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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正美:长篇文革回忆录《秋梦追思》连载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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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2-8 17:07:5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长篇回忆录《秋梦追思》

作者:范正美

第七章 熔 炉 断 裂

人处今日之时与境,以如是身,入如是群,是固有其最宜者。此今日之最宜,所以为今日之最善也。然情随事迁,浸假而今之所善,又未必他日之所宜也。
——[英]赫胥黎

巨途则让,小途则殆,虽欲不谨,若云不使。
——[战国]荀子

    政治的发展常常因人因事的突发而发生戏剧性的骤然巨变,引起大转弯,有时甚至是历史的回车。因此,人们与政治的羁绊愈紧密,其前途与命运的颠簸、折腾愈厉害。我的生命紧紧系在中国共产党的战舰上,因为领袖的更替而变得极为异常,生命折变。
    1976年,中国人民心中的三颗巨星陨落:
    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逝世,终年78岁;
    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逝世,终年90岁;
    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逝世,终年83岁。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中国的太阳。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他们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就是祖国与人民利益、前途命运的象征。对于他们的故去因为来得突然,人们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大多数中国人抚今追昔,瞻念前途,承受着这相继而来的沉重打击,为失去最亲近、最敬爱的领袖而感到巨大的悲痛。
    三颗巨星陨落,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和进程,改变了世界人民的历史命运和进程,也改变了我的历史命运和进程。
   
    1月8日晨,我和玉梅从外面晨练归来,在花园商店门前遇到一位朋友,只见她涕泪纵横,一边抹泪,一边走,见着我俩忽然号啕大恸,哽咽良久才说道:“周总理逝世了!正在广播……”
    我和玉梅含泪跑回了家。我们听着广播,全家哀泣。大家没有吃饭,默默地离开家,我们到单位、孩子们到幼儿园去了。当时我正在哈尔滨市北方大厦开会,急忙赶到会场。在大厦的西二楼侧厅会议室里,聚集着全省大专院校主要领导。当天的会由省委主管文教的书记王一伦主持,他宣布向总理默哀三分钟。会场上一片抽泣声。人们的眼圈红红的。我和王的目光相对,眼睛里都噙着晶莹的泪花。
    在那些日子里,我向家人一遍又一遍地讲述总理对党、对国家、对人民以及对我自己的恩情。我说:
    “是总理一次一次地保护我,要不然,我还不知道存在不,我们的家就不成为其家了。总理最爱护老干部,也最爱护年轻干部,爱护红卫兵;全国有多少老干部受到他的保护,也有多少年轻人,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在他的庇护下得以生存。总理不在了,像我们这样的造反派年轻干部就没有人为我们说话了。”
    “还有毛主席。“玉梅急忙补充了一句。
    “毛主席只定原则,具体问题,特别是一个个省的造反派,只有总理知道得一清二楚。总理既有全局在胸,又善于着眼细部,能把事情不离原则地办好。总理是真心实意拥护毛主席,拥护文化大革命的。”
    平时对周总理的崇高的、甜美的感情,现在都变成令人心碎的深远的回忆,一幕幕又呈现在我的眼帘。特别是那些近乎淡忘的细节,如今又像珍珠般清清楚楚地串联起来。他怀着为中华崛起的雄心壮志刻苦读书和磨砺自己,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最壮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关头,他总是站在毛泽东一边,同毛泽东并肩而战,为毛泽东排忧解难,把毛泽东的战略决策、长远规划和各种方针政策落到实处。他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重于泰山,辉映日月;他对于中国人民的恩情,胜于大海,气贯千秋。在文革期间,对于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人,像我这样幼稚可笑的毛孩,那语重心长的亲切教悔,那披肝沥胆的自我批评式的谈话,那寄予无比激励、无限豪情的希望之词,那熟悉的令人激动的指挥我们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情景,那特有的在我们队前疏导的动作,那令人传颂的工作风范,那独特的音容笑貌,现在都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真切,那样的令人感动,那样的令人回忆满怀。他就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支持,我们的榜样,我们的向导,我们生命的保障。他是共产党人的典范,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楷模。总理了解我,关爱我,保护我。我为得到总理的了解、关爱和保护,而感到莫大的幸福和无比的骄傲。这一切,如今都离我远去了,因为他的故去,永远无可挽回了。他对于我们的爱有多真,他对于我们的关切有多细,他对于我们的寄望有多切,他对于我们的恩情有多深;我们对于他的崇爱有多高,对于他离去的哀痛有多重,对于他离去的记念有多远,对于他离去的损失有多大,只要想一想我们从此孤立无援,感到后怕才知道。越是联想不止,就越是痛断肝肠,撕心裂肺。
    得到朱德的噩耗是当天早上的联播节目时间,我们全家听到哀乐声惊呆了,我们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全家沉浸在难以言状的悲痛之中。我的两个孩子还没有上学,但他们常听我讲井岗山会师、朱德的扁担、朱毛合首阵前研究地图指挥抗战、朱德不凡的人生经历和革命的坎坷岁月,朱德入党的故事,朱、毛、周的情致和友谊,朱德对母亲的回忆,朱德的诗和朱德的书法,朱德在哈军工的孙子,朱德在文革中的情操,如此等等,他们百听不厌的这些故事。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朱爷爷有着崇高的地位,开启了衷心敬佩的灵窗,把赞美和崇敬藏在纯净心灵的深处。这突如其来的不幸消息,他们跟我们两个大人一样,以泪洗面,给予深深的哀悼和缅怀。朱德在我们心中竖立的丰碑,因他的逝世,使我们更感到崇高、雄伟。我们回顾他的革命生涯,缅怀他的丰功伟绩,记念他的胸境和美德,痛悼他的辞世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在追悼的那些日子里,天天难以平静,沉浸在一片哀痛之中。
    眼看着毛主席的战友一个个离开了人世,中国人民极其悲痛地思量着中国的当前和未来。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爱越深,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越笃,对毛主席战友的纷纷辞世的哀痛就越深越远。然而,人们万万没有想到毛主席也不久离开了我们,会见马、恩、列、斯和他的故去的战友去了。
    中国人民在1976年悲哀连着悲哀,不幸连着不幸。
   
    9月9日那天,我正在北方大厦主持全省招生工作会议。午饭后,我回到住室刚刚躺下,昏昏欲睡,省招办主任才起进屋把我摇醒。
    “苏民政委找你,说是有紧急事情要找你谈,请你马上去省委机关。他在他的办公室里等你。”
    苏民是省军区副政委、省委常委、省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我赶紧驱车去省委机关大楼,一路揣摩着苏民找我的用意,忽然心头一阵悸痛,心情突然沉重起来,因为最近一些日子,社会上盛传毛主席健康不佳,因而惊恐万状地走进苏民的办公室。只见苏民显得异常沉重,像是刚哭过,眼圈通红,眼角挂着泪痕,见到我,亲切地迎上来,哽咽地说,声音极其低沉:
    “告诉你一个极其悲痛的消息,主席去世了。”他的声调略带嘶哑而颤抖,泣不成声,艰难地长长地抽了口气,极力使自己镇静下来,“你赶快回会场,结束会议,让大家赶快回去。可以告诉大家,一切按照中央和省委指示办。”
    我一路眼泪长流,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北方大厦的。回到我住的房间,我伏在床上的叠被上嚎啕大哭。良久,我极力收住眼泪,啜泣地对等着我回话的才起说:
    “毛主席去世了,我们要遭罪了,中国人民要遭罪了。怎么办啊……”
    才起深深地抽泣,没有说话。
    我哀痛不已,极力控制自己的情感,但哀思奔流,万念俱生,无限忧伤,剪不断,理还乱,道不清,诉不完。到了会场,我向大家报告了这一不幸消息,情难禁,见着与会者一个个震惊、悲痛的神情,我还是失声恸哭,台下也是一片哭泣唏嘘声。
    我无法控制自己的哀恸,因为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是他领导中国人民奋斗,使一个曾经百孔千疮、到处是分裂、不义和蒙受奇耻大辱——被外国瓜分、蹂躏——的国家赢得了高度尊严和统一,让一个被外国人讥笑为“东亚病夫”的民族顶天立地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令世人刮目相看。他是新中国的旗帜,新中国的擎天柱,新中国的象征;他是我们年轻人前进的指路明灯,人生远航的舵手。他的思想和哲学是那样富于思辩、流畅和明白,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他教导我们无私地献身于人民,永远站在人民一边;他是一个难得的全才,不但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和导师,也是世界人民的领袖和导师。我难以表述他的思想,概括他的贡献,描述他的事业,颂扬他的恩情。因为他,我们感到无比的自豪,充满自信而奋斗不息。如今他离开了我们,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们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再也看不到他向我们挥手了。
    我是唱着《东方红》长大的,照着他的指示学习、做人、战斗而成长的;他教导我爱人民之所爱、恨人民之所恨,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我的血液里流淌着他给的营养,脑海里充满着他灌输的思想。是他领导和指挥我们造走资派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斗争正未有穷期,谁胜谁负难分,他就离开了我们,教我们今后如何生活和斗争啊?!这种永诀的感觉,心在颤抖,五脏俱焚。这种难以排遣的巨大哀伤,联想今后国家前途、人民和自己的命运,使我的心情突然变成了一种不能名状的恐怖;我感到自己努力追求、向往的东西,共产党、毛主席带给我们的希望、动力和欢欣,似乎忽然都匆匆随着毛主席的逝世,一齐也离我而远去了,无可挽回了。这是我对国家未来可能发生的事变及其自我命运的预测、忧虑生来的恐怖,是一种神经恐怖、思维恐怖。难言述哀痛,只有泪如雨。“男儿有泪不轻弹”,此时哀思难禁,当着大家的面,我能说什么呢,终于伏案放声大恸。这样持续几许时间,我激动的神经并非都在亢奋,那些主事的中枢挺身出来警告我:作为一个革命的年轻的领导干部应该振作起来,给大家作榜样,化悲痛为力量,革命工作还要继续,大家正等着我部署,不能这样感情用事,便揩干眼泪,强把招生的部署和要求讲完。
   
    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在当天下午三时向世界公布了。
    从开会的省文化厅会议室(招生工作闭幕式在这里举行)出来,我徒步朝着省革委会机关大楼的方向走去。只见黄尘滚滚,遮天蔽日,整个苍穹一片灰蒙,似乎天在大恸,地在呜咽。这天情地意,与我1953年3月5日,在乡下得知斯大林逝世当日之所见相同。我的心灵为之震颤:这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为天下劳动人民谋幸福,感天动地之象。路上行人脸色忧悒,低首匆匆走着,公共汽车默默而行,城市嘈杂喧闹的声响忽然沉静下来。整个哈尔滨、整个中国此时沉浸在震惊、悲痛之中。
    骤然的噩耗激起的情感痛失,渐渐进入理性思维,使升浮的思絮慢慢沉落下来,我对毛泽东的悲痛化作泪,化作思,化作诗,化作誓。此时此境,除了纸笔代喉舌,我的满腹哀思向谁说,同谁交流。那些日子,我在家里,翻读恩格斯的著作《马克思墓前演说》,联想毛泽东的生平事业,瞻念党和国家前途,思想波澜起伏,铺开大纸写诗填词,并把它们张贴在四壁,以寄托自己的万种哀思,隽永之情。这些诗词,都记在我自己的诗集(笔记本)里。在清查期间被抄一空。这里仅把其中一首刊登在1976年9月《黑龙江文艺》特刊上的《悼念毛主席》词,抄录如下;对于我那时的思想与情结,可窥豹于一斑。词曰:
   
    霹雳一声,痛裂人心天地惊。想韶山,遥望北京,更思长征!揭开东方新史篇,一创伟业建奇功。展宏图继续挥巨手,跃鹏程!凌云志,永继承,更奋力,绝不停。雄文四卷握,朝阳在胸。笑迎困难斗资修,高举红旗战恶风!为革命愿洒满腔血,慰英灵。
   
    当时省革委办公楼各委办还出了墙报,人们用诗文吊唁毛泽东逝世,寄托自己的哀思。我们省文教办也办了墙报,我写了二首诗词表达自己的心情。
    在毛泽东治丧期间,我参加了省革委会机关设立的毛泽东主席吊唁厅的领导干部轮流接待干部群众吊丧活动。省革委机关毛泽东主席吊唁大厅是我建议省革委办公室主任吴方林搞起来的。他说中央有通知,不要乱设灵堂。我说,省革委机关怎么是乱设。你设吧,错不了。这是百年不遇的丧事,深得人心、深得党心。
    当时的禁规打破了。各地党政军机关纷纷设立各种形式的吊唁堂,并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吊唁活动。省革委机关设立的吊唁大厅,附近及一些地方老百姓闻讯以后,纷纷前来吊唁,天天络绎不绝。我看到,许多老人一望见毛泽东遗像,便止不住号啕大恸。有的老人一进吊唁大厅的大门,就哭诉地喊道:“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是我们的主心骨,您老人家走了,谁替我们说话,我们怎么办啊?”“我们刚刚过了二十多年太平日子,您这一走,说不定又要过苦日子啊!遭二茬罪了!”
    9月11日至12日,中共黑龙江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及中共哈尔滨市委、市革命委员会所属各部、委、办、局等单位,分别在几十个分会场举行了多种形式的吊唁仪式。18日,我参加了黑龙江省及哈尔滨市50余万人在哈尔滨人民体育场举行的隆重的追悼大会。
    据当时有关部门告诉我,在吊唁毛泽东主席期间,因为过于哀恸,各地还发生了不少群众昏死的现象。
    人民领袖人民爱。对毛泽东深重的崇爱,是因为他不仅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中国人民,而且他的六个亲人,其中有他的爱妻和他的爱子,献身于人民解放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是因为他心里总装着中国人民,他与人民同甘共苦,时时刻刻关心人民的疾苦,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对他逝世的无比痛惜,对他对人民的恩情,对他以后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对自身前途命运的忧虑,构成了当时我国人民在毛泽东逝世期间的复杂心理。这是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从自身沧桑之变中,对于失去久经考验的领袖所感到的悲痛、茫然和怅惘。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是无与伦比的。他的逝世所产生的空缺,只有深深爱他的老百姓才能深切地感到痛惜、可怕、忧伤和焦虑。人民凭吊这位敬爱的领袖,那伤心痛哭,感人至深的话语,那催人泪下的泣诉场面,只有人们失去父母时方能见到,至今还清晰地浮现于眼帘,教我永远也忘怀不了。
    同时,我在机关里,在街道上,也注意到,在那些悲痛的日子里,为数不少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一般群众,互相议论,打听着种种小道消息,对政局可能发生的变动,进行各种揣测;而特别是当时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触及的老干部,更瞻念自己的前途,亲近的、知心的朋友之间,窃窃私语,分析可能发生的动向和情况。而我还是照常上我的班,心里也在思忖,也同人议论过,毛泽东后的中国,可能出现比较复杂的局面,但一点儿也未曾想到毛泽东尸骨未寒,就有人先声夺人,急着动起手脚来,掀起了令世人震惊的事变。
   
    有鉴于此,我此时回忆的思绪,进入一段最艰难的索道,因为我必须选择合乎时宜的词语,述说我这一期间的经历,理清我的心境、思想和情感。这就势必加大我心脏的压力和写作的难度。如果按照合时宜的话来写,那只能是编撰,不能真实地再现当时的我,那么,我写这一页于我于社会于历史便毫无意义。因此,我不能在遣词造句上下工夫,而应以复制历史的真实的自我为己任。
   
    如实地说,华国锋当主席,顺乎当时的情理。但是,由于我对毛泽东指定接班人有想法,因而对华国锋的看法也不是很好的,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我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华国锋无论从理论和经验、整体素质和能力方面说,与毛泽东相距甚远,能不能接好班,稳住阵脚,还需要经受考验。安排他,是一种历史的过渡。这是毛泽东的一种战略决策,也是一种策略决策。这就是我对华国锋及其上任的最初看法。一次,黑大理论组杨战生和李首伦问我如何评价华。我直言不讳地对他们说:“华国锋老实忠厚,但有三点缺乏:缺乏理论、缺乏历史知识、缺乏对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刻理解。按照毛主席曾经说过的要求,他指导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党,这样一个大国,恐怕是很难很难的。对于他来说,只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坚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才能稳住大局。能不能把毛主席的事业继承下来,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对他实在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因此还要看一看,看他行不行。”
    我们的担心不为杞人忧天。毛泽东的尸骨未寒,中国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事变,史称“十月的胜利”。当时我实在接受不了这种现实,内心极其惶惑、恐惧、恼火和不安。
    1976年10月6日,由毛泽东亲自提名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在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支持下,通过汪东兴指挥8341部队,逮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拥戴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正式传达之前传来消息,我觉得当头一棒,开始不大敢相信这是真的,以后听外台广播,方知是实。心里骂道,这个蠢人,怎么这么不知深浅、不计后果。当时我的同班同学朱怀东到哈尔滨出差,特意跑到我家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他很神秘,又似乎不解地说:
    “听说王、张、江、姚被抓起来了。你知道不?”
    我说:“看看吧,还没有正式传达,估计是实。”我心里话,这四个人是文革中的左派,毛主席对他们有批评,是爱护他们,决不是打倒。华国锋把他们抓起来,其实是向右翼投降,他以为把他们抓起来,自己可以安心当主席了,殊不知是把自己置于右翼的控制之下。打倒“四人帮”,文革保不住,他自己当然也就不能自保。我心里说,“我的同学,你没有听外台说吗?这是右派政变。”不过,对于眼下这场复杂的政治斗争,进一步可能发生的事变,可能掀起的风暴及其翻卷的深度和广度,于我可能脱不了干系。文革以来残酷的事实教会了我,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小心舌头”,对他的来意也不清楚,同时,天晓得他出去怎么说,因而我没有往深里说,也不便探究。但见了这位造反派同学,因为我心理不顺,还是对他没好气、冷冷地说了一句试探的话:“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朱见我如此,一句其他的话也没说,起身便走。他高兴而来,扫兴而去。
   
    1976年10月10日,中共黑龙江省委、省革委负责人刘光涛、张林池赴京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粉碎“四人帮”打招呼会议。13日至17日,省委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和地市、省直部委办负责人会议,传达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华国锋、叶剑英的讲话。我在小组会上,表示相信党中央、华主席所采取的英明、果断决策。18日,逮捕“四人帮”的决定通知全党、全国各级组织。23日,省及哈市各界举行盛大的游行集会,我参加了这次集会,并同群众一起,高呼口号,庆祝胜利,拥护华主席,拥护打倒“四人帮”。
    “华国锋是毛主席亲自安排的接班人,毛主席对他说,‘你办事,我放心’,毛主席放心我放心”。这是一套典型的官场语言、政治套话,成为许多人们发言表态的惯用词语,我当然也是言不由衷地作如是说。这些语汇大都源于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讲话。同时人们根据叶剑英、李先念的讲话精神,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在英明领袖华国锋的领导下,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行到底。
    我当时实在想不通,华国锋为什么采取这样极端的办法对待江青等人。这在中国党内斗争中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这是党内的宫廷政变。
    在我看来,在中国,由于毛泽东雄辩而透辟的见识,超凡地领导艺术,由此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总是鹤立鸡群地高出他的同事、凸现群山的高峰。他的思想来源于群众,来源于他的同事。尽管群众以及他的同事中,在某些方面有许多真知灼见、闪光的智慧,难能可贵的思想火花。但是,他总是能够恰如其分,炉火纯青地将其加以提炼、升华、再加工,予以高度综合、概括,使之上升为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意志,使之成为系统的理论和政纲,具有更强的说服力、感召力,而凝聚党心、民心。他不辞辛劳地深入实际,穷追不舍地探索、细心而卓有成效地学习、体察民情。最重要的是,他将自己完全献身于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毫无自私自利之心,这就使他的言论处于公心,不同凡响,显现出智哲的光辉,具有彻底性、客观性、公正性,使他的言论能够与一般群众、与他的同事保持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特点,尤其以他高贵的人格魅力,加上生动幽默的语言艺术,打动群众、打动他的同事之心。
    历史形成的毛泽东的这种至高无上的崇高地位和他的卓越的见解,使中国共产党党内斗争的是非问题,特别是他死后的一段时间,也不能不以他的言论为法,成为这一特殊时段人们评价党的工作成败、是非功过的最有说服力的标准。因此,毛泽东不仅是一面旗帜、一种权力的象征,而且也是一种真理、一种公道的标尺。从这个意义讲,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治下的“帝王”。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成了中国共产党“打鬼”的钟馗。毛泽东可以使一个人兴,也可以使一个人亡。不仅有眼力的中国人对此是明确的,而且中国政坛上的高级人物更是深明此道的。华国锋只不过借用了毛泽东给他造成的“势”和“场”,利用江青等人不得人心的过错,实际上是别人推动并假手于他,才成全了他自以为得计的“伟业”,并非他有什么特别的本事。设计并领导这次事变的人,确实很高明。他们利用中国特有的国情,并实际早在人们心理上形成的形式逻辑——毛泽东是正确的,不能反对的;毛泽东定的接班人是对的,不能反对的;那么毛泽东的接班人按照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的言论行事,当然顺理成章,不能反对的。因此,对毛泽东接班人的做法如有反对就是对毛主席的不恭,应予以排除,可以打大板子的;如果有人说了出来就是反对接班人、进而就是反对毛泽东。同时,共产党内还有一条纪律:全党服从中央。
    显然,毛泽东就是毛泽东,毛泽东的接班人就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这是两回事。毛泽东在彼时说的话是对的,不等于其接班人在此时借他的话加以演绎、行事也是对的。反过来也是一样,毛泽东彼时错了,不等于其接班人就可以将错而对了。还有,中央对于如此重大的决策,是否应该遵循某种程序。同时,毛泽东铸就而留下的政治体制,也没有这种救援机制。
    国家机器的两大核心,军队和高层官吏倒戈,又没有救援机制堵截,便在中国轻而易举,顺理成章地实现了急速的政治大转折。它不容人们思索,更不容人们提出疑义。同时,风头十分明确,人们看到冰山已倾,何苦自投罗网,习惯于遵循上述逻辑行事的大多数干部,首先顺水推舟,并在他们的支持下,形成潮流,摧枯拉朽,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于是,设计者得以畅通无阻地,去充分发挥这独具中国特色的环境和条件,完成了改朝换代的大业。当时中央一个个打招呼会,就是借这种情势,不允许人们说不同的意见。否则,就要罗织罪名,加以“解决”。我记得,浙江有个领导人,对毛主席“你办事,我放心”的笔迹提出了疑问,立即遭到抨击而被解职。
    这就是中国条件下,残酷的政治斗争现实。令人不寒而栗,咄咄吐舌。不知道别人见到的是什么景况,当时是一种什么心情。我所见到的情况是,传达会上,人们屏住呼吸静听,一点儿不敢出声,只是一个劲儿地做笔记。整个会场的空气似乎已经凝结了,令人喘不过气来。听完传达就必须一个个表态。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讲什么疑问、说什么不同意见,除非不要脑袋。我当时感到头皮发麻,脑壳发涨。我当时想这事要是周恩来在,是绝不会这么处理的。我想,历史必将证明,华国锋不计后果,只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过渡性人物,做了人家的马前足。后来的事态以及公布的事实,证实了我的上述看法。
    我对于华国锋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糟。一开始,他确实给人某种老实厚重的外表感觉。发动逮捕“四人帮”以后,我觉得他的野心很大,以后他又处处把自己置于同毛泽东并列的地位,是一种历史的幼稚和政治无知。他在多次讲话临结束时,总是套用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的那两句话: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附庸风雅,贻笑大方。
    1977年我进反省室、蹲牛棚之后,对他更感到可悲、可笑。他那并未入流的几笔字还到处题词,搞个人迷信;又不知深浅,毫无界限地大搞清查所谓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竟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上来的,自己又是哪个班底里头的。毫无自知之明,对政治斗争认识浅薄,对历史全然无知。他依照别人的意愿,上把自己的左膀右臂——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永贵等人——砍掉,下把自己的群众基础挖空,继而又撤掉《红旗》杂志,支持否定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实践,这样他就被解除了全副武装,他自己会不多时地被人赶下台的。
    华国锋的历史正朝着我想的方向发展。1977年我进牛棚之后,有一次,看我的两位工人师傅——东北农学院的L和东北林学院的M——不回避我,议论起华国锋说要搞十来个大庆的壮举,不无讥讽。我在一旁听着,实在忍俊难禁,也跟他们议论起来。L说:
    “我看又要搞大跃进了……”
    M没等他说完就说:“吹牛吧。经济工作是那么容易搞上去的?”
    我插进去,冒了一句:“新官上任三把火,总要造点政绩,以示英明嘛!”
    L说:“我看没那么简单。可不要再犯大跃进的错误。”
    M说:“这么热,我看差不多。”
    我又说:“历史总是好开玩笑。人家觉得容易就干吧,何必为英明主席担忧。”
    他俩见我这么说,似乎觉得他们言过了,便不再吱声了,我也说到这里打住。当晚回到床上,我脑海里翻腾:华国锋在政治上幼稚可笑,在经济上也是一窍不通,授人以柄,说不定很快像马林可夫一样,人家借口他缺乏领导工作经验或是别的什么,把他推下马。等着瞧吧!因为他实在没有深浅,忘乎所以,竟然忘记了老人家临终时,告诫他一个几十年总结的十分重要的历史经验:“不着急,慢慢来!”他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急于快步走,加速度地建功立业树丰碑,犯了新皇大忌,不翻车才怪呢。
   
    中共中央于1976年11月初发出通知,全国开展大学习、大揭发、大清查——大学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大批判“四人帮”的罪行,大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11月9日至14日,黑龙江省委召开地、盟、市委和省直单位负责人会议,揭批“四人帮”。此后,在全省范围掀起了大学习、大批判、大清查的高潮。20日至24日,省委常委开会,传达全国宣传口召开的宣传工作座谈会精神,开始揭批毛远新紧跟“四人帮”的问题。28日至30日,省委召开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传达中央宣传工作座谈会精神。要求在全省广泛开展揭批“四人帮”,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强调揭批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准串联、不准成立任何形式的战斗队。12月3日,省委成立大批判组,李力安任组长,成立清查“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组,任仲夷任组长。
    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规定: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和案件应给予彻底平反;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反对毛泽东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绝不允许翻案。于是全国出现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事实上,到了地方,就成了凡是文革期间的定案,一风吹。我的一位住在双城的朋友告诉我,他亲戚认识的一位朋友,因为贪污问题被革职,这会儿也作为一大错案,翻了过来,由政府赔了他的款。
    12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14日,省委召开有线广播大会,宣读“四人帮”材料目录,要求全省党组织进一步发动群众,掀起揭批查新高潮。同时也号召,犯错误的同志要赶快觉悟起来,同“四人帮”划清界限,揭发他们的罪行,转变立场。
    这一期间,因为会议一个接一个,精神似乎越来越明确。我自忖自己的文革史,认为自己除了按当时统一安排到北京接受毛泽东会见红卫兵和群众、为炮轰派告状、参加十大,到过北京,因为被派参加朝农学习班,到过锦西以外,同“四人帮”的人和事没有什么牵连。我既没有个别或集体见过“四人帮”中任何个人,同毛远新除了北京告状期间见过几次,以后再也无任何个人联系。整个文革过程,我凭着个人信念、以自己的认识和自己的为人,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和当时中央的喉舌——中央两报一刊的社论行事。我的文革史三大段、三大特征。
    初期在师院坚持团结大多数,中央发了文件,予以肯定,继而参加省里夺权,首倡军干群三结合,首倡革命委员会,使黑龙江的经验受到毛泽东高度称赞。
    中期因为反对潘复生镇压炮轰派、打击干部群众而上访北京,总理亲自处理,潘汪检查,中央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发了专门文件;嗣后,潘复生翻案,我因此挨潘复生的整,是总理解救了我;许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经历——蹲牛棚、挨批斗、接受改造、下放劳动——这些我也挨过。
    后期在省委领导下工作,在反回潮和批林批孔中,虽有些缺点错误,但总体是维护省委、维护稳定的。
    我在文革中不但自己没有打砸抢,而且还因为反对砸打抢而挨整,也没有贪、占、变的资产风。对江青还有一些微词。除了反刘邓,我拥护总理,拥护中央其他领导人。
    因此,对照中央文件,同自己的过去挂不起钩来,也就不往深处想,更不往坏处想别人可能会借机做文章。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是对华国锋信用度不高,对“四人帮”的问题的性质及其处理不理解。对于中国历史上这么大的事变,一个大学生出身的党员,难道不应该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吗?!我还想,对毛主席尚且可以如此责难,为什么就不能允许对华国锋有自己与人不同的想法。遇事问个为什么,绝不盲从,有什么不对?况且,这是认识问题,思想问题;要改变认识、提高思想,也需要时间,需要实践。更重要的是,我在行动上和中央保持一致,从未在公众场合发过不同于中央的议论,更未做任何反面宣传,这些想法、看法都在情理之中,是法律和政策允许的。
    然而,历史的进程打破了我涉世不深的书生气、认识上的浅薄性和政治上的幼稚性。到1976年12月30日,牛成山、聂士荣、张永昌、刘雪峰等造反派头头关进反省室之后,我开始想,这些人在反回潮和批林批孔中确有错误,但他们与“四人帮”也没有牵连。继而细想,啊,我明白了,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绝不能犯经验主义,像是毛泽东领导的清查林彪集团那样,只是抓少数几个死党,而这次是要搞倒一大批人,目标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头头,目的是否定造反,否定文化大革命。“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是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班长,夺了省委的权,清查哪能让我幸免。随着揭批查这个不叫运动的运动的逐步深入,我才一步步认识到这一点,嘲笑自己的政治愚钝和历史浅薄。
   
    过了1977年元旦,特别是3月以后,社会上关于我的谣言迭起,甚嚣尘上。什么范正美被“四人帮”选作教育部副部长呀;什么范正美跟毛远新关系特别密切呀;什么范正美是“四人帮”看重的苗子呀:什么范正美再晚一些时候就要当上哈尔滨市书记呀……传谣者益众,内容益离奇,由哈市而外地,由学校而社会,由社会而机关,由远而近,风声鹤唳,社会震动。一些同我关系密切的人,也开始沉不住气,纷纷打电话或通过其他方式问我其故。
    一天,我一走进机关办公室,文教办高教处孟新、赵××等几人急忙问我:“最近社会上关于你的传说不少,是否有所耳闻?”
    我说:“鲁迅说:‘谣言可以杀人’,‘谣言可畏’啊!”
    不知道什么人说了一句:
    “无风不起浪!”
    我冲着他没好气地说:“事实终归是事实,我用不着向你澄清,也没有必要同你争辩。谁说也没有用,让将来的事实来说话吧。”
   
    我已经不再做美梦了。我想,这是经过精心策划而发出的一个氢气球,一种信号,一则试探,一阵武装侦察。因为我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口碑也不错。不造一种空气、一种气氛,形成某种气候、某种舆论,不好对我下手。这回快轮到我的头上了。
    于是,这期间,我在机关学习揭批“四人帮”文件时,索性不再发言了,无论开什么会,我都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就是手不释卷,捧着一本《鲁迅杂文选》读,旁若无人。别人发言或作什么议论,权当耳旁风,心里只是聆听鲁迅的诙谐、辛辣的弘论阔议。我觉得,我这时的心情最适合跟鲁迅的杂文对话。同时,这时候我说什么,别人也不信。我又能说些什么呢?!因此,我只有等待历史对我的摆布,随时准备进牛棚,接受“审查”。
    1977年4月5日,早上起床时,我连连打了几个喷嚏。玉梅关切地问:“是不是感冒了?”我说:
    “不是我感冒了,而是有人对我感冒、在琢磨我了。我总觉得这几天要出什么事似的,你得有个思想准备。”
    最近社会上的谣传,以及牛、聂、张、刘等人进学习班,玉梅都知道。她们厂里关于我也是风言风语,议论纷纷。但是,在她那里都变成了肥皂泡,一个个不攻自破。十来年我们朝夕相处,又挨过潘复生的整,她很知道我的底,也知道我能正确地对待将要发生的事;她自己也做好了应对的必要准备。她说:
    “要注意身体!别的都没有用。身体是自己的。”好像我真的马上要进牛棚一样,她上前来帮我穿衣服,整理上班的东西。
    这情景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果真言中了。当天下午两点来钟,省文教办笼罩在可怕的寂静之中,我正在办公室聚精会神地伏案读鲁迅的文章,省文教办机关党支部书记王亚男、政工处副处长田桂琴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郑重宣布:
    “正美同志,省委决定给你办学习班,现在就走。先到你家,取牙具、毛巾和衣物等。”
    我说:“让我收拾收拾。“
    同我一个办公室、对面座的省文教办副主任、四把手杨辉说:“不用你,等他们来吧,快走吧!”
    我想,“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话到嘴边的快马即将冲出口便赶紧收住缰绳。脑海升腾一个概念:人在这时,既不要失态,也不要失度,让人家看笑话。历史还在前进,人们还会相见。我上车才警觉,他们这是要抄我的家,听说搞牛成山等人他们就是这么干炼。显然,命令刚颁,他们性急是怕有人给我家里通风报信,抄不到什么“干货”。到家之后,只见玉梅已经由文教办的干部把她从班上“请”回家,外屋房间里的书柜洞开——文教办的干部正在抄我的家呢。可能因为我并没有免职,加上专案组成员都是文教办干部,我平时待他们不薄,抄家显得很文明,他们没有翻箱倒柜,折腾所有家什,也没有把柜子、箱子里的什么东西全兜出来弄成满地。只是要我的各种笔记本。这时,我想,我一身清白,可以敞开心肺给人看,也没什么秘密和隐私见不得人。于是,我主动把所有的工作笔记本都给了他们,还主动把我写的小说稿《激流勇进》拿出来也给了他们。我从容地向玉梅交待,组织上要给我办学习班,这有利于搞清我的问题,你好好照顾两个孩子。你受累了。又把一份关于林彪问题的中央文件交给她,要她以后转交我的同学谷丽娟,供她教党史用。
    乘车去“学习班”的路上,我想,共产党员应该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什么问题一次讲清楚,竹筒子倒豆——一次清,争取早日结束“学习生活”。后来我发觉自己又犯了幼稚病。因为当局原来期望过高,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却反反复复,搞了好几年,直到1997年还在找茬、制造事端。
   
    我原以为,时下拨乱反正,实事求是,一切讲政策、讲传统,给我办学习班可能有别于对待牛、聂等人,将我和文教系统一些造反派头头圈在一起,组织我们学习华国锋等人的讲话和中央文件,动员我们揭发“四人帮”、揭发毛远新。当把我独自一人关进黑龙江省体育招待所301室之后,我才明白,我真是太天真烂漫了。
    我环顾一下四周。这是个套间,安排我住在里屋的一个大房间里,里面摆放九张单人铁床,上面还铺着白床单,叠放着白被子。外屋一分为二,里面是一间由上面嵌着明玻璃的木制隔断隔开的小办公室,外屋为过道。透过明玻璃,从办公室可以监控出入人员,好一个理想的“牛棚”处所,办案设计者真是用心良苦。
    我大约是三点多钟被关进来的。看来,把我看起来的决定来自省高层且很突然,工作人员显得措手不及,老是出出进进,忙个不停。
    当日下午四、五点钟时,田桂琴告诉我可以到外面走走。于是,趁着他们忙忙碌碌,我出门在院子里走了一圈,看了看地形。
    省体育招待所的大院,三面是木栅栏,西侧是田径训练场。西边有一条林荫小道,通向大街,西南是两栋体委家属宿舍,东北方向有两栋三层红砖大楼,为田径运动员集中训练的宿营地,办公室设在北楼,是招待所的主体工程。靠北楼不远,是大食堂,可同时供二、三百人就餐。我的牛棚安排在北楼三层东头。从北楼出来,往东几十步是招待所的方型水泥柱大门。大门东北对着一片市民平房住宅。大院周围是十数米高的榆树,间或也有几棵松树,大门出口的三角区还有一片杂木林子。我感到这个环境不错,绿树环绕,空气不坏,放风时我可以出来散步、做操、锻炼身体。
   
    照理说,我进去的当天就应该跟我谈话,说明情况,交待政策,提一番明确的要求。但是,直到第三天,省文教办副主任、二把手张双城才出面,十分简单地说了几句话,这是给我办“学习班”,帮助我重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希望我配合云云。我想,这哪里是什么办学习班、什么帮助,这是不折不扣的关押、蹲牛棚、进看守所,是对我政治权利的粗暴剥夺和残酷践踏。这和文革关押、蹲牛棚没什么区别。所不同的只是,前者是群众组织搞的,而这是党组织的有组织的行为。然而,我没有说什么。我深知这时候,我如果慷慨陈词,或者提几声抗议,徒增贬斥,受到奚落,让自己难堪,不解决任何问题。谁教我是中共党员、党政干部。因此,不论我心里怎么想,我还是这样冷冷地回答:“我有错误,接受组织审查,也欢迎同志们帮助。”
   
    什么事情不到临头不经心。我在潘复生时代见过这种场面,对于这次进牛棚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被关管起来,心情才终于沉静了下来。常言说得好“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当天晚上,我反复思考,华国锋的大权从一开始就是别人把持,他们要把造反派头头打成“四人帮”的干将、爪牙,把我们这些人曾经给他们戴过的各种帽子奉还给我们,以达到否定文革的目的,最终找个借口,把华国锋赶下台,开辟一个新时代。对于揭批“四人帮”运动的走势,一开始就是捆着毛泽东一起批再明确不过了。因而,我对于当时报刊、电台宣讲的“实事求是”四字,觉得特别反感。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自己要冷静:对于将要发生的情况(包括人和事)宁可估计得复杂一些,接受审查时间宁可准备长一些,关于自己的前途宁可想得坏一些,要准备蹲班房。自己检查的态度应该是竹筒子倒豆子,不挤牙膏,不添枝加叶,不节外生枝;认识不无限上纲,跟现在的中央保持一致,不顶牛;与人谈话不卑不亢,不计较人家说我态度的好坏,什么时候、什么情况坚持实事求是,前后一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自己要“冷”;对于文革中的问题、工作中的问题,自己敢于担担子,推功揽过,决不上推下泄;对于思想认识问题,不计较调子高低,如涉及法律责任决不含糊。要襟怀坦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永远对得起毛泽东、周恩来,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要站在人民一边,以人民的欢娱、安乐为自己的欢娱、安乐。把个人的得失、荣辱放在人民的得失、荣辱之后。
    这样想以后,我感到思绪不乱,心情坦然。但翻来覆去,脑海里总是忘不了毛主席、周总理关于文革的一系列教导和前前后后的许多事情,也忘不了自己跟随毛主席、党中央参加文革的一段段历程。常思结想,5日、6日,连续做梦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于是我在4月7日早,写成《梦记》一诗。诗曰:
   
    夜想毛主席,久久难成眠;
    常在浓荫下,饮甘不知甜。
    今日怀深恩,滴滴入心田。
    进击不容易,回头识珍言。
    二想周总理,结梦湿襟衫。
    征途化险夷,砥柱挽狂澜。
    百忙求赐见,欲辩西延安。
    先生置吾死,巨手几度拦。
    辗转不得睡,深知革命难。
    辛辛悟此道,如是梦竟酣。
   
    回想起来,对我的审查,从接受揭发批判开始,经历了几个阶段。
    也许是我的愿望过于善良和相信中央领导,对清查我此时还是抱过不切实际的想法。总认为自己跟随毛主席、党中央,并没有越轨行为,甚至想,我对得起黑龙江省人民,更对得起广大干部。总有一天,人们会承认这个事实的。当时还想,我的问题没有定性,我的职务还没有去,现在还是省委委员、省革委常委、省文教办副主任,不是要区别于文化大革命吗,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不管什么性质,一律打棍子。所以,开始我没有挨大会批斗的思想准备,是一个梦提醒了我:
   
    灰蒙蒙的一天,黄沙飞扬,似昼非昼,似夜非夜,我被突如其来的两个大汉推上一辆黑色小车,道路崎岖而异常颠簸,幌幌悠悠,跌跌撞撞,下车后,又过来几个似熟非熟的人,将我架到哈师院大礼堂。只见礼堂内黑压压地坐满了人,灯光忽明忽暗,前台横额上,挂着白纸黑字横幅,上书:彻底批倒批臭四人帮的黑爪牙——范正美。一个似乎很熟的人,可怎么也想不起来他的名字,正在高声发言批判我。忽然,从天幕后跑出来一个人,也似乎很熟,却记不得他的名字,大声吼道:不许胡说。
   
    我被惊醒,原来是南柯一梦。这分明是我的神智警醒:不但必须做好挨批挨斗、甚至挂大牌子、大弯腰的思想准备,还必须有坐牢的充分思想准备。
    什么事情,只有做好思想准备,才能冷静地应对一切,不至于慌手慌脚。这个梦使我从一切不实际的幻想中醒悟:要准备应付一切最坏的局面。
    那个时候,我经常做恶梦。说来很怪,许多事情竟事先在梦中出现,使我从中得到启示。我常梦见一群黑狗,远远地对着我狂吠,有的还冲上来咬我;我多方躲避,总是逃不出它们的包围。或者是有人朝我打棍子,或者是在汪洋的水边有人推搡我,常把我惊醒。第二天早上或早饭后,我就跟看守讲这些梦,要他们给我破梦。
   
    1977年5月,在全省地、市负责人会议上,刘光涛在讲话中第一次提出,毛远新是“四人帮”死党、东北“太上皇”,要求全省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同时,深入揭批毛远新。把毛远新当作东北“太上皇”,我觉得这是明晃晃地直接对着毛主席去的,感到无论从哪个方面也不能这么做。认为这哪里是批“四人帮”,而是直接批毛主席。
    7月1日至5日,省委召开揭批查会议,部署彻底粉碎“四人帮”及其死党、东北“太上皇”毛远新在黑龙江省的帮派体系。9日,省委召开揭批“四人帮”及其在黑龙江省的黑爪牙的有线广播大会,拉出来批判的有张洪池、牛成山、陈造反、聂士荣、张永昌、刘雪峰,还有我和宋振业等人,在台上站了两排。在这次揭批大会上,给我们几个人,一律派戴了各人所在战线(即张为黑龙江、牛为财贸战线、陈为团省委、聂为工会、张为省委机关、刘为农口、我为教育、宋为体育)上的“四人帮”在黑龙江省的黑爪牙的大帽子,对我们每个人各作了一番大揭大批。内容是:对牛陈聂张刘的批判是在批林批孔中大搞串联、揪斗老干部、冲击省委机关,对我和宋振业的指控是,在教育、体育战线上忠实执行了“四人帮”的路线,对我们这几个人共同的揭批是,反对邓小平、攻击华国锋。在这次揭批大会上,令我吃惊的是两件事,一是批毛远新和牛陈聂张捆在一起;二是“四人帮”在黑龙江省第一个黑爪牙是张洪池。
    把毛远新和牛陈聂张捆在一起,我感到实在牵强附会。因为着实毛远新是反对他们的。
    把张定为“四人帮”的黑爪牙,我也觉得太单薄。张来自大庆,安徽人,因献身养猪事业成名,被冠以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1971年被选进省委班子,任省委常委。因为1975年他参加了王洪文组织的中央青年干部学习班。在这次学习班上,王洪文提出各省去的这些人,应该个个是敢同走资派斗的老虎,“现在,学习班结束了,放虎归山,希望你们不负众望。”仅此一事,就这样,大张旗鼓,便认定为张是黑龙江省的“归山虎”,成为我省第一个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将其推倒狠批,这还有什么政策界限。
    如此大揭大批搞了几次之后,就分别拉我们到本行业的一些单位游斗,接受部门和行业的批判。我被先后拉到哈师院、黑大、哈医大、哈三中、哈一机厂等处批判。说实在的,这些批判会,对我没有什么触动,因为满篇形而上学,东拉西扯,东拼西凑,断章取义,以点盖面,以偏盖全,不讲逻辑关系,不讲本质联系,不讲历史,不讲辩证法。每次批斗会之后,总免不了要我写一篇思想汇报。
    参加这样的大会,我常常效徐铉“映日而视”之法,即认准一个视点,不移动我的目光,然后就出神地想我曾经读过或听到过的各种故事或其他经历过而未经意的稀奇古怪的事情。对于大喇叭传出来的喊叫声,听起来便成了一片尘外叫嚣,这就什么也不入心、不生气。我发现这是一种很好的休息方法。发言者有时对我发问,我常常不知所云。但有时又像听故事,觉得有些事玩味起来,有如湖南俚语“蛮有意思”、天津俚语“槽改”(戏弄)。
    例如,哈师院组织的对我的专场批判会,中文系教员王宝大在揭批我的小说稿《激流勇进》时说:
    “范正美用华程这个人物形象作为自己的化身,用美化华程来吹捧自己,为自己树碑立传。小说中用他在文化大革命前与文化大革命中的身份,以及江城大学的描写,向人们表明,华程就是“四人帮”黑爪牙范正美自己。为了吹捧和美化自己,小说编造了华程是烈士的后代,又无耻地将社教中贫下中农的‘救星’、文化大革命中的‘学生领袖’等桂冠,戴在华程头上,再加上一些‘舌战群儒’、‘绝食斗争’、‘虎口脱险’等荒唐离奇的情节。这样,作者通过塑造华程这个人物,便可以把自己突出起来了。”
    “他把华程打扮成‘起点高’、‘基础好’的超群之才,极力宣传自己是始终正确的造反派头头,‘红卫兵运动的代表’、‘新生力量’。其实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者。”
    为此,他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他们家修菜窖,两个友人给他们家帮忙,“大家累得腰驼背痛,到了吃饭时,我们这位革命英雄连顿饭也没让吃!”
    第二个例子:“省文教办机关的几个同志出差,到哈尔滨火车站集合,约定不见不散。其中一位同志去晚了,范正美竟和另一个同志先上车走了。”
    批我的小说,我听进去了,而且洗耳恭听,因为来自读者的任何批评,不论是谁,我都欢迎,何况我的作品尚未发表,就有人如此有兴味进言,岂能不欢迎。他的发言把我的思绪带进了自己草构的故事情节之中,并产生了新的联想,使我哑然失笑。我感到好笑是:这是半部未发表的小说稿,而且是未成稿,竟然引起人们如此注意,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不觉荣幸之至。此其一。
    其二、小说以一所大学的文革为题材,概括了我省几所大学校园的重要特征,塑造了一所江城大学校园环境,怎么将其附会穿凿为哈师院。
    其三、写小说可以虚构,也可以依据自己的某些生活素材,但绝不能把后者看成自我描写。不是批判“四人帮”利用这一点做文章、打击作家,怎么这不大一会儿,就又拿“四人帮”的不是当理说。这一致性、同一律安在?“书论宜理”,这理在哪里?
    其四、所说的这两件事例,确有一定形影,但是事实绝然相反。我家干活那天,我和玉梅早已商量并备好了简单的饭菜,事毕之后,再三挽请他们吃饭,到家坐坐。他们说:“你家正忙,帮忙不能添乱。”临走时还诙谐地说,“以后有的是机会吃主任家的饭。”我们以实为实,就放行了,没成想却落个自私自利的话把。第二件事,更是无稽之谈。等车之约有言在先,以不误上车为准,来不及就在车上见,哪有多数人为了一个迟到者而看着火车开走等他的道理。这又是谁家之道?
    回到反省室,我仔细回味王宝大的发言,感到其弦外有音,意蕴绵长。细心的读者一定还记得我在前面曾经提过他的名字。他是1964年中文系毕业留校生、全校有名的造反派,又同我一路战斗过来,友情甚好,并因此被潘复生列为“范穆任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他是知情人。让他出面揭发我,有组织者的多重用意:首先,给他一个亮相的机会,让他通过揭发立功悔过;二来表面上是给范正美和师院某些人、其实是给不知情的上级领导者一种感觉,像王宝大这样的知情人也起来揭发,说明范正美多么孤立,不得人心,同时也说明哈师院的揭批查工作多么深入、细致,大有效绩;三来给人一个幌子,现在的政策多么好,像王宝大跟范正美这样关系密切的人,只要起来揭发,就可以捐弃前嫌,过往不咎,以资示范,教人效尤。而王宝大表演得也真鬼道,他既给人们使了一招,你看,我对于范正美的近乎隐私的情况也揭了出来,可见革命彻底,同范划清了界限,无可厚非;然而,他又留了一手,对小说的批判,小骂大帮忙,范正美是个好人,虽调子高,而事不实,经不起推敲,一般人听不出门道,主持者也不能挑理,徒有其吵吵嚷嚷、先声夺人之表,而在实质上却什么也落不了笔,既不能入政治帐,也算不上思想帐,更不能说我为人不好。文人官司,文人自知。不得不令我偷着笑:这是文革这场演习把他教乖了。
    我的专案组副组长孟新事后问我听了哈师院专题揭批会作何感想?我谈了上述四点挨批感。
    孟新是从哈工大借调到文教办来工作的。当过系总支书记、李昌的秘书,人很聪明、机敏,办事能力较强,有小李昌之誉。杨辉曾经想安排他当文教办高教处长,我没有同意。我总觉得此人过于“精明”,常常笑不由衷,给人以一种不那么实在之感。而且,他本来是处长,可以派到大学当个副校长或副书记什么的,现任高教处长的宋杰,为人厚重,工作踏实,文革前是副处长。如果安排孟新当处长,实际是压了一个、误了一个,双双受挫,没有这样安排干部的。因此,孟新被留下来待命,协助高教处工作。这回作了我的专案组副组长。他欠笑地说:
    “揭发批判嘛!哪有事实都那么准确的。文化大革命中也是这样吧。你应该理解。”说完,又嘿嘿一笑。
    我说:“不是拨乱反正、批文化大革命吗,怎么可以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来效法呢!”
    这次他没有笑,也不再说什么,脸上淡淡地泛出一丝灰色,不过很难让人察觉。
    还有一次大会批判我:“毛主席对华主席说:‘你办事,我放心’。可范正美说,对华国锋还要看一看。你比毛主席还高明,可见,范正美多么狂妄自大。”
    我听到这里,嗤之以鼻。脑海里激起巨浪翻滚。这是什么逻辑?一个党的领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这么个大党的领袖,要人接受和拥护,光有毛主席授权还不行,因为毛主席的授权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说明现在和将来,所以,理所当然地要通过时间和过程来检验。这是古今政治学、社会学的常识,有何错误。听其言,观其行,这是中国至理名言。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实践更告诉我应该这样对待政坛上的新人物。
    就是这样,大会上批,我在心里辩;或者,采取不理睬主义,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修身养性。他们这些拨乱反正者说,文革批判就是这样,只许批,不许辩,不能有不同意见,我还能有何话可说。
   
    1977年11月中旬,揭批查进入所谓新阶段,按照专案组的布置,要我交代自己的帮派体系。大约半个多月过去了,我半个字也没有写。这时,孟新找我谈话。我说:
    “我这个人,从不拉帮结伙。这你是知道的。你在文教办工作这么久,你应该知道,在夺权前,我领导哈师院造反团,从几十人,到几百人,最后一千几百人,没有小集团;到省里以后,我由捍联总到炮轰派,那么多人,也没有小集团;以后批林批孔,我们没有组织,只是召开了三•二三大会,会后散伙;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也没有组织,叫我怎么交代。我平常最不喜欢吹吹拍拍、拉拉扯扯、同志间称兄道弟的。这你是清清楚楚的。因此,我确实没有自己的帮派体系。这是难为我。”
    孟新很平和而实在地说:“你可以把这些情况写一些,我们也好交代。”
    我笑着说:“然后你们就以这个来搞我、搞其他人。”
    他连忙堆笑地说:“不能、不能。”
    我心里话,在这个不讲理的年代,抓鸡毛凑掸子整人,什么不能。
    然而,又过了一些时日,在专案组的一再催逼下,我只得写一个材料敷衍,说明在文革中,特别是在批林批孔时,有这么一些人,他们在观点上,同我的观点比较一致;这些人同我只有当时的一般来往,事后并无经常联系。在这些人中,有现在省委的几个主要负责人,文教办的领导人(我故意放走了邴瑞年),师院和省直单位的一些领导,以及一些教职工和学生等。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材料,后来被个别人加以上纲上线,试图大做文章。然而,却遭到专案组中一些正直的人的坚决抵制。来自哈工大的闫廷枢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将后叙。
   
    事实十分明显,清查中的一系列做法,几乎与文革中的许多做法毫无二致。也就是说,清查并没有同文革对着干,或者同文革别样干,而是报复着干、更放开干。不过,也有两点最重要的区别:一是操作主体易位;二是操作主体的手法不同。文革是群众动作,口号是把斗争矛头紧紧对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清查则是党委撒大网,不分青红皂白,对造反派头头一律吊起来查。而且拉这一部分人,打另一些人,最后再将这些人打下去。口号是,除恶务尽。这里有两个实例:
    如前所述,省委举行有线广播大会,组织35万人参加。由省委书记于洪亮主持。于是哈市拖拉机配件厂的一名工人,省劳动模范,也是中央抓劳动模范进班子时任命的省委书记。在批林批孔中,他异常活跃,以群众代表身份搞了一些活动。以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特别积极。张洪池被抛出来以后,他为了表现自己,对于我和其他造反派头头,说了许多不实之词和过头的话,以证明自己清白。也就是说,他适应了需要,替人说了某些人想说而不便说、不敢说的话。但是这种除恶务尽地深入揭批查运动,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规律,它激发人的思维,不用说于洪亮,随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逻辑演绎,根据除恶务尽信条行事的人,当然也在后来把他打成了清查对象,不可逃脱严格的审查。于洪亮受查被解除被解职以后,见了我们的面,总觉得自己当了枪使,对不住我们,我多次开导过他,要他不要以此为怀,让时间冲淡这些,但是他还是不能自拔,终日郁郁寡欢,经常把自己锁在家里,后来得了肝癌不治之症,一个彪形大汉就是这样而匆匆离开了人世,享年五十左右。不能不说这是他英年早逝的一个不能排除的重要原因。
    担任我的专案组组长,我万万没有想到竟是省文教办副主任、五把手邴瑞年。第一次见到他时,我还以为他是被动员来接受教育的,然而,当他自己向我宣布他的官职时,我不觉一怔,转念一想,用“B52打B52”,这是林彪用来对付毛泽东的方针,在打倒“四人帮”及其以后,真是使用得惟妙惟肖。现在又用它处理造反派,用心良苦,一箭双雕。
    邴瑞年是文革中黑龙江日报的造反派,我同他交往开始于省红革委成立之际。他参加了一月夺权抓革命、促生产这份文告的起草工作。文革中始终不甘落后,批林批孔的调子也是不低;三•二三大会当天,因为我忙,他打电话给玉梅,表示全力支持我,并一再要玉梅千万不要忘记转告我。后来批邓,他负责体育、卫生两个部门,运动的开展也算是名列前茅。但是,文教办只有我才知道他的底细。现在用他来充任我的专案组组长,这是把他放在第一线“考验”:如果有问题,或有其他不轨,有几个回合便知,最重要的是,很可能因我被激发而来揭其老底,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对于我这个被清查的人来说,由跟着干的人作专案组组长,也需要特别留神,随时有揭老底的人出来杀回马枪,难逃捕杀,便成了砧上之肉。所以这是一块多功能试金石。邴瑞年也真不负重望,在对于清查我的问题上,特别卖力。用文教办一位处长当面批评他说的:你用大棍子打别人,用鸡毛掸子打自己。在专案组中,他的调子最高,冲杀最起劲。但是,我不能报复他,我的良心说:宁可他负我,我决不负他,让人看我的笑话。
    一次我顶了他几句。他便说:“我们知道在这些头头中,你的头最不好剃。不好剃,也得剃,也能剃。你不要觉得你范正美怎么的!你不就是当过省革委会班长吗!”
    我深知邴的为人,也深知他的本事。有一次,他逼着我揭发我同文教办其他人的问题。我知道他的用意是想通过我的揭发,以便洗清自己,同时让我在文教办里把自己孤立起来。我看穿了他的用意,于是说:
    “你要我揭发文教办我的部下”,说这话时,我故意盯着他,直到他回避我的目光,心里说,我会放你一马的,“这是我不能做的。因为他们,包括你(我在这里特别用了一个重音)、各处处长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在平时给我出了许多好主意、好点子,讲过许多有益的话,对我帮助很大,有的甚至是毕生不能忘怀的。我现在又不能给他们讲这些好话,因为你们不允许,说清查不是评功摆好;如果只讲他们给我出的坏主意、坏点子,或者支持我,给我加油,只讲这些问题的一面。我觉得这太不公平。所以我还是不讲为妙。至于我的问题,我衷心欢迎他们,包括你,起来揭发批判。我作为一个领导,不能揭发我的下级,包括黑大的学生,即使是黑大理论组的学生。这是做人的一个原则。所以,请你们今后再不要提要我揭发文教办的问题。”
    我见邴瑞年的脸色并不好看,心里似乎很紧张。当我这样表示之后,他的呼吸渐渐舒坦了,脸色也渐渐开朗了。
    经过这次谈话之后,邴瑞年当然心里有底,他和专案组的其他人就再也不提要我揭发文教办的人的问题了。别人想利用我来揭发邴瑞年的指望落空了,邴瑞年因此也就一点儿也没受什么冲击。
   
    清查作为一场运动,以人划线,难免不出偏差。我想,我可不能引导你们犯错误,我决不能你们想要我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样会把事情复杂化,弄得你们收不了场,我也会因此把自己弄得身败名裂。为此,我抓住一个机会,对我的专案组郑重言明。
    一次专案组要我交代去锦西,参加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的学朝农学习班上,我同周宏宝的关系。交完材料,孟新同我谈话,当时还有邴瑞年和田桂琴在场。我开门见山地说:
    “你们提出问题也应该讲点儿历史唯物主义,讲点辩证法。我写这个材料时,真想给你们开个玩笑。我想写,在锦西城西的一棵大槐树下,周宏宝把我找到那里作了一次长谈。他说:‘你是黑龙江省造反派中很有影响的人物,我想交给你一个任务,相信你能够出色地完成。’于是附耳对我如此这般说。你们信吗?后来我想,这首先是对自己,其次是对组织,也是对你们这些同志不负责任。看到这样的材料,也许你们一时高兴,以为这次可有重大突破,钓到了大鱼,就得派人去搞外调。然而,回来不是那么回事。对我,对你们都不好。所以说,没有那么多阴谋诡计。因为那时还是毛主席的天下,不是说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吗,他们当时还是一个革命者的姿态出现的,言必称三要三不要。所以,我衷心希望你们讲点历史唯物主义,讲点辩证法,不要忘记文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问题。不要把人想得那么坏。我不敢说,这样不会犯大错误。”
    “你没这样做是对的。”孟新也很坦诚地说,“事实上不是你写什么我们就信什么。你说大槐树,我们就相信大槐树。”
    我又说:“有些人对自己、对组织、对同志不负责任。随便说,要个态度好。我不会这么做,因为这也是做人的问题。我这样做,也许你们说我态度不好,不交代‘干货’!你们说我态度不好,这无所谓。我要的是实事求是。同时,共产党人光明磊落,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夸大自己的错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认识到那,就说到那。”
    我就是采取这种态度,坚持实事求是,使专案组的人,别想在我的问题上,横生枝节,把水搅浑。
   
    如前所述,清查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在于否定文革。因此,专案组总是往这方面引导。
    一次孟新找我显得很严肃地说:“看了你写的交代材料,都是客观陈述,缺乏自我批判,这样不行。”
    我说:“我是有什么就交代什么,实事求是。我对于文革的认识还没有想通,所以先摆客观事实。事实搞清了,就好分析、批判了。”
    他说:“其实你可以在叙述事实之后,加上一句,这些在当时认为正确的东西,现在看来是错误的,应予以批判。”
    他的话,使我眼睛一亮,我好像是第一次认识孟新似的,心里想:“孟新啊孟新,人说小李昌,今日始知不假。”虽然,我学了一招,这是许多老同志的运动经验之谈。不过,我没有顺着他,而是说,“对于文革这样的大是大非,在中央没有作出正式结论的时候,我决不先说对错。在我看来,就是现在中央作结论,也要允许我想一想,要允许我有个认识和理解的过程。我只能认识到什么程度就检讨到什么程度。”我又说:
    “过去,我们紧跟毛主席那么久经考验的伟大领袖,现在还说犯了错误,华国锋当主席就没有错误了。我可不这么想,也不这么看。”
    我忘了自己是在和专案组领导说话,还像平常跟这位处长对话,言谈中有说有笑,说这后几句话时,明显地带有几分讽刺,而且爽朗大笑。
    孟新忽然扳着脸,第一次厉声说:“严肃点。你不要这么嘻皮笑脸。”他停顿一下,仿佛感到自己必须把架子端起来,瞅了瞅邴瑞年,又把话拉回来,自己嘿嘿一笑:
    “最近我们一些人议论,认为你属于过去那种改朝换代的遗老遗少派。希望你要放明白些。不要拘泥于毛主席那一套。这样对自己没什么好处。”
    他不再往下说,我也不说话了。因为此时此刻,他处在上位,以为他自己是适应改朝换代改的快、换的快者,并以此为荣,是一个得势者。他的这番自白,说明我同他认识不同,情感不同,为人处世的哲学也不同,我同他继续对话就得辩论,是对牛弹琴,于己也不利。
    在我这里,我对毛泽东理论的笃信,胜过基督徒相信耶酥是童女所生,否定毛泽东的文革实践,好像基督徒对于否定耶酥是毁灭世界一样。不过,基督徒对耶酥是一种迷信,而我对毛泽东乃出于社会科学的革命信仰,二者不能同日而语。我对于毛泽东的忠诚,与封建社会改朝换代时遗老遗少对前皇帝的愚忠,性质也根本不同。我看到的是文革失败,原因多端,目前是革命的暂时回落,后者计较的是帝王胄室、个人得失。要我这个无限热爱毛泽东进而否定毛泽东,这对于我是莫大的信仰摧残和人格侮辱。在我这里,没有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就不能称其为共产党;没有毛泽东,中国就没有今天;没有毛泽东,资本主义就可能在中国复辟,社会主义中国就可能崩溃、改变颜色。我这个人是通窍的,通的是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窍;也是通情达理的,通无产阶级感情、达无产阶级革命道理。毛泽东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这一点我早就是这么看的,并且敢于公开说。但是,我怎么就想不通呢?昨天毛泽东健在时,你们口口声声说,要誓死捍卫毛主席,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如今毛泽东刚逝世、尸骨未寒,你们就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调过头来近乎疯狂地指责毛泽东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去迎合新主子的需要,赢得一官半职。你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哪里去了?你们把马克思主义丢到哪里去了?你们到底为什么?是怎么回事?怎么都是你们这张嘴?这是谁的错啊?但是,我没有说出来。我只想说,我不计较你们的变脸,你倒计较我的嬉笑。这无所谓,我以后“不要忘记自己身处囹圄”就是了。
    这一天晚上,我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思忖着,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我虔诚地按照党的领袖的指示去做,在当时是那样受到党组织和人们的赞扬,得到周总理的赏识,而如今却变成了莫大的过错、甚至当作革命的异己,也许这就是毛主席讲过的共产党的天下变了——改朝换代了、世道变了。我感到战栗,一阵强烈的痉挛之后,脑海里响起一声警铃:我该十分冷静地应对这一切啊!孟新告诉我的一招也对。要学会生存。不过,根本气节不能变。
   
    “学习班”是地道的“看守所”。我不能与家人见面,也不能打电话、写信,剥夺了一切人身自由。看守一天两人,由各大专院校抽人,不断更换,每人每次一两个月不等,个别的也有长达半年之久的;多数是工人,也有的是教职员。一开始是东北农学院和东北林学院的两名工人,以后又换上了哈工大、哈建工、黑大的工人、老师、实验员。他们和我同住同吃同活动,形影相随。早晨和三餐饭后放风,我可以到户外活动,并无严格的时间限制。我早晨素有晨炼的习惯。跑一跑,打打太极拳。餐后散散步。我在文革中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既没有打砸抢,也没有超乎寻常的活动;既无后台,也不去攀高结贵;既未集结宗派,也不趋炎附势。所以,心无大虑,想得开,就是这些事,最严重莫过于坐牢,开除党籍,开除工职;如果真是抓我坐牢,我就更没有顾虑了。因此,天天能吃能睡。每天早午晚,听招待所三次广播,天下大势大体知道。没有报纸看,只是偶而给我看看《黑龙江日报》,我只看文艺副刊,别的情况和消息都从听广播那里知道了。两个工人晚间听评书,那期间正好播《李自成》,我也跟着听。我从这中得到启示,受到教育,也颇受鼓舞。有时也同两位师傅交换看法。
   
    对我的隔离审查,或者说,“学习班”实际是四种方式:拉出去接受揭发批判;强制写检查交代材料;接受专案组训诫;接待外调。
    我采取按提出的题目和具体要求写交代、检查和证言材料的态度。前面已经说过,我的交代和证言材料都是一次清,不留尾巴。因而,我的“闲暇”时间很多。我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计划,来打发我的“业余时间”。我觉得,我以后的半辈子只能靠知识为生。于是,我订了计划:一是自学英语;二是通读马恩列斯选集和毛著;三是通读中国通史和世界近代史;四是写诗填词。
   
    1977年9、10月间,省里召开全省运动会,体委招待所要住运动员,就把我从三楼挪到一楼一间清扫员放工具的小仓库里,外面有一间可以住两个人的大一点的房间,作为看守住屋。我住的这个里间,仅能容一张单人床,床是被强挤压放进去的,两边墙壁上留下了一道道划痕,紧靠床边摆一张学生单人课桌,供我写材料用,开门不是碰床就是触桌,只能容纳一个人。北面有一扇玻璃窗,从这里可以看见倒歪的木栅栏,以及外面被风凌的几株落叶白杨,枯焦的灌木杂草,还有稀稀拉拉三两棵未长成的松树。面对窗外,见秋风落叶,鸟鸣树上,雀噪枝头,我被关押,如锁铁窗,一片凄清,万种思绪,觉得自己还不如一只麻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越想越不能自禁,室外的一群麻雀仿佛与我况比,叫的更厉害,令我心烦。忽然,一头大鹰从天穹掠过,激起我心潮翻动,情志大开。我自况迎风搏击的天鹰,笑傲这些蓬间雀。我想,以一种强制的方式,强迫人们改变自己的政治观点、革命信念和意识,这不是教育,而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这只能适用于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斗争,适用于对战争罪犯的改造;把它应用于人民内部、党内斗争,就是对公民权利、党员权利的践踏和蹂躏。它只能使那些神经衰弱者低头就范,其中多数人也是口服心不服,也可能有一些投机取巧者找到衣钵,甚至升迁的机会,而绝不能令那些真正有思想、有骨气者屈服。我一时诗兴来潮,于是伏案愤笔而书,写了一首《答雀噪》,诗曰:
   
    蓬间燕雀噪枯枝,正是鲲鹏息紫池。
    风定天清高飞日,逍遥万里笑痴迟。﹡
   
    我掩好门,把它抄在一张稿纸上,然后沾了点唾沫将其贴在窗户的玻璃上,往床上一倒,反复自嘲自乐欣赏了一番,直到唾沫干了纸掉下来,我才把它叠好收藏起来。说来奇怪,也许是天渐渐地冷起来了,雀儿竟然少多了,却几次看到大鹰凌空,这使我相当欣慰。出牛棚以后,我多次向人们述说这一经历和感慨。
   
    在这个小房间里,虽然被强制地把我同外部世界隔开,却不能割断我同大自然的心神交流。
    一天下午,风骤起,卷着黄沙狂暴地翻滚,逼着黑云从高空压到地面,人们慌忙奔跑,力图躲避这即将来临的大暴雨。我望着院内急遽摇曳的一棵不大不小但长势很好的松树出了神。只见她从容地拍打着枝条,迎着狂风,任它发出可怕的喧嚣。这使我想起了陈毅关于松树的赞美诗,想起了京剧《沙家浜》一段子弟兵要效泰山松的唱词,想起了曾经读过的其他几位中外作家关于松树的有名的散文和诗词。是的,在万千的树木中,备受人们称赞的就是松树。她成为古今中外文人墨客、志士仁人咏歌的对象,与自己的信念、脾性、骨气相联,借以自况、自律、自鞭。人们不仅赞美她四季常青、华盖秀翠,尤其赞美她无论在什么险峻的地方,也不惧怕最恶劣的天气,那顽强拼搏的生命精神。
    松树总是以其生命力,面对现实,顽强地丰满自己的形象,展示自己的风格。她妩媚合群,与不同树木和睦相处、不争高下,但又不怕孤独,耐得寂寞,傲岸世界。她不喜自我张扬,也不刻意修饰自己,只是追求生命的法则,告诉人们生命在于自立、自重、自爱!世界上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没有不能渡过的大河,也没有不能逾越的高山。这一切的关键,在于生命者能够战胜自己。
    松树生的伟大,死也豪放。她以自己的英姿告诉人们:生,就要挺拔修浚,展示自己的力量;死,也要从容壮丽,面对死亡毫无畏惧。她面对刀锯斧砍,发出轻蔑的笑声。她以自己的年轮,把自己一生完整的生命历程,毫无保留地向世人公开,以此让人们检验她不凡的一生:搏击与抗争、疾病与折磨、衰败与中兴、萎缩与繁荣以及由此而来的精神、情感上的磨砺、升沉与哀乐。
    雨过天清,阳光复照。我目睹的这棵松树在微风中轻轻抖落身上晶莹闪光的水珠,爱惜地把她送到自己的华盖下,在一片落辉中愈显得青翠夺目,粲然生光。忽然过路的一位顽皮少年,对着她的躯干连连踢了两脚。于是,在她洁净的腹部,留下了两块难看的大泥巴,我脱口轻声骂了一句:这小子,真可恶!
    经过暴风雨的洗礼,空气特别清新,沁人心脾的泥土芳香,通过开启的窗户散发进来,令人心旷神怡,说不尽的回肠快畅。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竟忘了身在囹圄,差点儿大声唱了出来:
   
    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省里忙着运动会,我这一向放风更觉得自在。特别是晚饭吃的早,放罢碗筷,便到院子里散步,同看守聊天。我生在江南农村,夏末秋初的傍晚,童年的我,多少次对着变幻莫测的晚霞,常常坠入无限的遐想之中,为我编织的了无数美好的故事。多少年来,在城市里生活,奔命似的工作,找不到这样的“闲暇”,似乎也没有什么茶余饭后,在这么一片开阔的园地上,来观赏落日和晚霞,品味人生的甘苦、波澜和曲折。今日来到体育招待所,成了阶下囚,看到运动员们一个个活泼如猴,自由伸展,真是说不尽的感慨。当我看到斑斓十色的霓霞光辉,虽然一时忘情,为自然美赞叹不已,却又很快联想自己的目前处境而感到怨气激增。她激起我对自然、对生活强烈的新渴求。我真想自己也能化作一片云,化作一阵风,在寥廓的空际,自由自在地飘荡、升迁,把我的一片美好的心意送给人们。
    渐渐地,太阳余辉与晚霞被茫茫夜幕所代替,鸟儿归巢了,一弯新月从树梢悄然升起,星星撒播,缀满了天空,月亮在白纱云里若隐若现,恰如云追月、月恋云,令人情趣横生。是啊,曾几何时,这空间多端变化,如幻如梦,引古今哲人们思想、论辩、争斗,又令多少文人骚客,对松风、明月、人情、事故动情动心,发幽思,作感慨,形成文章、诗词、戏曲、字画。所谓“落日留霞知我醉,长风吹月送诗来”。难道时至今日,天体日月、人间万象,就可以由某个人加以垄断,或者只有一种解释吗?那么,万千的世界,究竟由谁来主宰、谁来修正呢?卢梭那句名言,“一切事物究其本原,都与政治有关。”对不对呢?他又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羁绊之中。”这是为何呢?所有这些问题,答案似乎是确定的,又似乎是不确定的。我原来觉得自己似乎懂得不少,为什么在自然界面前,在现实社会面前,我是这样肤浅、幼稚,一无所答呢。我对马列主义懂得有多少?我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了解有多少?我的能力有多大?我又不能回答。我迷茫了,我糊涂了。面对此时此景,我试图写几句诗、填首词,可觉得胸中淤塞,“试想为襟抱”,可惜竟无词。这天晚上,我被这些问题困惑,没有睡好。
    第二天晨炼,我见到运动员们那种蓬勃的朝气,似乎找到了昨晚那些问题的答案。是的,世界永远是青年闯出来、打出来的。青年们会迎刃而解他们在前进过程中感到、碰到的任何问题,他们总是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世界,这就是辩证法。不论什么事情总是越不过青年的。
    我方步入不惑之年,日子还长着哩!我笑了,笑得很开心。
   
    进牛棚之后,我与外面的音信联系,都由专案组操纵。身在牛棚,使我牵肠挂肚的就是妻小。我与玉梅长期分居,直到1967年初她到哈,还是一个礼拜见一次面。1968年在我被下放劳动、政治景况最凄惨之时,才真正搬到一起成家。南北两地时,期盼尽快结束分居史,在一起享天伦之乐。到哈尔滨之后,没成想东北新曙光,只是昙花一现,就不得不离开大城市,同我过起了寒窑般生活。这也罢了,谁知中国政坛风云突变,刚刚在哈尔滨一起欢度银婚未及一年,我又进了牛棚。她和两个孩子度日,我的工资收入全部给了我,只剩下她的四十多元钱,养活三个人,不要说衣食住行,要是有点儿病痛什么的,就难以为继了。两个孩子,刚刚上学,学校教职员工是否对他们歧视?学生们又如何看待他们,是否欺负他们?特别是,玉梅她们单位是否搞株连、整她、折磨她?如此等等。想到这些,常常难以成眠。为了健康,也为了未来,我极力宽慰自己:过于思虑也无济于事。虽然如此,对于妻小还总是割舍不下。1978年8月,她通过专案组的人,给我带工资和粮票时,捎带了一条毛巾、一块手帕、两件内衣内裤。手帕上印有雄狮商标。接到这些物件,心头一触,情志驱使,连连写了两首诗,背着专案组托人捎回了家:
   
    寄妻词
    寄妻词,往事翩翩。二十六年岁月,坎坷多周折。
    欣欣去年庆银婚,谁堪今日痛别,难尽悬思切。
    寄妻词,语重心长。同息方十载,强隔各一方。
    患难备觉卿贤良。从来吾行不挡,信吾心儿康。
    寄妻词,血泪文章。临盆离滨市,愤愤走岳阳。
    亲友问尔何匆归?难诉焦思衷肠,更念吾怎样。
    寄妻词,心事茫茫。旧波刚平复,新涛骤而狂。
    炉火纯青炼真金,红心锻更刚,吾身献给党。
    寄妻词,信使谁当?红日照四方,马列指航向。
    漫说道路太艰苦,喜看红旗满天,正气唱凯旋。
   
    得帕诗
    此时赠我雄狮帕,如添擎柱砥江河,
    歧路定向须仔细,问津求是逐风波。
    困难端端终有尽,前程莽莽来日多。
    借得时间好读书,精神一抖又是我。
   
    我还非常想念我年迈的父亲。1977年7月26日,即农历6月11日,是他老人家83寿辰。不能直接写信,草拟了《祝寿》一诗,在心中为他老人家祝寿:
   
    祝寿
    今日适值慈父八十三寿辰,有心寄资祝寿,但身在囹圄,思绪万千,作一诗以为纪念。
    遥望南天祝寿星,感念牵情意难伸。
    文革方省人间事,变故备觉主义真。
    湍流进发把正舵,丹心锤炼报楚轸。
    阅尽沧桑飘峰岭,青山常在泽如春。
   
    对父亲的思念越来越沉,经过再三思考,我通过专案组于1978年3月25日审阅,给他老人家写下了如下一段话:
   
    多少年来,多少志士仁人,抛头颅,撒热血,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要在22年之后胜利地实现了。您老人家年尊古稀,从新旧社会的沧桑之变中,一定会体会更深,必有越活越年轻之叹。儿在11次路线斗争中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但不气馁,决心迎头赶上,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新的长征,力争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而立功补过。
   
    除了思亲想友。我还在“学习班”之余,写下了我当时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缅怀。想到这些老前辈对待革命挫折、对待党内斗争的战斗风格和高尚的情操,我感到勇气倍增,对眼前的处境泰然若素,对未来充满信心。
    1977年5月31日,《黑龙江日报》转载了《陈毅同志诗词选》和张茜的文章。我反复吟咏,为陈老总一心为革命的崇高境界、坦诚乐天的革命情怀深深感动。写下了《学陈老总光明行》——读《陈毅同志诗词选》有感:
   
    一向尊崇陈老总,吟罢遗诗情更浓。
    戎马驱驰抒豪气,敬民磅礴唱东风。
    无私无畏千锤锻,高德高尚万年从。
    壮怀激烈光明路,胸藏马列立如松。
   
    1978年,是周恩来诞辰八十周年纪念。读了报纸上刊登他青年时期东渡日本留学写的《大江》一诗,有感于周恩来从小励志为中华崛起、终成大业的光辉历程,为祖国解放、人民幸福鞠躬尽瘁的崇高精神,忆起总理对我的无限恩情,思念波涌,追怀难禁,对天而歌,写了一首《总理音容在臆中》:
   
    读《周总理青年时代诗选》,缅怀总理丰功伟绩及对我的恩情,思绪万千,热泪涌流,喟然命笔,得诗一首,以为总理八十诞辰纪念。
    《大江》歌飞入苍穹,蹈海功业盖世雄。
    常念总理生平事,总是音容在臆中。
   
    我在牛棚里的生活,除了接受批判、写检查,还有另一件事情——接待外调。
    这场清查涉及的面有多大,人有多少?我从接待的有关他人的外调,可以揣摩一、二。我仅在牛棚里接待的来自各个方面的被调查人不下100人,根据李力安1999年写的回忆文章说,全省当时列入清查对象的有663人。这么推算,全国仅各省累计,便有近两万人,如果加上省部级单位,其人数,就可以想象了。
    我在反省室期间来搞外调的人,凡是尊重我人格的人,他们的外调就能得到我的一纸证言。相反,如果他们起高调,以势凌人,甚至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的话,我也毫不示弱。特别是替错误翻案,我绝不趋炎附势。有一次,不知道省革委机关从哪里冒出来一男一女,问我潘复生的几个问题。潘复生在文革中推行破坏性的路线和政策,造成三个一大片的冤假错案,无数的革命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的迫害甚至致残致死,我本人受尽打击和侮辱。难道潘复生也要翻案不成?一想到这些,我的气就被底火钩起,不打一处来。我激动地说:就是文化大革命全错了,也轮不到潘复生翻案。我拒绝回答任何重新提出的潘复生的问题。他们赶紧解释,他们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才好。他们在我这里一无所获,夹着皮包扫兴地走了。
    但是,如果见到亲人,对我态度好的人,我总是还之以礼。
    我在反省室因为外调哭过两次。一次是绥化劳动科芦科长来调查阎承烨,没谈几句,我就落泪了。因为见着芦科长这位好同志,我在绥化劳动时,他给予我很多关爱,使我在最困难时得到很大的帮助,心里感到不好受,潸然泪下。
    还有一次就是,在我领导下的原工宣办的老范和小谢,来调查一个什么问题,当时小谢逼问我谈一件事。我觉得事实相反,我联想工人农民对这次事变的态度,进而想小谢转变这么快,感到突然而伤心地哭了。我几乎哭诉地说:“我在主管工宣队的工作中,影响了你们这些扑朴实实的工人,我对不起你们,但是你现在这样逼我,使我很难过。你要我怎样啊?”我第一次在牛棚当着别人哭,而且哭得很伤心。我心里想,你怎么这样啊?!我觉得这些工人师傅太实在了、太好了。过去他们怀着朴素的感情,今天还是那么感情朴素,我能对他们说些什么呢!过不一会儿,我从情感中走出来,感到自己这时很奇怪,怎么不好好控制自己,多失态啊。老范没有吱声。他似乎另有想法,临走时,把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精装本送给了我,嘱咐我好好学习。他和小谢一起来,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如此这般,是何用意?
    他们走后,我手捧《论巴黎公社》这本书,想着心事:史称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次伟大的实践的巴黎公社失败了,但是她的历史还在,经验还在,英雄还在,精神还在,意义还在。这莫不是要我以看待巴黎公社那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待目前发生的事变吗?!果真如此,这两位工人真是大智大勇。但愿这样。我翻了翻这些我曾经读过的文章——请别忘了我是政治系得奖学金的学生——书的目录,我的目光在马克思《给路•库格曼的信》的标题下,停了下来,看马克思写道:
   
    如果斗争只是在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去,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充。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这些话一针见血,对于我分析和看待眼前的问题,很开窍。是呀,邓小平、华国锋、江青以及叶剑英、张春桥等人的性格因素,是这样相反相成,在中国政治情势与事变中确实起了某种决定性作用。这期间,我带着满腹狐疑将书细细重读了一遍,书上留下了我读它的种种符号和记录,就是我种种心思的印照。
   
    日月转换,不经意间,进牛棚八个多月,仍不见审查有结束的迹象,而我的交代、检查已经早告终结了。于1978年新年伊始,写了一首《过年》,诗曰:
   
    临窗闻新笛,依墙见旧蝉;
    不觉银影速,难得又新年。
   
    1978年正是邓小平对华国锋搞“两个凡是”进行激烈斗争的一年,我从广播的话语里、报纸的字里行间以及历次会议报道的阵容,悟出了这种信息:中央存在两个新司令部及其所具有的鲜明不同的阵容、不同的信念、不同的政令、不同的步伐和不同的前程。我看到了邓小平的公开而卓有成效的努力,由吁请直至直面呐喊,由背后到前台,由参谋到主帅;看到了邓小平为一体的老干部的主攻力量、队伍的复起与重新聚合;他们开始高举拥华、团结的旗帜,稳步推拥自己的队伍、大胆重组,继而高举大批大揭的旗帜,打掉华的左膀右臂,终而高举哲学的旗帜,公开要华国锋交权。前者以组织部长胡耀邦为活动先锋,紧紧依靠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这些资深的高级领导人,步步为营,队伍不断扩大和凝聚,除刘少奇已死,其余文革前的老班底全部出马,造成逼宫大势;后者图谋自我光华,对人的轻信,简单的思维,自我否定,节节拆散核心、缩小队伍,并且自砍旗帜,终成孤家寡人、光杆司令。最初的信息是1976年(当时我还没进反省室)的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从华国锋的报告里,我看到有这么一段文字:
   
    在毛主席逝世以前,他们(指“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批邓另搞一套,在思想上政治上造成很大混乱……
   
    我想,这是华国锋撤退,也是败退的信号。什么叫做批邓另搞一套,批邓的正宗一套是什么。我觉得华国锋想美梦,陷入了神经错乱。随后“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词,在中央报刊上就销声匿迹了,而一再强调突出的是:
   
    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揭批“四人帮”。
   
    接着就是给天安门事件平反。我感到,至此,华国锋再也无回天之力了。后来,他在揭批查、干部问题上、真理标准讨论上的挣扎,我觉得已经十分可笑。
    真理标准的讨论,矛头直指毛泽东,在于公开全面否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是在建立一个新的权威,树立另一个“凡是”。但是,邓小平一再讲文革的功过是非不要讨论,文革暂时尚未否定,但是我认为只是时机问题。局势正在邓小平指挥下朝着其方向发展。这时我认识到,邓小平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战略家。
    但是对于他反复讲,“除恶务尽”,“不要心慈手软”,把所有的造反派头头置于他的对立面而感到战栗。
    随着中央班子调整,各省主要负责人也接二连三地被更换。1977年12月7日,黑龙江省委一把手由杨易辰代替刘光涛,刘等一批军代表、群众代表开始接受审查。这样,各省也基本完成组织准备,恢复了文革前的班底。
    到1978年4月5日,我进“学习班”整整一周年。我总认为,我在文革中是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犯的错误,这同邓小平否定文革的要求和做法是根本不相容的。因此,我总被动。所以,我当时的心情是希望快一点解放,以便投身到火热的四化建设中。为此,我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学习班”一年有感
    (一)
    楼前红花开,楼内绿枝埋;
    进笛声声换,铁剑自徘徊。
    (二)
    冰化雪消融,日高春正浓。
    频频催战鼓,跃跃在其中。
   
    然而,严酷的事实,再一次教训了我。1978年下半年,对牛成山、聂士荣、张永昌、韩潮审查升级,提交司法审判。那些日子,我的看守也为我捏把汗,他们把消息告诉我,以为我也要被捕。我在思想上也做好了两种准备。关于我没有批捕的说法,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有的说,我的材料不够;有的说,省委主要领导杨易辰不同意;有的说,公安局办案人认为毫无理由,坚决反对。
    对我也可能升级——抓捕,我从专案组的谈话中,领略了有关精神,使我做好了蹲监狱的心理准备。因为这期间,孟新一次找我谈话所传递的信息,说的分明:
    “你的认识上不去,与你对牛陈聂张的问题看法有关。其实,你同他们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都是造反派。你同他们是五十步笑百步。”
    我说:“是那样。你说的很对。这一点我早就是这么看的,尽管我们观点不同。但我们是属于一个思想体系的,都以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所以,我在1975年多次说,现在没整到我的头上,整到一定火候,也会整到我头上来的。这就是1975年我们都同意反回潮的思想基础,都认为回潮根子是邓小平。我们总体来源于一个思想,只不过对于形势分析、解决问题的方针策略不一样。”在这种时候,我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在政治斗争闹到某种浪潮时,当事者中的许许多多人,头脑发热,总是朝着当局指定的一个方向思考,思维膨胀,理性丧尽。但是,我心里说,“就是这一点差别,也是应该予以区别的,不分情况,一刀切,谁都整,这是不得人心的。绝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和道德原则。”
   
    我的问题,经过整整一年。该批的,能上纲上线和使用的词语差不多都用到了,在现代汉语中一时找不到新词了;该揭发的,知情人也都说了,很难开发新的“知情源”了;要我写的材料,我该写的也都写了;要检讨的,虽然主持者不很满意而我觉得也已经到份了;专案组该调查的也都调查的水落石出了;他们能策划的种种揭批查计谋看来也是“江郎才尽”,心思挖空了;当局个别人想采取的极端措施又因为缺乏够边儿的材料而难于下手。于是,1978年下半年,我“闲得很”,几乎完全“呆”着。
    人生难得如此“闲”。这样的“空闲”,是我学习的“最好时机”,这一点我将在后面再来叙述。
   
    说来也怪,空气在经过一段压缩的紧张之后,似乎有所松动。这时,我还被告知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见家人了。我可以约见玉梅,也可以约见我的两个孩子了。至于我的看守,尽管换了几个批次,似乎从来没有与我为难,而是多行方便。
    这期间,我折指计算着日子,我知道省里在等中央精神,也就不期盼出去,而是期盼星期天的到来。因为这样,我可以忘情地同孩子们温存、抚爱一天。他们可以在我的住屋里,跟我痛痛快快地取闹、做游戏,或者我听他们给我讲述他们学校的趣闻趣事,同进午、晚餐,在一起睡午觉。他们可以吃到他们平常吃不到的东西——他妈专为我做的美食——他们平时难以吃到的饺子、鸡肉、牛肉什么的。我记得第一次,看着他们狼吞虎咽般用餐,顾不得回答我的提问的那股忙碌劲儿,看着他们吃的那样有滋有味儿,偶尔偷偷地瞅我一眼的情景,我满脸堆笑,而内心深处却像铅一样的沉重,心头一阵一阵如刀铰一样疼痛。我脑海里直翻个儿:我想,毛主席、周总理健在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组织把我看成优秀人才、可靠的革命接班人;总理几次关爱我、保护我、提名我作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我并没有变什么模样,也没有做什么别的事情。还是这个我,在他们刚刚谢世不久,竟成了党组织的阶下囚、可恶的异己。这只是历史转换,只有一个时间差。老百姓说,“胜者王侯,败者贼”,毛主席说,“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原来真是不差啊!想着想着,不禁下泪。
    “爸爸,你咋的呀?”天真而细心的儿子志勇停住了嘴,拽着姐姐的胳膊,关切地问我。
    我连忙拭去眼泪,说道:“没什么,爸爸眼睛有点磨,一会儿就好了。”
    孩子们面面相觑,仿佛明白了什么,减慢了吃饭的速度。
    还使我难忘的是我和玉梅在牛棚的第一次相见。专案组任守义一再对我说:“要克制自己的情感,不要过于动感情。”他哪里知道我和玉梅曾经有约定。见面时,不要激动,不要当着别人的面流泪,就像平时见面一样。玉梅是个很达观的人,能理解这一切,见着我时,表现得落落大方,没有流露出什么,还对我说,要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的错误。但她事后说:“见到你,我真想哭,但我没哭。因为哭是懦弱的表现。咱们还是咱们。一想到这些,我就来气。于是,我振作精神,没有哭。”
   
    到1978年12月,我被学习班关押了二十个月,我做好了再待一年的思想准备。后来听说,文教办等着有个结论。但省委迟迟拿不出方案来。于是文教办选择在省委免去我的职务决定之机,于1978年12月30日,将我放回了家。至此,我长达20个月零25天的牛棚生活,终于结束。同时我被告知,这只是“集中的学习”告一段落,以后还要“进一步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对于这有历史意义的一天,我写了两首诗,把当时的心境记录了下来:
   
    1978年12月30日“学习班”结束有感
    晓闻金鸡鸣,忽报禁楼开。
    我心如春日,思潮滚滚来。
   
    自勉
    风高浪急着万家,松傲冬深柳自斜。
    自幼信义存抱柱,笑颜放眼看物华。
   
    从牛棚出来,我几次要求结论,明确处分,不能这么呆着。没有想到,对我的处理,一拖再拖,时间长达八年,历经三次,而且一次比一次升级。
    1979年1月27日,中共省文教办机关支部召开支部大会,讨论对我的处理,应到会43人,因事缺席4人,到会39人,决定建议撤销我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暂缓党籍处分,下放劳动,以观后效。上报省委批准后生效。
    1979年4月24日上午,省文教办副主任张双城以及专案组孟新、田桂琴、王亚男、戴恩崇找我谈话,由张双城宣布中共黑龙江省委揭批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1979]4号《对范正美处理通知》。
   
    经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对范正美的问题,暂不定性,先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基层劳动;党籍暂缓处理,不过组织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根据本人表现,再作最后结论处理。
   
    张双城解释说:
    “暂不定性,前一段反省,这一段劳动。据知,凡是进行隔离反省,目前都是这样处理。到哪里?由各单位商定,最后定在阿城畜牧场,条件比较好,适于劳动锻炼。考虑你的情况,没有在哈市的。过五一就走。由现在单位和劳动单位共同负责,并经常性考查,了解思想动向,劳动态度。为便于考查,建立考勤考查记录。要遵守各项制度和纪律。来访办事由所在单位定,外调由原单位,政治待遇生活管理同群众一样。时间上面没说,看自己表现。”
    对此,我表态说: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多错误,很大错误。教训是很深刻的。这一段总结,决心继续努力,总结积极教训,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人民做点好事。在总结中,认识到我犯错误有深刻的主观原因,但有许多不是自己造成的,这些问题一直没有想通。今天如实提出,这就是必须考虑当时的具体的历史条件。
    “对于这个通知,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今天我还没有考虑好。现在,我考虑有这么几点:(1)不知道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有无文件?(2)说不定性,又撤职、不过组织生活,这是处分,是很重的处分。(3)说是劳动,没有时间,留党察看还有年头。作为一个公民,一个党员,劳动是义务,没什么可说的。但是我作为犯错误的人,却应该说明白多长时间。今天先说到这里,过几天,等我考虑好了再报告组织。”
    这些情况被反映上去之后,5月14日上午,任守义通知我,下午办里找我谈话。下午,邴瑞年、冫工英、孟新、田桂琴、任守义在文教办同我谈话。他们要我先说说自己的想法。我说:
    “那天已经说了,我确实犯有很大的错误、很多的错误,组织上对我怎么处理我都应该接受。我觉得组织上现在对我的处理,可以说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是在努力贯彻政策的。但是我经过学习、反复考虑,从我自己来看,还是感到不那么周到,不那么慎重。我个人服从组织,保留意见。
    “(1)我的问题是人民内部问题,党内问题,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2)现在这种处分,我有意见。暂不过组织生活,保留党籍,是互相矛盾的。我们党对犯错误的人的处理,有着一贯的政策,光荣传统,只是最近几年,被‘四人帮'破坏了。我们党处理人,总是使被处理的人心悦诚服。但是我最近一再深入考虑自己的问题,联系党中央有关政策,心情觉得不那么舒畅,思想上的疙瘩还解决不了。对我犯错误的认识和对自己犯错误的处理,是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3)关于劳动地点,因为有许多实际困难,一是我本人有困难,二是家里有困难,两个孩子太小。关于劳动问题,作为一个党员、一个公民,参加劳动是没什么说的,如果是作为下放劳动,等着处理、考验我,我觉得可以,但现在是一种处理,我又看不到中央有关这方面的政策规定,我还得考虑考虑,还要很好地学习。”
    邴瑞年说别人也是这么处理的。我说:
    “别人我不了解,我只能考虑我自己,我只能根据党的政策和我自己来考虑。”
    我这样说过之后,邴瑞年说:
    “现在正式通知你:原来的专案组已解散。你接受审查,现在需要继续接受帮助。那天谈话不冷静,说了一些不适当的话。还是对自己的问题要加深认识。……你今天谈话是不对的。说省委不慎重、不周到。对你的问题有各种意见,省委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按党内处理的。所以是慎重的。今后前途怎么样,是光明的。条件是拥护华,拥护十一大路线,党内现行政策。……你提的第三条,可以向省委反映,你自己作精神准备,如有可能,可以改变。”
    到1979年7月12日上午,冫工英、田桂琴通知我,根据我的意见,最后落实在东北林学院印刷厂。7月17日上午到林学院组织部报到。我请假半个月看病治病。8月1日到林学院印刷厂正式上班。
   
    我按自己的承诺,按时到林学院印刷厂报到。第一天上班,厂党支部书记王兴亚首先找我谈话。王在1957年被定为右派,打倒“四人帮”后平反。他表示欢迎我,表面上给我一种很客气的感觉,一再讲他自己被打成右派、饱受风霜的历史,说很理解、很懂得我这时的心情,希望我放下包袱,正确对待,轻装前进。他还说:
    “原来准备安排你干点体力劳动,后来考虑你的情况,让你作校对。你可以发挥作用。我们知道你的水平,有些教师编写的教材你可以动手帮助改一改。”于是,他对一些教师的素质和水平,发表了一番贬词,使我对他的为人,留下了某种不悦。但是,总体地说,他对我的一番表白却赢得我较好的感觉。当天晚上,回到家后,我伏案写下了自己的感慨:
   
    自白
    1979年8月1日,到林学院劳动改造,一路上思绪翻涌,写下了下面的话。
    今日之路不能择,昨日之事不可悔!
    笑颜迈步迎头去,但看还有几回折。
   
    犊牛胆壮同虎斗,少年志高拿星云。
    投身革命信无邪,赤子红心最纯真。
   
    举手宣誓队旗下,从此步步紧相随。
    凌云入团再入党,锐气昂昂不可挡。
   
    文革号炮震寰宇,往事是非皆重评。
    常念前苏修正事,诚认如此可防修。
   
    前人抛头何所惧,我辈岂能惜咫身!
    若闻领袖一声令,油锅打滚亦甘心。
   
    十年风雨十年艰,奸雄角力每身连,
    愈研愈磨情愈烈,益锤益锻心益坚。
   
    自信革命路途阔,岂认艰难作鬼关!?
    走尽人生必由路,他人做戏我观闲。
   
    人同一切生物一样,常常做各种适应性改变。“他人做戏我观闲”,就是我今后应该适应的政治生活。
    到了印刷厂,我按照要求很快进入了角色。我在老校对员王老师和小宋的指导下,学习校对知识,练习校对技巧,很快同他们交上了朋友。因为校对员的工作性质,我同厂里的印刷工人也很快熟悉了,相处的也很不错。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这是我国的古训,我谨遵牢记。由于我工作努力,能够与人们友好相处,所以,我在印刷厂给人们留下了不坏的印象。我自己也感到愉快。
    我觉得,做校对工作,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机会,它开辟了我的视野,让我进入一个崭新的林业大世界。在这里,我看到了我国比较丰富的森林资源,了解了这方面的一些开发、建设的现状,看到了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名目繁多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学习了一些有关它们的生长史、发展史,看到了绚丽多彩的园林、道桥,了解了许多生态知识,还知晓了一些木业、森工方面的宝贵资料和信息,等等,从而极大地扩大了知识面,增加了新的阅历。
    我到印刷厂不到两个月,也就是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以人大委员长的身份,在建国30周年庆祝大会上,对新中国成立30周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作了一番“总结”,并第一次向世界宣布,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同叶的讲话一唱一和,李先念在经济工作会议上也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济工作作出了“崩溃”的评价。我想,邓小平处心积虑要否定文革,终于在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帮助和推动下完成了夙愿。
    我听着王兴亚卖力地解读这两个讲话稿,脑子里大浪翻滚,把我的思绪推向了1973年,省委扩大会议上传达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的“永不翻案”的那封信的回忆。当时,我感叹毛泽东的博大胸怀和邓小平悔过自新的自我批评精神。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渐渐地淡忘了。我极力地追思朔源,原来曾经为之感叹的东西容易让人们失去记忆,而某些条件的再现,却会奇迹般地使那些近乎消失的记忆,重新变得异常清晰起来。邓小平是这么说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工作时,我做的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零、六一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三线的基本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做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我还可以做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万一……
    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还记得华国锋上台以后,曾经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到底。
    想到这里,听着王兴亚念念有词的一句句解读,深感这翻天的巨变,使我结束了一场噩梦。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能否经得住考验,能否越过风险,关键在于他对时局是否正确估量,头脑是否高度冷静,意志是否无比坚强,手段是否恰当,本领是否高强。说一千道一万,必须掌握斗争的火候,懂得进退的玄妙,才能保住自己,等待时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其实,事情并非突然。信息早已公开,事变也已成熟。深深感叹自己不是搞政治那块料,永远搞不了政治。但是,既然自己已经被历史套牢,就必须接受这个现实。我必须同中央保持一致。
    当天在回家的通勤车上,我脑海直折腾: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料事如神,看人也是入木三分,比别人常常高一招。为什么对邓小平却反反复复。究竟是毛泽东宽厚,还是邓小平谲诈?是毛泽东的疏漏,还是邓小平的机智?是毛泽东的神,还是邓小平的鬼?或者,反过来,是邓小平的功夫,还是毛泽东的轻信?或许,是华国锋的软弱无知,还是毛泽东认错了人?或者,这样的历史大转换,来得如此迅速而顺利,从根本上说,是体制造成的。如果毛泽东不恢复文革前的旧体制,搞宪法控制下的民主与法制,而不是封建的册封接班人,也许今天这样的事情无由发生。他指定接班人违反历史潮流,而接班人又如此弱智。于是,终于成就了邓小平,掀翻了毛泽东最看重的那一半事业。也许这才是铸就今天邓小平成功的真正原因。我不敢断言,陷入一片思维的迷茫、混乱之中,差一点错过了下车的地点,是一位同路人及时提醒,方在我该下车的地方下了车。
    我在林学院印刷厂当校对员,干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
    正在我精神上遭受灭顶性轰击之时,我万万没料想王兴亚对我耍了两面派,这使我精神上再度受到莫大的冲击、人格上受到莫大的侮辱,再也无法承受,决定再造一次反,“今日之路不能择,昨日之事不可悔!笑颜迈步迎头去,但看还有几回折。”豁出去了。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下午突然停电,决定提前下班。楼梯间漆黑一片,我摸着楼梯小心翼翼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下挪步,诚惶诚恐,惟恐失脚而踩空台阶,校对员小宋还护送了我一程,在我坚辞之下,她才离开,然而,多事之秋的我,祸不单行,小宋没走出几步,我以为到了最后一个台阶,一失脚而了脚脖子。我去看了西大桥骨伤科医院著名的夏大夫,夏大夫给我的脚正了位、敷了药膏,开了几天病假条,嘱咐我好好休息,我给组里打电话请假,并说明脚好了以后上班时带去病假条。这位王书记竟然忘了人间常有不测的疾痛和曾经对我开出的一份份承诺单,根本不作调查,不问究竟,就在全厂职工大会上提高嗓门,凶神恶煞地责难我,在职工广众前给我抹黑。他说:
    “范正美刚来时表现还不错。可没过几天就说有病,现在在家里泡病号。怎么样,我看他这样的人就是不行。”
    我在家只休息了几天。上班后,许多职工关切地问我怎么样?怎么不好好休息,这么急就上班?个别工人师傅在我休息时,还偷偷告诉我“王兴亚说你装病”。我又感动,又气愤。感动的是,难得工人们的一片情;气愤的是,自己又挨了一闷棍。
    在我看来,王兴亚作为一个曾经被打成右派而过来的人,应该更能理解人、体谅人,想不到他却好了伤疤忘了痛,竟然如此落井下石,陷害我。说实在的,省里还没有这样的人,敢于如此对我非礼,公然蔑视我的人格和尊严。我觉得在这样的人下面,我怎么干也不会有好。于是,我毅然决定铤而走险,不再去林学院劳动了。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绝不在这样的人面前折腰。玉梅也支持我。于是,我就在家里真正养起“病”来了——定期给林学院印刷厂送病假条。
    事实证明,我的抉择是对的。文教办、林学院后来都没有人来追究。后来我想,或许这持久的忽高忽低、忽紧忽松的政治马拉松,无限拖延,无限打击,下面的人已经渐渐冷下来了。其实,对付政治运动,老一辈就是这么一招。时至今日,人们厌烦你整我、我整你了。或许这只是当时中国政治上层夺权斗争造成的某种空隙,是一种巧合,而便宜了我。正是这种抉择,使我抢回了我的一部分生命,赢得了学习时间。
   
    从林学院回家以后,我重新安排自己的时间,主攻英语,并开始研究经济美学。同时,我还大量阅读古典诗词,看看《古文观止》、《古文百则》、《史记》和《资治通鉴》,借以排遣胸中的郁闷和不快。我深居简出,除了同玉梅、还有两个孩子交流,引导他们学习,听听广播,家里当时也没有电视,再也没有其他办法同外界接触,也不想同外界多联系。学习英语占去了我大部分时间。学习英语,使我打开并面对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我买了一套伦敦原版《基础英语》(ESSENTIAL ENGLISH),订了一份《英语学习》杂志。那里面介绍的史料、典故、时事、趣闻和风土人情,使我大开眼界,饱受眼福,大大增进了我对欧美、特别是英国、英语国家的了解。
    学习英语之余,读史、读古文、读诗词,便成为我同外界交流的另一主要途径。读史、文和诗、词,与古人对话,打开了我的情志,把我引向一个新境界。通过读史、文和诗,在古代志士仁人、诗人们刻画、演绎的意境中,尝到了无穷的乐趣。
    “登高壮观天地间”,领略祖国河山之美;“一棹春风一叶舟”,随他们作大山名川之游;“坐对云山,一任炎凉变”,赏大人们博大的胸怀;“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学先人的奋斗不息精神;“已白穷经首,仍丹许国心”,抒发自己的报国之志;“生平辛苦今潇散,得丧荣枯皆历遍”,体察人生百味;“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效大师们自我勉学的态度,“但将一笑对公卿,我是无名百姓”,自嘲自娱于逆境之中。如此这般,各种无稽的骚扰和不快,都随时间流去了,也就培养了继续奋斗的好胸境,舒展了刻苦自励的好情志,锻造了静心写作的好心情,并通过写文、作诗、填词,记录了度日的心境和历程。
    1980年,面对朔风冰雪,读古人松竹梅之作,我写了《赞岁寒三友》,为自己壮威励志:
   
    玉龙翻滚又重围,群芳纷谢展新蕾。
    亭亭自恃寒流逼,青青依仗冷风吹。
   
    1981年12月29日,因几天来读龚自珍的编年诗,联想自己的境况,我写了两首《无题》,记下了那几日的心结:
   
    (一)
    内心观照我亦贤,细思难奈夜涌泉。
    人事萧条堪寂寞,也学先生论编年。
    (二)
    骏马不途亦玄黄,敢有心事问苍茫。
    苦读圣贤须激志,华年如斯自鼓扬。
   
    就在我自我鼓扬、自我奋发之时,1981年二、三月间,传来陈云在一个清查报告上的批示: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但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这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政治斗争。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了,因而在这场斗争中有许多干部、党员、非党人士受到了伤害。但“文化大革命”从全局讲,终究是一场政治斗争。因此,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处理这场政治斗争的办法,不能从局部角度、暂时的观点来处理,必须从全局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这种处理办法,既要看到这场斗争的特定历史条件,更必须看到处理这场政治斗争应当使我们党今后若干代的所有共产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取得教训,从而对于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这是处理这场政治斗争的前提。
   
    我觉得这是一个信号,对我的处理,省里可能以此为据。不出所料,1981年4月1日下午,孟新、卢庆武、戴恩崇等4人找我谈话。孟新传达了李力安的讲话。下面是我的笔记本的记录:
   
    中央最近发了9号文件。
    因为文革有特定历史条件。处理采取政治斗争的方针解决。(1)毛错误发动;(2)林、江利用。处理要慎重。采取党内办法解决。一个人犯错误,不仅有客观条件,也有主观条件。因此,不一样。不能不加区别。历史经验不能忽视。相信经过清查,范正美对自己问题有了认识;相信中央是正确的;相信大多数的人会转变过来。坚持老规矩。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只要不讳疾忌医,就要采取宽大方针,处理从宽,使用从严。
   
    孟新说:“今天请你看看你的材料。”于是孟新给我看了材料,要我用另纸写出意见。
    这样又拖了一段时间。我似乎觉得中央对于文革问题的处理存在不同意见,加上这时间邓小平在忙于推倒华国锋的事情。到1982年六、七月间,由省文教办副主任张双城出面,宋杰、王亚男等人陪同找我谈话。张说:
    “从开始到现在,五个年头,时间很长了。根据所犯的错误,看了检查还可以,采纳你的意见,当内部问题处理。也不是对你故意宽大,也是实事求是的。留在党内,还要给点纪律处分。过去你有代表性,现在还有代表性。从宽处理,给予留党察看二年,分配做一般工作,并开支部会议,提出建议,履行手续。”
    根据这种安排,1982年8月31日,省文教办机关召开党支部扩大会议,作出决议,建议省委给予我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
    1982年10月26日,中共黑龙江省委纪律委员会以[1982]70号文件发出《关于对范正美同志审查结论的批示的通知》:
   
    省委同意省文教办党组《关于范正美同志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对范正美同志的问题结论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考虑其错误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本人对错误又有了认识,决定恢复范正美同志的组织生活,给予他留党察看二年处分,分配做一般工作。
   
    我在1982年8月31日下午省文教办机关支部大会上,作了自我检查。下面是事实部分的原稿说话:
   
    1966年以来,由于我在政治思想路线上接受了毛主席继续革命的思想体系,加上自己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受林彪、“四人帮”所煽动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在“十年动乱”期间,犯有很严重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现在回想起来,感到极其痛心。
    1966年春天,当时我是哈师院政治系学生,正准备毕业论文,对于这场文化大革命,开始没有什么认识,只是从社教回来以后,认识到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反修防修的问题越来越尖锐,但什么是修正主义,谁搞修正主义,并不明确,心想毛主席和党中央是对的,一切听毛主席的;谁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我就和他斗。
    因此,根据当时中央报刊和党委的部署,我积极参加了批判“三家村”的活动。这期间,院党委选出了一批学生干部去参加市里的有关揭批大会,我也是被选的代表之一。这样,我第一次由学院开始接触社会,听市直机关干部批判(郑依平),觉得义正词严,有根有据,问题相当严重,联想到社教中所揭发的事实,心想自己应该积极参加这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斗争。后来在南京匡亚明事件特别是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公布以后,对我震动更大,开始积极参与给学院党委领导同志写大字报的活动。当时我们提的多是教学方面的问题。以后党委派工作组进入政治系,我被指派参加了党委工作组。
    这个工作组有党委机关干部和政治系的师生代表组成,学生代表只有两人。当时我认为这是党委对自己的信任,觉得很高兴。当时我想当积极参加这场运动的积极分子,但既怕党委说我乱来,又怕同学们批评我压制群众运动。因此,我采取的态度是,听中央报刊的,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办,紧跟党中央的号召。这样,我在当时的做法,既得到党委的支持,也颇得到同学们的“拥护”。
    省委七•一八会议之后,我的脑子“轰”地一下,认为又要抓右派了,但联想中央精神,对于党委对前一段的估计想不通,认为自己的做法和当时中央的要求是一致的;不是做过了头,而是做得不够。在工作组、老师的帮助下,我在班级检查了自己的言行有些地方有不符合党委的地方,同时还表示要积极正确地参加文化大革命,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我觉得当时我是诚恳的,但从这以后,我感到党组织对我疏远了。我本来是学生干部,有很多重要会议也不找我了,感到有人要在我身上做什么文章似的,思想上感到压力很大。
    在这个期间,我非常困惑,成天坐在图书馆里,看中央报刊和毛主席的著作,看鲁迅的杂文。正在这个时候,听了《十六条》广播,小道又传来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认为自己是被压制的革命小将。同时,这期间,有许多哈军工的学生到学院串联,其中多是高干子弟,这是生平以来第一次接触到这些人。听他们谈到了中央的许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精神,觉得自己是土包子,没见过世面,感到他们思想敏锐,站得高,看得远,身上有一股子为国家不变修的劲头,是自己学习的榜样。
    于是,经常不坐车,走到军工、工大等校去听辩论会。在一次军工、工大的会上,我听当时省委领导同志讲,七•一八会议不符合中央关于文革的精神,是错误的,可以批。回到学院以后,一些同学和我共同倡议召开了师院造反有理大会。会后,我被选为造反派的头头。当时我的思想比较保守,只知道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能解放小鬼,发动群众,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是又觉得运动来势很猛,必须慎重,便处处拿着毛主席给北京红卫兵的一封信。所以,一开始,我把我们的组织叫做红卫兵战斗队。后来各系造反派头头开会,批评我右倾、胆小。我思想斗争很激烈,就抓紧一切时间看中央报刊和毛主席语录及有关的材料,认为造反有理是毛主席讲的,造修正主义的反没错,于是改名为红色造反团。
    红色造反团发展很快,由最初几十人到几百人。在当时的思想支配下,我们认为学院党委领导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自己,于是多次召开批斗大会,批斗杜若牧、常杰民、李群等党委主要领导同志,给他们扣上三反分子、黑帮等罪名。当时红卫兵人人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本,模仿《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写的大革命时代农民革命的做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给被批斗的人带大牌子、摸黑脸、戴高帽、大弯腰、游街等。当时我不赞成这些做法,认为这不符合中央规定,也脱离群众,所以在造反团的大、小会议上做过工作。但由于我的基本立场是“造反”,是什么长无产阶级志气、灭资产阶级威风,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要因势利导,以后又认为这是枝节问题,不影响大方向,也没有什么,等等。因此在我主持的批斗会上,给被批斗的人戴高帽、带大牌子、大弯腰、摸黑脸等这类问题多有发生,严重摧残了这些领导同志的身心。杜若牧同志就是在我们学院批斗之后,又被当时大专院校红色造反团总部批斗,受尽了侮辱而含冤自缢的,使我们党、使教育战线失去了这样一位衷心耿耿为党工作的干部,回想起来特别痛心。过去虽然也有惋惜之情,但由于基本感情没有转过来,对此认识很肤浅。但后来特别是近年来,每想到许多老同志死于不白之冤,心情十分沉重,而且日久年深,更加痛心。
    对于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我认为当面说他们保皇派、保守派不策略,而应该团结大多数,这实际上就是用对敌斗争的方法,分化瓦解他们,孤立头头,将他们吃掉,叫他们向我们投降。因此,各系批判对立面组织,特别是烧黑材料期间,使许多不同观点的师生员工受到了侮辱、迫害。
    由于在当时,我们在对待干部、对待群众组织上,相对地区别于其他地方,中央派人了解总结了哈师院的情况,加上批语,以中发[1967]1号文件的形式发给各地。哈师院造反团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表扬,我因此也身价提高,全国各地红卫兵纷纷来访,市里许多组织找我,宋任穷同志到哈市个别接见了我,给了我很多鼓励的话。潘复生、汪家道派人到师院在大会上邀我参加全省红色造反团联合总部和省里的夺权活动。当时,我飘飘然,自以为与一般造反派不同,是党员、大学生,有理论、有头脑,是造反派中的佼佼者,当之无愧的群众领袖。因此,在我缺席的情况下(当时我爱人从南方来哈),选我当红色造反者革委会班长,我竟不推辞地接受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参与并领导了省里的夺权活动,并在我参与讨论的一号公告、二号公告里,把省委、省人委说成了黑省委、旧国家机器,要像巴黎公社那样,把它们彻底砸烂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同时,我极力为潘复生、汪家道抬轿子、吹喇叭,紧跟紧靠他们,在潘复生公开批评我“关键时刻,心慈手软,下不了手”以后,参与了潘复生、汪家道等制造的“一•三一”、苇河、伊春等地的所谓反革命事件的冤假错案,致使许多干部群众受到了迫害,使党的事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在捍炮两派斗争中,潘复生、汪家道在总理面前写了检讨,回来就撕毁,整炮轰派,自己挨批、被扣上各种罪名之后,这在当时对我的思想刺激很大,对搞政治很消沉,在下放劳动时,我想以后不再过问政治了。但是,在批林整风时,省里批判了潘复生的错误,又把我找回来,并安排作省委委员。这以后,我并没有正确对待自己,总结经验教训,反而自以为是同潘复生斗争的英雄,特别是这以后,总理提名我当上了十大代表,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听到的好话越来越多了,我又一次昏昏然,进而背上了文化大革命一贯正确的包袱。
    批林批孔初期,看到中央两报一刊的社论、文章,特别是看到江青、迟群、谢静宜在中央机关召开的大会上的讲话,我错误地看待了形势,认为确实存在着否定文革的思潮,不反击一下,就不能把文革进行到底。当时我既怕在新形势下,让人说自己把棱角磨没了,丢了造反派的桂冠,又想显示自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进而所谓“立新功”。所以在批林批孔初期,在中发[1974]12号文件下达之前,我根据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来参加运动,又犯了新的错误。
    我当时站在维护文革的立场,认为省里存在着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很多,省里许多老同志的三个正确对待并没有解决,应该通过批林批孔运动来解决。因此,我通过开会、写大字报等方式宣传反回潮,揪复辟势力代表人物的观点。在对待当时省委领导的问题上,我认为汪家道早先跟潘复生一样推行错误路线,在运动中又搞得不得人心,以刘光涛为代表的省委,虽然有回潮问题不能低估,但应该肯定成绩。牛聂等人冲进省委大楼抢文件、围攻省委领导的事件发生后,省直机关部分干部聚集在栾锋家开串联会,打电话把我从黑大找回来研究对策。当时我认为省委有错误,应该是一批二帮,牛聂他们这样作,想把省委搞垮是不对的。因此,我主张开群众大会,揭发汪家道问题,打击牛聂等人的气焰,这是对省委的有力支持;为了体现党的领导,可以请示省委。省委是知道我们的底的,也是会同意的。但为了避免使老干部被动,不让牛聂等人抓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辫子,只有找军代表和群众代表。这样,经过研究,我同意以我和骆中喜的名义召开群众大会。这就是三•二三大会。这次大会特别是我本人以《打击造反派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为题的发言,指向了省委领导同志。现在看来,都是极左思潮的产物。
    当时,我自以为这次大会影响很好,认为当时自己对形势的看法也是正确的。所以这次大会之后,我在几次串联会上又宣扬我的观点。当时我感到运动到底怎么发展看不准,要吸收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比如我是主张揭回潮、揪复辟势力代表人物的,但是谁是代表人物看不准,牛聂谁都打,不得人心。因此,我主张不定调子,有问题就揭,最后看谁的问题多,谁就是复辟势力代表人物。又如,我是主张放手发动群众的,但我认为牛聂等人正式成立组织不得人心,因此我搞思想沟通,行动配合,不正式成立组织。如果运动发展下去,允许成立组织,到时候拉起来便成;如果不允许成立组织,我们这不是组织,就可自行解散。这样,在实际上,就形成了以我为头头的另一个山头。因此在本质上,我和牛聂等人没有区别。只不过是同志们的帮助,我才没有走得更远。
    汪家道在批林批孔期间遭到群众的猛攻,离省进京之后,当时省委宣传部负责人估计汪去京是为了告状,蒙骗中央领导,也想派人进京,派人找我商量,我也认为汪家道去京以后,可能搞假汇报,弄不好就是否定我们这一派,因此积极支持上访。中发[1974]12号文件下达后,宣传部领导通过人征求我的看法,暗示文件尚未正式传达,可以抓紧时间,以群众名义上访。我当时认为这是有关领导对自己的信任,又能表示自己的革命性,可以争自己这一派的地位,所以我仍然主张去。虽然材料我没看过,是由宣传部组织人写的并打字成稿。但对于这次上访,我是有责任的。上访材料按照当时批林批孔的调子,虽然主要告汪家道,但同时也告了许多老同志。
    [1974]12号文件下达后,我主动找各省委书记个别谈心,在我获悉领导同志认为我在批林批孔这一段的做法是对的,有些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之后,我又一次错误地看待自己,觉得自己得到了省委领导的肯定,因而更加骄傲了。
    长期来,文革思想在我脑子里根深蒂固,自恃正确,进而把自己的命运同文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所以,从逐步接受文革思想体系到本能地去维护这套东西,维护自己。因此,1975年小平重新工作后,我就抱着怀疑的态度看待他的言行。因而,在思想上同邓小平同志是格格不入的。看了邓小平的几个讲话材料之后,我和人背后议论说,邓是用反派性、坐直升飞机、整顿这三板斧打击造反派,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当时,我认为还牵涉不到自己,但把别人整下去自己也没好,所以,对邓小平的讲话很不满。当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时,看到中央打招呼文件,就以为自己这一回又看对了。在一次刘光涛、苏民到省教育局开座谈会后,刘、苏暗示我带个头,我先犹豫了几天,在1976年2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不点名批邓以后,我认为是开始批邓的时候了,便起草了《炮打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字报,又经过请示苏民之后,在省直机关第一个贴出批邓大字报。此后,我除大小会议上宣扬批邓以外,还组织了《维吾尔姑娘的辫子,还是修正主义的狐狸尾巴》、《邓小平其人》等大字报。
    1976年我受省委宣传部的通知,接待过《人民日报》记者来省整理王一伦同志的材料。
    我还支持黑大理论组,为他们批走资派张目献计。
    在工作中,我积极宣传学朝农,同十七年对着干。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向支部大会交代的。对于这次处理,我表示拥护,没有提出意见。
    于是我开始重新找工作,决心从头做起。
   
    从下放劳动到这次处理,我的心情很不好,情绪也常反复,思想常常波动。当时我用诗词把它记录下来。这里选其一、二,转述如下。
   
    1982年春节看电影《李清照》
    (一)
    亭亭一代女英才,怆怆厄运去复来。
    抒情佳句申豪气,励志勉词壮愫怀。
    伤心明月捐血泪,总为国是生焦爱。
    世间变故金贵处,人受煎熬文炼采。
    (二)
    观剧人人骂昏君,精英弃用尽没埋。
    外寇明抢犹可御,家贼暗箭更难排。
    国破家亡无生路,山高河莽复添衰。
    史事历历堪恼恨,伤心最是戏剪裁。
   
    那时,一切东西,几乎都能触动我的某根神经,令我生出一番感慨来。一日,去松花江边,看到当时风骤浪高,汹涌澎湃的水流冲击松花江大桥桥墩,极大地触动我的心情,诗兴涌来,口出一占。
   
    口占松花江大桥墩
    颓波狂促真艰难,岿然砥砺柱其间。
    信有群石作依恃,何愁尺逆逞凶顽。
   
    1982年4月21日至23日,几天读龚自珍诗词,心情豁然开朗,写了一首《放歌》,勾画了我的身世:
   
    生来便逢征戍烟,躁腹犹闻战火燃。
    马上戏儿刀剑逼,慈母悬心肝胆寒。
    慌乱曾见贤嫂泪,塘畔置我骇道还。
    四都宁静睡婴哭,一时枪林动机关。
    八年抗战八年苦,艰难还累多疾患。
    入死启生哭几回,至今回首泪难干。
    七龄齿幼筋骨嫩,尊父教我学耘田。
    守庐勤手仍失计,祁天赐福夺丰年。
   
    忽报新军村前过,壶浆寄意慰劳欢。
    始知神州开天地,欣闻故事井岗山。
    开篇先见毛主席,建国不忘共产党。
    工农革命慕激烈,童心感染入心田。
    牙牙学语无鲜词,老师教我作讲演。
    不知开国何论史,编演板画我领先。
    感时报国跟党走,队前举手红巾鲜。
    堂中观我授奖誉,邻里夸我少年贤。
   
    校长亲配特质徽,中学初阳当画看。
    志气纵横无骄意,师生争识健儿前。
    品学兼优勤培育,团门迎我好青年。
    团里生活方举步,身兼多职辅导员。
    信党期望无懈怠,奋勇向前苦着鞭。
    市颁三好获嘉奖,金星配胸生光颜。
    河畔邀友话毕业,联步朝阳学前贤。
    相期北京群英会,此别他年试比看。
   
    人生难得风和顺,无钱继学暂归田。
    适得华厦需广木,又得机会学化验。
    臃员退够因冒进,应召时去又一年。
    母处逆境子鉴谅,党有困难我分肩。
    江城背远攻机务,中途拔我应急先。
    夙兴夜寐学教长,市委奖我好团员。
    并排尺照师生赞,愧为社建少俊贤。
    昔日夺魁淡墨香,今日题榜高眼看。
   
    众人指我道崭然,自信磅礴壮怀展。
    升学离职敢试纸,两人举步我登先。
    尊从马列寻真径,自攻外语悟苦甜。
    厚重虚怀受仰敬,金薄高奖友欣然。
    一时豪气塞中胸,言来不信曾和颜。
    常在人前呼口号,总调急调弄琴弦。
    社教纳新归党队,眼前同志看路线。
    书生意气兴正浓,革命防修声振天。
   
    文革号炮起风雷,书生胸海掀狂澜。
    观望徘徊难辨向,挥手踟蹰师生间。
    不悔云中露沉翅,谁怜议墨纸未干。
    到此千回带泪吟,碧血如丹却唱晚。
    摇落岁华无觅处,敢惜盛年向阳看。
    依恃群勉未觉孤,纵横吟哦天地宽。
    漫道荒青难下种,但信功夫不经年。
    自思多因聪明误,仍凭倦眼认香兰。
   
    内心观照我亦贤,细思难奈夜涌泉。
    常思结想成佳梦,乘风缥缈访群仙。
    红霞升处凤凰阁,先行导师会其间。
    翩翩起舞笙歌际,纷纷下阶迎客来。
    令我骑鹿去瑶台,马恩列斯授佩环。
    再拜泽东叩恩来,泪流满面湿襟衫。
    陈毅茂行作导游,穷于四极无余览。
    各方花神献芬芳,仙童奉果问平安。
   
    叩寻屈原拜陆游,方辞古圣请轩辕。
    鲁迅赠诗说《偶成》,春兰秋菊不争妍。
    李白遗我《大鹏赋》,杜甫赠我“石笋”玩。
    天祥吟诗话离别,低首难别夏明翰。
    群仙一一赠琼浆,我有迷魂归心散。
    莫恋承欢步高风,须行拍鹿反复间。
    仙人问我有何求?金星高悬照人寰。
    笑觉忽失烟霞去,羲和鞭日已临栅。
   
    那时我贪婪的读书,常常如痴如醉,入了书林、特别是自学了一段英语之后,觉得别开洞天,拥抱新世界。1982年5月3日,写了一首《读书偶得》,道出了我在经济美学方面研究获得进展的无比喜悦之情:
   
    从来微绪出豪家,一趣追天得新霞。
    朦胧常在痴心悟,成败因此莫惊诧。
   
    我那时主要是激励自己不要畏缩不前,而应该向往未来,争取有所为。我曾多次听人们说,人在得意之时应十分谦虚,而在落魄之后,则应有无比的自信力、自强心。在1982年6月29日,我作了一首《自吟》,以为自爱自励自奋。诗曰:
   
    一时风骚意纵横,五湖萃会我执芹;
    悠然自励多潇洒,低首应恃此骨珍。
   
    文革中我曾常常庆幸自己的人生,感慨有毛主席、周总理的关爱,这一生也许能为人民做一点儿有益的事情,没想到落得如此下场。因而,有时不能自己。我在1982年10月,写了一首《偶得》。是这样记述自己的遭际:
   
    十秋几坠复驱躯,雄心寂寞气未输。
    临窗又见新桑落,倚天曾寄旧恩虚。
    裂变催年杨柳折,严霜侵物松竹殊。
    我歌不废艰难日,华年苦读圣贤书。
   
    从1982年8月31日我受留党察看处分之后,到1984年整党,我在家等待分配“一般工作”。这里再抄录几首,以见我复杂的心境。
    首先,我尝到了读书的乐趣。请听,1982年我写的《学<正气歌>有感》:
   
    近日,反复吟诵《正气歌》,热血奔涌,情怀激荡,遂作歌以抒。
    浩然正气塞苍冥,古来伸达到而今。
    开怀引颈唱一曲,不枉革命后来人。
   
    光如日月照春秋,形赋大地通纬经。
    崇今未必非前古,马列创纪亦堪称。
    不为飞光作流矢,更经沧桑应佐征。
    劳工英风动大地,旋来四海起飙星。
   
    巴黎城头凝碧血,战士鼓舞救人民。
    牢囚取次视等闲,刀枪依第唱强音。
    绞刑架下作报告,刑场之上缔良姻。
    革命慷慨捐躯日,峥峥无畏见忠魂。
   
    穷且益坚存柱信,富贵愈慎亮节真。
    金钱不动如泰山,名利岂能苟赤心。
    为民驰驱能替死,立公大义敢灭亲。
    腑腔空阔渡舟楫,肝胆光辉照人心。
   
    气塞中胸凭吞吐,思壮头颅信南针。
    各洲各国注金册,其人其事漫具陈。
    莫道些人存异议,丹青斯鉴看民心。
    从来观是因脚位,方圆长宽尺短寸。
   
    物达关键生新质,人逢逆志识英魂。
    自许寸心今尚丹,犹有剩勇尽赤贞。
    者是天柱擎宇宙,我于英哲一草民。
    怀此耿耿振鲠骨,悲歌且当自勉箴。
   
    我是把读书当做甘泉来饮的。1982年12月2日,《有感》写出了这种快慰:
   
    狂诵《离骚》增愤然,却把诗书当甘泉。
    镜里相对无言语,苦心自励是吾年。
   
    但是,读书既尝到了兴味,也有苦闷,《读书有问》,写于1982年12月28日,又是这么一种心情:
   
    屈贾曾遗终身恨,二千年后夙鸟伤。
    斯时无泪哭江海,烦冤何故尽三湘。
   
    读书之余,对着明镜,霜丝上头,感慨袭来,不禁对天而问。为此,我于1982年11月22日,写了《问天》,曰:
   
    青天大道我独窄,丹心如煮血正开。
    对镜常抚霜丝骤,何当慷慨东风来!
   
    应该说,我的心情不只是伤感,也向着大自然歌唱,期望着春季到来,能给我带来一些变化。1982年10月至11月下旬,我家养的君子兰开了三次花,我写道:
   
    唱君子兰
    我家养一君子兰,今年竟开了三次花。其态半展半垂,似有所托。志武、志勇因其第三次开花,感其仪态各作了一首诗。我也有所触,便写了这两首,记之。
    (一)
    松江两岸寒凛凛,莽原处处白雪深;
    漫道斯时无香碧,我家兰花正低吟。
    (二)
    姿愚芊芊半含黛,不似牡丹大展开。
    淡雅免得群芳妒,低首但求自珍爱。
   
    1982年12月17日,面对纷飞的大雪,颇有颤动,动笔写了一首《雪》,寄寓雪的格调。
   
    腾飞天外舞飘来,渐逢地暖催培栽。
    三冬漫钝恐迟误,此回着落免嫌猜。
   
    1983年1月4日,我们一家观赏冰灯,我为冰雪艺人的艺术创造叹为观止,写下了《冰灯礼赞》二首:
   
    (一)
    琪园锦树冰天下,玉影青辉竞物华。
    颤颤冷蕊迎蝶舞,瑟瑟冻叶惹莺夸。
    时于北国豪晶碧,天至江城散银大。
    休叹此间无香碧,风摇白雪尽春花。
    (二)
    三冬胜境景最佳,流连漫步莫惊诧。
    飘花零乱闻飞燕,碧水凝滞跃龙虾。
    牧童翩翩吹横笛,越女脉脉弹琵琶。
    未睹风雪肆虐处,道是西湖又一家。
   
    乘着雅兴,我在1983年7月21日前后,一气呵成,写下了《冰城五景》,反映了我对哈的爱恋之情。
   
    江夏访防洪纪念塔
    松江绕冰城,两岸荡歌声;
    伟堤排激浪,细柳摇风铃。
    碧水留勇男,金沙恋美人;
    翘波望镇塔,此景最传神。
    太阳岛
    冰城第一景,日岛卧江心。
    曲径盘山坳,幽林掩鱼村。
    回湾好泳水,沙洲戏流金。
    更喜新工巧,水阁放歌吟。
    儿童公园
    地灵景色异,盈园尽红巾。
    追欢比彩蝶,对语谙莺音。
    火车通天下,四海贺佳宾。
    茁茁志气壮,五爱激童心。
    动力之乡
    北国动力林,锐气日日欣;
    三力堪称伟,东亚受殊尊。
    设计亮辽廓,电光照偏村;
    且乘新风浩,荣环耀城滨。
    学府路
    长街紫气蒸,林鸟反哺声;
    前贤导后俊,栋材拥春正。
    聪明在于勤,练达古今通;
    学浪促科艺,中华要飞腾。
   
    我总是警钟常鸣,日夜自勉。因为我深信阿登纳的一句名言:“人努力任何时候为时未晚”。但是,我总感到,时间不让人。因此,我把自己的奋勉,变作对孩子教育的动力。关于我教子的情况,足足可以写成一本厚厚的书,其中,既有许多成功的体会,也不乏深刻的教训。
    我从牛棚出来,几乎全力投入教育两个孩子。我和玉梅分工,她主管孩子的生活,我主管孩子的教育。我觉得对孩子的教育,最重要的是非智力因素,必须坚持两条:一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具有健康的意识和运动的好习惯;二是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强烈的进取精神、顽强拼搏的性格、勤学好问的习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意志。两个方面互相渗透,相得益彰。
    每天一大早,我领着他们跑步、做操,寒暑无阻,节假日不误,只是随着季节作时间上的调整。夏天我还领着他们到松花江游泳。有诗为证:
   
    晨操抒怀
    健身轻步向路来,曙光初照入我怀。
    八方积气街前合,万里浮云脚下踩。
    男郎驱前旋风急,女儿随后漫舞来。
    最喜冬来玉屑飞,雄鹰鼓翼苍蝇哀。
   
    我体会到,家长得勤于和善于观察孩子的成长进步,帮他找出前进的问题和障碍。我的做法是,自己给孩子当学习的榜样。注意对孩子的考试卷子分析,加强平时督促,在温课备考时,要孩子放松。对于孩子的进步要加以鼓励,指导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见到他们的问题要适时引导,及时帮他们解决。不积累知识障碍。同时,要注意及时同老师沟通,将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孩子自我努力四个方面拧成一股绳。
    我姑娘很聪明,但是贪玩,在初二时,学习上出现过很大的问题,我就找班主任,同她促膝谈心,进行一次长谈、畅谈,帮助她分析自己的形势,使她觉悟,自己痛下决心,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走进了三中,高中毕业考入复旦大学。这是1981年12月31日,应志武新年演出而填的一首词:
   
    满江红•新年祝笔
    东风送暖,龙虎奋,大地春归。笑逐颜开,喜迎新年,壮思瑰玮。湖广海阔凭鱼跃,天高地迥任鸟飞。正青鹰展翅攀高日,莫迟违!
    怀祖国,启心扉;抚凌云,步频催。识盈虚有数,年华易累。深究物理翻创意,精推德尚树新碑。须扶摇搏击乘红颜,争光辉!
   
    对于孩子,重在鼓励,给以信心——因为你行,所以我们才这样要求你。志勇在1983年5月的一次期中考试,主科成绩都不高,我和他妈妈责备他努力不够,孩子在自己的草稿本上,写诗道:
   
    看我中华越上游,地富物丰民自由;
    如今受折不得志,拼奋必定占上头。
   
    我读后,给他和了几句:
   
    千年古国竞风流,多少豪杰谱春秋;
    正是坎坷生猛志,从来激愤居上游。
   
    在我的回忆清单上,最使我难堪的还是当年我自己的工作问题。张飞的心志,使我想找一份自己称心如意的工作,然而,人情大变,大失所望。这里有我的两首诗为证。
   
    心绪
    写于1983年3月上旬。
    狂走添新闷,细悟也荒唐。
    人情有冷热,物理不依常。
    四化要人材,改革须栋梁。
    后途随年侵,前路应光亮。
    苍穹容万物,侠水无斗量。
    天意有不便,人事亦凄凉。
    十暑无嫌忌,今次尽雕墙。
    周围多友谊,上老不通谅。
   
    雄雄报国意,苦苦令神伤。
    反思问古人,古人亦惆怅。
    屈原藏百汇,伟志不得张。
    离骚申其意,遗恨投汨江。
    李杜著诗文,磅礴多激昂。
    殇志苦频仍,暮年亦惨伤。
    岳飞爱国志,碧血刻忠良。
    却因奸臣佞,愤愤难伸缰。
   
    陆游寄鸿愿,累累罹祸殃。
    遗篇泣心血,鲠骨竞传扬。
    天祥亦英烈,激词胜朝阳。
    呜呼拜古人,后代哭朝纲。
    一部国通史,篇篇遗恨长。
    无须多罗列,罗列累大章。
    不为古事怨,立志终堂堂。
    序古非类今,时事须变样。
   
    一线穿今古,如斯成史章。
    一针通经脉,憎爱嫌直肠。
    非为度量小,一统要宗网;
    非为立国浅,终因人道亡。
    留笔记我心,非为时事伤。
    社会大发展,大同可奔往。
    古来罹难士,逆境更奋亢。
    悟此心坦然,白眼看炎凉!
   
    又有一首诗,叫做《夜梦归来唱》,是做了一个梦之后的演绎,写于1982年4月上旬。是这样的:
   
    捉襟衣正单,北居复岁寒。
    自怜心犹壮,半生真艰难。
    开胸见赤胆,热血透脾肝。
    拳拳思报国,寝食未偷闲。
    远志通天阔,疾风卷狂澜。
    厉声问天府,大道我何偏?
    马恩不得见,列斯阻仞山。
    近见毛周朱,程程行路难。
   
    四海起恶浪,重雾锁路盘。
    厉鬼露狰狞,索命声音惨;
    不见我不回,此身与石烂。
    我意如坚铁,碎体又何嫌?
    诚意生新翅,坚志化舰船。
    凌霄飞四海,重体越高山。
    终于劈新径,一一过险盘。
    请问真理何?请问党在安?
    答者声声壮,闻着阵阵欢。
    吾党在人民,真理看实践。
   
    前路在何许?珍重看长远。
    道路涌流阔,愤愤贵自怜。
    革命即坎坷,真理在发展。
    君看革命史,何曾有平坦。
    但问问者志,信义可曾换?
    念念存抱柱,何必自寻烦。
    魂醒归路畅,轻装唱凯还。
    我心无邪念,我行须奋然!
   
    就是以这种心情,我发奋读书,苦心攻读英语,终于经过这几年努力,可以借助辞典阅读经济书刊了,以后通过了职称晋级考试。在这一期间,我还就经济美学开始了我首倡式的研究,跨出了可喜的第一步,这一点我将在下一章介绍。
    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决定要开除我的党籍的信息,再一次打破我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历史的进展就是这样残酷与我相对:
    1983年10月11日至12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同年10月27日至11月7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五届二次全会,对此作出部署。同年12月3日,省直机关开始整风。省文教办被指定为第一批。为了参加整党,我被临时调到省教委物资供应站工作。毋庸赘述,整党一开始我就被列入重点整的对象。整党安排了两个月的学习时间。我过起了党的生活。我按照规定,学习整党文件,开始在小组会上发言、作检讨,曾经唤起我一片热望:经过整党洗礼,争取恢复党的正常生活;物资站的同志们对我也怀抱着同样的心情。
    然而,“上老不通谅”,经过上面一系列的大大小小的动作,又将我调回省文教办机关。1984年3月5日省文教办机关党支部,根据省委的决定召开支部大会,决定开除我的党籍,保留工职,重新分配工作。对此,我在会上申辩说:
   
    经过严肃认真地考虑,我诚恳地向党表示我的态度。
    经过长期地反省和检查,我认为我在文革中所犯错误是很严重的,党组织给予我处分是应当的,并且已经给了我处分。但是我认为,现在重提我的问题,组织上给我的结论和开除党籍的处分过重。我希望组织上能够考虑,给我一个留在党内改正错误的机会。
    我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从小热爱党,相信党,听党的话,一心一意跟党走,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我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在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下,认帐认错,认识不断加深,讲真话,讲实话。八年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严格的,总想在组织处理后,为党能做些有益的具体的工作,所以,我在反省和检查自己错误的同时,相信党的政策,坚持学习马列、毛泽东思想,坚持学习外语,钻研业务,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业务知识水平,积极要求工作,并努力去实现立场、思想的彻底转变。我是第一次在党内犯错误,并在当时,还是青年时期。组织上经过长期地反复地审慎地考虑,1982年对我作出了结论,给了我严厉的处分。这次重新核查,对我的错误事实没有发现新的问题;这一段没有发现新的错误。
    我深知,组织上这次对我重新作出处理,是很慎重的,反复深思熟虑考虑和研究过的。但我还是认为过重。我诚恳地希望组织上能再一次更审慎地更全面地更历史地对我所犯错误的客观条件和我的具体情况,给我一个留在党内改正错误的机会,我愿意接受最严峻的考验。
    我向党表示,无论组织怎么定,我个人服从组织。我坚信中国共产党,坚信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永远与党同心同德。我要继续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加强世界观的改造,进一步总结教训,振奋精神,为党、为人民、为祖国,为实现党的总任务,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同时也诚恳地希望党组织和同志们继续对我多多帮助。
   
    据我后来所知,决定之前,文教办的广大党员不同意这么“二次加码”。其理由有两条:一是已经作了结论和很重的处理;二是没有发现新的错误事实,留党察看期间又没有新的错误。为此,省文教办多次开会统一思想,张双城三番两次找省委领导反映办里及他个人意见。
    后来我才得知,有两个人在关键岗位、关键时刻起了关键作用。一是当时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曹志。曹志文革前为中共合江地委书记,文革中“站出来”早,由我派当时省革委组织组长高义请他来省,以后,被潘复生选为省革委副主任。在潘复生错误路线下,他一直跟到底,在批潘时,被批判为“潘复生左右臂”之一。在潘复生打我期间,为潘复生积极效力,到开车辆厂现场会时还为潘复生辩护。“四人帮”打倒以后,在省里没什么威信,便上了北京。在整党时,他说:范正美要不定为“三种人”,黑龙江省就没有“三种人”了。另一人就是李清林,他是哈师院毕业生,文革中与我们是不同观点,他这时任省委清查组组长。在开会时有人对我的处理提出了不同意见,是他坚持要“严肃处理”。
   
    我自己的申诉和办里同志们的努力,都无济于事。因为中央有人点名,省里负责清查的负责人坚持,对我非开除不可。这样,在组织处分的文件上,我只签写了四个字:组织服从。因为我再说什么也是于事无补。但是,在支部大会上,我哭了,并且哭得很伤心。因为我又想到毛泽东、周恩来,如果他们健在就没有今天,时不我与,命运如此。
    当天晚上,久久不能入睡。连夜,我在我的诗集上,添了《不忘三月五日》二首。小序写道:今日党支部开会,宣布将我开除出党。到哪里申诉,向谁申诉,只有记在心里。
   
    (一)
    恢弘阔阔主义好,弱躯不过一蒲草;
    燔火秋翻肥根茎,明年春发翠新稍。
    (二)
    尽忠竭节酷荼罹,此身未死不可欺。
    借得烈焰焚旧羽,鹏举振翼信有期。
   
    过了几天,省文教办干部王德顺来我家说,办副主任马淑洁在一次机关干部闲谈时说,没有想到范正美对党有如此深厚的感情。我对王德顺说:
    “马淑洁原来是黑龙江工学院的一名讲师,因为现在时兴安排知识分子,借助于某种关系,“坐火箭”,才被提拔到文教办任职。她哪里知道,我热爱中国共产党,不仅来自于我个人成长对党的感激之情、更重要的是,来自于我对党的无数优秀分子,那种为共产主义、为民族解放和人民翻身幸福的彻底的献身精神的无比崇敬,来自于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等人的无限信赖,来自于我对国际国内革命史的深切了解,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党,那样谆谆教导自己的党员,去为人民利益牺牲一切,深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意义,来自于我对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崇高信念和对资本主义腐朽黑暗的深切憎恨,来自于我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科学历史观的深切认识和理解,了解目前社会主义发展的国际环境。特别是,我热爱共产党,还因为我深切地爱我的祖国,爱我的人民。我期望共产党能一如既往、一往情深,致力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祖国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业。我为共产党的历史而骄傲,为共产党目前的现状而痛心,为共产党的未来而担忧。共产党还有许多甚至致命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我寄望于她能随社会进步而加以改造。还有,这阴暗的一面,也只有身为共产党员,才有可能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与有志的同志共同去兴革除弊,使共产党获得新生,重新取得中国人民的信任和爱戴。”
    说到这里,我十分感慨而加重语气说:“不过,我也看清楚了,我被毛泽东后的党开除了,从此,我与共产党内致命的弱点、缺点和错误,划清了界限,一刀两断了,再无联系了。我是毛泽东、周恩来党的党员,我应该保持的,就是老一辈共产党人为人民称道的可贵精神和品质。”
   
    所谓“三种人”,是指造反起家、打砸抢分子和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根据陈云的一次讲话,凡被打成“三种人”的人,没有被选举权,不能进各级领导班子,不仅不能进党的班子,而且,连行政班子也不行。同时,根据陈云的这个说法,各级公安部门,有权随时监督他们。读者不要笑,这个不能成立的说法,竟成为直到目前为止的一种不成文的“法规”,真不知道,宪法关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他们脑子里还有没有这个概念。顺便说,对于社会上所谓有政治问题的人,可以根据中国共产党内文件或某个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进行内部监控的做法早就已经形成,所以陈云信手拈来。不能容忍的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自以为最昌明的所谓法制社会,直到今天还继续这么做。且不说,公安部门并传达到社区、居民委对我的行踪一直不断地进行常规性日常监督,单说1997年一件事,就可知一斑了。
    1997年,中共召开“十五大”期间,我因公且事先报知学校领导人知道,到北京参加中央电大中专部召开的一个教材编写会。大概是“十五大”开会的第三天,省电大给中央电大中专部打电话,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我必须立即回哈。这次玉梅跟我一起去北京我亲戚家串门。我和玉梅猜想,准是从政治上考虑到我的情况。我被找到中央电大中专部转告学校通知以后,决定采取不理采的态度。我回校后,找学校领导——邴瑞年——这时他在学校任党委书记问找我回来有什么急事。邴很轻松地说:
    “没有什么事情,就是学校接到公安部门通知,考虑这时候正在开‘十五大’,你去北京不合适。”
    我平和而带着很大的气说:
    “对此,我请你转告有关方面,这样做是根本违法的,违反宪法。我不是中共党员,但我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公民的一切权利,完全有行动的自由,更不要说这次公出,事先经过领导批准,就是我个人出去办事、回家省亲或者旅游也是不得限制的。这是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作为一个执政党,可以掌握有关人员动态,但只能自己搞,不能动用行政机关,更不能动用司法机关,惊动本人。我郑重提出并请你也郑重转告公安部门,以后不要做这种违法的事情。否则,我会起诉侵犯我的公民权的。”
    邴瑞年同我议论了几句,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并答应一定替我转告有关方面。
   
    我是1965年入党、1966年转正的,到1984年,20个年头。我因为追随毛泽东而入党,又因为追随毛泽东、参加文化大革命而被作为异己开除。我的命运断裂了!但我决不因此丧失信心和理智。我要奋斗,我要用自己的实践,证明我是一个智者,我是一个好人!我的回忆录,从此都是逆境带来的迷漫和探索、苦痛和辛酸,当然,其中也不乏欢欣,甚至还有那令人昏眩的快感;如果不看历史的回折,谁能说我过得不自在、不开心!
    正是这种心情,1984年5月,我写道:
   
    自慰
    入诗前事应三思,世路危遭正足知。
    长教硬骨存底格,无恨万死护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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