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再替韩少功补个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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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掠影

    □王彬彬 知名学者

    韩少功先生刊于《钟山》杂志2014年第二期的长达十几万字的散文《革命后记》，做了209个注释，显得很学术化。但注释做得还远远不够。前些时候，我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了《替韩少功先生补个注释》，现在，再替韩少功补个注释。

    《革命后记》是以这样的几段话开头的：

    “革命似乎已经遥远。在当下这个竞相逐富的市场社会，革命已成为怀旧，是一些老头老太在小院里哼唱的红歌。革命已成为辟邪的民间迷信，被乡民们供奉于神龛，被一些司机悬挂于驾座窗前。革命还变身为时髦噱头，成为摇滚歌星头上的红星帽徽，文化衫上的酷哥格瓦拉，卖场上铿锵雄壮的前苏联队列音乐。

    “在今后的日子里，‘革命’这一个词还可能继续脱敏，成为一种消费符号，消散于‘IT革命’‘营销革命’‘内衣革命’‘洗浴革命’等商业宣传，在广告制造者们那里花样百出，成为各种夸张字体和阳刚造型，迸发出忘我消费拼死享乐的激情。

    “不过事情并未结束。”

    事情怎样没有结束呢？韩少功说，“一旦遭遇社会困局，幽灵就会重新绽露巨魔的面容，打破生活的平宁，呼啸在四面八方。从教民充斥的‘阿拉伯之春’，到秀才主打的‘占领华尔街’，革命一词的原义在渐渐苏醒。”韩少功还举了些国内的例子，这里就不抄了。

    韩少功的意思是，“革命”的“原义”本来是严肃的、神圣的，本来是有高度的“致敏性”的，但在“当下”却世俗化、庸俗化、恶俗化了。其实，“革命”的“原义”本就不像韩少功认为的那样，而即便在“文革”时期，“革命”也不是一味地严肃和神圣的。

    现代汉语中的“革命”，是英文“revolution”的汉译，不过是日本人所译而为中国人接受。清末，中国人从日本人那里学会了“革命”这个词，就把它用得很世俗、很庸俗，甚至有些恶俗。聊举几例。1904年1月出版的留日学生所办的刊物《江苏》第七期上，发表了署名“家庭立宪者”的《家庭革命说》，一开头就说：“革命，革命，中国今日不可以不革命！中国今日家庭不可以不革命。”文章所谓的“家庭革命”，是指改变传统的夫妇、父子、兄弟关系，最后强调：“欲革政治之命者，必先革家族之命。”“革命”在这里，就用得很世俗了。1904年4月出版的《女子世界》杂志上，发表了署名“丁初我”者的《女子家庭革命说》，文章一开头就说：“噫嘻吁！革命！革命！家庭先革命！”所谓“女子家庭革命”，是指改变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丁初我文章中还引用了两句不知何人作的诗：“自由花发春何处，革命风潮卷地来。”的确，那时候，是把任何一种改进、变革，都称作“革命”的，所以才会让人产生“卷地来”的感觉。在1907年出版的《新世纪》杂志第二、三两期上，发表了署名“真”的《祖宗革命》，所谓“祖宗革命”，就是破除祖宗崇拜。破除祖宗崇拜应采取怎样的“革命措施”呢？有四种。一是“于书报演说中发阐此种新理，破数千百之迷信”；二是“凡遇含有祖宗迷信之礼仪(祭丧葬等)，皆指公理以拒之”；三是“平坟墓、火神牌，以为警世之钟，藉行传布之法”；四是“凡主张祖宗革命者，当嘱其子孙，于其死后，勿以昔日待祖宗之法相待；或笔之于书，俾子孙懦者，或受他种强权所阻者，亦得勉行祖宗之革命”。这个“真”，在1907年8月31日出版的《新世纪》杂志第11期，又发表了《三纲革命》，所谓“三纲革命”，就是破除“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实现“人人平等”。“真”反复强调：“家庭革命、圣贤革命、纲纪革命，所以助人道进化者也”；“父母子女皆得而作家庭革命党，助此革命之实行者”。

    以上所举，是出现在很正经的具有一定学术品格的刊物上的例子，至于那时民间的日常谈话、比较不那么正经的报章杂志，就把“革命”用得更滥、更随意了。

    韩少功的《革命后记》，谈论的是“文革”。那在“文革”中，“革命”就总是很严肃、很神圣么？就总是很“致敏”么？也未必。上海，是“文革”的发祥地、样板田，是领头羊、先锋队。

    造反风潮卷地来之后，从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开始，上海原有的各级领导，想以经济手段安抚造反者，给群众发钱、发物，尽最大可能满足广大群众的物质要求，这当然会有效。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这些人，也当然紧张甚至恐怖，斥之为“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他们采取各种手段反击这股“妖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也于1967年1月11日发布了《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和《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也发布文件，通知各地银行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门负责保护。把银行控制起来，各单位无法提取存款，自然也就无法“腐蚀群众”，“妖风”也就刮不起来。若任这“妖风”在上海滩上刮下去并刮向全国，“文革”就可能流产。

    所以，即便在“文革”中，“造反”也并不总是那么严肃、神圣的。严肃、神圣的外衣所包裹着的，往往是低俗、卑劣的权欲和利欲。徐景贤说，“文革”期间复旦大学的校园里，出现过一副对联：“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他当时很认同这副对联。其实，之所以感到“近”、感到“亲”，无非是尝到了权力和物质的甜头。王洪文、陈阿大这类城市流氓起而“革命”后的轻裘肥马、声色犬马、鲜衣怒马，是有确凿的证据的。就是张春桥吧，1958年就以鼓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而受赏识，不也是一直中华烟不离手，在上海一直有独幢的洋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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