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式：文革时北京市两大派斗争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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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此文已在电子杂志《记忆》发表。此为原文，《记忆》发表时个别地方做了调整。

前言

      1967年初至1968年8月前，北京市的文革中产生了两大派，即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天派”、“地派”。关于“天派”、“地派”的分歧点，有多种说法，例如思潮说、对谢富治的态度说、造反和保守说，我认为这些说法都不确切。两派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起初可以追溯到北大和某些单位为一方，同师大联合的一些单位为另一方，在高教部发生一场冲突，逐步演变成两大派。在1967年6月以前，两派被称为“北大派”和“师大派”。1967年5月以前，清华蒯大富和北航韩爱晶，没有参加“北大派”，在民族宫“4.8”事件时，他们还偏向地质学院。后来由于吴传启等人支持清华“4.14”，在反对吴传启时，清华蒯大富和北航韩爱晶进入到北大阵线，和北大等单位一起对吴传启作战。可以说对待吴传启的态度是两派的分水岭。

     两派都打着“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旗号，都认为自己是革命派，是保卫毛主席的。在反“二月逆流”之后，北大等单位被扣上“二月逆流派”的帽子；在北大开始反潘梓年、吴传启后，北大又被扣上“分裂中央文革”，“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支持全国老保”等等帽子。“北大派”的核心是聂元梓，“师大派”的核心表面是谭厚兰，背后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以下简称学部）的吴传启等人。文革前，关锋、吴传启、林聿时以“撒仁兴”（三人行的谐音）的笔名发表文章，他们的关系密切而久远，关锋和林杰是《红旗》杂志的同事，关系密切。林杰是军人，喜欢读书，后入师大历史系，最后进入《红旗》杂志。谭厚兰作为调干生1961年保送入师大政教系，毕业后分配到《红旗》杂志工作，文革开始时，谭厚兰在师大进修，从而参加师大的文革。卢正义和吴传启同住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早就相识。这些人结成一伙，在文革中协同配合，成为北京文革中最大最有力量的派系。他们抢档案、保叛徒，其图谋非常可疑，在反击“二月逆流”时气势汹汹，为许多人侧目。他们的一些倒行逆施，遭到北大等力量的抵制，促成“北大派”的形成。

    在北大，聂元梓的反对派中的许多人，包括他们的一些领导人，在反潘梓年、吴传启的斗争中曾和我们一起战斗。后来由于对形势的看法不同，或对聂元梓的一些做法有意见，成为反聂派，对他们在这一段的作用应给以积极的评价。1967年9月，我和北大井冈山的负责人侯汉青，在路上相遇时攀谈起来，他说：“我们保王关是保错了。”这是北大人的胸怀和科学态度。而30年后的《北京大学纪事》的编者，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对当年北大革命师生反潘梓年、吴传启的行动只字不提；1967年4月13日北大发生炮打谢富治的事也没有了踪影；更有甚者，把对立派做的事却说成是聂元梓、孙蓬一干的。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自称有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北大，竟然这样不尊重历史，真是太可悲了。

    1966年12月中旬，我得到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出版的一份动态报（油印），已经到了20几期。我也想出这样的小报，把校外的情况介绍给同学们。这时在五院二楼召开一个串联会，对新近返校的同学介绍校内的情况。我在会上说：“有一项具体工作，谁想干会后留下来商量”。会后留下的人中，有4人愿意和我一起办小报，他们都是物理系的，其中有陈伯钧的女儿和黄克诚的女儿，她们当时属于黑帮子女。我想，我们只是一个民间组织，谁想参加都可以。当时动态报没有得到校文革任命，新北大公社也还没有成立，我们以“新北大捍卫毛泽东路线联络站”的名义，出版动态报。前几期就是翻印清华大学的动态报，后来逐渐加入自己的内容，以后就完全自己编辑了。消息的来源有：（1）红代会动态报交换站；（2）动态员和各单位联系得到的（包括观点不同的单位），；（3）主动搜集的首长讲话；（4）有人到动态报反映情况。动态报人员的扩大，都是互相介绍或毛遂自荐来的，大家的基本出发点都是想干一些事，不愿意闲待着。动态报内分成三个小组：编辑室、外联组、发行组。编辑室由物理系职工施××负责。动态报诞生初期赶上夺权斗争，每天晚上外联组的人回来以后，把他们认为有必要在动态报发表的事情对编辑组交待以后，大伙围在一起对形势进行讨论，对各种现象综合、提炼和升华，对吴传启一伙的行径有了初步的认识。

    1967年2月15日新北大公社成立，之前有一个官方的动态组——动态二组（30多人），由蒋明负责，人员都是由各系抽调上来的。我们的动态报称为动态一组（20多人）。当时两个组的分工是：动态一组的任务是一般性联络和出版动态报，动态二组是搞情报和重点调查，不出动态报。由于某些原因，动态二组的工作进展不大。新北大公社成立之后，总部将两个组进行合并，仍由我负责。我们的动态报自然地由民办变成了官办，从2月20日第61期起以“新北大动态报编辑部”名义出版动态报。在两个组合并之后，公社总部让我把两位“黑帮”子女辞退了。

    1967年陈伯达的“6.5讲话”以后，北大校内开始了大动荡，动态报也产生了分裂。编辑组负责人施××带领了近一半的人组成了“红暴队”（除他以外都是动态二组的），宣布造反，并占领了动态报办公地。动态报的全部档案，包括我个人保留的动态报、内部参考、工作笔记本等全部落入到红暴队之手。不久前，一位同学将他保有的一份动态报给了我，虽然不全，但很珍贵，成为我写回忆文章的重要参考。

    动态报编辑室的刘××和黄××两同学，另外联系一些人组建了“火车头”战斗队，“火车头”负责出版首长讲话。其余的人（约15人）继续工作，称动态组，办公室由25楼搬到44楼的一楼。动态组曾以“愚公”的名义发表一些文章，所以动态组又称“愚公战斗队”。

   党中央号召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而公平、公正的基础就是要尊重事实。我写此文，就是要告诉人们我所知道的一些历史真相。为了反映历史的原貌，当时的文件尽量不修改。当然，我个人的看法和掌握的材料可能会有不当或遗漏之处，欢迎有识之士的批评指正。

一、1966年北京文化大革命情况简述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引起极大的轰动，北大成为当时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中心。许多院校也发生了给校党委贴大字报的现象，给党委贴大字报的学生被看作反革命。上级部门派出工作组进驻学校，工作组按反右运动的模式来领导运动，导致一些学校发生反工作组情况。中央文革小组先后在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发表讲话，说工作组犯了路线错误。北京掀起赶工作组的浪潮，各校的群众组织分成反工作组和保工作组两大派。中学出现“红卫兵”，也就是老红卫兵。老红卫兵兴起之初，在抓流氓、小偷，维护交通秩序等方面起了一些好的作用。后来在宣扬血统论、破四旧、抄家等方面干了许多坏事。老红卫兵的一部分人变成“联动”（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毛主席接见百万革命群众，我参加了这一次大会，位置在金水桥旁。这是我看到毛主席最近的一次。当毛主席回里面休息，刘少奇走到城楼的一侧时（此时刘少奇的地位变到第7位），下面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喊：“刘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这一幕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由于在8.18毛主席戴上“红卫兵”的袖标，许多高校群众随后便自发成立红卫兵。群众按观点组合，反工作组和保工作组都可以成立红卫兵。在全市范围内，又筹建红卫兵司令部。以师大井冈山为主体成立了“一司”，成员中反工作组和保工作组的都有，谭厚兰做了司令。北大参加“一司”的是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二司”大部分为保工作组的组织，后来北航红旗造了“二司”司令部的反，韩爱晶成为“二司”领导。北大参加“二司”的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三司”以地质学院东方红为主，参加的都是反工作组的。“三司”筹建时，朱成昭派周永章代表地质东方红主持工作，“三司”的第一任司令是周永章，后来变成朱成昭，第三任是王大宾。北大参加“三司”的是“井冈山红卫兵”，领导人是地球物理系的魏××，她是校田径队跳跃组的，我是跳跃组组长，因而彼此比较熟悉。北大井冈山红卫兵组成的目的不是反工作组，而是反聂元梓。北大当时最大的红卫兵组织“北京大学红卫兵”，是支持聂元梓的，领导人是牛辉林，没有参加哪一个司令部。由于牛辉林后来反对聂元梓，1967年2月军训时，北大组建新的红卫兵组织时不再称“北京大学红卫兵”，而是称“新北大公社红卫兵”。1966年运动的主要任务是串连，推动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反工作组；反“联动”。这时，天派、地派的主要单位还是相互支持的，当然也有不和谐的地方。出于山头主义，三个司令部有互挖墙脚的动作，具体到北大，朱成昭和蒯大富都曾支持北大井冈山。

    后来分成两大派时，一司的大部分单位成为北大派，三司的大部分单位和师大组成师大派。二司的大部分成员自生自灭，余下北航和轻工“红鹰”，我不记得有其他单位继续存在。高校以外的单位，重要的是学部，它有许多下属单位，在1966年赶工作组后成立“学部联队”，高校的造反组织普遍支持它。

二、关于吴传启

    对于吴传启，许多人不了解。学部孟祥才的文章“文革三干将人生结局解密：多以凄凉收尾”，对学部运动和吴传启作了详细的介绍，我摘录部分内容供读者参考。当时学部内部分作3派，我手里没有总队方面的资料，没有办法对细节进行比较。下面是该文的摘录：

   吴传启、林聿时是学部哲学所的司局级干部。由于他们在“文革”前与关锋就是熟稔的老朋友，所以“文革”开始时他们能从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关锋那里得到最核心的机密，比一般人更能窥透当前的政治动向。凭着这一优势，他们于1966年5月23日率先贴出批判杨述《青春漫语》的大字报，一下子占领了学部造反舞台的制高点。之后一路狂扫，不到一个月，即将当时的学部领导关山复、张友渔、刘导生、姜君辰和安排在经济所做研究员的张闻天以及一大批司局级的干部打入“走资派”的行列。当其时，他们的攻势之凌厉，进攻目标之精准，真具有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之势。之所以如此，原因很简单，——他们的每一步行动，都有关锋甚至陈伯达、康生的幕后指导。

　　6月中旬，吴传启、林聿时推出潘梓年作牌位，掌握了学部文革的领导权。这时，在各单位的呼吁下，中央开始向直属单位派出工作组，以代替各单位的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6月26日，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陶铸，向学部派出了以国务院文办主任张际春为首的工作组。这个工作组进驻学部后，即与吴传启、林聿时、潘梓年相结合，共同领导学部的运动。

　　7月中旬，在外地巡视的毛泽东回到北京。7月26日，他下令撤销工作组，并指出派工作组是“方向、路线的错误”。此后，学部开始批判工作组执行的“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事实是，张际春为首的工作组在学部领导运动的一个月里，所有的决策吴传启、林聿时、潘梓年都是参与的。可是不久他们就借批判“资反”路线之机大批工作组，说他们与工作组之间一直存在“路线斗争”。在批判张际春的时候，吴传启、林聿时慷慨激昂地举出一系列的例子，说明他们在与工作组的斗争中始终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张际春则坚决予以否认，认为他们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路线斗争。他说：“所有的大事都是我们一起决定的，那时你们没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见，怎么现在就有了路线斗争？不久，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使我大吃一惊：一天晚上，吴、林等人一起在近代史所开会，策划第二天的一个会议，准备对一个人进行批判斗争。我与另外二十多个人参加了这次会议。第二天开会时，参会的一个人突然站出来揭发林聿时，说昨天晚上林策划了一个大黑会，并将林讲的一段话原原本本复述出来，要求林作出答复。我这才明白这个人是对立面派出的一个“卧底”，他讲的完全是事实。我正为林聿时如何回答琢磨时，林不动声色地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你是造谣。”这个人马上将会议在什么地方召开，谁坐在什么位置的情况都讲了，问林还有什么话说。林依然不动声色说：“你就是造谣！你根本就没有参加那次会！你说你参加了，谁能证明你参加了？”因为参加这次会议的人除了这个“卧底”外，其他都是与林一派的人，自然谁也不会出来证明他的话是事实。后来，传出林聿时对他的心腹之人传授的“政治斗争三原则：“一、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二、谣言重复三遍就是真理。三、善于引导对手犯错误。”

    学部的运动进行到8月份，随着社会上红卫兵组织的蓬勃发展，吴、林等感到需要在学部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作为他们的工具，于是就由他们指定的年轻的造反派、哲学所的邹永图出来联络学部其他所同一派的组织，酝酿成立一个学部的红卫兵组织，得到了各所的赞同，于是在8月27日成立了学部的第一个造反派组织“学部红卫兵联队”。

    在学部，我们的对立面见我们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他们也很快拉起了一个叫“学部红卫兵总队”的组织，领导者叫总队长和教导员，这显然是要在名目上压我们一头。他们的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吴传启，以后学部主要就是这两派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总队的一个专门小组，查阅了吴传启的历史和大量文章，以各种形式揭发和宣扬他的“罪行”，将他定为“三反分子”穷追猛打。其中最要害的是吴在一次会上攻击大跃进的话：“裤子赔光了，还谈什么政治！”哲学所的保吴铁杆分子则针对总队提出的指控一一进行反驳。后来双方达成协议，于1966年的9月12日至17日，进行了七天的大会辩论，一对一发言，双方都使出浑身解数，声嘶力竭，唇枪舌剑。结果自然是谁也不服输。总队于是将吴的“罪行”材料抄成大字报，印成小字报，贴满北京城。重复最多的是吴的点睛之论“裤子赔光了，还谈什么政治！”一时间将吴搞得灰头土脸。

　　在辩论会进行的同时，吴传启、林聿时正通过关锋运作，要求陶铸出面保吴传启。9月20日，陶铸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的身份发出了四点指示，中心内容是肯定吴是“革命左派”，“中央宣传部对他是信任和支持的”，但也指明，群众对吴的问题可以辩论。拿到陶铸的四点指示，吴、林如获至宝，立即印成传单广为散发。至此，明眼人都意识到，吴、林上面有“硬根子”，是不易扳倒的。此后，总队每况愈下，其中的不少群众纷纷“反戈一击”，站到了联队方面。

　　进入1966年12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抛出陶铸。最先得到内部信息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李冠英等人于12月19日贴出批判陶铸的大字报，指控他“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样得到内部信息的吴、林立即紧紧跟上，指使联队到中宣部大院贴出“打倒陶铸”的大标语和大字报。蒙在鼓里的总队认为陶铸是当时中央的第四号人物，怎么也不应该打倒。于是也组织人到中宣部大院贴出“谁反对陶铸，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大标语和大字报。总队棋失一着，更加被动。

　　吴、林对陶铸的垮台欣喜若狂，一面指使哲学所周景芳等50余人联名于12月23日贴出《陶铸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到底站在哪一边？》的大字报，同时动员其他所也贴出攻击陶铸的大字报，大造声势；一面要联队出面，与教育部延安公社、北师大井冈山兵团等造反组织联合成立“批判陶铸联络委员会”，将批陶的旗帜牢牢抓在自己手上。

　　然而，这时的吴、林也面临着一个难题：如何解释陶铸“九二〇”保吴的四点指示？因为在多数群众看来，这个指示是“吴、林与陶铸勾结的铁证”。其实，这种事的辩证在以耍笔杆子为职业，极尽翻云覆雨之能事的吴、林那里，不过是小菜一碟。他们立即指使几个人贴出批判“四点指示”的大字报，硬说“四点指示”是“陶铸反革命两面派的阴谋”，明里保吴传启，实际上“支持总队继续整吴传启的黑材料”。

　  1967年初，吴传启、林聿时操纵联队，以打、砸、抢、抓、抄的血腥手段，将总队打垮，暂时实现了他们在学部的“一统天下”。紧接着，所谓大批判开始，吴、林利用他们与王、关、戚、穆欣、林杰等人的关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大量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出尽了风头。

　　不过，联队中对吴、林飞扬跋扈、颐指气使、专断独行不满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逐渐结合在一起，酝酿对他们展开新的斗争。1967年4月初，傅崇兰联合近代史研究所张德信、张海鹏，外国文学所吴元迈，经济所吴敬琏、黄范章，宗教所金易九、黄心川以及其他所对吴传启、林聿时不满的部分人，决心拉出队伍同吴、林对着干。我起草了一份翔实的报告，将吴、林的劣迹作了详尽的记述，希望戚本禹能支持我们的行动。报告送上去以后，我们立即给当时戚的秘书李斌城打电话，要他尽快将我们的报告让戚看到并表态。李说他已经将我们的报告放在送阅文件报告的第一份，戚第一眼就能看到。第二天，我们再打电话给李问情况，李说戚已经看到了，但脸色很难看，没有在你们的报告上批一个字。对戚的态度，我们三人进行分析，认为戚与关锋关系很好，而吴、林又是关执意支持的。关也知道戚一直支持我们。我们向吴、林发难，关可能怀疑是戚背后支持的，我们的行动使戚很作难。在这种情况下，戚不明确表态反对，我们就可以干了。就这样，我们与吴、林一派分裂，另立了一个山头。被打垮的总队看到我们起而反对吴、林，也趁机再起，恢复活动。至此，学部就分成了三大派。

    既然造了吴、林的反，我们就要选一个突破口作为攻击的重点，思谋再三，就选了潘梓年。为什么选他作为突破口呢？一是因为他是学部的一号人物，在学部的副主任中级别最高，行政六级，一级研究员，排名仅在郭老之下，打倒他，影响大。二是因为他是吴、林的牌位，打倒他，吴、林就摆脱不了干系。三是他有叛徒的问题。他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据社会上传来的一些材料，他是叛徒的可能性很大。当时全国正形成一个抓叛徒的热潮，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一派是北京造反派中的“天”派，与以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为代表的“地”派对立，吴、林支持地派，天派自然想打倒他们。北京大学的造反派一直宣称他们有打倒潘梓年的过硬材料。为同学部的林、吴作斗争，他们还组织了一个潘梓年专案组。我们于是通过各种关系与他们沟通，终于把他们掌握的材料弄到手。之后，傅崇兰安排我向我们一派的骨干分子们做了一次潘梓年问题的报告，大家一致认为，就凭这些材料也可以打倒潘梓年。于是我们这一派就在学部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揭露批判潘梓年的大会，由我在会上详细介绍了潘的所谓叛变材料，使我们这一派人认为潘的叛徒问题是板上钉钉的铁案。我们这次大会后，吴、林并没有组织大规模的反击，只是在他们的骨干分子小范围内，由白钢介绍了潘的有关情况，结论是他不是叛徒。后来的事实说明，我们的材料是似是而非的，潘并不是叛徒。

    我们一派在集中力量揭露和批判潘梓年的同时，对吴传启和林聿时也写大字报进行揭露和批判。一天，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的黄宣民找到我，有点神秘地对我说，你看看这两本书。说着拿出苏联学者罗森·塔尔解释《资本论》的一部书和吴传启所著同样内容的一部书。他翻开两书，各找了两段，让我对比看一看。这两段文字基本相同。我问黄：“你认为吴传启的书抄了罗森·塔尔？”黄说：“我一年前就发现吴传启的书基本上是从罗森·塔尔那里抄来的，以前你们同吴传启站在一起，我不敢告诉你。现在你们反他了，我想这是打击他的很有力的炮弹。你看怎么办？”我说，立即写大字报揭发他，这对搞臭吴传启能起很大作用。黄建议我找几个人先写几张大字报贴出去，他准备整理一份将两书详细对比的资料油印，广泛散发。我同意黄的意见，就找了王宇信几个人写大字报，揭露了吴传启剽窃的丑行。记得王宇信的大字报幽默地讥讽说：“我们建议吴传启干脆改名叫吴传·塔尔吧！”后来不少批判吴传启的大字报就称他为吴传·塔尔了。十多天后，黄宣民刻写的六七万字的罗森·塔尔、吴传启两书对比的材料油印出来，广为散发，这对解构吴传启的学者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7年8月7日，王力对外交部的造反派讲话，煽动他们火烧北京的英国代办处，造成了重大的外交事件。毛主席下令将王力、关锋逮捕监禁。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立即出来大骂王力、关锋是隐藏在中央文革内部的“小爬虫”和“变色龙”，宣扬他们一贯同王、关作斗争。据说上边一开始准备将戚本禹与王、关同时端出来，是毛主席决定暂时将戚与王、关分割开来，以观后效。由于王、关被端出来，学部与其有密切联系的以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为首的“红卫兵联队”一派就垮了台。由于我们一派是从“联队”一派中分化出来，而且支持我们的戚本禹又仍然在露面，所以原“联队”的群众都纷纷倒向我们，我们一派一时占了上风，达到我们这一派最辉煌的时期。一时间我们忙于收拾残局，一方面将原联队的头头看管起来，另一方面根据戚本禹传达的周总理指示协助二炮保卫部追捕在逃的吴传启、潘梓年等人。不久，吴传启、潘梓年、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等被北京卫戍区收监，联队在各所的头头全都隔离审查。（摘录完）

   下面引用谭厚兰的一篇文章，使读者了解吴传启、林杰和谭厚兰的关系。

    谭厚兰1967.11.15在师大讲用会上的检查（摘录）：

    由于林杰与潘吴这些反党分子勾结紧密，因而我们也就和潘吴发生了关系，我们最早和学部发生关系，是从批陶铸开始的。联系比较多是在二月逆流到社会上反潘吴这一段，直接和潘吴接触也是这一段。这一时期，我见过吴传启四次面：第一次是高教部夺权，第二次是在民族文化宫，搞一下什么北京市委员会，给中央文革小组一封建议信，第三次是二月反二月逆流时，吴传启来到了我们学校，说他们掌握了李富春同志很多材料，他们要先搞谷牧、薛暮桥，让后再搞李富春。第四次就是在体育馆参加“七一”批陶大会，兵团所展览的那张照片是在那个大会上主席台上照的，大会上通过王恩宇介绍，才知道学部有个潘梓年，见到潘梓年，我就只那一次。由于我和林杰接触多，又介于我们对林杰的信任，因而我们和学部一度接触较多，再加上潘吴这些特务叛徒别有用心地利用我们，千方百计地把我们和他们拉在一起，好招摇撞骗，便于他们可耻的反党活动。在这里，向大家交待一个事情，就是在二月份时，王恩宇用中央文革名义，从我校邀请了二十几个同学作调查组，调查中央各口的情况。现在看来，这个调查组问题很大。而我一方面是听信了他们说是中央文革调人，一方面也是由于相信林杰的缘故，因而丧失了阶级警惕性，阶级斗争观念差，而犯了错误，帮了敌人的忙。基于卢正义问题的教训，当四月份社会上揪潘吴时，我没有轻率地发表什么意见，特别是看到北大、三红整理潘梓年的材料，看了潘梓年从二八年到四八年，一味吹捧蒋介石，攻击鲁迅，我当时一看，就认为他和吴晗差不多，是个反共老手。当时社会上也说吴传启历史很复杂，当时我觉得吴传启历史复杂，要搞调查研究，要少和这些人打交道。（全文我的博客已登）

    以上两篇引文清楚地说明了关锋、吴传启、潘梓年、林杰、谭厚兰等人的关系。1966年10月，谭厚兰带领师大井冈山，干了两件惊天的大事：一是去曲阜造孔子的反，砸了部分文物；二是造“工业学大庆展览”的反，并到大庆揪铁人王进喜。对谭厚兰的这些举动，我当时真是目瞪口呆。没有后台的指示，她怎么能想到这样的大动作？“工业学大庆展览”和“农业学大寨展览”是同时存在的。1966年为什么不去造“农业学大寨展览”的反呢？而到了1967年3月，为了反击“二月逆流”，谭厚兰等才去造“农业学大寨展览”的反。事实上，1966年10月和1967年3月，他们造反的理由是一样的：展览不突出毛主席，而是突出刘少奇及其党羽，没有林彪的相片。可见造什么反，是要看政治需要。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出版的报纸《东方红》，1967.10 连载文章：天翻地复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9——1967．10）写到：

（1966年）10月27日师大“井冈山”造“工业学大庆”展览的反，说法是展览没有突出毛主席，而是突出刘少奇。刘少奇的照片多，比毛主席的大。没有林彪的照片，尤其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继续展览。陈伯达当即写信支持。29日，戚本禹接见师大代表，表示支持。

三、卢正义的叛徒问题是分歧的导火索

    1966年5月，先后有几张大字报。北大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发表于5月25日，这是《5·16通知》和北大社教的产物。北大社教的反复，逼走了一些人，如张恩慈和杨克明。张恩慈正好到了中央理论小组曹轶欧那里，后来才起了穿针引线的工作。吴传启的大字报“评杨述的青春漫语”发表于5月23日，此事应与关锋有关。卢正义的大字报发表于5月26日凌晨，他自己说是25日。按教育部丁健的文章《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说法，卢正义的这张大字报和康生有关。中央文革说：“写第一张大字报的都要支持。”在对待高教部“延安公社”及其领导人卢正义的问题上，北大与师大及学部的吴传启们发生分歧。北大认为卢正义是叛徒，师大和吴传启支持卢正义，说卢正义是左派，赞扬叛徒的言论不一而足。

   北大动态报43期 1967.1.30，登了卢正义的变节书：

转变        卢树森     （卢正义的化名）

我抛弃了旧日的路程，

踏上了新的道路。

这不是因为旧路的荆棘从生，

是因为荆棘的尽头找不到花园。

我抛弃了旧日的路程，

踏上了新的行程。

这不是因为旧路的崎岖险恶，

是因为崎岖的道上找不到山泉。

我憧憬着美丽的花园，

我渴望着清澈的山泉，

我抛弃了旧日的行程，

踏上我新的道路。

《抄自伪江苏省反省院半月刊第二卷第七十一期，民国二十四年二月十六日见报》

北大动态报1967.5.10 登了一篇报道《奇文共欣赏——卢氏叛徒哲学》（摘自教育部延安公社的大字报）

1.“越是叛徒，越是左派”

2.“卢正义同志是鲁迅的形象”

3.“卢正义是第二号马克思”

4.“30年代卢正义犯了政治错误，60年代卢正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持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坚定的革命左派”

5.“即使三十年代犯了错误，难道六十年代就不能变化吗？……他至今是革命者，而不是什么叛徒。”

6.“卢正义同志第一次被捕，还没有确立毛主席为党中央领导。”

7.“如果卢正义有鬼的话，真是叛徒的话，他不会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敢冲、敢干、敢革命、敢造反。”

8.“把‘自首变节’提升为叛徒。”

9.“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叛徒这个概念，出卖同志、出卖革命自首之日起，直到进棺材一直死心塌地的站在敌人一边者名曰叛徒。”

10.“审查卢正义历史是‘厚古薄今’的历史观，应该厚今薄古，而不是厚古薄今。”

   谭厚兰1967年11月15日在师大讲用会上，检查了卢正义问题：

    在教育部我们支持延安公社，北大支持北京公社，也吵得很厉害，但林杰也是无孔不入地发表意见，加剧了矛盾的发展，甚至还去慰问我们被北大打伤了的同学，这样更坚定了我们的一些错误做法，把矛头指向聂元梓同志。卢正义的问题也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北大的同志指出卢正义是无产阶级的可耻叛徒，这是完全正确的，应该坚决同他划清界限。但我们却出自派性，再加上林杰的支持，不但不接受新北大同志的意见，反而一意孤行，公开为叛徒卢正义辩护，说什么“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造反的，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说他是叛徒的材料“不充分”，“当时他还很年轻，没有形成定型的世界观”等极其错误的论调，根本不愿意去进行调查研究和作认真的阶级分析。在卢正义问题上犯错误，教训是很深刻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听信林杰的话，把敌人当朋友看待，这是立场性的错误。

    王恩宇证实康生讲过保护卢正义的话。康生为什么要保卢正义呢？是为了保自己还是为了保别人？吴、林都抓回来了，卢正义为什么能长期逃亡？一个人长期逃亡，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到底是因为什么？他知道些什么？有些人怕什么？这是非常大的疑点。一个人有历史疑点，别人避之惟恐不及，林杰为什么要那么出力支持他呢？这些人互相勾结，团伙性显而易见，不是结党营私，又是什么呢？

四、陶铸问题

    陶铸1966年6月由广东调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8月选为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文革顾问。他在许多问题上和中央文革发生分歧，其中关于对吴传启的评价更是针锋相对。陶铸女儿陶思亮的回忆文章写到：“江青等人开始攻击陶铸。中央文革通风给卢正义”。1966年12月19日，高教部李冠英等五人贴了反陶大字报，卢正义贴了支持这张大字报的大字报。12月20日戚本禹表态支持李冠英等五人和卢正义的大字报。这样卢正义就闹了个反陶英雄的桂冠。陶铸在1967年1月4日离开工作岗位。

1967年1月，许多组织集中在中宣部，成立了一个联合批陶的组织，对高教部延安公社是否能加入的问题，发生分歧。吴传启、谭厚兰等人支持延安公社加入，北大等单位反对延安公社加入。林杰也来过问，和北大的代表聂××顶起来。林杰说：“凭聂元梓的权威，不能把延安公社排除在外。”聂××把桌子一拍，说：“凭你林杰的权威，也不能把卢正义拉进来”。经过大多数组织的坚持，延安公社没能参加第一次批陶大会。但是，批陶组织从此而分裂，师大的一派叫“北京无产阶级革命派批斗陶铸联络站”，另一派可能叫“首都红代会斗争陶铸筹备处”。后来吴传启、卢正义、谭厚兰等人又召开了批陶大会，在学部外的橱窗里，还展览了他们三人在主席台上的照片。可见“师大派”的核心早已形成。

    需要说明的是，北大在当时对陶铸和吴传启的关系了解不深，在一些场合称吴传启是陶保派和保陶派，这是不对的。陶铸是不支持吴传启的。看某个人倒台了，就把对立派和他联系起来，文革时期许多组织都是这样做的。

五、统战部1.15事件，造成统战民委系统的大分裂

    1967年1月15日凌晨1时15分，刘郢（统战部宗教处副处长、国务院宗教局第一副局长）和学部民族研究所洪涛，调集了“红色联络站”二百余人，把政协委员会自建国以来的全部机密档案（包括人事档案）洗劫一空。2时20分，“红色联络站”原班人马又跑到统战部，将统战部1949年以来的全部机密档案一百多柜，以及大批资料、文件抢劫一空。当天，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即民院抗大）和统战部的部分群众把洪涛、刘郢扭送到公安部，通过张经武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件事。周总理指示：由三方面（中央并公安部为一方，抢档案的为一方，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为一方）协商追回档案。下午，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曹幼明亲临现场。严佑民说：“我们来是总理指示的，总理很关心，怕国家机密被弄走。”并指出：“这个事件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抢档案事件”，“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但是第二天，刘郢、洪涛却被公安部释放了。

1月17日，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印发了三千份《公安部某负责人就一月十五日“红色联络站”接管中央统战部档案问题的讲话》。全文如下：

    一、《彻底摧毁中央统战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红色联络站》的革命左派同志，为了保护国家档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晨，接管了中央统战部一批档案并封存，这完全是革命行动，大方向是正确的。

    二、中央统战部革命造反团的一小撮人，盗用公安部的名义，非法绑架、斗争、拘留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洪涛、中央统战部《东方红公社》刘郢、林祉成等革命同志。这是犯法行为，是直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

    中央民族学院文革临时筹委会材料组，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十时印发传单，佯称“中央民族学院革命造反派红卫兵总部于一月十五日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洪涛等人扭送公安部，公安部已签字拘留”。特郑重声明：洪涛、刘郢等同志是革命左派，大方向是正确的。说“公安部已签字拘留”了他们，这是彻头彻尾的造谣。

    三、公安部接待站的个别人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晚十一时五十三分，趁接待站来访人员较多，秩序混乱之际，不分是非逮捕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韦清风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违法乱纪的。

事后，经我部调查了解，韦清风同志是革命左派，并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上午宣布释放，公开道歉予以平反。对上述所犯错误的有关人员，我们已责令其作公开检讨，并于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印

                                                                                     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七日

   “1.15”事件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对此事件的不同看法使统战民委系统分裂成两派。在北京，按系统分裂的这是第一个。在夺权时，地质学院东方红支持统战部的红色联络站。

六、民族学院的武斗，表态的单位显示师大派的存在

    《公安部某负责人就一月十五日“红色联络站”接管中央统战部档案问题的讲话》发表并释放刘郢、洪涛以后，民族学院总部的人到公安部论理。对立派以冲公安部和打击左派的名义，将民院总部的头头郑仲宾扭送到公安部，公安部竟然将郑仲宾关押了13天。在民族学院两派多次发生冲突时，许多单位到民院支持“东方红”（即反郑仲宾派），这些单位除了统战民委系统和学部系统的，还有师大、高级党校、马列主义研究院，显示了师大派的雏形。2月6日我到民院调查“2.2”、“2.4”武斗情况，双方对“1.15事件”的看法明显对立。我发现支持民院东方红的单位和在高教部支持延安公社的单位基本一致。2月8日我向聂元梓报告了民族学院的情况，她也指出师大和学部等单位联合起来，反对我们。

    民族学院1967年2月某日的武斗中，不知为什么冒出一股酸味。红卫兵造反总部说是总部方面放的毒，毒害他们的。后来有人说是亚硫酸，民族学院的师生也闹不清亚硫酸是什么毒，更说不清它是怎么来的。按造反总部的说法，这毒气有选择性。只毒“造反总部”，不毒“总部”。我到民院调查时，有的学生绘声绘色地描述“毒气”情况，只是说有酸味，没有说人中毒的症状。中央民族学院的两派，多次在大礼堂展开辩论，双方在礼堂各占一半，每方上台发言20分钟，然后另一方上台发言，这倒也公平。2月22日的辩论会上，一名清华井冈山战士告知“造反红卫兵”，他是清华工程化学系的，要上台讲讲毒气，“造反红卫兵”的领导人也没有问他要讲什么，什么观点，又是清华井冈山的，就让他用“造反红卫兵”的名额上台。此人是清华工程化学系二年级胡宗华，跟蒯大富比较早闹革命的，曾受总部委派参与高教部夺权，因而知道民族学院红卫兵造反总部在高教部夺权中的态度。他上台后，开头是这样说的：“亚硫酸是什么，好多人闹不清，我举一个例子，你们看过街上卖的馒头吗？它的表面很白。卖家在蒸馒头的时候在锅底放个碗，碗里放点硫磺，经加热硫磺变成亚硫酸，把馒头表面熏白了，人们吃得很高兴”，接着他话锋一转：“造反红卫兵在高教部和叛徒卢正义在一起……。”北大《动态报》1967.2.23 对这件事有报道：

    Δ 22日上午民院辩论大会上，清华28团一名战士上台，指出造反红卫兵和大叛徒卢正义坐在一条板凳上，当你在人民烈士纪念碑前，当你想到无数革命先烈时，你们不感到可耻吗！义正词严的讲话，刺痛一小撮人，打手韦青风等人冲上台去对清华同学拳打脚踢，按头坐飞机。并无理送到公安部，公安部没有收。

    在民族学院的礼堂里，造反红卫兵喊的是送公安部，汽车开出校门，没有向南去公安部，而是向北，走了不远，就把胡宗华放到马路上。胡宗华的发言，是他的个人行为，事前没有得到清华井冈山总部的指示。他只是凭借对高教部卢正义的看法、对1.15事件的看法，从高处看待民族学院两派的争论。他的行为导致清华井冈山和民族学院抗大公社关系很好。

     因为“1.15”事件，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有反谢富治的情绪，市革委会的一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利，要把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开除出红代会。北大动态报1967年5月3日第121期刊登如下消息：

     精心策划，将保护档案的组织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开除出红代会

   1967年1月15日发生抢统战部档案事件，“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抢档案事件”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在他的面前每个人都要表态。被公安部称为“这完全是革命行动，大方向是正确的”。发表《公安部某负责人就一月十五日“红色联络站”接管中央统战部档案问题的讲话》。对“1.15事件”的看法不同，导致统战、民委系统的大分裂，也是北京市两派分裂的根源之一。支持抢档案的某些人，不断的打击郑仲宾和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手法之一就是把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开除出红代会。本文就选登几份有关文件，供读者研究。

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发表声明（摘要）

     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4月30日就“红代会组织组三月二日决定”发表严正声明，指出“中央民族学院原是首都大专院校一司核心组成员，是红代会发起单位之一，是红代会的当然成员，从一月二十三日开始一直参加红代会筹备处工作，为实现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红代会筹备处曾两次调查（民院）红卫兵总部的情况，决定（民院）红卫兵总部为红代会正式成员。二月二十二日在红代会成立大会上（民院）红卫兵总部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自二月二十二日开始，中央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就是红代会成员，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并且揭露3月2日红代会组织组在某些人的操纵下，听信保字号组织“恶意捏造的谢副总理所谓‘民院红卫兵总部是保守派组织’的谣言，未经红代会核心组同意就作出‘民院红卫兵总部不予吸收’的决定”“谢副总理根本没讲过‘民院红卫兵总部是保守组织’，3月11日谢副总理办公室给红代会核心组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等同志的信中明确指出：‘谢副总理表示：他对民族学院的情况根本不了解’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红代会组织组3月2日……非法决定。”声明“坚决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定会支持恢复（民院）红卫兵总部在红代会的合法地位和参加红代会正常活动的权利。”并“强烈要求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依法严惩滥用谢副总理名义制造谣言，对（民院）红卫兵总部进行政治迫害的罪魁祸首。”

  附件一：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组织组意见

    根据谢副总理元月十七日接见洪涛等同志的讲话精神，和我们现有的调查材料，作如下决定：

（一）  坚决按中央文革、总理、谢副总理的指示精神办事。

（二）  民院红卫兵总部不予吸收。

                                         六七年三月二日下午

     附件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谢副总理办公室

给红代会的信

    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并核心组各同志：

     最近，中央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连续写信给谢副总理，反映他们学校二派之间的斗争情况，对他们没有被吸收参加红代会也有意见。我们把来信向谢副总理汇报了，谢副总理表示：他对民族学院的情况根本不了解。不能因为外边流传他讲过某一句话，就决定他们不能参加红代会。他还说，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是否应当参加红代会，请你们考虑。

敬礼

谢副总理办公室（章）

             3月11日
七、夺权斗争及高教部事件

    上海一月风暴吹到北京，中央号召群众组织夺权。各高校到自己的上级领导部门和相关单位去夺权。政府机关内的组织也起来夺权。在夺权过程中，小团体思想也是有的，想在夺权时做领导，因而也会发生矛盾。例如北航和清华联合一些单位，成立“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委员会”夺了市政府的权；聂元梓和蒯大富联合30多个单位成立“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声称夺北京市的权，双方又联合又斗争。一月夺权时，地质东方红在统战部支持刘郢。在高教部，清华的一部分战斗队支持北大，一部分支持师大，矿业学院和人民大学那时支持延安公社。在夺权时，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和北大联系很少，但在民院武斗以后，由于北大支持他们，于是成为北大的最亲密战友。在北京日报，主要是北航和师大的矛盾，北大和北航在一起。

    67年1月18日周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说：“北京市的一些综合性大学，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大、师大等在北京的夺权当中要下大的力量。”根据周总理的这个讲话精神，北大派出13路夺权大军，其中高教部夺权最引人注目。在北大去高教部时，已有许多单位去了，参加夺权的30多个单位，组成联合夺权委员会，负责单位是清华井冈山。高教部延安公社的负责人是卢正义、徐非光。由于叛徒问题，北大不承认延安公社，为延安公社问题，北大和师大矛盾突出。清华大学井冈山驻高教部的代表胡宗华在会议上说：“延安公社，一个公社，5个叛徒”，在请示蒯大富后，发表了一个中立的宣言，不介入北大和师大的矛盾，宣布退出高教部夺权。前期北大暂时在高教部掌权，处理一些事情，记得聂元梓曾对我讲过这样一件事：她在高教部夺权后解决了一位教师两地分居的问题：一位在东北工作的男教师，多年要求调回老家湖南，长期没能解决，北大帮他解决了。

    后来，卢正义、谭厚兰等人纠集了数百人在高教部搞了反夺权，双方发生冲突。2月2日下午，关锋、王力电话批评北大，内容如下：

    关锋：孙蓬一同志，我通知你一件事，中宣部前些天搞了一个所谓夺权，阮铭勾结反动组织职工红色造反团一起搞的，他们夺了印刷厂，印刷厂本来已归《红旗》杂志夺了，（注：《红旗》杂志社在中宣部院内，后勤系统如汽车班、印刷厂隶属中宣部），把中宣部的印收了去，钥匙也收了去。中宣部的权中央早就夺了。阮铭的问题很严重，勾结反革命。已经向阮铭交待，要他老老实实，向真理投降，将功赎罪。你们要注意跟他划清界限，你们为什么说徐非光是叛徒？当时大家的水平都那么高吗？要说检查的话，聂元梓也有检查嘛！阮铭也有嘛！徐非光是叛徒，那他们算什么？（注：北大社教时，阮铭、徐非光都是工作队的。）师大的同志还是顾大体、识大局的，没有公布聂元梓的材料。你们现在有些做法，恐怕是要考虑的。自己解放自己，但是中央文革的意见还是要听的。……下面王力同志有话和你说。

    王力：昨天夜里，接到师大井冈山同志的情况反映，今天又听到一些反映，关于高教部的事情从几个方面得到反映，在你们的支持下，砸了延安公社，抢了北师大的广播台，然后北师大又去抢回延安公社。你们又调了一两千人，还有军队。他们遭到你们的围攻和打骂。据说北大同学还要师大同学承认是反革命事件，师大提出不能这样做。结果你们绑架走了7个人，围攻了三百多人。民族研究所支持你们的人中有的是绑架过洪涛的人，这个问题我们感到很严重。……（孙蓬一说：“我们掌握的情况和你了解的情况恰恰相反，是不是我把情况向你汇报一下？）我们不听了，你们两家打架的情况我都不愿意听了。……

关锋：你们就不应该去，你们应该严格要求自己。

    在接到关锋、王力的电话后，北大撤出了高教部。（高教部和教育部在一个院子里，我分不清当时两部文革是否合在一起，文章中两部的名称都用。）

    1月19日北大进入统战部，这时已发生了1·15事件。地质学院东方红联合那里的东方红（刘郢）已经夺权了。当时北大对部内三个组织“114”、“革造”、“东方红”没有表态，同时认为地质东方红是左派，于是向他们表示道歉就撤出来了。后来再进行调查，第二次又派队伍进入统战部并正式表态支持“114”。

    高教部“2.2”事件以后，北大开始反思前一段的运动。在动态组内，我归纳出一个形象的说法：31路线，32路线。31路线指地质学院，航空学院，清华大学，矿业学院等，公共汽车31路经过那里。32路线，即32路汽车经过的地方，把师大也划到这条线上，它由学部、师大、高教部、统战部、民院、高级党校某些组织形成。这时并没有把地质学院列入师大派。

    在高教部事件上，清华大学内部分成两派，分别支持北大和师大，矿院东方红支持师大，人大三红支持师大。后来矿院东方红和人大三红却都成为新北大公社的好朋友。

八、反击二月逆流，多个系统分裂

    “二月逆流”事件的本质，是老帅们和几位副总理通过对“四人帮”的声讨，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怀疑，引起了毛主席的震怒，被扣上“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帽子，并在社会上发动了反击“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现在“二月逆流”变成“二月抗争”，许多文章都讲述了此事。但是，很少人提到在反击“二月逆流”时，基层群众的表现。实际上，基层许多组织和群众，以不同的方式，抵制了中央文革的倒行逆施，也是可歌可泣的。对待“二月逆流”问题，北京市分成两大派。

1967年1月北农大东方红曾经发动过一次“炮打谭震林”。1967年1月7日周总理接见七机部“915”“916”两派代表时说：“一向拥护毛主席的谭震林说成是农林战线最大的黑帮，非要揪，还要揪李富春，这怎么行？把毛主席身边都揪了，这怎么保卫党中央呢？”

    戚本禹1967年1月8日在政协礼堂接见北京农业大学师生时说：下面讲谭震林的问题，你们最关心的问题。总理讲了，你们不服气，我明确表态，我是同意总理意见的。……首先，在刘、邓反动路线问题上谭震林过去有些错误，但是在农业走什么道路上谭震林是跟着毛主席走的。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当时我看到谭震林在三个材料上亲笔写的意见，他逐条驳了包产到户的建议，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他出来反对包产到户……所以要我改变这个成见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事实。

    听了周恩来总理、戚本禹讲话，农大东方红的同志承认了反谭是不对的，向谭震林同志请罪，一条“向谭震林同志请罪！农大东方红” 的标语就贴在北大41楼外的院墙上，面对海淀马路，乘坐32路汽车的人，都会看到。但事情刚过了一个多月，风云突变。3月7日，由师大井冈山、学部联队、新人大公社、石油学院北京公社、钢铁学院919、民族学院东方红这六个单位，提出“打倒谭震林！”、“坚决反击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这些单位没有一个是农口的，其中的五所高校，除师大井冈山，其他四所高校组织，当时也不是红代会的单位。本来红代会已经成立，反击“二月逆流”的行动，交给红代会才是正常的。但中央文革的一些人，要把反谭震林的桂冠加戴在师大井冈山、学部联队的头上。当时绝大多数院校的组织，也都是晕头转向。农大东方红的动态员到北大的动态组了解情况，他对我说：“师大真不够意思。我们到师大去，师大的人说你们先表态，再给材料。”

我们动态组全力投入调查，深入地去了解情况。当时得到的情况是：中央开了会，谭震林说了话。就这么几个字。我们不知道毛主席为“二月逆流”定了性。另外还了解到，他们下一步还要打李富春、李先念、陈毅、余秋里，最后反总理。我们怎能根据这一点情况，就动员群众跟着他们走呢？这涉及到对建国十七年的评价问题。我们认为，十七年在经济、外交、军事等许多战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流，把副总理都打倒，就是否定十七年。总部态度明确：不能反总理。当时，我们已对师大和学部存有戒心，就是前面所说的“32路线”，我在向聂元梓和总部汇报时，强调他们队伍的组成及他们下一步还要打李富春、李先念、陈毅、余秋里，最后反总理。校文革和总部委员，天天来动态报，每天晚上在动态报开会，研究形势的发展。物理系和地球物理系战斗团在8日就表态：炮打谭震林！他们还到动态报来指责我保守。公社总部三天没有表态。3月11日戚本禹提出，收回他1月份保谭震林的讲话，公社总部才正式表态，先是提出“炮轰谭震林！”，再升调为“打倒谭震林！”

动态报第80期第4版1967.3.14要闻：

    3月11日晚，戚本禹同志通过秘书乔玉山同志给农大东方红电话：我委托农大东方红的红卫兵同志，到农口有关单位收回我元月八日在政协礼堂的讲话录音。这个录音不要放。这次讲话的记录稿也一律收回，不要翻印。（戚本禹同志那天讲话中还是把谭震林当作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编者注）

    3月12日，在矿业学院红代会办公处，聂元梓主持红代会核心组扩大会议，研究反击“二月逆流”问题。核心组成员都参加了会议，我陪同聂元梓参加了会议。红代会作战部长讲情况，农大代表讲情况，说的事都是1月及以前的事。许多单位要师大介绍情况，师大代表拒绝。农大代表快讲完了，谭厚兰才来到会场。代表们请她讲话，她说：“我没有什么可讲的，我也没有什么材料，我们就是要反他！”。农大代表讲完之后，聂元梓说：“农大同志讲完了，大家看一看怎么办？”韩爱晶提出：红代会组织全市大游行，时间就是明天。各校没有反对就通过了。由聂元梓向中央文革请示，聂到套间去打电话，一会儿回来，说“可以。”有人问，是否中央批准了？聂说：“没有，我把红代会的决定反映给办事组的×××，讲了明天的行动和口号。办事组没有表示什么意见，这就是同意了我们的行动。”第二天，红代会组织了十万人反谭震林的大游行。

    在“打倒谭震林”后，按照中央文革的部署，某些单位开始攻击几位副总理和老帅，提出揪副总理后台的口号，矛头指向总理。周总理说“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第二天师大等单位就开广播车到计委门前狂呼：“余秋里决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说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混蛋逻辑”。洪涛到地质学院说：“谭震林、余秋里是二月逆流的哼哈二将。”。民族研究所的洪涛和统战部的刘郢（就是1月15日带头抢档案的），贴了题为“就统战民委系统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与李富春同志大辩论”的大字报，其内容是批李富春同志关于统战系统的一个讲话。同时在经委，一派通过反薛暮桥来反李富春，进而把矛头指向总理。

北大动态报67.3.17在第4版刊登如下内容：

    周总理、李富春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

    洪涛、刘郢肆意攻击李富春同志罪责难逃！

    统战民委系统红色联络站负责人洪涛、刘郢于3月13日贴出题为“就中央统战部运动中的几个问题和李富春同志大辩论”的大字报，肆意攻击李富春同志，这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必须给以有力的回击。

现将大字报中的一段摘录如下：

   “从运动开始以来，李富春同志对中央统战部文化大革命每个阶段所作的指示和谈话，从来不是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支持革命造反派闹革命，摧毁以徐冰为首的中央统战部这个大阎王殿，而是打击革命造反派，支持保守派，竭力保护徐冰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司令部。”

    又讯：今日，新北大公社部分战斗队上街贴大标语：“周总理李富春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许洪涛刘郢攻击李富春同志！”

   打倒李先念的重要材料是“四.六事件”，扣上叛徒的罪名。解放战争时期，中原解放军某部2000人被国民党包围，战斗到弹尽粮绝。这时中原解放军总部郑位三、陈少敏指示，可以在不出卖组织的情况下，以农会会员或战士的身份投降，时间是四月六号，称“四.六事件”。当时李先念生病休养。有人利用这一件事要搞李先念，他们公布了陈少敏写的材料，说是李先念指示叛变。我校参加“四.六专案组”的人来动态报反映情况，指出财经学院“四三”派的头头公布的材料是不对的。我依据我校同志的材料，在动态报上发表了一篇 “简讯”，（北大动态报1967.5.30）内容是：本月29日，财贸口各单位纷纷发表声明“打倒大叛徒头子李先念”。李先念1946年负责中原地区的工作。当时中原地区被敌人围困。突围前郑位三和陈少敏对干部作出指示：“为了保存力量……可以以新四军战士或以农会会员的身份向敌人自首。只要不暴露党员身份，不以党员面目自首，以后归队不以自首论。”公开瓦解无产阶级军队，唆使我战士向敌人集体投降，这是可耻的叛徒行为。李先念同志作为当时中原地区的负责人，对这一叛变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内容上讲，和“四三”派的公布的材料是针锋相对的。结语怎么写，我考虑了许久。在当时反二月逆流的高潮中，就采用了上面的措辞。

    对李先念和陈毅，他们发起多次攻击，对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也进行攻击。每贴一次副总理的标语，都会加上揪出后台，明眼人一看就知他们要干什么。

    广大群众以实际行动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抵制，突出的是石油学院大庆公社。他们说：“余秋里是毛主席点的将，我们信得过！”保得旗帜鲜明，为此没少挨批，后文“高校学习班”有这方面的报道。由此，北京市分成两大派：“打倒派”和“炮轰派”。打倒派认为谭震林、李先念、陈毅、余秋里等是敌我矛盾，并要揪出他们的后台。炮轰派认为李先念、陈毅、余秋里等是人民内部矛盾，反对炮打周总理（对谭震林的口号是打倒）。

    下面列举北大动态报当时的一些报道，从中可以看到两种观点的对立。

动态报第85期第5版刊登：

   三月十八日   红代会电话通知

1.  周总理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任何人不能对周总理有半点怀疑，绝对不能贴周总理的大字报，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必须彻底专政。

2.  不要贴李富春同志的大字报。

3.  李先念、余秋里的问题还不清楚，正在调查。

动态报第85期第6版刊登：院校动态

    矿院东方红武工队三月十七日发表声明，指出：“谁炮打周总理和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同时指出：“任何人不准贴李富春同志、李先念同志的大字报”，并认为“余秋里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炮打余秋里同志是错误的”。最后强调“谭震林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中跳出来的急先锋，必须坚决打倒，彻底解放农林口”。

清华井冈山总部于三月十九日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兵团炮轰余秋里、打倒谭震林的一切革命行动。”

动态报第87期1967.3.22刊登：

    三月二十日下午，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等六个组织，在石油部门前发起“打倒薄一波，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并对余秋里问题展开辩论。大庆工人代表要求就大庆问题、机械学院东方红就一机部情况、大庆公社就石油部问题、国家计委红色革命造反委员会就国家计委问题与师大井冈山兵团学大庆战斗队展开辩论。

动态报第88期第四版“大标语摘登”1967.3.23

    三月二十日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贴出“打倒薄一波，揪出其死党和爪牙！”“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余秋里是毛主席点的将，我们就是信得过！”“余秋里就是打不倒！”等大标语。

动态报第89期第3版刊登关于李先念、余秋里问题动态：

    师大井冈山公社作战部三月二十三日发表“最严正声明”，声明中说：“坚决打倒谭震林，坚决打倒余秋里，不打倒誓不罢休！”“余秋里从来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文化革命运动中跳出来破坏文化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罪责难逃！”“现在是用鲜血生命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的时刻，一切真正革命的同志都应站出来。”

     三月二十三日在师大操场召开了《彻底粉碎余秋里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

     二十三日，师大井冈山公社作战组贴出了长篇大字报：“李先念在财贸口复辟资本主义罪责难逃”。

     师大校内还贴有大量大标语：“不打倒余秋里死不瞑目！”“打倒反革命分子余秋里！”等。

    农机学院东方红公社3月23日发表声明，声明中说，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我们信得过。师大“井冈山”某些人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夺权的关键时刻，在余秋里问题上无视红代会，运动群众，制造分裂，配合了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矿业学院东方红曾发表声明炮轰余秋里（据说当时总部勤务员不全），现在总部有分歧，两个武工队都倾向于保余，群众中保余的多。

    地质东方红表示继续坚决炮轰余秋里，至于是哪个司令部的人还要继续观察，并有人说“总理可以有总理的认识。”

     北航红旗保持炮轰余秋里，坚信周总理，对师大井冈山提出打倒余秋里不可理解，要继续观察动向。

     中央财经学院《八.八战斗队》总部坚持“炮轰李先念、炮轰余秋里”，“支持师大井冈山、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北石北京公社”。

   清华井冈山坚持“炮轰余秋里”，对李先念不表态。

    民院红卫兵总部22日发表声明：“李先念副总理、余秋里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绝对不能打倒，也不能炮轰。”并号召全体战士“立即行动起来，坚决打退社会上一小撮人掀起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逆流。”

   民院造反红卫兵东方红公社22日下午举行示威，高喊“打倒李先念！”“打倒余秋里！”

动态报第90期1967.3.25刊登：

    三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计委大楼广场召开了“打倒刘、邓、陶、薄、谭，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

     石油部机关东方红造反总部代表发言谈到，打倒余秋里是绝对不允许的，在公交口薄一波和死党已在活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就表现在他们身上。大庆赴京报告团讲：有人说从大庆看余秋里的野心，就是否定大庆，否定大庆道路，就是否定一切，打倒一切，这就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庆公社（北石）代表讲话说：要把矛头指向薄一波，不应该指向李先念、余秋里，目前薄一波的爪牙还在兴风作浪，妄图夺取革命的果实，这是大是大非问题，难道不应该警惕吗？又讯：师大井冈山广播车开到了会场，高呼“打倒余秋里”等口号，会后由师大井冈山、化工红旗公社与机院东方红、石油大庆等激烈辩论。（第3版）

    动态报第90期1967.3.25（第4版）痛击反革命逆流！

    师大署名“誓死保卫毛主席”战斗队于24日上午贴出反革命大字报“给周总理贴张大字报”，长达十几张，质问总理为什么一再保余，强烈要求总理出来澄清“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否真实，这张反革命大字报出笼不久立即被井冈山盖掉。

    3月24日井冈山作战部发表声明说：“《给总理贴大字报》是一株大毒草，目的是把水搅浑，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混淆两个司令部，把谭震林、余秋里同总理混同，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23日大标语：“舍得一身剐，誓把余秋里拉下马”、“师大井冈山誓与余秋里血战到底”。

   “炮轰派”的观点和行动不合中央文革的意。后来，时不时拿“二月逆流”大棒，打压“北大派”，经常说不许为“二月逆流”翻案。

    下面说说江一真来北大的事，这件事被当时的一些报纸炒得沸沸扬扬，把它说成聂元梓和谭震林勾结的重要证据。江一真是国务院农办主任，是谭震林下面农口的最高领导。1967年5月初（或4月底）经公社动态组的王××介绍，江来到动态报，同行的有他的秘书、左叶和×××。我接待了他。他说，在中南海呆久了，外面的事不清楚，来北大看看，了解外面的情况。谈话时主要是我谈，讲北京当时的形势，两派的分歧。谈话的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当时接待他们，因为他们是保谭派的主要干部。他来之前和走后我没有向聂元梓报告。在北大发起反潘、吴行动以后，江一真的秘书来找我，问农口单位参加反潘吴的问题。我考虑“二月逆流”的问题，怕他们参加引起麻烦，不让他们参加，说：“你们看着就行。”

九、民族宫4.8事件，两大派（北大派，师大派）正式亮相

    1967年1月，民族文化宫参加民委统战系统“红色联络站”的“东方红”夺了民族文化宫的权，对立面“二.七兵团”被排斥在外。

当时在北京民族宫有民族工作展览。民委系统的两派都在争夺对展览的批判权，一些高校也介入其中。1967年4月4日，民族宫“二.七”兵团和新北大公社等19个单位组成“批判展览联委会”，4月5日召开《批判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会》，这个大会受到对立派的冲击，预示更大的冲突即将到来。4月8日上午，双方和警卫排一起商定，双方各自派人进入展览会场。对立派掌管钥匙。9点半左右我方70～80人按时来到会场，把门的人是对立派，不叫进入。协商不成，我方强行进入。到了11点半对立派调来300来人，口号是“保卫国家财产”，“你们是保守组织，无权批判展览”，强行把我们的人赶出去。中午左右，在展览馆内已无我们的人，按说事件到此可以结束。但是对立派得寸进尺，要把我方在民委的人全部赶走。冲突的现场不在民族宫，是在民委的大院内。晚饭时，总部接到展览人员的告急电话。公社总部头头卢×（中文系的学生），从新北大公社中文系抽调50余人乘一辆大轿车前去，我恰好在总部，也跟着车前往。没有准备武斗，人人都是赤手空拳，有四分之一是女生。民委大门外已集了很多人，我们到时人群分开，让出一条通道，我们是打着新北大公社红卫兵的旗帜往里走的，听见有人议论：北大来了。

    我和卢×曾去谈判，会场乱糟糟，来的人基本站着。没有谈判的基础，他们就是谩骂和指责：“新北大公社支持老保，快滚蛋”。后来他们提出谈判，我方派出新北大公社、石油大庆、北外红旗、轻工红鹰各一人。他们提出四项条件：

1、“二七”，“抗大”等保守组织，必须退出彻底批判展览联络委员会；

2、抢走的材料必须放回原处；

3、做公开检讨；

4、我们愿意和一切真正的革命造反组织联合起来进行批判。

    在谈判过程中，由红代会核心组组长聂元梓和副组长蒯大富签发的“经戚本禹同志同意”的两项命令传到：

“一、红代会所属单位之间发生矛盾，绝对不准武斗，目前双方离开民族宫、民委，不得接触（包括所有矛盾双方，而本机关除外）。二、双方掌握的材料不准转移，不准销毁，暂时保留在材料持有者手中。有矛盾由红代会主持协商解决。”

地质东方红当即发表“严正声明”：“一、红代会委员聂元梓、蒯大富发表的两项命令根本没有经过全体常委的讨论，更没有经过全体委员的讨论，丝毫没有是非观点，没有两条路线斗争观念。此命令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完全非法的。二、我公社革命委员会研究决定，完全不承认此命令，也根本不执行这项命令。三、此命令所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聂元梓、蒯大富两人负责。”

    我当时在一座三层的楼房内，是北大批判展览会的办公地。此时楼内不到100人。我在一层，房间像教室大小，室内有4～5个人。窗户是上下开启的那种。我看到外面有一人，没有佩戴标记，向我招手，示意叫我开窗。我刚把窗户开一道缝，他一把沙土向我的脸上撒来，眼睛里进了不少沙子，有十几分钟不能睁眼。

    凌晨两点半，中央文革小组派戚本禹的秘书为代表，和吴德在民族宫召集双方开会，传达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要求双方“马上撤出民族宫、民委”。此时对立派一心要把北大等单位赶走，吴德的讲话不起作用。到了后半夜，对立派的总攻开始，他们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将各楼房内我方的人从门或窗户扔出去。从我们的楼门口到大门外，排起两行，像夹道欢迎似的。在楼内，他们四人一组（都是男生），从每间屋子里把人拽出来，送到夹道的首端，夹道的人你一把我一把，拽着你往前走（顺便也打你几下），送出大门外。我到了门外，上了学校的汽车。一位女同学把新北大公社的旗帜，缠住身上带出现场。一些材料带不出来，放在厕所水箱的上面，过了两天去找，居然还在。凌晨6点左右，一位同学指着公共汽车站的一个人对我说，那是刘郢。看来他忙了一夜，胜利了，该回去了。

     4月9日，双方都发表声明指责对方，直接参与“4.8”事件的单位并不多，但在声明上签字的单位却各有几十个，向社会表明了存在两大派。

十、炮打谢富治

    民族宫4.8事件给了对立派向北大直接进攻的一个借口。1967年4月11日下午，为民族宫4.8事件，地质、邮电、农机、农大、工大、民院等6院校开了6辆广播车到北大来，他们高喊着：“聂元梓无权进入市革委会！”“聂元梓从红代会滚出去！”“揪出聂元梓当红代会核心组长的后台！”

    晚饭后我到大饭厅去，见到北大同学围着六辆广播车辩论，这期间虽不免有肢体的接触，但还不是大规模武斗。我到了广播台，只见到孙蓬一在那里。阴差阳错，我成了广播稿的起草者。下面反映的情况、聂元梓的指示或孙蓬一的想法，都要变成广播稿。我的笔头来得较快，起草完后，经孙蓬一审阅和签字，送到广播员那里。我这时才知道广播稿不是随便念的。晚上9点半钟左右，孙蓬一决定把他们赶出去。我起草的稿子的大意是：为了明天斗王光英大会，总部要求地院等校退出北大校园，北大学生行动起来，把那些无理取闹者赶出校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过了一些时候，下面反映6辆广播车，有5辆已经哑了，只剩一辆了。我说我去解决它，于是我在广播中号召，没有任务的同学，到广播台来，有一项任务。我下去一看有40来人，讲了任务，有30多人跟我去。我按4.8事件中地质学院的做法，前面放4人，余下排成两排，试着拉出一些人。但发现此招不行，前排的人被拉出，旁边的人马上补充。在汽车周围有3层人，我便扎入人群，他们也不知我是谁，来到喇叭下方，我用力跳起，把喇叭线扯断，广播车变成哑巴。我身高1米80，又是校田径队跳跃组的，想不到此时用上了跳高专长。接下来，北大的同学把广播车一辆一辆推出南校门。广播车周围有3层对立派的人，能起到一些保护作用，但是一旦汽车移动，他们的人重心偏离，实际上起到助推的作用。广播车一旦移动，再推就比较容易了。在“五四”运动场，地质的人抓了我们2个同学进行批斗。

对这一事件，4月12日孙蓬一在全校大会上有一个讲话，登在4月13日《新北大》报上。这里节选部分内容：

“昨天，今天，从我们新北大上上下下，一切革命同志，万众一心，斗志昂扬的气概就可以给企图搞垮新北大的那些人一记响亮的耳光！（热烈鼓掌，呼口号）请那些打着如意算盘、做着永远不可实现的美梦的人睁开眼睛看一看，我们北京大学从来有像这样斗志昂扬吗？！（热烈鼓掌）我们要感谢一些人，你们从反面给我们上了一堂很好的课，给我们创造了一个积极的克服“温”字老毛病的一个良好条件。（长时间热烈鼓掌）

……有的人讲，我们北京大学的革命派对别的单位支持不够，从我们方面来检查，原则上应该接受这样一个批评，因为我们应该做得更多，但我们做得很少；另一方面，如果有人从这个角度根本否定北京大学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其他兄弟革命组织的支援，如果说不是别有用心的话，那你们未免太健忘了！（热烈鼓掌）

……我们绝不想干涉兄弟单位内部的事情，但是你们既然打到我们家门上来了，一些问题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据我们所知，现在正充当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充当了一个反我新北大红色革命政权的打手的急先锋们就是朱成昭的势力，朱成昭的残余的力量。

……所以说，这一场斗争不是简单的、所谓左派内部的斗争，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对！鼓掌）这一场斗争的最根本最根本的问题，也是和一切革命斗争的根本问题一样，就是围绕一个政权的问题。（对！热烈的长时间的鼓掌）

……如果说，在昨天我们有些事情还看不清楚，那么到了今天，那一小撮人的心是路人皆知的了。因为马路上都写了大字标语了，他们要干什么，他们的目的已经清清楚楚了！（对！）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所谓的民族宫事件本来是微不足道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对！鼓掌）目的是他们背后的那些人要实现更大的政治野心、政治阴谋！当着党中央提出来，现在是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时候，当着党中央提出：“小分裂犯大错误，大分裂犯罪”的时候，他们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为了独占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他们就不惜来破坏大联合。他们的目的就是：一、搞垮红代会，独揽红代会的大权；二、搞垮即将诞生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高呼口号）他们已经公开提出口号来了，他们的矛头，不仅仅是指向聂元梓，也不仅仅指向我们新北大的革命同志，完全有理由可讲，他们的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对！）这决不是给他们引伸，更不是给他们扣帽子。因为他们自己的心理已经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表达得清清楚楚了。他们以攻击聂元梓为借口，直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要“新北大滚出红代会”，要“聂元梓滚出红代会”，“聂元梓没有资格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红代会的核心小组必须彻底改组”，要换所谓“老三司”，说“聂元梓凭什么当了红代会核心小组的组长”，“我们不信任你，到底是谁保你的驾”，要揪出聂元梓的后台。（全场群情激愤，高呼口号，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唱语录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所以说，这一场斗争不是简单的内部矛盾的问题。

    目前的这场斗争，既然意味着夺权，意味着无产阶级江山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因此，什么“委曲求全”呀，什么“忍辱负重”呀，让其统统见鬼去吧！（对！长时间暴风雨般的掌声，呼口号）在这样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面前，我们只能当仁不让，寸土不让，寸权必夺，寸土必争！（对！）因为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几个人，也不是为了我们新北大的小团体，是为了整个阶级，是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对！长时间热烈鼓掌）

目前，从北京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出现这样一个状况，一方面整个的形势是大好的，而且越来越好；而另一方面存在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这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有一个方面：过去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帮爪牙们，他们也企图翻案。像中宣部、统战部就有那么一股势力，那么一帮黑帮爪牙，他们企图翻案，他们企图搞第二次反攻倒算。同志们，我们能答应他们吗？（不能！）也有另外一种人，他们为了达到他们垄断、独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这一目的，便不择手段，只要是可以被他们利用、为他们服务的，只要是支持他们的，他们不管这些人是什么派，就一律给他们送上一个最美丽的桂冠：“革命造反派”。而这样一种力量，采取一种非常不正当的手段，采取拉一伙，打一伙，拉拉扯扯，勾勾搭搭，招摇撞骗，把手伸得很长很长，真正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当他们跟别人辩论，他们提不出充足证据的时候，便拿出所谓的王牌，说：某某支持我们。不管什么人，只要你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他支持了你，那么他也是错误的！（对！）无产阶级革命者，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对！）我有必要再一次阐明我的观点：在我看来，这一股势力的代表，这一股势力的核心不在学校，而是一些机关，是真正的摘桃派，那是一些什么人？如学部以吴传启为首的一帮子人，如高教部的延安公社（对！）中央统战部红色联络站。（对!）至于还有一些单位，他们人数虽然很多，但是，在我看来，那只不过充当了一个打手，充当了一个工具！（对!）关于这几个组织的情况，我这里简单地说几句：比如说，教育部的延安公社，他们里面查明了的叛徒，起码有五个，（高呼口号：打倒叛徒！）有的叛徒是非常恶劣的。例如卢正义，根据现在的材料，表明他不仅仅是个叛徒，而且可能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一个特务；还有一个东北人，国民党攻占沈阳以后，他叛变了共产党，嫁给了一个国民党军官，当了官太太。1949年，她又混进了北京，混进了党内，现在也成了延安公社的骨干。还有一个女的，她的丈夫过去在河南做地委书记的时候，叛变了革命，出卖了革命同志，聂元梓同志的一个侄子，当时刚刚入党，只有十六岁，就被这个叛徒活活打死了。这是她丈夫干的，而这个女的跟她丈夫是一起的，所以她改名换姓。现在她很恶毒地咒骂聂元梓同志，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不是什么个人对个人，而是阶级对阶级！（对！）在这些叛徒内流传着一个非常非常卑鄙哲学，流传着一个什么论调呢“越是叛徒越是左派”。同志们，你们说这个说法是不是混蛋啊？（是！）他们这种卑鄙无耻的说法遭到了延安公社要革命的同志激烈的反对，而且有很多同志公开造他们的反，揭露他们可耻的理论。（高呼口号：打倒叛徒！）”

    北大动态报67年4月14日刊登文章：地院东方红一小撮要干什么？

    地院东方红一小撮继4.8制造民族宫流血惨案后，与11日12日闯入我校连续挑起武斗，恶毒攻击新北大和坚定的革命左派聂元梓同志。在这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目的？从他们的反动口号中不难得出结论：

“毛主席给你们题字有什么了不起？！”“新北大狗仗人势！”“中央文革又怎么样？！”“你们是典型的江青派！”“聂元梓靠边站！”“老三司联合起来！打倒聂元梓！”“新北大是保皇狗，是三保户（保陆平、保张承先、保聂元梓），打倒保皇狗！”

    4月13日，谢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代会核心组，解决这一场冲突。聂元梓打电话给我，说一些情况不清楚，让我一起去。汽车已在楼下等着。到了大会堂，聂元梓首先向会议的组织者说明多来一人，组织者同意我进去。原计划10点开会，一直等到下午2点才开。中午饭在会议室，每人一份小豆沙包，很好吃，当然要交粮票和钱（3角）。

    下午开会，谢一开始说：“今天召集红代会核心组开会，解决北大和地质之间的矛盾。先听听别的院校的意见，你们两家不必发言。”会场上有人提问，质疑我的身份，谢富治问聂元梓，聂元梓答道：已经和会议的组织者说明了。会议开始后地质虽然没能发言，但是参与事件的其他五个学校都可以发言。邮电等校相继发言，攻击北大。北航韩爱晶发表一个各打50大板的讲话。几个人发言之后，聂元梓说：“谢副总理，我讲两句。”谢把手一挥，说：“你不要讲，你们两家，我谁也不听。”我在聂元梓的身后，看到她流下眼泪。这时会议室的大门开了，一下进来20来人，其中一位女的我认得，她是地质学院动态组负责跑北大的。他们一看屋里有那么多人，就嚷着：“不是单独接见我们吗？”说着就要往外走，会议组织者一拦，他们又都回来坐在后排，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什么。经过这一折腾，会议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谢富治起身到边上的小房间，地质的人随后进去。过了一会儿他们过来，围着我们说：“谢副总理说了，找聂元梓来解决。”聂元梓起身到小房间去，我和孙蓬一到大会堂门口，一会儿聂元梓出来，地质的人围上。聂元梓问会议组织者：“会议还开不开？”答曰：“不开了。”我们便走下台阶，地质的人一直追到我们的汽车旁，骂的是老保、挑起武斗之类话。

    汽车开动后，孙蓬一问：“谢副总理怎么说的？”聂元梓说：“武斗是北大挑起的。” 停了一会，孙蓬一说：“回去以后要把接见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对群众讲。”聂元梓说：“不能讲。”我说：“讲了会引起炮打谢富治。”因为都很生气，一路无话。进了南校门，我下了车到动态报，聂元梓、孙蓬一去参加批判控诉刘少奇黑修养大会，这个会上，聂元梓和孙蓬一讲了话，但有所节制。

     晚上，石油学院大庆公社来北大，就北大“4.11事件”表示声援。在大饭厅，临时来了一些同学，孙蓬一即席讲话。他讲了下午的接见和“1.15事件”等情况：处理“1.15事件”，把抢档案的说成英雄，是左派，而把保护档案的人关进监狱，这是什么逻辑；在名义上是解决北大和地质的矛盾的会议上，不叫我们说一句话，就下结论，说武斗是我们挑起来的，不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吗？是他们打到我们家里来的，而不是我们打到他们那里的。是非是如此明显，却视而不见？我们多去了一个人，谢富治便问，地质多去20多人，什么话都不讲。孙蓬一还讲了吴传启之类是真正的摘桃派以及和他斗争的性质，其中一部分内容在12日的讲话中已经讲到了。当时我在大饭厅的外边，一位中文系的同学问我接见的情况，我说：“没有叫我们发言，却说武斗是我们挑起的。聂元梓都气哭了。”

     会后，新北大公社总部决定派人到公安部和谢富治辩论，队伍在马路上集合了，有些积极的人先跑到前面贴大标语。这时聂元梓、李清昆赶到现场，制止了下步行动。总部马上派人分几路，把先走的人叫回来，并把贴的大标语盖上。（肯定是盖不全的，第三天在天文馆的屋顶上，还有“打倒谢富治”的大标语。）当晚，聂元梓口头向驻北大的中央文革记者承认错误，并写了书面检查连夜送到中央文革。从此，聂元梓头上就戴上“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夺权”， “夺市革委会的权”的帽子。

    说北京两派的分歧点在于谢富治是不对的。高校里出现反谢情绪的，首先是政法学院，那是1966年的事，症结在工作组问题。运动初期各校的工作组按系统派下来的。赶走工作组以后，派出工作组的领导，不同程度的受到冲击。唯独公安系统谢富治派工作组，不能揪谢富治。第二个反谢的单位是民族学院，因为1.15事件。第三个是北大，因4.11事件。在1967年反谢富治最厉害的是“联动”，不算北大派。到了1968年在高校学习班上，反谢的单位较多，突出的是清华“414”，“414”本是地派，这时和天派一起，清华的团派戏称“414”为“变天派”。

    在“4.8”和“4.11”事件中，清华、北航偏袒或支持地质，蒯大富和聂元梓之间的关系很僵。清华内部两派纷争愈演愈烈，出现“414”，蒯大富发现是地派在支持 “414”，感到气愤，想和聂元梓搞好关系。由于在民族学院2月武斗时，清华井冈山的一位战士支持了抗大公社，两家的关系很好。蒯大富托民族学院的郑仲宾，向聂元梓捎话，恢复关系。清华蒯大富和北航韩爱晶在5月一起参加反潘吴的斗争。



以下引用卜伟华的文章作参考：

    从4月初起，北京高校各造反派红卫兵中的矛盾逐步表面化、尖锐化，其间并伴随着大大小小的武斗。4月3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与“井冈山革命造反联合会”发生武斗。4月4日，北石院内“大庆公社”与“北京公社”、“胜利公社”发生武斗。4月10日，北石“大庆公社”与“北京公社”又在石油部大打出手。4月11日，北京铁道学院“红旗”与“革联”，因争用礼堂引起武斗。4月12日，中央财经学院内发生了“文革”以来第一次武斗，该院“八八战斗队”一分为二，一方开会，另一方去冲，造成武斗，打伤十余人，有一人脑震荡。4月13日，北京第二医学院发生武斗，据统计被打伤较重的有29人。同日，北京化纤学院“红旗”等组织与“燎原井冈山”、“东方红”等发生武斗。4月19日，北外“红旗大队”与“红旗造反团”发生武斗。

    此后，北京高校的两大派斗争越来越激烈，双方的分野也逐渐明确。1967年8月25日，地质《东方红》报上有一篇文章写道：“4月上旬民族宫事件的爆发，终于使得原来各个局部性的磨擦，汇集转化为全面性的冲突。对这场冲突到底采取什么态度，支持谁？反对谁？这在当时北京各个群众组织，不约而同地以出人意外的速度纷纷表态，各自选择自己的队列。”

    事实也正是如此，北京高校的各种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大多都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在“民族宫事件”和北大“四．一一”武斗中，倾向“新北大公社”的主要有：人大“三红”、外语学院“红旗大队”、石油学院“大庆公社”、民族学院“抗大公社”、政法学院“政法兵团”、化工学院“按16条革命造反队”、邮电学院“古田造反团”、工商专科学校“卫东彪兵团”、“八一八革命造反团”、林业学院“鲁迅公社”、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东方红”、北医“八一八”、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中央美术学院“红旗兵团”、语言学院“红旗”、中国医科大学“向阳”、“从头越战斗队”等组织；

    倾向地质“东方红”的主要有“新人大公社”、外语学院“红旗造反团”、石油学院“北京公社”、民族学院“东方红”、邮电学院“东方红”、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工商专科学校“革联”、林业学院“东方红”、矿院“北京红卫兵”、工大“东方红”、语言学院“东方红”、农机“东方红”、农大“东方红”、北京农业劳动大学 “东方红”、北京建筑工业学院 “八一红卫兵总部”，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东方红”、中国科技大学“东方红”、北京工业学院“东方红”、财金“八八战斗队”、经济学院“红旗公社”、北京钢铁学院 “革造”、轻工“七二九兵团”、机械学院“红旗”、北医“长征红卫兵”、“燎原公社”等。在倾向地质“东方红”的阵营中，可以明显看到有许多是原“三司”的骨干组织。双方阵容以后还不断有些变动，但基本上形成了两大派。

最初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并不支持“新北大公社”。1967年4月12日，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矿院“东方红”发表的关于北大、地质武斗的联合声明中，没有一句支持“新北大公社”的话，只说：“我们坚决拥护谢富治同志、傅崇碧同志的指示，不折不扣地按中央文革指示办事。对目前新北大公社和地院东方红等革命组织之间的矛盾应从革命大局出发，在红代会的主持下解决”。在北大发生武斗时，清华、北航都派人去凑热闹，并发生了人员在北大被打、被扣，宣传车被砸的情况。4月14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代会”代表时，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的代表都向中央文革小组告了“新北大公社”的状。但在后来的许多重大活动和事件中，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都是站在了和“新北大公社”一致的立场上。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以后逐渐形成了以“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为首的所谓“天派”和以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为首的所谓“地派”两大派互相抗衡的格局。

（注： 卜文中有一点有误，北京钢铁学院 “革造”是天派，参加地派的是“919”。）

十一、对潘梓年、吴传启宣战  4月10日江青接见聂元梓

   民族宫事件后，聂元梓感到事情严重，决定向江青报告。孙蓬一1977年1月3日给我的信中记叙了这件事：

高教部事件后，北大从上到下，都在胸中沉积着一股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压抑闷气。“5·16”们则得寸进尺，步步紧逼，视我们为软弱可欺，冲突不断发生。我们总是受气，真是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了。不公开起来与王、关、戚对着干，简直要把人气疯、气死了。这伙以“左派”自命的家伙，其篡党祸国的用心，若再容忍下去，则我们是无颜再以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居了。四月八日民族宫事件后，我就主张公开反击、指出问题实质。当时李清崑等人建议为稳妥起见，还是去找江青当面汇报一下，以取得支持。聂同意了。九日写了一封求见信，10日下午她与我就去了钓鱼台。那天正好是清华斗王光美。

   我们去后，在场的有江青、陈伯达、戚本禹。我记得是16号楼（文革办事人员所在的楼）的一层会议室里，江先问了清华斗王光美的情况，然后问我们是否找王力、关锋来一起听听。我们异口同声地表示拒绝。戚本禹则以早有先见之明似的说：“我早就知道你们是不会同意的。”为什么我们没有拒绝戚本禹呢？因为当时还认为他与王力、关锋不同，根据是：（1）高教部事件他未给我打电话；（2）放郑仲宾，是戚根据郑母的请求信下的令；（3）他当时反对朱成昭。

    我和聂坐在长形桌子的一面，对面是他们三人：中间是江青，右边是陈伯达，左边是戚本禹。我们向他们谈了高教部事件，谈了林杰、周景芳、潘梓年、吴传启及其北京市里那一伙，包括高教部的卢正义、徐非光。指出他们这一伙人许多人都有历史问题。我则公开说：我们认为王力、关锋是在搞新的招降纳叛、结党营私。谈话间，江青倒没有怎么反驳我们，给人的印象她是在耐心的听我们的汇报，而唯有戚本禹不断地为王、关辩护。当谈到潘梓年、吴传启时，江青说：不是早就打过招呼不和他们联系吗?(对戚)你把吴传启的档案拿来给我看看。戚本禹答应明天就给她。当说到周景芳时，我说他去市委，是说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去的，以中央文革代表自居，地院的广播中，更说周景芳是中央文革的新成员。江青指出：他是什么中央文革代表、成员？！他连中央文革来都没有来过！戚本禹此时就插话说：可以说是中央文革委托的。陈伯达则说：这样恐怕不好吧，不能这样说。陈的语气是很平和的。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一下子却激怒了戚本禹，当着我们的面就大发其火，把手一拍：这没有什么！我负责！这是经过了主席的么！戚本禹还想发作下去，江则如对三孙子那样，爱抚地拍了一下戚的手臂：嗯……，这才制止了戚。弄得陈伯达十分难堪，羞辱之色，从脖子到脸一下子都棕红了。陈最后语调平和但却充满委屈，不解地说：我从来还没有看见你发这么大的脾气呢？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极深，使我从此认清了戚本禹在江青那里，确是一个宠儿。戚本禹与王力、关锋是一伙的。所以以后，当了解到戚想控制北京市时，我是深信不疑的。派周景芳的，也显然是戚本禹同王力、关锋一起干的。而陈伯达给我的印象是：他虽是组长，但地位还没有戚本禹来得显赫，戚对他是毫不敬重的。

    我说到王、关包庇那一伙，是搞结党营私时，江青说：我们没有那样的感觉，只是感到关锋的性子拗一些。接见我们将结束时，姚文元进来了，我“记得”随后周总理也来了。於是谈话就结束了。江青送我们到16号楼的门口，还告诉我们，今天谈的事，出去不要讲，特别不要损害了王、关的威信。（信引用完）

    聂元梓和孙蓬一反映王力、关锋结党营私招降纳叛的问题，吴德的回忆录有一段可以佐证：

    新进来的人大都是王、关、戚支持的那一派，约有二十多人。哲学所的造反派头头周景芳担任了市革委会的秘书长，杨远担任了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等于市委的办公厅，一切机要都由杨远控制。当时，各部口都取消了，新成立的各组都被学部来的人把持。《北京日报》在新市委时就已经停刊了，造反派反对我们从河北调来的翟向东、山西调来的吴象、天津调来的林青，林青后来自杀了。造反派一闹，就出不了报纸了，我打电话向陈伯达请示如何处理。陈伯达说：北京市这么多报纸，《北京日报》可以停刊了。这样《北京日报》就停刊了。革委会成立后，《北京日报》恢复出版，学部派来的屠武生控制了《北京日报》。实际上真正控制的是吴传启，吴传启背后操纵屠武生，所有的社论、消息都要经过吴传启看。

    反谢的事平息以后，1967年4月下旬，北大联合“北大派”，正式向“潘、吴”开战了。先从潘梓年的问题开始。潘梓年是汉奸潘汉年（文革后给潘汉年平反）的哥哥，历史上的问题较多，好搞。吴传启的主要问题是组成一个集团，攻击周总理，到处夺权，控制北京市委、北京日报，抢劫档案。

    为了政治上的主动，聂元梓指示不提关、王的名，并说是不反王、关的，“关锋就是关锋，吴传启就是吴传启”，对“吴传启的后台”解释为陶铸。公社总部严令不许整关锋、王力的材料，关锋和吴传启联名写的文章不得收用。这样的策略称为“死打叛徒不上揪”。在王、关、戚的高压时期，采取这样的策略无疑是正确的，使他们抓不到我们反王、关的具体材料。

   清华、北航在“4·8事件”和“4·11事件”中支持地质，和北大的关系很僵。蒯大富后来发现林杰支持“414”搞他，使他两边都孤立，便向北大靠拢，请民院抗大说情和北大搞关系。在67年5月份，清华团派和北大关系最好。当时叫北大派，师大派，还没有“天派”的名称。

    在反潘、吴的高潮中，对立派当然也要反抗，形式上他们还是有优势的。他们此时采取的策略为：

（1）认为北大是搞关、王，要引北大自己上钩去直接打关、王。这样聂元梓就自己跳下井；

（2）反谢富治就是要夺北京时革委会的权；

（3）把北大说成保二月逆流，是保守派，到处支保；

（3）4·11事件证明，用外边的武力是压不倒北大的，采用积极支持内部反对派的策略。

     关于潘梓年的材料，由冯定证明，1926年组织上曾通知潘梓年参加他们的小组生活，证明潘已是党员。但是1927年恐怖时期，他发表了大量的吹捧蒋介石、骂共产党的文章，说明在政治上他已经叛党。这是第一批材料。在5月份大批判中，要批刘少奇吹捧“武训传”，这时收到一封匿名信，说潘梓年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杂志上发表吹捧武训的文章。我们从图书馆一查果真如此。这是第二批材料。第三批材料是潘在1933年组织上叛党。以上这些工作是由“除隐患”战斗队搞的。另外他们还搞了吴传启的材料。从某种意义上讲，搞吴传启更困难些。吴传启的老窝在武汉，在那里还有他的一批势力。另外他当时还是挂着“左派”的桂冠，不能直接搞他。这期间总理给北大一个指示，让北大搞二机部的一个叛徒的调查。“除隐患”战斗队的潘××和王××等人借这个名义到武汉档案馆，查阅了许多档案，终于查清了吴传启以前是国民党员，党证号码是*****。

    1967年5月中旬，周总理驻交通部的联络员想了解北大对交通部运动的看法，约北大交通部问题调查组去中南海谈情况，我也随同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进中南海。调查组谈完情况以后，我说：“联络员，我们发现了社会上有一个反总理的集团”。联络员说：“有这事？那你谈谈”。我便谈了这个集团的组成和他们在3、4月份反总理的活动情况，点到的人物上至潘梓年、吴传启，下至谭厚兰。谈到他们在余秋里、李富春、李先念问题上的做法，名义上是反这几个人，实际是和总理对着干。

    十二、“5.16”的出现

67年6月，“5·16”兵团从阴沟里冒出来，打出“首都5·16红卫兵团”的旗号，公开进行反革命活动，散发反革命传单，书反革命的标语，矛头集中指向周总理。在得到第一张“5·16”的反革命传单之后，我立刻用电话向总理办公厅报告。我说：“我是新北大公社，我有重要的情况向总理报告。”守机员问：“你是找总理还是找总理的秘书？”我说：“找秘书就可以了。”电话转到总理的秘书处，我报告了这份反革命传单的得来和大体内容，最后问这传单怎么办？秘书答：“你送来吧”。得到这份传单后，我们也立刻向公社总部报告。总部召开全体社员会，向群众宣布这件事并发表了声明。我在大会上讲了“我们发现社会上出现了一个反革命组织……”。第一份传单的主要内容涉及农口，动态组便重新进入农口进行调查。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是不可能把这事调查清楚的。我们认为：（1）这个反革命集团出现在地派之中，主要是由过去曾经反过总理的那些单位。（2）农大东方红驻农政农办的战斗队“5·16兵团”可能就是（之一）。我们还到财经学院、商学院等处进行了调查。这期间“红旗”杂志的记者郭××（原北大学生）到北大了解我们对“5·16兵团”的看法和所了解的情况，郭是我接待的。后来调查工作不能再深入了，这工作就停止了。1967年武汉“7·20”事件发生后，“5·16”集团利用这一事件，掀起了抓军内一小撮和反总理的逆流。他们在散发的传单上把总理打成“7·20”事件的后台。师大学大庆战斗队贴出“从大庆道路看余秋里的野心”的大字报，否定大庆红旗。后来这个战斗队又贴了周总理的大字报。

    以下是卜伟华关于“五一六兵团”的文章：(卜伟华的博克:第六章第三节造反派的分裂(3) 2012.10.08)

7月上半月，“五一六兵团”在财贸口、农口发动所谓“第一次战役”和“第二次战役”，大量散发《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告农口革命战友书》、《二十三个为什么》、《五一六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当前形势的几个思考题》等传单，在八机部贴出标语“打倒二月黑风总后台”，影射攻击周恩来。8月3日、4日，“五一六兵团”在紫竹院公园开会，决定成立总部，由张建旗（钢院）、程镇华（商学院）、苏东海（师大）、郭树忠（农大）、刘秉杰（农大）五人任常委，下设负责农林、财贸、文教、工交、军事、中学、外事、全国联络等8个方面军，确定了各方面军的负责人。有个别外地学生（如长沙一中、湖南师院附中等）也参加了“五一六兵团”的活动。

    8月上旬，“五一六兵团”频繁活动，在西单、王府井、东四、北海、动物园门口、甘家口商场、西四丁字街等处都出现了他们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传单，题目有：《周恩来是刘邓司令部的人》、《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周恩来在农口干些什么》、《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背叛五一六通知》、《打倒反革命两面派周恩来》等等。他们还向北京各大专院校，以及湖南、湖北、广东、新疆等地邮寄传单，还到城里挨门挨户塞传单。这是他们活动的高潮，也是他们在遭到毁灭性打击前的最后一次表现。

    8月11日，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召开造反派座谈会，在会上提出“被坏人操纵的五一六兵团是反革命组织，它把矛头对准周总理，实质是对准中央。”造反派立即行动起来，批斗了“五一六兵团”的主要成员。

   9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党中央负责人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发出战斗号召》。报道说：“中央负责同志指出，一切革命群众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必须坚决镇压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个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反革命组织。”

   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其中特别提到了“五一六兵团”：“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对姚的文章赞赏有加，连称“很好”、“极好”。并在关于“五一六兵团”的段落后边加写了一段话：“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候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在一片喊打声中，“五一六兵团”彻底瓦解了。“五一六兵团”的主要成员均被捕入狱。

十三、中学及军事机关

（1）北京中学的造反派分裂

    1967年北京中学分成“四三”“四四”两大派，新北大公社支持“四四”派，中学红代会的负责人李冬民是“四四”派，他和聂元梓的关系很好。我们动态组当时的重点是关注“联动”问题，对“四三”“四四”两大派，只知道分歧在于对军训的态度。

卜伟华先生在他的博客中对于“四三”“四四”两大派，做了详尽的说明，现摘选如下：(选自卜伟华的博克:第六章第三节造反派的分裂(1) 2012.10.08)

    1966年10月以后，高校造反派已逐渐成为北京红卫兵运动的主角，中学的老红卫兵和造反派之间的斗争虽然也很激烈，但多是局限于校内，对社会上影响不大。1967年2月24日，江青、谢富治接见中学造反派时说：中学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同“联动”作斗争。3月以后，中学都开始军训，在军训团的领导下，大力强调大联合，并解散了一些造反派组织。1967年4月3日和4日，中央文革小组两次接见北京大中学校造反派，谈军训问题。

    4月3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接见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江青在讲话中批评了军训解放军在北京中学解散造反派组织的做法，她说：卫戍区有很多做法不妥当，我们没有让他们支持联动，卫戍区的同志要虚心听取小将的意见，要把左派组织恢复起来，壮大起来，大联合哪能不以左派为核心呢？康生在讲话中对北京卫戍区负责军训工作的副司令员李钟奇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李钟奇3月27日的讲话是完全错误的，他的这个讲话不谈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谈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刘邓反动路线的斗争，完全是联动的观点。”“这个讲话是联动的代表作，现在联动又活动起来了，为什么他们老不解散？就是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支持他们。”[8]傅崇碧、李钟奇不同意康生的话，当场起身辩解，被江青、陈伯达制止。

中央文革小组及谢富治等的这次讲话使中学一度受挫的造反派大受鼓舞，并激起了他们对军训解放军存在的不满情绪。过去因为怕被别人扣上“反对解放军”的帽子，造反派大多不敢公开对军训团和卫戍区进行对抗，现在有了“中央首长”讲话的尚方宝剑，他们便觉得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抗争了。批评军训团和卫戍区的大字报很快就上了街，有的还直接点名批判李钟奇。

    4月4日，王力、关锋、戚本禹接见中学造反派，他们讲话的主旨是说解放军应当坚决支持造反派，但也批评了给军训团和卫戍区贴大字报的做法，王力说：“军队同志的缺点、错误，一定要采取适当方法，不要公开提。关于军训要总结经验，即使军队的同志支持错了也要给他们提供情况，让他们改，改了就行了。‘揪出李钟奇’这个口号不好，要改掉，要爱护卫戍区，卫戍区是保卫毛主席的，不能把他们搞臭。”他们在讲话中再次强调了要搞班级大联合。这次讲话又给中学里支持军训团的那部分红卫兵以鼓舞，他们坚持认为支持军训团没错，搞班级大联合没错。

    从总的来说，“四三派”和“四四派”都是“文革”初期北京中学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它们都毫无保留地响应毛泽东号召，听从中央文革小组的号令，是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中学中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要依靠力量。

在新成立的北京中学红代会中，“四四派”占有明显的优势，主要负责人和多数成员属于“四四派”。4月下旬，中学红代会作出决定，不承认六中“红旗”等“四三派”的11个组织，吸收与这些组织对立的“四四派”组织加入了中学红代会。已经加入了中学红代会的“四三派”组织，为了与“四四派”相抗衡，组织了“四三串连会”，在北京市各中学造反派中进行串连，发动一个又一个的宣传攻势，组织各种活动，与被“四四派”掌握了实权的中学红代会对着干。

   中学“四三派”虽然人数少，但能量很大，主要原因是得到了北京各大学造反派组织的支持。4月19日，由谢富治指示成立，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等8个高校造反派组织参加的中学运动调查组发表了《关于目前首都中学运动的声明》，提出“目前联动和保守势力配合社会上的一股自上而下京中学两大派的态度始终是比较明确的，他对“四三派”情有独钟，多次强调中学搞大联合要“以‘四三派’为主”。5月9日，清华“井冈山”与体院毛泽东思想兵团800余人骑自行车进城游行，高呼“打倒联动！”“坚决支持中学革命造反派！”“彻底批判反动血统论！”以此表示对中学“四三派”的支持。

（2） 军事机关

    1967年初，军事机关的造反派分裂成“一筹”“二筹”两派，高校中多数组织支持“一筹”，北大和少数高校组织支持“二筹”。

北大动态报第111期1967.4.19第三版刊登：

答读者问：……

    近来我校同学佩戴一种纪念章，上有毛主席像、1.19二筹字样，许多同学不解其意，问“1.19二筹”是怎么回事？下面简介：

    当军事院校和文艺团体造刘志坚与黑三条反都到北京来的时候，江青同志点破了刘志坚的阴谋后，军队造反派成立了筹委会，在讨论大会宗旨时有分歧，二筹认为斗倒刘志坚，是符合江青同志的讲话精神的，一筹却认为刘志坚是死老虎，要揪刘后台，把矛头指向肖华同志，以极“左”面目出现。当时中央文革认为二筹大方向是正确的。一月十九日，二筹开了斗争刘志坚大会，而一筹等单位冲了这个大会，并造谣说江青同意他们冲的，并同时抄了二筹的家，把材料抢走。我校认为二筹大方向始终正确，他们的行动符合中央文革指示精神。后来一筹等组织组成的新一筹中的一小撮人冲中南海、解放军报社、国防部等，并来我校大闹。历史证明1.19大会的方向是正确的，而一筹要揪肖华同志却完全是错误的。我校参加了二筹。

    在运动初期批判党委时“一筹”“二筹”两派，都是反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等的。保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等的一方后来兴起成立“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简称三军）”。1967年5月13日，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展览馆剧场演出“长征组歌”。“冲派”派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海军政治部文工团“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空军体工队“战鹰红色造反团”、八一体工队“革联”、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新燎原”、高等军事学院“井冈山”等十多个军内造反派组织和支持“冲派”的北京一些大学的造反组织共1000多人，以“不能让老保上台演出”为借口，冲击了演出大会。两派发生武斗，双方共有200多人受伤，数十人受重伤。事件发生后，林彪派叶群到医院慰问“老三军”的受伤人员，事后林彪发表支持演出的讲话和观看演出。从此“一筹”“二筹”两派组合在一起成为“冲派”。在5.13演出的现场，只有新北大公社文艺团的曹广志表态支持“三军”。此事影响重大，后来北大和“三军”关系很好。由于曹广志在现场是以新北大公社的名义表态的，冲派的许多单位指责北大。我们动态组当时和“二筹”联系，新北大公社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站支持“冲派”。大约5月24日，聂元梓、联络站的两人加上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去，见冲派的“星火燎原”的负责人，目的是和解，保持友好关系。因为校内对军队的两派有不同的意见，这样校文革就采取了同等对待的方针。在“纪念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的大会上，对两派都发了请贴。在发请贴之前和“三军”派打招呼，他们同意北大的做法。当“冲派”来到“五四”运动场时，看到“三军”也在会场，就愤怒地离开了会场，于是新北大公社和“冲派”的关系就断了。由于“三军”派得到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的支持，逐渐强大起来，而“冲派”却走了下坡路，很快消亡。当然，在“9.13事件”以后，形势又大变了，这是后话。

   不能说“三军”是天派，“冲派”是地派。

    十四、陈伯达6.5讲话  天派地派名称的出现

    1967年5月份，全市性反潘吴的高潮，使潘吴的根基发生了动摇。他们的后台赶忙出来维护其一伙。我按时间顺序，把这些讲话列出。

    1967年5月27日中午，聂元梓接到电话，要她在两点之前到达钓鱼台。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找聂元梓谈话。陈伯达说：“我们是受江青委托和你谈话的。江青同志本来是要来的，她身体不好，还有别的事情，不能来了。你是有水平的，你是市革委会副主任，又是红代会的，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以后有许多事情需要你和我们共同来做。我们非常希望和你合作。你写的大字报和你在北大校文革的行动，为文化大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希望以后好好地合作。你不要反对吴传启了，更不要把我们和他联系起来。陶铸反关锋就是从反吴传启开始的。”聂元梓说：“就是吴传启在搞两大派，到处伸手，制造分裂。清华、北航直到5月中旬才开串联会搞吴传启。”关锋插话：“真的那么晚吗？”陈伯达接着又说：“吴传启已经不在了。你知道吗？两大派你要负责。” 关锋说：“北京分出两大派，你要负责，你要揪出一个大后台，要叫大家吓一跳。”（聂元梓解释：这都是谣言。）关锋说：“你态度不好。” 在谈到谭震林问题时，关锋说：“你们要揪出揪谭震林的后台，如果是那样，我们就奉陪。你们还要保余秋里，提醒你们，不要再犯错误，再犯大错误就可能爬不起来了。”

    5月底，关锋在一次接见以后把聂元梓留下说：“北京市的武斗你要负责任。”聂元梓说：“那么，我到农村去劳动。”关锋说：“你离开北京也跑不了你。”

    1967年6月1日，王力、关锋、戚本禹接见中宣部工作人员讲话时，戚本禹说：北京市现在搞两大派。（王力插话：“互相搞一些不知是哪里来的东西，根据那些东西来确定方针政策”）（关锋插话：“靠谣言确定自己的行动，就会迷失方向。”）北京市现在两派斗争明显不是掌握大方向的斗争，不是搞大是大非。最近有两个动态值得注意，就是阶级敌人企图从两个方面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转移大方向，一种是从极左方面，一种是从极右方面。极左方面不是把矛头对准刘、邓、陶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企图用各种流言蜚语打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煽动一些人攻击总理，攻击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从右的方面就是制造混乱，说中央文革分两派，支持一派，打击一派。过去说文化革命小组分两派还可以，因为有陶铸、王任重。现在的成员都是一起战斗过来的，团结是坚强的、坚固的。

    1967年6月3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接见外事口时，陈伯达说：“最近街上有这样一些标语，是反对谢富治的标语：‘打倒谢富治！’‘谢富治算老几！’现在谢富治是北京市的首长，我投他一票，你们也有一份。这种标语是乱来，属于联动一类。写这种标语的人算老大吗？老子天下第一。自己来当革委会主任。革委会主任不是自封的，是大家推选的。”

    6月5日，陈伯达在红代会核心组讲话，公开批聂元梓是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节选）“老子天下第一，什么人的话也不听了，中央命令也不听，我就造你们的反，谢富治副总理如果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造他的反。我批评谢富治同志，他太软弱了，对你们太宽容了。有人贴大标语：’谢富治算老几？’什么算老几？这是什么意思？我是拥护谢富治的，我投他的票，对你们采取无产阶级的强硬政策，你们这样闹不行，我就是要批评。我什么都没有，我是小小的老百姓、无产阶级。有的同志说我：你最近批评的人太多了，我说，我还是要批评。（谢富治：你敢字当头。）……你们是拆革委会的台，要打倒谢富治，（谢富治：只要把我打倒，市革委会能够巩固，北京市革命秩序能够恢复，那就是好的，我明天就倒。）首都要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模范。（谢富治：可是两派都要把红代会搞垮。）不要受坏人煽动，不要受自己坏思想的煽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资产阶级的丑恶灵魂，（谢富治：现在有些人私字挂帅，很严重。）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挂帅，要造你们资产阶级思想的反，（谢富治：有人认为只有自己才是无产阶级，别人都不是。）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考验以下，谢副总理，你找个时间把委员们都找来考，（谢富治：这样不行，没有用，他们背得很熟，而且都会写）那不一定，听说傅崇碧主持会议你们都不听，傅崇碧同志保护过我，我对他很尊重。有些人翻脸不认人，根据他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这些都是剥削阶级丑恶的东西。你们受压制时我们的话是香的，现在不行了，你们现在站起来了，不仅要夺学校的权，也要夺市革委会的权，还要夺工厂、机关的权，现在最危险的是夺无产阶级的权。我们无产阶级也懂得，资产阶级也懂得你们，你们可能走到反面了，你们搞打砸抢，就是执行刘邓路线，……有人对我说，他们要故意闹，把事态扩大，要中央文革接见，我准备去，让他们随便踩死，献出一个人的代价，我年纪太大了，又没有用，说话还要翻译，让你们打死也好。岁数小不要紧，毛主席希望你们做无产阶级接班人，能不能做，看你们自己，用打砸抢就能把谢富治打倒了？你们现在要准备条件做接班人，不是现在做接班人，你们脑子中资产阶级影响还是很深的，要革掉这些灵魂，中国就可以不变色，不然，还是要变色，有人可能反对我，他现在要接班，用打、砸、抢就变为资产阶级。这是受封建的帮会的影响，你们没有讲接班的条件，就想打倒谢富治，你们来当主任吗？主任不是自封的，是群众选的。谢富治如果交班就是犯罪，不能交班。你们现在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你们两派这一派对付那一派就是刘邓路线对待群众的办法，我们天天为你们着急，替你们忧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国家的前途。你们登了台，这样搞下去，可能搞修正主义，这样搞下去就得搞修正主义。（谢富治：这句话很重要。）你们自以为是英雄，是无产阶级的英雄，还是资产阶级的小丑？（谢富治：不要走得太远了，你们两派，不论哪一派都不要走得太远了。）我得罪你们这些委员老爷了。（谢富治：不是得罪，而是帮助。）不要用喇叭车，你们不要插入各省市、各机关的运动，你们不太了解，自惹麻烦。你们去帮助一派，反对一派，乱支持。（谢富治：通通回你们学校去。）中学生你们也不要去插手，中学生的分裂是由于你们大学生在里面插手，工厂的分裂也是由于你们大学生在里面插手，好像北洋军阀似地各占地盘。（谢富治：这句话很重要。）我昨天批评了××不听毛主席的话，大批判大联合都不听，非得要去搞分裂，公开批判北京日报，听说有人要批判红旗和人民日报，我前天已经把话说出来了。有人用联动的口号说‘活着干，死了算。’不知是为了哪个阶级干？不讲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资产阶级？以后你们再闹我就不接见了。我很严肃地指出，有人从右的方面，有人从极“左”的方面来动摇党中央的领导。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是很严肃的，不是儿戏，不是赌博。我没说过什么好话，这两句话是对的。（谢富治：这两句话回去以后要好好讨论。）这完全是投机倒把的思想，这是资产阶级交易所的思想。

      有的保守派就不一定是保守派，可能是造反派。比如三军演出，他们就是革命派。但有些学校反对他们，说他们是保守派。……一个学校没有别的派，就不能再搞成两派，特别是组织分裂，外单位到你们学校去制造派别，也是不对的，是错误的。（外贸学院东方红反映，说他们原是一个东方红，在外单位的支持下，分裂出新的东方红。）地质与新北大吵架，别再打了，北大是老大哥，别逞英雄，不要把地质打倒。地质也不要把北大打倒。北大地质各做自我批评。一个学校的事别的学校不要去包办代替。北大有缺点做自我批评，地质也是如此。新北大要做模范。有没有北大的同志在？（答：有。）你们别组织两大派斗争，我前天在小礼堂讲话就是批评新北大的。但是你们其他人回去也不要攻击新北大。我们是希望人家好。北大是一个很有名望的学校，又是出第一张大字报的，它成材不成材，是不是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走别的路线，有这种可能性！这里要引起北大同学们的警惕。

    前两个月我就批评了孙蓬一，地质去攻击新北大是错误的，孙蓬一就发火作了个报告，说我们上上下下万众一心，这没阶级分析，不科学，你们北大就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没有一个小资产阶级？有一个会我是批评新北大孙蓬一的。“不是我们垮，就是他们垮，垮了再干。”这也是新北大一个人说的。孙蓬一有火药味，要有点老大哥的气派嘛，不然你们的名誉就损害了。吴传启算什么东西？吴传启你们说过就算了，提不上日程上。他这个人排不上我们社会的位置。……吴传启我不认识他，谢富治同志也不认识他。有一种言论，说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都是吴传启操纵的，这是活见鬼！有人扭住周景芳，他在学部工作。（谢富治：他是好人，是造反派的。）我刚刚认识他，他是戚本禹同志派他去帮助谢富治工作的，是戚本禹推荐的，关锋同志开始还不愿意呢，要把他调到红旗，当时我也同意了。这是一个老实人，别冤枉好人。吴传启不可能操纵我们的报纸，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你们硬把他抬上来，这不是见鬼吗？这不是上坏人的当吗？因为他，就要搞武斗，这是被人在挑拨呀，这是帮助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来篡夺我们的权力。凡是搞垄断把持权的都是替自己造成垮台的条件。你们要用吴传启这个名字来做内战的口实，一定要垮台。吴传启是渺小微不足道的人，你们为什么要抬高他呢？我们两个人一辟谣你们就垮台了。我们两个人都不认识他。你们一定要利用这个口号会自己垮台的，不相信，将来会相信的。北大拿这个借口少数人搞分裂，一两个人，两三个人想利用这个来搞内战，这一两个人就要垮台。他们认为打中了，就可以把北京市革委的权夺过来了，这是想入非非，胡思乱想，这种人一定要垮台。回去跟孙蓬一说一下，我不怕他进攻我，昨天我公开批评了聂元梓同志，我是不愿意点出名来的，对于聂元梓同志我们还是要保护的，你们不要乱攻，不要利用我的讲话去攻聂元梓同志，还是让她当红代会核心组组长，我支持她，不能够开除她。谢富治是代表党代表工人阶级来领导革命委员会的，不能知识分子来领导无产阶级，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究竟改造了多少？造革命委员会的反，是什么意思？值得考虑！我信任你们，所有才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我这样严厉地批评你们，是因为我相信你们，你们也相信我们。我刚才发那么大的脾气，不是没有道理的，我是好意的来劝你们的，但一定不要利用我的讲话对某一个组织、某一个单位的批评，去攻击另一个组织，去攻击另一个人。不要去攻击新北大，不要去攻击聂元梓同志。北大同学回去告诉聂元梓同志，叫她不要生气，我这样正是为了她好。”

    陈伯达的6.5讲话，不是他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中央文革的既定方针。八月二日，姚文元在人大会堂作关于访问阿尔巴尼亚的报告，会后关锋找到聂元梓，关锋还找来了陈伯达和谢富治，作了一次短暂的谈话，其中有一段：谢富治对聂元梓说：“好好把北大的工作抓一抓，对北京的事不要管，六月五日陈伯达的批评还是有效的，解决了北大的问题，整个北京的问题就好办了。全市全国的问题，你不要插手，工代会、农代会的事，不要管。”

    陈伯达“6·5讲话”的作用，就是打击了轰轰烈烈的反潘、吴的斗争。凡是参加这一斗争的单位都受到了压制，尤其是北大。在北大，反聂的势力一下子拉出4000多人的队伍，新北大公社内部的一些战斗队也纷纷“造反”，连广播台这样重要的部门都是如此。外校的一些人物更是欣喜若狂，不断来北大进行游行示威。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说是陈伯达也没能预料到。矛盾激化，问题突出了，想搞掉北大这个样板，肯定不是毛主席的部署。陈伯达见势不妙，赶快叫他的秘书打电话说：“我对北大的某些人的批评是爱护的，是好意，对吴传启是另外一回事”。“打倒孙蓬一，我不同意。打倒孙蓬一就是打倒聂元梓”。“学部的传达录音我听了，他们歪曲了我的话，语气也不对”。当时就我看到的材料，学部的传达和我们的传达基本是一致的。陈伯达的这一套不过是玩弄一个小权术而已。

    戚本禹在矿院讲话，说北京有四大保守组织，即新北大公社、民院抗大、石油大庆和人大三红。这样，北航、清华、矿院要抛开这四大保守组织，把“北大派”其余单位拉到自己的一边，重组一派。由于有北航取“航空“之意，就叫“天派”，另一方有“地质”对应的叫“地派”。这就是天地派名称的由来。

十五、“007密令”  与许维纲谈话纪要

     所谓“007号密令”是湖南“湘江风雷”的坏头头对总理的陷害。许维纲是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成员。1967年军事机关文革时，两派对立，分成“一筹”和“二筹”，北京高校的组织大多数支持一筹，少数支持二筹。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支持二筹，在此过程中，我们与许维纲相识。

     1967年陈伯达 “6.5讲话”以后，引起了北大内的大动乱。过了几天，我叫刘××到东郊找许维纲，了解一下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许发表了一套观点。我认为有必要把他的话上报中央，就整理了一份谈话纪要。许的谈话中心是：“现在社会上这样激烈的斗争，反映了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在这一场斗争中，你们北大站错了队，你们站在总理的一边。你们被老三收买了”刘××问许维纲：“师大的后台是林杰吗？”许说：“不是，是比林杰还要大得多的林。你们北大是反林保周”。在纪要的最后我写到：“据我们的了解，许维纲还算是一个造反派，但是我们认为他的观点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观点，而是代表社会上一批势力的观点。”此件经校文革办公室上报，有案可查。

     事情本来是很清楚的，有人却故意搞混。北大在2008年再版《北京大学纪事》时，硬说聂元梓是反总理的，并列举了三件所谓事实：007密令、新文革和旧政府、揪刘火线。

    中共中央党史学会的刊物《百年潮》2011第一，二期刊登北大何洛  孟金的文章“《聂元梓回忆录》指误”，体现了北大某些人的历史观。为此，我给《百年潮》写了如下信件：

致《百年潮》

   《百年潮》2011第一、二期刊登何洛  孟金的文章“《聂元梓回忆录》指误”（以下简称“指误”）。我看后感到十分奇怪 ,文化革命结束几十年了竟然还有人发表这样低劣的文章！我真为作者们感到悲哀。

“指误”的依据如下：1. 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审查人员的交待材料，并且在引用时还是断章取义；2.北大王效挺等人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3.作者自己的杜撰。

    在清查五·一六时，北大两派的头头都受到审查。我因曾任新北大公社动态组组长，也被押回北大，对我进行了两年又两个月的审查，我亲身体验了迟群们的手段。他们打着“毛主席亲自派来的”旗号，对被审查者施以高压和诱骗，一些人受不了高压，违心地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交待。这样的材料能算数吗？典型的事例就是北大井冈山的头头牛辉林。1971年3月24日在办公楼礼堂，迟群们召开自首坦白大会。牛辉林第一个上台发言，他说：“在洪涛的介绍下，我参加了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并且发展了你们。过去我把名单交给了五·一六集团，今天我把名单交给了工宣队和军宣队。你们不要抱有幻想，攻守同盟是靠不住的，你们快坦白吧。”试想一下，牛辉林若真是五·一六，他后来还会出任山西省广播事业厅副厅长吗？

   《北京大学纪事》（1998年出版）是为北大百年校庆而作，它的前言中说：“……它只是把当时比较重要的和对校内师生员工或对校外有较大影响的事如实地、简要地记述下来。……”

   果真如此吗？且看人人皆知的事：1968年北大武斗期间，聂元梓的对立派修了天桥，挖了地道……。搭建的天桥是每一个在北大的人都能看到的。但是北大的某些领导硬说这些事情是聂元梓、孙蓬一干的。《北京大学纪事》第850页写到：

（1980年）3月19日   按照1月30日市纪委筹备组的要求，我校整理了一份《关于聂元梓、孙蓬一在文化大革命中破坏房屋建筑的罪行》材料上报。其中说，1967（应是1968，原文如此）年3月，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使学校的房屋建筑遭到严重破坏。当时以28楼“井冈山”总部为中心的周围17、19、20、29、30、32、34、35、36、40楼等11栋楼房破坏十分严重。17、20、34、37、40楼的楼顶瓦面全部被打碎。17、20、28、29、30、32、34、35、36、37、40楼等11栋的门窗玻璃，门窗扇全被打碎。28、30、35、36、37五栋楼楼内的暖气及灯光设备均被拆除。暖气管道做了武斗工具，这些楼内的家具设备（其中28楼是留学生用的家具设备）都被砸毁。聂元梓、孙蓬一为了大规模武斗还损坏了五四运动场的20万块红砖，并且挖了地道（从37楼—36楼—35楼—30楼全部从地下2米深处挖成宽1米高1.7米的地道），使楼房建筑基础受到损害。为了搭天桥，把35，36楼的房屋风撑也给拆除了。

    颠倒是非如此，其他可信乎？“指误”的作者大量引用了《北京大学纪事》不可信的记载，说明他们的文章，论据不可靠。

   “指误”的作者在论述聂元梓反总理这个问题时，除了引用被审查者的交待，就是作者的很多空洞议论，具体的事实“指误”只有三件：(1)007密令；（2）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3）揪刘火线。其中前两件涉及到我。

    揪刘火线  揪刘火线的直接目的是批判刘少奇给建工学院的检查（工作组问题），要刘少奇交出更深刻的检查，目标不是对总理的。揪刘火线得到戚本禹、谢富治的支持。参加的单位约2300个，人数约50万人。两派都参加了揪刘火线，如果说新北大公社参加是反总理，井冈山参加又算什么？“指误”的作者故意不提“井冈山”也参加揪刘火线这一事实，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

    007密令 “指误”引用我的交待：“原新北大公社动态组长胡××称：1967年初，南方某群众组织的许××，要我把陷害总理的所谓‘0007密令’通过聂元梓直接转到中央文革。我请示了聂元梓，聂说，你们把它送到中央文革记者那里。由聂元梓电话联系，我到44楼三楼，向中央文革（驻北大）记者上交了这份材料。”

我的原件是这样的：1967年3月，湘江风雷北京支队队长许维纲（北京机械学院学生）找到我，想通过聂元梓将一份材料（即有关007密令问题，湘江风雷头头的上报材料）转交江青。材料大致内容如下：

在1966年12月初，“湘江风雷”的一个成员在湖南省军区门口，看到一辆三轮摩托车从门内驶出，从车上掉下一张纸，他拾起，见一个字条：

                                密令              007号

                            兹定于12月30日在……起事

                                                                手谕

    他拿到湘江风雷总部，头头们用“雷锋日记”对笔体，认为是总理的字体，便认为总理利用湖南省军区搞军事政变，整材料上告中央。后来中央“二.四”批示把“湘江风雷”定为反动组织（几个月后平反）。坏头头认为是总理搞的报复，“湘江风雷”的头头张辉便整材料。他们将材料复写了三份，想法托人送中央。许维纲的这份是其中之一。我把这份材料交给聂元梓。第二天聂对我说：“反总理是不对的，这份材料我不给转。你把它交给中央记者站驻北大的记者。你到44楼3楼，我先打个电话。”我在转交材料时写了一个附言，说明了许维纲的身份并且写了“这是对总理的陷害”。

“  指误”的作者在引用我的材料时故意删去“聂元梓说：反总理是不对的，这份材料我不给转”和我写的“这是对总理的陷害”，其用心太恶毒了。

         关于“新文革、旧政府的矛盾”  “指误”上说：聂元梓1971年4月21日交待：1967年7月底，我同孙蓬一、姜××、王××、宋××等人经常一起讨论形势，在一次串连会上，我说：在揪刘少奇问题上反映出来，政府机关中旧的机构与中央文革的矛盾，这个矛盾看来要靠群众来解决，对旧机构中的人员要轰一轰。……我还说：在揪刘火线问题上，总理的意见是保守的，不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戚本禹在这个问题上是执行中央文革的精神。就是坚持下来，用群众的革命行动来解决。孙蓬一说：在这个形势下还是紧跟陈伯达，现在的形势就是总理同中央文革的矛盾，我们要站在中央文革一边。王××说我看就是听陈伯达的。

     1967年5月，北大联合许多单位向学部联队的潘梓年、吴传启宣战，这实际上是向王力、关锋开火。此战击中中央文革的要害。陈伯达和谢富治等人在多种场合批评聂元梓和孙蓬一。陈伯达发表“6.5讲话”说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造成北大的大动荡，也造成北京市运动的起伏。1967年6月中旬，动态组的刘××到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地派）见许维纲，他分析了当前北京的文革形势。我们认为他对形势的分析并不是他个人的观点，而是代表地派的观点。于是我们把它整理成“与许维纲谈话纪要”。纪要上写：许维纲认为，当前北京文化革命主要矛盾是总理派和文革小组派之间的矛盾，即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这一次你们北大站错了队，你们站在了总理的一边。你们被老三收买了（老三指总理）。他还说：地派的后台姓林。刘××问：是林杰吗？许答：比林杰大得多的林。纪要由我整理，经校文革办公室上报，是有案可查的。“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的提法从此在北大才有。《与许维纲谈话纪要》已经把问题说得很清楚。可以看出，“指误”一文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完全是杜撰。

   涉及“007密令”问题的还有“除隐患”战斗队及其他的人。孙蓬一在1976年12月给我的来信写到：

   关于007密令，你所说的情况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给邓大姐写过信。四人帮揪出后，又写了一封信，只谈了这一个问题，那是我经手的。四.一一（抄者注：1967年4月11日）以后无线电系有一个同学，我怎么也记不起他的名字，似乎是姓陈，他当时和周培源的女儿都在湖南。他从校刊上看到我的讲话（抄者注：1967.4.12）后，就写信给我，表示坚决支持，并提供了一些他在湖南了解到的有关吴传启之流的若干问题，包括其历史。后来我派潘国华去南方调查时，还让潘去找过他。他后来托周培源的女儿（无线电系的学生）回校时给我带来一封简函，告诉我他发现了“007密令案”的伪造者的一些线索，还在调查。不久可以返校向我汇报。过了不久，他回来了，向我说了大致经过：《湘江风雷》中的坏人，先泡制一张条子――所谓密令，然后抛到街上，又指使人去街上捡起来，于是就造谣说周总理密令湖南省军队，于某年某月某日发动武装暴乱，借机刮起反总理的妖风。我听后气愤极了！坚定支持他彻底调查清楚。上报中央揭发这一卑劣的陷害周总理的罪恶阴谋。他又返回湖南，调查回来后，由《除隐患》将其调查所得整理成报告，还附有证据照片。6.5陈伯达讲话，校内是乌云翻滚，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虽有陈伯达的电话通知及以后谢富治召见北大代表，形势仍无法控制。六月十九日晚，在校文革常委的一再催逼下，聂打电话给陈，让其来北大看看。陈派他的秘书王文耀来了。是我和聂向他汇报。汇报的主要材料有：市革委王乃英动态组一工人成员揭发王乃英专门搞我们的材料；还有你们提供的所谓我们被“老三”收买的材料；（抄者注，老三指总理，材料名称“与许维纲谈话纪要”）再就是“007密令”的调查报告。聂去西郊机场送客人，还当面交给邓颖超同志一份这个调查报告。聂当时回来时说，邓大姐对我们对总理的爱戴表示感谢。以后我们又上报了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有成员。我们这是昭若日月的保总理的行动，可是迟群之流却硬是逼着×××等人，承认这是反总理。其用心之险恶，是为了扑灭任何敢于挺身而出保总理的力量的。我过去一直只知道我所了解的一部分，写信时只就到这一部分。听了你说的，才知道还有这一部分。

十六、动荡的6、7、8月

      陈伯达6.5讲话以后，北大校内十分混乱，许多战斗队造了聂元梓的反。动态报也发生了大分裂。编辑组负责人施××带领了近一半的人组成了“红暴队”，宣布造反，并占领了动态报办公地。动态报的全部档案，包括我个人保留的动态报、内部参考和工作笔记本全部落入红暴队之手。红暴队的造反声明，刊登在1967年6月11日新北大革命造反总部作战组编写的动态报第1期上：

造反声明

最高指示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一、              我们坚决拥护陈伯达、谢富治同志六月五日对新北大的批评。这些批评击中了聂元梓孙蓬一的要害。我们坚持不折不扣地执行陈伯达、谢富治的指示。

二、              聂元梓同志是革命红旗。但是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总部自今年三月以来，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对此聂元梓同志负有重大责任。必须作触及灵魂的检查，但聂元梓同志至今还站在革命群众的对立面死保孙蓬一，挑动群众斗群众。如不悬崖勒马，势必走向反面。

三、              孙蓬一自上台以来，对内压制革命造反派，在外拉一派打一派，动摇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分裂中央文革，打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犯了一系列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孙蓬一必须无条件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孙蓬一必须靠边站。

四、长期以来，孙蓬一、新北大公社总部把动态组变成他们大搞宗派活动的工具。

（上述资料是从网上得来，是一张照片，第四条只有这一部分，后面没有了。）

1967年6、7、8三个月中，北京和全国发生许多事情，例如百货大楼和西单商场武斗，抓军内一小撮，又一次大串连，揪刘火线等等，局势非常混乱。其中最重大的是武汉“7.20事件”、抓军内一小撮、外交部夺权及火烧英代办处。

7.20事件   抓军内一小撮   西山游行

     1967年7月中，毛主席到武汉，想解决武汉问题。王力和谢富治一同前去。王力和谢富治在贯彻毛主席的方针时，采取简单且过于偏向一派的手法，跑到一派组织，表示坚决支持。这就引起另一派的不满，牵连到武汉驻军，发生大的动荡，威胁到毛主席的安全。当时中央把它定性为兵变，把陈再道等叫到北京，办学习班。关于此事已有专门的著作，详细论述了事件的原委，本文不再赘述。就此事件，8月1日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提出“抓军内一小撮”。全国掀起了抓军内一小撮、抓“陈再道式的人物”，五.一六分子同时掀起了反总理的逆流，散发传单把总理打成“7.20事件”的后台。

    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北京市召开数十万人群众大会，欢迎王力和谢富治归来。林彪、周恩来等出席大会。会议的主持人是聂元梓。这是陈伯达6.5讲话以后，聂元梓第一次在大规模集会上露面。我参加了这个大会。

在北京，还有个重大事情就是西山游行。戚本禹打电话给红代会，说陈再道押在西山，叫红代会组织人到西山游行。据说电话是矿院的戴××接的，后来又传说是打给北航的田×。这样天派、地派都去了西山要抓陈再道。西山是中央军委所在地，游行的队伍围着军委大院的院墙走，没有冲进大院。陈再道根本不在西山。这是戚本禹破坏军委工作，实为抓叶剑英的一次行动（叶剑英当时主持军委工作）。后来中央追查这件事，戚本禹又否认，说他没有打过电话。

    揪刘火线

    文革开始的时候，北京建工学院的工作组是刘少奇抓的点。批判工作组自然就联系到刘少奇。1967年6月3日，建工学院“新八一”（天派）在中南海墙外开展揪刘活动，叫刘少奇到建工学院作检查。那时其他高校认为这是瞎闹，没有支持他们。没想到7月4日，刘少奇交出了一份“检查”，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大胜利。于是北京市各高校先后祝贺“新八一”揪刘的成功，也想去沾沾光，或得到一份新的检查。许多组织展开了对刘“检查”的大批判，说这份检查是假检查，真反攻。以此为开端，7、8月，各高校、部分事业单位跑到中南海周围去揪刘少奇，称“揪刘火线”。戚本禹、谢富治都去现场对揪刘活动表示支持。

    在 “揪刘”活动中，出现了两个全市性的组织：一个是由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新北大公社等联合工交系统的一些群众组织成立的“首都各界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刘少奇联络站”（简称“联络站”），共有700多个单位参加。另一个是由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串连工交、财贸系统一些群众组织成立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批判刘少奇联络总站”（简称“联络总站”），共有1500多个单位参加。“联络站”和“联络总站”在“揪刘火线”各自设有“火线指挥部”。两大派组织都把“揪刘”活动当作相互竞争的内容，比人多势众，比大造舆论。8月5日借开欢呼毛主席大字报一周年时机，经总理协调，各单位撤出“揪刘火线”。

午门抗缅大会

    1967年外交事务上极左思潮盛行，发生许多外交纠纷。例如在印度尼西亚，代办姚登山推行极左，被印度尼西亚政府驱除。姚回国后被四人帮封为英雄，一度在外交部夺了权。香港、蒙古、印度、越南、缅甸也有外交纠纷。抗缅大会就是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1967年6月26日，韩念龙副外长召见缅甸驻华大使，强烈抗议缅甸政府唆使暴徒连续袭击我国使馆，杀害我专家，迫害我侨胞。6月30日，北京各界群众40万人到缅甸驻华大使馆示威游行。7月1日，中国外交部向缅甸驻华大使馆转交中国政府备忘录，严正拒绝缅甸政府在6月29日备忘录中提出的要求，并再次要求缅甸政府立即撤除缅甸军队对中国大使馆和华侨居住区的包围。3日下午，北京群众在故宫午门广场召开了十万人的抗缅大会，声讨缅甸政府。

  这里节选当时新华社报道（引自“文革十年文库” ）：

    七亿中国人民不可侮！ 七亿中国人民不好惹！

    新华社三日讯  北京今天下午举行“首都红卫兵强烈抗议缅甸反动政府反华暴行大会”，并举行示威游行。被缅甸奈温反动政府法西斯暴行激怒了的首都红卫兵和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十多万人，参加了这一声势浩大的大会和游行。
    缅甸反动政府一手制造的反华暴行，目前正在向缅甸的一些中小城镇蔓延。密切注视着事态发展的首都红卫兵和革命文艺战士，严正警告缅甸反动政府：七亿中国人民不可侮！七亿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七亿中国人民说话是算数的！同七亿中国人民为敌决没有好下场！缅甸政府一意孤行，必将玩火自焚！首都红卫兵和革命文艺战士表示最坚决地拥护我国政府的严正立场，誓作坚持抗暴斗争的我国驻缅人员和爱国侨胞的强大后盾。出席今天大会的有，郭沫若、关锋、戚本禹、韩念龙、耿飚、张奚若、楚图南、王唯真、丁国钰、李四光、竺可桢、吴有训、于立群等。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负责人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出席了大会。参加今天大会的文艺界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有：金敬迈、李英儒、舒世俊、陆公达、刘巨成、李劫夫、杜近芳、钱浩梁、李丽芳、钟润良、刘景芳等。
     郭沫若同志首先在大会上讲话。他说，奈温反动政府的疯狂反华，绝不是偶然的。那是出于内政外交上的需要。奈温集团是在一九六二年靠军事政变上台的。对内，它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的遮羞布，实行军事的法西斯独裁，残酷地剥削人民，镇压群众，反对革命，推行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政策；对外，它卖国求荣，投靠美帝、苏修，大搞反华、排华活动，充当美帝可耻的走卒。郭沫若指出，我国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像春雷滚动，震撼着全球。红卫兵小将“造反有理”的吼声响彻全世界全宇宙，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迅速地注入世界人民的心田，缅甸人民的革命烽火，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东风鼓动下，越烧越旺，缅甸反动政府的丧钟敲响了！郭沫若说，我们坚决拥护我国政府和外交部的严正声明，并严正警告缅甸当局：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七亿中国人民的铜墙铁壁是坚不可摧的！他说，正在浴血奋战的缅甸共产党的光荣战友们！你们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你们为着祖国的解放，为着反帝、反修，为着共产主义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和你们是休戚相关的阶级兄弟，我们要和你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勇敢地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在京工作的缅甸专家郭迎高，在极其热烈的掌声中讲话。他说，我坚决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六月二十九日的声明。我为有机会在毛主席身边，同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一起，共同谴责奈温反动政府而感到无比高兴。首都红卫兵代表魏阳在讲话中愤怒声讨缅甸反动政府的法西斯暴行。缅甸归国华侨代表粟秀玉在大会上讲话说，中缅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有极其悠久的历史的。在缅甸的广大华侨，长期以来同缅甸人民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在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用鲜血和生命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大会在愤怒的口号声中通过了由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负责人韩爱晶宣读的《抗议书》。《抗议书》最最强烈地声讨和抗议缅甸奈温反动政府制造的极端残暴的反华法西斯暴行。会后，十多万首都红卫兵和革命文艺战士，抬着毛主席画像，高举红旗，高呼口号，涌到缅甸驻华使馆门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
    当游行队伍来到缅甸驻华大使馆门前时，愤怒的情绪更加沸腾起来，千万只拳头一齐挥动，千万人同声高呼：“打倒缅甸奈温反动政府！”“为死难的烈士报仇！”“血债要用血来还！

火烧英代办处

    王力的“八.七讲话”提出红卫兵也可以管外交。在极左势力的策划下，姚登山等人夺了外交部的权。在处理香港事件时，采取一系列左的手法，最后演变成火烧英代办处。

    1967年5月6日香港九龙工人因劳资纠纷而罢工，并和警察发生冲突。香港左派发动声援，在港督府外贴满大字报，手持毛主席语录列队示威。防暴警察袭击，多人受伤或被捕。5月15日外交部发表声明。5月18日北京举行十万人大会表示对港英当局的抗议。周总理出席，谢富治讲话。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7月初在沙头角，港英警察和深圳民兵相互开枪，港英警察5人死亡，中方2人死亡。8月20日中国政府照会英国政府要求48小时内取消对3家报纸的禁令，释放19名被关记者。否则一切严重后果由英国政府承担。周总理批准了这个限时令。8月23日限时一到，示威群众冲破士兵的人墙，涌入英代办处，砸了办公室，烧了房屋，酿成重大外交事件。

    揪军内一小撮、“揪刘火线”、火烧英代办处、午门抗缅大会、西山游行等行动在清查五·一六时，都被列入五·一六罪行，打击了很多人。

十七、王力 关锋的倒台及师大九.七事件

     由于在外交上发生一系列重大事件，国际影响很坏，揪军内一小撮又造成全国新的动荡。毛主席要挽回局面，王力、关锋就成了替罪羊。8月25日毛主席对关锋、王力问题作出指示。8月27日，“三军”抄了林杰的办公室。28日这个消息由中宣部的司机告诉了我们，这个消息很快在新北大公社内部传开，人们喜形于色。30日，关锋、王力倒台了。9月1日中央首长的一次接见确认了这个消息。当时聂元梓下达指示：任何人不能贴王力、关锋的大标语，不能组织上街游行。北大校园内显得很平静。

师大的九.七事件

      9月1日，北航“红旗”、北石“大庆公社”等组织在师大校园里贴出“打倒林杰”、“谭厚兰必须悬崖勒马”等大幅标语。9月6日，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组织在北航开会，决定于9月7日在师大召开庆祝师大“造反兵团”恢复活动大会，由“造反兵团”邀请社会上各单位来参加大会，“天派”各校要尽量多去人参加大会，由体院“毛泽东思想兵团”的刘长信负责调动会场队伍，大会指挥部设在师大对面的北京电影学院“井冈山”总部，对大会进行遥控。9月6日，师大革委会成员作战部长樊立跃等人发动“政变”，推翻师大革委会，成立“专政委员会”。9月7日早晨8点左右，“专政委员会”召开了批斗谭厚兰大会，谭厚兰的秘书等人上台对谭进行了揭发、批判。樊立跃在大会上宣布成立“专政委员会”。大约在10点左右，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40余个组织的大批人马约15000人开始陆续涌进师大校园，参加“打倒林杰，彻底摧毁5.16兵团誓师大会”和庆祝“造反兵团”恢复活动的庆祝大会。会上，师大“井冈山”中有几十个战斗队宣布加入“造反兵团”。当天下午形势发生逆转，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到师大传达紧急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坚决反对开群众大会斗争谭厚兰，反对搞垮师大革命委员会。谭厚兰和师大革命派在二、三月份反对谭震林、批判谭震林是完全正确的。你们应当立即释放谭厚兰同志，希望你们严格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路线，提高革命警惕性。”北京市革委会也于当天发布了通告：“1、北师大今天在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的操纵下，推翻师大革委会，非法绑架和斗争谭厚兰与师大革命委员会委员，这些作法都是完全非法的，都是违反中央‘六六通令’的，完全违反中央负责同志最近的讲话精神。现宣布无效。应立即恢复师大革命委员会的一切权力。2、樊立跃等人自己组织的‘专政委员会’是非法的，应立即宣布解散。3、樊立跃、黄家林、李五权三人拘留审查。”（注4）

    9月7日的大会，新北大公社总部知道，但总部决定不参加。会场上没有新北大公社的旗帜。个别人去参加了会。这天发生的造反团恢复活动和樊立跃斗谭厚兰这两件事，本来是互不相干的，但在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看来却是一回事，处理得极为迅速果断。在9月16日接见天派的会议上，中央文革把蒯大富、韩爱晶、聂元梓狠批了一顿。

十八、高校学习班

     北京市革委会在1968年1月27日发出了《关于分批分期组织大学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通知》，要求以“斗私批修”为纲，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实现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学习班是北京市革委会和北京卫戍区联合举办的，负责人是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

     学习班于1968年2月5日正式开学。1968年2月20日参加学习班的院校由25所扩大为36所，总人数达到1406人。按学习班的要求，各校群众组织的头头一、二、三把手都必须参加学习。北京红卫兵的“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以及各校造反派的主要负责人，全部是学习班的学员。会议的地点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驻京办事处搬到市委党校。

     学习班只许头头们参加，我是搞外联的，公社总部考虑让我参加比较有利，临时给我加了一个总部办公室副主任的头衔，让我参加了学习班。一般的学校两派是对等参加。北大的校文革问题是一个争论的问题，谢副总理对此有了指示：“北大校文革按革委会一样对待，北大的两派人数按7：5，多出的两人是校文革的名额。”具体的，校文革去聂元梓、孙蓬一、王茂湘三人，公社的卢平，沈永有，刘冲和我。北大井冈山方面出席五人，他们是杨克明、侯汉青、牛辉林、靳风仪、孔凡。北大井冈山方面开始对7:5的名额比例有意见，对我的与会资格提出异议。

     开始时，学习班规定了严格的纪律，突出了不许串连，否则以破坏学习班来对待。初到学习班，我们也怀有希望，希望这个学习班解决北大的大联合问题。开始时气氛还可以，偶尔和对立面说上几句话。学习班的口号是“一碗水端平”、“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反对”、“打倒派性，增强党性，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学习班有固定的作息时间，早晨两派一起出操，开始由于我最高，排在首位，也就是步伐的基准，军代表说我的步子大，频率低，不能做标准，把我换到第二位。

    一到学习班，我们就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认为高校的分裂是由王、关、戚的黑手造成的，两派群众一派受蒙蔽，一派受压制。王、关、戚的流毒还没有肃清，是非还没有清楚，现在共同来批判王、关、戚，澄清是非，把矛头对准王、关、戚，这样在革命的原则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学习班的领导认为我们提出批判王、关、戚的口号是派性发作，是破坏学习班，压制对王、关、戚的批判。我们的另一看法是，高校学习班集中了两派的头头，是解决天、地两大派联合问题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两大派的基本问题解决了，各学校的问题可以自己回学校解决。这个意见也没有得到同意和采纳。

    学习班的领导是否“一碗水端平”呢？以北大和师大为例，北大有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对立派有井冈山；在师大有革委会和井冈山兵团，对立派是造反兵团。两校在组织形式上有类似之处。但是学习班的领导不承认师大造反兵团的存在，师大造反兵团自己打着背包来到学习班进行说理斗争，才被允许参加学习班。在北大，对待井冈山则不一样，例如，当时通讯兵到北大支左，先遣人员和北大两派商定，欢迎支左部队进校时，两派的队伍各排列在两边，校文革代表姜同光出门迎接。可是到了那一天，通讯兵的领导又变卦了，见到姜同光时不同姜同光握手，反而质问为什么来。

    在学习班，部队支左人员是在监视我们，把我们当敌人。在党校高校学习班时支左的张××在门外偷听我们的谈话，恰好被党校的同志看见，告诉我们。我们一位同学有一台较好的半导体收音机，他听了一段外电广播，说北大两派“毛泽东的聂元梓派和刘少奇的周培源派……”,他来学习班把这段当作笑话对我们说。当时是休息时间，不知军代表为什么在屋子里，他听到了，抓了一根大稻草，立刻质问：“你们偷听敌台！”。我回答：“这是在北大，西方的报纸、杂志有的是，随便看，不犯罪！”没有正面回答他的偷听敌台，迂回地把他挡回去。

我最初与外校的接触是师大造反团的浦××，有一天中午饭时我们碰在一起，他说：“学习班有问题呀，明显偏袒一派，不能提反王、关、戚……”。我把他的意见转给聂元梓。

    在校内，军宣队发动群众揪坏人孙蓬一，孙在学习班里不怎么活动，主要都是聂元梓在表演。搬到党校以后，我们的内部开始讨论学习班的路线问题，认为它的路线是有问题的，开始准备第一张大字报：“是解决高校问题的时候了”。主要的内容就是开始批判王、关、戚，找出高校分裂的根源，实现大联合。这份大字报的起草是在校内，3月5日完稿，6日早晨贴出的，署的日子是3月5日。北大自己首先亮出了观点，看的人较多，但并没有别的学校的大字报出现。

    6日晚上中央首长接见学习班代表，听取学习班成员的意见。我们认为这个会是有倾向性的，例如北大去的两派人数不等，我们多，而师大的两派人数对等。为此谭厚兰去质问学习班，答曰：“这是上级的指示。”

     在会上聂元梓两次发言。她发言的要点如下：井冈山要砸烂校文革，二次夺权，他们口号是“一切权利归井冈山”。学习班指导思想不清楚，不明晰，什么是大联合的基础，不是把两派捏在一起就算联合。学习班里解放军不相信群众，还偷听我们的谈话，不准串连。高校如何分成两大派，要揭派性盖子，把坏人揪出来，就能实现北大内部以及高校的大联合。孙蓬一是个好同志，也有严重错误，现在要是整孙蓬一，我反对。如果与孙蓬一是敌我矛盾，我也打倒他。卫戍区有他的专案组，说再有两个问题查清就把他抓起来了。孙出身很苦，阶级立场鲜明，但经常犯左的错误。学习班上有人看着他。只要有人找他，解放军同志都记在小本子上。

    江青点名让师大造反兵团的发言。王颂平说：“这是师大造反兵团第一次参加中央首长的接见。”接见以后中央将聂元梓、谭厚兰，地质东方红的对立派周永章的发言录音交给学习班放，给支左人员听。这些发言都是谈高校学习班问题的看法。（注：1966年地质学院的头头是朱成昭，周永章是副手，被派去组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并成为三司的第一任司令。后来朱成昭取而代之。朱成昭在1966年12月，参与反中央文革的事。在1967年1月地质学院东方红的领导人换成王大宾，周永章成为对立派，人数不多。）

后     来，在政协礼堂，谢富治接见全体代表，讲了学习班的方针，最后一点讲开展对王、关、戚的批判，然而后来学习班并没有开展对王、关、戚的批判。

     1968年初，新北大公社多次在校内召开串联会，讨论国内文革的形势，逐渐形成一个认识：当前存在右倾的情绪和走向。“傲霜雪”和“独立寒秋”两个战斗队，整理了一份材料，上报中央首长。因为不是我经手，所以内容不知道，但这是有案可查的。1967年3月7日中央开会，江青需要北大“傲霜雪”和“独立寒秋”两个战斗队上报的材料，叫谢富治派人到北大要一份。谢把这件事交给傅崇碧办，傅崇碧派他的部下哈斯到北大来要材料，以卫戍区的名义要。办公室的聂××说：“这材料都已上报。”哈斯要底稿，聂××说：“底稿也没有了。”（不给的原因是我们和卫戍区没有这种关系）哈斯说：“谢副总理要这材料，你们给不给？”“我们当然给”。哈斯无礼地问我们：把这材料都上报给哪些首长了？下面的情节有两个版本：（1）哈斯要我们开列名单，我们的人问：毛主席呢？他竟狂妄地说：“毛主席的名单我也要。”；（2）哈斯问：你们把这材料都上报给哪些首长？我们的人写了一份名单，放在桌子上，没说给他，他自己拿了去。两个版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哈斯拿了写有毛主席名字的名单。为此事，聂元梓当即打电话给江青，说有紧急情况要向中央反映。江青于3月8日凌晨在钓鱼台接见了聂元梓（在场的还有陈伯达）。江青当时很热情，让聂元梓坐在中间，问：“你们抓着王、关、戚不放，是不是又发现了什么新的问题？”聂元梓说：“我们认为高校分成两派是王、关、戚的黑手造成的，只有找出分裂的根源才能解决矛盾，在革命的原则上联合起来。”江青说：“你们为什么老是抓住王、关、戚不放呢，王、关、戚的后面还有大的嘛。刘少奇吗！”“你们批判王、关、戚，要和刘少奇挂起钩来。”当时学习班的口号是“打倒派性，增强党性”，江青说：“这样说法不对，不确切，应当说打倒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江青最后讲：“上一次我对你讲了，（指67年4月10日），让他们知道了，搞得我们很被动。这一次你一定不要对别人讲。”聂元梓问陈伯达，去年他的6月5日讲话是怎么回事。陈伯达说：“那是关锋强迫我讲的，他把会议布置好了，我正在开会，他把我拉到会场，让我讲那些话。”

     江青讲：“王、关、戚的后面还有大的嘛!”显然不是指刘少奇，但又没有说是杨余傅。搞不清大的是谁，聂元梓定了一个方针：打死的，看活的，就是打王、关、戚，看形势的发展。

     3月9日，聂元梓在学习班带头打破学习班不得串连的纪律，到人大三红去串连。晚上回来（那天是星期六）她通知我第二天上午把师大王颂平、地质周永章、人大孔宪龙找来北大驻地开会。这就是“3.10会议”。北大方面出席的有聂元梓、卢平和我，我做记录。这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统一对学习班的看法。各校都发了言，同意我们大字报的观点，还有些事实作补充，并决定召开更大一些的串联会。聂元梓最后发言，谈了对学习班的看法，她说：“王、关、戚倒台以后，为什么地派还那么猖狂，因为王、关、戚的后头还有大的。”我感到聂元梓的讲话有些过分，就在散会后对她说：“你今天的讲话有点过分。”聂元梓说：“有点过分？那以后注意点。”

在一次学习班全体成员大会上，学习班负责人李钟奇（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在讲学习班的情况时，不知为什么说了一句：“你们不要老是讲阶级斗争吗！”这个错误的话立刻遭到群众的反驳。许多单位贴了大字报。我们以参加高校学习班的全体学员的名义在3月11日贴出“这是为什么？？？”的大字报，其中写道：   “学习班的某些负责人却公开宣称：‘你们不要老是讲阶级斗争吗！’，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左的思潮”，“他们自己不抓黑手，还反对别人抓黑手，并进而用‘派性内因论’打击坚持抓黑手的革命群众，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以反对‘派性活动’，排除‘干扰’为名，不许串连，不许贴大字报，看大字报，不许发传单；甚至限制某些学员的行动，跟踪，盯稍，整黑材料，压制不同意见，动不动就用大帽子压人……”

    3月11日，召开十来个学校的会议，目的仍是统一对学习班的认识。参加的有北医联总、政法红联站、北外红旗等，加上上次的四个学校，决定召开高校学习班的串联会，公开地大规模地开，还发了海报，署名“首都高校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是因为在“3.10会议”上决定“以后不叫天地派，我们不是天派，不是地派，我们是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别的院校提出叫聂元梓会上发言，聂答应了。聂元梓叫我和人大三红的××去学习班办公室，让广播串联会海报，聂元梓明知这是不可能的，说：“让他们表表态吗。”

1968年3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中央首长听取学习班汇报时的插话和发言：

   （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叶群、汪东兴、吴法宪）

    民族学院抗大：“谢副总理讲了，一家抢了档案，另一家就不想抢了吗？反谢是小问题，矛头是指向中央文革的。军训团一进校就说郑仲宾是反革命，无产阶级司令部插手了，我们有材料。（注1967年1月15日发生统战部抢劫档案事件，公安部在处理这件事情时，把抢劫档案的洪涛、刘郢说成左派，把保护档案的郑仲宾抓进监狱14天。这里又按了一个“另一家就不想抢了吗？”莫须有的罪名。）”

    总理：郑公盾一家子都是坏人。（注，郑公盾是郑仲宾的父亲）

    民院东方红：1.15档案问题，洪涛、刘郢、郑仲宾同样是反革命，他们的斗争是反革命之间互相争权夺利。（民院“东方红”是支持抢档案的，当时是坚定支持洪涛、刘郢的，并把郑仲宾抓起了，送到公安部，罪名是打击了革命左派洪涛、刘郢。一年后忽然又冒出，“洪涛、刘郢、郑仲宾同样是反革命，他们的斗争是反革命之间互相争权夺利”这样的混蛋逻辑。）

    化工学院一月风暴的朱××：学习班犯了路线错误，抹杀了阶级斗争。把化工学院作为斗私批修的样板，实际是2.24开始斗私批修，当时气氛是正确的，但实质还没涉及就被当样板推广了。

二外 ：讲军训团的问题，军训团讲炮打周总理是出于“热爱毛主席的感情”。树的标兵，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说成是派性，私心太重。  谁的检查上纲越高就越好。

    石油大庆公社 ：在反击二月逆流时，地派反好多副总理。

   姚文元：你再重复一遍。

   江青：去年二月逆流没有在你们那里起作用吗？

   大庆公社：有一些作用。

   江青：在你们那只有一些呀，你们对二月逆流有什么要说吗？

   大庆公社：有错误

   总理：你们反对过没有？

    大庆公社：我们认为反余秋里就是炮打周总理。

    姚文元：再说一遍二月逆流！

    总理：谭震林是不是二月逆流？

    江青：在二月逆流里，炮打谭震林对不对？他们搞了两个展览（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一个农口，一个石油，  但这里面没有毛主席、林副主席，  说他们是哪个司令部的，你们跟哪个司令部走？反谭震林是对的，你们有过表态没有？

   大庆：从三月到四月

    总理：反二月逆流到五月份……大庆公社对二月逆流的态度不明确吗？

    伯达：你们就是保，一点不批余秋里。

   江青：你们成了一贯正确，对余秋里不是一批二保，而是一贯地保。

   大庆：这个问题我们有错误，一直在作检查。

   总理：应该讲你们的错误，从二月份起。

   大庆：现在一批5.16就是派性

    江青：5.16已经都抓起来了，你们从中捞不到什么东西。我们讲5.16，你们还不知睡到那里去了呢？

    伯达：你们不要逞英雄了。

    江青：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快两年了，但是你们缺乏自我批评，你们对余秋里不是一批二保，你们从头到尾保，倒成了一贯正确了。你们就是拥护二月逆流，就是那一派反我们的，炮轰我们的。你们实际上是炮轰我们的，轰吧，胆小鬼才怕呢。主席提一批二保，你们根本不批。你们首先要做自我批评，不做自我批评，我们不听。二月逆流是什么东西？（拍桌子）就是要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姚文元：二月逆流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反对中央文革，二月逆流的本质就在这。

    谢富治：他们就是要反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

    江青：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要不要有无产阶级的义愤。

    陈伯达：你们一贯不正确

    叶群：二月逆流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推翻无产阶级司令部，推翻中央文革。

    江青：这个同学说话完全倒置。

    姚文元：我让他重复，他不敢。

   江青：一点自我批评也没有。

    吴法宪、叶群：拥护江青同志的发言。

    3月13日，大型串联会开始了，来的人很多，前后约有万人，各校的代表都发言了。内容是现在的学习班的办法，不是一碗水端平的做法，并讲了批判王、关、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由于校内谋士们的劝告，聂元梓没有在会上发言，但她坐在头排很显眼的位置上。人大三红代表在发言中说：“可是学习班，刘邓陶没有了，关、王、戚、林（指林杰）反党集团没有了，剩下来的就是整群众的派性。不去调查黑手，不去调查各校的现状，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压制打击，使黑手逃之夭夭。很多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学习班大搞调和、折中，不准讲分歧，对矛盾能掩盖就掩盖，否则就是派性发作。要让保守派吃掉革命派，让大权落在保守派手中。”轻工红鹰的代表说：“丁国钰之流不突出政治，不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而是张口派性、闭口派性，对‘四大’怕得要命，甚至连几个同志互相帮助也说成是派性串连。”北外红旗的代表在发言中说：“前几天还有这种论调：火烧英国代办处是百年以来反帝斗争的创举。有人说，关、王、戚、林问题没见过报，两派联合声明中不准讲。一讲你为什么就心里难受呢？就如丧考妣呢？” 新北大公社的代表说：“学习班已经一个多月了，共同性的问题，实质性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就是负责人的指导思想有问题，不抓阶级斗争，不走群众路线，不许串连，一串连就说是派性。”“极左被识破，就从右的方面进攻，表现在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路线斗争说成是派性斗争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这次会议之后，卷入的学校越来越多，高校学习班内的大字报越来越多，学习班的领导也无法制止我们的活动。在第一次串联会上，我们的口号之中令人注目的是，把“坚决揪出王关戚的总后台！”的口号变化为“坚决打倒刘少奇的小爬虫王、关、戚！”“打倒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坚决揪出王、关、戚的黑后台！”“坚决保卫北京市革委会！”

    第一次串联会之后，几个高校讨论，认为串联会规模还不大，讨论得还不够，决定召开第二次串联会。这次开成了全市性的，来的人有2、3万，时间是3月16日。

在这之后，两派的斗争转入激烈。在前一段，地派的院校基本是表面观望，他们维护学习班的口号提得较响。第二次高校串联会以后，他们开始反击，步调也是一致的，除了说我们破坏学习班以外，主要是搞“二月逆流”问题，说我们是“二月逆流派”，为“二月逆流”翻案。

学习班内的反谢问题

     第二次高校学习班串联会以后，斗争在激化。反谢的问题开始露面。师大造反团首先贴出大标语“丁国钰12.27讲话是株大毒草！”并公布了讲话的全文。这份讲话是压造反团支持谭厚兰的，不承认他们。实际上，这是谢副总理的讲话，造反团假丁国钰的名字贴出。他们还在学习班演出节目：“叫声丁国钰，我来质问你，你的12.27讲话是个啥东西。”

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1.15档案事件”的直接处理者、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被捕。民院抗大抓住这机会又来搞“公安部某负责人讲话”问题。原来几个院校之间有个约定：如果贴谢富治的大字报，事先打个招呼。可能是由于内部分歧与头功问题，这条并没有遵守。人大三红首先以一个战斗队的名义贴了反谢的大字报，接着是师大造反团，清华的团派、414派都贴了大字报。414派的小报上发表了题为“王、关、戚反党集团和公安部的某些负责人在陈里宁问题上扮演了什么角色”的反谢文章。“新北大”与学部“长城”合刊的一期关于陈里宁问题的材料，其社论也是影射谢的。

    在出现反谢苗头时，我曾问聂元梓：“别的学校问我，对谢副总理怎么看，我怎么回答？”聂说：“我们是不反谢副总理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犯过错误。”在学习班出现了反谢的标语后，公社总部指示：“新北大公社战士，没有得到总部的允许，不得贴谢副总理的大字报。”聂元梓给中央上报材料：“高校学习班里出现了谢副总理的大字报，我们请示怎样处理？”其实这是试探。

   师大造反团变了脸

    地派反击行动开始，维护学习班的口号提得较响，步调也是一致的，除了说我们破坏学习班以外，主要是搞“二月逆流”问题，说我们是“二月逆流派”，在反击“二月逆流”时如何如何，骨子里是说你们反王，关、戚就是为“二月逆流”翻案，口号上又不能提。这样的思潮影响到师大造反团，在学习班后期，师大造反团突然在我们驻地外面贴出大标语：“谁反对反击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我们就打倒谁！”这明显指北大。我找到他们，问是何用意，他们说谁为二月逆流翻案我们就和他干。但也不说我们哪些地方是翻案行动。在这以后的几个月，我们两家断了来往。到了夏天，师大发生武斗。师大井冈山把造反团困在一座楼内多日。造反团缺粮和钱，找到我请求支援。经黄元庄，从食堂拿了几十斤粮票和几百元钱。以后又经过他人，北大还支援过钱粮。

   3月30日，李钟奇代表学习班领导小组作检讨，承认学习班“没有抓紧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我们的错误就是只斗私没有批修。”学习班办不下去了，只得草草收场。

下面请读者参阅卜伟华论述高校学习班的文章（部分内容）：

   “人大“三红”“一一二二纵队”公开提出要揪“谢本禹”，继人大“三红”之后，3月5日，地质学院“二团”贴出了影射攻击谢富治的大标语：“砸烂关王庙，揪出大小妖！”3月9日，人大“三红”广播站又广播了编辑部文章《彻底揭开北京两大派斗争的盖子》，3月10日，又在高校学习班以“全体学员”的名义贴出大字报《不能走》，抨击学习班，提出要揪“关、王、戚余孽”。

    3月16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造反兵团”贴出了全市第一张点名批判谢富治的大字报《谢富治、戚本禹“12．27”讲话必须全盘否定，彻底批判》。当天下午，学部贴出《向“新时代的狂人”的黑后台谢富治开炮》的大字报。北大“井冈山造反总部”贴出《打倒谢富治》、《舍得一身剐，敢把谢富治拉下马》等大字报。人大“三红”贴出了《打倒变色龙谢富治》的大字报。当晚，师大“造反兵团”又贴出大字报《把镇压革命派的刽子手谢富治推上断头台》。

    清华“四一四”刷出“炮轰谢富治”等大标语。3月18日，北外“红旗大队”贴出大字报《打倒北霸天谢富治》。在此之后，北京城内相继出现一大批诸如“炮轰谢富治”、“打倒谢富治”一类的大标语及批判谢富治的大字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在一封致谢富治的公开信中说：“你和戚本禹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和他是亲密的，不是一般的关系。你为什么对他那样奉若神明、百般吹捧，言听计从，步步紧跟？”

中央文革小组对部分红卫兵炮打谢富治的活动是明确反对的。一方面是因为谢富治始终是紧跟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稳住自己的阵脚，维护自己由于王、关、戚的相继垮台而遭到损害的形象。3月18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关于谢富治陪同来访的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参观北京针织总厂的报道。3月19日，又由谢富治主持首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反美斗争的群众大会，让谢富治在群众集会上公开亮相。

3月21日，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在市革委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上说：“有人利用革委会、卫戍区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把矛头指向市革委会，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卫戍区，指向我们的主任谢富治同志，说什么‘揪出变色龙谢富治，横扫小爬虫’，什么‘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谢富治推上断头台’……这是反革命！”吴德在讲话中称谢富治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紧跟林副主席，紧跟中央文革，为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建立功勋，坚决反对二月逆流，与谭震林做过坚决斗争的谢富治同志”。明确批评了炮打谢富治的行动。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也都发表了类似的讲话。吴德等人的讲话很快向北京各大专院校进行了传达。

     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革委会的明确态度，很快就在社会上发生了作用和影响。于是“地派”的一些组织便趁机活跃起来，以维护北京市革委会的名义，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对“天派”施加压力。从3月22日开始，许多“地派”组织分别到学习班驻地、天安门广场、市革委会等处游行集会，散发张贴传单标语口号，表示坚决支持以谢富治为首的市革委会，坚决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他们提出的口号有“聂孙之流是不折不扣的二月逆流派”、“揪出聂元梓，打倒孙蓬一”。    “新北大公社”也于3月23日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以谢富治同志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但北大“井冈山”、地质“东方红”等组织则揪住此事不放。地质“东方红”、邮电“东方红”、石油“北京公社”等组织不断组织队伍到北大示威，高呼“打倒聂元梓”的口号。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处发

生了“天派”组织与“地派”组织的冲突以至武斗。（注4）

十九、市革委会对聂元梓的批判

     从3月20日起，市革委会开始了对聂元梓的批判。

     聂元梓回忆录第251~253页写到：  一九六八年三月下旬，市革委会开会，谢富治在会上讲话说，各级革命委员会都要革命化，先制定一个革命化的条例。为此要先进行整风，各级革委会都要整风，要真正实现“革命化”，市革委会要专门开几天会进行整风（这是当时经党中央提倡的一项活动）。我就在会上讲了，我同意谢富治同志的意见，市革委会需要进行整风。但不是只制定几项革命化的条例，而是结合从实际认真进行整风，“首先要整谢副总理的风”；上梁不正下梁歪，要一级一级从上往下整，先从谢副总理开始。我就把我对谢富治的主要意见讲了几条。听到这话，谢富治气得手都直哆嗦。他没有想到，我会把火烧到他的头上。

（第255~263页 ） 不详的警报

    在北京市革委会的会议上，我讲要整谢富治的风，打乱了他们的安排，会议开不下去了，当时会议就中止了。第二天停止开全体委员会议，谢富治他们开小会作准备作安排，然后就把批判的矛头对准我，就在市革委会会议上全都批我。批我“保守”，“右”，“压制革命派”等等，谭厚兰、王大宾、徐凯（工代会成员）都跟着发言批判我，表扬谢富治自成立以来的“功勋”。

    这次批我的会，后来还在学校传达过。批我也抓不住什么大的把柄，就是说我在学校怎么压制另一派。我怎么压制呀？另一派要怎样写大字报就怎样写，要批谁打倒谁，我都没有干涉他们。你要写我的大字报，也让你糊，你要骂我，也让你骂；我也管不了。中央有什么大的号召，我也全都响应啊，我都是参加了的，不是对抗，只不过有的问题我的做法与他们不一样，（当时我怎么能公开反对呢？）反正也抓不住我什么问题。市革委会连续开了几天会，一方面是宣扬谢富治的功德，一方面批判我。开会我也不检讨，你批我就批吧，是我的错误，我改正，不是我的错误，我坚决不承认。反正也没有让我发言，我就听着，看你们能说出什么话。我自己心里有底，你还能批我到什么程度！

      就在北京市革委会开会批判我的同时，我挨批这件事情没有经过市革委会会议通过什么决议，背着我这个市革委会副主任，他们擅自决定，就向群众传达了，一直传达到居委会，连那些街道上的老头老太太都知道市革委会在批判聂元梓。

    这次批判我的会是市革委会内部的会议，但是传达到全市基层群众中，传达到街道上。我认为这事情不简单，这是要动员全市群众来反我呵！但是，在市革委会参加会议的我，又没有在会议上接到关于向学校师生传达有关情况的任何指示。我呢，开始是传达给校文革委员，没有在全校群众中传达。认为这是市革委会内部的会议，并没有要求把会议的精神传达到群众中去。到三四天以后，知道谢富治已经在全市都传达了，这样，我和校文革委员们决定也向北大全校群众（包括“井冈山”的群众）传达会议对我的批判。

     然后又发生了另一件事情。经济系有个学生叫刘新民，刘新民的父亲是刘福，北京市卫戍区的副司令员。一天夜晚谢富治在卫戍区召集市有关领导人的会议，刘福也参加了，开会途中休息时，刘福溜出来，对他女儿刘新民讲，今天夜晚开会，是谢副总理召集的，谢富治刚刚从林副统帅那里回来，要搞你们北大啦！从今天开始，不允许你回学校，刘福是怕第二天学校出事情，怕他的女儿赶上，发生什么危险。这正是三月下旬的头几天。刘新民睡得迷迷糊糊，对他爸爸说，好，我不再回学校去了。等刘福夜里开完会，睡觉的时候，刘新民一早起来，赶回学校，急忙对经济系的老师王茂湘讲了这件事情，说上边要搞北大了，王茂湘把消息告诉了我。我叮嘱王茂湘，此事不要对任何人讲。

    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并没有紧张，但我要认真地思考，认真地对待。回想在这以前，把批我的事情传达到街道，我就感觉不对头，要出问题。这是动员群众反对我呀。他们反对我，又没有抓住什么实质性的东西，那就要找出什么罪状来。这次刘新民传达的讯息，“要搞你们北大”，也是要找罪状。我认为形势不妙，要发生什么大事情了，我更加坚定不移地，要把市革委会会议对我的批判传达给全校的群众，使得群众在遇到无法预料的情况时，头脑是清醒的。我实在是着急，批我的后边定有大事发生。我和校文革的同志讲了我的想法，他们都同意开一个全校大会。

    本来在北大已经是向全校传达过市革委会开会批我的事，但是，那一次只是讲聂元梓受批判，没有讲前因后果。我回到北大以后，就把所有的人都召集来，不管你是哪一派，是北大的都来，愿意听的都来，开全校大会，把市革委会开会的情况内容，原原本本地讲一遍，谁怎么发言，说的什么，谁怎么发言，批我什么，都告诉大家，一个发言一个发言地传达，讲每个发言人批判我的内容都传达给全校的群众，使大家都了解到底市革委会都批判我是些什么问题。实际上我就是动员，让全校群众的头脑都清醒起来。我是北大的人，我干了些什么，让北大的人都清楚，把问题的盖子揭开了，让大家知道那些人在干什么，要不，外边的人都反进来了，北大的人还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呢？我是连锅端，不是光讲好事，批我的事，说我的坏话，我一样地说！把底子交给了大家。

    批聂批到什么程度，就打到什么程度

    我知道要出事，可是没有想到，接着就发生了“三·二五”大武斗事件。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一点钟，北京市一批高校的学生就到北大打武斗来了。一共有七个学校的对立面组织，有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邮电学院、北京矿业学院等，从北大各个校门往里湧。南校门，西校门，东校门，西南校门，都是来武斗的学生，都拿着棍棒，成千上万的人，来势汹汹。我还在市革委会上接受批判，学校里就打电话给我，说不好了，不知道有多少外校的学生到北大来搞武斗，要我赶紧回学校。可是，这时我在市革委会的会议上正在受批判，怎么能走得开？我就回电话说，别着急，不准还手，谁还手谁负责任。等我回去以后再说。接到第一次电话，我还是没有回去，我还在开会，过了一会儿，北大的电话又打过来，说是外校的学生要抢占学校的广播台，广播台的门都挤坏了，形势非常危急，你赶快回来吧。在那样大规模的群众对峙的情况下，广播台就是我们的指挥中心，只能通过大喇叭来指挥北大学生，控制局面，一旦失掉了广播台，不能及时地发出我们的声音，北大学生只能各自行动，谁也掌握不住现场，大规模的混战就不可能避免。我还是说，千万别还手，谁还手谁负责，我马上赶回来。可是，我还是得等到批判我的会议结束，才能离开。

    会议开完了，我从市革委会出来，在市红代会值班的陈良赶来，同我一起乘车赶回北大。从白颐路赶到中关村，就见南校门一带，都是外校来打武斗的学生，有从南边的白颐路方向过来的，有从北边的成府路方向过来的，都汇集在中关村向南校门拐弯的路口，拥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有徒手的，也有手中拿着棍棒和长矛的，显然地是作了充分准备的。我坐的汽车根本没法通行，我们就顺着中关村向北，想从东校门进北大。在蓝旗营附近，汽车还能走，到了东校门拐弯处，我看到人多得很，来打武斗的学生像潮水般湧进校门。

    人太多了，汽车走不了，陈良在这里下车回红代会了，我就下了车，让车调头。这时候我听到来北大打武斗的学生说看今天市革委会批聂批到什么程度，就打到什么程度。我已经下了车，看到数不清的人群，前浪推后浪地往北大校园里湧，一想情况不对，外边来的学生成千上万，北大的学生也有上万人，局面如此混乱，靠我们自己是无法解决今天的武斗问题的。他们到北大来搞武斗，北大的学生还能不还击？要是打起来，这得死伤多少人？不论是哪一个学校的学生，不论是哪一派的学生，这些都是无辜的青年啊。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顾不上别的，我必须马上去找武斗的后台谢富治去。解铃还得系铃人，今天只有找到谢富治，才能制止这场大武斗。我就让车掉头，因人多拥挤，汽车掉头用了很长时间，我自己在车下，听到外边来的学生那样讲，我就知道今天即将发生的大武斗，不是一般人搞的。王茂湘转告我的刘新民所说的话表明，这就是上边的黑手。为了千万个学生的生命，我必须立即去找谢富治，公开撕破面皮，拉这个挑动武斗的黑后台来制止这场大武斗。

谢富治：“你真厉害！”

    我乘车子当即赶回市革委会，看到吴德、丁国钰在办公室，我就问他们，谢副总理哪里去了？他们说，谢富治回去吃饭了。我问他们，吃完饭他还回不回来？他们说，他马上回来。我就坐下来等谢富治。我感到愤怒的心都要跳出来，憋不住了，我质问吴德、丁国钰，北大今天来了不知道有多少个学校的学生，每个校门口都挤满了，进都进不去。我说，“今年春天的北大武斗，是周景芳支持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学生搞的。现在，王、关、戚抓起来了，周景芳也被关起来，这一次的武斗是谁指使的？”我的意思就是对吴德和丁国钰讲，这次武斗就是你们搞的，除了你们没有别人。在我咄咄逼人的质问下，吴德也有气无力地拉着长腔说，“不知道。”丁国钰没有吭声。

    等了一会儿，谢富治还没有回来。我就说，“谢副总理不回来，那你们两个人和我一起去制止武斗吧。”他们也不作声，不表态，三个人都憋在那里。我心里非常气愤，非常紧张，成千上万的学生湧向北大的场面又展现我眼前。一分一秒都是极为重要的！

    我后来才明白，当时这局面就是谢富治他们搞的，他们想对付我，又找不到地方下手。策划武斗，让成千上万的学生到北大来闹事，就是要给我栽赃。如果两边的学生真的打起来，损失肯定小不了。几万人的大武斗，这在北京就是创纪录的最大规模武斗。那得死多少人？双方的学生都要流血。不管死伤多少人，都会栽赃到我的头上，我就是后台，我哪怕不在现场，我是在家里，是在天边，也没有办法说清楚，我聂元梓制造武斗的帽子就戴定了，我就被他们彻底打倒了，任何证据都无法证明我无罪。那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我抓到监狱里，除掉他们的眼中钉了。

    ……我心里正在翻腾，谢富治回来了。我毫不客气地指着谢富治的鼻子说，“谢副总理，你对我有意见，你认为我有错误，可以批判，可以把我抓到卫戍区，你为什么让成千上万的学生到北大去打武斗？你必须跟我一块去制止武斗，否则你要对武斗负责！”我就是这么指着谢富治的鼻子说的（我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受审问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那时候吴德还活着，他也没有出面否认过这件事）。谢富治说：“你怎么这样说？”我说，“那你说，今天的武斗谁搞的？这么多学生，同一个时间到北大，都提着棍棒刀枪，现在都快打起来了。你必须和我一起去制止武斗。”谢富治说他不去。他不去不行。我说，我现在在这里是叫你们去制止武斗，就是北大打起来，也不能把制造武斗的帽子安在我头上。“我是要求市革委会去制止武斗啊！你不在场的时候，我叫他们两个人跟我去制止武斗，他们不去，你来了，我叫你跟我去，你又不去，那学生打起来，你们都得负责任！”谢富治急了，悻悻地说：“好吧，我跟你去，我不怕死！我和你去制止武斗！”

    这样，我就逼着他来北大了。吴德、丁国钰也跟着来了。我坐的北大的车放空回学校。我上了谢富治的车，要和他一个车走，我得盯住他，别让他半路上再溜了，别让他再搞什么名堂。走在路上，我坐在司机的旁边，谢富治坐在后边。我不和他坐一块儿！我和他没有话说！丁国钰和吴德也不声不响地坐着车子跟着来了。

一路上，我都不理谢富治。我坐在司机旁边，就是要离他远一点儿。在车上，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吭声。走了一阵子，谢富治找话题了。他说，“嘿！聂元梓，你知道不知道，你当市革委会副主任，还是我给毛主席提议的呢。”我一点儿都不领他的情，很冷淡地说，“不知道。谢谢。我当不了。”停顿了半刻，我又说：“谢副总理我今天是请你来帮助我制止武斗的，没有别的意思。”在这种时候几万人的大武斗，处在千钧一发，我的心又急又愤怒，谢富治还想笼络人心，这办不到！

    车子走到白石桥，离北大不远了，谢富治无可奈何地说，“你真厉害！你打不倒。”我说，“我不怕打倒，我今天是请你帮助我来制止武斗的。”我的意思是说，我找他没有别的意图，我不是为了升官发财的，就是给我比你谢富治更大的官，我也看不上，我也当不了。我就是请你到北大制止武斗，我不是要投靠你，你别拉拢我。你别说这些话。过了半天，他又重复了一句，“你真厉害！”

    当时，谢富治、吴德、丁国钰到了北大，我和他们三个人就到学校的广播台讲话。广播台拥挤得水泄不通，听说谢富治来了，学生们就闪开一条道，让我们过去。就那样，人都多得很难通行。广播台的门已经被外校学生砸开了。谢富治进去在大喇叭里讲：“外校的学生都离开北大，回自己的学校去。北大的师生在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领导下闹革命！”他这么一讲话，外校的学生呼啦一下子都走了。

    北大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七个学校的学生，万人以上，准时准点地到北大校园里搞武斗，显然是有组织有领导统一指挥的行动，上面竟然没有人吭一声，不批评，不追查，就把这件事搁下了。这就是谢富治他们搞的，他们利用北京市革委会，在革委会里指使学生搞武斗，然后又把这件事给压下来了。中央文革也是装聋作哑，佯装不知道。江青陈伯达多恨我呀，否则，在北京，在中央文革的眼皮子底下发生这么大规模武斗，这不可能不引起中央的注意，不能不引起中央文革的注意，竟然都不吭声。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北师大学生自发地开了一个批判谭厚兰的会，蒯大富等人参加了。为了这件事，江青、中央文革就专门召集各高校群众组织的头头开了一次会，指示不准批谭厚兰。谁批谭厚兰就处分谁。江青说我是搞谭厚兰的主谋，说，“聂元梓是躲在一个角落里指挥。”那个会召集到会的人数比较多，北大有个学生叫陈颖，他参加了那天的会议，听了江青的讲话，陈颖马上就对江青失望了。他觉得江青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在这么大型的会议上居然靠造谣，靠胡说八道来维护自己，维护自己的嫡系，实在是太卑鄙了。因为批判谭厚兰那一天，我和陈颖都在北大，正好是空军的一些人员来北大座谈，就在校党委的那个院子里，我们都在参加座谈会，我怎么能躲在角落里指挥批判谭厚兰啊？批判谭厚兰是她们学校的人和蒯大富他们搞的。

    3月25日那天我在高校学习班，对学校的情况没有感性认识。过后我在颐和园外（铜牛出口）的一户院墙上看到一幅标语“打倒聂元梓！北京卫戍区”，给我的印象很深，不在于打倒聂元梓，而在于它的落款。一般军事机关写大标语或大字报，落款都是群众组织，如高等军事学院“红联”，军事艺术学院“星火燎原”。没有只写军事机关名称的，直书北京卫戍区仅此而已。

二十、杨余傅事件

   1968年3月24日，突然由林彪出面，宣布杨、余、傅是反党集团。说杨成武勾结余立金要夺吴法宪的权；杨成武勾结傅崇碧要夺谢富治的权。杨、余、傅是王、关、戚的后台。在1968年3月27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中央首长对社会讲述杨、余、傅事件。聂元梓带领20人参加大会，我一同去了。下面引用部分讲话。

江青：　……现在要和同志们讲一讲二月逆流的问题。去年二月以黑干将叛徒谭震林为代表跳出来替他们翻案，因为这个斗争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的，广大群众是不知道的，因此别有用心的人就蒙蔽革命小将、革命群众，颠倒黑白，说什么谁反对余秋里，就是反对总理，就是反对毛主席，真是颠倒黑白。（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打倒谭震林！）事实上余秋里是贺龙的心腹，但是主席伟大、宽宏，要一批二保。复辟就搞起来了，而且说他是一贯正确，这对不对？（不对！）在去年四、五月间又出现了“左”倾冒险主义或者叫极“左”，形“左”实右，它的头面人物叫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倒王、关、戚！）我们过去不知道他们是刘邓的黑爪牙，他们是刘邓安排在我们革命队伍里的钉子（打倒刘邓黑爪牙王关戚！毛主席万岁！）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到处招摇撞骗，不请示不报告我们，封锁我们，架空我们，耍阴谋，干了很多坏事，因为他们是黑爪牙，我们把他们端出来，挂起来，不要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但是有人又企图利用这样的事情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否定革命群众、革命小将的功勋，来否定中央文革。（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因为他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角色，势必蒙蔽欺骗一部分群众。这样我们对他们采取非常谨慎的政策，采取分割政策，王关分割不开，戚本禹作法不同，因此分割开来一个时期。但是分割出来不等于说他没有问题。果然到去年下半年他更猖狂起来了，（打倒戚本禹！）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个共产党员不要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们在内部在原则问题上和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去年十一月我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不指名的批评戚本禹。他勾结着杨成武，他们勾结很早了，我们不知道。勾结着余立金、傅崇碧，（打倒王关戚！打倒杨余付！）他们企图在群众面前造成说中央文革出了坏人，来否定中央文革，这意味着什么呢？（打倒二月逆流的新反扑！）而且这些坏蛋都是中央文革端出来的。（伯达：主要是江青同志端出来的。）我认为不应该归功于哪一个人，应该归功于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归功于革命群众，归功于伟大的解放军。

     在三月八日傅崇碧不得中央文革负责同志的允许开了两部汽车擅自冲入中央文革所在地，同志们！这是个什么问题？（众：反革命！）当场我们坚决抵制了他，严肃地批评了他，那一天以后，杨成武忽然间说：病了。其实他在背后天天开会，天天在那里搞阴谋，要夺空军的权。余立金是个大叛徒，要用余立金夺吴法宪同志的权，（叶群：打倒余立金！）要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同志的权，夺了一系列的权都被我们识破了。北京大学有两个战斗组织给毛主席、林副主席以及我们一封信，这封信当时我们在开会，我没有收到，我委托谢富治同志去再找一份来，但是又出现了怪事情了，傅崇碧派了一个叫什么哈斯的人到北京大学去要底稿，要名单，要后台。这是不正常的，他们剥夺革命群众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反映材料（的权利），当天晚上还是第二天晚上聂元梓同志打电话告急，说是有紧急情况，我们已经很累了，到了拂晓，还是接见了她，她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陈伯达同志和我。我们给她解释了，是我要的，但是底下我们不知道。同时我们也很坦率地向她交了底，就是王、关、戚是爪牙，不值得这样大惊小怪，这样搞会不会干扰大方向呀？可是她还是搞了一阵子。聂元梓是有缺点错误的，要批评她，但要保她！（总理：一批二保）为二月逆流翻案是错误的，谭震林是叛徒。我保过他，现在我要喊，打倒谭震林！他是刘邓陶的黑干将，现在有确凿的证据他是叛徒。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史上总是有“左”倾冒险主义，右倾保守主义，目前，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是在反动的那方面占优势要击溃他们！毛主席教导我们，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要防止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要防止“左”倾机会主义。

    康生：特别是江青同志先将王、关，后将戚本禹的问题揭露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胜利，也是中央文革，江青同志的巨大功绩。（口号）在反击二月逆流新反扑的斗争中，我们要坚决地保卫北京市新生的红色政权，保卫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下，亲自批准成立的，是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关怀指导下，同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等斗争胜利的结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它是新生的事物，是新生的红色政权，它在工作中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也混进了少数的坏人，像傅崇碧、周景芳等等的渣滓，对这些坏人我们当然要揭露，当然要斗争，当然要批判。但是，不能动摇我们这个红色政权。

    陈伯达：　现在大概可以说我们第一个大回合，就是打倒彭、罗、陆、杨，在这个回合的战斗中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胜利了。第二个回合，是打倒刘、邓、陶，在这一个回合战斗中，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胜利了！第三个回合，就是击溃了去年二月所兴起的二月逆流，这是以谭震林为代表的一些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家发动的，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把这个二月逆流击溃了，（口号）二月逆流是彻底的破产了，（口号）彻底失败了！有一些很少数人企图为二月逆流翻案，这是妄想！这是第三个回合。第四个回合是击退了刘、邓、陶的小爪牙关锋、王力、戚本禹，这些家伙是变色的小爬虫，他们使用各种方法钻到我们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做了很多坏事，但是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把他们打倒了！把它挖出来了，把它们挂起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五个战斗的回合，就是揭露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反革命面貌，把它们打倒了，这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把他们打倒了。

    周恩来：他们在搞阴谋的时候，他们起了一点儿作用，就是想搞垮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市革委会是我们伟大领袖亲自指导成立起来的，另外经过去年的一月风暴，上海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后，我们的伟大领袖说，要经过革命代表会议，一个个地成立起来以后，再成立总的，所以成立了四个代表会，工代会、贫下中农代表会、大学红代会、中学红代会，成立了以后，我们四月二十日成立了市革命委员会，江青同志在那个会上讲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话，那就是把去年中央军委一月的八条、四月的十条结合在一起，发挥了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思想，这一点你们大家可能还记得，这样的革命委员会是一种新生的力量，是红色政权，初期总是有些粗糙，容易发生一些错误，出了个别的坏人，这没有什么！好像小孩子刚生出来，总要害点疹子，害点病啊，但是，新生力量是不可阻挡的，她要生存下去，成长起来，要健康下去！所以谁要痴心妄想要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搞垮，那是肯定要失败的，我们现在全中国各省市革命委员会，正如刚才江青同志所说的，“五·一”前基本上可以成立起来了，完全成立起来了。所以这一种阴谋一旦戳穿以后，使我们眼睛更亮了，阴谋就更容易被戳穿了，两面派更不容易生存了，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很多的教训，希望我们大家都认真地学习这一课。在去年以谭震林为代表的一系列进行的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中央文革，反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二月逆流当中，在去年夏秋间极“左”思潮形成的“五·一六”呀！“揪军内一小撮”呀！这些活动当中，在今年的极右错误，极“左”的思潮又转向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的活动，杨成武这个事情也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在这些事件中从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的进行中说来它不过是一个曲折，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逆流，但是，这个逆流都在我们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揭露下，在我们中央文革的严厉的批判下，批倒了，批臭了，批垮了！我们懂得在一切革命运动中道路总是曲折的，总会出一点小小的逆流，这正是因为我们在胜利的前进中，鼓舞了我们，我们要遇到一点困难曲折，来考验我们，教育我们，所以这种小小逆流我们作为反面教材来锻炼我们，考验我们，因此正如刚才陈伯达同志所说的，就在这样一个战斗当中我们在夺取全面胜利当中，已经揪出这一小撮的人来了吗！所以我们应该高兴，应该庆贺这个胜利，我们要打倒被我们揪出来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我们要打倒彭德怀、贺龙，要打倒彭、罗、陆、杨，要打倒二月逆流干将谭震林，要打倒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要打倒小爬虫王、关、戚，因为王、关、戚确实是刘、邓主持工作时候，他们决定参加当时的文革小组。而正是现在的中央文革几位领导人，他们亲自把他们觉察出来把他们端出来，这就是他们表示出最无私的，最原则性的丰功伟绩。（总理带头高呼：向中央文革学习！向中央文革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江青同志：向革命群众学习！向解放军指战员学习！）所以我们正如同我们大家所说的，我们首先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致敬！向我们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致敬！向毛主席为首的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致敬！向中央文革致敬！向人民解放军致敬！向红卫兵致敬！向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致敬！向广大的革命群众致敬！

       这次大会传达了下面几方面的信号：

     1. 杨余傅是反党集团；

     2 .二月逆流问题重要，不能为二月逆流翻案；

     3 .王关戚是极左的，是江青端出来的；

    4 谢富治是不能反对的；

    5. 聂元梓要一批二保。聂元梓是有缺点错误的，要批评她，但要保她！（总理：一批二保）

    一批二保的提法，按当时的理解，首先是批。在反击“二月逆流”时，总理和其他首长讲到余秋里陈毅李先念等时多次使用“一批二保”，“你们不要一批就打倒，一保就不能批”。聂元梓对此也敏感，从3.27大会会场回来，多次问我总理是怎么讲的，语气怎样。

    江青讲哈斯到北大的问题：傅崇碧派了一个叫什么哈斯的人到北京大学去要底稿，要名单，要后台。这是不正常的，他们剥夺革命群众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反映材料（的权利）。

   对于这个问题，下面我列出了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张万来的文章，二是聂元梓回忆录及我对此事的记忆。

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真相    1979.3.15记者　张万来

……在上一个预谋的圈套正在演用的时候，另一个圈套已布置就绪了。那就是所谓傅崇碧派哈斯到北京大学封锁革命群众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反映材料问题。
　　三月七日，江青突然提出要看北京大学两个群众组织写给中央的一份材料。三月八日晚上，当时在支左办公室工作的哈斯同志，带了两个同志到北大，通过军训团，找到聂元梓主持的文革办公室的人员和“除隐患”战斗队的负责人，向他们索要材料。他们说，那个材料早已上送中央首长了。后来哈斯同志再次带领支左办公室的两名工作人员返回北大，仍然没有找到所要的材料。这就是所谓到北大“强行索取材料”的全部经过。
　　谁能想到，就在哈斯同志奉命去要材料的同时，聂元梓这个反革命分子连夜向她的主子江青告急，造谣攻击卫戍区“派人要材料是政治事件，由哈斯带领全副武装的几卡车人，冲进北大，强行搜查，使用公安手段……”。三月十一日，在一次干部会上，陈伯达与江青一唱一和，一口咬定卫戍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本不准卫戍区的领导同志申辩。她还逼迫哈斯等同志去北大当面道歉，同时要卫戍区的领导同志写书面检讨。
　　半个月之后，即三月二十七日十万人大会上，江青把这件事又端出来，并且捏造了许多谎言。明明她派人去北大，却硬说是“傅崇碧派去的”；明明是要材料，却硬说是要“底稿”、要“名单”、要“交后台”；明明是三个人坐一辆小汽车去的，却说成“几卡车全副武装的部队”；明明是通过军训团的同志向群众组织商量要材料，却说成“强行搜查”，“使用了公安手段”。这样，傅崇碧同志就成了对上“冲击中央文革”，对下“镇压北大学生”的“罪人”，哈斯同志成了傅崇碧同志的“黑干将”。
    聂元梓回忆录对这件事的叙述：

一九六八的春天，大约二三月间，在北大，我找了魏杞文谈我的观点，又找赵建文几个人，布置写一个报告：“对派性也要进行分析”，是写给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报告由魏杞文起草，经我修改以后用两个不存在的战斗队的名义发出去的。

为什么写这个报告？就是因为江青他们在群众中制造分裂，煽动派性，挑动群众组织互相斗争；但是，他们又以批判派性的藉口整我们。在他们控制的舆论中，把我们和王、关、戚的斗争，反对他们打倒所有的老干部以便安排他们的势力掌权，并且挑动武斗，也说成了派性。我的意思是要分辨这种情况，我们和“地派”的斗争，也是和中央文革某些人的斗争。我们不是反对“地派”中的学生群众。“地派”中的有些人是受中央文革指使的，他们搞派性，是在替中央文革排除异己。因此，北京的高等院校里，表面上看是两派在闹，实际上是有中央文革在操纵，我们是在与中央文革那帮人作斗争。总之，这个报告是针对中央文革分裂群众而写的。这个报告没有用个人的名义，用的是两个并不存在的战斗队的名义（是我们编的一个叫“独立寒秋”，另一个叫“傲霜雪”），这是为了自我保护，要是我自己出面，那被江青他们追究起来，又成为我的一条罪状了。我就假装是学生们交给我的，要是追查起来，就说那两个战斗队已经解散，那些学生也找不着了。北大上万名学生，我到哪里去找？

这篇报告是请中央文革办公室转送的。毛主席看了这篇报告，非常欣赏，做了批示。毛主席的批示，江青扣下来，没有对我讲。她只是对我说，“你们战斗队的那个报告，毛主席批了。”从她的口气听出来，毛主席对这个报告是很欣赏的。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过一个短评，标题用的就是《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内容是讲也是阶级性，讲“派别是阶级的一翼”，这句话是毛主席讲的，是毛主席对“对派性也要做阶级分析”这篇报告的批示。但是，毛主席的批示全文还有什么别的内容，江青就没有对我透露了。

    北京卫戍区的干部哈斯为这件事情到学校来，我正好在外边开会。哈斯找到一个学生，也姓聂，名字记不清了（这份报告是经这位姓聂的学生的手印刷的）。和哈斯一接触，聂很紧张，不知道是吉是凶，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不好了，家里出了事了”。我问他，“出出什么事了？”他说，“卫戍区来了人，叫哈斯，他们逼我把报告的底稿找出来，交给他。我说这底稿一时半会找不见，他们就让我下午一定找好了给他。还问报告都交给谁了，要名单。”这个学生不知道问题何在，以为要倒霉，就跑掉了。他跑到颐和园躲了起来，不敢回学校去。

这件事有误会。哈斯是卫戍区派去的，那时军人本来就威风，哈斯又说得很严肃，好像是有什么严重问题，就把姓聂的学生给嚇坏了。我心里有底，我自己的动机我自己清楚，这个报告我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可是，这个报告打上去以后发生什么情况，我就不知道了。这个报告本来是送给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怎么会是卫戍区来人追这件事呢？我也怕出了什么问题。我就告诉这个姓聂的学生说，“你不要怕，不要躲，不会有什么事的，有事也找不到你头上。你就告诉他们说报告交到上边了。底稿不要交，就说找不着。”

接着，我也想摸一摸中央文革情况，看看这个报告有什么反映，我就给中央文革写了一个报告，说是有紧急的事情，要求江青接见。江青接见我，我就讲了这件事情：本来是给主席写了一个报告，现在卫戍区来人查，把学生给嚇跑了，我也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结果，江青告诉我，是谢富治派卫戍区的人去要报告，谢富治听说毛主席很欣赏这个报告，他想看看这份报告，江青也想看看这份报告，所以派卫戍区去要。我就说，你江青、谢富治要看这个报告，打电话给我就行了，派了卫戍区的人去直接找学生，哈斯又那么威风，学生以为出了什么问题，还不嚇坏了？

     对于这件事，我的回忆录是这样写的：

     1967年3月7日中央开会，江青需要北大“傲霜雪”和“独立寒秋”两个战斗队上报的材料，叫谢副总理派人到北大要一份。谢吩咐给傅崇碧，傅派他的部下哈斯到北大来要材料，以卫戍区的名义要。聂××说：“这材料都已上报。”哈斯要底稿，聂××说：“底稿也没有了。”（不给的原因是我们和卫戍区没有这种关系，对他们有看法。）哈斯说：“谢副总理要这材料，你们给不给？”“我们当然给”。哈斯无礼地问我们把这材料都上报给哪些首长了。对于这个问题的说法有两个版本：（1）要我们开列名单，竟狂妄地说：“毛主席的名单我也要”并拿走了带有毛主席名字的名单；（2）哈斯问这份材料都上报给谁了？聂××写了一份名单，放在桌子上，没有说给他。是哈斯自己拿走的。两个版本的共同点是：哈斯拿走带有毛主席名字的名单。这就犯规了。聂元梓当即打电话给江青，说有紧急情况要向中央反映。江青于3月8日凌晨接见了聂元梓（在钓鱼台，当时还有陈伯达）。

     粉碎四人帮以后，哈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述说四人帮对他的迫害，主要内容是到北大要材料的事。文章也不提他要毛主席的名单。

     对比江青在3月27日的讲话和聂元梓回忆录，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话，前后有不同的解释。3月8日接见聂元梓时，江青几次说：“你们为什么老是抓住王关戚不放呢，王关戚的后面还有大的嘛。刘少奇吗！”这是鼓励聂元梓在学习班兴风作浪。在十万人大会上江青说：“同时我们也很坦率地向她交了底，就是王、关、戚是爪牙，不值得这样大惊小怪，这样搞会不会干扰大方向呀？可是她还是搞了一阵子。”这是指责聂元梓：谁让你闹的。

    二十一、7.27工、军宣队进入高校，两大派的历史结束

    1967年9月王、关倒台以后，在形势上天派占了上风。1968年3月27日的大会又强调了反二月逆流重要，不能为二月逆流翻案并且谢富治是不能反对的，这对地派有利。表面上两派的争斗取得了平衡，而实际上激化了两派的斗争。

     清华、北大、师大等一些院校发生武斗。武斗的导火索和过程各有不同，从人们的内心都是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多年来我们受到的教育是时刻不忘阶级斗争。分歧即是路线，而路线斗争就是阶级斗争，就是你死我活，就是国共两党的斗争。也许这是武斗的思想根源。如果我们有民主、法制、人权的概念，不会同学之间刀兵相见，残害无辜。武斗的局面越来越不能控制，毛主席派3万工人，进入清华大学，以血的代价制止两派的武斗。以1967年7月27日为标志，以学生为主体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北京的两派斗争也随之结束。

    7.28 毛主席接见五大领袖的讲话

    毛主席接见五大领袖时间长达5个多小时，涉及内容广泛。《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毛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韩爱晶详细地记叙这次召见。我选择一些制止武斗和结束斗争的讲话列在这里，读者可以查阅原文。

　毛主席说：“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抓黑手的蒯大富，我也是偏向你们这一边，你们回去一讲，我们有偏向，井冈山（注：北大井冈山兵团）、四一四兵团，就会对我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吗？”

温玉成立即起身打电话，叫卫戍区放人。

    毛主席接着说：“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点。你北大井冈山有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方法，按照辩证法，而且不要住在一个城市里，就一分为二，一个南、一个北，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冈山搬到南方，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自己清理自己的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那老佛爷老巢一捅，捅得你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你们大概还是留一手的，所谓……根子。留一手也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怕人家打，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听说不是有一个凶手要戳你吗？知道了也不一定抓。算了，明明知道是谁也不要说啦。不过你以后要注意点，不要一个人乱跑。”

    毛泽东：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个一、二百人的兵团也弄得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一个女皇。今天到会四个，有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不能走。你要给他们粮吃，出入无阻，那些人也够惨的。北师大“造反兵团”是个湖南‘省无联’〔6〕式的大杂烩，因为他夺权〔7〕嘛！别的有些学校都参加了，你〔指韩爱晶〕、蒯大富都有份。

    韩爱晶：我也参加了。

    江青：那是韩爱晶去颠覆人家谭厚兰。

    毛泽东：你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年青人就是要作些好事，也会作些坏事。你们说中央文革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总理在三月二十四日、三月二十七日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作珍同志、温玉成同志都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也可以。越打越大，两方都有土炮，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啥，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出来，像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毛主席说：“可以不提了，‘宰牛、杀猴、断羊腰’，牛可以耕田嘛，宰了它干吗？你们列举的罪状无非是攻击江青，林彪，我。统统可以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的嘛，又没到外面贴大字报。”

毛主席说：“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又不向中央报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联，人家就开大串联会，不准串联，不对。不过，你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毛主席说：“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呢！中国人有个好处，就是有意见就讲出来。讲不让串联是对的，但一点不让串联也不好，人家还在串联。砸三旧派在串联，反砸三旧派也在串联，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联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联，你不让好人串联，坏人在串联，你不让多数人串联，多数人是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

    毛泽东：不要分派了。

    毛主席说：“不要搞成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

    毛主席说：“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毛主席说：“你们想想，几万人去，什么事情，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们敢？你们完全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来的就没有四一四，井冈山。他们一听，就要骂我了，骂我就是有道理，你那个四一四思想必胜是不对的嘛！你那个团、零、飘、红，四个组织就是坏人比较多，聂元梓一派好人比较多一些。”

    毛主席说：“你们反王、关、戚好嘛，你们要串联，学习班也是对的嘛



结束语

    1970年至1973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北京乃至全国两派的头头绝大多数都挨整了。我被押回北大，接受审查两年又两个月，结论是：跟着聂元梓犯了政治错误，不予处分，不记档案，不作书面结论。比起那些因审查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人，我是幸运的。在审查期间我亲历了政治的无耻。

    1967年我对陈伯达的“6.5”讲话不满，动态报里“红暴队”的人，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对陈伯达什么态度！”。1970年清查五·一六运动开始，陈伯达是清查小组组长，这时如果对陈伯达不满就是罪过，但庐山会议后又把陈伯达被说成聂元梓的后台，当然也成了我的后台。

    1967年反王力、关锋，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罪过。到了1971年专案组说：“你们反王关戚是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还是罪过。

    1967～1968年反击“二月逆流”时，有“打倒派”和“炮轰派”之分。“炮轰派”认为几位副总理是人民内部矛盾，反对炮打总理。说“炮轰派”是“二月逆流”派。到了1971年，专案组说：“不论炮轰还是打倒都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9.13事件”前，专案组说我反对林副主席（我曾和聂元梓到军艺星火燎原去及我曾经说了一句话：“说杨成武勾结傅崇碧要夺谢富治的权，我没有这个感觉”这两件事无限上纲），一再表明他们对林副主席是多么热爱，有了林副主席做接班人他们是多么幸福，你胡宗式对林副主席是多么恨。“9.13事件”后立刻变脸了，对我说：“这下你们的后台更清楚了。”

    当时把反谢富治列为重大的五·一六罪行，为了把谢富治和“1.15事件”剥离，就不能说“公安部某负责人”是谢富治。专案组和我有这样一段对话：“说公安部某负责人是谢富治，毛主席语录上有这么一条吗？”我说：“没有。”专案组：“那你怎么相信呢！”

   中国共产党党史谈抓“五·一六”（党史第二卷下册第816页）：1970年1月和2月，党中央分别发出指示和通知，大规模地部署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再次酿成大量冤假错案。1970年3月，党中央又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把这场自1967年下半年以来时断时续的清查再次推向高潮，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也没有正式宣布完成。这场持续多年的清查活动，有极大的任意性，被指为“五·一六”分子及其后台的人不断变换和增添，并株连大批亲属。连续不断的“清理”、“打击”、“清查”运动，使刚刚经历了“天下大乱”的人们又置身于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严酷氛围之中。

   从2008年版的《北京大学纪事》和后来某些人的文章可以看出，北大的一些人时至今日还沉迷在清查“5.16”的氛围中，不是太可悲了吗。

             非关旧话爱重提  ，

             惨烈灾祲要反思  。

             阉割历史为谁利 ，

             自有良知话语时。

转自胡宗式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