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渭文：一个文革造反派经历的真实情况

tuffy05

陆渭文是无锡造反派的头面人物，中间数段谈到无锡文革的情况。原载文革网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13808


古稀之年的哀叹——一个文革造反派经历的真实情况
作者: 陆渭文

一股新一轮反对毛主席的浊浪在中华大地滚动，他们要彻底清算毛主席的“罪行”，他们妖言惑众，混淆视听，瞒骗人民，他们的“理论”企图影响现政权在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彻底地背离、拔掉毛旗，这必须引起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民的高度警惕。
前段时间老朋友相聚，见到一位知识分子朋友的包内一份材料，“材料”的标题（大意）是要“彻底清算毛泽东的‘罪行’”。笔者想接过“材料”看看什么具体内容，结果因为朋友知道我是“拥毛派”，故而将材料收了回去。过去曾是知己好友，但今天在对待毛主席的看法与评价问题上，则发生大是大非的原则分歧，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那么只能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了”。直到前几天，听说江苏省无锡市委宣传部召开了一个民间学术团体的“座谈会”，在这个出席“座谈会”的某些学者的发言中竟然较详细地发表了他们要彻底清算毛泽东“罪行”的内容。
1. 要清算毛泽东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饿死了三千四百万人的‘罪行’”。
2. 要清算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破坏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古文化的‘罪行’”。
既说他们同时也承认在“改革开放”以来存在的贪官，腐败，通货膨胀等社会弊病。
笔者认为，在这帮要清算毛泽东“罪行”的反毛势力中，极为少数是本身对毛主席，对共产党怀有仇恨的反动分子，借目前的形势散布反毛舆论，以达到从反毛开始，进而彻底否定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是在中国企图全面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在这股反毛势力中，也有相当一部份人是认识问题。有人是被不断加工资，“汽车、洋房”小恩小惠收买，出卖了良心。也有人被非毛派的谣言舆论搞得晕头转向的糊涂人。对于那些极为反动的反动势力，我们对他们的态度不完全是说服教育，而是要组织革命的力量将他们批倒批臭，将他们爆光，彻底地打倒。对于被眼前利益所收买的人群及糊涂盲从之辈，我们要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去争取他们的觉醒。
这里有一个如何判断一个人的简单标准，一个人一生做尽好事，偶然犯有错误或者做了件坏事，但他终究是属于“好人”。如果一个人一生做尽坏事，偶然做一、二件好事，历史的评价他还是属于“坏人”。
对毛主席的评价概括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如果毛主席至今仍然健在，在国际上美帝国主义量他没有这个胆量在世界上称王称霸，让他生十个胆也不敢炸我使馆，撞我战机，支持藏独，破坏奥运，干涉我国内政。在国内共产党的干部中也不可能有如此贪污腐败的嚣张气焰，更不会有“黄、赌、毒、黑”等沉渣泛起。
１． 对于“饿死三千多万人”的问题。
反毛派人士似乎装出了“为民请命”嘴脸，掩盖了他们恶毒攻击的罪恶面貌，首先饿死了三千多人的数据在哪里？在那个“困难时期”，笔者是“过来之人”，受过饿，以“瓜菜代”来度过，这一困难时期，许多人因为营养不良，生过“浮肿病”，在全国范围内有没有饿死人？可能有，但有如此严重的后果吗？这是个未知数。如果当时全国人口依六亿计算，就等于在20人中就饿死了1人，如果作10亿人口算，饿死的也是30多人中饿死1人，有这么严重吗？简直是屁话。再说造成这一“困难阶段”有其自然因素（天灾），当然也有人为的因素。历朝历代有哪一个朝代没有发生过特大的自然灾害，可称为“荒年”。人为因素有苏联修正主意的逼债（外部因素）有国内地方官吏要“政绩”，刮“浮夸风”，地方虚报粮食产量……促使中央对全国经济形势作出误判，从现在解密的资料上看，最先发现问题的真是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之“罪”从何而来？再说当困难局面出现后，作为党的主席，中央领导同样与全国人民一起，节衣节食，共渡难关。毛主席同现代某些高干相比，现代高干中的一部份人，他们及其家属，或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是亿万富翁，而毛泽东作为一国之主，却“两袖清风”，相比之下，这样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好领袖却要遭到“清算”，这帮人的良心真是被狗吃掉了。
２． 关于“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说他一生做了二件大事，第二件大事，就是他老人家
亲自发动和领导了那场“文化大革命”，“文革”是在中华历史上不可跳跃的历史阶段，现代人如何来看待这段历史，不同阶级的人必然对此会有二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评价，共产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盘否定了“文革”的正面意义，认为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这场“革命”。在以后的舆论上又把参与这场“文革”运动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描写成青面獠牙的魔鬼，并打入十八层地狱，让其“永世不得翻身”。这个彻底否定“文革”，是某些人为了彻底否定毛泽东主席后半生，是为他们自己改变党的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扫清障碍。
如何评价“文革”？在中国历史上有《水浒》这本巨著，在人民群众中有深厚的影响。
“水泊梁山”“替天行道”，一百零八将被称为“梁山好汉”，杀人如麻的李逵，为劫“生辰纲”报信的赤发鬼刘唐，参与劫“生辰纲”“智多星”吴用，阮士三雄等等。后世的人称他们为“好汉”，而无丝毫指责。隋唐演义中吃白食，贩私盐，做过三十六天“混世魔王”的程咬金，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可爱的人物。但站在当时地主阶级及仕大夫阶层，则把这批梁山好汉视作占山为王的强徒，欲消灭而后快。在文革中的红卫兵，造反派与水泊梁山的好汉们相比毕竟在素质上，行为上要更体现了更好的现代文明。所以对“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派的看法是不同阶级所持的不同看法而已，太正常了。
文化大革命中毛、刘之争，决非个人恩怨之争，而是路线、道路之争。
文化大革命中自始至终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
二个不同的纲领：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十六条》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党内发出的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时一次更大规模的“反右”运动。
在文革初期，在刘少奇的指示下，由各级党委和以后的工作组领导的文革，就是斗“地、富、反、坏、右”，他们从掌握的档案袋中翻出一些人的历史问题，供年轻的红五类学生起来批斗，把现成的“地、富、反、坏、右”（以后再加上一个“资”）拿出来挂牌，游街，抄家，“破四旧”，等等暴力行动。文化初期的红五类学生“老红卫兵”，批斗老师，逼死知识分子的惨案，都是发生在这个时期。这与毛主席的“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有何牵连？
这是刘少奇为了保护“走资派”而转移了斗争大方向的资产阶级发动路线所造成的恶果。“冤有头，债有主”，“报仇”找错了人。硬说是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罪恶，这是无视历史事实的歪曲。
当众多的革命学生与群众从党报的公开传达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识破了“走资派”转移文革斗争的大方向的阴谋之后，对领导他们进行“文革”的各级党委用大字报的形式公开提出了质疑。刘少奇的资反路线将大批革命学生与群众打成“反革命”与内定右派矛盾开始激化，广大革命学生与群众既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关心国家大事”，又是为自身的命运抗争，真正的造反红卫兵与造反派才揭竿而起，纷纷成立各级造反组织。在“文革”的造反派中相当一部份人是这样地“逼上梁山”的，资反路线逼出了自己的掘墓人。这段历史是文革中走资派对革命群众的第一次镇压。
从网上材料看，全国闻名的造反派聂元梓的经历，因为文革前，对上级党委提过意见，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于是贴出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被推上了文革的历史舞台。
清华大学“井冈山”的蒯大富被打成“反革命”，以后成为“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人物。
笔者在文革前“四清运动”中曾作为车间“四清代表”，帮厂党委“洗澡”，提了意见“揭了盖子”，下来文革开始，在厂党委领导下，将笔者打成工厂内的“三家村”“四家店”，莫须有的罪名成了全厂的批制对象，等到《十六条》颁布，明确了“文革”的方向，胸内的怒火喷发，起来造反，最后被历史推上了无锡文革造反派中的“头头”地位。
有人说文革中的极左思朝，表现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毛主席说，要达到团结二个百分之九十五（干部众的９５％，群众中的９５％）毛主席的主张总不能说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吧，那么参加文革的红卫兵造反派又是怎样的呢？
当年的红卫兵与造反派是拥护共产党，热爱毛主席，一腔真诚地坚信社会主义道路，怀有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派，在今天也无需违言，当年的造反派对毛主席的话是绝对信任，但还是不能十分深刻地理解。经过了近三十年的反面教育，才对当年毛主席的预言有了进一步的体会。什么叫一旦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广大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就要千百万人头落地。同时当年造反，在某种意义上讲，还多少带有一些“盲目性”，譬如学生、工人对本单位情况是清楚的，但对上层的情况是“无知”的。因此当时只认为“矛头向上”，大方向是正确的。根据这一点“造反”从基层开始，一直造到市里，当造反直接接触到无锡市委的那帮干部时，直觉告诉了造反派要讲实事求是，于是开始了转变，对无锡市委的看法。万万没有想到无锡市的许多老干部的“苦头”恰恰吃在当初死保他们的“保守派”手上。
时间到了６７年１月份，无锡工人中的保守组织--“工联”和上海的“赤卫队”群众由于对文革的不理解，心中有怨气而一起联合“赴高告状”，结果被上海，无锡，南京等地造反派阻拦，中央一个表态，就全部土崩瓦解，这样就成了造反派的一统天下。
上海爆发了“一月革命”，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夺权。而邻近的无锡造反派非常清醒，认为无锡旧市委内谁是“走资派”无明显特征。所以不存在“夺权”的事实，出于对社会秩序，全市工业生产秩序的高度负责的态度与原无锡市委书记韦永义坐下来共同讨论（７４１轮船会议）如何管理好无锡人民的生活，生产问题。经过讨论当权派与红卫兵造反派达成了共识。造反派支持已瘫痪状态的无锡市委和市人委（政府）出面支持无锡市的一切正常工作；市委，市人委同意红卫兵造反派联合派出代表对市委，市人委实行工作上的“监管”。就是说市委，市人委仍然掌握工作的“执行派”，而群众组织对市委，市人委工作中有“监管权”。这一协议达成后，刚开始执行，市委，市人委工作人员刚刚上班。中央发出了部队加入地方“三支二军”的命令，造反派当即派出代表向驻锡部队首长作了汇报，无锡造反派的打算。谁知驻锡部队首长当即否定了造反派的这一良好愿望，认为是“不彻底”的革命，不予支持。要象上海那样“夺权”才是正确的。以后这段历史被说成是“和平让权，联合办公”，而且是属于“５．１６”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之一，受到批判，今天可以说，如果当时“支左”部队根据无锡文革实际情况加以引导，而不在立场、观点、方法上犯有错误，在江苏的苏南地区不会发生“武斗”，就不可能出现大的动乱。
这里要澄清一个事实，６７年７、８、９几个月中，发生了全国性二派群众组织的大武斗，死伤无数。武斗是怎样发生的？在某些人的笔下，认为二派群众组织为了 “争权夺利”而打派仗，这种认识是没有透过事物的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事实是因为“支左”部队的偏见与错误才是武斗的根源。在６７年二月开始，全国性的动用“枪杆子”将许多造反组织打成“反动组织”，而取缔、逮捕造反派的负责人，这是“反文革派”对“文革派”的第二次镇压，这段历史称之谓“二月逆流”。但这次对造反派的镇压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和抵制之后，“反文革派”当即变换了手法，在地方上扶植一批能代表他们利益、思想比较保守的群众组织，形成二大派，并利用他们组织起来的群众之手，对造反派实行非“枪杆子”自己出面的暴力镇压，造反派为了自身安全而奋起抵抗，于是“武斗”就发生了。“武斗”是“反文革派”对“文革派”“打击、打击、再打击，镇压、镇压、再镇压”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已，也是文革中造反派受到第三次镇压。其实对于当时“武斗”的起因，毛主席看得十分透彻，所以当时报刊文章有“走资派挑动武斗”的提法，才有６７年７月份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文攻武卫”四个字拆开来解释“文攻”就是要坚持“文斗”，“武卫”就是要造反派也要以武力保护好自己，所以有毛主席默认各地的“抢抢”事件。以后“文攻武卫”的口号又被“反文革派”接了过去，（所谓“反文革派”在上层是主观故意的，在下层是客观存在和无意的）以后的形势则武斗更为激烈。
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过许多“冤、假、错”案，是的。
全国最大的“冤、假、错”案恐怕莫过于“深挖５．１６反革命集团”，在“深挖”阶段，江苏全省受审查的有６４万人，无锡市内在“深挖”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有７０多人（不包括被打伤后回家死亡的人数），文革中“清理阶段队伍”，“一打三反”，“深挖５．１６反革命集团”等的“冤、假、错”案使广大干部群众深受其害，更有甚者在湖南，广西等少数地区出现过对“四类分子”造反派的大屠杀。这可以说是文革中的罪行，但必须搞清楚谁是罪犯？
这些“罪行”是归咎于毛泽东么？事实回答是否定的。这事实上是“反文革派”在掌握了地方权力之后，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接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方针，似“反右”运动那样以极左的手段大搞扩大化，对造反派与无辜人民进行第四次血腥镇压。毛主席在文革中曾严肃地指责：对广大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在江苏出现大量的“冤、假、错”案之后，毛主席在接见许世友时，要许世友“高抬贵手……”
造成这些“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是谁？革委会成立之前是军管会掌权，革委会建立之后，又是以部队为主的保守派掌权，制造这些“冤、假、错”案由谁来承担？
文革之后的邓小平时代，就没有“冤、假、错”案了么？没有根据的事不说，单就８３、８４年“严打”这一段历史，在网上某些网友对此已经提出了质疑，但他们都是“严打”的旁观者，很难说清当时的真相，笔者在“严打”中既是亲历者，又是幸存者。在江苏无锡８３年９月４日，８４年１月９日（以后还有但不是亲历，无法记忆）全市进行了二次大逮捕，口号是“镇压反革命”，当时的气势确似５０年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机枪架在卡车头上，整卡车地抓人，抓进看守所，人多为患，牢房不够，加设临时简易牢房。逮捕的对象大部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是“反革命”吗？牛头不对马嘴。在这些被捕的人群中大部份在平时有这样与那样的小错误或有一点轻度犯罪行为，简单地说是属于“刑事”。当时对死刑案件的审批权下放到了省一级。一场“从重、从严、从快”的“严打”在中国大地上大开杀戒，三天两头的“公判大会”，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地枪毙。这些“死囚犯”当真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于平民愤么？笔者有幸与几个“死刑犯”关押在一起。
略举几例：
有一家兄弟俩（不知名）兄长２０岁左右，弟弟刚刚满１８岁，兄长因与几个小兄弟一起喝酒，期间到外面去抢了几个鸡蛋作酒菜，因此这兄弟俩就是“流氓团伙”，一起逮捕，刚满１８岁的弟弟有与女性发生过性关系，被定为“强奸罪”哥哥以“流氓罪”判无期徒刑或死缓，后据说在服刑期间因不服从改造而死于狱中，弟弟因“强奸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一家二个孩子，难道就不能留下一个么？
王ＸＸ男３０岁，家住无锡吴桥附近，“文革”前不知犯什么错误被“劳教”三年，文革期间因不宜释放而留场，文革后回家，投靠姐姐，为生活私下教人跳“迪斯科”舞，同时与一个女性“非法同居”，因此而以“教唆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临行前王ＸＸ写好“申诉书”塞在牢房的墙角里。
无锡南郊顾ＸＸ青年人谈恋爱发生过二性关系，定为“流氓罪”判有期徒刑三年。
无锡南郊邵氏兄弟俩把沉在河内多年的一条无主水泥船打捞起来卖了数百元钱，兄弟俩定为“盗窃罪”，一个三年，一个六年徒刑。
当时只要三、五人以上的小青年打群架，就可认定“流氓团伙”为首者不死也得判处重刑
凡是男女俩性关系，则需女方口头说一声“我是不愿意的”，（不管是出于畏惧“严打”声势，还是羞于自己的名声）男方均为“强奸罪”判处死刑。
笔者怎么会列入“严打”对象呢？情况非常简单。
１９８２年受朋友之托，跟了另一个朋友去了福建省晋江县安海公社商谈办厂之事，因自己曾是造反派，故被怀疑有政治，经济问题，而被“收容审查”，经无锡市公安局“收审”站一年半的“审查”，结论是不触犯《刑法》。正在准备解除审查之际，“严打”开始了。于84年1月9日大逮捕进了看守所，三个月后以四句言论，一个企图的“罪名”，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四句什么言论？
第一句，因为赞同了８２年中纪委书记王克诚发表的关于党风问题的文章指出党内存在腐败现象，这一观点，就是“诬蔑共产党腐败了”。
第二句，在全国批制了“二个凡是”之后，江苏“新华日报”发表了批制“封建主义”的文章，我的朋友（“同案犯”）认为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的一套就是“封建主义专政”，因此我的罪名是“诬蔑共产党是封建主义专政”。
第三句，当时社会上传统华国锋的下台是一次“政变”，此话既不是本人所讲甚至听都没有听到。（庭审时证实）
第四句，是在朋友家看电视时，本人根据《毛选》上对“三民主义”作了解释，因此罪名为“妄图用三民主义取代当的领导”。
本人与朋友去晋江县时途经厦门市，处于好奇，登上“鼓浪屿”，想看看“金门岛”，这就成了“探听沿海情况”。
最后一点指控“被告”曾与ＸＸＸ多次密谋潜逃苏联，台湾，笔者当即质问“公诉人”，请出示有关“证据”，“证词”，本人与ＸＸＸ何时，何地如何“密谋” 的，“公诉人”“厚颜无耻”地回答“证据”我们是有的，出示不出示是我们的问题（当时庭审记录在案）。二、三人在茶余饭后的家中闲谈，既没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又无侵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凭这几句话，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判于“反革命”罪，这算不算是件冤案，在历朝历代封建衙门，只有“屈打成招”，而没有不要证据而判处刑罚的，这就是邓小平“要抓一批，要杀一批”“严打”下发生的一切。因为笔者是“政治犯”所以无所畏惧，依法申诉２０多年无效，就敢呐喊。而那些“严打”中无罪定罪，轻罪重判的“刑事犯”，就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冤沉海底了。
笔者现已过“古稀之年”，本来可以按工龄又１０００多元的退休工资，现在只能得到政府的“恩赐”每月领取“老年生活补贴”人民币１５０元，以上这一小节似乎是个人的“私事”，但主要是对谁说文革后没有“极左”，没有“冤、假、错”案的历史揭示。
说文革破坏了中国古老文化。
文革初期曾出现过在党委领导下的那些纯红五类的红卫兵，出于年轻幼稚，及自身的“优越感”，等因素带来无法无天的破“四旧”，确实一定程度地造成了对某些珍贵文物的破坏，这是应该反思和值得吸取的教训。
但什么叫“古老文化”？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许多优秀的古老文化，中华民族有勤劳，勇敢地优良传统，有许多领先于世界的创造发明，有孔孟之道的儒家学说，有诸子百家时期的哲学思想，又孙子“十三篇”的军事思想，但这众多的“古老文化”中既有“精华”之处，也有“糟柏”的存在，孔子的“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思想（现代某些人所崇拜的理想）难道不应该受到现代思想的批判，不应该破坏么？林彪的“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信条不应该批判，破坏么？“克己复礼”恢复“周礼”，“周礼”有“刑不上大夫，礼不对庶人”难道现在对当官的犯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重罪可以轻判，对“庶民”可以草菅人命。对于这种“周礼”，国人可以让它发扬光大么？
文化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法家的改革思想，对儒家的传统思想的大批判，大冲击，大破坏，否则怎么叫“文化大革命”呢？
“文革”就是要废除权贵者所持有特权的封建意识，批判“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资产阶级人生观，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谛，毛主席发出的要“斗私批修”这简单的四个字，包括了深刻的含义。
就是要求全党，全国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私有观念决裂，要批判资产阶级思潮，文化大革命要对古老文化“吸其精华，去其糟柏”地继承。
反毛派的逻辑矛盾。
反毛人士一方面拼命地要清算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罪行”，另一方面又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社会负面现状表示不满，他们也反对日益严重的官员腐败，反对社会上 “黄、赌、毒、黑”物价飞涨……，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今日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弊病，难道不对么？这种自相矛盾的逻辑思维说明了什么？不是对共产党毛主席的刻骨仇恨，就是一堆不明是非的糊涂虫。
对历史，对历史人物的功过评价，必须抛弃个人恩怨的束缚，否则必然地产生不公正的结论，自觉地步入歧途害人又害己。
拥护毛泽东，树立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改革开放的阻力，这句话又错了。
拥护毛主席，承认毛泽东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出于公心。
拥护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当前的改革开放。笔者个人观点“改革”必须是一个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就是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合作，这是个原则。反对的是“改革”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改掉，“开放”反对的是敞开国门让外国资本对中国人民的经济侵略和对中国人民的奴役。不希望“改革”违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向资本主义靠拢，“开放”不希望出现“丧权辱国”。
“改革开放”的成果与民共享，这是句假话，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这是社会现状。暂时不说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的苦楚，先从笔者就自身经历说起。文革前本人三级工，月工资收入４２．５元，妻子三级工，月工资守约４３．５元，夫妻俩合计收入８６元，全家人口夫妻两人一双子女，一个老母共５人，孩子多病，每月要上医院８６元，５人生活，看病，孩子上学，全家生活平平而过，生活上节俭一点，每年还可以添只手表，买辆自行车，无后顾之忧。“改革”开放后，如果工薪阶层夫妻俩工作的工资收入算２５００元，凭这点收入要养活全家五口人试试看，还谈不上上学，看病，住房等意外支出，现在通常说“生活水平”提高了，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过去是一人工作，养活几个人，现在是几个人工作养活一个人（独生子女），更何况下岗工人，失地农民，无固定收入者，可想而知，他们的生活何等艰难。
笔者在解放前（１９４７年）记得街头艺人卖唱小曲，其中有几段（醒世曲）
对富人：“进出坐汽车，上下坐电梯，吃喝嫖赌，浪荡逍遥百样全欢喜……”
对穷人：“百物飞涨，难度光阴，穷人出泪淚……”
对于目前经济上的物价飞涨的现状，中央采取了许多措施，退休工人加工资，干部发“补贴”，收紧人民币发行量，提高银行利率等等宏观调控，这些措施能控制物价飞涨的势头么？笔者并非有意与政府唱反调，泼冷水，笔者不是经济学家，拿不出好办法，但经验告诉我，政府目前的措施时不会收效的，在７０岁以上的人都知道解放前，物价飞涨，蒋经国以“太子”身份坐镇上海，采取行政手段“限价”，向不法资本家开刀，“限价”成功了么？没有，因为是国民党的半殖民，半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命脉不控制在自己手中，政府的行政手段与资本的较量必然是一败涂地。
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则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是无法避免的，要使国家经济稳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还必须走社会主义公有制道路。“阿弥陀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反毛派的上层铁杆分子真是：“山中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不时笔者小看他们什么精英，学者，如果真有“国难当头”，外国武装入侵中国，这批人保证轻则带了老婆孩子逃命，重则在敌人的枪口下跪地高喊“饶命”，汪精卫，陈公博等汉奸不也是政治，文化精英么。真正能够保卫国家的一定是广大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
年轻的８０辈爱国青年，世界是你们的，振兴中华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陆渭文

zhouyinfu

陆渭文，我是常州人，过去流亡徐州时曾见过你，现在好吗？ 有兴趣联系：13809076392

tuffy05

这是转贴的。如果哪位有原作者的联络方式，请用短消息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