失去一男婴的王运梅回到家庭后，和丈夫庞隆焜又生了一个女儿。没过多久，丈夫为躲避国民党抓壮丁，远避马来西亚。后来日军占领海南，两人通讯中断，庞隆焜听闻妻子在战乱中离世，遂重新娶妻。王运梅却不知情，守着女儿等了他一生，直到1980年代才获知丈夫的消息。有邻居称，有一次王运梅家里着火，她逃出来时，什么都没拿，只拿了丈夫的一张照片。

　　更多的人埋藏完枪支后则过起了平淡的生活，像守着一个秘密一样将往事深藏，以免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另一副面孔

　　1957年，刘文韶的《红色娘子军》发表后在军内引起很大反响，很快有电影制片厂约他写剧本。就在他写完同名电影剧本的同时，广州军区话剧团创作员梁信也写出了一部反映海南女兵连的剧本，名字叫《琼岛英雄花》。1960年，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将后者搬上了银幕，并更名为《红色娘子军》，导演为谢晋。

　　故事背景发生在1930年代，海南贫家女吴琼花遭遇大地主和民团总指挥南霸天欺压，多次出逃未遂，后偶遇扮成华侨的红军干部洪常青从而获救。在洪常青的指引下，吴琼花参加了娘子军，一番波折后，最终依靠集体力量消灭了南霸天地主武装。与报告文学及现实里的娘子军相比，电影的最大特色就是“党代表”洪常青的植入，暗示了党在其中的领导和指引作用。

　　这部电影在当年8亿人口的中国创下了6亿人观看的纪录，还荣获了首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4个奖项。影片中吴琼花的扮演者祝希娟那燃烧着怒火的眼睛，几乎成了无产阶级的形象代言，深入时代与人心。

　　拍摄期间，为还原娘子军生活的真实场景，谢晋特意邀请了冯增敏担任影片顾问。冯增敏跟随剧组几个月，教演员们如何持枪、打绑腿、穿草鞋。谢晋回忆，看过影片后冯增敏泪流满面。很多时候，银幕上荣耀、神气的娘子军遮蔽了现实中困顿、柔弱、流离失守的女兵。

　　红色娘子军的政治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和提升，是在被改编为芭蕾舞剧之后。

　　1963年，刚刚观赏完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的周恩来，提出中国应当有一部革命题材的芭蕾舞剧。随后，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召集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芭蕾舞团团长李承祥提出改编电影《红色娘子军》的建议。

　　此前因主演《天鹅湖》等芭蕾舞剧就已经小有名气的白淑湘毫无悬念成为女主角吴琼花的扮演者。今年3月，做客凤凰卫视《我们一起走过》时，白淑湘回忆了当年他们一行10人去海南采访、体验生活及如何排演《红色娘子军》的往事。
　　1964年9月26日，芭蕾舞版《红色娘子军》经过半年排练，在天桥剧场首演，周恩来看完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同年10月8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十几位中央高层领导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集体观摩了这部剧。演出结束后，毛泽东说了三句话：“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最高领导人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定性，决定了其日后的命运。不久，江青也介入进来，从舞蹈设计、人物塑造到服装、化妆、音乐、道具等，都给予了具体指示，以“突出毛泽东思想，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还将女主角的名字吴琼花改成了吴清华。再之后，江青将其作为革命样板戏搬上了银幕。

　　《红色娘子军》的改编剧目中，芭蕾舞剧版是命运最好的一个，还成了当时外交活动时的一项重要观赏剧目。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周恩来、江青就层陪同他观看过此剧。这是江青第一次在重要的外事活动中露面。　

　　除芭蕾舞剧外，1972年，由杜近芳、冯志孝等人主演的京剧样板戏版电影《红色娘子军》也开始公映。

　　艺术形式多样，但内容、情节趋同的“红色娘子军”在高度政治化地广泛传播后，固化了人们对这一特定群体的认识，让她们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令人热血沸腾的概念与符号。

　　命运的交集

　　舞台上“又红又专”的娘子军们，并不代表真实的人生，她们中因为曾经被国民党俘虏或是嫁“错”了人，在“文革”中被打为叛徒、反革命、特务的案例并不少见。

　　厄运早在1949年后的土改、镇反运动中就陆续降临到一些人头上。

　　二连连长黄墩英与国民政府区长李昌厥结婚后，主动动员他辞去公职，到一所中学当国文教师。但这并未洗白他之前的政治派别，1951年土改时，李昌厥被共产党处决。此后，黄墩英顶着“地主婆”、“叛徒”的帽子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批斗典型。

　　除了各种阶级帽子，黄墩英还有一件需要交代的事是“藏匿黑枪”，因为抓获她丈夫的时候没有搜到枪，认为是被她藏起来了，留着以后“报复无产阶级”。背负着这些“罪行”，黄墩英成了“文革”时“最危险的人物”，被游街、拷打，度日如年。子女也因此受到歧视、牵连。

　　与黄墩英经历相仿的王时香的命运也不难想象。绝望的时候，王时香企图自杀以逃避现实带给她的苦痛，被她大儿子及时发现救下。

　　由于和王时香是战友又是邻居，且一同坐过牢，庞学莲也被戴高帽游街，理由很简单：国民党为什么会放她们出来？王时香嫁给国民党，庞学莲为什么不阻拦、不揭发？

　　冯增敏在1949年后历任博鳌人民公社副社长、琼海县妇联会主任等职，刘文韶的报告文学一度让她成了名人。1960年，她受邀到北京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她，授予她自动步枪一支、子弹100发、学习笔记簿3本。

　　不过这种荣耀并不意味她就能够获得政治豁免。“文革”开始后，她的历史问题引起了别人的怀疑，特别是在她当年的狱友们一个一个都被批斗的情况下，作为这些人曾经的连长，冯增敏没有理由能跟她们划清界限。

　　被打倒的冯增敏先是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后又被遣送回家接受劳动改造。1971年11月，她因胃穿孔加阑尾炎病发去世。死时，她唯一的女儿正在中原“五七厂”被人监视着“哐当哐当”地打铁。

　　庞启江和不少娘子军战士都是同村甚至同姓，因此对她们中一些人的身世和经历相当熟稔。他还不惜自曝曾是一名红卫兵，参与过对个别娘子军战士的批斗。后来真正读懂了这段历史后，庞启江决定为她们中的蒙冤者正名并修补军史中的遗阙。

　　2000年开始，庞启江专门配置了一套采访设备，四处寻访健在或已离世的娘子军战士及她们的家属。

　　14年间，他一共采集了70余名娘子军战士的生前档案，并写成了刚刚付梓出版的《红色娘子军传》一书。在这本书里，能看到更多娘子军后来的不幸遭遇，比如战士黄胜容、蔡亲民等，一样承受着“嫁错夫”给她们带来的麻烦。

　　在娘子军原型们一个个被打倒时，娘子军的扮演者之一白淑湘也难逃厄运。受家庭出身影响，各方面都表现优异的白淑湘被揭发为“反革命”。

　　对政治不敏感的艺术家天性，使得她的言行处处都被挑刺儿。1964年10月8日，毛泽东第一次看完她们的演出后，上台与她们合影。大家都拥着向前跟毛泽东握手，白淑湘因为记着之前被交代“要保持秩序”，而落在了人群后面，结果被指对毛泽东不热情。

　　后来在刊发的一张照片上，大家都在笑，唯独白淑湘紧闭嘴巴，离毛泽东稍远，这也成了一条罪名，说她眼睛里带着阶级仇恨，想起了被镇压的父亲。

　　白淑湘有口难辩。一旦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任何解释都显得苍白。1965年，26岁的白淑湘被禁止演出。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迎接白淑湘的是没完没了的批斗和各种脏话累活。1969年，她被送到北京小汤山的干校劳动改造。

　　插秧、割麦子、养猪、养马、半夜起来拿大铡刀铡草、挑大粪、挖河泥……之前没有接触过任何农活的白淑湘什么都干过，中间还时常被拉出去挨斗。白淑湘自嘲好在练过功，“坐喷气式”时被按着头，弯着腰，一站好几个钟头，她都挺过来了，但内心的伤痛很难弥补。

　　接受劳动改造的日子里，白淑湘把自己的化妆箱和芭蕾舞鞋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没想到在一次搜查中成了罪证，“说你还想着回到舞台上跳呢”。

　　“在我最倒霉时，连男朋友也不相信我。我被劳改，他也同样被戴上了帽子下来改造，可他却自以为比我红一些，也来批判我。于是，我们就分手了，我当时痛苦得麻木了。”多年后，白淑湘向媒体回忆。

　　白淑湘的遭遇只是娘子军艺术形象创作群体在“文革”中的普通一例。

　　电影《红色娘子军》主唱张启秀在被打为“反革命”接受劳动改造时，亲眼目睹自己刚出生不久就夭折的孩子被狗从土里刨出来拖到家门口撕扯。

　　编剧梁信曾在采访中表示，“文革”时他收到过被打倒的红色娘子军老战士的求助信，因为无法提供帮助，这成了他至今未能抹去的隐痛—他连自保都不能，遑论保护别人。

　　远去的娘子军和活着的“琼花”


　　1974年，被禁演9年的白淑湘在中央芭蕾舞团缺人及周恩来的过问下，重新回到了舞团。

　　“记得那天我握着练功杆的时候，悲喜交加地哭了，似乎积攒近10年的眼泪在一刹那都涌了出来。那么多年没练功，我的体重达到65公斤。可为了重返舞台，我在两个月中拼命地练，体重掉到53公斤，脚痛得每晚都醒，但一上台就忘了。我是不是很傻？还是我将舞蹈看得太神圣？”在被下放的日子里，白淑湘一度认为再也不会回到舞台上了，但一旦回归，就不由自主立刻切换到了过去拼命练功时的状态。

　　两个月后，恢复到了正常身材的她在民族宫参演了《红色娘子军》。之后，白淑湘还陆续出演了《杜鹃山》、《蝶恋花》、《沂蒙颂》、《草原儿女》等革命题材芭蕾舞剧，但每逢重要场合她都不能上场，只能在后台拉幕。

　　1978年，白淑湘终获平反，此时她已经过了跳芭蕾舞的黄金年龄。9年的劳动改造不仅耽误了她的事业，也耽误了她的婚姻，直到1977年她38岁时才和现在的丈夫结婚。为了不耽误跳舞，他们没有生养孩子。

　　白淑湘历任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晚年的她虽然已经离开了芭蕾舞台，那份眷念之情却从未消逝。

　　1978年后，曾经被打倒的冯增敏、黄墩英、王时香等人也相继被平反。1979年春，中共海南区党委为冯增敏补办了一场隆重的追悼会。

　　这时，当年英姿勃发的娘子军战士们已步入人生的晚年。据海南省党史部门1984年的调查显示，当时健在的娘子军已不到60人。

　　1986年12月，国家民政部、财政部下发《关于妥善解决“红军失散人员”生活困难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对1937年7月6日以前正式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却因各种原因失散的人员进行经济补助。娘子军群体位列其中。

　　庞启江向《博客天下》透露，这些被确认的娘子军战士每月能从民政部门领取固定的生活补助，海南省妇联也常年为她们提供医疗补贴，另外还有一些公司、企业等社会单位的资助。除了衰老、疾病带来的不便，她们的晚年生活相对平静。

　　娘子军战士中最后一位被确认身份的是符月雅。1967年，她上街时发现红卫兵正在批斗昔日的战友王时香和庞学莲，忍不住说了一句“她们不是叛徒、特务”，结果引来了红卫兵的追查。为避祸，她只得远走他乡，去昌江投奔亲戚，一走就是30多年，错过了填写申请的时间。

　　1994年，符月雅在庞学连和黄墩英的提醒下，向琼海市民政局补写了自己是红军失散人员的申请。不过由于民政局当年办理此事的机构已经撤销，使得此事的认证经历了很多波折。直到2011年，符月雅的娘子军身份才获得确认，这时距离她离世已不到一年。

　　平反后娘子军也再次获得了高层领导人的重视。1998年“八一”建军节，王时香、庞学莲、黄墩英三位老人应邀赴京参加纪念活动。一年后，86岁的黄墩英再次获邀进京参加国庆50周年庆典，受到总书记江泽民的接见。
　　2000年，“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琼海市白石岭景区落成，被中宣部批准为“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王运梅、卢业香、欧继花、王先梅4位幸存的娘子军获邀入住。

　　卢业香在纪念园度过了4年时光。2004年，她患上多动症，后又被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症，认知能力逐步退化，连家人都无法分辨。

　　在儿子翁祚雄的印象里，母亲卢业香难得的一次清醒是在去年103岁的王运梅去世时。获知消息后，卢业香噙着泪说了一句：“运梅婆，你先去了，为什么走得这么早？”

　　今年1月，卢业香因右脚趾烫伤，被送往琼海市人民医院治疗，后出现心电图异常、心肌梗塞等状况。4月19日8时40分左右，卢业香停止了呼吸停止。至此，世上再无红色娘子军。

　　真实的红色娘子军走向了生命的尽头，但艺术作品中的红色娘子军，仍生生不息。

　　今年，正值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首演50周年，从年初起，中央芭蕾舞团就启动了全国范围内“50年50场”的纪念巡演，一个个青春、美丽的“琼花”正奔赴在赶场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