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里宁和他的“狂人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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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里宁和他的“狂人日记”

　　许多人一定还记得陈里宁，记得他“文革”间极富传奇性的故事。他原本有病，患的是精神病，胡言乱语中说了刘少奇的不少坏话，还把一些坏话写进了日记。“文革”之前，他遭遇到了很大的麻烦，甚至被投进监狱。“文革”来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他摇身一变，成为反刘少奇的英雄，成为先知先觉的革命者。一些人想起了鲁迅笔下的“狂人”，把他唤作“新时代的狂人”，他那疯人疯语的日记，则被名之曰“狂人日记”。一时间，陈里宁很是风光，由造反派编辑的《狂人日记》，更是一纸风行。

　　一切都乱了套。正常人已然陷入疯狂，而真疯子倒视为正常人。疯狂之中，陈里宁的故事远未了结。

精神病患者陈里宁

　　患病之前的陈里宁，可以算得上那个年代特有的“积极分子”。他生于1935年，湖南湘潭人，家庭出身不是太好，学历也只有初中毕业，但他思想纯正，追求进步，很快入了党，还多次获得“劳动模范”或“优秀党员”称号。这个年轻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好学深思，尤其喜好钻研**问题，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擅长以阶级斗争的眼光看问题。他**觉悟高，理论水平也不低，据说口才和文采也相当不错。应该说陈里宁是一个有些前途的青年，所以，到了60年代初，他能坐进办公室，做了湘潭市人委办公室里的资料员。

　　陈里宁何时患上了精神病，已不可考。大约在坐进湘潭市人委办公室后不久，他的精神业已不行了。1962年，刘少奇的《论**员的修养》经修订后重新出版，陈里宁盯住了这本书，先是将新旧版本进行对照，“发现修改本把恩格斯、斯大林的名字勾掉了，并很少很少提毛主席的教导”，继而沿此线索，“带着刘少奇的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竟然发现该书存在50多个问题(陈里宁在红卫医院控诉刘邓反动路线大会上的发言，1967年1月10日)一个人能这样干，精神也就出问题了。也就是说，1962年的陈里宁已经不怎么正常了。1963年4月，陈里宁一吐为快，将自己对刘少奇的怀疑写成一份材料，交给湘潭市委秘书长李力。李力看了材料，觉得是满纸荒唐言，正常人断然写不出，很轻易就认定陈患上了精神病，并且派人将他送进湖南省精神病医院。送进精神病医院的这一天，陈里宁在日记里说：“在别人把我推上吉普车时，我向xx同志说了一遍，我是故意说的：我要给xxx一粒象征性的子弹，表明我将以毛泽东思想来打击敌人，作为一颗子弹一样。”(见《狂人日记》，天津劳一半(劳动局第一半工半读学校)八一八红卫兵印制)话确实不像是正常人的话，医院的检查也认定陈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陈里宁后来说，从1957年开始，他就怀疑上了刘少奇。1956年9月，在“八大”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报告，宣布中国基本上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我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陈里宁说：“我把这个论点与列宁、毛主席著作对照，察觉到刘少奇的观点是反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陈里宁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教工召开的“控诉刘邓反革命专政大会”上的发言，1967年1月30日)耐人寻味的是陈里宁怀疑上刘少奇的时间，彼时“反右”运动正在展开，6月19日，经毛泽东亲手修改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已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其中有一段后加的话，大意称“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像陈里宁这样好学深思的革命青年，发现刘少奇有问题，并不是多么奇怪的事情。所以，不能轻易下结论说，1957年时的陈里宁已然有了精神问题。可以想象这个大发现对陈里宁的刺激程度，也可以说这个大发现改变了陈里宁的人生。往后的日子便是紧盯刘少奇的日子，紧张，惊恐，复又交杂着巨大的兴奋，精神脆弱者怕是难以承受了。1959年9月，从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上下来，刘少奇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说，“一个时候的、范围不大的一左一右的领导，就是正确的领导”，飞机驾驶员“一个时候左一下，一个时候右一下，他就是一左一右的”。又声称，“我这个人，历来是积极的提倡‘个人崇拜’的”，“现在我还要搞(毛主席的‘个人崇拜’)，还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该讲话《刘少奇选集》不载，见《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年6月—1967年卷，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1967年9月)。陈里宁抓住了这两句话，用心琢磨一段时间后，对刘少奇就“更怀疑了”。

　　经过两个月的治疗，陈里宁出院了，仍旧送回原机关。回到机关后的陈里宁，精神时好时坏，呈间歇性状态。刘少奇的问题，他仍然没有放松，并且愈益强烈地害怕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按他后来在一个报告会上的说法：“我认识到，不揭发刘少奇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我们革命者是有罪的。如果刘少奇的阴谋得逞，就会使党和毛主席以及无数革命前辈、革命先烈打下的无产阶级江山付之东流!想到这里，我就坐立不安、通宵不眠。”(陈里宁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教工召开的“控诉刘邓反革命专政大会”上的发言)让毛主席知晓自己的惊人发现，业已显得非常必要，而且十万火急，陈里宁决定给毛主席写信。1963年11月，长达万字的信写成了，陈里宁交给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托他转呈毛主席。这次的结果同样不理想，不仅信被扣下，自己也再次被送进精神病院。

　　此次“二进宫”，医生发现陈里宁的病更为严重了。此间的一份病历，记下了病人对刘少奇的十多个怀疑，主要有：刘的《论**员的修养》和《论党内斗争》违背了《矛盾论》和《实践论》;刘与普列汉诺夫亲如一家、亲密拥抱;刘带领爱人出国游马路，游山玩水;刘当权以来，不是过左，就是过右，像开汽车一样，一左一右;怀疑刘的爱人是特务;刘发表的反修文章观点不对，很勉强;刘工作不深入基层;刘访问越南后多了一个“万岁”，“刘主席万岁”。(见《狂人日记》)

        几个月的治疗后，陈里宁又回到了机关。可没过多久，又旧病复发。1964年7月，陈里宁向机关党支部宣传委员王某倾诉自己对刘少奇的怀疑，王某立即写了检举信，机关党支部遂召开大会，勒令陈检讨反刘少奇的罪行。到了这一年10月，陈里宁的病情日趋恶化，反刘言论也就更为密集，更为狠毒。10月1日，陈里宁对人说，刘少奇“有妻室儿女，丢了不要”，找了个女学生，“转山游马路，带了出国，唤做夫人，还拍成电影，真是当了婊子还要起牌坊”，刘是“大骗子，大流氓”。10月2日，陈又说到《论**员的修养》有50余个问题，声称“要和他进行辩论”，“我就不拥护刘少奇，就是要反对他”，“要杀，你们就杀，我只有一只笔”。那些天，陈经常说：“我姓陈，是东边挂锄头，他锄禾苗，我要锄毒草。”他为自己起了一个别名，叫做“陈剑鸣”，并就此演义说，要让自己“变成毛主席手中的宝剑”。陈还在刘少奇“八大”**报告上胡划乱批，有一处批曰：“此处猫屁不通”。又说三年自然灾害，“哪里是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都是他(刘少奇)搞的不好带来的”;安源煤矿大罢工，“写成是他个人的功劳，实际上，工人们的死伤很大”(见对陈里宁的揭发材料，共三份，所署日期均是1964年10月4日)。

　　60年代初，家乡政府不顾刘少奇的劝阻，修建了他在宁乡县花明楼的故居。陈里宁闻知此事，又盯上了这个花明楼故居。1964年9月14日，陈的日记记有：“韶山，花明楼，两者真有天壤之别。毛主席爱的是山，气势磅礴;这个人爱搞什么楼，真是与毛主席唱对台戏!”(见《狂人日记》)10月6日，陈给某机械厂党委写信，揭发刘少奇“搞什么花明楼，架子大，气势汹汹，硬拿强要马达、水泵、钢材之类”，要求他们予以追查。10月9日，陈还以“特急信”致当地政府，抗议刘少奇“以皇帝的派头，大建什么猪楼”，“侵占工人阶级创造的财产，实际上就是对劳动人民犯下了罪行”。

　　据陈里宁回忆，1964年10月间，他连续作战，写了30多封信，力图把自己的声音发出去，并且一定要让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首长听到自己的声音。单是毛主席，陈就写过三封信，其他还有信分别致林彪、周恩来、康生等中央首长。《狂人日记》里收有陈致林彪的信，信写于10月13日，主要是为了揭穿刘少奇的一个“阴谋”。陈说他读了《解放战争回忆录》里的一篇文章，知道在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作出决定，把南方的一些部队调驻北方，这样既可巩固北方的解放区，又可使这些部队在内战发生后，不致孤悬敌后而被敌人吃掉，同时对谈判也有好处。陈对刘少奇的决定大不以为然，断定是“犯罪行为”。他说：“我仔细想过此问题，认为与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实质是与蒋介石遥相呼应，摧残有生力量，布置一次围剿，使伟大的工农红军集结一处，便于在半路拦击，暴露我游击队目标。”陈建议“林彪元帅同志”，“派人专题调查研究一下这些事件的真相”。

　　从陈里宁致林彪的这一段信看来，他思想上固已走火入魔，但行文上却是文从字顺，不见病态。这个人真是让医院和他的机关犯了难，医院的诊断总是“精神分裂症”，却也加上了这样的鉴定文字：“生活上一直表现尚正常，仪态整洁，表情自然，意识清楚，定向力、理解判断力、记忆力，相当好。”陈所在机关的同事也检举说，他的反动言行，“不能作为是疯子的表现，陈并不怎么疯”。对这个生活上“不怎么疯”、**上却是“疯话连篇”的病人，机关所能做的，只能是先批判其反动思想，批完之后，再将其送往精神病院。

　　1964年11月，陈里宁第三次送进精神病院。医生的诊断是：精神病复发，仍为精神分裂症。又不忘加上一句：“其所以出现反动言论，乃是原来反动思想在精神病症状上的反映。”

戚本禹：你没有精神病，他们才有精神病

　　陈里宁闹出的动静越来越大了，以致惊动了公安部。他在大肆散布反刘少奇疯话的时候，**上的阶级斗争也正愈演愈烈。陈里宁的言行，焉知不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陈里宁疯言疯语，焉知不是装疯卖傻以行恶毒攻击之实?陈里宁乃是一个小人物，又焉知其背后没有大后台?公安部觉得此案大抵可定为“反革命要案”，遂决定对陈立案侦查。

　   1965年1月15日，三名身份不明的人，突然来到陈里宁的病室，说是要送他去疗养。陈信以为真，就跟这三个人上了路。一路上，陈看到这伙人警备森严，如临大敌，并喝令不许高声叫喊。到了目的地，陈才知道自己被送进了湖南省第二监狱，此时，那伙人出示了逮捕证，陈里宁被捕了。1月16日，他们给陈上了手铐，系上大口罩，将他带上火车，押往北京，关进公安部十三局看守所。

　　这自然是一次秘密逮捕。他们还通知陈里宁的家人，说要送陈去岳阳农场，从而取走了衣物和书籍。过了一段时间，家人见陈音信全无，十分着急。4月2日，陈母借了五元钱，找到湘潭市委组织部，询问陈的下落。组织部回答说，陈已调省人事局，还拿了调动通知的存根给陈母看。陈母又赶往省人事局，人事局告她，根本没有这回事。陈母愈益感觉不妙，儿子可能出事了。接下来的日子，她发疯一般地找遍相关单位，企图找到儿子的下落。北京方面写于4月间的一份报告说：“逮捕陈的保密工作，想继续下去很困难，xxx意见是否通知xx，公开向其家属宣布陈已依法逮捕。”

　　与此同时，北京方面正紧张地审讯陈里宁。长达七个月的审讯期间，陈的病情日趋严重，据看守记录，很多时候，陈行为失常，言语乖张，严重起来，还吃屎喝尿。2月23日，陈用草根在脏手纸上刺小洞，小洞排成字句：“妈，儿已被杀!勿悲伤，祝安好!”“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陈里宁!还有后来人!”3月4日，陈对看守说：“同志，你太辛苦了。我给你唱《白毛女》的歌。”说完就唱，旁若无人。4月20日，陈突然发问：“你老把我关在这里干什么呀?把我养肥了杀肉吃吗?”5月1日，审讯回来后，陈对看守说：“那位穿呢子制服的审讯首长说我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贩卖私货。我没有披过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我披的是破棉衣。……法官还说我是贩卖私货，我检查了一天也没检查出来，我连一分钱都没有，怎么贩卖私货呀?”6月22日，陈用手纸叠了一只鸽子，然后和鸽子说话：“我骂了皇帝，骂皇帝是要杀头的呀!……反革命分子真厉害，想作皇帝。”

　　审讯不仅审不出任何东西，反而还要听任陈里宁继续放毒。陈大放其毒，首长们就会很慌，有一次，首长威胁陈说：“毛主席年岁大了，只挂个名了，真有权的是刘主席，你反对他是自取灭亡。”如威胁产生不了效果，首长便连忙叫人用臭袜子堵他的嘴，或者索性用墩布杆子打他。到了8月，审讯越来越难以进行下去，首长们大约也越来越相信陈是精神病患者，就把他送进了北京安定医院。8月16日，安定医院为陈做了初步检查，结论是：“精神分裂症(妄想型)”。押送陈来医院的首长告诉主治医生，陈因病影响审讯，才将他送来治疗，待病情好转，接回去继续审讯。上面一直怀疑陈有后台，审讯主要即是要查出后台，上面不下令结束审讯，十三局就必须继续审下去。往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陈里宁在审讯和治疗间循环不止，总计四次送进安定医院。

　　正当陈里宁进出安定医院之际，“文化大革命”起来了，安定医院也不再安定，连名字都改成了“红卫医院”。1966年10月29日，陈里宁第四次送进红卫医院。此时，红卫医院也在造反，还产生了群众性的造反组织“红旗战斗队”，为首的有一位金弘敏大夫。医院里的“反动学术权威”都打倒了，也就该金大夫他们独当一面了。果然，第四次送进红卫医院，陈里宁的主治大夫换成了金大夫。金大夫翻阅了陈的既往病历，大吃一惊，同时也义愤填膺，她想起了苏联的“疯人院”，那里惯于把**犯当作精神病患者进行迫害，陈里宁应该就是这样一个**犯了。金大夫更多地主动与陈里宁接触，陈多次提醒她：“金大夫，你对我这样，不怕受连累吗?因为我是**犯人。”但金大夫不怕连累，她觉得“精神病学要为无产阶级**服务”，毛主席的精神病医生，“首先必须对每一个精神病人**上负责任”(金大夫在红卫医院控诉刘邓反动路线大会上的发言，1967年1月10日)。

　　陈里宁似乎是很清醒，他曾对金大夫说：“我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你们大夫只能管治病，但管不了**。”陈的判断无疑是错了，此时，不仅金大夫能管这个**犯的“**”，而且外面不相干的人也能管精神病院的“**”。外面的造反组织，像清华大学的“红教工”，地质学院的“东方红”，北京医学院的“八一八”，从各路纷纷杀向红卫医院。12月19日，它们联合红卫医院的“红旗战斗队”，造了这所“资产阶级精神病院”的反，并且设立了“革命造反联络站”。造反的结果，包括陈里宁在内，他们清查出至少四名**犯，认定他们都是遭受迫害的所谓“精神病人”。

　　清华大学“红教工”原是一个独立的教工造反组织，此时已隶属于“井冈山兵团”。“红教工”与“井冈山兵团”一道，集合近百人，最早来到红卫医院造反。金弘敏大夫交出了陈里宁的病历，还明确地告诉“红教工”，陈没有精神病，只是因反刘少奇而遭受关押迫害。“红教工”的“头头”陶德坚立即写了一份紧急汇报材料，向“中央文革”报告在红卫医院发现陈里宁的情况(参见陶德坚回忆录《风雨人生》之《精神病?**犯?》，载五柳村网站)。也就在此时，陈里宁写给“中央文革”的一封信，也经由造反派之手顺利转交。在这封信里，陈照例列举了他一直以来怀疑的“刘少奇问题”，还控诉了“有关当局”对他的迫害，最后是“决不罢休”的革命决心：“我对以上问题一直找不到答案。如果我错了，又错在什么地方?我承认我水平很低，没有**经验，我怀疑了一个庞然大物——刘少奇。但是矛盾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既有明显的矛盾，我有权利以一个**员的革命名义，理解这些矛盾。头可断，血可流，都在所不辞。问题不弄出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死不瞑目。”

　　“中央文革”正愁打不开批判刘少奇的新局面，感到陈里宁是一个大可利用的人物。他们派出王广宇作为联络员前往红卫医院了解情况，王对造反派的行为大力支持，他对清华“红教工”说，王力、戚本禹都知道这事了，他们原来不知道精神病院这种角落还有这么严重的问题，你们立了大功了。王也赞同“红教工”进一步造公安部十三局的反，以逼其交出陈里宁档案，并最终为陈平反。据陶德坚回忆录记载，1967年1月6日，“红教工”和其他各路造反派近三百人，声势浩大地杀向十三局。十三局设在秦城监狱，是非同小可的机密之区，造反派冲击十三局，惊动了周恩来，他立即电令造反派先撤出十三局，由公安部长谢富治第二天上午接见他们，解决陈里宁的问题(陶德坚《风雨人生》之《精神病?**犯?》)。

　　1月7日，王力和戚本禹特地来到红卫医院，接见了“红旗战斗队”全体队员及驻院造反组织的代表，还看望了陈里宁和其他几名**犯病人。王力为造反派打气说：“我们支持你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必须彻底造精神病院的反，全国有类似的精神病院，都要造反。”戚本禹也极力称颂造反派：“从这里揭露也是对刘邓路线的揭露，也是重要的揭露，你们作了重要的贡献。”戚询问了陈里宁的一些情况，对他说：“你从62年就批评刘少奇的错误，你没有精神病，你要出院。刘少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的材料写的很好，他们才有精神病。”又有一位王福显被领来与首长握手，握完手即高呼：“啊!天亮了!”他又当场提议：“同志们，咱们唱个歌好不好?”众造反派高声应答：“好!”于是，齐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戚也问了王福显的情况，又重复说了那句话：“我看他们才有病。”王力帮腔说：“旧**就用精神病来陷害劳动人民，鲁迅所写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就是被统治阶级认为是狂人，是精神病的。你们是**主义革命新时代的‘狂人’。”戚也附和道：“要是修正主义变了天，我和王力都得了‘精神病’。”

闹剧落幕：陈里宁仍是精神病患者

　　1月7日的会见，戚本禹感到陈里宁神志清醒，谈话也有条理，根本不像精神病人。回来后他还赞扬说，这个人很了不起，那么早就看出刘少奇是修正主义者，他自愧不如。戚还从清华大学红卫兵那里了解到，陈里宁的文笔不错，能写文章，就想把他接出来，找个安静的地方，让他写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这种人可以现身说法，批判一定很有力度。

　　1月8日，戚本禹在国防部接见解放军测绘学院红卫兵，煽动他们“冲破框框”，大造刘邓的反。戚又说起陈里宁，说他“62年就反对刘少奇”，“别人说他是神经病”，“医院里给他上电刑、吃药”，“但是他还要反对刘少奇”。戚说起陈里宁是想激励红卫兵“上到刘邓路线的纲上”，他说：“我看这个医院简直是法西斯，我建议他们起来造这个医院的反。他们的条件比你们差吧，我看你们还不如那个‘神经病’。”1月13日，王力在一个座谈会上也说到陈里宁，他说，安定医院“把好人、造反派当作精神病”，是“赫鲁晓夫式的**迫害”。又说陈里宁“写的文章水平还很高”，“我们准备送他到马列学院研究院去工作，去专门批判刘少奇”。

　　据王广宇回忆，1月7日稍后，他就去红卫医院接陈里宁。那天，在红卫医院开了一个交接陈里宁的小规模会议，以金弘敏为首的部分医院造反派，还有清华大学的红卫兵代表，也参加了会议。王在会上把接陈出院写文章的意思说了说，然后又把戚本禹送的棉衣交给陈，会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时陈还没反应过来，金弘敏对他说，还不快说感谢毛主席，谢谢戚本禹和王力同志，陈跟着说“毛主席万岁”、“谢谢戚本禹同志”。王又问了陈几个问题，陈都一一作答，王感觉他眼光呆滞，反应迟钝，有点恐惧，但回答问题时神志还清醒(王广宇《“陈里宁事件”始末》)。

　　清华“红教工”这边，则忙于摘抄从十三局弄出的陈里宁档案。陶德坚回忆，1月10日一大早，她就把陈里宁档案带到红教工总部，找了近二十人来分头摘抄。摘抄间，有人发现档案袋中有一捆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打开来看，只见每一本封面上毛的名字都被墨笔涂掉了，并在旁边写上“陈剑鸣”三个字，还注有日期。翻开封面，里面的文字也有不少被涂改过，多是改为与原文相反的意思，但零乱无序，看不出涂改者的用意。此事关系重大，陶德坚他们不能自作主张，只能如实上报“中央文革”。当天王广宇就派人来把陈里宁的全部档案取走了，“红教工”摘录的材料只好暂时封存起来，等待上面审查有了结论，再拿出去捅向**(陶德坚《风雨人生》之《精神病?**犯?》)。

　　王广宇看完取来的陈里宁档案，立即向戚本禹汇报，说陈里宁批改毛主席著作很混乱，很不正常，但看不出有反动的观点，公安部也没有把涂改毛主席著作当成他的罪证。戚本禹说，陈里宁是不是真的有点精神病?不然他为什么要这么干?戚让王广宇再去找金弘敏他们问问，研究一下他为什么在批判刘少奇的同时也批改毛主席著作。王去问金弘敏，她看了档案之后，认为陈里宁并没有明显的反毛倾向，但也不像正常人干的事。金大夫还说，医学上有一种"间歇性精神病"，患者清醒时像好人一样，而发病时则处于无意识的颠狂状态，涂改毛主席著作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他们又去问陈里宁，陈紧张地说，都记不得了，好像有一次给他吃一种药，脑子产生了幻想，稀里糊涂地就把毛主席的书乱画了，真的不是反对毛主席。王将调查情况向戚本禹作了汇报，戚也感觉到陈里宁是“有点精神病”，但并没有把事情看得多么严重(王广宇《“陈里宁事件”始末》)。

　　实际上，这涂改毛主席著作的事，在十三局的多次审讯记录里都有记载。逮捕陈里宁的人原不知此事，是陈自己讲出来的，他不承认给中央写信反映自己对刘少奇的意见是有罪，但说在湖南被捕并被送去作精神病检查时，服用药物后，自己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就把毛主席著作涂改了，要说有罪，这倒可以算上。审讯员问他这些书在何处，陈答已把书捆成一捆，放在湖南家里。十三局立即派人去陈的家中搜出了这捆书，他们看后也认为这是精神病发作时所为，所以没有当作什么罪证，以后审问也不再问到这件事。

　　稍后，“中央文革”下发通知，和十三局原来的看法相同，说陈里宁涂改毛主席著作是精神错乱时所为，不是他的问题，这个人可以宣传。清华“红教工”利用已有的一份摘录编了一本《狂人日记》，有陈的日记摘抄，也有这一案件的发生与揭露的经过。一次印了五千份，没有几天就卖光了，全国各地的翻印本随处可见，许多地方还将《狂人日记》摘抄成大字报，张贴在显著的位置。陶德坚回忆说，“红教工”还请陈里宁来清华作了一次报告，那一天，来了很多人，大礼堂坐不下，把广播扬声器拉到室外，外面草地上也坐满了人，这是红教工成立以来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活动(陶德坚《风雨人生》之《精神病?**犯?》)。

从此，陈里宁被推向了**，他的事迹感动得“革命战士”热泪盈眶，大大鼓舞了他们的“革命斗志”，一些群众组织索性自命为“狂派”。许多地方都上演了根据陈里宁事件编写的现代剧，剧名一般都叫做“新时代的狂人”。甚至毛泽东也知悉了陈里宁其人其事，据红卫兵小报的大字新闻说：“江青同志将‘狂人日记’递给主席看，主席阅后说：‘好!’”

　　还是王广宇的回忆。陈里宁被“中央文革”接出来后，原计划是放进马列学院，后戚本禹他们改变了主意，让陈暂时住进《人民日报》招待所。在招待所，陈里宁按戚本禹等人的旨意，开始撰写批刘文章。陈确真颇具文采，文章也写得比较长，但内容不符合戚本禹的要求。戚多次让人修改，最后也没修改成，他利用陈里宁写批刘文章的计划终于落空。戚决定把陈改放“学部”历史所，要求他参加所内的文化革命运动，可以继续写批判文章，但尽量不要到**上活动，少同外界的造反派接触。

　　但是陈里宁已经成了“名人”，北京高校和一些单位的造反派纷纷请陈去作报告，**上还散发了一些陈讲话的传单。比如，陈里宁曾给“新人大公社”的红卫兵写过一封信，信中说：“刘少奇的《论**员的修养》，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打着‘红旗’反红旗;特别是谩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马列主义者。《修养》集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毒素之大成，毒害青年，流毒甚广、甚深。让我们和千千万万革命者一道，把《修养》批深、批透、批臭，使它永世不得翻身!让我们在毛泽东伟大旗帜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这封信就流传甚广，许多红卫兵小报都有转载。哪派请到陈就表明他是站在哪派一边，这样就引发了对立派的反感。尽管陈得到了“中央文革”的肯定和支持，但反陈一派也在加紧活动，他们抓住陈涂改毛主席著作这个要害大做文章，说陈也反对毛主席。

　　戚本禹大概掌握一些反陈里宁的材料。王广宇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戚有点不耐烦地对他说，陈里宁还是到处活动作报告，他住在北京安静不了，别人找他，他就出场，也是一个好表现自己的人。戚决定让陈离开北京躲一躲。当时正赶上“中央文革”要了解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筹划设立记者站，戚借此机会，派陈里宁去了保定农村。可没过多久，陈在乡下暴露了身份，各派组织纷纷请他去作报告。这次戚本禹真的恼火了，他气愤地说：这个陈里宁，我们把他弄出来，现在却成了一个包袱了，看来他真是有精神病，又好出风头，乡下呆不下去了，只好叫他回北京吧!

　　陈里宁回到北京的消息不胫而走。反陈派看准这个时机，在北京和其他地区大肆宣传陈反毛主席的罪行，借此攻击为陈翻案的一派。很显然，陈里宁呆在北京，只能激化矛盾，必须再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让他躲一躲。京郊昌平附近，有一处亚洲学生疗养院，多方比较之后，戚本禹选中此地作为陈的暂时安身之所。然而出乎戚本禹他们的意料，陈里宁坚决不去疗养，并要求马上回湖南。当时湖南正乱，戚不敢放陈回湖南，便让历史所继续看好陈里宁，不让他出去，并注意防范某些造反派去揪他。

　　此时已是1967年8月初。又拖了几天，戚本禹可能得到了什么信息，他感觉招架不住了，不得不设法平息两派为陈里宁问题发生的争吵。王广宇后来回忆，有一天晚上，戚本禹找到他，商议由历史所向**上散发一个电话记录的传单。他按照戚本禹定下的调子起草了电话记录，大致是这样的内容：“现在**上两派组织因为陈里宁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一派认为陈里宁是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左派;一派则认为陈里宁不是坚定的左派，他有篡改毛主席著作的错误。两派组织因陈里宁问题进行争论，很不利于毛主席号召的革命大联合。希望各派组织不要为陈里宁问题再争论了，陈里宁的问题由我们来处理。”署名“中央文革办事组”。散发传单的时间是1967年8月下旬，不久王力、关锋被打倒，反陈派加紧了对保陈派的攻击。散发传单后，对保陈派很不利，反陈派猛烈进攻，要揪斗陈里宁。戚本禹只好派人去历史所，宣布对陈里宁重新收监。

　　可是，很快戚本禹也被打倒了，陈里宁落入“四人帮”控制的中央专案组之手，专案组给他定下的罪名是“假反刘少奇，真反毛主席”。王广宇还回忆说，2001年，陈里宁的妹妹陈里如来北京找王广宇了解情况。她告诉王广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公安部对陈里宁的问题进行了复查，最后确认：陈里宁确实患有“精神分裂症，丧失责任能力”，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改正原来的错误结论，恢复党籍，恢复工作和原工资待遇。陈里如还告诉王，陈里宁正在湖南湘潭家中治疗和休养，他病得很重 (王广宇回忆均见《“陈里宁事件”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