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劲风：我的“文革”岁月之两派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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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岁月之两派大辩论

黎劲风


“文革”时期的大辩论，通常是两派之间的大辩论，是 “文革”初期一种很普遍的社会现象，是各阶层民众的亲身经历。作为参与者，已过去将近半世纪的大辩论经历依然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文革”时期，大辩论与大鸣、大放、大字报，被列为“四大”，被曲解为“大民主”。“四大”排列顺序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大辩论的内容千奇百异，在各个时期、各个地方也不尽相同。在850平方公里、几十万人口的广东吴川县(今吴川市)，“好得很”与“糟得很”之辩却贯穿于两派大辩论的始终。生长在吴川的四零后、五零后，绝大多数对 “好得很”与“糟得很” 之辩印象深刻并记忆犹新。

“糟得很”与“好得很”之说，曾出自毛泽东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论及湖南农民运动的“打土豪分田地”时，毛泽东写道：“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

“文革”初起的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支持“红卫兵”小将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

此后，“好得很”与“糟得很”逐步演化为群众中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碰撞，成为文革热词。

据网友披露：当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后，中央文革小组策动造反派把攻击矛头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在毛和中央文革小组极力支持和鼓动下夺权。1967年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党政领导大权。上海市的夺权斗争得到毛充分肯定，张春桥、姚文元夺取上海党政大权的“一月夺权”被树立为样板。

毛随即向全国发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伟大”号召。在毛指引下，“文化大革命”迅速进入夺权阶段，迅速蔓延全国，迅速蔓延到距离北京数千里之遥的吴川。

1967年1月中旬，吴川县一些中下层干部以上海的王洪文为榜样，成立吴川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部(简称县总部)，并在1月25日勒令吴川县委、县人民委员会(即现在的县政府)把一切权利交给他们，由他们来掌握全县的一切大权。

对此，《吴川县志》记载为：1967年1月25日，“造反派” 向县委、县人委夺权。

此后，“由于这批夺权的‘造反派’在群众的威信低”(反对派之言)，引起部分群众反对，从而在群众中形成两派：赞成“造反派”夺权的为一派，也叫县总部派，标志性口号是：一二五夺权“好得很”！而反对“造反派”夺权的为另一派，因后来成立了“批资站”(全称是吴川县批评资产阶级反对路线联络站)，又叫“批资站”派，标志性口号是：一二五抢权“糟得很”！

一时间，在吴川县城，围绕“好得很”与“糟得很”，大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大辩论不绝于耳。记得我最早是“县总部”这派的，还在教室里用毛笔写下“一二五夺权好得很”的大标语，准备贴到大街上。大标语刚写好，就引发与同班的“批资站”派同学的大辩论，争得面红耳赤。一番大辩论，我变成了“批资站” 派，当即把标语“一二五夺权好得很”中“好”字改成“糟”字，把“夺”字改成“抢”字。但回家后经过和一些成年人辩论，我又重新接受“县总部”派的观点，“一二五夺权”在我心目中重新变成“好得很”。

当年，许多家庭分为两派，夫妻、父子、兄弟、姐妹因两派大辩论失去亲情者累见不鲜，反目为仇者也有之。像我这样十一二岁的小孩子，当年加入哪一派都成不了气候，对自己、对家人影响也不大。可一些大人，甚至大孩子，却因加入不同派别招来杀身之祸或避开横祸。如我在我撰写的《九死一生的吴川人》中提到的李老师，当年因加入“批资站”招来横祸被活埋，差点命丧黄泉;而我父亲因加入“县总部”，在“县总部”人士掌权时受到保护，避免被广东省阳春县(今阳春市)的刽子手带走，幸运地躲过阳春县1968年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多活了40年(参阅共识网：《李娅：粤西黎民痛楚作墨写忠诚人生》)。

1967年5月4日，吴川县城发生学生到县委大院静坐、绝食事件，共持续36天。

1966年以前，我全家五口还在吴川县委大院内居住，后搬到吴川县中医院宿舍楼居住，没能见证学生静坐的实况。据了解当年静坐、绝食事件真相的网友披露：学生到县委大院静坐、绝食事件，是由两派纷争引发。当年吴川县第一中学的文革组织有对立的“反对派”，而 “反对派”组织红卫兵与一中文革对抗，于1967年2月7日封掉“不可一世”的一中文革，恢复了学校行政组织。而对一中文革被封，当时吴川的最高临时领导机关吴川县人民武装部发表“3.17”声明，指出封吴川一中文革是反革命事件。“反对派”为挽回局面，深入县内一些中学串联，成立行动联盟，联合发动轰动湛江地区15个县市、要求撤销吴川县人民武装部"3.17声明”的5.4静坐、绝食行动。行动从1967年5月4日开始，一直坚持在吴川县军管会所在地(原县委大院，现市委大院)静坐，一度升级为绝食，直到6月9日湛江地区军管会作出决定撤销吴川县人民武装部的“3.17”声明为止。

吴川的学生静坐、绝食事件，影响极大。就连远在100多里外的湛江水产专科学院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也在5月9日举行“5.9静坐”行动，到6月9日与吴川5.4静坐行动同时结束。

《吴川县志》对此记载为：1967年5月4日，学生到县委静坐、“绝食”，持续36天。

吴川的大辩论历时1年多，从开始时两人、几人的辩论，发展到两派的辩论；从开始时的口头辩论，发展到两派用高音喇叭辩论。大辩论越演越烈，后来竟然逐步演化为“县总部”和“批资站”两派的大型武斗，在吴川大地乃至周边上演了惨烈的一幕。这是后话。

两派 “大辩论”虽然属于文斗的范畴，但造成了社会动乱，并成了引发两派武斗的导火线，在文革时期留下不光彩一页。改革开放后，“大辩论”等“四大”已从宪法里被删除，被严厉禁止。


转自《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