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乃彬：南口北京高校劳改营纪实（2010修改版）

yangharrylg

作者自序：

    《南口北京高校劳改营纪实》予纪元2000年首先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发表后受到了多方面的转载，也收到了一些关心这段历史的人的来信。在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下，新闻、出版、影视中已经几乎看不到有关反右、文革题材的文艺作品了。能够在《人民日报》网络版所属的一个论坛上发表揭露跨度文革前后时段，中共体制下劳改、劳教制度下的一段黑暗往事，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强国论坛》一度是改革开放时代官方网站上一个相对开放的吸纳民意的窗口，有相当多的中共高官和知名人士接受做客《强国论坛》嘉宾访谈和网民交流，给现实中的反自由化气氛带来一点新鲜空气。《强国论坛》上经常有一些内容看来有点出格、不和中共“保持一致”的声音，似乎也并非总是引起版主神经过敏，一律封杀的。2000年《强国论坛》还曾经邀请了最高检察院的一位副检察长到论坛和网民对话，主题就是谈《刑法》“为何要取消恶攻罪”，以及“以言治罪”的非法性。所以，《强国论坛》在开始阶段，曾给人一个相对开放的面目，在公众中很有声望，也集聚了相当的人气。

当然，2000年时，中共顽固派对网络的控制，受到技术和设备的限制，也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对海内外的网站也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封堵能力，因此这也可能是形成了表面上一段相对宽松时期的客观条件。今天的《强国论坛》尽管他的注册网民数量倍增，但已经是一滩浑水，充斥着一群无知者无畏的拆白党和五毛，绝大多数贴文已经没有阅读价值。这也是修改版再不会发到《强国论坛》上去的基本原因。

    那时上因特网的条件不是很好，我是用了一个学校内部局域网的账号，通过一台奔Ⅲ电脑，借了同事的一个32K的调制解调器，再通过学校内部电话拨号方式，接通因特网的。登陆网络后，也就不能通电话，同事之间每当遇到对方电话接不进去，也就知道对方在上网了。或许是因为那时的网络上还没有这么多的过滤器和监控部门，也没有这么多的网络病毒和木马，一般网页浏览，文本上下传送和电子邮件收发，速度好像也不差。

    但是毕竟已经到了2000年，2000年出现了网络言论第一案——王洪案，河北小伙王洪以购买的恒升笔记本电脑有质量问题，得不到恒升公司的正确处理为由，在互联网上建立网站，指责恒升电脑是“垃圾”、坏得像“豆腐块”。遂被恒升公司告上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并被判败诉。此案更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网络侵权案件的管辖权问题的法院裁定。王洪的律师一开始就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了异议，根据《民事诉讼法》原告就被告的原则，认为本案应该由王洪的住所地河北法院受理。这个异议被北京市中级法院裁定驳回。理由是网络侵权是特殊的侵权，由于网络的传播功能，任何地方都可能是侵权行为的发生地。也就是说，涉及网络的侵权案件，无论发布在世界何处，只要原告愿意，可以在中国大陆的任何一个法院起诉。谢晋名誉侵权案，也是按照这个“侵权发生地”原则，驳回被告律师管辖权异议申请后，在原告所在的徐汇区法院起诉审理的。这个看似合理的“侵权发生地原则”也还存有不少悖论。香港一家报纸曾在头版报道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涉嫌违反国家规定，挪用“希望工程”捐款逾一亿元，用于投资股票、房产及各类风险企业，并招致巨大亏损事件。网络也有转载。北京电视台女主播控告香港媒体名誉侵权案（被指充当陈希同情妇），两案都在北京法院立案，被告香港媒体不予理会，大陆法院也就没招。说明这个“侵权发生地”原则，目前也还是“中国特色”，只是为的方便快速、高效打击网络侵权犯罪，还不是国际公认的法则。

    刑事案件的“诽谤罪”就更多实例了。上海市闸北区公安分局以“诽谤罪”名目，以最快的速度，星夜赴苏州，跳过苏州市公安局，直接将坐在苏州家中——《上海（杨佳）袭警事件内幕》一文的发帖人，苏州居民郏啸寅抓捕到上海判罪，是按照这个犯罪侵权发生地可以任意解释的又一个实例。对媒体记者、发帖网民的跨地抓捕已习以为常。只缺少跨国抓捕身在海外，在海外网站发表 “有害信息”的“犯罪分子”的实例了。比方，让唐骏到他家乡的一个法庭控告身在美国的方舟子，然后判决方舟子赔钱。幸好当今世界除了伊斯兰极权政权下的法庭有对来自国外媒体的“有害（伊斯兰教义）信息”予以发布肉体追杀（作者）令的先例外，还没有一个民主国家有如此的“媒体言论追杀令”的法律或规定，否则我们还真不知道那一天会突遭美国法院或FBI传讯，被控发表“有损”美利坚国家安全言论的厄运呢。

    经过这几年的努力，我们互联网封锁技术日臻完善，网络设备和上网费用、网民人数都属世界一流，建立了世界最为庞大的网络警察队伍，并可以向海外集权国家输出网络封锁技术。必要时对部分地区的（民用）计算机和手机网络实施切断的实验，也在几次举办世界性活动、反恐实战演练中取得了成功，证明了我国在公共网络控制上有了卓越的进步。

    显然，在今天的和谐气氛主导下，要想在国内公共论坛上重新发表反映劳改、劳教这样的纪实文章，已经会被认作不合时宜了。劳教制度至今继续在大陆保留，受到了包括司法部长吴文英女士在内的高官的赞扬和肯定。有人认为，宪法、宪政，都是资产阶级保障自由、人权制度下的产物，法律不是专政的产物，是民主的产物。只有劳动教养制度才是苏共为首的共产党所创造、为中共所大力发展了的专政制度产物，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自然必须坚持劳动教养制度。多次有人在各种场合提出劳动教养制度违宪，应该废止的提议。认为剥夺公民自由，只能通过法律程序。由于得不到中共最高决策机构的认同，这些提议都没能启动全国人大对劳动教养制度的违宪审查程序。这些提议当然没有错。但是他们不了解法律不等于惩罚，法律更是限制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屏障。俗称“民主与法制”，法制连接着民主。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如果要废止劳动教养制度，那么必须将法律演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法制必须和民主脱钩，和专政连接，改成“专政和法制”。有识之士都可以感觉到这个过程正在进行中，我相信，劳动教养制度迟早是会废止的，但是这一天的到来，也可能意味着法制和民主的完全脱钩的日子的到来。“建设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这个口号的高调出现，足可见这种担心不是杞人忧天。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社会的进步，毕竟非公安部门，如教育、文化、作协、粮食，财政等部局自设劳教场所，由中共党委直接下文将师生员工、文人作家、国家干部集中劳教的“全党、全民办劳教”情况是不存在的了。不仅“南口北京高校劳改营”已经成为历史，遍布全国各地的“五七干校”（就是南口模式。张志新等很多人就是在“五七干校”遭受折磨后死去的）也荡然无存，所以一段以非公安部门的“全民办劳教”为主题的南口北京高校劳改营的历史价值也就更值得重视了。这是对“非法劳教”的揭露，和“合法劳教”的非法性争论还不是一回事。

本文在整理修改过程中又见到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布了。他能不能给中国教育带来新的思维和希望呢？只要继续回避教育的根本原则是自由，是思想自由；只要继续回避培养学生的根本目的是让他在社会上能够独立，有独立的人格，那么再多的《发展纲要》，无论说得如何天花乱坠的文字，我们都不要相信，看一遍都是浪费时间。“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涵义”，“自由之思想，独立其人格”。关于教育，已经说到家了，并不需要什么补充和修正。无论是什么批判“白专道路”，挑出优秀的学生来整；还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将学生整成分数的奴隶。都是这个体制下的教育没有方向的表现，至今我没有看到中国教育的希望。

“都说知识改变命运?”这个命题是什么时候开始失灵的？单靠一个杨元元的自杀，并不能找到原因。“耶鲁改变了我一生。”给耶鲁捐款888.8888万美元的耶鲁毕业的中国人张磊如是说。北京航空学院也改变了我的一生，在他向我正式道歉之前，我却要诅咒他的过去。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一个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未来和希望的民族。因此我还是决定花点时间，将此文继续。我无力改变中国教育的现状，但也必须为我们的后代留下一份中国大学悲惨、真实的一幕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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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9月24——27日），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历史性号召，提出了“利用小说反党”和“推翻一个政权，必先制造舆论”的问题。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号称副总书记的北京市长兼市委第一书记、反修英雄彭真，从其习惯出发，积极贯彻，思考着在民众中，首先在最弱势的学生娃娃中寻找新的批斗、打击对象。在“宽松”了一段时期后，开始筹划意识形态方面的新斗争。

很快，北京市委大学部，以部长吴子牧为首，蹲点到北京大学重点地开展“调查研究”，开座谈会，摸“敌情”。在接着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后来统一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很快挖出了化学系、外语系的学生“反动集团”；哲学系以郭沫若的长子郭世英为首的，起名×社（爱克斯社）的“反动集团”；政治经济学系学生书写论文“攻击”、“诬蔑”农村大好形势的调查报告等一批案件。北京大学学生林世中为首的“反动小集团”案，又牵出了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郭祝胜。事情其实都很简单，要么是学生几年来在宿舍内的日常说话，毕业前校方有目的地组织全体学生来集中回忆、收集起来，以片言只语，比照上面文件关于阶级斗争的表现，加以想象编造，无限上纲上线；涉及数人的，便加上“反动集团”帽子；要么是学术探讨文章，被视作异端；要么是1961年北京市委组织文科学生随工作队下乡贯彻《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时布置书写的调查报告和以此素材书写的毕业论文，被指斥为反对“三面红旗”，散布修正主义观点。当然，从黄苗子、冯亦代被当特务事件的揭露，也不排斥1957年后，中共在高等学校中安排了很多眼线人物，专门监控师生员工的平日讲话，报告给中共组织，然后在合适的时机算总账的可能。

1963年5月郭世英的“X社反动小集团和叛国投敌事件”被人告发，涉及各校学生十多人，在周恩来干预下由公安部做了处理，郭世英在1963年6月中断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习，下放到河南西华农场劳动。两年后回到中国农业大学继续学业，1968年4月遭迫害致死。张鹤慈、孙经武、叶蓉青三人则被处劳动教养（已平反）。

恰好又一件事发生了，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即二十五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播的当晚，原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1963年应届毕业生尚育森（已平反）——一个正直的山东汉子，连夜挥笔疾书给中共中央（有说给中央广播电台）写了一封信，表示了自己对《建议》的不同看法。有传说，他寄给苏联大使馆“转交给苏联人民”的二十多元钱和几斤粮票的信件（当时在北京高校中广泛宣传苏联如何物品、粮食匮乏，班机乘务员在北京大量购买西红柿）也被公安机关扣留。但此事并未得到证实。

信件很快被转到了北京市委，在彭真的指令下，北京市委于是起草文件送中共中央书记处，称“高校有一小部分学生思想反动，攻击党的领导、攻击三面红旗、攻击党的反修政策，其程度已经达到反右时期的极右分子”，请示中央给与惩处。遂有和彭真关系密切的意识形态斗争专家陆定一为部长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牵头行文，1963年7月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处理意见通知》（63年496号文件）。《通知》称：“据北京市反映，今年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有极少数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其对我的猖狂进攻的程度已经相当甚至超过反右斗争中的极右分子”，“北京市的高等院校有这样的情况，全国高等院校，也必然同样有这种情况。对这一小撮政治反动的学生，必须抓紧时机，通过揭露与批判，对他们进行严肃认真的处理”。于是，在中国大陆诞生了“反动学生”这一个群体，并为日后各大专院校乃至中学生中揭批“反动学生”开了历史先河。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教育部经国务院文教办批准制定了《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在劳动教养或劳动考察期间的试行管理办法》，具体规定了清理“反动学生”的标准、办法、人数控制、属敌我矛盾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处理办法和先在毕业生中进行等细则。其中“反对反修斗争”这一条“罪名”是为尚育森量身定制的。那时执政者对法制和人权还没有什么概念，更没有“法无禁止则允许”的公民行为准则，只要统治者看着这事不顺眼，就可以发个文件，立一个罪名将你办了。“反苏”是罪名，“反对反苏”也是罪名。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尚育森事件又被报到了周恩来这里，据尚育森日后陈述：当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北京市应届大学毕业生大会上，周恩来为了了解这个写信人，有意安排他坐在大会堂的第一排的中间座位。周在讲话中提到了此事，说了“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中,有人反对我们,有胆量的,可以上来辩论么!”。尚育森还真要上去，被坐在他左右座位上的北京地质学院院长和书记按住（会前已被控制）。《通知》下达后，其他地区的高校毕业生已经鉴定结束，当年已经来不及执行，所以仅在北京市的部分高校毕业生中清理了24人[①]。

在这件事上值得褒扬的是当时的高教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先生，他不表同意，采取了提前将学生毕业分配走人的办法，拒绝在学生中搜寻斗争对象。清理“反动学生”事件的引起，尽管可能有着多方面的偶然动因，但事后证实，主要还是以彭真、陆定一为代表的这些极左派的手笔。彭真、陆定一这样一批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崛起，反右派斗争后正风头十足，反修斗争又立新功，处于不可一世的状态。他们号称意识形态斗争专家，其实就是以对内整肃“思想犯”为能事。“整了一批人后，再接着整一批人”（来自陆定一对他主持的中宣部工作的描述）。他们作为有着多年阶级斗争经验的中共高级干部，参加了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的七千人大会（有县委书记以上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不会不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为代表的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已经剑拔弩张，到了很难缓解的地步了。刘少奇在会上当众指出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明显是直指毛泽东是人祸的主要责任人。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检讨”后，在紧接着由刘少奇决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又遭遇冷遇，被婉拒到会。这个会议[②]的直接筹备和组织者就是彭真，他在1961年起就组织郑天翔[③]等人马，通过重新审读中央文件，发现并整理出当年“五风”的风源[④]和种种问题的根源都是来自中央。“西楼会议”是总结、纠正陷入困难的国民经济的一次会议，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是纠正毛泽东的“三面红旗”错误的一次高层会议。

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显然风向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决心和刘少奇摊牌的标志。毛借题发挥指责刘少奇是“秦始皇”，不让他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是剥夺了他的宪法权利——发言权。毛刘分歧的重要焦点就是所谓的“三面红旗”。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也还是精心选择了从批《海瑞罢官》下手。毛纠正了姚文元的“退田”论，特别提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翻案”，“庐山会议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彭德怀的罢官，还是捅在了“三面红旗”上。可见毛泽东对“三面红旗”一事的耿耿于怀。

据党史记载，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引用了孔子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来承认自己有错误。其实毛泽东所以会如此引用，是因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曾经用了“始作俑者”一词来形容毛泽东的“三面红旗”创新，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无非是再一次回击这个说法而已。毛泽东之捍卫“三面红旗”决心之大，就是因为他是“始作俑者”。在1958年以前，中国的计划经济模式基本上是照搬前苏联的模式。对民族资本的赎买，也有列宁论述在先。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才是毛泽东的一个创新，也是被赫鲁晓夫嘲笑为“喝大桶清水汤”的共产主义的主要对象。如果否定了“三面红旗”，毛泽东在1949年后，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就乏善可陈了。这对斯大林去世后，急于争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和抢先进入共产主义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难以接受的残酷事实。

另一方面，作为毛泽东，对大饥荒所造成的史无前例的严重后果不会不清楚。他很明白大饥荒和“三面红旗”所形成的因果关系，一旦得到社会公认，他将承担的历史责任和身后的历史评价。因此他也不可能在他有生之年，眼看着这个结果的发生。按照毛泽东的斗争哲学，“要么不得罪，得罪了就得罪到底”，“决不施仁政”，“不搞大赦”，“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以及“既然整了你，你就是必然有问题”，“不得翻案”的一贯方针，毛泽东也不可能轻易放弃“三面红旗”。何况所谓的“三面红旗”其实也没有什么理论内涵，全靠御用学者妙笔生花的文字发挥和各级领导的“学习理解”，要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如说是“歪嘴和尚念错了经”，也完全是可能的。关键是只要权力在手，没有做不到的。即使在中共以思想解放为主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大会的决议依然重申了坚持农村人民公社的方向。可见中共高层面对“三面红旗”的踌躇和尴尬。最终还是小岗村的十八农户，发出了“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呐喊，才算结束了这段历史。不过从另一面来看，也不排除中共高层用小岗村的名义来推行“去人民公社化”，一旦顶不住党内保守势力反对，可以牺牲小岗村的农户来保护自己。类似“精兵简政是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戏法，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决不少见。可见“三面红旗”包袱压在国民身上之重。

过了一段冬眠时期的毛泽东此时要从二线复出，首先就是秋后算“反对三面红旗”的帐。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绝对不会对来自民间的因为饿肚子而普遍抒发的牢骚不满，列入“反对三面红旗”的打击政敌目标，而必然要将主要目标对准党内高层的反对派。刘少奇、彭真必然难辞其咎。可是彭真极其卑劣地接过毛泽东的“坚持三面红旗”的大棒，抢先出手栽赃、打到了青年学生的头上。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开始，就转移斗争对象，在他指示起草的《清理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的报告和在实施“清理思想”，收集、编造“反动学生”错误材料过程中，“反对、攻击三面红旗”是其中最为重头的一项。百分百的受害学生中，都被扣上了“反对三面红旗”的帽子。彭真还故意将报告送给毛泽东批示，明显以求讨好毛泽东，装扮成捍卫和支持毛泽东“三面红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面孔。据称这份报告也获得了毛泽东“所在多有”的批示。遗憾的是他的伎俩再高超，哪胜算得了毛泽东。1964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的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文件首先就明确了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文中首次提出了“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5年1月14日又正式整理成《二十三条》，向全国公开发布，我们在被北京市委集中遣送到南口农场劳改基地后十来天，便读到了这篇公开的文件。其中文件中“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明确宣布，不论在什么社队，不论在运动中或运动后，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上述各条，原则上也适用于城市的四清运动。”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懵懂中我们感觉到了北京市委在将我们做替罪羊。到了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文中同样强调“这次运动的中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此刻，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已经成了人人喊打的“黑帮集团”，至此，问题已经很是清楚，于是便有了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京市高教局联合委派的“南口农场反动学生管理组”的一系列后述的为了维护他们非法限制学生人身自由的“合法性”，转而投靠“四人帮”犯罪集团，争当左派、揭竿造反和残害学生等极端行动。

回到1963年的夏季。当年暑期毕业的学生，由于多数学校接到文件已经来不及贯彻，北京市委大学部即刻将北京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等的一批学生和地质学院的尚育森等人，组织师生“批倒批臭”后冠以“反动学生”名称，分别处以劳动考察两年、三年，劳动教养两年、三年的行政处分。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将原右派学生再次划为“反动学生”充数，连同其余学校合计24人。被清理后先留在学校劳动，1964年2月被分成两批，其中12人被集中到位于北京昌平县回龙观的国营北郊农场（又称“中越友好人民公社”）劳动。另外11人被集中到东郊双桥农场黑庄户生产队劳动（1人因病）。1964年7月，集中转移到北京南郊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又称中朝友好人民公社）建新生产队。此刻起，安排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留校的张文儒担任管理员。

北京市委大学部出于“反修防修”的长期需要，决定建立一个永久性的高校师生的内部劳改基地，为全国树立“再教育营”的经验。1965年2月，精心地选择了位于北京郊区昌平县的国营南口农场二分场（其中最大的一个分场），建立了对外公开名称叫《高校大队》的“劳动营”。1965年1月3日，1963年被清理的毕业生除2人外，其余22人转移集中到了南口农场二分场，其中中国科技大学学生郭祝胜因患胃病就医期间“逃跑”，1964年5月在东北鸡西自首后入狱，北京大学严逸民因患白血病被放出。1月4日，1964年被清理的毕业生20人[⑤]也从各学校集中到了南口农场二分场。

南口国营农场建立于1958年4月，位于北京昌平县（现昌平区）南口镇至阳坊镇之间，距离市区约40公理，距昌平县城约10公理。这里原先是一片沙石荒滩，是北京军区装甲部队的驻地和演练场所。人员除原住民以外，主要来自北京市各机关的下放干部和知识青年。1965年时刻，已经具有了农林牧副四业，以果树为主的经济规模。

劳改营在中国的土地上并不稀罕，中国大陆的劳动教养条例有过多次修补，但无论如何修补，它始终都是国务院的一个行政法规，劳动教养人员要通过当地《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审核，且可以申请复议。劳动教养场所应由当地人民政府设立，从来没有授权、也不可能授权给包括中共在内的任何一个政党、团体以决定劳动教养人员和可以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权力。南口北京高校劳改营是由大学内的中共党委来决定劳动教养人员，由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京高等教育局自行设立、自我管理的一个劳教场所。对我们的处罚，既不是刑事处罚又不是行政处罚，更不是党内处罚。一个高校的党委，何来这个权力？因此，南口北京高校劳改营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党组织行使私刑的非法监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凡由中共党委决定的事，相对人是不能上诉和申诉的，也就是俗话说的“没处说理去”。彭真自己也说过：“（我）当了几年恶霸了”。因此这也违反了《国务院劳动教养条例》中的复议规则，剥夺了相对人的申诉权。这样一个肆意妄为、公然无视宪法、侵犯人权的劳教基地，能够在大陆中国出现并存在4年之久，责任人至今没有任何歉意的表示，受害人也至今没有得到认真的赔偿。值得法学界和政治学者以及世界人权学者的研究。彭真先生可谓开创了“全民办劳教”的先河，因此毛泽东给了他一个“独立王国”的称号，并不过分。

“劳改营”（对外名称“高校大队”）分成教职人员和学生两个分队，教职人员最多时集中了以北京市属院校为主的右派分子和有其他历史问题、社会关系和家庭成分问题，以及犯有其他错误的教职工近百人。除有右派帽子的外，人员有来、有去。学生是连续三年从北京高校中清理出来的“反动学生”。《高校大队》归口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京市高教局领导，具体由市委大学部劳动生产处处长姜云负责。此人体态丰韵，个头不高，脑满肠肥，小眼，腮帮子鼓鼓的，古人谓之“脑后见腮”——奸臣像，皮色油亮，不像是三年饥荒过来的人（他管理下的生产劳动处，在清水衙门的教育部门中，当时可就数他“肥水足”了）。他烟瘾极大，烟不离手，哪怕在讲台上讲十分钟话，没有烟抽不行。说话带结巴，学生们没有听到他说过一句鼓励、动听的话。他经常教训人的一句话是“思想改造不能老是想着吃烤鸭”。连续多年的大学生活，我们过的是连饭也吃不饱的日子，哪敢想过吃烤鸭？怕是这个身居高位、穿着高档毛哔叽制服的前北京市委大学部劳动生产处长自己是近水楼台——烤鸭吃腻了的关系吧。我们私下议论，“他的形象就像一只往外冒油的烤鸭”。1969年1月我离开南口农场恢复自由后，首先想到的就是约一位南口难友去吃一顿烤鸭，老子今天不受你管了，我倒要去尝尝这烤鸭是啥滋味。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北京市委成了“黑市委”，他也成了“负隅顽抗的黑帮分子”，管理组工作人员通知大家揭发他的黑帮罪行，以表明他们划清了界限，明哲保身。一年后此人又“反戈一击”，投靠了造反组织，在管理组成员的陪同下，专门回到《高校大队》来亮了一次相，颇有“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的气概，让学生们大吃一惊。毕竟是久经考验的老干部，真是老奸巨猾，两面玩得转。这倒验证了传统的面相说法，说是“脑后见腮”的人反复无情、见利忘义。有“脑后见腮，莫与往来”的说法。北京市委重用这样“反复无情、见利忘义”之徒，也真是瞎了眼。文革结束后，1980年，听说他调任原北京第二医学院任院长。以镇压学生为能事的人又回到了大学担当要职，意味着日后可能继续需要镇压学生时，我们的学校系统并不缺乏第五纵队。

《高校大队》的日常具体管理归魏明为局长的北京市教育局派出的管理组，基本常驻成员有组长——原北京矿业学院保卫处干部——黄勇志负责。黄原是因男女关系从部队复员的飞行员，虽然文化不高，“焉得虎子”读成“Ma得虎子”，但口才很好，有飞行员的机灵和敏感洞察力。他对我的评价是：“看问题尖锐，但是对自己的问题认识不深刻。”我本来就没有问题，何来认识深刻！他听我讲过“挤公交车理论”，“分月饼理论”。从他的神色中流露出他很感兴趣，可以看出此人不是等闲之辈。文革开始后，北京市委倒了，姜云倒了，魏明倒了，《高校大队》的教职工都回校了。管理组慌了手脚，作困兽犹斗。他感觉到自己的合法地位受到挑战，立刻抢先在二分场拉拢一些青年职工，成立了《鹰击长空》红卫兵，贴出了南口农场第一张针对二分场党支部和市委工作组（由市委四清工作组转变过来）的可以说是“没事找茬”的大字报，提出“农场必须大乱”，“牛场必须大乱”，以伪革命派的面目出现在文革舞台。为了稳住阵脚，防止学生造他的反，于是以市委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名义，强迫北京市委（李雪峰任书记）派出的农场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让这位王姓的傀儡组长出面宣布了一个由他个人一手起草的，没有具体颁发部门，没有印章（用工作组的章），没有张贴原文的所谓北京新市委《对南口农场高校反动学生的几点规定》的大字手抄本。规定“不准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准看大字报”，“不准反对管理组”，“结合批判自己”，“处分到期的学生，一律运动后期处理”等用以保护他们自己的七条，企图将我们无限期关押。更为卑鄙的是，明明他们自己就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和高教局联合委派的管理组，却倒打一耙，说我们是“和彭真、姜云、魏明等黑帮分子是一路货色”，“你们是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揪出来的，北京黑市委包庇了你们”，“要将自己的罪行和彭真反党集团的罪行联系起来批判、检查”，他们变脸又成了“代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北京新市委的派出机构”。幸亏“四人帮”倒台时，这个罪恶的学生劳改营已经解散多年，否则管理组的狱卒们肯定又要学生们承认自己和江青、张春桥等“四人帮”是一丘之貉，他们又是“英明领袖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委派的”管理组了。在中国的大学里，居然有这么一群厚颜无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指鹿为马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者，我们的社会道德如何不堕落。这么一批货色及其豢养出来的“驯服工具”，一旦有机可乘，如何得以不腐败！

1970年清查5·16反革命集团期间，黄勇志被南口农场职工揪回农场接受批斗，这个投机分子也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不得不接受“认罪服罪”了。1980年，黄勇志已经调回到老家广东，在广州的马路上巧遇昔日在南口被劳动考察的一位学生，那位学生告知他所有在南口劳动考察，劳动教养的学生都已经平反，他说了句：“不可能吧”。毕竟他在南口农场这段时期，并非简单地执行了上级委派的管理工作，而是犯有残害学生，身负两条农场职工人命，涉嫌非法夺取学生财物等罪行的罪犯。冤假错案的责任人员，竭力阻扰错案纠正的现象在现实中并不少见。负有两条人命，至今南口农场的老职工都记忆犹在，照样不受处理。对无辜的学生说了几句什么放他妈的屁的“反党言论”，就毒手无情，这是什么道理。

其他管理人员先后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总务处干部岳金良，一个老实巴交、个子矮小的老复员军人，心地善良，主要关照学生的生活。不久由他的同事，也是中国科技大学总务处的鲍景春接替。鲍也是部队复员军人，山东大个子，属于当时很吃香的“大老粗”，京剧迷。谁先告状，谁就有理。实在没有什么水平可言。

北京大学廖传模，才从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不久的年轻调干生，不善言辞，常常语无伦次（怎么上的北大？），在管理组内就算他有高学历了。因为和管理组同事意见不合，参加了不同派别的造反组织，被对方以和女学生有不正当男女关系为由排挤回北京大学。

其他常驻协助的有个子矮小、像猴子般灵活和善于变色的北京教育局干部袁林，袁原是北京师范专科学校的干部，他主要负责高校大队中的教职工下放劳动人员。也许由于老子是右派的缘故，因此常常故意表现得慷慨激昂、好入人以罪，“左”得可爱。为人极其阴险，可能是对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有关“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按语学习得深入骨髓的关系，什么话语只要到他那里，都可以生拉硬扯变着门地给你上纲上线，分析出“反动”来。是个典型的运动变色龙和政治流氓。文革后调任北京联合大学，在联合大学副校长位置退休。可见中国的大学如何好得了。

除以上常驻人员外，间隔来的有教育局的青年干部林明（音），白净脸皮，书生模样，看来家境良好。林是局长魏明的秘书，魏明每次来农场，他是跟班，因此比较低调。魏明（北京市委委员）成了“黑帮分子”后，他随机应变造反成了高教局造反派的头目，也戴上了红袖标（造反队），然后和驻南口管理组人员（戴上了“鹰击长空战斗队”红袖标）一道，专门在我们面前亮相，以表示自己地位稳固，没有问题。当时北京市内已经有多处贴出了大字报，揭露北京市委在南口农场二分场秘密建立高校劳改营。林明的到来有稳住阵脚，继续压制被囚南口的高校学生，生怕我们揭露他们罪恶的动机。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位理论工作者张定，他曾任团中央大学部干部，并担任全国学联秘书长。长期从事青年知识分子工作，有不少理论文章和著作。他不定期来南口，任务是和学生们讨论、探讨理论和解决思想问题，帮助大家提高认识。他温尔文雅，谈话中不扣帽子，大家也愿意和他谈谈。张在1959年的反右倾中因反对虚报浮夸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并下放基层劳动改造，所以说话也很小心谨慎。派他来具有让他来教育学生和自我教育的双重企图。拨乱反正后，张定“右倾”问题得到了彻底平反，先后在国家科委科技干部局、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劳动人事部科技干部局等单位担任领导工作，1983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担任党委书记、社长。离休后担任燕京大学校友会常务副会长。他参与编写了《怀念耀邦》，《胡耀邦传》的工作，是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共产党人。

南口劳改基地建成后，在高校中清理“反动学生”进入日常（不再集中到毕业）程序，陆续又进来18人[⑥]，直到文革爆发。至此，前后被非法关押到南口农场的学生计60人，包括因病、因为各种原因被遣送到其他部门劳改的2人，共62人。他们来自北京地区的26所院校，其中女性二人，少数民族学生一人，中央民族学院中文系学生戴××（土家族），印尼归国华侨学生一人，北京林业学院林学系学生谢××，没有摘除右派学生帽子又被清理成“反动学生”的三人，其中两人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一人来自北京农业大学。已经摘除右派帽子，复学，毕业前为了凑数，又被划为“反动学生”的北京大学数学系一人。

要不是出现了文化大革命乃至以后的变局，这个劳改基地完全可能会成为一种典型经验扩展到全国各地、各部委。我们从日后柬埔寨波尔波特、英萨利集团在国内所实施的劳动营和文革期间的五七干校，知青下乡，都可以看到其中南口模式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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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蔡××等22人

[②] 俗称“西楼会议”，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在北京中南海西楼举行

[③] 前北京市委副书记

[④] 五风：“一平二调”共产风，干部多吃多占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

[⑤]曹××等20人

[⑥]贾××等18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8201a40100lok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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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南口农场的待遇略有不同。区分有劳动教养处分和劳动考察处分两类，年限有2年、3年区别。又有毕业和没有毕业之分。毕业又考察的，每月28元，毕业又教养的，每月23元。没有毕业的，按照19.5元助学金发放生活费。

开始时每10天公休1天，公休日可以请假上南口镇或昌平县购买生活用品，但是从农场到南口镇没有大众公交，只有上下午各一班的加有帆布帐篷的交通卡车，需要放下梯子爬上去。不过当时可以搭乘部队的方便车，只要一招手，部队的军车可以将你带上一段路。到市区则要专门请假批准，一般都是因病原因。农场有一个简陋的小医务室，医生姓何，不知出了什么问题被下放到了这里，极少言语。学生看病一般都要回北京城或者到南口镇搭乘高崖口往返昌平县的公交车去昌平县医院，可以继续享受在校时的公费医疗待遇。粮食定量是按照北京地区重体力劳动标准，每月45市斤。1965年时，粮食供应已经有所好转，一般还算吃饱。由于劳动量很大，一顿饭吃上一斤粮食，那是不在话下的。文革开始后就改成了每两周休息一天，且不能保证。劳动时间延长到了十小时。

南口农场所在地本是一片荒石滩，遍地是石头，农场成立初期栽种的果树此刻已经继续成长受到了限制，需要“扩坑”，也就是需要将果树根部周围的沙石换成沙土。这是一项重体力劳动，需要刨出石子，从附近寻找土壤填上。全部靠十字镐、铁锹和扁担、箩筐手工完成。农场所有的最苦最重的活，几乎全部由学生们包干。2007年4月8日和2010年4月28日，部分当年南口的难友两次重返南口农场二分场——昔日的北京高校劳改营，见到了当年农场老职工和老领导。二分场已经不复存在，青年职工大部分返城另觅出路，在农场退休的老职工被集中安排在总场附近的“南农家园”。成立了南口农场果林公司，土地则给了北京市三元集团。原二分场的生活区保留如初，出租给了北京市高校的军训基地，后又成了武警的训练营地。退休老职工都对这段历史有着深刻的记忆，一再表示肯定和感谢学生们对农场建设所做出的巨大历史性贡献，也向我们诉说了文革期间管理组勾结农场部分痞子类的无知职工对学生们所犯下的暴行。他们承认，当年凡是有重活、累活、苦活，就要到管理组去要“小反”（对学生们的诬称），派“他们”（学生）去干。可见，学生们所承担的劳役之重。

学生们主要的重劳动除了扩坑以外，还有季节性的打草，制粉，搬运大石头（修房子和水渠），跟车扛大麻包（一大麻包红薯有百来斤），割麦，筛砂石。寒冬腊月，南口的风之大是有名的，在屋里听着风声都让人可怕。大风夹杂着沙子，睁不开眼，需要戴上风镜、帽子、围脖，沙子刮在脸上皮肤发疼。此刻农场职工一般就不出工了，但是管理组还是让学生们出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风镜、胶皮手套（搬石头）、口罩（搬石灰包），翻毛皮鞋（在沙石地上蹬铁锹），都要自己花钱去买。冬天的地冻得结结实实，铁镐下去，也就是一个白点。管理组不仅规定了各项工作的高指标，例如秋天的打草，学生们从来没有干过，镰刀也不会磨，一天下来腰就像要断了，手掌也拉出了很多血口子，每天要上秤，指标完不成的，中午顶着毒太阳也要给补上。筛砂石就更纯粹是个折磨人的活，南口遍地是砂石，不知又升了什么虚火，让学生们开到牛场北边一片开阔地，划分后便就地打洞，将地底下的石子按照规格分类筛出，然后抬到地面上堆放整齐。一般都要挖到地面以下四、五公尺，挖一个6至8米直径的大坑，挖出的砂石土方量就超过200立方。天上是毒太阳，不毛之地，毫无遮挡，学生们赤膊，晒得黝黑，每天上下抬着百余斤的大筐，上下坡道不计其数次。派有专门的人来量土方，学生不敢怠慢。更为可恶的是，学生们花了血汗筛出的土石方，根本没有派上任何用场，两年以后，仍然安躺在那片开阔地上。管理组动辄以磨洋工的莫须有罪名批斗学生。有一位北京化工学院的学生，体态较胖，但是性子很慢，说话也轻，不善言语表达，从不招惹他人，一看就是一个在学校中容易被欺侮的学生，屡屡被管理组说成干活磨洋工、泡蘑菇，还被戴上“反改造”的帽子，多次被打得头破血流。这名学生在退休不久便得了中风，半身不遂，由女儿推着轮椅来和大家见面。他目光呆滞，依然没有什么语言，没有这段南口经历，不至于此。我曾经在没有丝毫安全保护的情况下，被派去挖一种据说可以保护种子的地窖，地窖是一个直径约五十多厘米、深达四米左右的地洞，要用绳索才能下去，南口多为砂石冲击形成的沙质瓦砾土层，极易发生塌方，一旦出现塌方，洞口太小，根本无法及时抢救，届时生命难保。劳动中遇到砂石塌方，不是关心人员有否伤亡，而是首先要写出工具损坏的检查（如镐把，锹把断裂），追查是否属于“破坏生产的行为”。可见这批披着教育工作者、思想政治工作干部外衣的禽兽们，有着一颗如何歹毒的心。

获悉全国人大常委会议要将“强迫劳动罪”列入刑法第八修正案了。中共从延安大生产运动起，便一再宣传劳动光荣，剥削可耻。从小教育儿童要“爱劳动”。但是从1950年政务院诞生了第一个《劳动教养办法》至今，劳动教养制度从来就是惩治政治犯，打击思想犯，迫害持不同意见人士的专用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劳动”成了惩罚工具，公民的劳动权，异化成了对公民的“强迫劳动”。“无产者的先进分子”成了新的黄世仁。文革期间更有大批著名学者、专家、教授和知识分子，被迫在公共场合从事清扫厕所的干活，以达到羞辱其人格，满足流氓无产者出身的痞子们自卑心理得到宽慰的卑劣目的。最典型的就是当时掌握了世界领先的细胞核移植技术的中科院生物研究所的童第周先生了，他被迫停止工作，在单位清扫了3年的厕所，“解放后”被誉为中科院最佳厕所清洁工，童第周先生因此和希望极大的诺贝尔奖失之交臂。“强迫劳动”不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生事物，也不单是“黑砖窑”和“非法雇佣童工”，“强迫‘自愿’加班”这类屡禁不绝的违法犯罪行为，从南口北京高校劳改营内发生的一切，就足可以证明，即使在以传播知识和文明，号称“要改造、转变人的世界观”的首善之地北京的高等院校，特别还主要是国家重点高等院校，也脱身不了“侵犯人权”、“强迫劳动”罪恶制度的干系。

1965年，经毛泽东签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即二十三条）发表，针对前期“四清”（刘少奇的两个“十条”）问题，特别指出“群众问题一律不整”。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追查《三家村》事件，显示出北京市委地位的岌岌可危。为此，1966年5月，北京市委大学部、北京市教育局一方面通过给14名“改造表现好的学生”[①]提前和按期解除处分释放回学校的形式来安抚人心（日后大部分又受到新的迫害）。另一方面又将2名学生[②]升级由公安收押，并以所谓向“反改造”斗争的形式，给其中6名学生戴上“反改造”分子帽子，企图从学生内部分化瓦解，搞“窝里斗”，达到稳定军心的目的。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前后共八次，最后一次为11月25、26日两天）。十余天前（1966年8月5日）在北京师大女附中校园内，出现了文革以来第一个被该校学生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女士（主持工作）。不知是否出自一种有意的安排，组织者偏偏就在打死校长的北京师大女附中（高干子女相对集中的一所中学，还有北京101中学，清华附中等，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红卫兵运动发源地），挑选了时任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作为红卫兵的代表，登楼为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标，并称毛泽东为“红司令”。标志着全国性的红卫兵运动的开始。毛泽东对宋彬彬说的“要武嘛！”一句话，竟成了“圣旨”，被电台反复广播，宋彬彬遂遵照上谕更名为宋要武[③]。一时间，北京城内顿时掀起血腥的“红八月”，大街小巷，腥风血雨，红卫兵的暴行胜过当年希特勒的党卫军和冲锋队，四处流窜，抓人、打人，游街，抄家，“破四旧”，“烧典籍”，无恶不作。钢丝、棍棒、皮带，多少人顿时命丧黄泉，甚至出现了全家遭受灭门的屠杀事件。在那个疯狂的时刻，不杀点人，似乎不彰显出造反派的革命本色。

应该说，南口农场二分场，从支书程金秀，老场长刘德林，副场长兼分场团支书赵志荣（女），到下属的果树二大队队长李仲廉，果树一、二、三、四大队的青年职工，食堂、锅炉房、大车队、农业队、小卖部、修理部的师傅、场医，知名或不知道名字的，几年来一直都对学生们相当不错，暗中为之同情惋惜。私下告诉我们，“不懂为什么把你们关到这里来”，“你们这么好，要我们早就放你们回去了。”但是，此刻被他们煽动起来了。8月26日，《鹰击长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黄勇志，鲍景春，丁闯（原名丁沛林，二分场青年农工）等的策划下，又同二分场的另一个对立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组织一道（头儿是分场基建队的张启林），将全分场的“四类分子”、“右派分子”、“走资派”和“反动学生”集中到会场兼食堂前的开阔地，先是给每个人挂上身份“黑牌”，然后一场预先安排好的“赤色恐怖”开始了。在他们的直接指挥下，组织农场职工用棍棒、铁锹、镐头围着一阵乱打。将一个叫周福利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当过国民党新七军的兵，后随军起义）和一个北京市粮食局下放改造的男性“右派分子”当场乱棍打死，然后强迫两个“右派分子”用铁板车将两人尸体拉到果园，挖坑作肥料埋了。据后来的现场人士说，两个人当时都还没有断气，又赤身被人在身上放满了一种叫做“洋辣子”的蜇人毛虫，任其痛苦地死去。这桩阳光下发生的赤裸裸的谋杀案的主犯，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罚。出于对当年以高干子女为主体的老红卫兵的保护，那段红八月恐怖时期的杀人资料，在周恩来的干预下，1968年公安部释放了所有“联动”（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分子的同时，几乎全部被销毁。黄勇志、鲍景春在1968年下半年回到所在学校。北京矿业学院迁移四川后，黄勇志调离学院，回到老家广东，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有好几个学生的头部被打得开了花，那标明身份的黑牌上滴满了血。北京邮电学院的向如玉，被打倒地不起，幸免于难，北京大学的李法文，眼镜被打破，差一点造成失明。管理组——不，他们已经不是彭真旧市委的管理组了，也不是李雪峰新市委的管理组了，他们摇身又一变，成了专干残害学生暴行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红卫兵了。学生被打回到住所后，立即凶神恶煞地进门训话，要每人写一篇对他们的法西斯暴行的“正确认识”，还要学生细心保护那块留有学生鲜血的黑牌，不得丢失，出门便要挂上，一直到这个罪恶的《高校大队》的被解散。我们没有见过日本七三一部队对“木头”进行折磨后，还要逼迫他们写体会，谈认识，在有历史记载的中国，有过反动军阀政府对学校师生动用过武力，文革期间有了学生打老师，有谁能够相信，在北京郊区的南口农场，竟有这么一帮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北京市高教局这样的挂着“教育”牌子的部门，所豢养的这一批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思想政工干部，在他们的上级被打倒后，为了他们自己避免牵连，表示和“黑帮分子”划清界限，扮演起“革命派”的面孔，竟然导演了“老师打学生”的一幕，如此残酷地对自己的学生下毒手，可能也是绝世无双的了。

在学生内部，隔三差五地召开文武全场的批斗会，每有不服，便不准睡觉，名曰：“写检查”。实质从法西斯（正确的是斯大林）那里学来的精神折磨法。减少休息日为每两周一天，加强劳动强度，诸位看官：不要为中国的高校中曾有如此披着共产党员外袍的、被市委、市高教局优选出来的、立场坚定的中坚力量在左右师生的命运感到奇怪，他们晚年生活得可其乐融融呐！个个封官晋爵，又回到了高等院校，当起了院长、书记，毫无悔罪之心。大家知道，北洋军阀是镇压过学生运动，但是今天看来，其手段是很文明的。他们只是针对学生的街头政治，达到驱散，恢复秩序即罢。决不会搞秋后算账那一套，更没有派一兵一卒、安保人员到校园内搜捕学生或者采取特务手段，挑动学生之间相互告密，乃至有意罗织罪名，陷害学生的那一套恶行。袁世凯还是近代一个很知名的教育家，带头捐资办新学，在学校内鼓励思想自由，大学独立。1926年3·18学生惨案发生时，学生包围执政府，段祺瑞并不在府，卫兵开枪，杀死了女师大学生刘和珍等。事后段祺瑞不但参加了3·18死难学生的出殡会，还长跪不起，自请其罪，从此终生吃素信佛。国民政府的上海市长吴国桢，在接待请愿学生的时候，被学生打落了眼镜，卫兵上前救助，他高喊“不要开枪”。我们现在还找得到这样有良心发现的刽子手吗！

在不计前嫌，“向前看”的蒙骗下，这些痞子继续在我们的高等院校中长期留了下来。我们看到被誉为五四精神新文化发源地的北京大学，痞子们阻扰在校园给蔡元培先生和胡适之先生安放纪念塑像（是他人捐款），也拒绝给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司徒雷登提供一席安息之地。他们摒弃“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涵义”的北大人文传统，替之以虚伪、别有用心的“爱国与科学”（目的是抽掉“民主”）垃圾。他们排斥德高望重、刚毅正直、饱学之士的校长丁石孙，重用专事迫害追求真理师生的刀斧手。他们至今不敢面对自己的百年历史，不敢面对林昭那样优秀学生的亡灵和鲜血。相反，我们看到2007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不顾舆论的哗然，将一个文革开始便积极参与杀害无辜的劣迹昭著的女红卫兵[④]封作“荣誉校友”。一个大学如此不敢正视和清算自己过去的无耻，还有什么资格来侈谈什么“世界一流”。

1968年8月以后，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下，工、军宣队进驻北京各大专院校，接管学校的领导权。高教局也实行了军管。1968年底，《高校大队》来了两个身份不明的人。原管理组不辞而别，撒手撤离。被他们非法没收的学生财物，如成色较好之衣物，相机、手表，被抄走的我少年时起收集多年的中外千余张珍贵邮票，从此不见下落。这两个人穿着藏青色的毛式制服，戴一顶中共干部身份标志的“人民帽”，有意摆出一副凶神恶煞的面孔。其中年纪稍大的中年人只说姓张，那个年轻一点的，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慷慨激昂地宣布学生们必须每人重新按照“人时事地因历果”的六项要求重新交待自己的“罪行材料”，交代自己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想”。所谓的“人时事地因历果”的含义他作了解释，即与罪行相关的人物，发生时间，事实，发生地点，起因，过程（历程）以及导致的后果。从一方面来看，按照这个标准，可以将案件办成“事实清楚”（口供）的铁案，从另一方面，也可理解为他们在看了学生们的材料后认为并不符合定案的“事实清楚”要求，才要求学生重新“自证其罪”。有的学生日后捏了一把汗，说“真要如此自己给自己栽赃，如实写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当时枪毙也可以了”，可见来人的恶毒。

不出一月，1969年元月，北京市革委会通知各校派车接回所有被囚南口的学生，1月23日，北京师范大学首先来人，此两人不肯放人，要求验看证件，于是来人与“牛头”、“马面”发生争执。僵局延续到下午，经和上级电话联系（那时在农场要电话联系到市革委会或更高的部门谈何容易）核实后，于是放人。我在1969年1月25日回到北航，除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因已解散，2名学生暂时无处可去外，由彭真前北京市委设立在南口的高校师生劳改营在1969年1月底终于被解散。

有关《高校大队》被解散的内幕，本人无从了解。这里提供一个情况，1968年全国出现了自杀潮，毛泽东关于“给出路”等政策已经明朗，结合以前的多种疑点，我对南口高校大队管理人员在文革中的暴行和他们的非法性已经坚信无疑，于是利用一次回城到协和医院（改名反帝医院）检查看病，住在学校的机会，向中央文革和北京市写信，反映了我的疑点并请他们核实，要求解散《高校大队》，让学生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回农场后，我明白告诉黄勇志等，我已经向上级反映，监狱犯人和劳教对象都按期释放，你们将我们长期关押是没有道理的。这下他们慌了，立刻组织对我的查抄，要我交出底稿，并且收走了我的所有文字材料。接着在二分场的大会上，将我押上去批斗，加上“翻案”的罪名，多次组织斗争会，晚上不给睡觉“写检查”，白天派人跟踪劳动。我的妹妹来农场看过我，因此他们怀疑我妹妹和另一名先行解除劳动考察的校友向我提供了外面的情况，没有查到任何证据。这名校友不久被他们通过学校造反派遣送回乡，直到1979年和我同时平反。此事和《高校大队》的被解散是否有关，无法证实。北师大的一位同学说他在这段时期也向北京市委等有关部门写过书信反映，这都需要留待以后更多事实的揭露才能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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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等14人

[②] 曹××，贾××

[③]宋要武：原名宋彬彬，原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之女。于1980年赴美国留学，更名宋岩，移居美国。后又恢复原名宋彬彬。2007年原师大女附中（已更名为“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90周年校庆，宋彬彬被冠以“知名校友”，和她同毛泽东合拍的照片一道被载入校史史册。照片上“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的字眼被去除。

[④] 宋彬彬一直不承认校长卞仲耘之死和她有关，扬言要诉诸司法，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结果的发生。也有报道称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领袖确实不是宋彬彬，而是邓榕。卞校长丈夫王晶尧讨要公道的请求不能满足也就不足为怪了（附百度资料：1973年，卞仲耘得到了一个“没有问题”的结论，她的死被当作“在工作时死亡”处理。学校的“革命委员会”依照有关规定，给了卞仲耘家人400块钱。1976年，毛泽东死去，江青等四人帮被逮捕。一年后，开始了审慎缓慢的否定文革的过程。1978年，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给卞仲耘开了追悼会，为她“昭雪”。王晶尧一再要求：用那400块钱在卞仲耘曾经工作和被打死的学校里建一块碑或者种一排树表示纪念。而他的努力一直没有结果。但同时，王晶尧也开始设法通过法律的途径，为妻子讨回公道。1979年4月，他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诉书。除了要求调查和处理直接的杀人凶手，并控告一个曾因个人私怨在“斗争”卞仲耘大会上制造伪证的外校人员，以说明卞仲耘有男女关系问题。然而，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却做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原因是“追诉时效期限”已过。198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应予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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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言论的“言论罪”

1964年7月，我的母校北京航空学院在我已以5年学习期间全部考试科目成绩优秀的排名第一状态毕业的前夕，送给了我一个什么大礼包呢？——打成反动学生，劳动考察两年。罪名是在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散布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这里所谓的“言论”，是痞子们的用语。宪法所称的公民言论自由，是指通过出版、报纸、广播、讲演、书面意见等形式，表达思想和观点的自由。无论是“反动言论”还是“革命言论”，“言论”是一项公民的政治权利。“言论”不是平日的说话。说话是生物学意义的生理功能，如同能听，能看，能走路一样。痞子们可能不同意这个说法,他们会说：“说话也是‘言论’，不论什么场合，和什么人说的话，包括夫妻之间的说话（严凤英就是被王少舫交代了在一道出差期间在他面前议论过毛泽东，感觉问题严重而自杀）”。那么要问，动物甚至有些植物也会说话，也有语言，可以互相交流，是否也是“言论”了呢？能说狗熊之间的语言交流，因为不存在“狗熊宣传部”之类的控制，也没有特务狗熊盯着打小报告，因此就可以说我们的“言论自由”尺度还不如狗熊了呢？显然不行。剥夺公民权利包括自由言论权，可不是不让说话，不是将声带切除或用胶带封嘴。中共宣传部要审查言论、舆论是有文件下发公开的不是秘密，也就是审查报刊、杂志、广播、电影、电视、网络、出版物等一切有形载体的内容，可没有听说老百姓平日里说话（包括写日记），事先都要报告宣传部审查的。私下说话不是“言论”，哑巴不说话，照样有言论自由权利。当然中共并不承认审查言论、打击“言论犯罪”就是没有言论自由，谁要这样说，那就得剥夺他的言论自由权了。理由是因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没有绝对的”，这句话是绝对正确的。别说言论自由没有绝对的，“拉屎自由”就有绝对的了吗，你占着茅坑不拉屎，让人憋不住把屎拉在裤裆里，行吗，也不行嘛。

按照这个关于“言论”的概念，我何“言论”之有？我在北航5年，既没有发表过文章，出版过刊物，也没有写过“思想汇报”，“效忠文字”（表决心之类）或其他稿件（含黑板报类），几乎人人写过的小报告、小字报，加入什么组织、社团的申请也没有写过一张。更没有上过台发表演讲或“公车上书”建言献策，陈述某个政治观点或学术思想。批判大会上，一篇我的书面文稿，即使是记录稿都端不出来，我何“言论”之有？没有“言论”，又何来“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中共在1949年以后的历次思想斗争运动中，无论是批胡适，批梁漱溟，批《武训传》，批《清宫秘史》，批胡风，批右派，批右倾，批“合二而一”，批人道主义，批《海瑞罢官》，批《燕山夜话》，乃至批“黑《修养》”，批“白猫黑猫”，批“唯生产力论”，批林、批孔、批周公，批“苦恋”，批“人啊人”，批“人道主义、异化”等，尽管群魔乱舞，谬论百出，但也还有个被批判人的书面材料在。如胡风有“三十万言书”，章伯钧有“政治设计院”的发言记录，吴晗有《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剧本，刘少奇有《论共产党员修养》书在。你可以极尽歪曲，断章取义，上纲上线，胡乱扣帽子之能事——那也是你的言论自由权利，但这些刊物文字、上书材料、书籍、剧本都在，毕竟不是凭空捏造。尽管这些批判实际上都很无耻地动用了公权力，剥夺了对方的辩护权和争论权利，构成了压制人权，破坏言论自由的违宪、违法行为，但是还没有下流到捏造事实或通过私下隐秘收集，或强迫他人揭发检举胡适、梁漱溟、胡风、章伯钧、罗隆基、彭德怀、杨献珍、吴晗、邓拓、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周恩来、白桦、戴厚英、王若水、周扬等人平日里会友、喝酒、看戏、出游、聊天、打麻将、谈情说爱、乃至教子训妻等日常生活中和朋友、和家人、和亲戚、和同学、和邻居的私下说话（谓之“揭人阴私”，“听壁角”，属于下三赖的行为），硬说是被批判对象的“反党观点”，“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来声讨、来定罪的恶劣程度。遗憾的是，当年北京市委大学部却堕落到认可这些个下三赖的行为——用秘密手段胁迫他人，收集、捏造我日常不经意的片言只语，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来批判。所以我在本篇中将他们通称为痞子，也是恰如其分的。当然，“痞子”也是痞子革命的中坚力量，受到过毛泽东的肯定，缺少了他们，“思想清理”也好，政治运动也好，只能冷冷清清，热不起来，“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了。

我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非“言论材料”

下面就公开我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材料，看看是些什么玩意。顺便说一下，列次政治斗争运动中绝大多数的“黑材料”，在为受害人平反、改正过程中，已经销毁了。说的是为受害人解除日后“秋后算账”、“反攻倒算”的忧虑。但至关重要的他们所受到的经济、精神损失，基本上没有得到任何赔偿。这不由得让人怀疑其用心和诚意来。经过三十年的观察和等待，人们明白了其实真正为那段罪恶历史的原始资料睡不着觉，急着要付之一炬，至少要安装好机关和凝固汽油弹，关键时刻可以瞬间让它们灰飞烟灭的，正是为了让当年的责任人好安下心来，继续着他们“伟光正”的事业。并无改弦更张的诚心实意。

这里原文录出1964年作为我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定性的最为主要的两句话。原文字是在过去通用的16K书写稿纸上用圆珠笔、复写纸逐条写成，约10余条，都没头没尾。我看到这份材料时，后面“揭发人”一项为空白，无法与之对质，所以至今我也不清楚，也不想查究。当年昧着良心被迫做了假揭发的同学如果读到本文，请宽心了。

原文1．“人为制造紧张，让人没有思考问题的时间，好做驯服工具”。

原文2．“中国的教授骑自行车上班，美国的工人开汽车”。

我们在形容流氓无赖时，往往用“一语不合，拳脚相加”来形容。因为这样的两句没头没尾的话，便断送一个青年学子的前程，令其丧失自由5年，被压制15年余，古今中外有哪个政权有为这点事如此残忍地下毒手的吗？说给今天的中青年听，还有谁相信。但这是事实。

首先我承认，这两句话在批判我后，我想起来了，确实在2年前（1962年）说过。我没有主动交代，不是什么“顽抗到底”，因为我从来没有认为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第一条被定性为反党言论。因为这“甘做党的驯服工具”口号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刘少奇向新老知识分子提出来的。配套的还有一句，“夹起尾巴做人”（胡乔木延安整风时期首创）。“驯服”，“工具”，“尾巴”。用这些侮辱人格的说话，来任意羞辱那些德高望重、学富五车的专家学者和知识分子，可见反右运动后这些中共高干有多牛。那些基层共干自然不将知识和知识分子放在眼里了。田景华当面责问我：“你要思考什么问题？”，批判会上发言说：“不愿意做党的驯服工具，就是反党”。

是否反党言论，今天我已经不必自辩。刘少奇被毛泽东抛出来，放手让红卫兵来揪斗时刻，就已经将他的“驯服工具论”也作为反党言论来批判了。刘少奇在1980年后恢复了名誉，但是他的“驯服工具论”还没有听说也要“拨乱反正”重新提倡的。

我说这话的时间和地点是1962年6月全班在空军六航校（涿县）实习期间。1961年初各所学校都贯彻中央“劳逸结合”，“节约能量”的精神（部队院校除外，六航校内的空勤、地勤、机关干部食堂每天鸡蛋、猪肉不断，京西稻的白米饭香气四溢，敞开供应，让饥肠辘辘的同学们好生羡慕），同学们不习惯那种高度紧张的军中生活，尤其对每天数次动辄吹哨集合，看来并无必要的排队、点名、唱歌颇有抱怨。那时部队按照军委要求，搞“饭前一支歌”，“一路行军一路歌”，开会、集合，先拉歌、唱歌，什么“通信连，来一个”之类。晚饭后休息有时也通知集合唱歌。就几个老歌，《三大纪律歌》，《我是一个兵》，《说打就打》，翻来覆去的唱，全是些男人，很多战士又五音不全，一天实习下来，都没有静心的时刻，很烦人。所以我说了这句牢骚话，说“是人为制造紧张”，埋怨“没有时间思考问题”，为的“好做驯服工具”。当然，我不想自己成为“驯服工具”也是事实，我从来不认为“驯服工具”和“党的领导”有什么关系。谁愿意做驯服工具了？刘少奇他甘心做毛泽东的驯服工具了吗？如果我们的教育是为了培养统治集团的“驯服工具”，还是什么共和国？那是“黑社会”，是“军国主义”！周天行[ii]，田景华以及原北京市委大学部长吴子牧，副部长宋硕等，将“不做驯服工具”，作为我反党言论来定罪，要么证明他们自己不是人，是夹着尾巴的被驯服的一群家畜，要么他们将自己所处的阶层视作奴隶主，百姓是“一群会说话的工具”（马克思语：“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但马克斯没有说奴隶要驯服于奴隶主）。两者必居其一。

第二条被定性为反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教授骑自行车上班，美国的工人开汽车”，这话错了吗？说这话的背景是著名航空发动机专家，时任三系航空发动机原理教研室主任的宁晃教授，几乎每天猫着腰，骑一辆矮小的老旧自行车到系里上班（须知，自行车在当时也是紧缺物资，市场上买不到的）。他体态较胖，链条咯吱咯吱作响，经常与我们同行在上课路上，同学们看了发笑，我也就调侃一下而已。在上世纪60年代，不就是“皇帝没有穿衣服”一样是一句真话吗？我并不是在引用这个事实来写论文，来论证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孰优孰劣的理论问题。如果有人说了“美国人可以买枪，中国人不能有枪”，又是谁比谁优越，反对什么主义呢？能想象到“反对社会主义”，也确能显露出痞子们的超凡想象力。

北航党委还很认真，安排了一名留美的国内著名航空科普专家——我的《飞机结构学和飞行力学》课老师，副教授史超礼先生，用他在美国多年的亲身经历，操着苏北普通话登台专题批驳（就像老照片中当年斗地主那样）。据说他回国多年还保持着吃面包的生活习惯。要他睁着眼睛说瞎话，也煞是难为了他。史教授还真负责，我看到他手上的稿子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显然作了充分的准备，批判中不时还转过头来，面对驳斥我是“胡说”。他是我的师长，对他的“美国工人比中国工人苦”，“美国只有极少数资本家才富有”的“胡说”，我就不必批驳了。听他的发言，全是1957年“老大粗们”上台批驳右派教授的那一套，史先生信手拈来，东施效颦，不过这天位置换成了教授批驳学生而已。不能不说这是知识分子多年思想改造的悲哀，这也是母校老师喂给座下学生最后一顿的“蒙汗药”了。1979年8月，我在北航十间房大门内的路途遇到史超礼先生，上前招呼，问他是否还记得我，“1964年你批判过我的”。他显然是记得的，一面笑对，一面告诉：“我要到协和医院去看病，去看病……”，匆匆而去。

其余的所谓“反党言论”罪证我就不提了，因为都不是我说的。全部是将受到批判的彭德怀的“观点”，诸如“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大炼钢铁得不偿失，浪费很大，炼出的是废铁”，社会上大饥荒的流言，“××地方饿死人”，“各地五风顺行”，将“屎盆子”一股脑儿扣在我头上，我平日很少和人交往，哪有闲暇去跟人说这些众所周知的事情了。估计是同学承受不住压力，无可奈何，又编造不出，就捡起当年在校内外公开或私下流行的话语来交差。“反对三面红旗”，这是一个万能罪，所有的被清理学生都有这项罪名，百发百中，说谁都行。不信你去问十亿农民，在饿肚子时，有没有说过公共食堂的坏话。有那个人家里的锅被砸了去炼钢，是觉得1070万吨钢比他家的铁锅更重要的。还有离奇的，1962年前后，为了应付物资的严重匮乏，在陈云的主导下市场开放了“高级品”。主要有放量供应的果糖，不收粮票的糕饼点心、富强面馒头、小站米饭等。其实就是“高价品”，开创了日后价格双轨制的先例。当局在形势报告中向大众解释是为了“回收游资”。有的学生听不懂什么叫“游资”，只知道“搜刮百姓油脂”一说。于是按照他自己的解释，给我扣上一条“‘高级品’是回收（搜刮百姓）油脂”（怎样栽赃的原文不清楚了，因为材料中最后没有列入）。后经核实，原是揭发者自己对学校领导形势报告讲话的曲解，痞子田景华也哑然。前面说的为尚育森量身定做的“反对反修斗争”罪，也出现在我身上了，莫名其妙地给我加上说过“要实行高薪，物质刺激有好处”这句话。高薪阶层据说是苏联修正主义的基础——“特权阶层”，因此我就是在“反对反修斗争”了。不明白的人看了还以为我在发神经，这修正主义还不是共产党当官的享特权，拿高薪，和你一个学生有什么关系，要为他们呼喊。痞子们可不管是否合符逻辑哪一套。

全部“罪行”，就这么点屁事。北京航空学院居然如此兴师动众，加害于我，这难道就是我已经达到了文件所谓的“其对我的猖狂进攻的程度已经相当甚至超过反右斗争中的极右分子”？看来，所谓反右斗争的极右分子，也是如此这般炮制出来的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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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景华：时任北京航空学院三系团总支书记，有关他的情况后面有介绍

[ii] 周天行：时任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1964年毕业生“思想清理”运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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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机

1969年1月25日北航革委会两名学生摸样的人和一名工宣队师傅，搭乘一辆上海牌三轮卡车改装的客车将我从北京高校劳改营接回了学校，从此恢复自由，通知我参加学校一切活动。位于北京南口农场二分场的高校师生劳改营也随后自行消亡。学生回校后命运不一，我算是最好的。有继续“牛棚审查”的，有划入“牛鬼蛇神”队列，日后被遣返老家的。不过绝大部分学生在中共“九大”前后，都分配工作离校了。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后，开始了落实政策（“解放”）工作。学校给予我毕业分配，发毕业证书。1969年5月3日办完离校手续后去学生科领取派遣单，负责的人事干部姓汪，男性，50多岁了。他告诉我原北航党委给我整的那些“言论材料”（反党罪证），经过复审，全都没有旁证（孤证），不好定案，决定全部撤出档案。但是“暂不销毁”，等待上级通知处理。考虑到各地对大学生——臭老九，还有排斥、拒绝接受的情况，要我这段历史就不要再谈了。如果有人要问起，就要他们跟学校联系。幸好“暂不销毁”，要不1979年学校还没法为我复查、平反了。

这些所谓的“反党言论”，全是在痞子田景华压力之下，一些同学出自种种不同考虑，胡编出来的，是谁编的，也没有同我对质，怎么可能众口一词，会有什么旁证！提出并主持北京市高校毕业生“清理思想”，划定“反动学生”工作的是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他在书记处协助邓小平负总责，号称副总书记，兼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即使“以言定罪”是中共的一贯传统，也是要有书面文字或口头发言记录的“言论”证据的；你这个中共副总书记、中央政法小组组长，不知道线人举报揭发的“说话”，要有其他证据形成旁证吗；尤其是涉及仅有两个人之间的私下说话，任何一个司法人员都知道是不能作为证据采信，更谈不上定案的吗！可见当这个政法委书记，并不需要有法制观念，政法委也不是一个监督和保证法律实行的机构，而是一个无视法律、破坏法律实行的专政机器。落在彭真身上，其实是很正常的了。长期从事中共理论研究的李洪林先生出版了《中国思想运动史》一书，这是国内第一部研究和介绍国内思想运动斗争的通史。李先生说在谈及中共党内思想斗争史的时候，必须提到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经历了从学习开始切入（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然后发动群众揭发、斗争（审干、抢救），最后组织处理三个阶段。是日后中共所有思想斗争运动的基本模式。这个模式的创始人中，就有彭真。反右派斗争如此，高校“思想清理”运动，延蔓到以青年学生为主要斗争对象，也是如此。同样是学习（宋硕讲话）开始，学生自己清理“错误思想”，然后揭发、批判“反动学生”，最后组织处理，将学生送去劳改营，劳动考察、劳动教养。

为证实这个说法，我查阅了《延安日记》一书的记载。这是一部国内有限范围出版的研究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史料，在各大学图书馆内应该都可以借到。作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l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分，被派驻延安特区，直到1945年11月内战发生为止。1948年至1951年任前苏联驻上海领事。他目睹了全部延安整风过程，除了向莫斯科发回电文以外，同时将内容记载在日记中。《延安日记》就是日后整理出版的。《日记》中认为，康生的情报局和彭真（上级刘少奇）领导的特工部，是延安整风中的实际组织者。可见彭真是特工出身（公开资料报道彭真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城市工作部部长。这“城市工作部”是干什么的？由组织部长兼任，很可能就是负责策反、刺探敌情等的“特工部”的对外名称。），所以习惯采用特务手法整人。书中有几段描述彭真整人的记载，摘录如后。

【彭真宣布会议开始。他告诉共产党员们，形势十分严重，有一大批国民党特务已经暴露，并被逮捕。彭真说：“特工部抓不尽充斥于延安的所有特务，因此，我部要求共产党员们在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上给予帮助（就是检举揭发）。”他讲完后，几个表示悔悟的“特务”排队上了台。彭真谈到了如何识别国民党特务，并说凡属坦白认罪的，都将予以释放；“只要他们不怕认罪，不怕向特工部投案自首！”；彭真的高大身材，在会场上十分显眼，他满脸通红，看起来像个屠夫】。（1943年7月15日）

“高大身材”，“满脸通红”，“像个屠夫”，这也是1964年8月26日下午7时半，北京工人体育场他向北京高校应届毕业生讲话时的神态。

《日记》接着描述：【第二个发言的是康生。这个情报局头子怒气冲冲。他咬牙切齿，发了疯似地挥手叫嚷：“你们十分清楚，你们有很多朋友被捕了！等你们一离开这个礼堂，就会发现你们之中又有很多人失踪！要是今天在这里参加会的许多人明天被关起来，你们不要大惊小怪。”然后，康生开始要求会议的参加者和延安的所有党员起来清除特务，挽救特区。“你们所有在这里的人都是替国民党做特务！”康生大叫大嚷：“你们干吗要搞破坏？我们有什么地方亏待了你们？你们什么都有，有房子，有口粮……，为什么你们要置我们于死地？只要悔过，我们就饶恕你们，但你们也必须记住，悔过不都是真心实意的！再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康生的讲话起了吓唬人的效果。一种令人窒息的寂静笼罩着礼堂，听众显然都吓呆了。人们突然意识到，情报局头子掌握着多么大的权力，而胆敢捍卫真理的人，又会落个什么下场。就在彭真即将宣布结束会议时，朱德突然走上台去，从他脸上的表情来看，这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对他这个政治局委员来说，是个新闻。朱德以平静的声调问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开过会后，我就该不再信任我的朋友和战友了？”“这是不是说，从现在起，我就该担心自己被捕，或等着看我的朋友被捕？你怎么竟敢用这种方式来对待党的积极分子？对待党的优秀分子和骨干？”朱德说完话，掉头就回到他的座位上。彭真宣布会议结束，共产党员们默不做声地散去了。】（1943年7月15日）

这就是彭真主持下，康生在延安杨家岭中央机关礼堂做的臭名昭著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中的片断。朱德是勇敢的反对者。反对的还有一个人，《中国思想运动史》中记下了这个人——蒋南翔。书中记载：【蒋南翔是当时中共青年工作委员会整风运动的领导人。1945年3月他写了一份《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给中央。这份意见书对“抢救运动”提出直率的批评。他根据自己所在的青委“抢救运动”，断定“这是一个根本失败了的工作，绝对（我敢于说是绝对！）不能自欺欺人地说成是成绩多于缺点”。而且他认为“类似这样的情况，在抢救运动中相当地普遍，青委决不是唯一的例子。”】书中也记载了蒋南翔的《意见书》中刻画的这种大搞群众运动的审干和抢救：【领导方面——用尽心机从被审查同志的身上找矛盾，找岔子，……强迫反省，强迫坦白，企图用各种方法强制被抢救的对方，戴上自己凭空预制的帽子。】你看，“清理思想”运动中的做法，不是惟妙惟肖地重演这段历史吗。

我终于了解了蒋南翔先生。1979年9月1日，前北京市高教局长魏明先生在他先农坛体育场的办公室告诉我们，蒋南翔（教育）部长已经表态“（反动学生问题）应该解决”，他当时（任高教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就不同意，是陆定一提出的，陆定一也已后悔自己的行为。他没有说彭真。彭真是他的山西老乡和上级。彭真的主导作用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处理意见通知》（63年496号）文件中看出来的。这就合理地解释了为什么1963年至1966年文革前连续多年清华大学没有清理出1个反动学生的原因。蒋南翔不仅口头表示了反对，而且在实际中采取了提前将学生分配走的办法，对抗了北京市委的做法，这是要有点勇气的。彭真那时如日中天，党政军，公检法，人大，无不所及（教育可能属宣传部，所以要联络陆定一）。后来在学生中有一个传说，说是蒋南翔的行为是受到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影响。蒋南翔早年是清华大学学生，中共清华大学地下支部书记，在危难时刻，是梅校长保护了学生们逃走。告诉他们：“我保不住你们了，赶快逃生吧”。因此，他不能同意在他的学校内，重现国民党反动派的恶行。同样是共产党，意识形态也不见得一致，这就是人的良知和邪恶的区分。

陆定一后来觉醒了，反思过去，向自己过去那一段主要在宣传部长任上的一段不光彩的过去告别，得到了受害者的谅解和尊重。彭真没有忏悔，他重新得到了重用，担任了中央政法委书记，在他任上主持了全国第一次颇有争议的“严打”运动。这场运动开始后，中央政法委通知司法部给律师事务所下禁令——“严打”期间，律师不接受刑事辩护案件受理，以便放开手来“打”。又重开给各地政府下达杀人指标的先例，这是从1950年土改、镇反运动下达杀人指标以来（也是彭真，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再一次下达杀人指标的不可理喻的草菅人命事件。事实证明，各地又出现了不少明知是冤案的冤案（只为完成指标）。1983年官至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主任，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1986年学潮后，他参加了党内元老派的“倒胡运动”，是主要人物之一。正是胡耀邦的作用和力排众议，才突破重重阻力，将他从一个被毛泽东钦点的“特别要犯”中解放出来。关键时刻，他再作冯妇，给恩人胡耀邦先生泼出脏水，横加诬陷不实之词。彭真长期担任不需要法律常识的中央政法委领导，横行霸道（他自称“当了多年恶霸了”），数十年来冤假错案迭出、刑讯逼供屡禁不止，他难辞其咎。他在1964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的第二次大会上，大谈“历史发展规律”（他不同于毛泽东等，初中肄业文化程度，对历史基本无知，他自以为是的所谓历史发展规律也GP不通）的同时，又讲到“自己人”（原话：“今天在座的都是自己人，既然是自己人，话就可以讲的重一点喽。当然”，稍作停顿，“今天这里还有一些不是自己人，你今天反动了，明天你还不回来啊，…”）。终其一生，他都在整“自己人”，他将“自己人”整成“反动分子”，自己也成“反动分子”，是“自己人”救了他，他又将“自己人”整下台。至死不悔，可见此人品行之低下了。

复查平反

1969年5月5日我离开了首都北京，先回到上海，在家中停留了十来天。5月20日到达了江苏省的一个农业大县——兴化县。是用了学校1967届毕业生分配指标的空额。兴化县革委会的规矩是文科学生一律下乡，理工科学生留在城（镇）内。县工交领导小组安排我到了当地县航运部门的船舶修造厂，担任技术性工作。这是一个百余人的小厂，厂房、设备简陋，生产全凭嘴说。不过全厂职工上下对我都很尊重，很多技术工作也由我一人说了算，我为工厂建立了技术室，资料库，从高中生中培养了几名技术骨干。干活由“凭嘴说”改为“按图纸”。开发了几个产品，完成了多项技术改造，还参加了县内的几项重大工程。我前后一共在那里11年，是最为舒心的十年，晚上和多位下放人员和分配来的大学生，在昏暗的灯光下，有时不得不在煤油灯下（经常停电），打桥牌、聚餐。以厂为家，住房，用电，燃油，用的是河水，都不花钱。鱼虾禽蛋，大螃蟹，花生、食油都可以从农民手上直接购买，不受票据限量，除了交通不便和相对闭塞以外，简直就是共产主义。什么“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插队下放”，“打击投机倒把”，“批林批孔”，都和我无关。直到1980年10月离开。

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我开始向北航数度投寄邮件，要求恢复工龄，补发工资。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肯定是得不到解决的。一封来自北航的邮件，信是寄给负责同志的，交到了我的手上。内中文字一看就是那个袁三宝[①]的，摆出一副“组织”面孔，没有给出我提出理由的任何正面回答或解释，什么“继续老老实实接受再教育”，“工龄从1967年算起”（什么理由？）。活脱一个体制下的“无脑儿”，这种人留在高等院校除了丢中国大学的脸以外，还能有什么革新作用。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有人说这本质上是一场政变，下不为例。但是，这也是解决极端专制政权的最后的、唯一方式。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我在向多方面投诉呼吁彻底平反没有得到及时反馈后，我在1979年7月26日只能亲自北上，住到了北京航空学院招待所。1979年9月17日，北京航空学院对我做了复查决定。全文抄录如下：

中共北京航空学院委员会

航党办字【79】第119号

对平乃彬同志的复查决定

平乃彬同志原是我院航空发动机设计专业1964年暑期毕业生，在一九六四年毕业前夕的清理思想中被批判和劳动考察，又因文化大革命运动，迟至一九六九年五月才按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

经复查认为，平乃彬同志对三年困难时期的某些问题有些看法应该是允许的，因此，对其进行批判和劳动考察是错误的。经研究决定撤销有关决定材料和其毕业生登记表中的组织鉴定，恢复名誉，工令（应为“龄”）从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算起，并根据[79]京教字180号通知精神，补发工资。

中共北京航空学院委员会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七日（抄录完）

“对三年困难时期的某些问题有些看法”其实是一种搪塞，当时从中央大员到赤脚农民都有看法，除非是白痴。负责复查的人事干部张绍桐先生说：“你说的都是对的”。我不假思索地给以回绝。我回答他：“这都是彭德怀说的，我没有说过，是彭德怀说对了”，“我当时还没有这个觉悟”，“因为可以用彭德怀的言论来整人，所以就强加是我说的”。我不会像一些无耻之徒那样，做个变色龙，标榜自己一贯正确。我一直坚持大学期间我只是一个一心用功读书的学生，是一个正直的、富有责任心和同情心，有强烈上进心的青年学生。对党派，对政治斗争没有兴趣。但是1964年直接负责整我的党委周天行书记，也是1979年为我“落实政策”时的北航党委书记，复查文件是要经过他签字的。如果说清楚纯属“无中生有”，岂不等于这位老革命，1952年北航建校时的第一任中共党委书记，是在有意给我栽赃了。只能用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来搪塞了。我在此重申，是栽赃，是田景华丧尽天良的恶意栽赃，不是“有些看法应该是允许的”。那不是我的看法，尽管这些看法是正确的。

所谓[79]京教字180号通知精神的补发工资，是按照1967年9月补起，还要扣除生活费，实际补发420.5元，外加补助100元。

我不感谢

这个计算是很不合理的。[79]京教字180号通知是1979年3月23日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发的通知，主要是针对文革期间的高校毕业生，因为某种原因延误分配的，规定从1967年9月计算工龄和发放工资。我因为是拿了1967届毕业生的分配额度，因此也按照这个文件给予补发。但是我在复查后已经恢复了1964年毕业的身份。我在1967年9月—1968年12月，在南口农场（16个月），由学校发放生活费28元/月。1969年1月—1969年5月，回到学校只发“助学金”19.5元/月（5个月）。我当时质问财务科，为什么恢复自由了，生活费反而少了？财务科的人说，你没有劳动，你参加劳动，我们还发28元。也就是我回到学校恢复自由了，还得在学校继续劳改才行。我在1964年9月至1964年12月4个月期间，在学校工程科被监督劳动，学校不也只发助学金19.5元吗。这个社会让人都成狼心狗肺的了，没有讲理的地方。我回校后和系里教职工一样，参加斗批改，参加游行示威（珍宝岛），参加整党，参加大扫除，怎么叫做不劳动？文革期间的大学生是在1973年7月定级转正的，[79]京教字180号通知是1979年发的文件，北京地区的工资已经是56元，怎么还可以统一以1967年的转正前工资标准46元来计算呢？补发金额中，还要扣除我已经发过的生活费，结果就是：

（46-28）×16个月 （46-19.5）×5个月＝420.5元

这个计算更不合理的是，既然我的工龄恢复为1964年9月，理应按照1964年9月起为我补发工资，就算中央有文革前、文革后的冤案不同处理办法，你也可以分段从1966年6月起按照56元转正工资计算补发额。再退后一步，即使你学校不为我平反，我的处分是劳动考察2年，到1966年8月也就处分到期，跟据原文件规定，也要按照毕业生分配工作，不再实行试用期1年，直接定级转正。你的复查决定也说了，“又因文化大革命运动，迟至一九六九年五月才按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那么这难道不是文革制造的对我又一次的迫害和灾难吗。自然这阶段应该按照文革期间的冤案，从1966年9月起，按照56元补发工资处理。

再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个问题，1954年的宪法第九十七条明文规定了“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而1975年宪法取消了这个条文。1982年宪法又恢复了“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条款。可以这样说，文革中相当多的“走资派”，在文革前是对国家和百姓犯有多种迫害人权、破坏国民经济和文化艺术的罪行的。复出后理应自己反思自己的责任，妥善处理不仅是“四人帮”、“毛泽东”，自己也参与了的罪恶遗留下来的后遗症。但是其中有不少人在纷纷复出掌权后，来自他们草莽英雄打天下，坐天下，吃天下的痞子本质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变。他们中的不少人只是希望恢复他们失去了的天堂，忙着给自己和子女补工资，转户口（进北京），争位子。一度出现在追悼会上（补开）频频出现家属扯住领导不放手，用“死人打压活人”（报评语）的闹剧。他们利用恢复了的权力，不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不以事实和公德为标准，人为划定了有利于自己的文革前、文革后的界限。对于他们自己参与作恶的欠账，则没有丝毫也要还的打算，致使平反历史（所谓“文革前”）冤假错案工作进程阻力重重，步履维艰。这样的示范效应和做法也为日后一旦出现机会，如双轨制，私有化改制，计划转市场，政府采购、土地“招拍挂”等，为越来越多出现的中饱私囊的贪官污吏、撒谎蛮横的佞臣恶警的孳生提供了肥沃土壤。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有相当多的中共党员、领导干部，他们在复出后首先就是痛定思痛，向过去被自己伤害的人表示歉意，如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先生。有的做了深刻的反思，其中就有文革前做了很多错事的陆定一，周扬。有代表性的如前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兼社长韦君宜先生，她的《思痛录》揭露了一段真实的历史，留给了人间一片真切的忏悔和反思。我相信，还有更多的中共元老级的人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留下了他们的回忆和深思，只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的后人或委托人，等待着公诸于世日子的到来。在胡耀邦先生为代表的中共改革派，例如万里、任仲夷、赵紫阳、习仲勋等，以及一批长期受到打压的中共思想理论学者的共同推动下，同时在不得不对顽固派做出若干妥协，以不损害顽固派利益的前提下（如为右派改正，不涉及责任人，不否定反右运动），全面平反历史冤假错案的工作才在1979年以后全面开展。“过去的不再补发”[②]，“过去的一律不补发”[③]。平反冤假错案的文件，也只有在“决不让（有他们参与的）受害人得到经济赔偿”的前提条件下才得以批复出台。其实除了经过司法判决或被公安机关错误处理的对象（如劳教），尚可以归结为“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错误行为”以外，包括“反动学生”问题在内的很多受害人，并没有被“国家机关侵犯公民权利”，而是被所在部门的中共党委“侵犯公民权利”而造成损失的，应该属于“民事赔偿”问题，而不是“国家赔偿”问题。现在理应作为赔偿义务人的中共某个组织机构（如北航党委），依据和他之间有直接利害关系和上下级关系的机构的一个文件，就给予自己解除赔偿责任，这不明摆着是公然藐视宪法和法律的违法行为吗。领导制定和教育百姓遵守宪法和法律，领导者自己带头破坏，社会还有什么诚信可言。纵观1980年以后新的大量冤假错案，受害人的索赔之路也往往充满坎坷。这和我国政治体制下冤假错案的制造者通常也是政策和法律的制定者密切相关。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打假球的和当裁判的是同一家的。强盗和法官一旦勾结，受害人也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余波未了

随着审判“四人帮”，中国的法治出现了显著的进步，让人们看到了社会公正和民主进步的希望。1984年起我向北京航空学院提出要求依法补发工资和归还千余张被没收的中外邮票。按照我的计算，北航应该补发工资1969元，没有得到回复。中央当时有个要求，在十三大（1987）前要完成落实政策的工作。1985年6月我通过扬州师范学院党委统战部再次向北航转达我的申诉。7月我又通过中国民主促进会扬州市委员会向北航转达了类似的申诉。1985年8月，我又给已经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经常在公开场合宣传“依法治国”方针，解释“党、法之间辩证关系”的彭真先生写信，请他在自己重新得到人民信任，担任重要职务的同时，也要正视自己制造的冤案的善后处理。1985年10月再次给北京市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申诉，要求归还被没收邮票。并明确告知“邮票”是被北京市委大学部、北京市高教局派驻南口农场高校师生劳改营的工作组长黄勇志、鲍景春“没收”去的（严格说是“抢劫”，“没收”应该通过程序，并且开具收条），答复：“转北京航空学院处理”。1985年11月18日北航学生处有回函给民进扬州市委（扬州师范学院人事处也应该收到，但是没有告诉我）。回函中称学校是按照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79]京教字180号通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9（85）号”，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教育部党组文件“中组发1980（50）号，（80）教党字090号”中关于“过去的不再补发”的精神办的。同时答复“集邮的问题：由我院党委有关部门负责查”。问题不在有没有文件，而在于这些文件是否合法、合理！1986年4月2日六届人大四次全会期间，我向全国人大会议主席团写信，要求北航依据1954年《宪法》第九十七条（1982年《宪法》第四十一条相同）给予赔偿。人大办公厅自然不可能有答复给我，他们戴着最高权力组织、立法机构的高帽子，对自己制定的法律其实并没有监督力。接着又多次以催讨“邮票”为重点给北航去过多次信，也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黄勇志，鲍景春，廖传模（以上3人为管理组成员），田景华，周天行（以上2人为北航干部）为共同被告，起诉要求归还被非法没收的千余张邮票。海淀区法院以属于“落实政策”范围的理由，不予立案，转交北京市“落实政策办公室”处理。我的邮票不是被造反派、红卫兵在混乱中抢了去的，是有名有姓、有身份，是受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京市高教局委派的履行管理职能的国家公职人员非法“没收”了去的，为什么不能立案！直至1987年，北航人事处通过公函，要求扬州师范学院人事处与我沟通，承认经过调查，有相关人承认“有这么回事”，也有相关人说，“记不起来了”。痞子们在整人时，可以凶神恶煞地在要我交代几年前日常生活中说过什么话，读者不妨试着想想两天前晚上你吃的什么菜，吃了几碗饭，你记得吗？几年前的日常说话怎么记得起来！记不起来便要被呵斥为“态度极不老实”，“继续对抗”，“挤牙膏”。他自己亲手干的抢人财物的事怎么就记不起来了！无耻之尤嘛。北航提出了一个协商补偿——人民币300元，要我所在学校的组织上做工作，接受这个方案。在1987年的市场上，我的这些邮票价值已经超过万元了，我是要讨回邮票，不要钱。学校人事处工作人员对我做了规劝，以学校老教师文革中损失的字画、收藏也就赔偿了几百元了事要我接受。我是极其不乐意的，失去5年自由，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失去了原本光辉的前程。北航在给我补发工资这个问题上，压低标准和扣减时间段，还要将已经发给的生活费扣除，如此刻薄、无情，却要我宽宏大量。少给我补发的工资也就1500元左右，但是邮票的损失要超过万元，竟然以300元打发了事。当时有个解释，说是“四人帮”将经济破坏到崩溃边缘，国家没有钱。既然如此，如果是一个负责任的执政党，应该为自己的破坏经济错误承担起责任，号召自己的党员，也可以通过党内发文，要文革中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他们历史上大多数也参与过迫害他人）和被批判、被斗争、被错误处理的成员们暂缓经济补偿，将有限的国家财力，首先给因为中共政策路线错误而造成伤害的无辜群众解决补偿，然后在国家财政好转的情况下，再给所有受到伤害的人解决补偿问题，这才不愧一个先进政党的坦怀心境。现在是级别越高（责任自然也越大）的党内人士先行补偿，先赶着全家老小迁北京户口，住大房子，然后再利用权力党内发文，以财政困难为借口，要求党外人员接受“工资一律不补”、“就地安置”。这就如同开车制造了车祸的责任人，首先以自己也受了伤和车子受损的理由，先给自己买新车，疗伤痛，然后再以车祸损失后经济困难，没钱支付的理由，不给车祸受害人赔偿。这不是很下三赖吗！当年的托辞——财政困难，应该说十年前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的国力和每年30%以上的财税增长，化数千亿大阅兵，化数千亿办奥运，化上千亿办世界最花钱博览会，数千亿的“三公消费”，近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外汇存底，数万亿的增加投资进入房地产炒作，频频大手笔的几乎看不出有什么道理的无偿外援，处处要充大佬，动辄拿国民的钱去喂养外国人，请他们来华吃喝玩乐。有的是给流氓国家输血，养虎成患，贻害他国国民和世界和平；有的无非是花钱、送武器，要外国政府配合打中国人，帮着抓捕中国人。满清政府没有奉送日本人银子，要他们抓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也没有出钱援助日本人帮他打内战。因此，我赞成政府应该履行宪法责任，妥善解决遗留问题，所谓“一律不补”的中共文件，涉及违宪，只对中共党内适用，对其他人员无效，以恢复和提升中共在国内外的公众形象。相对于花钱维稳，也是经济实惠，获取口碑的良策。在中共历史上也好有个交待，不必总是遮遮掩掩、害怕“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国家机密”被泄，担心党史被“丑化”，最后势必回到压制言论的老路上去。具体补偿的办法，还是可以商量的。例如按照当年的计算金额，乘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即日（赔偿兑付日）和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日的国民平均收入之比。对于具有收藏价值的文物、金银珠宝的损失，可能这个计算方法是远远不能弥补实际损失的。

邮票被劫事件经过

我1955年起（15岁）开始集邮。当时集邮是仅在大城市才有的极少数人的一种性情游戏，没有市场。无论是纪念邮票还是特种邮票，印数不多。和现在发行方无限度发行，集邮者通过购买方式，甚至整本、整版购买，只为升值不同，只是一种投资行为，是不能称作集邮者的。真正的集邮者都是从来往信件中，将带有邮戳的邮票，一张张地经过工艺处理，完整地收集起来，洗去背胶（浆糊），用熨斗或在玻璃上晾干、熨平，然后用玻璃纸包裹起来，这样才有意义。集邮者都有一套精细的小工具，如镊子，剪子、折叠式放大镜（固定焦距）等。每一张邮票的邮戳记录了一段路程和书信往来历史（寄信地，时间），埋藏了集邮者的辛勤劳动。盖邮戳的位置，大有讲究，既不损害画面，又要文字清晰可辨。由于邮戳不受集邮人的控制，因此同一张邮票，它的收藏价值也大不相同。有时候为了达到收藏某种邮票，不得不买了邮票，寄给人家，再回信给自己（没有使用过的邮票，不能称作收藏）；有时候也需要贴好邮票后，请邮局盖戳（一般只在发行日，尤其是纪念戳，或首日封，可以增加邮票的价值）。因此，我们这些文革前的老集邮者，“收集”的是一种文化。除了纪念邮票中的历史，还有通信人之间的交往史，信函内蕴含的亲情、友情的历史。同一品种的邮票，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所以这完全是一种高尚精神享受，绝没有当代“集邮人”的铜臭。我为邮票被劫，至今耿耿于怀。这不是一笔简单的经济损失，而是将我青少年期间的一段美丽的回忆给埋没了。从此我就再也提不起集邮的兴趣了。我诅咒那个窃去了我的近千张邮票的人不得好死。不管他是谁，披着什么外衣，这些人是名副其实的痞子、土匪、黑社会。

收入我集邮册的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直到1968年9月发行的普通票、特种票、纪念票外（基本齐全），还有一批珍贵的满清时期和中华民国时期的邮品，以及外国邮品。这是中学时期，利用中午饭后休息期间，用节省下的零钱向一位经常在学校附近靠近陕西南路的新闸路上摆地摊的一位男子买的。地摊上没有旁的东西，就是厚厚地几册舶来品集邮簿，里面花花绿绿的邮票不少，显然是解放后家道中落的落魄户，依靠变卖邮品，维持生计。要是现在，他不用摆地摊就可成百万富翁，但那时不行，生意清淡，每次几乎就是我一个，有时几个同学约在一起，翻看他的邮册，很长见识。1959年到北京后我也到王府井集邮商店买过一些主要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邮票（就此一家，好像现在还开着），还有的就是从归国华侨以及有港澳关系的人那儿要来的旧信封上收集到的港澳台和印尼、泰国等国家的邮票，都是盖过戳的珍品。英美等西方国家的邮票很难得到，因为谁也不敢贸然与他们在当地的亲友通信，这在那时代是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的。

1968年我利用一次回城到协和医院（改名“反帝医院”）检查看病，住在学校的机会，向北京市革委会写信反映南口农场二分场高校大队管理组人员非法拘押我们和对我们施加暴行，要求解散《高校大队》，让学生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回农场后，我明白告诉管理组长黄勇志等，我已经向上级反映，你们将我们长期关押是没有道理的。这下他们慌了，立刻组织对我的查抄，要我交出底稿，搜走了我的日记本和所有文字材料。又将我押上二分场的大会去批斗，加上“翻案”的罪名，白天派人跟踪劳动，晚上组织斗争会，不给睡觉“写检查”，对我人身摧残。又非法检查我的来往信件，发现了我的集邮册。千余张邮票被他们摊放在管理组的办公桌上，黄勇志们用手翻动着，寻找其中可以被说成“反动”的证据。终于找到数张印尼邮票上印有总统苏加诺总统的肖像，大吼起来，“这是什么？这是反动的！”遂被装入我提供的铁盒内（我担心他们任意用报纸卷裹会受损），全部被“没收”。苏加诺是印尼总统，1954年万隆会议的组织者，中国政府的朋友（称他“朋加诺”）。1965年9·30事件中，印尼共在我国政府的暗中支持下（通过收买总统卫队长翁东少校）发动武装政变，杀害了“将领委员会”一批军人将领。政变被纳苏蒂安为首的印尼军人集团击败，苏哈托军人政权执政，苏加诺也下了台。苏加诺怎么就成了反动人物了？可见这些痞子们既无知又贪婪。除了用流氓手段，寻找迫害我的借口目的外，不排除看中了我这么多珍贵邮票，起了觊觎贼心。他们还发现一封家信上面的邮票，贴在了信封上的印有毛泽东语录文字的一部分，也要做文章。因为不是我贴的，他们也不可能拿着这个信封到我的家乡去兴师问罪，向我大吼了几声，也就没辙了。大家可以看看，北京市委大学部、北京市高教局这样一些大学的管理部门，所用的这号子人是些什麻子东西！和我相比，我要比他们优秀得多，他们有什么资格来教育、监管我们。不明显的是人妖颠倒吗!

上世纪50年代，上海也还有一些旧书摊，出售解放前的杂志和小说，很便宜，花上几分，1角，2角，就能买回家。我也买了一些。还有成捆的火花和烟牌纸，祖父遗留下来的线装书，收藏在上海家里的书箱内。我遭受迫害后，近6年没有回家，收藏的旧书、旧杂志被外甥拿出去卖了废品供其零花了，让我叫苦不迭。没有彭真、陆定一在1963年闹出来的这场高校毕业学生“思想清理”祸端，我不会遇到这些苦难。这个灾难竟全部来自同学之间两句没有任何错误的私下调侃话。这段历史，值得后人探讨、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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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袁三宝：江苏太仓人。北航和我同年毕业的学生，留校后负责学校和我们之间的联系人。为人低调，但势利，眼睛向上。文革后到校长办公室工作。

[②]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9（85）号》

[③]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教育部党组文件《中组发1980（50）号，（80）教党字09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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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起反右派运动

1959年我被录取到了北京航空学院航空发动机系，成了一名大学生。一年后划分到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设计专业9331班。发动机系是1952年北航建校时的两个系之一（另一个是飞机系），也是一个大系，教学设施和师资力量相对强大。由于我父母有6个子女，全靠我父亲1人工资收入维持生活，父亲1958年支内离开上海，全家生活愈加拮据。我长期以来生活简朴，行为举止可谓循规蹈矩，一丝不苟。尊敬师长，从不与任何人发生龃龉、芥蒂。走到那里，都有人说我文质彬彬。高中期间，担任班委委员，协助老师工作，组织班级活动，以全部课目5分的成绩，毕业于上海颇有点名气的五四中学。在北航5年大学学习中，我兢兢业业，刻苦学习，善于思考，认真做好每一件事。克服了入学后不久，恰逢三年饥荒带来的浮肿、营养不良和疾病等灾难，博览群书，不逊程门立雪，五年来的各科考试成绩全部优秀，每学期都名列年级第一。由于知识面宽，被同学戏称为“博士”。行为举止上，我为人低调，不出风头，不争名利，寡言独行。按说，依照任何一所学校对他的学生的要求惯例，可谓品学兼优，无可挑剔。我实在无法想象究竟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北航的党政特工人员，要在大学毕业前来罗织罪名整我。

日后经过我的深思，我明白了一个道理。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教育方针，清末、民国以来形成的“大学精神”被扫荡得基本无存。我们的大学已经不是培养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进步所需要的各方面的人才和实验未来社会多样模式的场所了。国家动用全民的钱财和资产，要培养的是为现行统治集团服务的驯服工具和奴才（接班人）。“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是自马相伯、蔡元培等为代表的几代民国学人，一以贯之的基本办学准则。创造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至今无法超越的辉煌。此刻在“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指导下，学校开始邪恶化。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口号下，教师被列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范畴，被剥夺了办学、教学的发言权，成了被改造、利用的对象。从此大学在一帮不学无术、心地不正（大多发迹于反右斗争）的痞子专权下，几无宁日。良莠不分，是非颠倒，直至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

下面就来回顾和分析这段历史。文中所涉及到的人和事，俱为真实可信，欢迎所涉人员对号入座。

我的中学时代（1953—1959），是在上海度过的，那是崇拜苏联和苏联英雄的时代，保尔·柯察金的偶像时代。看苏联电影、芭蕾舞、大马戏团，读苏联和俄罗斯的文艺作品，用苏联的教材，听苏俄的音乐、歌剧、交响乐，唱苏联歌曲，穿苏联花布衫。这和50年代在农村中成长的大部分孩子所处的环境是不一样的，他们从小所习惯的是生产队长的咆哮和公社书记的说一不二，父母辈的忍气吞声和地富及其子女受到的凌辱。他们从小更多学到的是忍受，门前的黄土地和绚丽多彩的苏联社会主义光环之间没有想象的空间。苏联的文艺对青年是影响很深的。客观地说，前苏联和俄罗斯在文化艺术、学术教育上的成就，今天看来依然灿烂。这和列宁、斯大林的暴政很少扩大到文化艺术、学术教育领域有关。尽管前苏联是个警察和特务（KGB）统治下的国家，如一个流传很广的段子说，生活在苏联，百姓的最大幸福是深夜警察来敲门，告诉你：“彼得洛耶夫斯基公民，你被捕了”的时候，你可以回答：“先生对不起，你敲错门了，彼得洛耶夫斯基公民住在楼上”。但是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和苏共解密档案表明，斯大林“大清洗”，“肃反”的对象，主要是苏共党内的“政敌”，或者叫做“政治反对派”（雅戈达、叶若夫、贝利亚都会给安排一个“间谍”罪名）。屠杀的对象，除了集体化过程中的“富农”，也基本上是苏共党政军人员。“清洗”的目的，是为了纯净苏共党内的队伍。这和那些结党营私，阴谋人物、腐败分子、亲朋好友结帮成团，官官相护，利益共沾，专事践踏公民权利，打击“民间力量”，盘剥百姓的“与民为敌”的黑社会性质的政治团体是不同的。斯大林没有专门针对独立知识分子中的“不同政见者”的大规模迫害。对于并不直接构成政权威胁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非党异议人士，基本的态度是宽容。上世纪50年代后期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主义，6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清算赫鲁晓夫，都没有形成全国性的“运动”，没有将百姓大众、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给搭进去。著名中共理论学者李洪林先生在撰写《中国思想运动史》专著过程中，研究了世界和中国的思想运动斗争史后得出，首创思想斗争这种斗争形式的是中共。“思想斗争”的失败者必然成了“思想犯”。“思想斗争”而形成一场又一场“运动”，在世界历史上没有过，即使是前苏联也没有过。李洪林先生在这里陈述的思想运动，或者叫做思想斗争运动，就是扼杀思想自由的同义词。思想意识、政治观点的不同和争论，属于自由争鸣的学术范畴。权力不能介入思想领域。如果承认思想是自由的，语言则是思想的外壳，因此也就有了言论自由的概念。思想斗争必然扼杀思想自由，也就必然导致“以言治罪”。前苏联主要是政治斗争，可能涉及到某些思想领域，但不是主要的。在前苏联，知识精英，包括文学家，音乐家，艺术家，教育家，科学家，功勋演员的社会地位很高，他们的肖像在学校等各种公共场所广泛悬挂，他们的身世和成就，在教科书和各种学术性、科普性出版物中被大篇幅地转载，尤其受到青年的膜拜。无论是沙俄时代还是苏维埃政权时代那些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和反映人性觉醒的文化艺术著作，几乎没有受到苏共意识形态的钳制。他们所从事的文化艺术、学术教育工作，很少受到政治的左右。因此，代表社会良知和文明的基本力量没有受到苏共专制制度的毁灭性摧毁。百姓道德价值观中，“人之初，性本善”的因素，包括宗教与人为善的意识（东正教），都保留了下来。因此，苏联和平解体后的“拨乱反正”要容易得多。这同我们1949年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破坏，和对知识分子独立、自由思想的摧残是极不相同的。我们走上文明的道路，将要艰难得多,……。

同很多学生一样，我们都会背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那段脍炙人口的文字（Н·А·Островский）。我更欣赏的是马克思的那段话：“在科学上是没有平安的大路可走的，只有在那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那是“向科学进军”的年代。那个时代的青年学生，“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学好本领，建设祖国的意识是主流。并无今天让我们这代人痛心疾首的，流行在当今青年学生中的“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没有好爸爸，也要戴顶红帽子”。没有好爸爸，又没有红帽子，学好数理化，除非出国谋发展，留在国内，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个仰人鼻息、任人摆布的奴工而已。这种变化是如何形成的呢，总结我的大学生涯，或许可以得出结论。

如同当时大多数的工科院校学生一样，进入大学，尤其是知名大学，“尖端专业”的学生，聆听知名教授的求学之道，步行经过校园内苏联专家居住的小楼，都让年轻人充满对美好前途的憧憬。我们所理想的是要“成为未来航空事业的工程师”。在我年轻纯洁的心灵中，大学只是一个自由学习、逐步离开家长、老师的呵护，独立走向社会，实现美丽理想的过渡场所。对反右斗争以后社会周围所形成的杀气和畸变，并无半点戒备。

今天我们重新回顾反右派斗争，对它的负面效应，怎么估量都不为过分。它不仅对本来就十分珍贵的社会知识精英是一次几近毁灭性的打击，绝大部分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精英被打成了右派，从此后50余年，直到最后一位被称为“民国学人”的大师级人物季羡林先生仙逝，大陆再也没有出过一个可与“民国学人”媲美的学术精英。反右派斗争也彻底击垮了社会公认的道德底线。从此社会良知泯灭，小人得志，是非颠倒，人人自危。人们变得趋炎附势，假话盛行，社会责任感丧失（否则，哪来大跃进的疯狂）。投靠、诽谤、告密、卖友求荣、落井下石，所有不齿与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品行的恶行，都披上了“政治立场坚定”（“红”）的美誉。从此，社会为那些灵魂龌龊、行为卑鄙的痞子无赖、宵小之徒敞开大门，为他们提供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快速发迹、躍升的机会。中国社会进入史无前例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期。

反右斗争对教育的最大打击，体现在“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一教育方针的转变。它从根本扭曲了政府和大学之间的关系，揭开了对学校内师生中的独立、自由思想的全面绞杀，祸延今世。换句话说，就是凡是被认为不为当局的“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人和事，尤其是一贯被认作代表社会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越在扫荡、打击之内。而这个“无产阶级”的“自诩代表”，和农工商学各界的根本利益是没有内在关系的。学校从培养人才演变到培训奴才（“党的驯服工具”）。教育的社会进步属性，被功利性的“为谁服务”所取代。大学的堕落从此开始，我的困惑也从此开始。

首先，好人、坏人被颠倒了。我高中时期的一位几乎受到全体学生爱戴的，德高望重的英语教师庄尚德先生[ii]，不知什么原因，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被迫离开讲台后不知去向。一个中共静安区委调来的纺织女工出身的张婉君，来到了学校，当上了我们的政治教师和班主任。此人不仅为人粗鲁，而且疑神疑鬼，一到班上，便布置眼线（现在叫信息员），安排团支部干部，打探、汇报学生中是否有人背后说她坏话，要揪“小集团”。弄这号子人来学校，不是存心要将学校搞乱吗？

按照毛泽东经过修改后发表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关于“人民”和“敌人”的新定义和“六条有利于”的区分香花和毒草的敌我标准，等于进入了可以随心所欲地列出一些标准，然后给人“以言治罪”的蛮横时代。而这些个所谓反映核心利益的主流思想又经常具有任意性、反复无常、捉摸不定的特征，甚至毫无科学性、思想性和逻辑性可言，有的就是一些口号，没有实质内容。例如“多快好省”，“知识分子要接受工农的教育”，“市场供应紧缺表明百姓生活提高了，是消费人数和购买力上升的结果”，“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晚打不如早打”，“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等，可谓满纸荒唐言和哄、瞒、骗。一旦当局指鹿为马，自然会引出反对意见，而反对派，就是“敌人”、“敌对势力”，于是冤假错案和政治迫害不可避免。教书，教成右派，说相声，说成右派，唱戏，唱成右派，吹黑管，吹成右派，画漫画，画成右派，写小说，写成右派，当律师，“辩”成右派，夫妻吵架，还能吵成右派……，那段时期，只要和某个党员或单位领导闹别扭，有过节，甚至一句不恭的话，就是“反党”，名之曰：“抽象肯定（党），具体反党”，为此划作右派分子的也不在少数。此外还有什么“反对党的政策”，这个“罪行”范围就大了去了，几乎可以囊括一切。对肃反扩大化有看法，是“反党”，对大炼钢铁有看法，是“反党”，对公共食堂有看法，是“反党”，对中苏条约有看法，是“反党”，反对黄河修坝，是“反党”，反对交大迁校，是“反党”，说家庭生活苦，也“反党”（谓之“今不如昔”），……要不是文化大革命让那些个走资派也吃吃反党的苦头，单是从对三峡工程、北京奥运、高校扩招持有异议的人中，再将对医疗、住房、养老三项改革有不满“言论”的人群算上，别说55万，再挑出5500万右派分子，也不成问题。人人都可以成右派，彭真在1958年反右派斗争补课时（增拨右派分子指标）说过一句很为形象的话：“放一把火，随手捞几个，然后就结束。”清理“反动学生”也是一样，谁都可以成为“反动学生”，刘少奇、彭真不是都被揭发出有右派言论，修正主义言论和反对三面红旗的言论吗？你看，中共高官有哪一个敢于有日记留世并公开的（秘密带出国的可能有，所以现在要反对“丑化党史”），一个也没有，为什么？无论是谁，只要说话且有据可查，都可以被揭出“反动言论”来。今天看不“反动”，明天看或就“反动”，有权在手时不“反动”，大权一旦旁落，就可能“反动”。《毛泽东选集》在文革再版时，还要重新修改，将《选集》中表扬高岗（时任边区政府主席）的话，改成了表扬“延安同志”，要是落在其他人身上，不就是“反党言论”吗。说的是按照什么“标准”，其实完全是个“权力罪”。权大的可以说的权小的就不能说。例如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中有人影射毛泽东是秦始皇，就是“反革命”，但是1964年刘少奇还是中共第一副主席兼国家主席期间，毛泽东多次骂刘少奇是秦始皇，就不是反革命。换个人，比如某记者说刘少奇是秦始皇，记者则又成反革命。另外过去可以说的，现在可能不能说；现在可以说的，过去可能不能说。例如，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主张中国要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道路，实行宪政民主。到了1949年10月以后，就不能说，现在更不能说，不是“右派”、“反党”言论问题了，而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大罪了。1980年后说的“物质刺激，发奖金”，60年代反修期间就不能说。更为恶劣的是，过去可以说，现在不能说的，即使你现在不说了，还可以将你过去说的翻出来，给以定罪，俗称“翻老账”。如翻出某人40年代说过“拥护蒋委员长”，就可以认定此人是“反共”老手。1963年开始的大学毕业生“清理思想”运动，重点就是清理几年前（所谓“三年困难”时期）说的话，“翻老账”来定罪。再有“核心集团”的人可以说的，别的人不能说。最为典型的就是文革中揭发出来的包括刘少奇、彭真在内的走资派，都有大量反对、“恶毒攻击”三面红旗的言论，但是他们在位时，照样可以理直气壮地将百姓打成“恶毒攻击三面红旗”的罪人。今世最为惊险的戏剧性事件，当属发生在金敬迈先生身上的一幕了。金敬迈因为写小说《欧阳海之歌》成名，被选入“中央文革”小组，担任文艺组组长。突然一天之内北京城大街小巷内贴满了“打倒反党分子金敬迈”的大字报。原来刘少奇被抛了出来后，他的“《黑修养》”（《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也就成了“大毒草”，《欧阳海之歌》里面偏偏就有欧阳海深夜不睡觉，捧着“《黑修养》”细细学习的描述，将欧阳海的成长归功于学习了“《黑修养》”，《欧阳海之歌》显然就是造谣、捏造、丑化英雄人物的“大毒草”了。如果是一般人，金敬迈也就该关进牛棚呆着等待审查了。不知有什么背景的支撑，金敬迈居然没有倒台，不久修改版的《欧阳海之歌》重新出炉。书中欧阳海学习“《黑修养》”的一段，改成了欧阳海晚上睡不着觉，顺手拿起一本不知什么的书，一看内容全是孔孟之道之类的黑话，再看封面已经残缺不全，隐约中有《……修养》的字眼，于是撂到一边，呼呼睡去，那本书顺着床边的间隙，掉了下去，被尘封在床底下，……。幸好，刘少奇死了，要不刘少奇复出后，按照刘少奇“四清”的“扎根串连，摸底调查”的整人手段，金敬迈又要成为反革命了。

如此没有是非界限，没有公正审判程序，完全是当政者随心所欲的罪名，操作起来自然是有很大难度的。于是，划定指标，任领导者们随意找点看不上眼的人或者某个上级打招呼的人来顶罪（如叶群帮着江青去打招呼，抓仇人孙维世，上官云珠。孙、上官即使无罪，“公检法”也立刻照办。且不用吩咐，自会帮着罗织罪名，彰显走狗本质），就是反右派斗争等一系列思想斗争运动的基本特征。这种思想斗争运动的出发点不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正和秩序，而是为了制造出一个全社会恐怖的肃杀气氛，让人人自危，以形成对统治集团的盲目服从，维持他们特权地位的稳定。反右派斗争以后，“甘当党的驯服工具”呼声鹊起，千人诺诺，山呼万岁。知识分子纷纷“向党交红心”，士之谔谔，从此不再。

只要是一个天生有着求知欲望、追求真理、期盼了解这个世界真谛的正直的青年学生，根本毋需受到什么封建、资产阶级思想，社会、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的影响，自然会感觉到内中的不对劲，困惑和不信任油然而生。

反右倾运动

进入北航便遇到了反右倾运动。学习刘少奇为建国十周年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重要文章。刘少奇不愧是中共理论家，延安整风运动后，首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反右派运动后，提出了知识分子要“甘做党的驯服工具”。这次在文章里将彭德怀等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发明了“党的同路人”的名词，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实是民主派，不赞成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到了和他们分道扬镳的时候了。

大跃进的火要越烧越烈，年级隔三差五地召开“反右倾，鼓干劲”誓师大会。在年级党支部书记张宝亭（来自河北）和麻子班长王燕芹（北京人）的组织下，隔三差五地召开誓师大会，让男女学生上台“表决心”，“下战书”。一个个涨红了脸、声嘶力竭地举拳头，高喊“我们的口号是干、干、干”，“比一比，赛一赛”，“谁英雄，谁好汉，××场上比比看”，敲锣打鼓，轮番唱红歌。今天年轻人能看到这个场面的纪录影片的机会是不多了，彭德怀先生有过绝妙的描写：“发高烧，生虚火”。没有明确的目的，就要这疯狂和歇斯底里。这宁静的校园学习气氛无处可觅，今天是挖地基，修马路；明天又是停课修操场；后天又是挖棺材，修校园，用的全是学生免费劳力。麻雀是不打了，早上提前起床，脸盆内涂上肥皂液，去校园分兵把守逮蚊子。恐怕这就是对所谓“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最好诠释了。哪里还有个大学的样子！学生疲惫不堪，有的患了肝炎。张宝亭每每训斥说话，指责有人“干劲不足”，“义务劳动是自愿的，如你不愿意劳动，劳动对你就是强迫的”，活像个古罗马奴隶采石场的监工。反右以后，这些中共基层干部，甭说有多牛，信口雌黄，出口没有不伤人的。动辄“反党”、“右派”言论，系党总支分管学生的副书记王惠民（来自上海），每到开会，便一口一个“有的人……，有的人……”，鸡毛蒜皮，捕风捉影。根据线人学生的密报（一般是团支部、班委成员），乱批一通。大学姑且如此，农村更是严重了。来自农村的学生反映说农村基层干部带着基干民兵，手拿棍子、绳子在村里转，挨家逐户搜缴农民粮食，对农民说打就打，要捆就捆。砸锅炼了铁，公共食堂就成了干部控制农民“吃饭权”的手段，动辄以“饿饭”相胁。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紧急发出人民公社12条[iii]，各地当即组织了大批城市干部、高校文科师生下乡贯彻，北京站广场挤满了等车下乡的干部。农村的“五风”[iv]得到了暂时的抑制，部分地区的领导干部被惩办（如河南）。1961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又印发《高校六十条》[v]，其中也提到了基层干部作风粗暴，劳动过多等普遍问题。社会一度出现了相对宽松的气氛。不过，在1963年以后，这些有“让步政策”涵义的文件（都是没有下文的《草案》，《试行》），都被控以否定“三面红旗”的“资本主义复辟”和“倒退”行为，被秋后算账。

全民超声波

每次政治运动都伴随会出现一些荒诞的其他活动，如亩产万斤，翻地三尺，全民写诗，消灭麻雀，深挖洞，鸡血疗法之类，“反右倾”闹出个全民大办超声波。不知什么来路，突然间，年级党支部书记张宝亭在学校既不提供材料，也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按照全校“大办超声波”的要求，“没有条件也要上”，“白手起家”，限定一周时间每个学生要上交3个“超声波发生器”。堂堂国防科委所属重点大学，搞尖端科研、教学的部门，当时主管教学、科研的副院长沈元，发动机系主任王绍曾都是知名教授，怎么会愚蠢至此。其实不是他们真无知，而是他们在反右派斗争以后已无行政实权，也没有了说话的胆子，只能听任那些痞子在高等院校瞎起哄了。大学生们课后像条狗似的，满校园去蹓跶，企图捡到一段铁管，按照发动机制造工艺教研室的青年讲师龚绍尼（化名）提供的实样，捡一块砖头，将管子一头砸扁，到附属工厂找一根断锯条，开出切口，放进一片刮胡子的刀片，据说就是超声波发生器了。我这人爱科学，好钻研，还真相信，专门去龚老师在校园内的展台看了多次（绝大部分师生连看也不看）。他用一台气泵，气管一头连着“超声发生器”，据说气流流过窄逢，驱动刀片震动，就产生超声波，放在油水混合液中这么搅动一阵，油水就合二为一了。从原理上，似乎也说得通，以后还写进了教改后的物理讲义，有一个计算频率的导出公式。现实中却是一旦停气，气泡消失，水是水，油还是油。龚老师也只能自嘲，什么“尺寸要调整”，“气压不够”。其实谁都知道没有用，但所谓“双革”的技术革命、技术革新，和其他“新生事物”一样，是继续大跃进的重要内容，谁要有怀疑，那是要冒散布“右派言论”的风险的。

1959年的教育改革运动

超声波才完，“教育改革”又来了。怎么格“教改”呢？“卑贱者最聪明”。高年级师生造客机。有了“北京1号”，再搞2号，3号……，“北京1号”（向空军借了2台苏制活塞发动机）在北京东郊机场上空试飞了一圈，就永久地存放在北航了。至今还停放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航空博物馆空地上。我们低年级的呢？就是编基础课教材。尽管那时候不时兴在教材中添加毛泽东语录，但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类口号，必然是要反复提到的。我被指定担任大学《普通物理》教材编写的责任人，要先写出书稿，再做小先生给同学讲，看大家是否“一听就懂”。我的物理是学的不错，但是我有自知自明，才大学一年级，学了一学期多点的大学物理，哪有这个资格！任凭班长动员，我坚决不干。被汇报上去，年级党支部也无奈，但是显然我被记下了“反对教改”这一笔。你记你的，我绝不自欺欺人。从此起，我再也不相信政治意识形态主持下的一次又一次的所谓“教育改革”。

火烧中游，拔“白旗”运动

几乎是同时，“火烧中游”运动开始了。如果说“反右倾”是“清党”，“火烧中游”就重点是整非党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了。伴同的还有“拔白旗”，其目的就是从组织上将科教文卫系统内的非党技术权威、专家，从还占着的负责岗位上拉下来，确保“党天下”。“白旗”就是欲加之罪的“何患无辞”。此刻北京大学正在进行一场“驱马运动”，学生被煽动起来，“马寅初，滚出去”的大幅标语，贴满北大校园。心地善良的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也被列入了“白旗”，令我大感诧异。可恶的是王光美等中央领导的老婆，凡生孩子，都指定要这位“白旗”来接生。世界级的妇产科专家，在她们眼里，只是一个接生婆。北航召开学生动员大会，一场以围剿教师“资产阶级世界观”为方向的“火烧中游”运动就此开展。食堂、宿舍楼挂满了大字报，教室三面墙（除讲台），拉线挂上了小字报，其中不乏对教师的不敬用语。在高中阶段，眼看着我最为敬仰的英语教师，原圣约翰中学教务长，德学兼备的庄尚德先生无端被打成右派分子，突然消失（已被上海“五四中学”收入校史名师名录）。此刻居然又出现我十分欣赏的南开大学毕业的优秀青年物理教师刘先模（化名，福建人）也遭大加挞伐，借口居然是他在课堂上举了“掷骰子”的例子，来说明热力学中的概率概念。被扣上宣传“科学理论来自赌博”的反马克思主义错误观点。我看了这个大字报特别来气，鸡毛蒜皮，算嘛事！且“掷骰子”也是讲述《概率论》中的经典惯例，这些重点大学的学生究竟吃了什么药，竟会如此无知。其实在背后煽动的就是年级党支部，看得出这个青年教师可能因为很有个性，所以是有目的地搞他。

党支部每天都要统计并公布大字报、小字报的数目，我的统计数字为0。团支部专门来人要我写大字报，明说要围绕“掷骰子”议题批驳这位老师，并且约我一道午休期间到这位青年教师住的集体宿舍去“辩论”（就是去举拳头，喊口号围攻，典型的痞子运动），被我一口拒绝。事后教室内便出现一张小字报，说我不积极参与“火烧中游”运动，就是“甘居中游”。我嫣然一笑了之。这类政治运动不就是穷折腾，坏人整好人吗。自然，在党支部书记的笔记本中，我又被记上了一笔帐。

以后我们的物理课果然来了一个姓张的新教员，同学一看傻了眼，居然是来自比我们高两个年级的一个留校学生。1957年入学的，1960年暑期后才升大学四年级（五年制）。学校不知出自什么考虑，在全校这个年级中，选了一批学生提前“毕业”（享受毕业生待遇），留校补充到了青年教师的队伍中。可能是这些57级学生，入学后经过反右派斗争的洗礼，过得硬吧。要他们来接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教学讲坛了。所以1968年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一发表，我作为过来人，就知道“又来了”。那个“新教员”哪里是在讲物理，在胡扯东西，说几句口号，照本宣科都读不下来。同学们都私下嘲笑。也只能私下，人家是有头衔的，一般都是党员，嘲笑党员那时是具体的“反党”行为。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和几个同学进城，坐31路（现331路）郊区车到北太平庄换乘22路车。星期天进城学生多，太平庄的空地上排起了等车的长队。我们突然发现这位新任物理教师，带着他的女朋友，也来乘坐22路车。但是他没有像我们一样排队，而是七弯八绕，插到前面上了车。同学们大哗，原来精心选拔出来、课堂上一嘴口号，代表无产阶级占领讲坛的优秀代表，连基本公德都没有！当然，今天学生看到缺乏公德的官员和教师也不再惊讶了。这就是我们四零后一代当年在“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口号下的教育改革的经历。要不是全国性的“三年饥荒”开始了，这类疯狂，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收场。

图书馆自习遭批判

终于等到了给我看颜色的那天。“火烧中游”运动才过。一天晚自习后我回到宿舍，年级班长王燕芹找到我，问我晚上到哪里去了，我告诉他到图书馆看书了（找一本苏联版的《高等数学》教科书）。他转达了大班党支部书记张宝亭的意思，凡是那晚他上教室点名不到的同学都要写一份检讨。你书记去教室点名又没有事先通知大家，询问一下我去了哪里，我解释清楚了，不就行了。况且那晚去图书馆自习的同学也不是我一个，可以互相证明，写什么检讨！第二天，那几个一道去图书馆自习的同学，被迫写了检讨（中国人确实好统治！）。我坚决不写，理由是进校时，教授们讲话就告诉我们大学学习要经常跑图书馆，学校制度也没有禁止学生上图书馆自习，事实上每晚都有不少学生在那里自习。让这个张宝亭下不来台。三天以后，班级团支部组织委员孙耀宗（天津人），笑眯眯地通知我，说关于到图书馆上自习的事，班级里晚上开个辩论会，大家辩论辩论，你也可以说说。我没有多想，好啊，一口答应，还以为可以一展自己的观点，讲授求知的途径。主持会议的是团支部书记张彬（唐山人），待到开会以后，天真的我终于明白了起源于反右派斗争的所谓（大）辩论，其实就是组织一群恶狗乱咬的代名词（以后从党史资料中了解到，是延安整风开始的）。多数同学一言不发。团支部私下已经纠集少数人，其中就有那个毕业后留校，押送我上南口农场，以后又负责学校和我联系的袁三宝（文革中更名袁东辉，官至北航人事处长），唆使他们围攻。事实很简单，却要强词夺理。什么“大家都到图书馆去，怎么坐得下”，“学校安排了自习教室就是要大家在教室自习”，“到图书馆去要事先请假”，……等等胡言乱语。我据理力争，决不屈服，对方理亏，深夜了，无奈只得不了了之。

卑鄙的暗算

到了下月，我的助学金突然没有了，问班级生活委员，回答不知道。到系办公室问秘书，回答说系里不管助学金，归学生科管。于是到学生科问，一名工作人员回答说：“你们班里反映你用助学金买苹果给女学生吃。”天哪，这是哪个混蛋在胡说八道。事情是我父亲东北出差回北京后，带了几个苹果到学校看我。可能日后有某位中学校友来看我，便拿个苹果请她吃，我也记不清了，哪里会在意还有人在窥视，居然也被蓄意歪曲密告。其实我知道，一定就是大班党支部书记张宝亭和班级团支部书记张彬（中学期间入党的中共党员）捣的鬼，因为我的拒绝检讨和“辩论会”逼我就范未逞，他自感失去了面子，出此毒招报复。一般学生干部，没有直接通告学生科停发某人助学金的可能。这就是当年中共安排的高校基层学生干部的丑恶嘴脸。张宝亭在1960年暑期后，调入火箭发动机系继续学习，1964年毕业后留校，又回到了发动机系干政工，一直干到退休。日后我见到过他多次，脸上还是那付恶相。国家花钱培养这类害人孬种，何不多培养一个专业人才。白费了百姓的民脂民膏，还不如去养一条狗，还懂得知恩图报。

甄别

1961年的国内政治气候一度出现回暖，周恩来、陈毅代表党中央再次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甄别”受到错误批判的知识分子，给予赔礼道歉。为部分“右派分子”摘帽，“右派学生”恢复回校学习。新任团支部书记俞镇（天津人）代表前任团支部，为我上图书馆自习被批判一事向我表示赔礼道歉。新任年级党支部书记张荣[vi]，也主动找我谈话，肯定我的学习态度和为人，表示要和我交朋友。但是没有提及助学金被取消事件，策划人张宝亭、张彬已经离开，不会承认黑着干的卑鄙事情的。

当然，其实这是缓和当时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极其艰难，社会矛盾尖锐的一种韬略，基本方针并没有改变。被痞子们占了去的职位，没有恢复，还是痞子掌权。右派摘帽后成了“摘帽右派”，在1963年以后的“清理反动学生”中，又有将他们打成“反动学生”充数的。

原团支部书记张彬脱产一年，降级到1960年级学生担任党支部书记，全盘继承了张宝亭的一套衣钵。1963年的一天中午饭后，宿舍走道阅报栏前人群突然气氛活跃，蒯炳义同学进宿舍轻声告诉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张彬死了”。原来张彬患有肺病，在四川实习期间，突发大吐血死亡。同学因病暴亡，多数学生当作好消息，可见其为人有多么恶。张彬不但配合张宝亭策划了对我的“图书馆自习事件”，和“用助学金请女同学吃苹果”事件，而且不断地向张宝亭、王惠民等密告学生平日的说话和活动，打起小报告来可谓无微不至（要不怎么中学就入党了）。也是张宝亭动辄“训话”，王惠民一口一个“有的人……，有的人……”的情报来源，结怨甚多。由于我既没有打过入团申请，也没有“向组织”做过一次口头或书面的“思想汇报”，因此不太了解那时期团支部活动的内容。那些被参与了“思想汇报”的同学，都承受了隔三差五地被迫当“特务”的精神压力，招致了心中的积怨。我的一位录取到中国科技大学的中学同学，在大学担任了团支部组织委员，那年见面后告诉了我她的精神苦闷，便是被迫定期汇报周围同学的讲话和活动。她说，所谓的“思想汇报”，其实没有人是讲自己的，都是在说别人。她内心厌恶，但是又不得不违心去做。可见强迫高校学生当锦衣卫，相互告讦，不是北航一所学校，而是上面的统一安排。北京大学哲学系前党总支副书记谢龙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就讲到，他1962年就安排过哲学系的年级党支部书记兼辅导员陈志尚，对两名新入学学生进行秘密监视。陈志尚现任北京大学人学教授，担任中国人学学会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常任理事（似乎担任过人权协会秘书长），经常配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和美国政府发表的《世界人权白皮书》发表意见。可见中国的政治辅导员、思想政工干部、人权协会和特工人员之间的关系之紧密。可惜我受东西方文化中的人文主义、民主、自由思想、个人奋斗精神和传统道德的影响较多，没有将周围社会看坏。尽管我听说过，共青团员一旦有一段时期没有“向组织写思想汇报”，就会接到团支部的告诫。想不到这就是一种收集学生动态的特务制度。我以为不加入任何政治组织，就可以安心于做学问。没想到正应了当时的一句行话，“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就来关心你”。这也许是他们认为我同他们“不是一条心”，要寻机收拾我的一个原因吧。

社教斗争风云重起

1962年国民经济开始转暖，农夫怀里的毒蛇也重新复甦。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全社会重提阶级斗争。城市搞“五反”[vii]，农村搞“四清”[viii]，以后统一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的是“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重新教育人”。并且提出了“95%以上和5%以下”的“革命人民”和“阶级敌人”的比例。为基层开展思想意识形态里的阶级斗争，划分“思想犯”和“以言治罪”提供了可操作性（和“肃反”、“严打”中按比例杀人类似）。从经济问题开始，很快转入政治和思想。1963年“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学雷锋运动，意味着1960-1962三年相对政治宽松时代的结束，和对这段时期“资本主义泛滥”，“资产阶级思想沉渣泛起”，“复辟”、“倒退”，“变天”等的“秋后算账”的开始。首先，右派摘帽停止了。农村又新划了一部分“漏划”地主富农，以确保村村有地富，可供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和“反面教材”。城里各单位党委/支部都给本单位人员搞秘密排队，明确排在最后的5%以下的打击对象（类似现在的“末位淘汰制”）。学校的周末舞会停止了，五道口剧场中央级剧团演出的西洋歌剧《茶花女》，《货郎与小姐》，轻音乐演奏会，马思聪、王慕理夫妇的音乐会再也没有了，代之于《夺印》、《箭杆河边》、《江姐》、《自有后来人》（《红灯记》前身，歌剧）等革命演剧。风靡一时的《外国民歌200首》几近消失，电台改播《东方红》组歌，《学习雷锋好榜样》，《社员都是向阳花》，《公社饲养员》，《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红色革命歌曲。报纸上开始批判17，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文艺作品、“批判现实主义”文艺作品和人道主义思想。几乎所有同学的床头，都放上了新版《论共产党员修养》。同时我发现，我放在床头的文艺书籍，经常有被人翻动过的现象。偶尔，也会有人漫不经心地来问我正在看的是什么书。我当时毫无警惕，以为同学好奇。1964年批判我的檄文中有“阅读了大量西方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书籍”，我才恍然大悟——学生宿舍有特务，我早就成了受到负有特殊使命学生暗中监视的对象！今天我还要澄清一下，这也还是诬陷不实之词。我在大学期间阅读的欧洲经典文艺小说、诗歌作品仅占少数，谈不上“大量”。北航1952年建校，1953年10月才有独立校址的一个工科大学图书馆，不足10年历史，本来就没有馆藏“大量西方17、18世纪的文艺书籍”。我所大量阅读的还是清末以来以及民国期间优秀作家的文学名作，其中《鲁迅全集》读完了，还有就是苏俄时期的文学作品。所谓“阅读了大量西方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书籍”，也是迫害狂们照搬当时报纸上的论调而已。其实西方17、18资产阶级民主启蒙思想何罪之有！300多年了，这是全人类的思想宝库，世界不断沿着这个传统在历史中稳步前行。我们自己数典忘祖，将连在德国社会都没有可行性的一个德国籍犹太人的理论，当作救国之宝，造成祸国殃民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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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五四中学：由上海大同大学附中二院和圣约翰中学于1952年合并而成，校址在上海市新闸路原大同大学

[ii] 庄尚德，福建人，原著名的教会学校上海市圣约翰中学教务长兼英语教师。他的四个子女庄逸声，庄逸敏，庄逸凯，庄逸荣，都是出自蜚声中外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的著名学者。

[iii] 即《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iv] 五风，指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

[v] 指《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

[vi] 张荣，江苏高邮人。1965年北京航空学院发动机系毕业，毕业后留校担任学生干部，和某高级干部之女聂聪（他的学生，毕业后留校在发动机构造教研室从教）结婚。后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派驻教育部纪委书记

[vii]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运动。又称“新五反”，以区别1952年的五反运动。

[viii]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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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加之罪

1963年下半年，一位穿了一件军用飞行皮夹克的年轻时髦女子——校团委副书记（姓王），在田景华[①]的陪同下突然来到了我们9331小班。很婉转地讲了一些学习雷锋运动以来学生思想工作方面的新要求等，然后说选定了我们班作为调查研究的点，可能要分别寻找个人谈话，请同学配合，云云……。日后知道，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处理通知》下达到了学校。学校开始搜寻斗争对象了。

此后，班级中的气氛日复一日地紧张，同学相互见面时的眼神变得警觉、诡谲起来，平日之间的言语也变得谨慎、敷衍、经常是皮笑肉不笑地。往日回到宿舍后的喧嚣、玩笑顿时消失。每个下午都有同学轮流被召集去谈话，很难相互见到面。那个时刻，学生毕业分配去向的命运全在专门委派的毕业班辅导员手上。对于这位新来的辅导员，我打心里是十分厌恶的。他是北航1961年的调干留校生（提前一年毕业），毕业时已经三十出头。长相丑陋，炭黑色的皮肤，脸部满是粉刺留下的高低不平，胡子拉碴，似乎总是汗流满面没有洗脸的样态，表明那年代的北航，用香皂洗脸也涉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戴一副高度近视的劣质赛璐璐眼镜，扒牙，牙齿上的黄菌斑可以和任何一口祖传粪缸的陈年积垢相媲美。恐怕是近视的缘故，与人谈话时喜欢接近对方，任何一个嗅觉不正常的人也不得不忍受它特殊体气、口气的折磨。虽说在求学时期就有了妻室儿女，对年轻女生的兴趣却有着超时代意识。据文革中的揭发材料，至少有三名以上女生（具体多少，由于学生毕业和自身名声问题等复杂因素，怕难以弄清楚）被他猥亵。手段多是以鼓励打入党报告，提拔当班级和党团干部为诱饵，以“谈思想”，汇报学生思想、言论及活动等理由，将女学生喊到他一人独占的团总支办公室，然后动手动脚，……。入党、毕业留校、当干部当然也是幻想女生们的一大诱惑。我在校时，就经常见到他和1962年级的一个相貌较好的女生施某（嗓音有点哑，任年级班长或团支书）一道有说有笑地进入食堂吃饭。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因进城看病，从南口农场回学校临时居住2天，这个班的学生（1967届）贴出的大字报，揭露了田景华的这个丑行。他被关入“牛棚”后，根据和他同时被监督劳动的“牛友”告诉我，他对此不以为然，自称“只不过是亲亲嘴和摸摸奶子而已”。1969年，按照“九大”前毛泽东关于整党的要求，本人有幸被安排到和他一组，目睹了他的痛哭流涕的精彩表演。轮到他自我检查时，他先问了一句：“是否该我了？”，在得到组长的肯定后，立时安静的会场上突然爆发出“我有罪，我不是人”的嚎啕大哭，就像“银瓶乍破水浆迸”一般，众人被吓一大跳。可见这号子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雨中久经考验的乌龟忘八，是如何会演戏。文革结束后，按照文革中“受迫害革命干部”的待遇很快落实了政策。可是他的男性荷尔蒙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而有丝毫减少，故态复萌，就像饿狼又干上了牧羊犬。1980年航空学院政治部不得不认为“再也不能让他担任学生工作了”，于是被调到了实习工厂。学界兴起“下海”风潮时，他下了海，据我的老师崔济亚教授告诉我，他可“发了大财，成了大款”，当上了名副其实的“红色资本家”了。中国的富豪为何富而不仁，一富即淫，答案并不困难。

学生尽管都讨厌田景华，但是还是不得不见面对他点头哈腰、套近乎，很是令人恶心。有一个叫做赵锡明的男生，浙江湖州人，因为我的一个比较知己的同学和他同宿舍，又因为假期都是同乘一趟火车，也就算比较熟了。由于他成绩一般，又不是党团员，自然分配到“好单位”的几率是很小的。所以，“老田，老田”地套近乎。那种谄媚、假笑，连口水都要掉下来的怪相，将读书人的脸面都丢尽了。田景华就引导他在我平日里的说话中“回忆”出反动言论。他居然昧着良心将挨批判的彭德怀的“人民公社搞糟了、搞早了”，“大炼钢铁得不偿失，浪费资源”，“中央政策错了”的报章原话，不加修改搬到我的头上，说是我说的。这个男生因此立了功，毕业后分配到我国航空发动机设计和研究的领军单位，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二研究所（现沈阳航空发动机设计研究所），让人大跌眼镜。

由于并没有人来找过我“调查”，我对周围越来越浓的肃杀空气，并没有太在意，也想不到和我会有关系。直至一天下午，和李清亮同学（上海人，后分配到420成都航空发动机厂）在他宿舍门口遭遇。他看周围没有人，便偷着轻声告诉我，他才从系里来，看到放在系办公室桌子上的一份材料，有章效竹（北京人）的名字和说的话。接着说：“有没有你的名字，我没有看到，小心一点。”我立刻明白，他是在给我一个处境危险的提示信号，有人在背后整我的材料了。章效竹同学离校后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被单位造反派揪斗。在一次追捕中，从屋顶坠楼死亡。据说是自杀，又说是为躲避追捕，将自己悬挂在屋檐下，因体力不支坠亡。我更偏向于在纠缠中被人从屋顶推下死亡，那阵子类似楼顶坠亡的案例很多，都被冠以自杀。尽管我对章同学的“自杀”原因了解不详，但是我相信，他的母校北京航空学院在他的档案材料中添加的对他不利的文字材料，肯定是促成他文革中受到批斗、乃至死亡的重要原因。田景华这个痞子，罪责难逃！恶毒的东厂特务式“调查研究”阴谋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同学被分别找去个人谈话，要他们回忆、揭发、书写我在“三年困难时期的言论”，分析出其中的“反动言论”。对于毕业前夕充满人生幻想的青年学生来说，所要承担的精神压力是可想而知的。毕竟自己的命运——是给发配到大西北，大西南，还是能分到北京等大城市，都掌握痞子们的手中。也有几个因为自己也在被追查的学生急于解脱（如9334班的孙筑），胡乱移花接木，编造揭发材料、以图立功，除此以外，大多数同学都以（和我）接触不多，不太清楚给予了拒绝。例如童凯生[②]同学，当时他是班级团支部宣传委员，被田景华的团总支召集去开了多次会议，布置搜集、整理我平日的讲话，以杜撰出“反动言论”材料上报院党委向市委大学部申请“反动学生”配额。童凯生校友和我在1979年8月4日在北航校园偶遇，他讲出了当年实情，“是田景华逼着学生干的”，他在会上和田景华还当面顶了起来。他表示可以来北航为我洗去冤情作证。团支部组织委员何倩[③]同学，因和我同住一室，逼着要他带头搜集和揭发我日常的“反动言论”，招致何倩同学的不满，和团支书俞镇吵了起来（俞镇是传达田景华的意思）。回到宿舍，我不知是非，问他什么事气鼓鼓地，何倩同学不好泄露“党内机密”，只好用“胳膊拧不过大腿”一句叹息表达了他的不满。隐含地告诉了我身处的危机。1979年7月30日我拜访了当年的院党委委员兼团委书记吴葆甫先生。1961年干部下宿舍和学生“三同”时，他和我同住一个宿舍，关系相处得很好，此刻已是北航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了。他告诉我，因为我的关系，他也以“右倾”的罪名被学校狠狠地整了。他也说：“（当年）就是田景华要干的”。因此，从多个方面都可以得到佐证，对我下毒手，进行政治迫害的罪魁祸首，就是北京航空学院航空发动机系时任团总支书记兼九三大班年级辅导员、党支部书记的痞子田景华。

图穷匕见

1964年初，即将进入了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的最后学期。期末一天，接到系办公室通知，要我去一趟。进门后，来了一个素不相识、面目可憎的瘦猴。我绝不是要故意丑化这些人，在北航这类所谓的高门槛、军事性、保密性的院校内，其实混杂着不少獐头鼠目的宵小之徒。那个年代不像现在，提倡文明礼貌。文明礼貌被认作是封建主义的“温良恭俭让”，是资产阶级的“伪善假面具”。那个时代吃香的是“政治可靠”（服从），“靠拢组织”（要诬告），“六亲不认”（斗争）的痞子。在运动不断，打压知识的年代，掌握着师生员工生杀大权的尽是一些歪瓜烂枣样的小人。在学校里可谓泾渭分明，一眼可以看出谁是老老实实干教育的（共产党员也不在少数），谁是专门派来监视、整人的。搞导弹的和搞捣蛋的，都在一个院内呆着，捣蛋的管着搞导弹的。此人估计是系行政副主任、副书记（分管保密、保卫）之类的人，从眼神就可以看出。这类人看人时都带着怀疑和敌意，进门都不正眼看人，因为他们自知干的都是见不得人的事。他通知我，下学期大连空军16厂（5706厂）的毕业实习，我不适合去，由教研室另行安排。没有任何解释。我也没有多想到后果，因为我心中无愧。不去便不去，大不了毕业后离开航空这个行当，这些人我也看够了，咱不稀罕。

据后来去空军16厂毕业实习回来的同学讲，他们只是在车间跟着干活而已。我留在学校实习，教研室安排我协助教师的科研课题工作。课题是《旋转平板叶片的动态震动研究》。燃气轮机的叶片震动和疲劳裂纹问题，是航空燃气轮机研制过程中的重大课题。高速旋转状态下的叶片振动频率的测定（简称动频）和高阶（二阶，三阶）震动频率的测定，在当时尚是新的研究课题。承担该课题的教师，专门为我做了有关知识的补充讲授，然后由我动手按照教师的方案，落实测量装置的图纸设计。其中将粘贴在叶片上的电阻片引线上的电流，在高速旋转的状态下，平稳地引入应变电位仪（电桥），是设计中的关键。图纸由工厂加工后，和教师一道接通气源和粘贴电阻应变片（当时非接触式传感器还没有出现，这是相当先进的苏联进口的接触式传感器了），然后开机记录和整理计算，得出一组组频率曲线。有关叶片震动专题，我没有接触过，只知道叶片生产中要用音叉作固有频率的测量，以避免共振出现。动态频率、高阶震动，都是新的概念，教师稍作讲解，我也就知道了个大概，受益匪浅。我完成得也算不错，而且也学会了使用手摇计算机和它的计算原理。空余时间还帮助系资料室完成了不少俄文图纸的描图。我的制图能力很强，无论是手绘还是手描，都十分规范，也写练得一手好的仿宋体字，资料室的张竞老师十分高兴。过程中我也看到了很多没有看到过的飞机座舱设备的设计图纸，增长了知识，可谓因祸得福。教研室的教师是知道我被打压的处境的，给我毕业实习的打分照样是“优秀”，这在当时也是需要一些勇气的。

接下来的就是毕业设计了。我的指导教师黄泽梓先生（广东人）是系党总支委员，他的夫人马枚，是同一教研室的党支部书记，安排黄先生来做我的指导教师，显然是出自系党总支一种负有监视使命的刻意安排。但是黄先生是一个具有教师天职和良知的有责任感的人，在辅导我完成毕业设计过程中没有对我有丝毫的干扰。同一毕业设计小组三个人，同一课题，不同部件，其中一个是班级团支部书记，中共党员俞镇，显然也是有意的安排。不过俞镇同学也是一个老实人，没有特意和我过不去。根据我完成设计比较快的状况，黄先生唯独给我额外安排了一项科目，协助完成他的科研课题——《高温不均匀旋转轮盘的应力分布》（有中心孔，和无孔盘）的数学计算。事后我了解，全班也就我一个人接受了毕业设计课题以外的科目。这是一项涉及弹性力学的课题，热应力和机械力双重作用下的应力合成。需要对教师已经研究得出的复杂的偏微分方程来求解，绘出应力分布曲线。那时没有电子计算机，要采用数学中的有限差分法将不可解的微分方程进行离散化后逐点计算。有数千个数据，而且前面的数据的准确度，将会影响到后面的数据，因此，是一项十分繁冗和细致的工作。用计算尺显然不行，手摇计算机也速度太慢，黄先生居然让我使用系里唯一的一台电动计算机，让我大喜望外，暂时忘却了等待着挨宰的忧愁。毕业答辩很快通过，三位教师一致给了我“优秀”的打分。

1964年北京高校思想清理运动

1964年7月31日晚7时，按照当年的规矩，周恩来总理接见全体首都高校应届毕业生，作了讲话。彭真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身份参加。往年都安排在人民大会堂，那年因为人多，安排在了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市中等专业学校的应届毕业生也参加了会议。讲话结束后，周恩来绕场一周后先行离开。会议接着进行，由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做“思想清理”工作的动员报告，一场以学生为目标敌的斗争在北京市各高校正式爆发了。毛泽东主席文革期间针对工作组的行为有过一句名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这是他对中国自创办新学以来，北洋军阀、国民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总结。宋硕不幸应验了毛泽东的咒语，成了文革第一批牺牲品。他是北京大学聂元梓等在1966年5月25日贴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中首当其冲的罪人，曲死于1969年10月30日，年仅46岁。在撰写本文的时候，我查到了宋硕当年还兼着北京工业大学党委书记一职的资料。北京工业大学是一所北京市的地方院校，北京工业大学当年学生的素质和政治觉悟难道要高过部属院校？几年来竟没有清理出一个“反动学生”。是为了表示他自己领导英明呢，还是“虎毒不食子”的包庇呢？既然人也死了，姑且认为他也许对自己的学生尚存有一点舔犊之情吧。1964年是全国高校（1963年限于北京少数高校）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通过“思想清理”这种运动形式，来专门整学生，划定“反动学生”的一年。1965年以后，随着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文件公开发表，首次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面、集中性地通过“思想清理”运动来清理“反动学生”的做法也就结束。但各地、一些院校零星的“清理”还有发生。

按照北京市委大学部的统一部署，“清理思想”过程是学生首先学习文件，然后分组人人过关，检查、清理自己在大学5年期间的思想、言论、行为有何不符合革命理想和受到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和平演变”影响。重点又是在国家困难时期(三年饥荒时期)的表现，有“不满”的要提高到对“三面红旗”错误认识的政治高度接受批判。组长先行过关，依次为事先安排好的运动骨干，譬如毕业前打了入党报告，就等着领导考察他“火线”的表现了，好让这部分人“轻装上阵”斗敌顽。我被故意安排到了最后。肯定是说检查“不深刻”，不过也没有人对我的思想小结提具体意见，因为组内同学只知道我被特殊监控，却并不知道犯了啥罪。都是安排好了的一场戏，于是进入对敌斗争阶段，要我在全系毕业生大会作交代检查。我既没有干过些些犯法、违纪的事，也没有专门的讲话、文章或发言，表达过自己的政治观点或对某人某事的认识，有什么可坦白交代的。痞子田景华就说我是在“挤牙膏”，“态度极不老实”，和反右时的一套一模一样。后来学习中共历史，读老同志的回忆，知道就是延安整风一套。下来后党委书记周天行装模作样表演领导“谈话挽救”状（抢救运动的表演），其实就说了一句话，“听说你有个伯父是资本家？”，旁边马上有个人接上，“资方代理人”。此人我不认识，估计是周天行还是系办公室内跑腿的小厮，他去搞过“外调”，发现了这个“抓手”。周天行答说：“都一样”。我父亲是国营企业的中层干部，母亲是工人，他们抓不住。其实我有两个伯父，大伯父从小学徒，后到南方跟随孙中山，进黄埔军校二期，秘密加入中共，随北伐军打到南京，率队栖霞山一役受伤后在南方解甲归隐，后定居福建。二伯父也是学徒出身，后到同乡在上海开办的工厂工作。经过自学兼努力，居然做了账房先生，也就是财务会计。同乡（老闆）叫邓仲和[④]，是我国民族工业史上有名的民族实业家，创办了国货“英雄牌”绒线，享誉市场数十年。邓先生因为给在美的妻儿汇寄生活费用，1952年被控“私逃外汇”罪判监。工厂不能一日无主，伯父就被当局指定代行管理，委以副厂长职务。当时这是一种责任担当，否则工厂便要解散关门，工人失业。1956年“私改”，就莫名其妙成了“资方代理人”（文革后纠正）。1964年这帮子整人专家终于查到同我之间阶级斗争的根源了，可见这些人所谓的阶级斗争，是个什么GP理论。

数天后就是第二次年级大会，这次在黑板上用粉笔大字书写了“批判反动学生平乃彬”的标语。组织几个学生和教师发言批判。过来人都明白，用一派胡言带过就是了。会后，周天行二次接见，明明事先已经将申报材料上报市委大学部，得到了批复同意才可能在黑板上写上“反动学生”四个字，却还要假惺惺表示领导“仁至义尽”，“再次挽救”。进门也就说了句“今天你在会上谈到61年你父亲来看你时，你还流露出伤感，说明你的立场还是没有变”。那是1961年寒冬时节，全国大饥荒，大批百姓非正常死亡的时代。我也因为营养不良（前已述，助学金被张宝亭无理取消，生活极其艰难），得了肝炎和浮肿。校方为便于医疗监护，患者被集中到了底层朝南的宿舍居住。父亲从内蒙古经北京到浙江途中，来看了我。在他自己也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给了我50元钱和十来斤全国粮票。这种回忆当年父子情深的一幕，流露出的感情，被他诬陷是对“三年困难”（三年饥荒）流露出的仇恨，是什么“立场问题”。可见，在全中国百姓都在挨饿，大量死亡的时代，有这么些中共高干，他们享受着特权的粮油奶糖，猪羊牛禽，冬虫夏草，人参燕窝，住在专门拨巨款修建的秘密“行宫”、高干病房，美酒良宵，笙歌燕舞，1961年期间，由国家特供（不面向市场）的贵州茅台，创造了历史最高销量达到2000余吨。对百姓的死难毫无怜悯之心，还要用什么“立场问题”的大棒来扼杀人的感情，简直就是冷血动物。

自那天大会后，我就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从4层楼迁到了底层，单独关押。派两个同学24小时看管，吃饭有人送来。其中就有我的中学校友兼大学同学，后来成了洪学智将军乘龙快婿的刘东明同学。四十五年后在中学校友毕业50年聚会上重见，都是白发老人了。在他自己也经历了一段据说更大的苦难后，见面后首先为当年受委派看管我，限制我行动自由的行为表示了歉意。尽管是中学校友，又是大学同学，过去互相交往并不多。他并没有参与对我栽赃，但是在毕业前和一批同学一道“火线”入了党，毕业分配到了中央组织部，安排当了科技情报特务（中共中央调查局）。日后有了体悟，也是人性的回归。证实了坎坷和苦难是人生的财富。还有一位一直对我挺热情的女同学国绍雄（天津人，满族），是舞会上我的常客舞伴。我相信她是绝对不会相信我是什么“反动”之类的。在这个时刻，也走火入魔似地，变得慷慨激昂起来。她的声色俱佳的标准国语，被田景华挑选作为登台总结性批判我的学生代表。最为荒唐的是说我“从五七年就反动了”。因为田景华在我的1957年某天的日记中发现有“近期报上都是反右派的文章”一句记载。当天又有“连日阴雨不断，空虚得很”心情记载。于是拼凑成了“攻击反右派运动，批判（右派）文章内容空虚”。真能想象。1957年我17岁，还未成年，只要没有严重暴力犯罪行为，属于不承担刑事责任范围。田景华却给我加上了“五七年就反动”的定性。痞子们在害人时是无所顾忌的。反右时期的报纸在任何一所大学的图书馆都可以借阅来看，有哪一篇是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全是歪曲原意，谩骂上纲，言之无物的“姚（文元）体”垃圾。反之，当年编辑出版供众人批判的右派分子言论集，今天几乎成了为右派分子们评功摆好的历史见证了。说我1957年就反对反右派斗争，莫不是要故意抬高我，我是实在不敢当的。这个女同学也“火线”入党了，被分配到了位于北京市的中国航空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

1964年8月26日下午七时半，首都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第二次报告会在工人体育场举行，报告人彭真。中央领导人前后两次接见毕业生并讲话，是历届高校毕业生所没有享受过的特殊待遇。为此全国的学生都等待、延期了2个月后才离校，可见当年号称副总书记的彭真书记的炙手可热，权倾一时。讲话结束，他也模仿周恩来绕场一周，挥舞着领袖特色的手臂，意味着这场整学生的“思想清理”运动的收场。次日起，毕业生开始宣布分配去向，几天后大家带着仇恨的心情相互告别离去。

在北航工程科劳改（1964年9月2日至1965年1月3日）

我被扣发毕业证书，田景华告知我“延期毕业”。1964年9月2日，我和另一个同学赵冠芳，一道住到了学校工程科接受监督劳动。科长姓张，兼党支部书记，是一个已经两鬓斑白的长者，为人和善。我们两个被安排和工程科的两个干部同住一个集体宿舍，其中一个姓宋，是技术员兼党支部委员，显然负有直接对我们两个的监视任务，不过为人也算温和。另一个姓刘，是仓库保管员，和我们之间也无隔阂，他喜欢打乒乓球，因此经常召唤我和他对打。午休期间，工程科的王工程师偶尔来借宿休息。每月领取助学金19.5元。也不忘秘密安排了一个姓王的瓦工（中共党员），对我们暗中监视。这个姓王的工人，没有文化，才二级工，嘴巴又特臭，在工人中没有人缘。因为孩子多，老婆又是农村的，家境很差，每月要申请困难补助。而姓宋的工头（班长），是个六级工，也是党员，每次申请补助要过宋这一关，和他有点过不去，所以一天到晚骂骂咧咧地不快活。工人们倒是和我们亲近，和他疏远。我看他连孩子上学的文具都买不起，很可怜，买了些文具给他送去。他也没有说要和我划清界限，收下了。安排这样一个没有文化，“苦大仇深”（？）的工人，让我们接受他的监督改造，不明摆着是颠倒进步和落后，反社会发展规律吗？想起那些大人物大言不惭地跟我们说什么“社会发展规律”，“顺应历史发展而动”，不仅令人哑然失笑。1964年国庆前，我正在学校暖气沟工地干活，自称北航保卫处的一个50岁左右，长得像个农民似的姓田的特务，对我来做例行的警告。我怀疑他可能是北京市公安局的特务，公安局文保处——现在改称“国保”——的特工，佩有多个学校的校徽，经常冒充学校工作人员，自由进出各个学校，监视有独立思想的师生。将学生当敌人，这还是学校吗？即使在军阀时代，大学独立，军警也是不能够进入学校抓捕、威胁师生的。那时刻，《桃李劫》（1934年）这部电影的场景频频出现在我的大脑中，主人公陶建平在监狱回想着毕业时刻齐声高唱的《毕业歌》（田汉词，聂耳曲），我初中毕业时就唱，“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时间过去了30年，待到1964年我大学毕业时，同学们连满怀豪情高亢《毕业歌》的可能也没有。彼此必须在交代罪行、揭发同学，挖出“反动学生”，摆正良心还是昧着良心之间做出抉择和争斗。不等学生们进入社会，学校就将他们送入监狱。

南口模式能否走向中国和世界

1965年1月4日，学校有人来向我宣布劳动考察两年处分，随即被递解到北京市国营南口农场二分场——北京市委大学部劳动生产处精心选定的高校师生劳改营。同行的有赵冠芳同学。解差是袁三宝（北航9334班学生，留校任学生工作干部）。我从此开始了四年多的南口生活。听说我们离开学校后，在系公告栏中贴出了对我的处分决定。但是这个决定和我本人没有见过面，至今也不知道写了什么，更没有要我们签字表态，可见当时中国政治气候无法无天的程度。北京四郊有好多个劳改农场，为何还要再添一个专门收容高校师生的劳改基地？在时任高教局长魏明和北京市委大学部劳动生产处长姜云第一次来农场的讲话中可以透露出一些背景。这是北京市委大学部的直属劳改基地，和一般劳改农场属于公安局（劳改局）是不同的，也就是北京市委不需要报送北京市公安局（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核，就可以直接将师生送去劳教、劳改，这显然和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法小组组长（相当政法委书记）的地位有关。北京市委大学部和高教局经过调查后从中选定了南口农场二分场，作为一个实验性的基地，摸出经验，本是准备长期维持下去的。魏明那天说：“怎么样，我们选的地方还不错吧，像花园一样”。选择从学生开始实验，那是“掐软柿子”，可以减少社会影响。因为从理论上说，学生不是阶级，而是身份，既然有反动学生，就有反动工人，反动农民，反动商人，反动干部，反动军人，反动警察，……。怎么彭真偏偏要从学生下毒手呢？我们看到，以后的“五七干校”，就是按照“南口模式”来建的——不需要报公安局批准，各单位的中共党委就有权力将自己内部职工递解去劳改，而且想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没有“改造好”的标准。这类场所的管理模式统一，男女分开，家属分开，人员住集体宿舍，白天参加体力劳动，晚上学习、批判、批斗、甚至拷打。这个模式也输出到了国外，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后在全国修建的“劳动营”，基本也和这差不多，完全就是从中国拷贝去的。所以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前的高校清理“反动学生”事件，尽管“鲜为人知”（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王学泰语），但是他是错误的阶级斗争理论走到极端后整个社会“监狱化”的一个畸胎。它的示范效应是极其恶劣的。应该永远地被记入历史史册。南口农场二分场的高校劳改营旧址，也应该作为历史的见证长久保留下去，以醒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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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田景华，北航1961年留校的调干生，时任发动机系团总支书记，1964年毕业班辅导员，

[②] 童凯生，四川人。毕业后分配至沈阳飞机制造厂（101厂），1976年后调来北京八机局（航天部前身）任设计工程师。1984年调国家民航总局适航司和计划司，任高级工程师、处长，1981年调中国科学院工程物理所任助理研究员，1993年3月调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任总经济师、执行董事，同时担任广西航空公司董事长

[③] 何倩，北京人。后任西安航空发动机公司（430厂）副总工程师。在得知我的下落后，于1990年12月27日何倩同学和另两位同学，西安航空发动机公司总工程师区颖敏和副总经理周国峰，并转达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的意见，共同来信邀请我去西安430厂工作，“为国家的航空事业再作十年贡献”。令我十分感动。

[④] 邓仲和(1904～1983年)，江苏江阴人，曾求学于上海法政学院。民国19年(1930年)起，从事工商业。他的寓所和他所创办的安乐棉毛纺织染厂、安乐人造丝厂(后改名上海第四化学纤维厂)均处于境内。民国25年，邓为了发展民族绒线工业，创办安乐棉毛纺织染厂，向英商信昌洋行购置精纺锭600枚，聘请纺染行家进行试纺。民国26年生产出高档绒线，命名为“英雄牌”。30年代，该产品广告一再印有“请用国货”字样，提醒和鼓励同胞爱国。（摘自《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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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自有真情，公道自在人心

北航1964年的毕业生“思想清理”是由“党委书记”周天行[①]（广东开平人）负责的。时任党委第一书记王恒[②]（浙江衢州人），是空军来的。在《北航维基》的网页上，有关周天行的介绍是：党委书记（1954.11-1956.08），党委第二书记（1979.08-1980.07）。有关王恒的介绍是：党委第一书记（1960.07-1962.12），党委书记（1962.12-1966.06）。其中有个蹊跷，周天行在1956年12月离开北航到陕西阎良筹建飞行研究院并任院长后，1961年底又回到北京。他在1962年重返北航后一直没有职务，其中除了文革期间被打倒外，直至1979年8月方才担任北航党委第二书记。党委书记是王恒。但是王恒在1962年12月有一个“党委第一书记”到“党委书记”的变化。有人因此以为周天行在文革前是“党委副书记”，其实这是不正确的。1962年周天行回到北航后，和我们“三同”的院党委委员兼院团委书记的吴葆甫先生亲口告诉过我，正因为周天行的行政级别并不比王低，只是因为此刻王恒已经是第一书记了，周的职位就很难安排。最后王恒书记前面去掉“第一”两字，周就含糊地称呼书记。一时形成两个书记并存的状态，大家都称“书记”，不分伯仲，周的面子也就好看些了。但是，王恒是有任命的书记，周天行是照顾面子，并无任命（任命必然要排名次），是个“野鸡”书记。因此，由他来主持1964年北航的毕业生“思想清理”工作，以党委领导的身份来和我谈话、接触，有假冒党的领导身份的嫌疑，至少是名不正，言不顺的。

根据规律，这种一山二虎的现状必然引发内斗。出现“面和心不和”的状态也是可以理解的。从周天行的履历来看，他是属于刘少奇、彭真、刘仁等那条线的“白区工作”出身的知识干部。长期在敌占区广东中江地区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一直在广东地方做党的工作。从延安整风运动和列次政治运动中可以看出，这部分人擅长思想控制和思想斗争，有所谓“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更为凶残”的公认说法。所以日后他在“思想清理”中，对“秘密排队”、“扎根串连”，“背对背写揭发”等一套秘密整人手段可谓应用老道。文革期间，他在北航受的罪最大、挨的斗最多，“结合”的也最晚，可以想见他在师生中结怨甚多。王恒书记的履历那就是一个纯粹的军旅生涯，属于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徐向前等军人体系的。从延安整风运动和日后的列次政治运动中也可以看出，这部分人坦率、正直，对层出不穷、巧立名目的整自己人的做法和手段是十分厌恶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典型的所谓“二月逆流”，就是一次特出的表现。

根据文化大革命初始阶段北航群众大字报上透露的信息说，校党委书记王恒有“包庇反动学生的错误”。此话何从说起？我既无感受，也无法查证。可以肯定决不会是出自学生之口，而是来自学校干部层。联系到党委委员、院团委书记吴葆甫，在我的问题上事后也被批判为“右倾”，挨了党内重整。基本可以肯定，以周天行为首，利用、并积极唆使田景华对我的诬陷和栽赃，尤其是将一个“成绩列年排名第一的学生”打成反动学生所制造出的轰动效应，不仅有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目的，也有乘机打击王恒书记等一批领导干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白专道路”的“一石二鸟”作用。周天行的“野鸡书记”地位可以取王恒“正统书记”而代之，田景华系团总书记的地位要躍升，也只有觊觎院团委书记而代之一途。因为在周天行看来，他是北航创建时的元老，第一任党委书记，他才应该是北航的“正统”。他从陕西回到北航，还应该是第一书记。结果没有明确他的党委书记地位，就是因为王恒已经是第一书记的原因。王恒必然成了他“正名”的绊脚石。在1964年批判我的大会的最后发言、讲话的是王恒书记。他没有国人的“好打落水狗”，而是肯定了我在北航五年的学习，“全是5分，是个聪明的孩子”，还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如“才23岁，还年轻嘛”，“日后前途还是光明的”。我当时并不在意，以为和周两人只是红、白两面而已。文革开始后，这两个书记的分歧就表面化了。周天行在执行刘少奇、北京市委（李雪峰为书记）派出工作组，镇压学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十分卖力，很多学生受到打击迫害。以《北航红旗》为主力的“造反派”得到了中央文革支持后，周天行的苦难也就到来了。周天行是北航受到批斗和苦难最重的一个领导干部。1968年军工宣队进驻学校，实现了“三结合”，成立了革委会。我1969年1月25日从南口农场被接回学校，恢复了自由，参加“斗批改”活动时，他还没有“解放”。工宣队还找我要材料，写揭发周天行迫害学生的材料（我婉拒）。其中原因可能周天行这个人平时“僚气”很大，不讨人喜欢有关。他稍带肥胖的白净脸皮上从不带笑容，看人的眼神中总有一股阴气。可能是长期地下工作养成的对陌生人不信任的习惯。当时，王恒书记已经被结合到北航革委会，担任副主任（主任谭爱晶）。除了多数“红旗”师生不同意以外，王恒书记等老干部也不赞成“解放”周天行。当然，1970年后，王恒被调“西北工业大学”当书记，周天行日后还是被结合进革委会。1970年初全国开展清查5·16（反革命集团）分子运动，各地对来自北京等大城市分配来的“五届生”（1966-1970）都作为重点清查对象。据很多当年 “北航红旗”的学生讲，北航党委某些人把许多真真假假的所谓“5·16”罪行材料向全国各地大量寄发，致使分配到全国各地的大批北航学生一个个被打成“5·16”分子和“三种人”。有的被关了很久，整得神经失常；有的被整得家破人亡；有的一辈子不得翻身，付出了终生的代价。尽管没有证据证明这和周天行有关，但是和《北航红旗》结仇最深的、又能在党委说上话的，也就周天行莫属了。1992年4月周天行去世。他的一生就是先搞学生运动，然后就是搞运动整学生，被学生整，再整学生。类似周天行那样的，解放前搞学生运动出身，解放后又被安排到学校整学生的“知识分子”干部很多，实在是中国教育的悲剧。1979年7月25日，我回到母校北京航空学院，住在学校招待所，等待复查、落实政策。真是不是冤家不碰头，恰巧在院内的道上和正在散步的他对遇。此刻他已经复职，担任党委第二书记。我上前喊了他一声“周书记”。他认出了我，露出十分尴尬的神色，停下脚步，竟然说不出话来。或许是担心我找他算账，在旁扶着他散步的夫人（罗文）急忙出来圆场，“老周身体不好，你的问题老周已经交代给负责部门了，你可以直接去找他们。”果然，我的问题很快有了复查结论。行前，我到他住的小院去向他辞行，他也只简单寒暄几句，倒是他的夫人说了一些好话。看来他在身受了这次灾难后，认识上不能说没有长进。凭着几句不实之词，毁灭了我的前程和人生，历时15年，也有了一个了结。但是另一方面，我从北航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中知道，他在落实政策这项工作中，并不是十分积极的。这也不奇怪，他清楚自己17年来干了些什么。要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加害人和受益者来给被害人落实政策，本来就是一件十分可笑的事情。在我得知王恒书记被人指控有“包庇”我的“错误”后，我才知道他和周天行在我的问题处理上很可能是存有意见分歧的，但是在那个“左”的年代，很难有获胜的可能。1969年我回到北航后，曾去王恒书记家看望他。此刻他是北航革委会副主任，和周天行最为明显的区别就是军人本分，十分坦率、平易近人，和我谈话也没有隔阂。因为他有比较重的心脏病，文革期间他的用药不能得到保障，我从上海通过亲友给他寄去了一部分。他日后给我来过两封信，寄来了药费，信中也还多为鼓励的话。日后从丁玲等的回忆录中，都谈到了在农村她反而受到农民的保护和尊重的境遇，倒是从另一方面可以得出“知识越多越反动（整人越狠）”的结论。多年来的思想运动、斗争整人，整得死去活来的都是那些所谓的“文化人”。刘少奇、彭真、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等，就是他们的突出代表。“拨乱反正”后，又重操旧业的也不在少数。利益相关，是中国社会难以做到不折腾的根本原因。和他们谈良心发现，那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1980年周天行终于离开北航去了老家广东，他再也没有得到“第一书记”的头衔。田景华因为在北航臭名昭著，难有立身之地。此刻又投靠到广东周天行的门下，下海发了财。北航广东校友会成立，周天行担任了名誉会长，也没有忘记拉上当年这位伙伴田景华，让他担任了副会长。好在广东的校友并不清楚这位喜欢让女生宽衣解带的西门庆校友的光辉劣迹，在此我提醒诸位，小心了。

除了北航党委内部有人至少对周天行的行为存有疑问以外，对田景华的恶行就不用说了，至少在系里的教师中是没有一个人认同的。国内著名工程热物理专家、航空发动机系教授崔济亚[③]先生，在我五年级期间曾两次邀我到他住处，同我约定毕业前报考他的研究生，此刻国内重建研究生制度不久。他从系里了解到我各科成绩俱佳，每次考试“交头卷”（以后我了解到崔先生在扬州中学期间就每次考试“交头卷”，他也特别重视“交头卷”的人，因为同样的成绩，反映的掌握知识熟练程度不同。），且排名第一，学通2门外语，尤其是英语（年级中有大学英语选修成绩的就我1人）。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在我受到整肃以后，崔先生此情不改。相隔15年后，仍责怪我为什么不在恢复研究生招考后没有报考他的研究生。以后他又和西安航空发动机公司的领导谈妥，数次来信要我回到航空业界去。西安的校友也发来了邀请信，要我“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再拼斗最后的十年”。由于考虑家庭等一些因素的牵累，我没有能够按照他的希望去做，我为此终身感到有愧。这就是一个老科学家一生对青年的关切

我在前面讲了系里的专业教师，即使已经清楚学校开始对我的“整肃”行为后，包括负有秘密监视我使命的教师在内，依然给我的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成绩给了优秀的等第。这在当时，实在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有正义感的同学，如童凯生、何倩两位当时的团支部委员，不仅当时就不满于田景华的压迫，拒绝了对我的栽赃陷害，多年后又表示要站出来作证，为我洗去冤情。有同学冒险秘密给我通风报信，告知我背后有人在整我，要我小心。这在运动中是众所周知的大禁忌。只要上面要搞某人，众人就必须“划清界限”，唯恐躲之不及，否则就有可能也搭了进去。这是十七年的规矩，就是亲人、夫妻也不能避免。可见在赤色恐怖之下，也还留有一片人间真情。

还有一件感人的事。在一场全系师生参加的批判会后，我在步行回宿舍的路上，我国航空发动机可靠性工程的主要创建人，时任北航发动机结构强度实验室主任的宋兆泓先生，有意识地从后面紧挨着我步行超越，乘监视我的同学不注意，轻声和我说了句“怎么样？要坚持住”。宋先生是1950年入学的大学生，1955年成为中共党员，没有教过我的课，和我也无交往。他在暗中关心着我，让我心灵感到震动。一个教师，居然要在校园里，像做特务似地，偷着给自己的学生，递上一句温馨的话语。可见这个所谓的大学，和监狱也差别不大了。宋先生文革后也担任了好几届学生的班导师，深受学生爱戴。在他患糖尿病期间，直到2007年去世，牵动了多少学子之心（参见北航网站）。1979年9月我在北航等待落实政策期间，专门上宋先生家中去拜访他，他不在家。第二天他便到招待所来看我，谈及当年，我感谢老师的赠言，他语重心长，表示这是一个教师应有的关爱。

痞子们为什么可以在高等院校中横行霸道，畅通无阻，成了大学师生的主宰？这就涉及到一个当今引发人们重新思考的重大问题。我们的大学，究竟应该是“教授治校”，“教育家办学”，还是“衙门式管理”，“无知者的乐园”。今天一以贯之的所谓的“加强管理”，“评估验收”，无非是强化高校行政力量，将高校办成一个驯化场所、专政机器而已。颇有滑稽性的是，居然又煞有介事地要讨论“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级人物”，并大言不惭地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一个既害怕自由思想，又打击独立精神的学校教育体制，能够出什么大师级人物来。佛家有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成佛并不难，放下屠刀，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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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天行（1920-1992）：又名周炳光，广东省开平县人。1920年出生于华侨家庭。1937 年7月在广州市一中加人中国共产党。 1938年8月，任开平区工委委员。1939 年任开平县委书记，1940 年任恩平县委书记，1941年初，任中区特委宣传部长。1943年9月任中区副特派员。中共广东中区地委宣布成立，任地委委员，1948 年，任粤中区党委委员、地委书记。解放初期，任江会地区军管会主任、江会区工委书记、建国后，出任新会县第一任县长。粤中地委成员。1950年4月，调回粤中地委，任粤中土改委员会副主任，并先后兼任鹤山、阳江、开平县委第一书记。1952年，任湛江市委副书记、市委第二书记。1954年9月，任北京航空学院党委副书记。1956年6月，筹建飞行研究院并任院长（西安阎良）。1959年7月，任飞行研究院党委书记。1961 年底调回北京工作，1962 年任北京航空学院党委副书记，“文革”后任第二书记。1980年末，调回广东任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科技干部局局长，1983年离休，但仍任该委员会顾问、兼广东省人才研究会理事长，1984年任广东省政协常委。1992 年逝世。

[②]    王恒（1915-1998）：浙江衢县人。1936年5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6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文化娱乐科科长，115师教导大队政治处俱乐部主任，延安抗大学员队政治指导员，宣传股长，延安总政宣传队队长兼支部书记，新四军4支队教导大队教导员，新四军江北政治部宣传科科长，3师22团政治处主任，营团干部整风队政委兼队长，吉江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黑河地区行署文教处处长，东北2纵队后勤部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53军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长，129师政委，中南军区部队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兼第1副院长，空19师政委，空军第6航空学校政委，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西北工业大学校长兼党委副书记。1982年离休（副部长级）。1998年11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摘自《人民日报》1998-12-09

[③]崔济亚：教授。江苏淮阴人。１９４１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机械工程系。１９４６年入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科学技术学院学习，１９５０年获该校工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云南大学副教授、教授，北京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教授。长期从事航空发动机原理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五六十年代先后主持建立了传热学、涡轮特性、平面叶栅等多种试验台。主编有《航空叶片机原理》，译有《活塞式发动机原理》、《喷气发动机原理》等。早在五、六十年代就指导研究生3人，均是教授级。1981年国务院审批为第一批博士生导师，迄今指导出博士18人，2000年获博士生培养桃李奖状、奖金，曾任校内外博士学位答辩委员70余次，兼主席30余次。曾兼中国航空学会、工程热物理学会专业委员多年。1990年国家教委授予“四十年成绩显著荣誉证书”；1991年国务院授予“高等教育突出贡献特殊津贴证书”；1992年航空航天工业部授予“突出贡献专家荣誉证书”——摘自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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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79年7月26日，我到了北京，住进了北京航空学院的招待所，等待北航的说法。29日在老同学家和中联部长吴学谦先生的夫人毕玲女士共进晚餐。吴夫人快言快语，曾任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手上应该处理过王学泰、张鹤慈的案子。此刻她爱憎分明，观点明晰，让我肃然起敬。有一种中共从此将会走出泥淖的冲动感。她的儿子，便是64期间出了大事的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的负责人吴晓镛。从她那里知道了王学泰还在北京，住菜市口老家。此刻原北京大学的学生羿蜀华先期来到北京，于是有了协同一起促进“反动学生”问题从根子上解决的想法。

8月1日和王学泰在北京火车站（现在的北京东站）送走了原北京林学院的学生吴道永，第二天又在天坛公园见面，详细了解了各人离开南口后的遭遇和经历，分析了三中全会后的政治形势。在来北京前，我曾有过一封信件寄给《中国青年报》，请他们关注文革前清理“反动学生”事件。当时的《中国青年报》在胡耀邦和团中央的长期影响下，很有亲和力，堪称思想解放的楷模。8月9日我来到了位于东直门附近海运仓胡同的《中国青年报社》，接待我的是程育智女士[1]，她直言反动学生事件应该解决，要我写一份材料给她，通过《内参》途径发，更有效。几天后，我将写好的材料寄了去。在结束文革残酷斗争日子后听到这样一位有着慈母般心灵的女性的一缕话，如沫春风，沁人心脾。8月18日上午，和原北京电力学院学生杨成林、羿蜀华在王学泰家相聚，一起去了台基厂北京市委大学部（已经更名为教育工作部），门卫不让进。午后去位于先农坛体育场内的北京市体育运动委员会找到了原北京市高教局长魏明先生，此刻他已改任北京市体委主任。魏明很主动，明确表示四点：此事（反动学生）应不再存在；工龄应该算；我们来晚了，应该早来。并要我们写一份材料由他向蒋南翔反映解决。他专门问了尚育森在哪里，尚育森的致中共中央信件事件诱发了全国1963年的清理“反动学生”事件。魏明每次到南口，简单作个报告后，都要问声：“尚育森，你有什么看法？”。这次他明白说了：“尚育森这人了不起”，“有远见”。他请我们搭他的上海牌轿车到天安门下车，我们接着去了位于六部口附近的北京市高教局，主持工作的庞文弟副局长出差，由办公室冯同志接待。他们只是管理北京市属高校，其实管不了全国性的大事和部属院校。出来后确定由我起草材料。8月20日我将草稿送王学泰修改、誊清，8月21日下午按照和魏明的约定，有我和王学泰去先农坛体委，面交给了魏明。9月1日我去到先农坛，魏明告知材料已经送给蒋（南翔）部长。蒋南翔说了，应该解决，他当先就不同意（清理反动学生），是陆定一提出的，现在陆定一也已经后悔。并告诉“你们可以去见见蒋部长”。于是出来后集合羿蜀华，又去王学泰处，恰逢原北京大学的曹天予同学在，四人一道去了西单大木仓胡同教育部。蒋南翔部长的秘书张鸿治[2]接待了我们。张在文革中也受到极重迫害，才从干校回来，非常同情我们的遭遇。告知将有他从蒋南翔处要来材料，定出意见后，再送蒋部长批示；同时，由他向学生司联系，要学生司向各学校打招呼，不要等文件，先抓紧解决。9月13日，我和王学泰、曹天予三人去教育部学生司，司长张均时将我们引导给学籍管理处张德庭处长。他和另一任姓的工作人员才从安徽回来，看了被弃之在安徽的上海“反动学生”没有人管，没有生活来源，流离失所、衣衫褴褛的惨象。说了“当前最为紧迫的是将他们先救出来”，“先救人”。他们（学生司）已经将处理的办法报送教育部党组讨论，总的讲，支持这个（反动学生）问题要解决，教育部上下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而快速解决的办法就是按照中央现有文件的精神，主要是关于“右派改正”的文件，由部里发文来处理“反动学生”问题。如果直接否定原中央有关处理反动学生的文件[3]，则超出教育部的权限，要报中央书记处讨论了，而时间并不允许。我们完全能理解教育部工作人员的良苦用心。这就有了1980年1月教育部党组连同中组部下发的，《中共教育部党组文件（80）教党字090号》文件，签发人：张承先[4]。标志着“新中国”的一段“反动学生”的历史的结束。

1979年9月4日那天，我和王学泰，曹天予，羿蜀华，樊渝杰等5人相约，重返南口，这是自从1969年1月离开南口农场后第一次回到南口农场二分场。十年过去，原先的宿舍，改成了家属院，门前建起了厨房。农场的基本面貌和人员没有大的变动。经过多年的努力，62人中的33人已经取得了联系，已知过世的5人[5]，生死不明的1人[6]。海外定居的2人，担任副省级领导职务的1人，绝大多数都成了科学、文学、艺术创作、教学、工农业生产等方面的骨干。2007年4月8日，2010年4月28日，部分难友相约两次重访南口农场。当年风华正茂的年纪，被囚在这里遭受蹂躏和压迫，现在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尚育森已经辞世，他是“新中国”第一个“反动学生”。大家为他和已经作古的难友默哀。旧址犹在，只是人去屋空。这里已经留下了我们永久的痛。
南口北京高校劳改营和遍布全国的劳教场所相比，或许规模最小，管理也不是最为残酷的一个，但是它是第一个国内游离于公安部门以外的、由一个教育机构自行设立的劳教场所。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的职能是教育学生，没有给予学生“劳动考察”或“劳动教养”处分的权力，更没有私设劳教场所的权力。中共各级组织连对他自己的党员都没有处于“劳动考察”或“劳动教养”的权力，何况直接将手伸向高校的学生。因此，这是属于严重侵犯人权的违法行为。南口北京高校劳改营是首开“全面专政”理论指导下，“全民、全党办劳教”的实践和尝试，这种“南口模式”的劳教模式，直接在日后遍布全国各行各业的“五七干校”中得到了应用和推广，并且输出到了国外，例如红色高棉和老挝的“劳动营”。这才是南口北京高校劳改营不容忽视的、值得记入史册供后人研究的重要意义。我们等待着可以在这里树起一块“南口北京高校劳改营旧址（1965·1——1969·1）”纪念碑日子的到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学校，尤其是大学，自然要将学生的思想教育放在首位，但这不是什么“政治挂帅”。所谓“政治挂帅”的后果就是大学行政化，是党化教育。必然扼杀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培养奴才或驯服工具。南口高校劳改营是大学办监狱的一个实例。因为学生犯了错，就要创造出“反动学生”，那么是否因为有官员、警察或其他人员犯了错，也要生出一个“反动官员”，“反动警察”，“反动……”的身份来呢？其结果岂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全党全民、各行各业都要来办监狱或劳教所了。更为值得深思的是，这个尝试，居然是从公认为社会文明的火车头，又是首善之地的北京的大学开始的，一个本应是最为自由的场所内，披着教育外衣的管理者，给自己的学生栽赃，干着扼杀、施暴自己学生的最为丑恶的事情。是我们无论如何再也不希望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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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程育智：《中国青年报》高级编辑，《中华老年报》创办者之一，主编“老年与社会”、“心身健康”等专版；曾受聘《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众热线》指导；曾在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中央电视台夕阳红节目，做心理辅导嘉宾；北师大心理学院心理学研究生——来自百度。

[2] 张鸿治：原教育部办公厅保密办主任，2009年2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3] 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处理意见通知》（63年496号文件）

[4] 张承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部长、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华北行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任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兼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因抵制极“左”路线受到迫害。粉碎“四人帮”后，历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党组成员，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书记等职。

[5] 李法文，李明昌，尚育森，杨成林，伉铁保

[6] 贾玉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