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棣 读《北京中小学的红卫兵运动》（原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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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北京中小学的红卫兵运动》

作者　童话



《记忆》47期以来对师大女附中红卫兵问题的讨论细化，有研究者认为可取。我则感到，沿此路子讨论会使非师大女附中8.5事件当事人难于参与。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问题不能脱离对文革红卫兵运动的研究，卞仲耘并不是唯一的牺牲。研究是为了以史为鉴，需要更多人关注和参与，不能细化到死胡同里去。

文革研究在国内尽管倍受压制，但夹缝中还是钻出过一些颇有分量的书或文章。本文将介绍的文章就来自正式出版物，是《北京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一书中的第十一章“文化大革命中的北京中小学教育”第二节，题为“北京中小学的红卫兵运动”。该文是篇北京中小学红卫兵运动史，自然能涵盖政治地位优越处处得风气之先的北京师大女附中，所以它与《记忆》的讨论题目有关，可供大家分享。

《北京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2001，6，)一书是“北京教育丛书”中的一本，其丛书编辑委员会的首席顾问是徐惟成，主编是徐锡安，编委人数多达64人。这一册的主编是李晨，副主编萧沅、刘秀莹。该书为近年正式出版物，其编者均为体制内干部、学者，政界、教育界知名人士，他们在编撰过程中有机会参考官方的档案和文献，故而所提供的事实和数据具有相当的信度。

“北京中小学的红卫兵运动”一文分“红卫兵的起源”和“红卫兵运动的具体活动”两个小题。先介绍第一小题“红卫兵的起源”。这一题下的字数不多，不妨打出全文，如下：

1966年５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几个学生商议怎样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去，决定建立自己的组织，取名红卫兵。６月24日，清华附中学红卫兵贴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宣称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７月４日，清华附中学红卫兵又贴出《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当时北京的中学教师正被工作组组织起来集中学习，交代自己的问题，学生无人管理，已经组织起来的红卫兵便为所欲为。工作组认定这类红卫兵组织干扰教师集训，属于非法的学生组织，予以打击压制。但当工作组撤走后，清华附中学红卫兵又贴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大字报首先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８月１日，毛泽东主席写信给清华附中学红卫兵说，“你们在６月24日和７月４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清华附中学红卫兵立即公布了毛泽东主席这封信。于是北京的大、中小学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并逐渐影响全国，以后机关、团体也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P251_252)

按照我的理解，上文说明北京中小学的红卫兵运动发端于1966年5月29日，到1966年８月１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发表，就雨后春笋般具有可观的声势和规模了。

我想到，如果北京中小学的红卫兵运动之总体情况如此，就不会唯有师大女附中的高干子弟们到８月５日仍置身其外。宋彬彬和刘进在1966年６月曾率先贴出大字报揭发批判卞仲耘，以激进行为响应文革部署，师大女附中文革运动与北京中小学的文革运动最起码同步发展，不会唯独在建立红卫兵组织方面特别落后。

“红卫兵的起源”也指出“当时北京的中学教师正被工作组组织起来集中学习，交代自己的问题，学生无人管理，已经组织起来的红卫兵便为所欲为”，说明没有真正的“权力真空时期”。固然秩序大乱，但在文革当局的鼓励下，为所欲为的正是“已经组织起来的红卫兵”。

下面介绍第二小题“红卫兵运动的具体活动”。这一题下篇幅很大，把红卫兵运动的具体活动归纳为下列六条：　

（具体活动之一）掀起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

（具体活动之二）破四旧。

（具体活动之三）摧残人身人格，草菅人命。

（具体活动之四）宣扬反动的血统论，使之横行一时。

（具体活动之五）严重破坏校舍、设备、图书。

（具体活动之六）进行大串联。

读到如此全面的概括和详尽的记述，我被编撰者的良知和道德勇气所感动。他们利用有利身份，以档案资料为依据，向世人尽量公布数据和事实，并在字里行间表明价值取向。

请允许我对六项具体活动做逐条介绍并简谈感想。

１，在“掀起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一小节中，编撰者采用的主要事实之一即是：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宋彬彬向毛泽东献袖章：“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学生XXX将一个红卫兵袖章佩戴在毛泽东主席的左臂上，从此红卫兵大肆宣称毛主席是他们的红司令。”(P253)

宋彬彬的名字被XXX代替，让读者感觉到编撰者的态度。他们能考虑“八一八”献袖章对宋彬彬个人名声有负面影响，做以XXX代替实名的处理，但他们不能对“八一八”献袖章事件避而不谈。这一事件对掀起崇拜毛泽东狂潮和造成平民流血的祸乱起了重大作用，所以“北京中小学的红卫兵运动”一文把它作为红卫兵运动具体活动的首要事例。

２，在“破四旧”一小节中报告：最先冲上北京街头横扫四旧的是北京XX中学等三所中学的红卫兵（XX的使用与指代宋彬彬名字的处理方法同理，作者注），最先砸掉的是北京前门大街的全聚德，在北京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红卫兵运动破坏了4922处。到1966年9月底抄家的户数是36200多户。“红卫兵的这些活动在社会上制造了极大的红色恐怖，却得到了宣传舆论的大力支持。在８月29日《人民日报》社论《向红卫兵致敬！》中说‘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是红卫兵的功勋。”(P253_254)感谢编撰者提供的数据和史实。

３，在“摧残人身人格，草菅人命”一小节中，列出了1966年８月19日(“八一八”次日，作者注)，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批斗的人员名单，他们是“张文松，李晨，韩作黎，孙国梁，汪家谬，候维城，杨梅荣，杨滨，汪一静，温寒江，华锦，李雁书，武继广等同志”。红卫兵对他们“大打出手”。文章指出“在短短的几十天里，（教育工作者）就有上百人被迫害致死，伤残者不计其数。”并且列出了教育界部分领导干部的死亡名单：“北京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卞仲耘，北京师大二附中党支部书记姜培良，女三中党支部书记沙坪，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女十五中党支部书记梁光琪，五十二中副校长易光訦，白纸坊中学党支部书记张冰洁，房山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喆，史家胡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赵香蘅，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邱庆玉，拈花小学副校长刘竞珍等”。指出“他们在这场红卫兵运动中受尽折磨，含冤致死。”(P255)

在这里，编撰者把这些人的死亡均定性为红卫兵运动的牺牲品，此说法值得注意。依照《记忆》47期以来师大女附中几位作者的意见，连死于校园，尸体置于垃圾车，一身粪便遍体鳞伤的卞仲耘都不能算是受红卫兵运动的残害而死，那么名单中还有哪个人可以算是受红卫兵运动的残害而死？

４，在“宣扬反动的血统论，使之横行一时”一小节中，指出了血统论与红卫兵运动相关联。“此论（指血统论）一出笼，学校里便掀起一股逆流，师生均需自报出身，按出身划分革命与反革命界限。” (P256) 指出这点，使当年的社会场景再度浮现。遇罗克为反抗血统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不计其数的人因血统论的迫害遭受了苦难。冯敬兰女士不惜笔墨谈宋彬彬之“冤”，一个“冤”字却让我想起在血统论的鼓励下被残害的无辜生灵。冯女士渲染为宋鸣冤之风险，我则肯定此举的安全。分析血统论与制度的关系，关注被遮蔽的人民的苦难，才因风险而需要勇气。

５，在“严重破坏校舍、设备、图书” 一小节中，不仅记录了校舍、设备、图书在红卫兵运动时期受到的严重破坏，而且提到一种“焚书烤儒”的刑罚！“有的学校焚烧图书资料时，让校长、教师跪在周围，名曰“焚书烤儒”。（P256）“北京中小学的红卫兵运动”一文凡在必要之处都能展开红卫兵运动残害人的重要事实。

６，在“进行大串联”一小节中，文章指出大串联是1966年８月18日到1966年11月16日毛泽东八次接见1100万红卫兵的产物，“到外地串联的北京红卫兵多以革命代表自居，每到一处便颐使气指，乱批乱斗，弄得鸡犬不宁。”(P256)编撰者的记述与评论体现出对史实的准确把握。

总之，《北京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全书和我重点介绍的第十一章“文化大革命中的北京中小学教育”第二节“北京中小学的红卫兵运动”很值得一读。

感谢李晨先生主持的撰史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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