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法国五月运动——萨特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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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我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所知甚少。这种现象的特定水平是意识形态、文化和政治的水平──就是说，是上层建筑这个在任何辩证法的天平中都是最有分量的事例。但导致这个上层建筑开始运动的基础的水平上发生了什么呢？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中应有一种确定的矛盾，它为了恢复类似永远融洽的群而引起这种上层建筑的运动。
    文化革命可能起源于大跃进中的斗争和当时进行的授权政治：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强调这个。但我必须承认，总的来说我还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一现象的原因。那种永久启示的思想自然是很吸引人的，但我认为，原因并不完全在此，文化革命的基础的原因应该是可以找到的。
    我一点也不认为文化革命是基础的矛盾的机械反映；但我认为，要理解它的总的意义，就应该重新描述出使它爆发的历史过程和经济的明确契机。例如，这是十分清楚的：毛泽东在一段时间里实际上大权旁落而现在他再当权。这种变化无疑关系到中国内部的斗争，终使中国回到大跃进时代。
    文化革命的内在矛盾同样使人感兴趣。群众的首创精神的无所束缚和对领袖的狂热崇拜很不协调。一方面，在不断保持的融合的群中，有着无拘束的个人首创精神，在大字报中什么都可以写，在北京甚至出现了“绞死周恩来”的大字报；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对小红书的盲目崇拜，在候车室，在飞机上，在火车站，人们都在高声朗读它，在合唱队一人带领其他人读，出租车司机停下车向乘客朗读──这种产生幻觉的集体教义问答手册传遍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无限制的首创精神显然会导致一种疯狂状况。因为个体自由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发展──不是未来社会的个体，而是当代处于“自由”状态的实际上的生物体──也许不会危及他自己的理智，却会贻害社会。在一个融洽的群中坚持一个人的全部自由，同时又把称作毛泽东思想的那种卵石硬塞进他的头脑中，这并没有产生一个完整的人。这一过程的两方面处于一种完全的矛盾之中。
    我同意这种说法：文化革命的荒谬之处也许就是，它在中国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它确又为中国所发明。不过要加一点限制：一种没有造成革命的文化革命是可能的吗？在五月造反运动中法国青年渴望一场革命；要达到这一点他们缺少的是什么？是造成一场真正革命的能力。也就是说，革命，开始时完全不是文化方面的，而是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的权利争夺。这并不是说，在法国文化革命的理想只不过是一种幻想：恰恰相反，这表明对大学和社会的一切已确立的价值的根本争执，是一种把这些价值看成已经消亡的方式。这场仍在继续的争执是十分重要的。
    我总是确信，五月造反运动起源于越南革命。对五月造反运动中的法国学生来说，越南战争并不单是一个站到民族解放阵线或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越南人民一边的问题。越南战争对欧洲和美国的造反者的最大冲击是战争可能扩大。越南人要成功的抵抗这样巨大的军事机器并获得胜利似乎是不可能的。越南人所做的和正在做的这一切完全改变了法国学生的看法，使法国学生现在知道了仍然是未知数的可能性。并非一切都是可能的，而一个人只有尝试去做并且失败了，他才知道某事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发现，对西方的最后结局和革命者来说都是极其宝贵的。
    五月造反运动一年后的今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明显地发现了这种可能性。具体地说，只要法国共产党是法国最大的保守党，只要它还得到工人的信任，那么，一种正是五月造反运动缺少的自由革命就是不可能的。而这只是说，继续斗争是必要的，而斗争的时间则可能延长。正像越南人民所坚持的那样，越南人民毕竟在继续战斗，继续取得胜利。
很明显的是，今天和过去一样，无政府主义什么都不能领导。归根到底，中心问题是，我们所知的现在这种苏共式的组织是否就是政治组织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领导人和战士按等级分开，传达和命令自上而下的进行着，每个成员都同他人隔离，最高权力和戒律把所有的人溶合为一，工人和知识分子相分离。这种形式来源于沙皇时代的秘密组织形式。
今天，在西方，这种组织形式存在的客观理由是什么？它的目的纯粹是保证一种独裁主义的中央集权制，而排除了任何民主主义实践的可能。当然，在国内战争的情况下，一种军事化的纪律是必要的，但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一定是像今天现存的共产党这样的政党吗？一种人们在其中不受排斥和压抑的政治组织是不可设想的吗？这样一种组织包含不同的倾向，在存在受到威胁时有能力自行封闭，而以后又可以重新打开。
    当然，这一点总是确实的：一个向某事物作斗争的人必须使自己变得适应它；也就是说，他必须成为自己的真实的对立面，而不能仅仅排除它。一个革命政党确有必要作出一定限制──使自己具有一些作为天职正要废除的资产阶级国家的集权化和强制。全部问题在于──为我们这一世纪的历史所证明──  一旦一个政党辩证地经受这种考验，这就可能变成一种阻碍。结果是，它在不断地避免官僚主义陈规的渗入中遇到巨大困难时就开始同意造成一种反对官僚─军事机器的革命。从这时起，只有一种反对新秩序的文化革命能够阻止它的堕落。
今天，正在中国出现的事情，并不是一种仁慈的改良，而是对整个特权体系的一种猛烈的破坏。但我们不知道将来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我们成功地造成革命，那么官僚退化的危险在每一个西方国家中都是一个巨大的现实：这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因为外部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内部阶级斗争将继续存在。那种立刻直接的总体解放的思想，只是一种乌托邦。我们已能预知未来革命的限制和压抑。但谁若以此为理由，而不去发动革命并因此使斗争归于失败，那他就简直是一个反革命。

                                        ──《思想纪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