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69年8月，在中共石景山区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区委常委，随后调到石景山区文教卫生局做党政负责人。1973年2月，接到中共北京市委的通知，调任北京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相当副局长)。
此时，正是中小学教育的恢复时期， “文革”中小学普遍停课，1968年开始对中小学师生进行军政训练，各中小学的师生陆续实现大联合，开始复课。中小学大联合与复课各校的情况不同，有的较早有的很晚，有的中小学校反复无常，从整体上说直到1970年下旬才算稳定。
由于“文革”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瘫痪，复课之后的中小学，基本状态是“各自卫战”，即各校根据中央精神，在军训团与工宣队的帮助下，自发地改革教育、安排教育教学工作。后来，市区教育行政部门陆续恢复行使职能，但工作也很难展开，全市没有统一的教学计划，诸多重要问题急需领导机关予以关注，调查研究给予认定或者做出统一安排规定，明确工作方向。?
百废待兴，人们期待着北京市教育行政部门发挥作用，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调到北京市教育局任职的，当时36岁。“文革”前(1962—1970)我担任中学校长，是北京市城区最年青的中学校长，又是北京市一级的先进工作者，市委、市政府及教育部门的一些领导人熟悉我；“文革”初期被人们当做“走资派”“黑帮分子的红人”遭到批判，在推动大联合与复课等方面我有突出的表现，成为新闻人物，在群众中享有有良好的声誉，又年轻、家庭出身好、历史清自，可能由于这些原因上级调我到市局任职。
那时，从中央到基层单位均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党委领导一切。地方和企事业单位都建有党委（或总支、支部）同时建立行政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地方政府所属各局（委、办）也设党委，同时建立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和副组长是局（委、办）的领导人，党政机构虽然是分设的，但多为一套人马，党政合一工作不分。
市教育局的领导班子本是1968年建立的。1969年遵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大多数机关干部被下放到干校或农村生产队参加劳动，局机关只留下少数人组成工作班子，主要任务是管理机关本部事务和直属单位，不履行市教育局的行政职能。1970年本市中小学全面复课后，急需指导工作，于是上级决定市教育局恢复行政职能，市委调整和充实了市教育局的领导班子，将原市委教育部、市教育局的一批干部从下放劳动中抽调回来分配到市教育局工作。
在我到达之时，市教育局的领导班子由八人组成：党委书记、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叫李方（军代表），这是一位少将；副书记与副组长是一位老干部叫赵惟里，还有军代表白鹤。原副局长韩作黎当时担任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我到市教育局三个月后，李方调回部队工作，副书记赵惟里代理党委书记与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增补韩作黎为党委副书记。
当时的行政机关实行“精兵简政”，各部门的人员编制不多，层层机构都称“组”，各级官员不叫部长、局长、处长、科长，统称组长，大组之下又有组，组下还设有小组，这种现象很普遍。
我刚到市教育局时，机关只设有教育、政工、办事三个大组（处），据说这是效仿部队“司、政、后”的建制而设立的。后来，经过我们研究，改设六组（处）一办。即城市教育组：负责管理城市中小学、幼儿园、校外教育、政治教育、体育卫生等；农村教育组：负责管理农村中小学教育、成人教育与扫盲工作；校办工厂组，负责管理校办工厂，学工、学农、学军等；政工组：负责管理党务、人事保卫、干训、教师思想工作和机关直属单位的政治运动；办事组：负责管理财务、基建、物资、中小学招生及机关后勤事务；局办公室，处理文秘、机关党政日常事务。
市教育局原有十几个直属单位，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大多数停止工作，有的被撤销，绝大多数工作人员被下放到干校参加劳动。1970年后，为适应复课需要有些直属单位陆续恢复工作。
我到市局后领导干部分工，确定代理书记赵惟里全面负责本局工作，分管办公室；我分管城市教育组、农村教育组、中专师范教育组、校办工厂组；白鹤分管政工组、办事组；韩作黎分管中小学教材编写组、《北京少年》杂志社等直属单位的工作。这就是说本市城乡中小学、幼儿园、中专、师范学校，以及政治教育、体育卫生、生产劳动、校外教育等诸方面繁重的任务都落到我的肩上，我虽然有些为难，但在老同志一再的鼓励下，又自觉得年轻能干，理应多做一些事，并有信心和能力，因而挑起了这付重担。
市教育局的领导核心是由赵惟里代书记、白鹤、韩作黎及我等三位副书记共4人组成，我们定期举行办公会议，吸收有关大组负责人参加，提出议题与方案，经过讨论做出决定之后，书记、副书记导按分工去办。
1973——1977年间的市教育局上对市委、市革委会负责，中间通过市委、市革委会的科教组（相当教育部与文教办公室）同市委、市革委会负责人联系，请示报告工作。当时，分管基础教育工作的市委书记是黄作珍、谢静宜和市革委会副主任徐运北，他们每月召开1-2次文教办公会议，除市委科教组、文化卫生组的负责人参加外，根据讨论内容的不同吸收相关职能局的负责人参加，决定重大问题。
这个历史阶段，基础教育的管理体制是以块为主，条块结合，即各区县教育局在区县委、区县革委会直接领导下管理中小学。同时，区县教育局又接受市教育局的业务领导和指导。市委、市革委会定期召开区县委、区县革委会主管文教的负责人会议布置检查工作；市教育局按照市委、市革委会的指示，定期召集区县教育局负责人会议部署检查工作；还不断地直接召开中小学校负责人会议，组织教育教学活动推动工作。各区县教育局建有党委与革委会，对所属中小学校实行党政统一领导。城市小学曾归属街道办事处领导，农村中学归属公社领导，农村小学归属大队领导。
回顾这个特殊年代的北京市基础教育，有不少值得记录的事情。
一、最初的起点与部署
中小学全面复课之后，如何开展教育革命？这是大家普遍关心的事，也是我上任之后，分管中小学行政业务工作所面临的中心课题。 围绕着这一课题，市教育局教育组的工作人员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我提出了“当前工作若干意见”，经过局党委讨论通过并报巿委、市革委会科教组领导同意后，于3月28——30日召开了北京市中小学和师范学校教育革命座谈会，各区县教育局负责人，部分街道、公社及学校干部、市局机关和师范学校教育革命座谈会，各区县教育局负责人，部分街道、公社及学校干部、市局机关和直属单位干部150余人出席会议。
会议由赵惟里书记主持，我在会上做中心发言，这个发言实际上是布置工作，这也是我调到市局任职之后的首次亮相。我发言的基调是贯彻全国和北京市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早在1971年4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8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对解放后十七年的教育工作做出“两个估计”，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到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原有教师队伍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明确了教育工作的大方向，这就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五•七”指示的道路，使教育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与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际结合，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纪要》发出后，北京市革委会立即召开了教育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会议精神，要求各级领导带头学好《纪要》转好弯子，顾全大局搞通思想。会议要求教育系统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开展教育革命。
市教育局召开这次教育革命座谈会，即是紧密结合本市中小学实际，贯彻全国和北京市教育工作会议的重要步骤。我在发言中首先分析了形势，说明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使学校发生了深刻变化。党对教育的领导加强了，学校大门向工农敞开，思想与政治路线教育摆在了首位。
截至1972年底，中小学在校生共计204万，比1965年增长22%，1973年招收高中学生3.3万人，比1972年增长44%；农村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1965年为85%，1972年为93%。近三年新建中小学校舍30万平方米，1972年一年增添课桌椅30万套，教学仪器32万件，新编中小学教材84册，修订35册。450所中学共有9100个班开设了外语课，共有英、俄、日、德、法、西、阿7个语种。城近郊区有261所中学办起校办工厂，1972年总产值达一千多万元。
我在发言中指出：当前中小学开展教育革命要抓住三个要点：
1、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围绕全国教
育工作会议做出的“两个估计”，针对一些教师思想不通，认识不清等实际情况做好思想工作。树立不断革命的思想，引导教师勇于改革；围绕教师中的各种实际问题做好思想工作，切实解决落实政策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关心教师生活，破除消极畏难情绪和各种思想顾虑。
2、促进学校教育同三大革命实际结合。坚持搞好厂（队）校挂钩，校办工厂（农场），工农兼职教师讲课，农村多种形式办学，城市校外教育网，学生参加社会政治生活等专项工作，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各种教育形式，使之系统化形成制度。
3、改革课程、教法和考试方法。认真学习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围绕毛主席所批评的“课程太多”“讲授不甚得法”“考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三大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试验，切实落实毛主席关于课程、教法、考试方法的具体指示，创造新鲜经验。
为了推进教育革命，我提出五项措施：
①组织干部教师学习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市局将举办“毛主席教育思想学习心得交流会”，市区县教育部门负责人参加，形成“中心组”以指导面上的学习和工作。
②组织干部深入调研，深入实践。市区县教育局负责人带领机关干部蹲点联系一批中小学，有计划地进行教育革命实验与实践。
③采取多种形式搞好教师政治思想与文化业务进修。市区县教育局分工建立报告会制度；市教材编写组根据教学需要分别不同学科，举办业务知识讲座，交流学科教学情况、资料和经验，以开扩眼界、丰富头脑、提高觉悟，提高教学水平。
④抓典型，总结一批先进经验。市区县、街道、公社各教育部门都要有自己的典型校，认真帮助、有计划地组织小型教改专题研讨与教育教学观摩实验活动。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一批典型经验来，适时召开北京巿教育革命经验交流大会。
⑤办好“教育革命情况简报”。市局将创办这种简报，区县积极供稿，扩大发行，扩大影响。区县要善于运用简报指导工作，也可自办简报。
我的发言受到在会人员的一致称赞。经过充分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我提出的工作意见。会后市教育局和市委科教组联名印发了我的发言稿，并要求各区县教育部门按此精神安排近期工作。
二、调整教学计划与小学管理体制
全面复课后的中小学最迫切的任务是统一教学计划，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1969年11月，市革委会发出改革学制的通知，规定中小学春季始业，中学开设九门课程，小学开设六门课程，自1970年春季以来，各校一直照此规定执行。但是，由于缺少统一的教学计划，难以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难说教育质量。
为了适应新的情况，根据各方面的反映和1971年8月市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市教育局于1973年初提出了《关于调整中小学教学计划与校历安排意见》，报经市革委会批准后下发区县、学校普遍实行。
《意见》规定全日制中学开设政治、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生理卫生、农业基础知识、体育、音乐、美术共14门课程，全学年上文化课33周、学工学农8周、放暑假3周、放寒假4周，利用学工学农和寒暑假期间野营训练3周，机动与节假日3周。
全日制小学开设政治、语文、算术、常识、音乐、美术、体育共8门课程，全学年上文化课39周，学工学农2周、放暑假4周、放寒假4周。此外，对半日制中小学、中专、师范、技校和农村中小学开课放假的问题都做了相应的规定，并确定寒暑假期中小学要组织学生开展校内外教育活动。教职工寒暑假各放假两个星期，校办工厂在寒暑假期间原则上不停产。
《意见》还对每周课时安排做出了个体规定：中学在学科教学课时之外，每周安排1节校会、5节自习，1-2节共青团与红卫兵组织活动时间。小学每周安排1节班会，1-2节红小兵活动时间，1-3年级每周安排6节自习课，4-5年级每周安排球节自习课。各学科作业应在校内自习课上完成，无条件开设外语的小学增设自习课。
这个《意见》曾广泛征求区县和学校的意见，并在部分学校试行，在此基础上修订成文，经我们四位书记、副书记共同签批下发，自1973年新学期开始普遍执行。
1969年11月，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城市小学后，主抓清理阶级队伍及整党运动，由于小学工军宣传队指挥部设在街道，自此时起北京市的城市小学便划归街道领导，街道党委和办事处主要依靠工、军宣传队系统管理小学。1970年5月工、军宣传队撤离小学后，街道对小学的管理名存实亡。
1971年8月市教育工作会议之后，多数街道建立了文教组，在落实政策建立正常教学秩序，加强校外教育，促使学校与居委会结合等诸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是教育行政与教学工作难以系统管理，学校存在着许多实际问题严重地影响小学教育工作。
根据这种情况，市教育局组织人力对街道管理小学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我同局党委的其他同志一起多次听取汇报研讨此事，最终向市委、市革委会写出了“关于调整城市小学管理体制的报告”，肯定了街道管学的成绩，说明街道管理小学上下不对口，使党政工作与教学业务割裂；街道领导小学局限性较大，不利于统筹规划招生办学、校舍调整与财物使用，使学校干部与教师的调动安排受到限制；此外，街道工作繁杂，文教组战线较长，管理小学教育的基本要求很难落实；教育行政管理工作重叠，力量分散，浪费人力与财力。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建议对城市小学实行双重领导，区管为主。党的工作、人事、财务、教育革命均由区教育局直接管理；街道只在校外教育上对小学提供帮助和指导。现存的小学与工厂、居委会挂钧，居委会干部参加管理学校，街道举办校外活动站等不变。有的区教育局管辖的小学校数量较多，可以划片管理，按街道设立党总支和中心校。
市教育局的报告呈上之后，据说市委各部门及上下意见不一致，未见下文。为了利于小学工作，我们只好采取权宜措施，解决体制难题。我在区教育局负责人会议上明确：各区县教育局应充分发挥地方政府职能作甪，对区（县）辖内所有的中小学教育负责，做好行政业务管理工作；涉及小学教育的重要问题应主动与区委、区革委会文教组沟通，请他们配合解决；市教育局有时直接召集街道文教组长会议部署工作，有些重要会议活动还特邀街道主管文教的书记、主任参加。这种做法虽然不伦不类，但总算能够“顺利”推动工作。
这样运作了一年多之后旧话重提，市委才按照市教育局的意见正式下文，调整了城市小学的管理体制。
三、学习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
我分管中小教育工作的主导思想是全心全意地贯彻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具体地说就是决心带领大家认真地学习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教育思想，使他的指示成为中小学的行动指南并变为现实。若问这是什么？主要因为我是毛泽东的崇拜者，我认为他的教育思想正确无误，中国的教育非走他的路线不成。同时，通过“文革”也感到作为党员干部必须与毛主席党中央保持一致。
我深知自己的水平有限，但是可以认真学习，同时引导大家认真学习，理清思路，明确方向，团结奋进。因此，在1973年3月教育革命座谈会之后，经党委同意我亲自筹办了“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学习心得交流会”，于四月初举行首次学习会议。会议由我主持，名为交流会实际上是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讲习班。由于领导干部与教育专家、学者们谁也不敢以“主讲”名义出现，故称交流会，每次请一位同志中心发言。约讲两个多小时；会后参加学习者回单位自学讨论，联系实际。
参加交流会的有市区县教育局党政负责人，市教育局大组负责人，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约七十人，人数不多，但是层次较高，可以说本市普教系统的主要领导人都集中在这个中心组里边了，市委科教组负责人也常来参加交流会。这种交流会每月举办一次，共举办过六次，先后请科教组负责人李晨、教育专家学者顾明远、韩家敖、陶风娟等在会上发言。
六次交流会的主题是：①教育要革命②党的教育方针③以学为主、兼学别样④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⑤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和方法⑥工人阶级领导、贫下中农管学。
每个主题中心发言人人都从毛主席的主要论点、历史背景、马恩列斯的有关论著讲起，联系实际畅谈个人的学习心得体会。这些同志的发言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和深度，并紧密联系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的历史和中小学实际，受到大家的欢迎，有一定的启发性。
四、多层次交流教育革命经验
市教育局推动中小学教育革命，一方面认真组织学习提高认识，另一方面广泛开展落实毛主席教育思想的经验交流活动，促使各区县学校把近几年自发的教育革命举措与成效加以总结，摆到桌面上来，供大家参考研究，以推动中小学工作。
1973年5月18日市教育局在顺义县牛栏山二中召开北京市农村中小学落实毛主席《五•七》指示经验交流会，远郊县教育局负责人和部分公社文教组、中小学代表共180人出席会议。会上有大兴县凤河营公社凤河营小学、平谷县马昌营中学、通县张家湾公社小学、顺义县牛栏山二中等校的领导发言，介绍贯彻“五•七”指示办好学校的经验。到会人员还参观了顺义县牛栏山一中校办农场和牛栏山二中校办工厂。
市委科教组李晨、市教育局李方出席会议。我主持大会，赵惟里讲话。此时，本市九个远郊县2052所中小学有1857所小学建立了学农基地，占地4815亩，1971年产粮141.6万斤；394所中学有346所中学建立了学农基地，占地3764亩，1971年产粮100.1万斤；部分中小学建立了工厂，勤工俭学活跃。但是，发展不衡，处理“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关系存在左右摇摆的现象，出现重文化课忽视学工、学农，或者组织生产劳动过多，影响文化课教学等两种倾向。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总结以上四个学校的经验，强调全面地执行教学计划，既坚持上好文化课，又开展学工、学农活动。
会议提倡农村中小学学工、学农主要是开展一些为当地农业服务的项目，学工就地取材，搞些家具修理制造；学农可种三田（种子田、丰产田、实验田）办三场（小农场、小林场、小畜牧）。因地制宜、多种形式、自力更生，注意适合青少年年龄特点。
中小学复课以来，尽管困难很多，矛盾重重，广大中小学教师却仍是出于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竭尽全力地工作，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改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其中表现突出的学校之一便是西城区光明小学。这所学校在区教育局的具体帮助和指导下，从1972年起，以许通茹老师为代表的几位老师在语文课上进行“引导学生自己学”的教改实验，他们选择《导航》《柿子红了》《铺路》《第一口油井》等八篇课文在四、五年级进行探讨试教，首先要求学生借助工具书通读课文，初步掌握课文的内容；在此基础上指导学生划分段落，概括段意；之后让学生逐字、逐句、逐段地精读课文，展开讨论分析。在此过程中引导学生对课文内容与表现形式反复钻研，使他们知道如何划重点、加批注，深入理解思想内容，掌握用词谋篇技巧。初步改变了老一套教学方法，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我从城市教育组和区教育局那里得知此情况后，亲自到学校一看，果然不错。我感到学校的任务主要是教学，学生以学为主，教师以教为主，无论如何还得引导大家抓课堂教学，于是决定供光明小学推动一下教学改革。73年6月中旬的一天市教育局在光明小学召开了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现场会。
由于这次会议是文革以来市级单位组织的首次教学会议，因而引人注目。出席会议的人数超出预计人数的两倍，除区县教育局主管教学的负责人、有关工作人员、街道文教组人员、特邀部分学校校长外，其他许多干部、教师、教研人员和媒体记者闻讯而来，总计出席会议的有300多人，不少人站在校园中隔窗听课、听会。
现场会请光明小学书记、革委会主任介绍了教改经验，区教育局在光明小学抓点的一个干部讲话，介绍情况。到会人员分组到许通茹等十几位老师的课堂上听课。最后由我讲话阐述了个人学习毛主席关于“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的教导的心得体会，说明注重学生自学能力、分析问题能力的培养具有战略意义：教会具体的知识只管一阵子，教知识的同时，教会获得知识的方法可管一辈子；要自学，靠自学的教学方针，体现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内在的积极因素。我在讲话中赞扬评价和提倡西城区教育局和光明小学的作法；要求大家认真学习和贯彻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抓住一个基本观点、一个主题，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深入实践与试验，深入教学领域具体地探讨改进教学。这次会议有良好的反响，会后许多学校和教师学习光明小学的经验，加强了教学研究工作。
诸如以上的经验交流会市区县教育部门举办过多次。
五、兴起校办工厂野营训练
1973年初，市教育局对本市城市中学办工厂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1958年本市有100多所中学办起小工厂，到1966年仅剩15所中学校办厂勉强维持。1968年复课后有21所中学办起工厂，至1970年发展到36所，1972年261所。产品包括机械、仪表、化工、纺织、五金、电子共200余种，其中半数属于为社会工厂加工配套产品。这种形式的校办工厂产、供、销问题解决得较好，多数通过学校挂钩的工厂渠道将生产纳入国家计划，运转很正常。
校办工厂为学生学工提供了基地。1972年接纳学生13万人，有的学校在生产车间上物理、化学演示实验课。校办工厂还为国家创造了财富，1972年独立产品产值达1000多万元，加工配套产品加工费收入为180多万元，全年实现利润350多万元，上缴税金32万元，学校提取33万元。
校办工厂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产品选择、规划、调整与设备添置、维修、采取技术措施所需物资等，基本上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技术工人，管理人员不够稳定，影响校办工厂的巩固和发展。
我们听取了校办工厂组的调查汇报之后，以市局革命领导小组名义向市革委会写了报告，建议进一步疏通产、供、销渠道，校办工厂的产品属于加工配套者统由挂钩工厂负责解决；属于独立产品者责成市区相关工业局指定相应的公司、工厂负责解决，做到归口管理；同时，从本市招工总指标中每年拨给校办工厂一定的名额，招收青年工人，固定在校办工厂工作，工资从校办工厂收入中解决。
当时，市革委会对校办工厂问题比较重视，专门设有“校办工厂领导小组”，由市革委会工业口、教育口有关领导人组成。市教育局的这个报告呈上之后，市革委会校办工厂领导小组举行会议，原则上同意这个报告。
1973年8月29——31日由市革委会出面召开大中学校学工座谈会，城近郊区教育局、经委、市属各工业、财税、物资局，部分大学、中学的代表和一批工厂、公司的领导人共计150余人出席。会上介绍了北京三十五中《发挥校办工厂的作用，转变学生思想，促进教学改革》的经验、北京汽车制造厂一分厂《努力搞好厂校挂钧，支援学校教育革命》的经验。
会议提出了《关于城市中学学工问题的几点意见》，明确了学工方面的工作由市区教育局与有关工业局共同管理：“市区教育局负责解决校办工厂、厂校挂钧有关教育革命方面的问题，总结交流学工经验；负责校办工厂职工的管理教育，管理校办工厂的财务工作”， “市区工业局要有专人负责组织检查所属厂矿企业支援教育革命的情况，总结交流经验，研究解决产、供、销渠道及物质设备问题；会同教育部门安排与调整厂校挂钧”；对于校办工厂的产、供、销和人员编制问题，厂校挂钩问题等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和具体的安排。
赵惟里和我参加了第一天大会。市革委会主管工业的副主任杨寿山在会上做主题报告。这次会议之后，市革委会正式下发了文件，经过各方面努力，城市中学厂校挂钧，校办工厂产、供、销等问题初步解决。
当时的中小学教育革命一项重要任务是野营训练。1970年11月24日毛主席对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占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做了批示，提出“大、中、小（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1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大中城市（包括省、地、直属市）学校的野营训练可在寒假或暑假期间分期分批进行，大学每批一个月，中学和小学五、六年级，每批二十天到三十天”。自从毛主席批示见报之后，本市许多中小学自发地开始组织野营训练，随后区县教育局介入，具体做法不同，在时间与地点安排上不断地发生矛盾，拉练中存在着许多实际问题很难解决。
根据这种情况，市局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统一组织中学野营拉练的实施方案”，经科教组报请市革委会负责人批准后，由科教组与市教育局共同出面于73年5月初在长安大戏院召开野营拉练工作大会，赵惟里主持大会，科教组副组长，市野营拉练指挥部总指挥刘丰在大会上做报告，我和白鹤出席会议。参加大会的有七个城近郊区文教组、教育局、人防交通、财经、粮油、煤建、卫生等部门的负责人和中学校长以及相关远郊县革委会的负责同志共一千多人。会上卫生部门的同志讲了有关行军救护、宿营方面的知识；我讲了有关教育工作的要求。
会后，各区又分别进行动员组织工作，并于六月上旬至七月下旬分批组织全市统一性的野营拉练。城近郊（除石景山外）七个区的中学生总计37.6万人，实际参加拉练的学生共计27万人。市指挥部将各城区与远郊配对挂钩，由各区统一组织拉练，以校为单位同生产队挂钧，学生整队陡步行军前往指定地点，行程为200——300里，到达目的地之后集中食宿，除进行访贫问苦，思想教育外，主要参加“三夏”支农劳动，每批学生总共用时三个星期。
为了组织好这次规模很大的拉练活动，在市区革委会领导下，组成了有教育、交通、公安、人防、财经、粮油、煤建、卫生等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中学生拉练指挥部，共抽调1350名医务人员，十八部救护车跟随拉练队伍行进确保安全。市区县财贸部门向各基层商店下达了任务，向拉练的中学生优惠供应生活必需品；各公社、生产队为拉练学生安排住宿、餐饮与参加劳动提供方便。
在此期间北京市市拉练指挥部昼夜办公，宏观指挥，掌握情况，处理临时紧急事务。我们几位领导人分工下乡看望拉练师生，检查工作。这是首次大规模地拉练活动，进展比较顺利，除了发生一位教师拉练途中心脏病突发死亡、几起学生与社员打架、个别学生劳动中受伤事件外，总体上算是平安无事，使学生受到一次锻炼。
自此之后，区县、校队、学校与卫生部门“拉练挂钧”的协作关系便固定下来，每年“三夏”都程度不同地大体上按照此方案组织“拉练”。不过，拉练的规模逐渐缩小，步行距离逐渐缩短。
按照中共中央通知的规定，小学五、六年级学生也应开展野营拉练活动。我们考虑到小学生年龄小，有实际困难，因而1973年拉练方案未将小学生列入其中，说明具体办法有待研究，暂不统一组织小学生拉练。有的小学校自发地组织过短距离的“行军”，当天往返或参加一些拾麦穗活动。
六、召开教师代表会表彰先进
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学校干部和教师受到冲击和伤害。军训之后，特别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恢复工作之后，尽一切可能积极地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做教师的思想工作。由于广大教师具有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基本觉悟，尽管受到不公正的对待，面对重重困难，仍然是一如既往倾心于教育工作，因此复课之后，教师当中拥现出大量优秀人物和先进事迹。
为了表彰这些教师，进一步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从1972年底开始，各区县相继召开教师代表会议。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73年5月底，绝大多数区县召开了这类会议，共有11000名代表出席，会上有240多位教师介绍经验，在我印象中特别突出的有：房山县史家营公社曹家坊小学教师陈爱苾，这是一位华侨，身患风湿性关节炎，工作在山区小学，生活十分艰苦，一心朴在教育工作上。昌平县长陵公社麻峪房子小学教师马万库，在山区单人岗位从教21年，既办小学，又办青年业校，满腔热情艰苦奋斗，为农民服务，使这个偏辟山村适龄儿童都能入学，青壮年中无文盲。丰台区云岗中学化学教师牛钟尧，积极主动下厂学习新技术，探讨小课堂与大课堂结合，进行教学改革做出了显著成绩。
诸如此类的教师本人事迹突出、感人，但是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这些教师均是以“认真改造世界观，接受工人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基点，遵旨在代表会上发言，因而未能充分反映他们的工作精神与业绩。
市教育局十分赞赏，竭力提倡各区县委和革委会召开教师代表会议。每个区县召开这种会议，必有本局领导干部前往参加祝贺并向全市通报。我先后代表市教育局出席过宣武、大兴、延庆、门头沟、密云、东城等六个区县的教师代表会议，并讲话向教师们表示慰问。
市局领导及市委、市革委会负责人参加各区县教师代表会议，感受到中小学干部教师们辛勤工作，做出了很多成绩，一致设想深入基层，认真总结一批教育革命典型经验，以指导工作。有一天，市委、市革委会负责人黄作珍，徐运北把科教组负责人肖英、李晨，市教育局李方、赵惟里和我召集在一起，说明目前中小学教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为了把教育革命引向深入，决定暑期召开一次盛大的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
经过讨论确定会议的指导思想是：以批修整风为纲，认真学习贯彻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总结交流中小学教育革命经验，讨论今后的工作方向与任务。随后分工做好筹备工作，市委科教组负责起草会议报告；市教育局负责总结一批典型经验，起草《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行政管理的若干意见》，并负责会务。
局党委内部分工由我负责总结一批教育革命的典型经验。我立即召集有关组（室）负责人会议及区县教育局负责人会议商定了总结典型经验事宜。从此时起，我昼夜奔忙带领机关工作人员下区县、学校调查研究帮助总结经验，每周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在基层，从城区、郊区到远郊县山区可以说跑遍了。
我们的一般工作程序是根据区县推荐的先进典型，或平时市局掌握的情况确定重点；到达一校之后首先视察、听取汇报、并召集师生座谈会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并验证事实；然后根据情况敲定，并确定主题、要点，帮助学校拟定提纲。
我每次下校时，总有市局人员随同，有区县教育局、街道、公社负责人，甚至区县委负责人陪同接待，因此可以说是一次联合办公，经过商议后当场便能敲定经验总结的内容要求、谁来帮助指导和督促学校完成总结经验的任务，何时交稿。
一个典型经验总结交稿之后，首先由区县教育局审阅，然后分别送到市局相关组（室）初审，并在文字上加工，最后由我审定、签字。有的经验总结不理想或有严重缺欠，便从某个环节中退回修改补充。
当时，区县教育局推荐的经验材料共有150余份，其中我亲自视导过的学校约有50所，最终总结认定的典型经验共计32份，其中主要的有：
密云二中：《深入开展批修整风，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即抓住极右实质批林，坚持开门办学，以社会为大课堂使学生学得生动活泼主动，认真改革教学方针方法，把精力集中在培养能力上；
北京三十一中：《坚持提高文化课质量的正确方向》，即从路线高度认识提高文化课质量问题，立足改革，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文化课，正确处理教学关系，减轻课业负担；
北京三十五中：《发挥校办厂的作用，促进教学改革》，，即利用校办厂上数理化“结合课”、教学同生产劳动结合；
北京二十六中《进行考试改革的体会》，即改革命题，实行开卷考试、口试、实验操作；群评、群议、群改、评卷方法；
北京十二中：《抓好批林整风，推动教育革命》，即自力更生办工厂、农场、思想教育与学军基地，学习文化基础知识，生产技术与参加劳动锻炼结合；
北京石景山中学：《搞好上山下乡教育是教育革命的重要课题》、即把上山下乡思想教育做好，知识与技术准备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过程，执行政策、统筹安排毕业生上山下乡；
顺义县木林公社茶棚大队：《我们是怎样坚持办农业中学的》，即创办茶棚农中、半工半读，学了知识和技术，开辟了山林是果木、牧业，创造了财富、培养了人才；
顺义牛栏山一中《紧密结合农村三大革命实践改革农基教学》，即理论联系实际自编大量教材，农业基础知识教学与开展农科试验活动、种“三田”推广优良品种、组织各种兴趣小组活动结合。
此外，还有大兴县红星公社四海中学《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展体育活动》，西城区光明小学《引导学生自学，改革语文教学》，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小学《做好后勤工作，全心全意为教育革命服务》，市教育局教材编写组《小学语文、中学地理教材编写经验，陈爱苾、马万库等十几位教师个人的事迹介绍。
这些典型经验均被列入1973年8月市委市革委会召开的北京市中小学教育革命经验交流大会，作为正式材料印发，其中有13份经验在大会上介绍，其他的经验在分组会上交流。
七、市委隆重召开中小学教育工作会议
1973年8月1——10日，北京市委、市革委会在第四招待所召开了规模盛大的北京市中小学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800多人出席会议，其中区县委、区县革委会、区县文教组、教育局负责人89人，街道公社党委及文教组负责人112人，工宣队贫下中农代表36人、中小学领导干部代表217人，教师代表248人，高中与师范学生代表44人，市级领导机关干部与工作人员50余人，每个区县组成一个代表团，由主管文教的区县委副书记或革委会副主任带队。这次会议名为经验交流会实际则是文革以来北京市委召开的首次中小学教育工作会议。
会议由市委书记黄作珍、市革委会副主任徐运北直接领导，科教组李晨、市教育局赵惟里和我驻会做实际的组织领导工作，下设秘书组、交流组、会务组、后勤组等。
大会开幕时，市委书记丁国钰、谢静宜、黄作珍、市革委会副主任徐运北等到会，科教组长肖英致开幕词。
这次大会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和细致的安排，原定会议开始便交流教育革命经验，可是开会前一天，市委一位领导说必须以“大批判”开路。于是，临时抓了几个人并从大学请来三位教师到会做批修发言，并分组会重学《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记要》。
会议途中又传来新情况：“张铁生考大学交白卷”，《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文章掀起一股浪潮；国务院科教组于八月四日召开全国招生工作会议，指出“大学招生及教育工作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尖锐激烈”“引导青年脱离实际死抠书本，凭考分选择学生的做法，其性质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挑战，是对教育革命的反攻倒算，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审查湘剧影片《园丁之歌》指责剧中的台词：“没有文化怎能担起革命重担”是对文化革命教育革命的反攻倒算。这些新情况传到北京市领导层，使大家一阵紧张。
于是，根据这种新情况，市委领导临时决定调整会议安排，又穿插传达学习讨论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精神。由于遇着“新情况”需要深入地思考，需要修改大会的主题报告，将原定深入开展教育革命的大会基调，改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尖锐激烈”。这样，会议不得不组织代表到首钢等处参观，以便拖延时间修改大会主题报告。
大会召开之前起草的并经诸领导议定的主题报告稿，主要是总结和概括近几年中小学校以批修整风为纲，开展教育革命的成绩和基本经验，即培养革命接班人，适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需要，坚持开门办学，全面贯彻《五•七》指示，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针和方法，防止两种片面性。这个报告成稿后已经审阅，并报送吴德、丁国钰、谢静宜、黄作珍、贾丁等市委领导审定。此后出现新情况，市委领导便明确否定这个报告。有位市委领导突然来到会址说：“这个报告不成，缺乏革命味道，理应对中小学教改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倾向尖锐地指出，使大家听了之后冒点汗”。她说：“当前突出的问题仍然是两条路线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小学出现的许多问题实质是复旧’走回头路，要警惕右的思想回潮”，“要明确地具体地把问题提出来，狠批修正主义，批极右路线”。这样，大会报告的基调又升一级。
原报告的许多文字删去了，增加了这样一段话：“中小学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主流是好的，但是必须看到，上层建筑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还是尖锐的，有一段时间，批林整风没有抓住极右实质，有些单位把教育革命中产生的一些新生事物，当作极“左”思潮来批判，学工学农学军，校办农场缩减了，有的甚至砍掉了，学工减少了，工农讲师团也大大收缩，茶棚农中式的学校有的改成普通高中，有的被取消了……。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乘机散布教育质量今不如昔的论调，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有些同志对此认识不清，少数学校在提高教育质量的过程中，把老一套又搬出来了……这就是复旧，走回头路。要警惕右的思想的回潮”。
这样，“警惕右的思想的回潮”便成为大会的基调。大会秘书组编写的会议简报之四说：“到会同志听取了肖英传达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精神的讲话和徐运北同志的主题报告之后受到震动”“在讨论中大家感到思想上收获最大的是认识到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正在进行着尖锐复杂激烈的斗争，认识到教育战线上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因而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简报之五说“代表们认为：主题报告在充分肯定教育战线大好形势的同时，提出警惕右的思想的回潮很有必要，对联系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深入批修的问题感到思想上初步地明确了，心中有底了”。
在1973年8月会议上，代表们普遍反映小学管理体制不顺，街道管小学，上对区委街道口，同市区教育部门脱勾，区教育局不好抓小学工作，街道党委领导小学也存在着诸多的困难。市局城市教育组对此反映高度重视，大家商议应特殊关注小学工作，尤其又提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弄不好小学工作会出偏差。
根据这种情况，我们请示市委召开一次小学干部大会，直接传达贯彻市经验交流大会精神。经过认真准备，市教育局于1973年12月4日在首都电影院召开城市小学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城近郊区教育局、各街道文教组负责人，城区小学革委会主任、副主任近千人参加大会。远郊县教育局负责人列席会议。
市教育局城市教育组负责人江敬文主持会议。会上有宣武区香厂路小学、海淀区紫竹院小学、西城区光明小学、德外关厢小学、东城区东直门小学及两个街道文教组的代表发言介绍开展教育革命的经验。
最后由我讲话，我概括了几所小学开展教育革命的基本经验，扼要介绍了市委八月会议精神。徐运北副主任事前对我说，要我在讲话中说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依然存在，要警惕右的思想回潮；要联系教育战线实际批判修正主义，坚持正面教育，注重提高觉悟，严格分清两类矛盾，不要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广大干部和教师。”李晨要我提醒小学“一定把教师中的问题，放在教师中解决，不要在学生中批评教师，那样一来学校又会乱的”。我按照徐、李的指示强调了政策界限与小学特点，说明“个别地方存在的‘师道尊严’粗暴对待学生的问题值得注意，要在教师中进行教育，立即纠正。”
同时，还讲了继续深入开展教育革命，坚持开门办学的问题，即在学生思想教育方面联系实际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在文化课教学上保证课时，联系社会实际，适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需要，培养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自学能力；要发挥街道办学、厂校挂钩的优势，加强学工学农工作，办好校办工厂，按照教学计划的要求组织学生参加劳动，加强校外教育，促使学校、社会、家庭教育三结合。
这次会议是文革以来，首次召开的城市小学负责人直接参加的全市性的教育工作大会。由于当时小学领导体制不顺，很少有人关心小学业务工作。因此，到会人员对会议反映强烈，比较满意。
八、一位小学生来信引起的风波
城市小学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开过之后的星期日清早，我在家里接到紧急电话，要我立即到市委常务书记丁国钰同志的办公室。我赶到时徐运北、肖英、李晨、赵惟里四位领导在座。丁国钰见我入座后对我们说：“中关村一小五年级学生给北京日报写信反映班主任压制学生，搞师道尊严。市委决定公开发表这封信和她的日记摘抄，展开讨论，借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肃清流毒，你们看这样做会有什么影响？”
由于大家毫无思想准备，不知此事的详情与“来头”如何，所以愣住了。我是到会人员中最年轻、级别最低又是分管实际工作的，于是首先开口说：“我们刚刚开完小学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按照市委领导的指示精神，开展基本路线教育强调正面教育，不要把矛头指向干部、教师。公开发表小学生来信批判师道尊严，会不会有违我们的承诺，使小学乱起来？”我建议“先到校做个调查，给中关村一小一个主动检查的机会，然后以他们自省的方式向社会公开。”我话音一落，李晨、赵惟里表示同意，说明也有类似的担心。
我们发言之后丁书记说：“要公开发表，大局已定，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大家要商量的只是如何做好干部教师的工作？”。听他这么一说我们都明白了此事大有来头。于是不再乱想。随后丁书记叫来铁夫（市委宣传组组长）说明起草一个编者按语，从正面引导，尽量避免副作用。
铁夫笔头很快，，说明编者按语初稿，并征求我们意见。我们议论一番，提出一些意见之后，丁国钰做出结论：
1、编者按语要强调革命师生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不能把矛头指向教师和学生干部；
2.原订今日见报，是我给压下来了，找我们商量。现在再推迟一天，给予你们一点时间，立即将这件事传达到区县学校使广大教师思想上有准备；
3、市教育局派一位领导干部深入中关村一小，做好教师的工作。
随后，李晨、赵惟理商量决定他们二人负责召集区县文教组和教育局负责人会议向大家通气布置工作；派我立即赴中关村一小，代表市委市革委会和市教育局向教师传达此意，做好思想工作。我从老丁处出来后，立即找到局城教组的同志商谈。次日一早，带领城教组组长江敬文、干部卞雄年，在海淀区委文教组长老丛、区教育局革委会一位副主任等陪同下来到中关村一小。首先分别同校革委会主任杨启润、副主任小冯和黄帅的班主任祁宏儒个别谈话，之后，在全体教师大会上说明来意，传达精神，做思想工作。
最初，杨启润、小冯同志，尤其是班主行祁鸿儒思想不通，抵角情绪很大，以至人心落泪或大发雷霆。他们认为认真负责地从事教育工作，严格管理，最后落个“修正主义流毒”，成了受学生批判、党报点名的反面典型，是不公平的，我事先了解到杨、冯、祁等都是事业心与责任感很强的青年干部教师；黄帅是思想表现好、学习成绩优等、有文才、能力的学生干部；中关村一小有较好的办学基础，有个团结向上的教师集体。针对这种情况，我主要从“路线”高度、“时代潮流”角度说明“黄帅精神应该提倡”，“路线问题不依人论”。中关村一小出了一敢于反潮流的小学生这是学校教师们的光荣，也是你们培养教育的结果，大可不必灰溜溜的。“如果说受批判、需要肃清流毒，那么市教育局和我个人同中关村一小的干部教师都处于同等地位”，“如果说有人想恶意整中关村一小，那么，我们更应该下决心快转弯，变被动为主动，成为教育革命的先进典型”。通过这样反复地交谈和会议上讲话，干部教师们的情绪算是基本稳定下来。
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头版，以《一个小学生来信与日记搞抄》为题，发表了黄帅10月21日给该报编辑的信和她的日记摘抄，并加了编者按语，原文如下：
“我们热情地向读者推荐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红小兵黄帅同学（女）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
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黄帅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直接涉及到的主要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五•七’道路、开门办学、考试制度、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等问题上，也都存在着尖锐的斗争，需要我们继续努力作战。在这一场战斗中，革命的教师和学生是同一个占壕里的战友，要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团结起来，共同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我们希望大家都要当教育革命的促进派，而反对那种促退派；要当动力，而不要成为阻力，更不要站在运动的对立面。毛主席教导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到底就大有希望。学校的领导和革命的教师、包括在教育革命中有一些缺点或者犯有一些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都应当积极投入这场斗争，坚决支持教育革命中出现的革命的新生事物，热情地欢迎和支持这些可爱的革命小将，帮助他们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我们要认真学习十大文件，贯彻十大精神，用党的基本路线武装头脑，深入批林整风，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在提高路线斗争觉悟的基础上，总结工作，搞好教育战线的斗、批、改，要警惕修下主义的回潮。
在斗争中，要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分正确与错误。要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在教育革命中，还要注意维护按照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的教学制度、纪律和秩序。希望大、中、小学的干部、教师和同学们把在这一斗争中的经验、体会，以及对于各种错误观点、错误倾向的批判文章写给我们，以使在纸上开展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从而推动教育革命的发展。”
这个编者按当时被认定为是“党的声音”，全面而深刻的指明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联系实际深入开展教育革命的方向并规定了政策。因而全市中小学按照市区县委的统一部署纷纷组织教职工学习，领会编者按语精神，许多学校还向学生宣读12月12日的北京日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与日记摘抄》借以在学生中提倡黄帅精神。
九、“批林批孔”检查“复辟事件”
自北京日报发表《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以来，中关村第一小学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这里无形中也就成为我抓“教育革命”的点。我在江敬文或卞雄年及海淀区教育局负责人陪同下，每周便来校一次了解情况，对该校如何开展教育革命提一些指导意见，也时常到办公室同教师们闲谈，有时听些课，参加学校的一些会议活动。这样，各种信息便通过不同渠道集中到我这儿。当时，我年轻又活跃，同干部教师一边工作，一边闲谈娱乐，很快便熟悉起来，逐渐地同杨启润、小冯等成了朋友，可以说无话不谈。
此时，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一些记者和本市内外的学校干部、教师及社会人士要求采访杨启润、祁鸿儒、黄帅和我，了解内情和动向。为了此事我多次请示市委、市革委会负责同志和科教组负责同志，他们的一致意见是：“此事为北京市教育系统内部的事，我们正在开展教育革命，不对外宣传介绍，为保证学校正常的秩序，不接待外来参观访问”。我们坚决按此精神办，让区、校将这类矛盾推到我身上，婉言谢绝了多起参观采访。
1973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北京日报》12月12日发表的《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及编者按语，又另加编者按语赞扬“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并提出“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随后，中央电台及多家媒体记者开始宣传黄帅和中关村一小。国务院科教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组织师生学习这些材料。1974年1月10日各大报刊登了新华社统发的一组照片并说明：“黄帅的信与日记摘抄，先后在《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发表后，在这个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中引起很大反响。全体师生在学校党支部领导下，进一步学习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批示热情支持黄帅反潮流的革命行动，团结一致，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推动了教育革命深入发展，中关村一小呈现出一派师生团结闹革命的景象”。这些报导突然出现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北京市委革委会原定的“不扩大宣传”“不接待采访”的规定自然被打破。
1974年1月16日《北京日报》头版头条以“四平八稳搞不了教育革命”为题，发表了北京六十二中初三学生刘杰给学校党支部的信，对党支部开展教育革命“右倾保守”提出了批评；同时报导了六十二中党支部虚心接受革命小将批评，放手发动群众蓬勃开展教育革命的消息。类似“黄帅式”的人与事，在全国不断地出现，分别在全国、省市、区（县）和学校不同级别的报刊或会议上宣传，成为“批修肃流毒”“开门办学”开展“教育革命”的“推动力量”。
1974年1月，国务院科教组在北京召开九省市中小学教育革命座谈会，指定中关村一小在会上发言，介绍开展“教育革命”的经验。我等指导和帮助杨启润准备了发言稿，她在会上介绍了学校干部教师对黄帅问题的认识过程，和把坏事变好事推进教育革命的经验。我代表北京市教育局出席了座谈会，并按照事前准备好，经肖英，李晨看过的发言稿发言，以“小学生来信与日记摘抄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在教育革命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斗争”“在批修中革命师生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三个标题介绍了“黄帅事件”的情况和北京市工作过程与指导思想。
会上，还有河北省威县辛店五七学校、上海市敬业中学、辽宁丹东六中等单位的代表发言介绍开展教育改革的经验，之后与会代表参观了中关村一小。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迟群在会上讲话提出“要向着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展开新的进攻”，“要学习小将敢冲取闯精神，运用‘四大’武器揭露矛盾，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这次会议以后，中关村一小工作转入“正常”，全国和本市开始批林批孔运动。市教育局党委认为没有必要像当初那样蹲在中关村一小指导工作了，于是确定卞雄年联系中关村一小，我等就很少到中关村一小了。
对于“黄帅事件”我比一般干部、教师知道的早一些情况多一些，但是始终不知道事件的“根底”和来头，只知此事并非起源于北京市委的领导人，类似的事件还有不少。
这个阶段中小学系统“批林批孔”联系实际的一项工作重点是，检查“复辟事件”。在1974年1月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的九省市中小学教育革命座谈会上，印发了一个《关于马振扶公社中学学生自杀事件的通报》，当时看过之后我感到十亿人口的大国，发生这类的个别事件并不奇怪，因此没有认真注意它。
1974年2月初，中共中央发出五号文件转发关于《河南省南阳地区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说：“1973年7月10日下午，河南省南阳地区店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1）班举行英语考试，学生张玉勤交了白卷，并在试卷背面写道我是中国人，何必要学外文，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为了此事班主任杨天成批评了该生，令其做出检查。学校负责人罗天奇在初中班学生大会上要求各班对此事讨论批判。张玉勤感到压力很大，当日离校后投河自杀。简报认为：“张玉勤之死，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迫害所造成的”。中央要求“河南省委认真复核，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要求各地检查有无类似的情况”。这时我才认真注意这件事。
为了传达贯彻中央五号文件精神，北京市委召开了有区县委主管文教的书记、市区县教育局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要求各区县委、区县革委会和教育部门认真检查有无类似的事件，并责成市教育局进行综合调查写出报告。我同市局各位领导出席了这次会议，会后确定局党委代书记赵惟理主抓这方面的工作，局办公室和城市、农村教育组抽调一些人参加实际工作，我仍侧重抓教育革命。
在此之前，本市朝阳区八里庄二中发生工宣队和个别教师将学生关禁闭、殴打的事件。有人曾给市委负责人写信反映情况，市委领导指定赵惟理前往蹲点调查处理。中央五号文件下达后，八里庄二中事件便升格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的事件。1974年2月16日在八里庄二中召开了现场批判大会，市委书记黄作珍、市教育局赵惟理和区委负责人出席并在会上讲话。
不久，又传来永乐中学事件。这是三月中旬的一天，市委书记黄作珍、常委徐运北把肖英、李晨、赵惟理和我找去，说明永乐中学有个学生跳楼。中央首长对反映此事的信件批示说：“北京市已有几个学校实行法西斯主义，让坏人专了学生的政。打骂、死活听之，这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还是国民党的台湾？建议北京市委抓紧批林批孔这个纲，抓住典型。这是个坏的典型，是要夺权改革的问题。师道尊严也要彻底批判，这种残害青年的败类，应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希望也抓一些好的典型推广。”当时，我们不清楚这是哪位中央首长的批示，后来才听说是江青的批示；对于如此严厉的“上纲”我们都很紧张。按照黄作珍的意思我们共同研究了如何贯彻首长指示精神，经过一番议论，最后确定组成以赵惟理和石景山区委书记为首的工作组到永乐中学检查处理此事，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高明寿等常住学校。
此时，我一心扑在“教育革命”“开门办学”等工作上，有关检查处理“类似事件”的工作没有直接参予，也很少过问。后来看到市教育局报给市委的《关于城近郊区中学贯彻中央五号文件检查类似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及处理情况的报告》，从中得知北京市共有类似事件28件，均由区县委分别处理，涉及的干部、教师有的被撤销职务，有的调离岗位，有的做了书面检查，有的在大会上受到批判。
十、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开门办学
1974年的政治大环境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市委和教育局党委对普教工作的部署是一手抓“批林批孔”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检查处理“复辟事件”，另一手是深入开展教育革命，推进开门办学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市教育局领导分工来说，前一手赵惟理主抓，后一手主要落在我的头上，为此我做了很大的努力。
首先，同共青团北京市委联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了一次有万人参加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事迹经验报告大会。为了开好这次大会，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会上请“知青”中的几位先进人物发言，介绍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务农、当赤脚医生、保卫边疆的事迹经验和感受。发言的青年们确实满腔热情地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生活，克服了种种困难，自觉地学习技术、改造思想，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可以说个个发言都十分生动。
报告会由团市委书记张学勤主持，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市委书记、团市委第一书记谢静宜出席会议。我代表市教育局和团市委在大会上讲话。我使用了许多美好的语言，生动的词汇和事例，论述和赞美党中央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家再教育的伟大意义和知青们的事迹，并从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高度评析说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反修防修的战略措施，也是变革农村、变革城市、缩小城乡差别并提高青年们自身的战略举措。
我的发言受到与会者及市委领导人的称赞。在这次会议上谢静宜同志认识了我，谢静宜是解放军8341部队的妇女干部、毛主席的机要秘书，长我几岁，她到地方“支左”后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团市委第一书记。此后，谢静宜同我有过多次工作联系，主要是有人写信给她反映中小学教育工作中的问题，她常常批示：“转请马成杰同志阅处”。正是由于同她有一些直接的工作联系，粉碎“四人帮”之后才给我带来许多麻烦和“说不清”的问题。
知识青年事迹报告会之后，正值学期末动员应届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之时，各区县和中学纷纷组织动员报告会，我们即特邀四位事迹突出的知识青年组成了一个报告团到各区县和中学去宣讲。中央和本市各报刊、电台纷纷加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宣传力度；此时“批林批孔”运动与教育革命都把是否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之一。这样，广大毕业生走上山下乡之路，便成为社会大趋势，中学毕业生的“安排”也算“圆满”“顺利”地完成。
为了推进“教育革命”市教育局于1974年8月27日至31日召开了中小学教育革命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区县教育局主管业务的负责人，教育组组长和部分学校负责人及部分报刊记者70余人。
这次会议是由我设计、市局城教、家教组分别筹备的。会议以讲与看相结合的形式介绍一两点有新意的改革经验，并印发了每个发言的摘要，主要有北京二中：《我们是怎样组织批判‘三字经’之类坏书的》，门头沟区安家滩中学：《实行厂校挂钩，办好工人讲师团》，北京三十一中：《以社会为工厂，改革文科教学》，西城区德外关厢小学：《发展校外辅导员队伍，占领校外教育阵地》，顺义县平各庄中学：《开办农技、兽医、机电专业班》，顺义县茶棚农中：《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牛栏山二中：《创办农机厂，开设农机具专业课》，密云二中：《以批林批孔为纲，推动教育改革》等。会议参观学校时还听了几节课，举办了两场文艺晚会，通报了天津、河北、辽宁等地区中小学开展教育革命的情况，最后由我讲话。
这次会议教学业务性较强，开得比较活泼，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交流与探讨，诸如“以任务带教学，文、史、政三科打通”“自学，集体研究与教师辅导讲授相结合”，“农村学校开设专业课，学习与操作相结合”，“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等。由于受“左”的路线的影响，我个人在认识上也存在着片面性，会议又是在“批林批孔”的政治背景之下举行的，基调仍是强调“开门办学”，上好“阶级斗争主课”，提倡“走向社会”“学工、学农”“工农兵上讲台”。没有把中小学教育的基本形式——课堂教学摆到重要地位，形成了不良的导向。
在教育革命座谈会上，各个方面对于密云二中的经验反映最强烈，认为方向正确，较为全面，成绩突出。《北京日报》的领导计划典型剖析系统地报导密云二中的经验，征求市教育局党委和我的意见。我认为密云二中具有城乡双重特点，他们坚持批林批孔，开门办学，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又能按些要求上好文化课改进教学，校办工厂农场，工农讲师团，科技活动，文体与校外教育等各方面工作搞得都不错，应当重点宣传提倡，借以影响和带动一般，于是同意他们的意见。
随后，《北京日报》记者邸彩霄、汤国尹二位记者便不断地来密云二中以至住在这里采访。在此期间，我也常来密云二中，同邸、汤及学校同志交换意见，指导工作。1974年10月22日《北京日报》头版、三版以《在批林批孔运动有力地推动下，密云二中开门办学越办越好》为题进行了大篇幅的报导，随后，在《深入批林批孔、促进教育——密云二中教育革命新貌》通栏标题之下，几次报导密云二中“教育革命”的若干专题和各种具体做法。在全市以至全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随着《北京日报》的连续报导，市局发出通知，要求区县教育局和学校关注、学习和研究密云二中的教育革命经验。不久，全市教育部门、中小学干部教师纷纷来密云二中参观学习，一时间人群集聚，差不多每天都有数百人，多时达千人以上；密云县科教组、教育局和二中组成数十人的接待班子也难以应付，至使我们又不得不发出通知劝阻和控制参观。
密云二中是一所县城中学，1973年初，开始到县属30多个企事业单位、机关和20多个生产大队做社会调查，探讨这些部门和单位需要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对学校有什么要求和意见，在此基础上他们确定了开门办学的基本做法：各年级以阶级斗争为主课，按照计划开设文化课，保证足够的课时和质量，同时初一、二年级以在校内工厂农场学工学农，采取走出去；初三年级实行校队佳钩，在附近生产队建立固定的学农基地；高一、二年级增设专业课，分别开设农村写作、农技、机电、红医、农村常用数学等课程。专业课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一。
他们紧密结合“社会阶级斗争”“批林批孔”运动，让学生参与编写或改编资料，并下乡宣讲或采访典型人和事，在此过程中进行“文科教学”。初三以上的学生受县政府有关单位的委托先后承担了环山水渠情况调查测量设计，农业病虫害调查、农业技术改造典型案例采访、经验总结和难题“攻关研究”等具体任务，在此过程中配合进行理科教学，并整理出一批资料，取得了不少物质成果，获得有关部门的好评。
该校实行开卷考试，高年级联系可操作性的实际问题出考试题，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学校办的工厂、农场、农村分校比较完备，产值较高，又适宜作为教学基地，有些教师常在此联系实际教学。
1974年的中学教育是以“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目标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又主要理解为“反修防修”，其基本表现是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由于初高中学生毕业后主要去向是上山下乡、插队务农或到工厂劳动、参军当兵；大学生“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招生。因此，中学教育便以适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需要为宗旨。密云二中正是在这种“适应”上大做文章，广大干部教师确实竭尽全力，在改革教育制度、方针和方法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因而受到各方面的高度评价。同时，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政治大环境的影响，密云二中开门办学也有一些不妥的做法。
十一、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兴办农村分校
1974年8月，北京市委召开扩大会议，贯彻落实毛主席的重要批示和中央26号文件，讨论和布置进一步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我和赵惟理代表市教育局党委出席了会议。
为了贯彻市委扩大会议精神，推动中小学“批林批孔”运动和教育革命，市委于11月11日至15日在市革委会第四招待所召开中小学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区县委、区县革委会、区县教育局负责人、学校代表、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工宣队、贫下中农管学代表，市级教育部门负责人和新闻记者120余人。我同市局党委其他负责人一起出席会议做些会务工作。
这次会议是由市委科教组直接筹办的，赵惟理率领市教育局政工组、教育组的一些工作人员参加了筹备工作。会上有顺义县委副书记、北京二中党支部书记、西城区委文教组副组长、宣武区文教组副组长、密云二中革委会副主任、海淀区十一学校一名学生发言，介绍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促进教师队伍建设，推动教育革命的经验。
市委书记黄作珍在大会上做报告，说明“中小学战线批林批孔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批林批孔运动极大地推动了教育革命的开展，学工学农开门办学取得了新的成绩。“批林批孔”是一项长期的战斗任务，必须努力作战，决不能松劲”。他要求中小学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学习和批判上来，领导干部带头学带头批，教师学生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小组要长期坚持，批林批孔要采取多种多样、生动活泼的形式进行，强调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提高抓大事的自觉性。在路线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决不搞中庸之道、折衷调和。在非原则问题上，又要互相访解，不要纠缠小事，影响团结。
到会代表对黄作珍所做的报告展开了讨论。最后市革委会副主任徐运北在会上做总结发言，要求大家把认识统一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统一到26号文件上来，“批林批孔”联系实际重点批判“读书做官”“智育第一”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同时，针对会上代表们提出问题，徐运北说明当前教育革命的大方向是“继续坚持和进一步搞好开门办学，巩固和发展厂校，队校挂钩和学工学农基地；文科以社会为工厂，理科同三大革命实际相结合，大小课堂相结合改进教学，提倡启发式教学，改革旧的考试方法；中学要适应三大革命斗争的需要增设专业课，城市中学要筹办农村分校；农村要发展茶棚式的农业中学；抓文化课教学是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的整体需要，有的干部教师不敢抓文化课，有的学生不努力学习文化课都是错误的。此外，还强调加强纪律性，保证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
1972年以来，城市中学普遍注重学工学农，除大力发展校办工厂外，纷纷组织高年级学生到郊区县农村参加支农劳动，一般是每个班学期劳动半个月至一个月。为了组织好学农劳动，多数学校同生产大队挂钩，固定在一个生产大队参加劳动，有的生产队专为学校拨出若干房舍建立“学农点”，学校派干部教师常驻在这里，并请当地人员协助，负责接等学农的师生。师生以班级为单位轮流来到学农点接受教育，除参加劳动外，还在当地上“阶级教育课”和“农业技术课”。
1973年8月，市委教育工作会议充分肯定了这种“定点学农的做法，不久《人民日报以》“一个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大学”为题，发表了关于辽宁农学院朝阳分院的调查报告，全国掀起“学朝晨”的热潮，这样更促进了北京市城市中学的学农业活动。
1974年春，《人民日报》报导广州、福州城市中学普遍建立“农村分校”，认为这是巩固和发展开门办学，使中学教育适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需要的一种好形式。我听到此消息后，经赵惟理同意派城市教育组副组长史文炳等前往广州、福州了解情况，学习他们的经验。史文炳等回京后对北京市城市中学学农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写出“关于学习福州、广州两市先进经验，本市城市中学建立农村分校的意见”请示报告，经局党委会讨论后，于1974年4月定稿，呈送市委、市革委会。
报告说明本市一批城市中学自1972年以来建立“学农点”，实际的做法类似福州、广州的农村分校，但不像两市那样占地占房较多，容纳量大、编制经费有保证，有计划地开课。报告认为兴办农村分校有利于转变学生思想，促进革命化，推进教育革命，可以为中学生毕业后上山下乡做好思想与知识准备。建议北京市城市中学有领导有计划地试办农村分校；对试办农村分校的方向、原则、教学内容、教育制度、校舍、经费、编制、粮油补助、医疗、交通及协作等有关问题提出了若干具体意见。
1974年5月市委市革委会回复同意市教育局的报告和建议。市科教组与市教育局共同召集区县委、区革委会和教育局负责人会议部署此事，李晨、赵惟理在会上宣讲了试办农村分校有关问题。我出席了会议。从此，许多城市中学的“学农点”改建为农村分校，本市中学农村分校迅速发展。首批试办的农村分校有52所，其中东城9所、西城10所、崇文6所、宣武7所、朝阳5所、淀淀7所、丰台6所、石景山2所、门头沟4所。第二批兴建的农村分校有71所，其中东城10所、西城11所，崇文8所、海淀13所、朝阳8所、门头沟4所，此外，还有21所“走读农村分校”，总计城市中学建农村分校144所。城市中学农村分校大多数建在挂钩的远郊县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部分建立在近郊区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极少数建在国营农场、林场。一般备有教室、宿舍可容纳二至四个教学班到这里集中住宿、上课、参加劳动。半数以上的分校有3——15亩地。个别分校耕地多达50——100亩。分校主要接纳中学四、五年级（即高中一、二年级）学生，以班级为单位轮换来分校上课，每期半个学期，有的一个学期。分校一面上政治、农基、语文、数学课程，一面参加劳动、组织“访贫问苦”社会调查等活动。学生睡在通铺上，吃的多是粗粮、大锅菜。
我先后到过十多个农村分校看望师生，亲眼所见师生生活同城市家庭学校生活相比艰苦多了，但当时觉得这种做法可以使娇生惯养的城市学生受到锻炼，理解和贴近贫下中农生活，有利于城市中学毕业生向上山下乡的生活过渡。
十二、热情关心大力推进山区教育
我到市局任职后，试想全面关心中小学，防止重城市、轻农村，重平原地区、轻视贫困山区教育的倾向，因此在抓紧城市教育的同时不断地深入远郊县，到过许多偏僻的农村人民公社和山区中小学。曾经将房山县两条沟之一、怀柔、门头沟一些山区的中小学走遍，看望师生调查研究。
在此过程中，发现山区中小学情况特殊，这里的教师工作条件十分艰苦而优秀人物、感人事迹很多的，办学经验丰富，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于是，我同农教组同志商议，并经局党委同意，决定召开一次盛大的山区教育工作会议。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北京市山区中小学教育革命座谈会”于1974年12月15日——17日在房山县举行。
出席会议的有十个远郊区县教育局党政主管教育工作的负责人、教育科长和部分公社文教组长、学校干部教师代表、新闻单位记者共计50余人。会议由我主持，赵惟理致开幕词。会上有九个单位发言人介绍经验，发言人和主题是：房山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张士学：《我县山区教育的情况和几点设想》，平谷县大华山公社党委副书记崔俊凤：《加强党的领导，办好山区教育》，平谷县张各庄公社大岭后学校教师张振义《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一心教好孩子》，房山县史家营公社会副主任张国好：《在教师中加强党的建设》，房山县霞云岭公社副主任王绍棠：《不断提高认识，努力普及山区教育》，房山县十渡公社石门学校教师魏贤文：《热爱山区教育事业，做贫下中农欢迎的教师》，密云县北庄“五•七”中学教师关国新：《改革数学教学，为山区三大革命报务》，怀柔县琉璃庙公社中学党支部书记龚玉声：《紧密结合三大革命、改革语文教学》。会上放映了山区教育的电影，观看了房山中小学生演出的文艺节目，最后由我做总结性的长篇报告。
我在报告中说明北京市山区占总面积的62%，过去的教育工作有重城市、轻农村，重平原、轻山区的倾向，使山区教育发展缓慢，大批贫下中农子女不能上学，文盲较多。据调查密云县26——45岁的壮年文盲半文盲占66%、怀柔县壮年文盲占46.9%，有些山区生产大队解放这么多年竟无一名小学毕业生。我们应从路线高度认识这个问题，要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关心和重视山区教育。
我在报告中点名表扬了房山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张士学、怀柔县文教局党委书记王政、平谷大华山公社教育组长徐忠良、房山长沟公社文教组长付庚等人，他们经常深入山区调查研究，关心并有效的推进了山区教育。报告要求各县区把山区教育工作重视起来。首先，合理布局切实解决学龄儿童入学问题。我公布了一些统计分析数字：北京市农村儿童入学率97%；入学率97%，而坚持学到底者不足90%；3%的儿童未入学，全市即有12996名主要集中在山区；就山区来说，未入学儿童达10——20%以上；就一些公社和生产队来说，30——50岁以上的文盲，又多是贫下中农子女，多是女孩子。这应引起大家严重注意。
我要求各县区克服“正规化”思想，采取多种形式办学、管理山区小学。要像公安部门管户口、卫生防疫部门管传染病那样，会同生产队从“查户口”抓起，逐户逐人的登记建立“适龄儿童卡”，实行小学责任包干制度，一个一个的将学龄儿童请进学校来，并做到全部适龄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我还根据一些县区的做法概括了几种具体的办学形式和必须解决的若干实际问题，提倡勤工俭学解决学生学费、书本费问题，力求做到上学不花钱，少花钱。
报告大力提倡举办茶棚式的农中，认为这是解决山区办初中与高中的较好途径：学生一面学习文化，一面生产，通过自身劳动获得一些收入解决学杂费以至饭费；适应农村山区需要开设专业课程，学到真本领，锻炼思想，两全其美。我在报告中说明本市九县创办农中共计50所，有302所中学开设了农村专业班或专业课，市教育局把各县的情况排队列表下发，意在促进迅速改变山区教育“城市化”的状况。
此外，我简要的介绍了赵松柏、马万库、陈爱苾、郑国新、魏贤文等几位山区优秀教师的事迹和经验，高度的赞扬他们，要求各县区采取措施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重视思想教育与党的发展工作，关心山区教师的生活，认真解决教师烧煤、吃菜、取暖、假日回家与往返学校乘车等问题，介绍了一些公社、生产队的具体做法，鼓励和帮助城镇教师在山区扎根，注意培养和设法留住当地教师。
会议印发了一批材料，其中有十县区7——11岁儿童入学率比较；创办农中与开设专业课情况比较；房山县大安山公社党委关心山区教师生活，节假日之时安排专车，接送家住城镇、平原的教师具体办法等若干资料和十几个发言稿。
当时与会同志一致称赞这次会议，认为明确、深刻、具体、有启发、有收获。会后各新闻媒体大力宣传报道，造成了较好的影响。
十三、城市地区奉命普及高中
1973年8月市委召开中小学教育工作会议期间的一天晚上，市委科教组组长肖英把市教育局党委的几位领导和个别的机关干部召在一起说：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后发生了不少问题，许多问题都发生在初中毕业的学生身上，认为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的制度要坚持，但是上山下乡的学生年龄不能太小，应当在中学多学两年为好，吴德同志要求我们认真地研究立即在拿出方案，城市地区普及高中。
说到普及高中我们都有疑义，又感到难度很大，但是从肖英的话音中得知，高中要普及没的商量，那个年代的干部有个基本的信条姿态：“党指向那里，我们就打到那里”“有条件上，没条件也要上”。再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不可改变的决策，初中毕业生年幼，上山下乡问题很多，让学生在中学多呆两年势在必行。于是，我们的议题很快便转向如何普及高中上来。
记得那天讨论到深夜，主要集中在如何解决教室、教师、经费等三个问题上。初议的结果是：
① 请市财政增拨教育经费×××万元。
② 教室主要采取“轮用制”，即学工、学农、学军的班级空下来
教室由他班使用；低年级可实行二部制（两个班轮换使用一个教室），不上课的学生可在家完成作业，也可到校外活动站参加活动。困难较大的学校还可借用机关、工厂的房子上课。先招生按以上办法应急，后请市革委会划拨指标经费逐步扩建校舍。
③教员问题拟从社会上招收2000名。以此结果为基础决定高中招生规模。
次日，赵惟理召集区县教育局负责人座谈会征求意见。之后，形成了正式报告呈送市委、市革委会审批。报告上报没几天市委、市革委会便批准了我们的报告，从此由赵惟理总负责，开始做“普及高中”的准备工作。
“普及高中”可以说是“一夜的工夫”定下来的，这在千年教育历史上是少见的。有人说我们“真够雷厉风行的”。我曾当过多年的中学校长，又在区和市教育局主管业务，深知这是违背一般教育规律的，一定会给广大学校的校长、教师带来很多困难，但是初中毕业生国家无法安排，必须使其在学校长上两岁之后再上山下乡，这个大局决定了北京市不能不硬着头皮“普及高中”。
普及高中财与物的问题有点眉目之后，关键是招聘教师。教师照常规需在三年前开始培养，可现在到哪儿去招聘教师呢？我们原想在社会会闲散人员中招聘，据有关部门提供信息说，社会闲散人员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者不多；上级劳动人事部门要求我们从中央和市属机关干校下放干部中抽调，经党委讨论一致认为可选少量人员，仍不能满足。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请求上级批准从东北、内蒙、云南农场与插队的北京高中毕业生中招收教师，感到这批学生基本素质条件轻好，年轻、肯干、可塑性强。经过反复论证申述最终获准。
此后，市教育局派出以杨宗志、于杰、李祥生为首的三个招工小组分赴三个地区招生。行前党委反复强调招工小组坚持条件、任人唯贤，并规定党委领导以身作则，机关工作人员谁也不准带“条子”凭私情招聘教师，不搞任何“照顾”。三个招工小组坚持原则，认真工作，按照党委的规定，招聘了1700名青年人回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此外，从中央和市属机关下放干部中选调了百余人分配到学校做行政管理工作。
招回的干部和教师由区县教育局短期“培训”立即上马。从1973年8月提出“普及高中”的目标至1974年2月共半年的时间，即“普及高中”。所谓普及高中实际上就是城市中学全部初三毕业生直接升到升到原校四年级（相当高一），这样全市高中学生数便由1973年的5.6万人猛增为45.8万人，增长了近八倍。由此给予学校带来的困难可想而知了。
十四、艰难应对部分中学秩序混乱
1973年以来，概括地说是这样的一种形势：广大教育工作者竭尽全力改变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小学的混乱局面，恢复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认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改革教育办好学校；同时一些学校的“革命”事件不断地发生，从警惕右的“思想回潮”到“批林批孔运动”，从张铁生“交白卷”“一个小学生的来信与日记摘抄”到“马振扶公社中学修正主义路线复辟”“永乐中学实行法西斯主义”，一个个重要文件、中央首长批示、新闻报道接踵而来，弄得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不知所措，广大干部教师顾虑重重，想抓好教育又怕“复辟回潮”，认真地管理教育学生，又有可能导致“师道尊严”、压制学生的“反潮流”精神。广大学生敬仰和追逐革命英雄，而英雄的形象则是“交白卷”揭发批判教师或以死抗争。学生的未来前景左右着他们的言行，当时中学毕业生的出路划一，除照顾家庭困难留城做工和少数学生应征入伍外，不管学习成绩如何，在校表现优劣，一律上山下乡。
当时的学生可谓平时学习上无争，毕业后前途无望，流传的说法是“表现积极不积极反正都升级”“学不学都上学，会不会都插队”。加之盲目普及高中，学生数倍的增长、校舍如旧，传统的教室、桌椅由一个班一个学生使用的责任制被打破。随着普及高中，教师普遍地“升级”，部分初中教师改教高中，新招来的教师教初中，部分小学教师调到小学附设的初中班或中学教课。面对新的情况学校干部、教师难以适应，经过短期培训急忙上阵的新干部、新教师更是困难重重。
由于多方面的主客观原因，使学校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突出的表现就是校舍遭到严重的破坏，有的学校大量的教室玻璃被打破，门窗受损。市委市革委会与市教育局的各位领导对此十分关注也很焦急。黄作珍书记在1974年11月中小学教育革命座谈会上指出：有的学校课上不下去，玻璃桌子搞得一塌糊涂，像电影《南征北战》的“将军庙”打了败仗一样。他要求各校一定认真地抓一抓。徐运北副主任反复强调“加强纪律性”指示校长认真地做好师生思想教育工作。尽管如此，实际收效不大，我市教育局分管业务工作的领导多次和区县教育局及学校领导具体分析这方面的事，感到情况复杂很伤脑筋。
我曾经到过几所遭受破坏严重的中学视察了解情况。据说学校的玻璃被打坏，有的是校内学生干的，有的是毕业生临走时干的，有的是校外社会青年或者上山下乡青年回城后隔墙投石或者溜进学校干的，有的是年久失修门窗无挂钩，刮风时打破的。“文革”以来，无专人保管维修设备，普及高中以后实行“教室轮换制”责任不清；中小学校舍产权与维修归属发生矛盾，房管部门与教育行政部门及街道之间互相推诿，数年来无人关心校舍修缮，便积累成灾，这些都是造成现实的原因。
1974年入冬后面临着学生取暖上课问题，各校领导十分焦急，报告教育行政部门领导感到为难，呼吁房管部门不管，寻求外部协作单位不应，主要理由是“学校管理不善，自行负责”或者“归属不清”、“财力不足”等，而区教育部门和学校确实无力自行解决。于是纷纷通过区县教育局直接反映到市教育局来。我要求城市教育组配合办事组紧急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于11月下旬给市委、市革委会写了一份紧急报告，要求各位领导关注这一影响学生健康与上课的重大问题，我们为此提出了若干建议希望领导批示，指示有关部门为中小学解难。
此报告呈送上去之后，眼看着天气渐渐冷起来，我们以时度日地等待着领导的批示，可是报告打上去一个多星期也无结果。11底的一天夜晚，市委书记谢静宜突然打来电话到我家，询问学校打玻璃情况，我按照报告内容简要的对她说了几句，随后她说：“我决定亲自给一所中学去安装玻璃，后天就去，请你陪我去，去哪所学校由你确定，事先你和有关区委联系好，叫他们安排。其他的准备工作，我已经通知市革委会办公室了，他们会找你联系的。
次日，我向市委科教组及市教育局党委其他领导汇报了此事，经商议确定去西城区，又经同西城区教育局商议确定请谢静宜前往问题比较严重的安德路中学安装玻璃。经过必要的准备，第三天（星期日）清早，谢静宜带领团市委的各位书记一起来到安德路中学，市革委会科教组副组长李晨、市教育局韩作黎和我等陪同。事前听说谢静宜要来安德路中学安装玻璃，西城区委十分重视，当天区委书记马进，副书记王×，区委、区革委会办公室、文教组、团区委负责人，区房管局，教育局负责人，以及市建委、市房管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几十位领导人和北京日报等媒体记者也来到安德路中学参加劳动，一时间热闹非凡。
谢静宜来到学校之后，同各位领导与学校干部见面，简要说了几句话，大意是：“学校教室玻璃被打碎，无论情况如何我们不能叫学生挨冻上课，没有人管这件事，我们来给学校安装玻璃。现在就干起来吧！”随后，区教育局党委李书记将市区领导编成若干小组，一组有谢静宜、我和区县书记马进等，二组有李晨、韩作黎、区委副书记王×等，共编了七、八个小组，每组到一个教室安装玻璃，均有房管部门的技术工人和几位师生随同。其它各教室由学校的干部、师生分工配合工人安装玻璃。
各组工作了一个多小时，该校教室的玻璃全部装齐之后，谢静宜在接待室坐了一会，同校长闲谈一阵之后便离开学校，随后，我们也离开了学校。
我的兴奋点是有人关注中小学校舍维修，打破的玻璃早日装上，解决入冬上课之急。谢静宜亲自给学校安装玻璃，我自然十分高兴。
谢静宜是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到地方“支左”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团市委书记，正是这一特殊效应引起各方面关心、高度重视中小学入冬问题。谢此举之后，市委书记黄作珍在赵惟理陪同下赴朝阳中学安装了玻璃，三天之后谢静宜又叫我陪她到宣武区139中参加安装玻璃的劳动，此外各区区委、区革委会领导人纷纷效仿，类似的行动一个接着一个。这样，中小学教室门窗维修、保证过冬的一系列问题基本上解决。
谢静宜到安德路中学安装玻璃一个星期后的周末，她又给我家打来电话说：“明天星期日，我想到安德路中学几位教师家中去访问，你陪我去吧。不用告诉区和学校领导，免得一大堆人陪同。只有咱俩人去就行了，你先选几家，打听好地址，随你安排。”我遵旨立即请人帮助联系，做好准备。星期日一早，我按照约定的地点等候谢静宜，谢从她所居住的中南海西门出来，我坐上她的车之后，在德外关厢新德里一带走访了六、七户教师的家庭。每到一户都是由我介绍她，然后由她询问教师家庭人口，经济生活、住房等基本情况，说些慰问、感谢与鼓励的话。
这次家访之后，西城区委从学校领导那里知道了具体情况，以《市委书记谢静宜在马成杰陪同下对我区教师家访》为题出了简报。此事在本市教育系统广泛流传。
后来传出小道消息，市委领导及各个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市教育局关于校舍遭破坏的报告反映不一，对少数城市中学秩序不佳，教室玻璃被打破一事认识不一致，有较大的分歧。有的领导人和行政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强烈的指责学生，埋怨学校管理不善，因此采取不闻不问以至故意冷淡的态度，行政部门之间又互相推诿，在这种情况下谢静宜才以这种方式关注此事。有人说谢静宜这样做是针对某个市委领导人的……这是一种“政治行动”。我不太懂得“政治”，也无心关注上边的情况，一心想着尽快解决中小学存在的问题，因此不管情况如何我是十分感激谢静宜的。
十五、学习贯彻毛主席的重要指示
1975年初，毛泽东主席发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重要指示（简称三项指示）。1月8——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月13——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要求“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提出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
以毛主席“三项指示”为纲，学习贯彻四届人大精神，深入开展教育革命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便成为北京市普教工作的中心任务。此时，北京市教育局召开了区县教育局与师范学校负责人会议，由我代表党委在会上做报告。1974年以来，中小学遵照中央和市委指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路线觉悟普遍提高。四个城区有中学生学马列小组1500个，有133000人参加，教员学马列小组1100多个，有10000人参加。城近郊区有343所中学同520个工厂固定挂钩，上半年学工人数达22万人，秋、冬两季城市中学基本上落实了队校挂钩，有27.2万多学生下乡学农。全市有364所中学、207所小学办起工厂或手工作坊，半数纳入国家计划，1973年总产值达1200万元。全市有361所中学、1382所小学，办起了小农场、林场、果园，占地13219亩，生产粮食总量达117万斤，生产了大量的果品，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一次动员共走9700人占学生总数93%。
两年来，新建校舍64万平方米，相当原校舍的20 %。此外，一些学校进行教学改革试验，创造了政治、历史、地理三科打通教学的经验；学习基础知识、科学技术与做工务农相结合，进行现场教学的经验；有适应上山下乡与基层工作需要，开设多门类专业课的经验等。少数学校实行了一面学习，一面劳动，半工半读，勤工俭学，自治管理等制度。做到了上学不花国家和家长的一分钱。
我在报告中说明了这些成绩后指出，“争夺下一代的斗争十分激烈，旧的传统观念，剥削阶级意识对青少年的毒害和影响很大，突出的表现是由于中学生毕业后“上山下乡”许多人便感到无需多高的文化水平，而学校又缺少文化考核，使得一些学生不愿读书，学风较差；有些学校教学秩序不好，中学乱校约占10%，个别学校三分之二的玻璃被打碎；社会上散发的色情手抄本，流传一些传播“封资修”思想的坏书，造成了不良影响，导致一些学生走上犯罪道路；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学校领导们为难束手无策，教师们感到学生不好教教学积极性不高，学校工作困难重重。
针对这种情况，市教育局提出了一些指导意见。但是所谓的指导意见仍是重复原来说过的那些原则话，对于一些具体问题不敢深入的分析，更不敢评述那些“重大决策”。我自己也感到没有提出转变“败局”的得力措施，解决不了当时存在的问题。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先后发出通知要求党内外干部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33条语录，学习《红旗》杂志发表的张春桥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1月10日，国务院科教组主办的《教育革命通讯》第一期发表短评《为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奋斗》随后又发表短评《再论为使学校成为元首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奋斗》。此后，本市各级教育部门和中小学干部教师便开始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一时间纷纷阅读文章、组织辅导报告、小组讨论，举行学习心得交流会等，形成热潮。
在学习活动中领导带头，市教育局党委几位负责人按要求在机关干部会议上发言，宣讲个人学习心得。我的发言获得好评，引起记者关注，应邀整理形成了一篇文章，在1975年 3月6日《光明日报》上发表，题目是《自觉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该文强调“教育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必须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要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学校，就要彻底改革那些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使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中小学是基础教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为青年一代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打好基础。旧学校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实际，学生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田，商品是怎样交换的，中学毕了业，不懂得什么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到了三大革命运动中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这样的学校，越上距离社会主义越远，这种‘基础’教育，实际上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脚，我们坚决不能要。”
文章认为“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社会主义的中小学培养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千条万条第一条是使学生粗知一点马克思主义，敢于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基础教育的‘基础’首先是这样的‘基础’，只有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打好这个‘基础’，才能使青年一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的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十六、试办新型的城市中学
中央要求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要落到实际工作中去，这个阶段我主抓本市中小学“教育革命”，在实际工作中感到如何办好城市中学是需要探讨的一个重大课题。根据实践经验我设想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精神，以适应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下基层工作”的要求为中心，应将基础教育同专业技术教育结合起来，把学习文化知识同将来就业连为一体，创办一种新型的城市中学。此时得知崇文区广渠门中学在“改造城市中学”方面有一些新的做法与我意相投。我征得市局党委其他领导同意决定到广渠门中学抓点做教改试验。
广渠门中学是一所完全中学，这里的领导班子和教师队伍团结进取，事业心很强，学校十分欢迎市教育局以他们为点，探讨“教育革命”。我代表市局找到崇文区教育局局长李树群等说明来意，他们一致赞成，经协商成立了以我和区委副书记李英为首，包括市教育局城教组副组长郝双兴，区文教组、区教育局、区团委负责人的领导小组共同负责广渠门中学的教改试点；市局郝双兴、李友堂和区教育局、团区委的几个工作人员常驻学校指导工作。
此后，李英专门召集区委、区政府工业、财贸、文教、街道等各部门各相关公司，工厂、商店领导人座谈会，请我宣讲教育革命的形势，说明广渠门中学教改试点的意义与指导思想，以求得各方面的理解支持与配合。
广渠门中学教改试点的主题是“一面学习文化基础知识与专业技术，一面在指定的单位顶岗工作、参加劳动”。创办“新型城市中学的试验方案”形成之后，经崇文区委和市教育局党委双方签字，联名上报市委、市政府，审查批准后于1975年3月全面实施。
最终的执行方案是：一年级全日上课，每学年安排建校或在街道参加公益劳动一个月。二年级一面在校上课，一面在校办工厂参加劳动。三年级一面在校上课，一面在崇文区百货商店、或副食商店和修理业门市部顶岗工作。四年级一面在校上课，一面在光华木材厂、或东风无线电一厂、北京测绘仪器厂顶岗工作。五年级集中住在农村分校（建在通县马驹桥公社东店大队）一面上课，一面参加农业劳动，做社会调查，为农民做些服务性的工作。一、二年级全年上课7个月按市教育局要求开设课程，参加劳动3个月；三年级至五年级上课6个半月，劳动3个半月。三——五年级开设政治、语文、数学、外语、体育卫生、生产基础共六门课程。学生参加劳动与顶岗工作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从校办工厂、勤工俭学收益和企业中支出，区政府特批给学生增发了粮油票。
师生们参加这种试验是十分艰苦的，广大教师一面教学，一面组织学生劳动，做学生思想工作，还要关心学生生活，保证安全十分操心。当时教师的工资待遇极低，搞教改增加了工作量却没什么额外待遇，有些教师拉家带口，因工作需要较长时间的住在农材分校，又教课又编写教材，照顾学生难度很大。大家出于一种特殊的政治热情，不计较个人得失，顾全大局，努力工作，真是令人敬佩。相关的工厂、商店与农村生产大队无条件地关心下一代的成长，把支持广渠门中学教改试验当作政治任务、份内职责，调动了许多人力和财力投入此事。广大学生对顶岗劳动颇有兴趣，热情很高，表现较好，好人好事大量湧现，几个接待学工、学农的单位负责人都不约而同的提出要求：准许他们从这批学生中选择一批人留在本单位工作。
1975年的政治形势是“反修防修，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由于中学生毕业后一律“上山下乡”或直接参加工商业劳动，大学要从工农兵（即在职人员）中招生，广渠门中学的教改试点适应这种要求，因此很容易地获得社会认同，得到社会各方面的理解与支持，得到教师、学生及家长们的理解与配合，从教改试点方案的形成到具体实施都比较顺利。
1975年4月之后试点有个眉目，各报刋纷纷报道，在市区召开的一些会议上’开始介绍广渠门中学的教改经验，他们的一些做法受到各方面关注，对城市中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十七，谨慎整顿中小学教育
1975年初，我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不久，接到组织部通知前往西郊宾馆参加共青团“十大”筹备会，在会上看到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一只中共中央红头文件：任命我为共青团中央筹备组成员（组长为谢静宜，据说拟调任我为团中央书记）。会议途中又接到通知调我到中央主办的第四期读书班（中央党校）集中学习四个月。这样，我便暂离北京市教育局，除了参加一些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身份出席的重要活动外，基本上不同外界接触住在党校集中精力学习，我分管的工作与广渠门中学试点一事改由他人去做。
7月初，中央读书班结业，正值中央领导层发生动荡，原计划召开共青团全国代表会议一事搁浅，我仍回到市教育局工作。1975年初召开的全国人大通过了周总理的提名，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周荣鑫任中央教育部部长。北京市委遵照邓副总理及周部长讲话精神，根据新的情况设想深入地研究中小学教育问题，为此指示市教育局系统地进行调查研究。市教育局于7月10日写出了《关于当前教育革命中几个问题》的调查报告，认为“中小学教育革命形势很好、主要的表现是各校重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联系实际分析资产阶级法权和法权思想在学校中的表现与两个阶级争夺青少年的斗争情况，坚定开门办学的大方向不后退不动摇，开门办学的深度和广度都有较大的发展。但是，人们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有的认为形势大好存在一些问题是正常现象；有的认为形势好是主流，但支流问题不可忽视，对此认真研究解决的不够好；一些人把存在的问题看得严重，对开门办学持怀疑态度，认为现在的学校只开门不办学，学生只劳动，不念书”。
报告认为，“当前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仍是围绕着学校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还是传授知识的场所而展开，突出的问题是有些人对教育工作的认识着眼点不是学生大多数，对于失足青年缺少热情挽救的态度，对于开门办学态度不积极，在处理学文与学工、学农的关系上轻视劳动，在主学与兼学关系上划不清“智育”与“智育第一”的界限，担心抓文化课是“右倾回潮”，不敢抓教学。”
市教育局党委的报告呈送市委领导后，按其指示首先于7月14——20日召集九城区文教组和教育局的负责人座谈会，讨论这个报告，着重分析工作中的一些问题，统一认识。在此基础上，市委于8月4--9日召开了北京市中学教育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城近郊区区委、区革委会负责人，文教组教育局负责人，部分中学领导干部共120余人。市教育局各位领导出席了会议。
李晨在会上发言，介绍了市委科教组与市教育局对城市中学情况的调查及7月讨论会的情况，强调全面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以学文为主”“兼学别样”“批判资产阶级”等三个方面不可分割，开门办学的实质是教育同三大革命斗争结合，使理论与实践结合，使师生与工农结合，使学文与兼学别样结合，大小课堂结合。大课堂要提高，小课堂要加强。
黄作珍在会上讲话，要求大家边学习、边调查研究，边解决问题，弄清路线是非，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推进教育工作；要求善于抓典型，充分发挥教育战线一批典型的作用。
分组讨论之后，徐运北做总结报告。他说：“中小学师生重视学习毛主席著作，四个城区中学建立毛泽东著作学习小组两万多个，有15万人参加。密云、延庆等六县有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4万多人，22万人参加。
开门办学有较大的发展，423所城镇中学中有343所同520多个工厂挂钩建立学工基地。1051所城乡中学有510所办起小厂，380所中学办起小农场。4938所城乡小学有288所办起小工厂，1895所办小林场、农场。1975年春季有35000名学生参加植树，“三夏“期间有164000名学生参加学家农野营训练活动。
全市城镇中小学共有工宣队员2300多人，有贫下中农管学代表16000人。中小学共有教职工12万人、工农兵兼职教师16000名。
中小学教育有较大发展，全市学龄儿童入学率平均99.03%,初中普及率为98.4%,其中农村为93.9%，高中为68.5%，城市高中普及率为75.5%,农村为55.1%。”
徐运北指出，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在实际工作中对政治与业务关系处理的不好摆得不正，强调了这一面而丢掉另一方面，将政治与业务分割、分家。经过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的业务挂帅，智育第一之后，有些人不敢抓业务，不敢抓小课堂，不敢进图书馆。学生政治思想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少数学生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较深，纪律性很差，羡慕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全市后进学生占10%左右，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学生约占百分之一、二。
徐运北讲到城市中学办学方向时指出：城市中学必须坚定不移地使学生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要围绕“两个适应”办学，围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实远大目标，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宣扬先进人物，做学生思想工作。要继续全面贯彻《五•七指示》引导学生在正确路线之下，为革命努力学习文化，教师要敢抓教学，保证足够的上文化课的时间，控制劳动时间。各级教育部门的领导、校长、教师要大胆管理，树立权威性，克服软、散、懒的现象，建立革命、民主、团结的师生关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纪律性。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对中小学教育工作的整顿，但是对一些问题的分析、论断，提出的指导意见却是十分谨慎的。
十八、采取措施解决若干实际问题
8月会议之后，市教育局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解决中小学教育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主要有：
1、为推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组织人力编写了若干个专题宣讲提纲，供给区县学校使用。
2、调整教学计划。要求各校必须保证教学时间和正常的教学
秩序，学生参加劳动时间一至三年级占在校时间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四、五年级占在校时间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经区委批准的试点校不受此限。
3、参照区县学校试行的规章制度，修订全市统一中学生守则、考勤、考核、思想评定、奖励处分办法。
4、改进教材工作。几年来，市局共编出151种课本和若干补充教材、教学参考书，发行1436万册。根据新的形势，按照8月座谈会确定的精神，将修订这些教材，并破除初高中分段，五个年级通盘考虑，以“两个适应”为依据编写“基本教材”；留有1/4余地，便于学校选用补充教材；聘用90名科技人员参加编审小组工作。
5、市局增设专门机构抓教师业务进修，逐步形成市区县教师进修系统，同时商定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第二外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校分工同各区县挂钩，承担中学教师进修工作。
6、针对近几年学生体质下降，征兵体检男青年30%、女青年21.6%不合格的情况，采取措施加强体育卫生工作，开设《生理卫生》教育课，提倡日常文体活动，改善教室装置，重点解决视力与心脏两个突出的问题。
7、放宽学生助学金。4个城区中学1973年支出助学金65000元，享受助学金的人数占在校生的千分之三，按学生总数计算人均只有二角七分。1974年初，国务院科教组、卫生部、财政部发出通知规定“中学助学金暂按城市每生每年2元，农村每生3元掌握”，北京市仍沿用1963年发放助学金办法标准较低。根据这一情况，市局修订了助学金发放办法，提高了标准。
8、扩大教师编制。开门办学以来学校普遍反映教职工编制太紧。根据这一情况经市教育局同市人事劳动部门协商报市革委会批准，决定将城市中学教师编制由1个班2人增至3.5人。区县按此设编招收教师。
9、解决教师住宅问题。教师住房难是普遍存在的问题，经请示决定每年从中小学基建指标中（含经费）拨出10%用于建筑教师住宅。其指标由市教育局掌握，分配给区县教育局具体实施。首批教师住宅---石景山区教工楼于1976年春落成。
10、为巩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利于他们在原有基础上提高文化水平，经市委革委会批准，市教育局同市知青办公室联合主办知识青年函授教育。为此组成了领导小组，并成立了函授教育办公室，列为市教育局直属单位，负责日常工作。各郊区县建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各设2——3个编制负责此项工作。
在8月城市中学教育工作会议上，市委领导指示市教育局还要针对普教工作中的特殊情况，即农业中学问题召开一次会议，进一步巩固发展这类学校，以防止右倾回潮。为此，市教育局由我策划主持于8月21日至23日召开了一次“拉练”式的经验交流会。即组织13个郊区县教育局和部分公社、大队，学校的负责人与记者共计一百余人，赴三个县参观了6所农村中学。 到会人员集体乘车，走完一校再到另一所学校，边参观边介绍经验、边研究情况和问题，走到那里就在那里食宿，最后由我总结讲话。
这次活动的路线是：顺义县茶棚农中---红寺农中---平谷县苏子峪大队农中---大旺务大队农中---密云县北庄五•七中学---新农村中学。
顺义茶棚农中是本市办得最早的农中，经过五年努力，形成了“队校合一”的体制，即农中为大队领导下的一个教育、生产与科学试验“三合一”的单位。大队将山场、林业、农业、畜牧业和一些企业划归农中经营管理。学生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农忙时多务农，农闲时多学习，全年上课与劳动时间各占一半。参加生产劳动以班为单位记工分，学生不缴纳学杂费，吃住穿衣免费由学校统一安排，经费从勤工俭学收入中解决。学生每年完成一年的学习任务，同时完成一定的工分量。
该校负责人车文焕是个事业心强，教学与管理水平较高，有开创能力，十分能干的模范教师，他带领师生艰苦办学，五年来，修建了19间校舍，开山造田20亩、栽种果树六万株，累计养猪160余头，生产粮食七万余斤。同时认真实现了农村中学的教学计划，不仅保证了教学质量，而且还结合教学播种“试验田”，推出了“山区薄地皮棉、小麦增产经验”和林业科学论文，在公社和全县范围内交流推广，培养出一批扎根农村、能文能武的好学生。
其他五所农中各有不同的特点。参观六所农中之后由我讲话，我重点宣讲了毛主席给“抗大”的题词和支持“江西共大”的信，说明“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对培养革命接班人“反修防修”具有重大意义；我高度赞扬六所农业中学，并说明目前本市已有农中150所，分为生产队主办，生产大队主办、公社主办，普通中学附设农中班等四种形式。要求各县和公社坚定方向，不要动摇，巩固发展进一步办好农中。同时提醒大家农中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要解除顾虑认真地抓好文化课教学。
十九、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
市委市革委会8月会议精神和市教育局提出的十项措施在中小学贯彻之后，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各校普遍地加强了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同时加强了文化课教学。
不久，社会上流传很多小道消息，主要是说上层领导对教育革命的形势与方向路线问题认识不一致。十月初，在一次会议上徐运北同志将我叫到一旁个别的对我说：“目前教育战线的情况很复杂，你们要慎重行事。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坚持教育革命的大方向，坚持开门办学不动摇。同时，一定要加强文化课教学，敢于抓教学，保证教学时间，使学生为革命读书，加强纪律性。请你务必把我的这个意思通过一定的方式告诉其他同志”。
我不知当时政治背景如何，却能领悟运北同志的好意，立即将他的意思转达给市局党委及教育组工作人员，并努力按此意工作。
十一月初，密云县委，县革委会召开教育工作会议上，他们要我讲话，我仅用十多分钟说的几句原则性的话，以我的口气表达了徐运北的意思。对此大家感到反常，我也觉得不够自然，我们内心似乎都感到一场什么“运动”将要来临。
果然，十一月中旬，从市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得知，中央领导又发生严重的分歧，清华大学就刘冰等人写给毛主席的信展开“辩论”，清华、北大贴出了许多大字报公开点名批判清华大学校长刘冰和中央教育部部长周荣鑫，揭发他们“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反动言行”。一时间我的心里感到茫然。
按照市委通知，市局党委各同志两次到清华、北大看大字报，从中得知一些情况，接受教育。我虽然不知道根底如何，但是凭着数次经历过的政治运动，感到这次来头不小，准是中央又出了“大事”。我作为主管中小学教育教学业务工作的市局领导人，又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暗中告诫自己不可多说、盲动。于是，可以说从这时起便处于于“学习”“观望”“停滞”状态，听候毛主席党中央的正式声音，等待问题明朗化。
十二月下旬，看到了毛主席签发“同意”的中共中央文件转发的《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报告上说：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先后给毛主席写了两封信，否定教育革命。刘冰等人两封信的出现有深刻的政治背景：“今年七、八、九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在教育界尤其突出”“教育部长周荣鑫到处讲话，制造和散布种种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反对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并直接插手刘冰等人的诬告信”“学校这场斗争，绝不是孤立的，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报告》还提出了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八条经验。中央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提供了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经验，并决定将《报告》一直发到大中小学的党支部。
北京市委立即召集区县局干部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中央文件，布置有关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事宜，大辩论由各区县党委统一领导，市委组成以科教组负责人为首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办公室，市教育局主管政工的党委副书记、原军代表白鹤及办公室的个别人员被借调到大辩论办公室工作。市教育局机关按照统一布署开展“大辩论”，实际上就是学习中央文件及《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发表的批判“奇谈怪论”的文章。我同机关工作人员一起，较长时间的集中学习，教育业务工作不像前两年那样“红火”我们基本上不再下区县学校指导工作。
此时中小学除了正常上课以外外，在教职工中普遍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有些中小学校园里也出现大字报、小字报、漫画，揭发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言行。
局党委和机关干部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但是有些正常的业务工作也不能停滞。这个阶段我们提出《关于城镇中学办工厂几个问题的意见》经与市计委等有关部门协商修改后形成了文件，报市革委会批定后下发到区县、学校参照执行。《意见》分共有六点：
一、方针、性质和任务。校办工厂属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它的主要任务是在完成一定的生产任务过程中，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学生，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使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校办工厂要把转变学生思想放在首位；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课堂教学与现场教学相结合；充分利用自己条件按时按质完成生产任务，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
二、领导管理。各区（县）革委会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认真解决办厂中的方向、路线、政策问题。各级计划、工业、物资和教育部门分工负责解决供、产、销、产品调整、技措维修，设备添置，基本建设，运输工具，劳动保护等问题。区县教育局设专门机构管理校办厂；学校革委会有一名副主任分管校办工厂；校办工厂建立有负责人、工人、教师代表参加的领导小组。
三、生产管理。校办工厂主要为挂钩工厂生产加工配套产品，供产销纳入挂钩工厂生产计划。末经批准不得转产。
四、财务管理。校办工厂实行成本核算制度，财务公开，经济民主。有关设备添置及非生产性开支，须经党支部、革委会审批。
五、安全生产和卫生保健。要建立健全安全制度，不准生产易燃、易爆、剧毒、有损学生心身健康的产品。市区（县）劳动、卫生部门要为校办工厂解决卫生劳动保护用品以及医疗、体检等问题。学生每日劳动时间不得超过六小时。
六、规模和人员编制。校办工厂设负责人1——2人，管理人员2——3人，要有技术工人担任学工辅导员，千人以上学校校办工厂的规模，以一次能容纳1——2个教学班的学生学工为宜。
此外，近几年实行开门办学，城市中学纷纷组织学生到附近工厂、工地、商店和服务行业参加劳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存在不少问题。为了巩固成绩，解决存在的问题，市教育局制定了《关于组织中学生参加校外工厂、工地、商店和服务行业劳动的几项规定》上报给市革委会审批后，于1975年9月发给区县学校执行。《规定》明确了四点：
一、学生到校外工厂、工地、商店和服务行业参加劳动，必须以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把转变思想放在首位。同时，要创造条件开展教学活动，使学生所学文化科学知识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注重培养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切实加强领导，认真做好思想和劳动组织工作。学校要主动向挂钩单位汇报教育革命情况，共同研究制订学生劳动与教育教学计划；各挂钩单位要把接待师生劳动列入工作议程，做到思想有人抓，劳动有人带，技术有人教，生活安全有人管。安排劳动时照顾到学生的年龄特点与身体条件，强度要适当，每天劳动时间不得超过六小时。要同工人一起劳动，不搞包工，不安排夜班，不搞易燃、易爆、高空、高温、有毒和其他有损于学生健康的作业。
三、认真执行市革委会关于厂校挂钩的规定。城市学校与工厂、工地、商店、服务行业挂钩由区县革委统筹就近安排，农村中学就地安排。师生劳动期间的乘车，医疗，劳保用品和粮食补助等问题按市教育局、二商局、财政局、粮食局的联合通知执行。
各挂钩单位按每个学生每天四角给予学生生活补贴，统一发给学校。学校除用于学生伙食补助（每人每天二角）外，其余用于补贴家庭困难的学生学杂费。
四、寒、暑假期间农村中学应组织学生到所在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城镇中学可组织学生自愿参加到挂钩工厂、工地、商店和服务行业参加劳动，这类劳动也按上述规定给予生活补贴。
二十、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11月开始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对于中小学干部、教师来说，实际上就是学习中央文件、阅读中央报刊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批判“奇谈怪论”，并没有真正的进行什么“辩论”。再说根据历史的经验和当时的形势，谁也不会不敢再发表什么不同的意见。
1976年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北京逝世。2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此后这个会议精神陆续传达到基层。
4月初发生“天安门事件”，即上百万首都学生和其他市民自发地拥向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被王、张、江、姚“四人帮”诬陷为反革命行动，说邓小平是这次活动的后台，随后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中央发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示，北京市委、市政府遵旨行事，明确中小学“批邓”按照党委系统进行，市委科教组成立了中小学运动办公室，市教育局派白鹤等人参加，掌握普教系统开展政治运动的情况。同时，按市区县教育行政系统抓好日常教育工作，重点是巩固发展教育革命成果。
7月6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逝世。7月28日河北唐山一带发生强烈地震，波及天津和北京，北京市民纷纷离开自己的住处，在室搭建抗震棚，齐心协力抗震救灾。不久、又有董必武、康生、李富春等几位领导人逝世。9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逝世。
这一系列的大事令人不安，它在我的心中有如天塌下来似的…。在这个阶段里，我多在机关看书学习，偶而为机关和学校做些实事。这时上层安排我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加省高重大的国务活动较多，主要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七位国家和政府领导人逝世遗体告别、吊唁与追悼会；多次随政府领导人接待外国首脑来华访问。此外，地震期间带领机关工作人员接连下学校看望师生，协助区县处理实际问题。
毛主席逝世不久，邓小平与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菁、姚文元“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从此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分管教育工作，1979年3月1971年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的报告，决定撤销1971年中共中央转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记要》和1974年中共中央转发的《关于河南省马振扶公社中学的情况简报》两个文件。“两个估计”被彻底推翻。
根据新的情况，北京市中小学教育系统于1977年开始“拨乱反正”，基本上以“文革”前的模式恢复和发展中小学教育工作，重点是广泛开展尊师重教育；整顿学校纪律，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坚持以教学为中心，抓好文化课；恢复小学和初中统一考试、招生制度，恢复必要的规章制度，提出了对学生考勤、评定、鉴定、考试、奖励与处分的具体办法，颁布了学生守则与班主任工作条例等。
二十一、中小学发展与经费基建概况
我在市教育局主管中小学教育工作的几年是政治上动荡的几年，也是教育事业上有所发展的几年，学生数量教育经费有所增长，基建有所扩展。根据有关部门统计的数字如下：
1.中小学校与师生数：1971年5024所学校，35343个班，在校生1405647人，教职工53615人。1973年5085所学校，35048个班，在校生1317062人，教职工63047人。1976年4892所学校，2 588个班，在校生891953人，教职工52179人。小学无考核制度，到年头升级，毕业生一律升中学
2.教学仪器配备总额（元）：1973年度589421元。1975年度1474743元。1976年度1495973元。
3. 完成基建情况：1972—76年基建投资共计48089万元，竣工中学校舍646267平方米；小学校舍33853平方米。
4.教育经费支出：年度总支出1973年8833．9万元。1974年9392．5万元。1975年10019。1万元。1976年10071万元。
1973-75年三年间年生均经费中学生56.56万元，小学生32.54万元。
5.招收教职工：接收高等师范毕业生：1973年798名，1975年659名，1976年1218名接收中等师范毕业生：1974年3590名，1975年3587名，1976年3869名。培训外语师资：1973年452名，1974年434名，1975年348名，1976年351名。直接录用高中毕业生：1968年2064名，1970年500名，1971年520名，1974年1500名，1975年3000名，1976年2125名。直接录用初中毕业生：1970年2500名，1971年3166名。
从党政干部中吸收符合条件志愿从教者：1971年KK1975年共1928人。从家在本市工作在外省市的现职教师中择优调京：1974年1201人，1975年300人。从工厂选择中专以上文化程度适宜任教者通过借调试教后正式调入者共300人。
二十二、校外教育与少年宫
我在市教育局分管中小学教育工作，校外教育自然属于应关注的范围。最初，市教育局对校外教育管的不多，只是通过市少年宫同各区少年宫有点业务联系。
1974年以来，各区教育局和少年宫的同志纷纷呼吁市教育局管管少年宫，把校外教育工作也抓起来；市少年宫是市教育局的直属单位，党委领导分工由我负责联系，这里也存在“办宫方向”和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为此，我决定把校外教育列入工作日程。
首先，责成城市教育组对全市校外教育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我们向局党委并市委、市革委会报告，提出了若干建议，采取了一些措施，促进校外教育发展和市区少年宫建设。
(1)校外教育概况。
1964年本市校外教育网初步形成。据介绍市有少年宫、区县建有少年之家和街道活动站，教育部门、机关、工厂、部队、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等主办的校外活动场所共达410多所。文化大革命初期，各校外教育机构停办撤消。工作人员下放，场地挪做他用。
1972年以后陆续恢复，截至1975年8月，市少年宫和区县少年宫共有十一个，均为独立建制，有一定的活动场所。
市少年宫有工作人员100人，10个区县少年宫共有工作人员400余人。1972年以来，小学归街道办事处领导，学校党政从属关系都在街道，街道设有文教组，其成员都是从小学调上来的。当时办学强调“突出政治”，把校内、校外与家庭教育相结合，作为“开门办学”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此，各街道普遍重视校外教育，八个城近郊区和门头沟、通县等地区共办起少年之家23所、居委会尘办的少年活动站共计756个。
街道少年之家多数具有十余间以上的房屋，有的是小学改建的，规模较大；设有十几名、多则几十名教师，全部是从小学调出来的。
居委会少年活动站一般只有两间教室大小的房间，备有一般的文艺活动器具和书报；由居委会聘任一、两位退休教师或其他职工担任辅导员。个别的少年活动站规模大些，还设有“小饭桌”“课业室”，供双职工子女吃午饭和放学后完成课外作业使用。当时统计全市有这类校外辅导员和工作人员38300人。
此外，各城市小学都配有校外辅导员1--2名，全市小学在编校外辅导员共有760多人，负责构通学校与街道及其居委会之间的联系。较大的机关、厂矿、部队大院与职工居住区也建有少年之家或少年活动站，有的规模设施不亚于区少年宫和街道少年之家。
(2)成立校外教育领导小组。
为了加强校外教育工作，经市教育局提议，市委于1974年10月决定成立北京市校外教育领导小组。成立校外教育领导小组一事是徐运北召集小型会议宣布的。后来，在1975年1月17日召集的、有全市各方面的代表2400多人参加的寒假动员会上又一次宣布校外教育领导小组成立。
市校外教育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谢静宜担任组长，市革委会副主任徐运北任副组长。小组成员有市委科教组组长李晨、市总工会副主席李瑞环、团市委副书记温愉新，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马成杰、市妇联副主任徐光，市体委副主任王福勇、文化局党委副书记耿冬晨，市公安局副局长关继湘共10人。
按照市委的决定，市校外教育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把握校外教育的路线、方向，发动、组织和协调各级党委、各个部门、各群众团体和社会单位关心青少年成长，为中小学生创造条件，开展校外教育活动，用毛泽东思想占领校外阵地，打好争夺青年一代这一仗。
领导小组下设校外教育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事务。校外教育办公室设在市教育局，我作为市校外教育领导小组成员，同时又是局党副书记，责无旁贷主管校外教育日常工作。
校外教育办公室在市教育局如何设法？当时意见不一致，一种意见是由市少年宫代行，另一种意见是在局机关单设机构，与组（室）平行。我持后一种意见，但是由于机关机构编制所限，局主要领导人坚持前一种意见，因此将校外教育办公室暂设在市少年宫；校外办公室主任由城教组组长江敬文兼任、调高育民、丁淑兰为专职副主任，孙桂荣、曹华、银燕等共五名为校外办专职工作人员。
校外教育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人事关系和党的关系在少年宫，实际工作由市教育局指挥，具有机关性质，同少年宫很不一致，工作关系不够顺畅。该室建立不久，便矛盾重重，少年宫领导感到不好管理，校外教育办公室也觉得工作不便。针对这种情况，1976年初，校外教育办公室调整、迁移到市局机关，仍按事业编制；同机关组（室）一样管理。
校外教育领导小组与校外教育办公室成立之后，统管全市校外教育工作，重点放在协调上下左右的关系上；创办了《校外教育》简报，经常向各级领导与相关部门通报信息；每年组织几次全市性的大活动。校外办的几位工作人员都是事业心责任感较强，有独立活动能力的青年人，他们为推动校外教育做了许多有益的事。
(3)市革委会颁发1974年100号文件。
校外教育领导小组与校外教育办公室成立后，
首先草拟了关于加强校外教育工作的意见。此意见由我代表领导小组直接向市委书记倪志福、丁国玉、市革委会副主任徐运北汇报的，李晨等在坐。我汇报完之后，他们议论，并当场测算了活动经费。
不久、市革委会颁发了我们的意见，即《关于加强校外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1974]100号文件）。
《意见》宣布市校外教育领导小组成立，要求
各区县都要建立校外教育领导小组和校外教育办公室，加强领导，切实把校外教育工作抓起来。
《意见》认为加强校外教育工作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各级党委、革委会、各行政业务部门，群众团体、机关、企事业单位都要高度重视校外教育工作，关心支持校外教育工作。
《意见》说明，市革委会决定每年拨出一笔资金（1975年实拨款120万元）分配给各级校外教育机构掌握，用于组织校外教育活动。
100号文件发出后，各区县纷纷贯彻落实，大多数区县仿照市级机关的做法，很快地成立了校外教育领导小组与校外教育办公室。
(4)召开寒暑假工作动员会议。
成立校外教育领导小组之后，遇到的第一个假期是1975年寒假。为了组织好寒假工作、领导小组商定由市总工会、市妇联、团市委、首都工人民兵总指挥部、市教育局、市文化局、市体委、市公安局八单位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门各单位齐心协力组织好中小学生的寒假活动。
《通知》要求各级组织和部门密切配合“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路线教育，坚决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腐蚀青少年的破坏活动；积极开展各种适合青少年特点的思想文化教育活动”。
《通知》指出寒假期间青少年思想教育工作的重点内容和十多种形式之后，要求各报刊、电台、电视台配合做好宣传工作，文化部门向中小学生推荐一批革命文艺作品，市科技局、文化局组织科技文先创作讲座，市区县体委为中小学生组织体育专场表演，影剧院举办学生专场演出，各公园为有组织的中小学生免费开放。工厂、机关、部队的俱乐部、球场免费提供给附近学校用于有组织的开展活动。此外，特别强调关心和做好后进青少年的工作，主动吸收他们参加有益的活动。
1975年1月17日，市校外教育领导小组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北京市中小学寒假工作动员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区、县、街道、机关、部队、厂矿、学校、等各级党委、革委会负责人及居委会、公安派出所和校外教育机构的负责人共2400多人。
会议由校外办主任江敬文主待，团市委副书记温愉新宣读八单位联合通知；宣武区革委会副主任韩铁英、石景山区广宁地区民兵小分队队长奕崇岳、中央燃化部化工大院少年活动站负责人王福录、774厂工会干部杨克庄、北桥街道党委常委王志亮在会上发言，介绍他们做好中小学生校外教育工作的经验和寒假工作设想。
最后，徐运北讲话。他肯定了五单位的经验，“强调“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把青少年教育好。”他说明“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形势十分激烈。中学生传看、传抄《少女的心》《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等黄色坏书比较严重。一些坏书、不健康的文艺作品正在腐蚀影响着青少年，导致一些青少年品德变坏，以至走上犯罪道路”要求大家自学地抵制，设法解决这些问题。他强调“做中小学生校外教育与寒假工作，是各个部门各个单位的共同责任，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共同为中小学生办好事”。
自1975年寒假工作动员会后，每年寒暑假前都召开一次类似的大会；寒暑假后进行一次总结。这类会都由我操持。1975年暑假工作动员大会于7月15日召开，规模地点与参加人同寒假相同，会上发言的有东城区委文教组副组长郑崇一、治金部北京钢铁设计院办公室副主任白光东、北京制木厂驻武区大栅栏地区工人民兵小分队队长卢广业、朝阳区三里屯一中党支部书记张元志，他们分别介绍了校外工作经验。之后，徐远北同志讲话。
这年暑假各方面、各中小学生组织了大量的活动：市体委组织球类、体操、游泳表演9场，有51800多人参加；市文化局组织专业文艺团体为中小学生免费演出12场，有14000人参加，组织电影专场8848场，有1350800人参加；市科技局所属天文馆为中小学生免费开放31场，有18600人参加；自然博物馆接待中小学生16542人次；市园林局所属各公园暑假期间普遍为中小学生免费开放。各区县单位和机关、厂矿、部队都为中小学生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暑期活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1976年暑假发布联全通知的单位从8个增至10个，增加了北京市园林局、北京市出版办公室。这年暑期工作强调“引导中小学生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特别是学习毛主席“关于社教运动的批示”“要领会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党内走资派还在走”的教导，积极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热情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以“提高中小学生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
《通知》要求“教育，文化、体育、科技、新闻、出版等各部门职极主动地为中小学生开展暑假活动创造条件，同时，强调中小学充分利用校内条件开辟活动场所。
（5）召开市区少年宫教育革命座谈会。
为了加强市区少年宫建设，推进校外教育工作，市教育局于1975年10月16日至20日召开北京市市区少年宫教育革命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市少年宫八个城近郊区和门头沟、通县少年宫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共40多人。座谈会举行大会发言和领导讲话时扩大到市区县少年宫全体职工和街道少年之家负责人共700多人参加。
会议首先由市教育局城教组组长江敬文介绍了对本市少年宫（家、站）的调查情况，说明“各个少年宫（家、站）在各级党委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下，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坚持了“开门办少年宫”，自觉地开展工作，举办了多种形式的校外教育活动，为占领校外和课外教育阵地，同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进一步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在基层，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
随后，十个少年宫的负责人发言，汇报近年来各自工作情况，按照事前商定的精神，每位发言人重点介绍最突出的成绩和体会：市少年宫举办航模、书法、舞蹈、手风琴、布贴、扬琴、足球、蓝球、板报等34个短训班、19个长训班，为学校培养文体骨干分子千余名。崇文区少年宫配合中心工作举办了“中小学生美术窗口展览”、“雷锋、王铁人、王国福、刘文学八位英雄人物事迹展览” 、“矿工血泪展览” 等共接待观众九万人。石景山区少年宫把活动送给“居民社会主义大院”向50多个单位提供“图书资料箱”，组成故事团，下到63个居委会584个大院巡迥讲故事，有万名青少年听讲。宣武区少年宫组织报告会、电影专场、文艺演出70多场，举办科技文艺培训班30多期，举办文字与幻灯相结合的《祖国欣欣向荣》流动展览，走了50多个单位。东城区少年宫一手抓宫内办班，组织指导性、示范性活动，吸引更多的人到宫里活动，培养骨干；另一手送活动与资料到基层，帮助指导少年之家、少年活动开展活动。西城区少年宫配合本区教育系统的中心工作举办了展览会、培训班，编印了若干资料册。海淀区少年宫多次组织少年儿童同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优秀教师、人民代表及参加“三门峡水利工程”兴建“成昆铁路”的技术人员，以及优秀的下乡知识青年会面活动，并配合此活动，举办专题展览，编制演出幻灯片，举办电影专场，印发资料。丰台区少年宫抓住本区一名中学奋不顾身拦惊马、一名小学生在火车临身时救儿童的典型事迹，通过宣讲、展览、幻灯演示等多种形式开展系列教育活动。朝阳区少年宫开展结合儿童特点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研讨活动，组成三个宣讲团分赴学校和校外活动站宣讲30余场；组织电影放映60多场；开展编排木偶戏活动举行汇演，演出百余场，观众达六万多人。门头沟少年宫集中十几所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骨干140余人，排练一批节目，于暑期分赴全区各片“宣传毛泽东思想”，同时放映电影共几十场。通县少年宫从中小学和社会各方面选择了一批故事员，经过培训，练讲之后，分散到各学校，街道为儿童讲故事。
各少年宫汇报工作、介绍经验之后，予会代表参观了四所少年宫，并就少年宫工作方向问题展开了讨论，
最后由我讲话，充分肯定了大家的成绩和经验，简要介绍了中小学教育革命的形势，要求大家一分为二的看待形势和少年宫的工作。我认为“少年宫是面向儿童少年、综合性的校外教育机构，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重要阵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育、科技等各个领域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必然要在校外教育工作上有所反映，少年宫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在实际工作中自觉地贯彻和体现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教育、宣传、文艺、科技、体育等各方面的批示精神，为儿童少年的健康成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制度而奋斗。”
根据历史的经验和近几年少年宫的教育革命经验，“少年宫必须坚持办门办学的方针，从学校广大学生健康成长的需求出发，同三大革命实际结合，配合党的中心工作，面向基层大多数人开展活动，把活动送到基层。宫、家、站要有分工，逐级带动，帮助指导；同时，进一步搞好宫内群众性活动，提倡宫、家、站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大力开展六类活动：
1.举办各类培训班、社团小组、培养骨干、促进人才成长；
2.组织示范性的表演、汇演、展览活动，展开广泛的宣传工作；
3.编辑教育活动资料提供给下一级校外教育机构和学校使用；
4.组织各种项目的研究、创作，不断地提供新的内容，提高水平；
5.建立宫家站之间的业务工作联系，发挥合作办活动的优势，逐级进行工作指导。”
我要求少年宫（家站）开展活动必须注重儿童少年特点和实效性避免成人化和形式主义。要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逐步形成一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热爱校外教育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业务专长和独立工作能力，技能过硬肯干革命化的辅导员队伍。要求各级教育行动部门积积极为少年宫（家站）投资，改善物质条件。
我在报告中说明“校外教育是隐型事业”当广大中小学校外课外活动蓬勃开展时；当千万名儿童少年欢歌起舞愉快地生活时；当新的一代思想文化休能获得双丰收，健康成长时；当个个儿童少年各具专长，为祖国争得荣誉做出贡献时，这里便隐约着校外工作的血这就是校外教育工作者和少年宫的老师们工作的意义、价值和幸福。”
(6)慰问校外辅导员
自从市革委会[1974]100号文件发布以来，在各级党委领导下，中小学校外教育迅速发展，初步形成了由工农兵、机关、街道干部、中小学教师组成的四万人的校外辅导员队伍。广大校外辅导员关心青少年成长，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
为了表示对辅导员谢意，经市教育局提议，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体委、市文化局同意，以六单位名义并报告徐运北、李晨批准，于1975年5月29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慰问校外辅导员文艺体育表演大会，请中央广播文工团马季、唐杰忠，中国歌剧团郭兰英、中国铁路文工团傅学铭、谢天祥，北京评剧团马泰，北京市曲艺团梁厚民等以及宣武杂技团，市业余体校的同学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这次慰问活动规模较大、仪式隆重，市校外教育领导小组成员、区县校外教育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市有关部门负责人、校外教育先进单位负责人和优秀校外辅导员代表共50多人请上了主席台，参加慰问活动的共有一万多人。慰问演出之前由我代表市校外教育领导小组致词，充分肯定大家做出的成绩，表示感谢和慰问。
（7）提出《关于校外教育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意见》。
市革委会[1974]100号文件发布以来，北京市中小学校外教育有较大的发展，据校外办公室调查，市、区、街道和居委会四级校外教育领导机构基本上建立起来；全市共有41000名校外辅导员，比1974年增长两倍半；市区街道和居委会四级校外活动基地初步建立和健全并形成网络，全市城近郊区共有少年宫10所，街道少年之家34所，居委会少年活动站990个，许多机关、厂矿、部队为其子女建立了少年活动站，不少公园、影剧院、体育场、文化馆（站）、俱乐部为青少年开放，成为中小学校外活动阵地。一些校外教育机构做出了优异成绩。
宣武区大栅栏街道建立了一所少年之家、24个少年活动站，有13个居委会常年为学生免费开放电视，18个居委会将不能入托的学龄前儿童组织起来成立小班。全街道共有常年校外辅导员509人，寒暑临时抽调做校外教育工作人员达1100人。一年多来，举办《金光大道》等20多部小说连播；组织学生编排文艺节目280多个，举办文艺演出10余场，十个单位举办了好人好事展览。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360工厂有职工及家属2200多人，其中小学生257人，中学生917人，集中居住丰台镇厂区附近。为了丰富职工子女校外生活，该厂自建了青少年活动站，内有电视室、图书室、自习室、文艺室等，建面积350平方米，还有室外活动场地。工厂利用下角料制做了150套课桌椅、12块板报栏、14个乒乓球台，还购置了各种体育、文娱用品，图书报刊。多数职工子女下学后，便来到活动站自由活动。此外活动站还多次举办文艺演出、故事会、冬训长跑、夏委游泳等活动，解决了中小学生下学后和假期无人照管、职工后顾之优。
校外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和单位领导对校外教育工作重视不够，抓的不紧；一些地区校外活动基地数量少，活动内容不够丰富、形式单一；校外工作机构不健全、不统一，职能不明细，上下渠道不畅通；市财税局按[1974]100号文件精神，每学期（半年）实拨校外教育补助费32万多元，对发展校外教育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仍感经费不足，有些校外活动站缺少经费，有些专职校外辅导员的工资补贴没有正常来源。
针对这些问题，根据一些先进地区和单位的经验，市校外教育办公室草拟了《关于校外教育工作的几个意见》，主要内容是强调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把青少年校外教育例入各级党委和革委会议事日程，一年抓两次；区县街道和大单位建立青少年校外教育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或专人，实际工作挂在教育局或文教组；市区（含郊区县城）要建立少年宫，街道（含较大的机关厂矿、部队）要建立少年之家，居委会（含单位家属大院）要建立少年活动站。并对宫、家、站的性质任务规模，辅导员数额、活动室设置、工作内容、方法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意见》要求市区和单位所属各类文化体育场所，公园等常年定期对青少年开放，免费或半价提供中小学和各青少年活动站，为开展校外教育使用。此外，建议市区财政部门和未建活动站的大单位按每生年25元的标准提供校外活动经费，经费由校外教育办公室统一使用。
此《意见》广泛征求意见修改后，报送了市革委会，建议作为正式文件下发。市革委会主管领导原则上同意，后因发生地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未能成文下发。
此《意见》讨论稿，在一定范围内流传，有的地区实际上参照执行，如石景山钢铁公司职工子女遍布石景山区，该公司不好直接建立职工子女的校外活动站，故按每生年25元的标准，支出校外活动补贴费，按年拨给区校外教育办公室使用，一直持续了多年。
（8）1976年7月校外教育工作会议。
为了总结一年多来的校外教育工作，交流经验，讨论今后工作意见，市校外教育领导小组于7月8日召开北京市校外教育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城近郊区校教育办公室主任，部分街道校外教育办公室，少年宫、家、站负责人和小学革委会负责人共60多人。
会议由我主持。市校外教育办公室负责人高育民在会上报告了本市校外教育的基本情况和《关于校外教育工作几点意见》说明了讨论稿中的一些问题。
7月9日扩大举行经验交流会，市区街道与小学校外教育工作者近千人参加会议。会上有六位同志发言：西城区丰盛街道党委常委张春生讲《牢固占领校外阵地，引导青少年在三大革命斗争中茁壮成长》；海淀区西颐中学政工组组长张志勇讲《坚持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认真搞好三结合校外教育工作》；解放军总字3603工厂党委副书记牧野讲《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办好校外活动站》；东城区景山学校校外教师宋振华讲《搞好校外教育是人民教师的光荣职责》；宣武区大栅栏街道文教组组长于瑞林讲《建立健全三结合校外教育网，巩固发展校外教育事业》；海淀区兰靛厂街道苏州街居委会校外辅导员张德荣讲《做校外辅导员的体会》。
大会发言后徐运北讲话，他说“搞好青少年的校外教育工作是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的一件大事，”要求大家提高认识，切实加强领导。“各级校外教育领导小组要定期开会，研究校外教育工作；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争取和协调工青妇、工人民兵、公安、教育、文化、体育、园林、出版各部门共同抓好校外教育”。
座谈会对市校外教育办公室提出的《关于校外教育几个问题的意见》展开了讨论，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二十三、师范教育与师范学校
1965年本市共有4所师范学校。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停止招生。1970年中小学普遍复课之后，小学教育事业有一定的发展，严重缺乏师资，市委、市革委会要求区县各建一所中等师范学校，解决本区县小学师资问题。市教育局恢复原有的北京市第一、二、三师范和通县师范学校，分别归属崇文、宣武、海淀与通县教育局领导。东城、西城、朝阳、丰台、石景山、门头沟、大兴、房山、昌平、延庆、顺义、密云、平谷14个区县教育局新建了师范学校，此外，燕山石油化工区与北京铁路局相继新建师范学校，市教育局直属北京外国语学校、改为外语师范性质的学校，北京幼儿师范学校也得到恢复。这样，截止1975年初，全市共有师范学校21所，学生8480人。
1973年3月我调市教育局机关时，设有大教育组，统管中小学、幼儿园，师范学校教育。1974年初调整机构，教育组一分为四：成立了城市教育，农村教育、中专幼儿教育、校办工厂等四个教育组。中专幼教组负责管理师范学校。
我作为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分工主管中小学、幼儿园、中专、师范与特殊教育全部业务工作。关心过问师范教育自然是我的天职。开始时，我的工作重点在建校，主要是倡导、督促、帮助各区县恢复和新建师范学校。我曾亲自到过半数以上的区县检查师范教育工作情况，围绕着恢复学校与建校、选址、调人、解决财与物，以及建立正常教学秩序等问题做些指导和推进的工作。
基本走上“正规”之后，由于中小幼方面的工作很多，我忙得顾不过来，师范教育则需具体地管，因此党委确定将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杨宗志（原为兼职）从办事组抽调出来协助我分管师范。我多是原则的管管，宗志和中专幼教组的同志为促进师范学校的建设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
（1）中等师范学校教学计划与教材。
各区县先后办起师范学校之后，市教育局于73年6月颁布了统一的教学计划。学制定为二年，课程有政治、语文、数学、史地、教育革命、理化、农基、体育、美术、音乐、劳动、实习等。各校基本上按照市局统一要求开课。
为了解决教材问题，市教育局于1971年成立了师范教材组。这个组具有临时性质，几十位工作人员都是从市局直属单位和区县师范学校抽调上来的，在市教育局教材编写组领导之下工作，党委分工由韩作黎同志主管。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师范教材组共编出中师教材九学科16册，陆续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师范学校恢复和新建之后普遍采用市编教材。此外新疆、福建、河北、宁夏等省市的几十所中等师范学校也采用本市编写的教材。
师范教材组完成教材编写任务之后，本应自行解散。1974年初，中专幼教组给党委写报告说“考虑到教材建设是长期的任务；区县学校普遍反映新编教材需要不断修改补充，又急需编写教学参考资料，并开展学科教学研究，故建议保留师范教材组。我们几位领导传阅了这个报告，韩作黎同志签批了“可考虑保留，人员要精简，”的意见，我签批表示同意老韩的意见。赵唯里也赞成，后来又在党委会上正式讨论认定。
这样，师范教材组即正式列编，成为北京市教育局教材编写组之下的一个小组，由十人组成，负责师范教材与教研工作，这个组一直沿续至今。
（2）1974年8月北京市中等师范学校教育革命座谈会。
为传达贯彻中央26号文件精神和市委批示精神，市教育局于1974年8月14日召开北京市中等师范学校教育革命座谈会。这次会议是由杨宗志带领中专幼教组的同志负责筹备的，会议的内容安排曾在党委会上汇报。开会期间因我同赵唯理一起出席北京市委扩大会议，所以没有出席这次师范学校教育革命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有十九区县所属师范学校的负责人和教育局主管领导共四十余人。杨宗志主持会议。会上有三所学校的代表中心发言：通县师范学校代表讲《编完“晚明尊法反儒进步思想家李势资料”的体会》；第三师范学校代表讲《从“三字经”开刀深入拟材批孔》；东城师范学校代表讲《我们是怎样研究法家教育思想的》。
各校代表发言之后，韩作黎讲话。他传达了江青关于“青少年粗知一点马列主义，敢于批孔老二”的批示，阐述了重要意义之后，强调“师范学校要普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马克思主义占领阵地，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开展批林批孔，研究儒法斗争历史和整个阶级斗争史，提高广大师生路线斗争觉悟。”
他说：师范学校批林批孔，如何“学批联”还是个大问题？要求各校学习先进单位的经验，通过儒法斗争历史的研究，弄清革新与保守，前进与倒退等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的大量大非问题，坚持“开门办学”，深入到工农群众之中去，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3）1974年11月北京市中等师范学校教育革命讨论会。
1974年中等师范学校办学走上了“正规”，从政治方面说，各校按照各级党委的布置，随中小学一起，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提高“路线觉悟”；从业务方面说坚持开门办学。师范学校的教育革命究竞如何搞？认识不一，学校干部纷纷要求开展讨论，上级给予指导。在这中情况下，市教育局于1974年11月22日至23日召开了教育革命讨论会。
参加会议的有各师范学校的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区县教育局主管领导人、师范大学、师范学校有关负责人共80多人。
会上有五所师范学校的代表发言，谈认识讲做法、介绍经验：延庆密云师范代表讲《联系实际批林批孔》、西城师范代表讲《语文教学教育革命》、东城师范代表讲《改革数学教学工作》、丰台师范代表讲《改革美术教学》。
我在会上做报告。首先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本市中小学教育革命的形势，要求师范学校的干部教师关心和认真研究中小学，特别是小学教育革命与发展的状况，从中得出适当的结论，用以指导自身工作，使师范教育适应中小学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
我在会上提出当前师范学校教育革命的四大课题，并一一论证，要求大家予以重视，认真探讨和实践。创造新鲜经验。这些课题是：①采用多种形式办学，培养更多的合格教师。②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与路线教育工作，使师范学生成为反修战士、教育革命的积极分子。③适应社会新形势的需要，注意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使毕业生成为合格的班主任。④适应开门办学的需要，注重师范特点，便师范毕业生成为能文能武的教师。
会议经过一天的热烈讨论，最后由杨宗志小结发言。他指出这次会议具有讨论性，要求各校围绕着我提出的“四个适应”深入探讨实践，深入开展教育革命。
（4）区县教育局主办中小学师资培训班。
1970年以后中学有较大的发展，而北京师范大学和师范学院都在“闹革命”没有招生，几年之内不会有毕业生补充中学教师队伍。
1973年8月市委市革委会决定“普及高中” ，中学师资矛盾更加突出。根据这种情况，市教育局和市委科教组商讨并报市委、市革委会决定采取应急措施：责成各区县教育局主办中学师资培训班，请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支持协办。多数区县中学师资班设在师范学校，有的区县单独办班。市委、市革委会批示师大、师院各负责九个区县的中学师资培训工作，派人参预教学与组织管理工作；区县教育局与两院校共同编制教学计划，并组织实施。
中学师资培训班分语文、数学、外语、等若干专业班，学制两年，多数采用北京师范学院师训班编写的教材，如《先秦儒法斗争文选》《现代汉语修辞》《现代汉语文法》《立体几何》《解析几何》等。这类师资培训班一直持续地办。
在此同时，由于中等师范学校1966年至1969年没有招收学生，1969年至1972年没有毕业生，小学教师队伍得不到补充，因此市教育局决定采取应急措施，招收录用高初中毕业生，由各师范学校举办短期小学师资培训班，学制1-2年不等，有的仅用半年时间，略做培训便紧急上岗。
据人事部门统计，1968年至1978年十年间直接招收录用高中毕业生10609人，初中毕业生5666人，以补充教师队伍。这些新教师多数经过区县中小学师资班培训，其水平很低。
（5）1975年9月师范教育工作座谈会。
1975年初，毛泽东发出关于“理论问题”“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三项重要指。，随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政府的运动，贯彻全国四届人大会议精神。教育系统就“如何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问题”深入开展了教育革命。1975年8月市委召开城市中学教育工作座谈会对学习理认开展教育革命的情况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贯彻这些精神，总结并进一步推进师范学校教育工作，市教育局于1975年9月13日召开师范教育工作座谈会。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区县教育局主管领导人，各师范学校负责人、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共88人。会议采取经验交流、书面发言、到学校参观与小组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杨宗志同志在预备会上讲话，说明座谈会的目的要求与具体安排后，次日开始陆续参观延庆、师范学校、北京市第三师范学校、密云县北庄公社五、北京七中数学教学改革展览会、房山县常乐寺中学抗大班等四所学校，请校领导和教师介绍教育革命的经验，有的还安排毕业生发言讲受教育的收获体会；此外还观摩了宣武师范学生为会议代表准备的文艺专场演出。经过一天的讨论最后由我做会议总结讲话。
北京市中等师范学校恢复以来，面对艰难的局面，为了满足教育事业发展的急需，20所师范学校在北师大、师院的支持下，积极创造条件，实行多种形式办学、多数学学校除办普师班外，还设有中学师资培训班、师资短训班。有的学校还办有中小学财会班、医务班、幼师班，有的还承担在职教师业务进修工作。可以说师范学校知难而进，需要什么就做什么。
五年来师范学校共培养出20000多名中小学教师，300名幼儿教师。约占文革以来新补充的教师的二分之一占在职教员总数的六分之一。20所师范学校共有教职工1495人，其中共产党员496名，占教职工总数33%；在校生7727人其中党员774名，占学生总数9%，师生们团结一致诚然服困难努力办学，做出了很多成绩。不少师范学校继承本市中师优良传统，每学期开学第一周集中进行政治思考与专业思想教育，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全市有了统一的教学计划，使用统一教材，许多学校注重教学研究，教育质量有提高。
我充分肯定了这些成绩之后，指出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急需补充新教师，大力提高教师的水平。1975年在校中学生105万人，1977年将达130万人，1978年120万人，1979年108万人，1980年97万人；1980年在校学生数将比1975年增一倍多，比1965年增长10倍。中小幼教师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中学师资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约占三分之一。外语等少数学科师资缺额较大，如不解决，这些学科教学计划将是“纸上谈兵”无法实施。
为此，我要求师范学校和师大师院的同志深切了解这一形势克服困难、同心同德加速发展师范教育。
我在报告中提出“师范教育应面向小学，在中学教育大发展，师大、师院又不能正常提供中学师资，迫不得己的情况下，我们不能采取应急措施，要求师范学校在当前特殊时期，还要面向中学，在办好普师班，小学师资培训班的同时，在师大、师院帮助下，办好中学师资培训班”。我要求师范学校“以毛主席的三项批示为纲，深入开展教育革命，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既要坚持开门办学，又要保证教学时间，认真抓好文化课教学；学生学工、学农、学军和直接参加中小学教育实践活动（包括实习）时间要加以控制，一般不超过全学年总时间的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时间保证上好文化课”。“要学习五、七中学郑国新和常乐寺中学抗大班几位教师的革命精神，认真钻研改革教材教法，提高教学质量。”“要突出师范特点，重视文艺体育活动的开展和技能培养，要像宣武师范那样，把学生生活活跃起来”。
(6)师范学校文艺调演。
在9月座谈会期间，予会代表观看了宣师范
及其他一些学校学生的文艺演出，听到我讲话中强调“突出师范特点，注重文艺体育工作与教师素质的培养“之后产生同感，纷纷要求市教育局采取措施促进师范教育“活起来”。
为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动师范文体
活动广泛展开，经我们研究，争得赵唯理、韩作黎同意，市教育局于10月中旬发出通知，定于12月下旬举办规模较大的师范学生文艺调演活动。
首先成立了工作小组。工作小组由市教育局中专幼教组、市少年宫、师范教材组、市电教组和部分师范学校的干部教师共10人组成。11月17日至12月13日，各师范学校组织本校文艺会演，工作小组的成员分别参加各校会演活动，从117个节目中选拔出38个优秀节目，又经过加工排练，于12月16日、22日在北京实验影剧院，白纸坊大礼堂举行三场会演。随后，又从中精选出21个节目于12月27日在北京实验影剧院公开演出两场，招待社会各界人士和普教系统干部教师。
演出节目多是歌颂毛泽东、歌颂祖国的节目，有独唱、合唱、舞蹈、京剧、豫剧、琴书、对口词、雕塑剧、器乐秦等多种形式。特别突出的是东城师范学校演出的大合唱《长征组歌》人们说“可与总政文工团的演出比美”；外语学校的舞蹈《小草帽》等获得好评。这次会演一些报刊、电台、电视台还专门报导。通过这次调演推动了师范学校的文艺活动，扩大了影响，并初步形成了市区县和学校联合关注师范学生文艺活动的局面。
(7)师范学校办学条件概况
1970年中等师范学校陆续恢复，从4所发展到1975年的21所，除一、二、三师与通县师范使用原校舍，幼师使用原教育行政干校校舍外，其他均是从中学校舍中调挤改建成师范学校校舍的。1972年至1976年师范学校的发展状况如下表：
年度
校数
班数
招生
毕业生
在校生
教职工
1972
19
165
3891
1801
4525
1221
1973
19
198
3952
473
8018
1366
1974
20
214
4219
4017
8250
1500
1975
21
189
4360
3937
8480
1628
1976
20
190
2712
4037
7080
1707
随着师范教育的发展，事业费不断增加，师范生人均占有经费数额不断提高。1972年至1976年师范学校事业费支出情况见下表：
年 度
支出（万元）
生均（元）
1972
260．9
528．25
1973
305．2
378．71
1974
333．96
401．06
1975
368．19
491．25
1976
343．46
479．89
师范学校经费虽有增长，但与繁重的任务，简陋的设备条件状况很不适应，多数师范学校物质条件很差，经费不足，校长教师们在较困难的条件，竭尽全力的办学。
二十四、幼儿教育与恢复幼师
1973年2月，我到市教育局任党委副书记，主管中小学、幼儿园和师范的业务工作。我的主要精力在中小学教育工作上，在此过程中不断地听到关心幼教的呼声。当时市教育局城市教育组有季魁华、李家营、裴玉兰三人管幼教。她们熟悉业务，事业心责任感很强，热情很高，自觉地做了大量地调研工作，经常来断地敦促我抓抓幼教“那怕点一下也好”。当时我很忙，抽不出整时间听取幼教工作汇报，于是老季等三位同志便常常利用午餐时间抓住我，几个人端着饭菜边吃边交谈幼教情况，并拿出不少有关幼教材料给我看，以各种形式主动争取领导。区县幼儿园的事迹强烈地打动着我的心。记得一次应邀参加宣武区幼教工作经验交流会，大会上一些园长和教师介绍“艰苦奋斗，勤俭办园”的经验的克服种种磨难，忠于幼教事业的事迹十分生动。我在会上讲话也很动情，慷慨激昂，形成上下情感呼应。会议结束之后，许多同志围住我，感谢我对幼儿园教师的理解和关心并诉说苦处，几乎是恳求上级领导多多关心指导幼儿园的工作。从此，我主动“牵头”将幼教工作抓起来。
（1）首次召开幼教经验交流大会。
1973年5月北京市幼儿园被撤消停办，房屋被挤占，设备遭破坏，幼教行政管理、教研、培训机构被取消，全市幼教工作处于瘫痪状态。1970年同1965年相比，幼儿园数量减少146个，入园幼儿减少1.4万人。幼儿园正常工作秩序被打乱，各项工作质量全面下降。
为了恢复幼教工作，市区县的同志曾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在此基础上，经市教育局党委同意，我首先打到市妇联、市总工会、市卫生局负责同志商定以四家名义召开幼教经验交流大会，肯定近一两年来大家做出的成绩，唤起各方面关注幼教事业，关心和指导幼儿园托儿所开展“教育革命”。
1973年5月11日，北京市幼儿教育、卫生保健系统经验交流大会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这是文革以来召开的首次全市性的幼教方面的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市和区县革委会及工农、财贸、财政、文教、卫生、街道等各口负责人，部分中央和市属厂矿、机关、部队负责人和幼儿园顽固长、教师代表共2700人。
会议由市妇联副主任除光主持。东城区府学幼儿园、首钢公司行政福利处、公安部幼儿园、石景山文教局、东城红日路九条托儿所、西城区新街口幼儿园、宣武区大安澜营幼儿园、宣武区陶然亭橡胶厂、积水潭医院托儿所等九单位介绍经验。我在会上做报告，市卫生局负责人金茂岳讲话。之后，西城棉花胡同幼儿园、东城东华门幼儿园、朝阳三里屯幼儿园、宣武实验幼儿园、海淀六一幼儿院及国棉三厂、首钢、北航等属幼儿园演出了15个文艺节目。
我在报告中阐述了“幼儿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环节；办好幼教是解放妇女的重大措施；发展幼教事业，体现党和政府对群众生活的关心、对下一代成长的关怀”。“希望各级领导充分重视幼教事业，体现党和政府对群众生活的关心、对下一代成长的关怀”。“希望各级领导充分重视幼教工作，把幼教列入党委和革委会工作议程，每年抓两次，切实解决好幼教工作中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一系列实际问题。要求各级领导认真抓落实，业务工作有人管，认真总结经验，表彰先进，以点带面。
报告建议各级领导发动群众，自力更生，积极发展幼教事业。我扼要介绍了首钢办起三个园所、收托幼儿1300名，比1965年增长53%；石景山区教育局办起教工幼儿园，基本解决了教师子女入托难的问题；西城新街口幼儿园挖潜力，收托幼儿数从原来的400人增至800人并做到经费自给；宣武区橡胶厂托儿所幼儿园向社会开放，为33个兄弟单位的职工解决了子女入托问题。报告说明了当时普遍存在的入托难的问题之后，大力提倡机关、厂矿、个事业单位自办幼儿园、托儿所，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街道园所，办好市立幼儿园，提高水平。要求文革以来合并或撤消幼儿园、托儿所的逐步恢复起来；占用幼儿园托儿所房产的立即归还；合格的保教人员下放干校或调做他用者尽快调回归队；机关企事业单位主办的幼儿园托儿所尽可能向社会开放，合理收费；市立幼儿园充分挖潜扩大招生，面向全市就近录取，优先录取工农兵子女。
报告强调“开展‘教育革命’”，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使幼儿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要使幼儿园的每一项工作与活动都切实体现德、智、体几方面的教育。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进行教育工作时，要适合孩子特点，不要生搬硬搬中小学的做法。市教育局拟在群众性编写教材，反复实践的基础上，组织编写全市通用的幼儿教学大纲和教材；要求有关部门为学龄前儿童多创编思想性强、艺术性高的知识读物，生产有教育意义价廉耐用的玩教具；市和区教育部门将采取措施抓好保教人员的进修工作，推进师资培训，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
（2）成立市幼教工作领导小组。
5月的经验交流大会，使市妇联、市总工会、市教育局、市卫生局四家主管领导也从中受到启示，感到有必要长此合作关心幼儿教育。在我提议之下，并经四家党委同意决定成立市幼教工作五人领导小组。推举市委拉教组副组长李晨为组长，市妇联副主任徐光和我为副组长，市卫生局金茂岳、市总工会王静如为领导小组成员。我和徐光主持实际工作，下设办公室，由市妇联、市教育局、卫生局分管托幼工作的干部组成，每半月左右集中在市妇联半日联合办公。
由于教工作涉及工农商、文教卫、人财物方方面面，非教育部门一家所及，市委和市革委会又一时难以将幼教作为大事排到议事日程上，为此通过领导小组协调的形式，使一些实际问题容易得到解决。73——75年门主管文教工作的是市委书记谢静宜、黄作珍、革委会副主任徐运北，主管妇联工会与人事财务工作的是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常务书记丁国玉。由于幼教工作领导小组不仅归口教育，而且归口妇联，这样，就有可能争取更多的市委市革委会领导人直接关心和过问幼教工作，一些相关的问题更容易解决。我作为市幼教领导小组副组长在市妇联徐光陪同下，两次向倪志福、丁国玉汇报幼教工作。他们当声确定本市幼教经费，后来还形成正式文件，这是在当时条件下市教育局难以解决的。
（3）举办北京市幼教干部学习班。
1973年9月5日至28日，市教育局举办北京市幼教干部学习班，共有30人参加，都是从城近郊区教育局幼教组、北师大教育系学前教研组和条件较好的幼儿园中择优选拔的。学习班采取学习文件、群体讨论、重点发言的形式进行。首先学习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回顾文革以来，幼儿园开展教育革命的情况，总结经验找出问题。在此基础上重点研究讨论“幼儿园如何贯彻党泼地主动发展”和“编写幼儿教材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两个问题，中途安排参观了两所幼儿园。
市教育局城市教育组的同志主持学习班。局党委副书记韩作黎于开班的第一天讲话，说明主办此次学习班的目的、意义和内容方法，提出了要求。他着重介绍了全国和全市编写中小学教材的情况，指出编写幼儿教材要处理好政治与业务、批判与继承、典型与一般的关系；要高标准，严要求，形式要生动活泼，故事性强，形象化，喜闻乐见。
学习班最后一天，我到会讲话，介绍了市委1973年8月召开的《中小学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的情况，要求大家深刻领会市委领导关于“警惕右的思想回潮”的一段论述，用于指导功教工作。我提出“幼儿教育必须自觉贯彻和体现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毛主席有关教育革命论述的精神也适用于幼儿园”，“幼儿园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使孩子们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在具体内容、要求、程度和体现方式上不同于中小学；要把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放在首位。用适宜孩子的方式语言，进行教育工作；实行开门办园，使幼教同三大革命实践结合，创造机会和条年，让孩子多接触社会、动脑动手，办些力所能及的事，观察世界，学习生活，把精力集中在能力培养上”。
讲话中我还对个别保教人员粗暴对待孩子提出批评。据事前调查，近两年有少数幼儿园个别保教人员给孩子罚站，或不准按时吃饭、睡觉，不准小便；或不准按时吃饭、睡觉，不准小便；将孩子关进防空洞、掐孩子、打耳光、揪耳朵以至责令一个孩子打另外一个孩子。对此我进行了具体分析之后，指出这是个原则问题，应当引起充分注意，务必对保教人员加强教育，不准再发生这类事。
（4）编写幼儿教材。
1973年9月5月至28日的幼教干部培训班，也是编写幼儿教材的预备会。这次会议之后，以参加学习班的成员为主，组成幼儿教材编写组。该组幼儿教材编写组。该组共十五人，在做好准备工作之后，于10月15日至26日分三组到城近郊八个区和昌平、房山县做调查，先后召开座谈会34次，有67个单位247人参加，其中有工农兵机关干部92人，小学教师9人，幼儿园干部教师146人。参加座谈会的人员就幼儿园教育革命与编写幼儿教材问题展开了讨论。
在座谈会上人们提出的主分意见有：扩大办园规模，解决入托难问题；市立园收费高，一般工人接受不了；经过专业训练的师资缺乏，建议迅速恢复幼师，开办各类短训班、业务知识讲座，提高现有师资水平；市局编印幼儿园工作手册，教师人手一册；设法让调离的幼儿园干部教师归队；区县必须有专门机构和人员抓幼教并及时解决幼儿园存在的人财物等实际问题；下放街道的市立园要求归区教育局领导；建议市教育局成立幼儿教研室，呼吁有关部门创办幼教杂志；让幼儿园参加节日游园和会议演出过多，负担过重，影响幼儿健康。
对于编写幼儿教材的主要意见是极缺政治思想内容好，艺术性强，又符合年龄特点的幼儿教材，最迫切的是语言、音乐和游戏教材；幼儿教材要照顾到各类型幼儿园的特点，适应不同水平要求；幼儿园教育重点在如何通过一日生活对儿童进行教育，编选教材要考虑到一日生活的安排与指导作用。对于幼儿园是否写汉字，是否学习汉语拼音以及要不要精减课程，如何精减意见不一致。
幼儿教材编写组根据群众意见和工作需要草拟了编写北京市幼儿园《语言和常识》教材方案，经韩作黎、卞慎召审查同意，我略看同意后，于11月12日集中二个月时间编写，74年1月至2月份设计幼儿园看图谈话用的画片并请人绘画，同时编写教学参考资料。2月5日至13日有卞慎吾、陈剑戈、季魁华、张慧、赵淑媛等9人参加组成的幼儿教村审查小组受市教育局党委委托审定幼儿园《语言与常识》教材，又经修改补充认定后，送北京出版社出版。随后在本市幼儿园普遍使用。
这套教材当时被认为“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理论联系实际，反映三大革命斗争实际，适合幼儿年龄特点和接受能力，以选编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新作品为主，注意普遍性，适用于城乡各类幼儿园”。“这套教材贯穿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伟大祖国、热爱工农兵、热爱劳动的教育，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集体主义、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教育；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指导进行常识教学，结合农时知四季特征；介绍一些自然现象因果关系；介绍几种农作物，动物、交通工具、能源；介绍成人及其劳动和劳动工具；介绍幼儿园四防知识，进行安全教育”。这套教材按大中小班编写，各包括故事、儿歌、诗歌，看图说话与迹语，篇幅不等。
（5）1974年幼教系统批林批孔与教育革命经验交流大会。
1974年，各类幼儿园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和具体部署下，不同程度地展开批林批孔运动。如何针对幼教实际“批林批也”，怎样以批林批孔为纲推动幼儿园教育革命，是当时区县园所普遍关注和不断不题出的问题。
为了引导幼儿园“正确批林批孔运动，推动教育革命”，市幼教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与市教育局管幼教工作的几位同志认真研讨，决定召开一次经验交流会，以典型经验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
1974年5月28日，北京市幼教系统批林批孔与教育革命经验交流大会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参加大会有市委科技组、市总工会、市妇联、市教育局、市卫生局、区县文教组、妇联、工会、教育局、各类幼儿园园长及其主管机关、厂矿、部队、街道负责人2700多人。、
会议由市幼教领导小组徐光主持，市妇联副主任刘桂英致开幕词，西城区新街口街道幼儿园，北京造纸一厂行政科、石景山区工交局金顶街托儿所、宣武区枣林前街幼儿园、北京邮局幼儿园、西城区福绥境三条幼儿园等六个单位发言，介绍经验。最后由我以市幼教领导小组副组长、市教育局党和副书记名义讲话。
我首先说明“在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本市幼教事业肯一定的发展，现有幼儿园（所）1193处，入托儿童117000人，儿童入托率33%，比73年同期增长20%”，“各类幼儿园坚持开门办园，引导幼儿接触工农兵群众，关心国家大事，重视幼儿的体育锻炼和卫生保健工作”。“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办园、克服困难多收孩子，方便工农兵家长。”
我阐述了“批林批孔”的一般意义与要求这后，提出要在教师中联系实际批林批孔“。主要联系“智育第一”修下主义教育路线在幼儿教育工作中的思想影响；联系“脱离实际”办园、方便自己的思想影响进行批判”。“要注意政策，不要把工作上的一般缺点和错误说成是路线问题批判。”
我在报告中建议各级党委政府工青妇组织和教育部门协力，积极发展功教事业，大力提倡机关、部队、厂矿、企事业单位创办幼儿园，扩大容量，在解决自家子女入托问题的基础上，向社会开放。
我要求“各类幼儿园以毛主席的教育思想为指针，开展教育革命，上好‘阶级斗争主课’，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一岁到七岁孩子，接触事物很多，二岁学说话，三岁哇啦哇啦跟大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的论述，以各种方式引导孩子接触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在玩和做中受教育，学知识，改变旧的一套。”
此外，表明近一年有关部门为幼儿创编了大量文艺节目，出版1500种图书，生产添置了六千多件大型玩具设备；呼吁各级领导、社会各方面继续关心幼儿园，改善办园条件。
（6）筹办（恢复）北京市幼儿师范学校。
我在同幼教系统的同志多次接触中听到的重要呼声之一是恢复北京市幼儿师范学校，在关注幼教工作过程中也感到保证幼儿园教师有可靠的来源，搞好在职幼儿园教师的进修，办好幼儿园必须恢复北京幼师。
听说原北京幼儿师范学校是一个很好的集体，文革中被争散，干部教师分散在各中学，人权归区革委肢，原校舍也被外单位“占领”很难恢复。市教育局曾于73年底提出委托西城区办幼师的建议，未有结果。我想，恢复幼师是幼教育事业发展的必然，早晚要恢复，晚恢复不如早恢复。因此一方面在市局党委会上提出建议，另一方面直接找到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常务书记丁国玉汇报幼教工作，在此过程中直接提出恢复北京幼师的建议及其原由，终于获得他们的支持，并得到他俩“迅速办起幼师”的指令。而后又把这条指令拿回到市教育局，市幼教领导小组传达贯彻落实，并以此争得西城区及有关部门的支持。
1974年6月15日城教组起草了“关于筹办北京市幼儿师范学校的请示”，说明“遵志福、国玉指示筹办幼师”，“北京幼师面向全市，委托西城或海淀区承办有困难”，“拟由市教育局承办，为市直属单位之一，它的任务是培训幼儿师资、兼管幼儿教师在职业务进修；组织儿幼儿教育教学研究和教材编写工作”，“校舍拟在中学基建指标中拨出6000平方米”，“幼师班学制两年，首批招女生200名”，“进修班每年一期，招收在职教师200名”，“幼师干部教师定编50——60名，工勤人员25名”，“拟将原幼师、原幼儿教研室和幼儿教师进校九名干部教师立即调回安排在北京幼儿教师工作，另建议从各方面招收调配一批适宜的人员到幼师工作。
报告经我修改后签批了“同意、速报，先请赵、韩、白阅示”字样。他们三位均划圈表示认定我的意见。这样，局办公室便以市教革字[1974]082号文件向市委、市革委会科教组并各位书记、主任报告。报告上去大约一个月后，市委市革委领导批示同意按此方案筹办幼师。从此市教育局政工、办事、城教各组、分工管人事、财物、基建、师范的人员分别行事。
局党委副书记白鹤分管政工、办事组，由他牵头负责校舍、人员等方面的筹备工作。我分管教育各组，统管业务，负责幼师教学计划、招生设计等方面的筹备工作，同时协助老白解决一些难题。市教育局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杨宗智在办事组任实职。党委责成他参与筹办幼师的工作。这样，白、杨和我三人实际成为筹办幼师的领导小组。
说到“筹办”幼师，这里有个小小的插曲：我最初的意向是“恢复”北京市幼儿师范学校。在几次会议上及与同事交谈中也都说的是“恢复”，市教育局于1973年底提出的委托西城办幼师的建议用的也是“恢复”一词。1974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之后，人们对“复辟“一类的词印象深刻，说话办事忧心重重。我由于年青，“根红苗正”自觉得心地坦荡，顾虑较少，遇事很少“多想”，因此总是以“恢复”北京幼师到处奔波。后来，在党委会上讨论开会是才私下里，有的同志提出不要用“恢复”一词，也绝不能“恢复”只能“重办”“新建”北京幼师。同时提醒我注意不要用“恢复”一词。当时，我到不以为然，后来向同事们传达倪志福、丁国玉关于“迅速办起幼师”的指示时，经过人们的提醒我才注意他们的提法是“办起”，而不是“恢复”。我不知道二位书记是否有意使用“办起”一词，排斥“恢复”，但由此感到在市级机关领导层工作，可真是不容易呀！办件实事使用个词汇都需如此“琢磨”，在政治上“推敲”。这次的事想来想去，甭管用什么提法，反正把幼师办起业就得，这样，我在讲话中虽时而还昌出“恢复”一词，但多时改用“筹办幼师”了。
筹办幼师的难题一是调人。尤其抽调原幼师校长何君颀，教导主任李燕怡、郭士敏等，由于他们同在西城区分别在一些学校做领导工作，当时实行党委一元化领导，如果西城区不同意调回，那就很难办。为保证顺利筹办幼师，市局政工组和党委副书记白鹤要我新自找到西城区委主管文教的王书记和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张印斗，求得他们的支持。我据此不仅亲去拜访王、张，还拜托市妇联副主任徐光（原在西城区委工作）协助敦促。这样，不多日子何、李、郭等便陆续调回市教育局；局党委又抽调了邵到幼师工作，由何、邵等人组成幼师筹备组。
筹备组于74年11月拟定了教学计划，确定培养目标是“具有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具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继续革命觉悟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掌握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本领又红又专，身体健康的幼儿园教师”。提出了“坚持政治挂帅，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坚持五·七批示道路，组成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教师队伍，建立革命的民主的团结的师生关系，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七条办学原则。课程设置专业思想教育课、社会实践课、教育实习、政治、语文、幼儿教育、幼儿卫生、常识、体音、音乐、美工等。此外每周安排半日义务劳动，一次课外专业小组活动，分设革命文艺、游戏、体操、玩具制作、教具修理等若干小组。对各门课程教学内容、方法、时数、考试方法都形成具体方案。
筹备小组提出的“教学计划”首先由杨宗志审阅。他写了一份报告转报教学计划提请审阅。同时说明物资方面大体齐备，已有教职工30人商调好，另准备再从普教系统调6人，拟从外省市调几人。准备组织现有教员并请师大协助编写教材。此外就若干具体问题请示党委。
报告送至党委代书记越惟理，他指示：一要有专人抓思想工作，抓批林批孔；二教材可着手编，如来不及可先用师大或天津教材，加以修改；三派工宣队问题请校办组去联系；四（筹备组要去杭州学习）不去杭州，本市师范和幼儿园实践就足够学的。赵阅后转我，我批示：“按赵、杨意见办，我暂不看了。”
北京幼师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于1974年2月招收首批学生。开学之日，我、白鹤参加开学典礼，我在会上讲话。幼师校址原计划在崇文门外龙潭湖百果园（市教育局劳动基地）新建；后来感到远离城市中心不便，于是改变计划将原北京教育行政干校校址（现幼师校址）要回。当时此校址被市科技局等几家占用，市局办事组的同志千方百计，通过市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商议，很不容易将此址要回。1974年8月，幼师校址尚未归回，幼师筹备组已经开始工作，几十名教师陆续调回进入岗位。于是，局党委指令北郊中小学干部学习班（现北京教育行下学院）划出一层楼给幼师使用。幼师干部教师在较艰苦的条件下积极进行各项开学准备工作。当时，我家住在北郊干部班院内，晚间时而看看幼师干部教师，并有时同她们一起练手风琴、唱歌，十分开心；也新眼目睹她们连续工作，感到很高兴。幼师在北郊居住不到半年就搬到现址去了。
当时幼师校址有一栋主楼，一座学生宿舍楼，一个礼堂兼饭厅。开学之时，还有部分房子被市科技局计算机所占用，还有部分房子被市科技局计算机所占用，答应年内搬迁。最麻烦的是操场当中住有一家农民户，据说是“文革”中自己搬进来的，本人说因为生产队占用了他家房层，所以搬到这里来的。筹办幼教必须将这家农民“请出去”，经过局办事组同志与生产队联系并同本人协商，农民同意迁出学校，但要价较高。最初，要求按七间房折价，每间给他一千元。我们几位商议，认为乘“文革”之机抢占教育口的房，还要市局折价给钱，很不公正，于是决定找海淀区农林组和有关公社、生产队领导磋商，请求他们做农家的思想工作。不久，得到的回复是“惹不起”，希望市局拿出一些钱来解决。我们本想退让，但在这时，农户住房又接出2间，7间变成了9间；此后又有发展，到幼师开学之日，农民户发展到了13间，要价至少一万三千元。
为了将这户农民“请出去”，老白和我同市局办事组、幼师筹备组的同志多次研究，很伤脑筋，感到深线不是“确实惹不起”；此外，在自身心理上也很不平衡。我这个人是“软心肠”，没有处理过“民事纠纷”，感到“有理无处讲”，主张拿出万元买个平安得了，免得后患。可是主管财务的领导觉得国家拿出这么多钱，出帐无名，肥了个人，助长政风，不妥。我听了这种意见，也觉得不无道理。经过局党委讨论，最后决定此事拖拖再议，请政府与司法部门帮助解决。这样，便使这家农民在幼师操场中间居住多年，占地面积、住房间数一增再增。据说直至80年代末期，国家花了臣款，才将这户农民请出校门。
（7）幼儿体育表演大会。
73年以来，广大幼儿园开展“教育革命”，其中突出的一点是发展幼儿体育。一些幼儿园编排了许多幼儿体操、游戏、武术，在区县街道中表演，有的应邀在国庆、“五一”游园中演出，受到各方面的欢迎。、
1974年初，中共中内首长（后来听说是江青）指示“要从儿童抓起”。市委领导向我们传达了此精神之后，市体委建议同市教育局联合举办幼儿体育表演会，以落实中央首长的指示，提倡发展幼儿体育活动，促进中小学幼儿园教育革命。
1974年7月13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北京市幼儿体育表演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市委、市政府、各局委办负责人、幼儿园干部教师和中小学干部教师代表万余人。
会上，北京市五幼、四幼、朝阳区三里屯幼儿园、北海幼儿园等表演了幼儿徒手操、哑铃操、椅子操、拳术、刀术剑术等，还举办了有13个游戏项目的“小小运动会”。北京市业余体校少年武术班表演了17项武术。
表演开始之前，我代表市教育局、市体委讲话，要求各级领导、社会各界关心和支持幼教工作，提倡幼儿园全面关心孩子的成长，说明“幼儿正常发育、健康的体魄，除了增加营养，改善卫生条件外，主要是锻炼出来的”，“要求从实际出发，根据幼儿年龄特点，采用科学的方式方法，开展体育游戏活动”。“对于不同年级，不同体质，不同情况的孩子，有不同的要求，保证安全，防止发生事故”，“要求各级教育和体育部门，各主管单位为幼儿园开展体育游戏活动创造条件，提供服务，提供方便”。
这次表演大会影响较大，在一些领导和业务部门的敦促下，市教育局和市体委于1974年12月27日在北京体育馆又举办了一次“北京市幼儿体育汇报表演大会”，推出了公安部、一机部、新华社、总政幼儿园、一幼、五幼等编排的“红缨操”、“游泳操”一批新节目和20多个“小小运动会”新项目。
两次表演大会广泛地推进了广大幼儿园的体育游戏活动，引起了社会各方面对幼教工作的关注。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主要是“过量”非科学化，不利于幼儿身心发展。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某市立园组成的一个表演队，一个月内市区、街道指令或企事业单位邀请表演了20余场。一位“主角”患感冒，喉咙溃烂，也不得不“顾全大局”参加表演，甚至重病不起，家长提出“抗议”要求“退园”。此外，从市区教育部门到幼儿园普遍实行演出节目的幼儿奖给几块巧克力糖或午餐增加鸡蛋的待遇。这样一些幼儿园中形成“有糖”“吃蛋”与旁边看两个“幼儿阶层”。有的幼儿园供给演出队的糖蛋又出自全体幼儿的生活费，这样使形成许多矛盾，在幼儿心理上造成了不良影响。针对这种情况，市教育局发出了通知并向市委反映情况，提请注意。
对于幼儿园开展体育活动的问题，以及若干幼儿体育项目、技巧、动作，是否利于幼儿成长，这在幼教界、体育界、卫生界人士中也有不同的认识和主张。当时虽不像现在这样敢于争鸣，各抒已见，但市教育局和我本人也听到一些，我们也曾议论过。后来，我请季魁华、李家营营等组织一些人专门研讨，结论如因我暂离市局未亲自过问。
（8）市革委会京革发[1974]135号文件的形成。
1972年，特别是1973年以来市教育局会同市妇联、市总工会、市卫生局，并通过市幼教工作领导小组协调的形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关心和推动幼儿教育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这毕竟是业务部门联合性的举动，未正式纳入各级人发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致使幼儿教育事业发展与幼儿园工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总是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
根据这种情况，幼教工作领导小组商定，组织人力对全市幼教工作进行一次调查，在此基础上草拟给市委市革委会，请求正式发文，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加强幼教工作的领导。我责成市局管幼教的三位同志首先草拟了调查提纲，在领导小组会上议定之后，从市妇联、市总工会、市卫生局、市教育局及区县抽调了60余人用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对城近郊八个区幼教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其中以西城、朝阳和中央市属若干单位，街道和幼儿园为重点。各调查组完成调查任务之后，我同徐光听取了汇报，并同调查组成员一起分析材料，针对问题研究对策。在此基础上，于6月20日形成《关于幼教工作的调查报告》（讨论稿），6月29日形成《初稿》，7月8日形成正式稿上报市委。随后，市委市革委会领导倪志福、丁国玉亲自听取我代表四家的汇报，同时听汇报的还有市委科教组、市财政局、市计委、建委、文卫、财贸等各口的领导人。1974年8月16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京革发[1974]135号文件批准并转发市妇联、市总工会、市卫生局、教育局《关于加强幼教工作的报告》要求各区县局革命委员会认真研究，切实加强对幼教工作的领导。同时，正式确认市幼教领导小组为市革委会之下的机构。
市革委会批转的《报告》首先说明“文革”、“批林批孔”以来，“本市幼教战线出现了新的面貌。全市城市地区共有各类幼儿园、托儿所1193处，收托儿童117800名，有工作人员24900人，入托率为32.8%。其中工矿、机关、部队主办的园所829处，占70%；教育卫生部门办的园所63处，占5%；街道办的园所293处，占25%”。“广大幼教干部、教师坚持革命路线，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勤俭办园，方便工家，改革教育……成绩显著”。
报告指出存在的主要问题之后，提出：“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多快好省地发展幼教事业”、“做好保教人员的补充与培训”、“加强党的领导，健全幼教工作机构”等四条意见。
市革委会同意每年从市财政中拨款150——180万元分别划给区革委会掌握，用于新建、扩建幼儿园、为一些幼园（所）经费不足，可以使用职工福利费给予补助；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送子女入街道办、民办园所，可以从所在单位职工福利费中每月支付3元给园（所）作为补助费；市劳动部门每年批给一定数量的用人指标，补充幼教队伍；责成师大开办幼教专业，市教育局办起幼师、各区县师范学校增办幼教班，培养幼教师资提高水平；计委划拨一批木村指标，用手生产幼儿园桌椅、木床和大型玩具……。
这样，一批实际问题初步得到解决，幼教系统的同志很高兴，我和市局市妇联其他领导同志也感到欣慰。
（9）召开北京幼儿教工作会议。
1974年10月11日至12日在市革委会第四招待所召开北京幼儿教育工作会议。参加会议有区县革委会主管幼教工作的副主任，教育局、卫生局妇联负责人，市属14个万名以上女职工的局（总公司）和各市属局主管幼教的负责人，中央机关、部队驻京单位有关人员，市革委会科教、文卫、工交、财贸、建筑、农林各组，市财政、劳动、人事、房管、规划、教育、卫生各局，市妇联、市总工会负责人及部分幼儿园教师干部代表共184人。
会议由李晨主持，首先由我做关于幼教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之后，清华大学幼儿园、首钢公司革委会、朝阳区双桥公社黑庄户大队党委会、东城和平里街道委员会、海淀街道委员会的代表介绍经验。分组讨论一天，最后市委市革委会负责人讲话。
我在报告中介绍了一年来本市幼教系统工作的情况、幼教工作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着重用大量的典型事例、数学说明城近郊区幼儿入托难，主要是自1968年以来合并撤消幼儿园404处，一些现存幼儿园、托儿所困难多，难以维持，家庭私托收费高、教养差，入不起，家长存在种种担忧。此外全市保教人员36岁以上者占三分之一；许多幼儿园房舍被占或破旧失修，教育经费不足；街道办园需从企业公积金中补贴，企业负担过重；针对这些问题对各口各主管部门提出了具体建议。
黄作珍讲话要求各级党委提高对幼教工作的认识，把幼教工作摆到党委议程上研究讨论；要从路线上政策上把握。发动群众，组织各个方面的力量办幼教事业。
徐运北讲话说，如此规格的幼教工作会是解放后头一次。发展幼儿教育事业，办好幼儿园是各级政府、文教卫生、工交、农林、财贸、机关、厂矿、街道各部门、工会妇女组织的共同责任，各从自己的角度加强工作，互相配合，不要互相推诿、观望。他要求区县要像市里一样成立幼教工作领导小组，采取措施推动幼教工作。区县革委每年要抓两次。
这次会议之后，各区县纷纷召开了类似的工作会议，传达此次会议精神，讨论贯彻135号文件精神。各区县成立了幼教工作领导小组，初步形成工作系统。引外，幼教工作中有些实际问题也有所解决，幼教工作同前两年比算是有眉目。
（10）1975年北京市幼儿教育工作经验交流会。
1975年2月，我当选取为全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3月调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办的读书班脱产学习，至7月初结束。在此期间我的工作由局党委书记赵惟理和领导小组副组长杨崇场地代管。7月初回局后，又继续过问幼教工作。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市革委会[1974]135号文件精神促进幼教事业的发展，市幼教领导小组报经市革委会同意，于10月31日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北京市幼教工作经验交流大会，各区县革委会主管托幼工作领导，区县局（街道大公司厂矿）教育、卫生、工会、妇联负责人，部分幼儿园负责人2000多人参加会议。
会上宣武区幼教育领导小组，纺织局办公室，西城区卫生局，西城福绥境街道文教组，东城十字坡幼儿园，东城和平里街道共六个单位的负责人介绍了做好托幼事业的发展、教育、卫生保健与管理等方面的工作经验。
会议由李晨同志主持，徐光致开幕词，在六个经验介绍之后，由我总结讲话。我首先说明“近一年新办幼儿园托儿所200多处，新办与旧有园所扩建，挖潜共多收儿童13000名，比1974年增长9%，截止1975年10月八个城近郊区共有各类幼儿园、托儿所1400处，收托儿童13万名，入托率为38.2%。远郊农村共有幼儿园、托儿所5000所，入托儿童12万人，比1974年增长2倍。此外，街道届委会办起‘五·七’简易幼儿园、拒儿所140多所”。“全市百分之八十的百人以上的园所配备了医务保健人员，建立了卫生保健制度。市区教育局办起了幼儿师范学校和幼师班，一年来同师范大学合作培训保教人员4000多人；卫生部门采取多种形式对园所保健员进行了培训。教育部门已编出故事、儿歌、计算、音乐、舞蹈、体育、美工、卫生八种幼儿教材，正在排印，1976年2月供书。广大幼儿教师深入开展‘教育革命’改进幼教工作，出现一批好的典型”。
我在讲话中代表市领导小组要求各级党委和革委会加强领导，依靠群众，进一步发展幼教事业，要提高对幼教工作的认识，大力发展街道、公社生产队托幼组织；提倡机关、部队、厂矿、企事业单位进一步办好幼儿园托儿所。规模较大的单位应单独办园所，规模较小或比较分散的单位按系统集中或几个单位联合办园所，力争两三年内基本解决本单位职工子女入托问题。要求“一定办好现有幼儿园，遵照毛主席‘好生保育儿童’的教导，要从孩子实际出发，采取适合孩子特点生动活泼的形式，积极进行各种教育活动。注重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国家、热爱劳动、热爱工农兵，艰苦朴素的教育。十分重视孩子的身体健康，加强卫生保健，办好食堂。开展文体活动注重群众性，反对只抓少数类子，争锦标。注意解决有些园少数幼儿参加文体表演过多，负担太重的问题”。
（11）1976年幼教工作经验交流大会。
1975年11月，全国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不久，又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活动。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成果，推动幼教工作”，市幼教领导小组报经市委市革委会批准，于1976年5月31日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以市教育局、市卫生局、市总工会、市妇联我名义召开了北京市幼儿教育工作经验交流大会。
出席这次会议有各区县局和街道革委会主管幼教工作的领导，教育、卫生局（处）工会、妇联负责人和机关、厂矿、公司、部队、街道分管幼教的干部和部分幼儿园负责人及幼教战线的先进工作者共2700多人。会议由徐光主持，市革委会副主任徐运北，科教组副组长、幼教领导小组组长李晨出席会议。
大会首先请四位同志发言：西城区福绥境街道党委副书记冯沛然讲《文化大革命给幼教事业带来巨大变化》，北京市床单厂托儿所保育员章兆如讲《破旧谷，当闯将，我爱幼教这一行》，崇文区第五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张玉清讲《开门办园好》，一机部电机研究所幼儿园保健员李学兰讲《为革命做好儿童卫生保健工作》。
随后，我以市幼教领导小组副组长、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名义讲话。首先说明“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集会，几位同志以生动的事实和切身体会畅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畅谈幼教占线的大好形势……这实际上就是对右倾翻案风的有力回击”。
我引用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教导与列宁说的“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这些平凡的，普通的，毫不华丽，毫不夸张，毫不显眼的设施，在实际上能够解放妇女，减少和消除她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上同男子的不平等”论证了发展幼教事业，办好幼儿园托儿所，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修防修理的重大意义。讲话说明“目前，全市各数型园所6031处，比1965增长六点五倍；入托儿童27.7万多人。农村托幼组织文革前只有100处，如今有4400多处。城乡幼儿园改进工作，出现了便利工农群众的多种办园形式和制度”，认为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我要求大家深刻领会列宁把幼儿园称之为“共产主义的幼芽”的思想和毛主席关于“好好保育儿童”的教导，希望“各级领导和广大幼教工作者从路线高度认识幼教，乘强劲的东风，阔步前进”。
我讲话之后，五幼、北航幼儿园、东华门幼儿园、清华大学功儿园、科学院二幼等10所幼儿园演出了11个节目。
（12）1966年至1976年本市幼儿园基本情况统计。
1966年有幼儿园942所、幼儿107563人，教工18654人。1970年有幼儿园786所、幼儿91267人，教工18186人。
1974年有幼儿园951所、幼儿85832人，教工17524人。1976年有幼儿园6031所、幼儿277192人，教工41112人。
（原文见1993年第2-4期《北京市教育史志从刋》连载）
http://ma6065.blog.edu.cn/home.p ... w=me&from=space |
|
发表于 2014-7-27 03:5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