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童庆炳

童小溪

父亲离开我们十年了。但我和他共同度过的那些岁月回忆，还经常地浮现在我眼前，出现在梦境中。

先把读者拉回到那个不平凡的年代。在我9岁以前，我们家住在一个四合院里。1969年，我上小学一年级，一天放学回到院里，发现：院子当中，居然挖了一个两米宽、十米长、近两米深的大坑！挖得非常整齐方正！后来知道，这是在刚刚发出“林副主席一号令”后，全国都紧急动员准备核战争。作为防空洞的大坑，是全院儿壮劳力在一天之内挖的。父亲也参与了这个战备劳动。我平日里，因为看《地道战》《地雷战》较多，也喜欢在院里挖个地道、埋个地雷什么的，经常被父亲管教和斥责。现在，是他亲自参与挖了大坑，比我挖的深多了、好多了，晚上吃饭时，我在饭桌上表示我有“人民战争，早该如此”的先知先觉，还有为自己叫屈的意思，但父亲没有反驳我，也没有解释，今天想起来，好像一家人也都没有流露出核大战前夕的恐慌。

其实，在我小时候，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那个年代许多家庭都因为各种原因不在一起。但比较起来，我们家比很多家庭幸运很多，父亲因为出身好，又红又专，接受了出国援外的任务，先在越南，后来在阿尔巴尼亚给这两国的大学生讲授中文。

这样，在1960年代，他在遥远的巴尔干半岛教书，回国时曾路过布达佩斯、莫斯科、罗马，算是闯了世界，我也跟着小小地见了些世面，比如，坐着小轿车去机场接送他出国，小轿车加油时看着指示数字在迅速跳动，机场大厅的地面光亮得可以反光，还有红卫兵在那里表演节目。当然，也尝到了父亲不在身边的日子的滋味。


童老师在阿尔巴尼亚，1960年代

有一次，母亲带着我去机场接他回国。那时首都机场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没有什么到达大厅，在机场跑道边上一片空空荡荡的露天平地，接机的一群人就在那儿等着。远远看着飞机落地了，缓缓滑到停机坪，舱门打开，乘客陆陆续续从舷梯上下来，也没有摆渡车，就慢慢地从很远的地方走过来。当一个个小黑点儿渐渐变成了小人儿，而且越变也大，我突然认出了我父亲，看到他阳光下张着大嘴的笑脸。我太高兴了，撒开腿就跑着冲向他。不过，其实那里是有“警戒线”的，机场工作人员把我拦了下来。在场的人都笑了，可我仍然盯着我父亲，他远远地走过来，我们终于团聚了！

稍微长大一些后，我开始理解这种体验在那个年代的特殊性。每当有客人来，父亲会给他们分享他的影集，里面有他在地拉那、布达佩斯和莫斯科红场的留影，还有一张是1960年代末一些人在中国驻阿尔巴尼亚使馆的合影，父亲指着坐在中间的人说，这是王洪文，父亲站在他后面附近。那时候王洪文一度在中国是第三号人物（毛泽东、周恩来之后）。此外，父亲还会谈到，他在越南教书时，胡志明伯伯会穿着拖鞋、敞着上衣来看望他们中国专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越南人都来向他祝贺，仿佛是他参与研制成功的一样；还有他在阿尔巴尼亚工作时，该国领导人霍查经常在下午出来在街上走走，偶尔能够遇到。当时，我敢发誓：我父亲是我认识的人当中，唯一一位见过两位外国领导人以及一位中国高级首长的人。不过，那时的革命教育又告诉我，不能骄傲，不能乱吹。



童老师在越南，1960年代

到了1970年代，群众运动的大乱年代已经过去，核大战风险降低了，我父亲也回到国内工作。我们家的生活也变得平常。但是，在一起的时间仍然不多。父亲和母亲经常轮流下放去五七干校，一去就是半年。但这个阶段恰恰是我和父亲在一起最亲密的一段时光。那时，父亲会骑车带我去西单澡堂洗澡，或者去其他地方。

我上小学二年级时，父亲带我回到福建老家度过了一个夏天。那时像这种从南到北穿越中国的旅行，都是人生大事，仅仅坐火车就要三天三夜。第一次乘火车，我极为兴奋，上车后表示：就算坐十天十夜，我也喜欢，因为太好玩了。父亲说，我看你能坐两天不叫苦就不错了。果然，我在硬座上坐了两天之后，实在忍不住了，叫苦连天。正在叫苦，希望马上下车，恰好火车经过一个美丽壮观的瀑布，高山峡谷，渺无人烟，宛如仙境。父亲说，你想下车住在这里吗？这一句幽默话这让我安静了半天。火车到站后，还要坐长途汽车和徒步翻山。不过，我被闽西老家的亲人和风景迷住了。一大堆男的女的小豆包管我叫哥。到处是清澈见底的水塘，水塘里有欢快的鱼。亲戚和老乡们向我展示怎样在山上捕捉小动物。

在北京，父亲把他从山清水秀的南方带来的生存本领教给我。北方洗澡讲究大澡盆，因此实施难度较大。但在父亲的老家，洗澡只需要一桶水和一条毛巾。我家住在师大女附中宿舍，是一个完整的四合院，其中正房、东西耳房、东西厢房、前院各间都各有一个家庭，我家分到的是餐厅和厨房，内外屋之间墙上还有一个方形的孔洞，我理解是从厨房向餐厅送饭菜的窗口。但最大的好处是：在附带的小院里，有一个压水机，早已坏掉，附带一个下水道，还能用！于是，父亲在小院里，用油毡和竹竿搭了一个比一平米大一点儿的小棚子，这样，将烧热的一桶水拎到小棚子里，人坐在小板凳上，用毛巾撩水擦身，下水道排水，就可以洗澡了。整个夏天我们全家都按这个福建模式来冲凉。不过，北京夏天的院子里，有一种鼻涕虫——无壳蜗牛，像手指一般粗细和长短，软绵绵、黏糊糊的，黑漆漆的晚上，要小心它可能就在小板凳上爬呢。



童老师一家三口，1960年代

父亲教给我的另一个水乡技能，就是从北京的河里湖里抓鱼，并不能当食材，只是抓来当宠物养着。方法很简单，就是拿一条毛巾，在河边或湖边从水下面兜起来，没准就有一些小鱼。在北京的什刹海、西海、玉渊潭都可以这样抓到鱼，但很小。又一次，父亲从延庆的五七干校回来，带来一些活蹦乱跳的鲫鱼送给我（那时没有任何玩具或其他宠物）。哇，比北京城里的鱼大多了。后来，在某段时间内，高层政治急转弯，父亲单位里搞不清运动方向，闲暇时间也就多了，于是，父亲看我养鱼方面比较执着，要为我制作玻璃鱼缸。但是，买不到腻子，只好用水泥代替。我们都担心是否能成功，很少玩幽默的父亲，笑着说了一句：“不成功便成仁。”我父母大笑，我完全不懂。毕竟不是长在青天白日旗下。不过，是通过这次机会，我才第一次了解到这个成语的意思。

还有一项，而且让我至今还骄傲的，是父亲教会我游泳。父亲年轻时，据说是体育健将，突出专项是篮球和足球。但我从来没怎么见他玩过，不过我还是信的。另一件事我也相信，就是：据说父亲曾去前门的大北照相馆照相，结果，效果太棒了，大北照相馆竟然把他的照片放大洗印出来摆在橱窗里（未经本人允许，但那时没有肖像权的概念），某天他经过时看到了。这个我相信，是因为那个年代他在照片上显得很帅。父亲带我玩的项目主要是游泳。那时北京的天然游泳场进门加存衣大概五分钱。在他的指导下，我进步很快，成为班上游泳技术最好的人。

到1974年，政治运动不是那么紧张了，科研任务几乎没有，父亲开始利用闲暇时间制作家具。今天听着也许奇怪，不过在那个年代，人们已经普遍在开始自发地改善生活，自己打家具、装收音机、晒煤球等等，很常见。那时，丰富的消费品商店里是没有的，手中的现金也是没有的，有的是：政治热情冷却后大量的闲暇时间，和改善贫乏物质生活的渴望。父亲买齐了一套木工工具，锯、刨、矬、锤、卷尺、砂纸，家里变成了一个木工作坊。这个新变化，给我的创造力、想象力带来的巨大冲击，简直难以估量。学校上课太无聊了，学工学农有时还有点儿意思，但大部分时间要遵守纪律，听训话，很压抑。现在，父亲的这套工具，放在一个从五七干校拿回来的、木制的赤脚医生医疗箱里，也成了我的工具箱，我自发地学习各种工具的用法，用锯和矬改变木头的形状，用木工刨把木头刨出平滑如镜的表面，摸上去，感觉发现了一个新世界。父亲在完成他的制作项目，我则规划我自己的独立项目，比如一个飞机模型和一个鸟笼。父亲的项目是：用一根扁担为主要原料制作一个沙发（当时木材很难买到或找到）。最后完成了，我记得是蓝色的外罩，沙发扶手是扁担做的。客人来了，父亲会指着沙发说：“这是我‘批林批孔’的成果。”

1976年唐山地震后，我和父亲又开始了一段不平常的生活。那时骄阳似火，成群的蜻蜓飞着，我跟着父亲来到他的单位北师大，跟其他员工家庭一样，自己找一个双层架子床，把它搬到校园中一个合适的地点，外面钉上塑料布，就是一个简易的抗震棚了。一两个月内，这就是我们的家。不过，这期间，父亲教会了我骑自行车，这是我的抗震收获。此后，又在很多不同地点自盖自住了不同样式的地震棚。

此后，社会变化的节奏越来越快了，父亲的生活开始了教育科研的紧张节奏，我到了准备高考的阶段，我母亲从中学调到职工大学，就这样，我们走进新时代。

我上大学之后，特别是大学毕业后不久又出国留学，和父亲亲密交往的机会少了，然而，是在后面的这个阶段，我渐渐认识了父亲的宝贵性格。

首先，父亲是一位刚正不阿、富有同情心的人。我记得很早很早时，在北师大校园里，父亲指着远处的一位老人说，那是黄药眠。我只是觉得这个名字很怪。父亲补充说：“他是我的老师。”直到后来，我才了解到，黄药眠是北师大中文系的教授，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但父亲一直仍将他像老师一样尊敬和保护，在北师大校园指给我认识他时，黄药眠还没有被平反。父亲对另一位老先生启功也是一样。启功老先生“瘫趋左，派曾右”，被打成右派后不久被摘帽，在政治风向捉摸不定的年代，父亲定期去看望他的老师启功，并在单位给他必要的帮助。父亲对于老师、同事和学生，也都是这样以诚相见，无世俗势利，无功利之心。



黄药眠先生

其次，父亲在判断事务发展和人际交往方面，有很高的智慧。回顾他一生中多次的重大选择，就能看到这一点。1966年夏天，工作组到了北师大基层单位，个别情况下采取了一些过激的做法，引发群众的不满，当时父亲就看出：这不符合中央的精神，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因此，他暂时陷入了逆境。但是不久后，就被宣布平反，证明了他的意见正确。此时，北师大著名的学生造反派谭厚兰亲自来找到他，希望他加入师大井冈山，成为该组织领导人之一。父亲在严肃考虑之后，表示谢绝。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个决定有着罕见的先见之明。到了1970年代，他也尽量适应着环境进行学术研究，比如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评论《杜鹃山》的文章。很快，官方的写作班子通知父亲，让他加入。但是父亲经过思考后，婉言谢绝了。没过很长时间，形势变化，写作班子垮台了。另一方面，父亲从来都是谦谦君子，从不吹嘘。当校领导和其他人来家里祝贺他的学生荣获诺贝尔奖，他只是微笑，没有半点儿揽功的意思。晚上吃饭时，父亲对我们说，他们得诺贝尔奖，主要是靠他们自己，从他们的水平看，他们也应该得。

最后，父亲在学术创造上，有思路灵活、擅长融会贯通的特点。父亲说，中国驻阿尔巴尼亚使馆有一个出色的图书馆，当时运动阶段，无人读书，父亲把图书馆的钥匙拿到手里，把他想读的书都读了，包括刘勰的《文心雕龙》。父亲的功底是中国古代文学，但他能够兼收并蓄，把古今中外的文论都参考了，然后进行自己的理论创新。我和父亲不是同行，但我的印象是：他的理论没有大而无当的宏大论述，而都是中等层次的、局部适用的、言之有物的命题。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对知识分子进行了二元区分，对所有问题只有一种招数来解决的，是刺猬型；了解事物的复杂多样性，在不同的情况下采用不同方法，追求不同的目标，这是狐狸型。按照这种分类，父亲属于第二种，他的智慧是多种视角、融汇中西、灵活自省的。乍一看，他态度严肃，讲话慢条斯理，其实他会冷不丁地嘲讽一下政治运动，解构一下意识形态。

因此，父亲在晚年计划把更多的时间从文学理论转向文学创作，而且已经完成了一些手稿。由于他的离去，还有些手稿没有完成，成为永久的遗憾。


原载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时有删节，此为原稿，谢谢作者赐稿

https://mp.weixin.qq.com/s/VMiVQDNGq1aKd21KE4elu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