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回应宋彬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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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最近流传《南方周末》上周发表的一组对宋彬彬等人的专访和报道。他们多次提到我的名字。下面是我的回应。

　　在我写的《文革受难者》（2004年出版，52万字）中，有659名受难者。材料主要来自调查采访。南周报道涉及到这本书中的三个人。

　　一，卞仲耘，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负责人，在1966年8月5日在学校中被殴打折磨四个小时后死亡。这一章有两万字长。

　　专访中，宋彬彬用两名外国学者的话来说我对八五事件、宋彬彬和她的父亲的描述是错的。其中一位学者的性别和国别都被宋彬彬弄错。另一位EmilyHonig则回复了我的电邮。Honig不承认曾经对我的文革研究作过宋彬彬所讲的这种否定性评论。而重要的是，即使这两个学者真的说过，也不能证明我的有关叙述是错的。宋彬彬自己也说他们“没有调查”。我在书里描写了卞仲耘被虐杀的过程，描写了宋彬彬在该校文革中的作用，写到了8月18日宋彬彬献红卫兵袖章后，报纸头版关于“要武”对话的报道，和《人民日报》转载《光明日报》发表的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提到宋彬彬的父亲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1日至12日召开）上补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些都是事实。高干子弟和他们的父亲的行为会有互相扩大的效应，这也是常识。我的书里还写了8月18日大会之后，红卫兵暴力大规模升级。在师大女附中校园里，西单“玉华台”饭馆的一名19岁的服务员被当作“流氓”抓到学校化学实验室里，绑在柱子上活活打死。女三中，男八中，师大二附中，宽街小学等一系列学校负责人被打死或者被逼“自杀”。同时暴力虐杀从学校扩到到全社会。北京有1，772人被杀害。这些也都是事实。

　　要说我写得不对，应该指出哪一页、哪一段、哪一行写错了。现在笼统地指责我写的是“故事”而不是“历史”，这不是正常的讨论方式。2012年我曾和刘进见过一次面。我要求她指出我写的卞仲耘之死哪一句不符合事实，她沉吟片刻，说，你书里写卞仲耘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死了。不对，没有死。我们排了班值班，一人两个小时，第一个人时间还没有到，就死了。我当时就请刘进写一篇文章，对我的说法进行反驳。但是一年半过去了，她没有写。也就是说，她能指出的这个唯一的“错误”，她也不能肯定。

　　二，李文波，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榄杆市广渠门内大街121号家中被女十五中红卫兵打死。他的全部罪名是住的房子是他自己的，以及从前有过小产业。

　　8月18日大会后红卫兵“破四旧”，一项内容是没收私人房产。大批有自己房产的人在交出房契后仍然遭到抄家和殴打，有的被打死。红卫兵指控抄家时李文波砍伤了红卫兵（后来有人指出这不是事实）。不但李文波被当场打死，李妻刘文秀两周后被判处死刑枪决（文革后得到平反，中法81中刑监字第222号宣判刘文秀无罪）。女十五中负责人梁光琪，一位和卞仲耘身份经历相似的教育工作者，在同日被该校红卫兵打死。我的书中有更多细节。

　　该报道中，印红标教授说：“杀人高峰出现的缘由，无疑是1966年8月25日的‘榄杆市事件’。”

　　这是本末倒置，把结果说成了原因。在李文波被打死的前一天，8月24日，北京单日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已经高达44人。而作家老舍等28人在8月23日就在北京文庙遭到大规模的殴打和侮辱，导致老舍在24日投水身亡。在8月18日大会后，每日被打死的人数上升，在9月1日达到最高，278人。一共有1，772人被打死。把这样大的惨剧发生归于李文波的甚至还证实不了的反抗是错误的。

　　另外，该报道说，1，772这个数字是印红标教授1993年在北京档案馆发现的，后来被很多学者引用。实际上，这个数字发表在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报》上。不需要他在13年后“发现”一个早已公布的数字。

　　三，张放，北京二龙路中学英语老师，1966年遭到红卫兵毒打，包括“活埋”-把她丢入坑里，把土填到齐胸，再挖出来。1968年春天开始第二轮大迫害“清理阶级队伍”时，她逃到新乡，被当地“革命造反派”抓住。二龙路中学“革命委员会”派人到新乡押解她回北京。在新乡火车站张放遭到“革命委员会”委员的殴打。5月19日她写下“绝命书”后“自杀”。时年40岁。

　　记者冯翔的报道说“不少受难者本身也选择了遗忘”，他举的例子是刘秀莹老师说，二龙路中学女教师张放的女儿烧了案卷，不让弟弟知道。这不是事实。

　　张放家人一直保留着她的绝命书等资料。他们也都知道那个打了张放的“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名字是纪泽华，当时19岁，红卫兵。纪泽华文革后被调到北京第四十一中学，当了校长，2009年被评上北京市“优秀校长”。张放家人写了文章纪念张放但无处发表。他们为张放修建了坟墓和石质墓碑。他们没有想要遗忘。刘秀莹老师也不可能提供关于他们选择遗忘的消息。

　　最后我想谈到报道中多次提到的刘秀莹老师。她1950年代初在师大女附中毕业，因家贫没有升大学，留校教书。她曾经担任薄熙来妹妹的班主任。尽管她在文革前就已经调出女附中，1966年“红八月”中初三学生薄小莹带着红卫兵抄了刘老师的家，把她家的东西“能砸的都砸了”。（在我的发表物中并没有说到薄小莹的名字。但是现在看到她发表的关于她家人的文革遭遇的文章，认为应该把她的名字写出来。）文革后，刘秀莹老师在北京市教育局负责调查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她特别调查了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被红卫兵打死之事。沙坪从1966年8月19日起连续遭到毒打，8月20日在全校大会上被打死。

　　刘老师是2001年出版的《北京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北京教育出版社）一书的副主编。该书指出：“（1966年8月18日后）短短的几十天里，仅西城区教育系统的干部、教师、职工，就有上百人被迫害致死，伤残者不计其数。”该书一一列出了卞仲耘、姜培良、沙坪、华锦、梁光琪、易光轸、张冰洁、王哲（应为两个“吉”组成，对不起，我的这个电脑里没有这个字）、赵香蘅、郭文玉、邱庆玉、刘竞珍共十二名北京中小学负责人的名字，说他们“在这场红卫兵运动中，受尽折磨，含冤致死。”（第255页）

　　2013年11月27日，刘秀莹老师病逝。一个月之后，也是在宋彬彬“道歉”的前五天，12月31日发表的网刊《记忆》（该报道提到其主编吴迪）上有文章说，刘秀莹老师生前告诉他们，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先生出示的一份1967年他调查时写下的笔记，是王晶尧先生伪造的。应该指出，这种说王晶尧先生制作伪证的手段非常刻毒，也很拙劣。王晶尧先生拒绝宋彬彬的“道歉”，他们的这类小伎俩是原因之一。

　　我在1990年代做调查采访时认识了刘秀莹老师，得到她的帮助和指点。2004年《文革受难者》出版后，我向她报告这个消息。她则告诉我，薄熙来邀请她和别的老师到大连度假了，“招待得非常好”。离开时送了他们每人一箱礼物，“非常好的礼物”。她告诉了我“礼物”的内容，以及对他们不要再提文革事情的要求。当时薄熙来正在权势上升时期。2013年法院以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判处薄熙来无期徒刑。那是刑事法庭的判决。刑事犯罪固然要重视，刘秀莹老师揭示的薄熙来对文革历史评判和书写的干预，也值得历史写作者深思。我也一直钦佩刘秀莹老师的诚实、正直和坚持道德原则。我也认为不能把无中生有的事情放在死者身上。

　　我只是个“历史的义工”。我用了大量业余时间来写作文革历史，是为了保留真相追求正义，也是为了让年轻一代从文革历史中受到教育，学会分析外界的煽动和蛊惑，也学会分析自己内心的野蛮和盲从，不要再做文革中红卫兵所做的残忍行为。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ywang7@uchicago.edu。我欢迎读者来信订正增补我已经发表的文章和书。也希望读者们提供资料，一起来参与写作历史。

　　2014年3月25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 ... 201403261030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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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之：《记忆》主编回应王友琴

　　王友琴在《回应宋彬彬等》（共识网 2014年3月26日）一文中提到《记忆》和我，涉及到《记忆》的编辑戴为伟。

　　王友琴这样写道：“2013年11月27日，刘秀莹老师病逝。一个月之后，也是在宋彬彬‘道歉’的前五天，12月31日发表的网刊《记忆》（该报道提到其主编吴迪）上有文章说，刘秀莹老师生前告诉他们，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先生出示的一份1967年他调查时写下的笔记，是王晶尧先生伪造的。应该指出，这种说王晶尧先生制作伪证的手段非常刻毒，也很拙劣。王晶尧先生拒绝宋彬彬的 ‘道歉’，他们的这类小伎俩是原因之一。”

　　王友琴的这一说法有误。关于王晶尧调查笔记被刘秀莹否认一事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记忆》第82期（2012年3月31日）刊发了由王晶尧提供，徐小棣等人整理校对的六份史料。其中有一份是《宋淮云、刘秀莹谈话记录--1966年8月6日的广播稿》。此期发出后，两位当事人宋淮云和刘秀莹给《记忆》编辑部来信，说王晶尧提供的这一史料有误。《记忆》第84期（2012年5月31日），在“来信选登”一栏上，刊发了宋淮云、刘秀莹的来信。这两封来信全文如下：

　　1、宋淮云致函《记忆》：

　　《记忆》主编，您好：

　　我是原北京四中校长杨滨的女儿宋淮云，看了记忆第82期，第101--102页的报道，想说明一下，王晶尧先生和刘秀莹女士不仅没有在67年4月23日去过我家，而且我们三人从未一起见过面。刘秀莹女士在文革之前和之后都没有去过我家，三人在我家会面，与基本事实不符。其中的谈话内容也就无从谈起。特此澄清。请代向王先生致以热诚的问候，卞校长的音容笑貌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祝好！

　　宋淮云

　　2012-4-27

　　2、刘秀莹的三点声明：

　　《记忆》编辑部：

　　我阅读了《记忆》第82期中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宋淮云、刘秀莹谈华记录--1966年8月6日的广播稿》，署名王晶尧。

　　对这篇文章，我做三点声明：

　　一、我于1965年调出师大女附中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4月5日正式调离师大女附中，到中共西城区委办公室工作。1967年调西城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工作。当时组织上规定，不许参加原单位的文化大革命。

　　二、从1966年8月到1967年，一直到2008年以前，我没有听说过刘进广播了什么事情。

　　三、在1967年直到现在，我从未去过宋淮云家，到今日也不知宋淮云住在什么地方，更没有和王晶尧先生、宋淮云一起谈过什么话。

　　请将来信照登。

　　刘秀莹

　　2012年5月7日

　　为了郑重起见，我和《记忆》的编辑戴为伟于2012年夏天三次去刘秀莹家了解情况。刘老师除了再次说明王晶尧提供的这一材料是误记外，她还给我们讲了女附中的历史、她的家庭经历，以及她对王友琴的文革写作的看法。征得刘老师的同意，我们做了录音。当时，刘秀莹老师已患肾病多年，她说自己每天只有两三个小时有些精神。但是，在跟我们谈话过程中，她的思路清晰，记忆惊人。此时，距离她病逝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因此，王友琴说的，《记忆》在刘秀莹老师病逝一个月后，刊发有关文章，借已经病逝的刘老师之口，说王晶尧的调查笔记是伪造的。“这类小伎俩”“手段非常刻毒，也很拙劣”云云，不符合事实。不是《记忆》借已逝的刘老师之口，说王晶尧的材料是误记，而是刘老师在活着的时候亲自写的，亲口说的。

　　关于王友琴提到的“非常刻毒，也很拙劣”的那篇文章，发表在《记忆》第105期，文章全文如下--

　　一生育桃李  终身求真知

　　--纪念《记忆》的良师益友刘秀莹老师

　　潘祛病

　　刘秀莹老师是终生从事中学教育的老教员。五十年代初，她从师大女附中高三毕业考进清华数学系，因为家庭生活困难，而母校又缺教师，她没等大学毕业就退学回校当了老师。

　　此后，刘老师一直在师大女附中工作，从教数学，到教政治；从做班主任，到做教务处主任。文革前夕，她被调到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局。

　　1968年，刘老师在家里与弟弟和几位朋友议论时局：“一句就顶一句，怎么顶得了一万句？说毛是顶峰恐怕不太合适，以前说是朱德的扁担，[ 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一部分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的队伍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国民党对井冈山地区实行经济封锁。中共地方党组织动员群众为山上送粮。朱德经常带领战士下山挑粮。中共建政后，朱德挑粮的故事被收入小学课本，他用过的扁担成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实物。]现在怎么又改成林彪的了……”。结果被朋友揭发。刘老师成了现行反革命，被扣上恶毒攻击毛、林；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文化大革命四顶帽子；抄家、批斗、劳改……

　　上世纪八十年代，经过重重磨难的刘老师回到教育口，先后在北京两所著名的重点中学--八中和四中担任校长，直至退休。

　　2012年4月的一个午后，作为《记忆》的编辑，我去拜访刘老师，事情的起因是《记忆》刊载过一个小资料，其中提到刘秀莹老师在1967年向卞仲耘的家属提供了卞校长受害的情况。刘老师阅后，打电话告诉我们，这一资料有误。此行就是向刘老师了解个中情况的。

　　这是我第一次见刘老师。她因严重的肾病，蜗居在家多年。老人的眼圈是病痛折磨下的青黑色，在说话的时候，不断地挠着手背，皮肤都被抓破了。她告诉我：“咱们这么坐着，我看不清你，眼睛也几乎坏掉了，肌酐值接近透析的指标，皮肤瘙痒得厉害。夏天还好些，你来了，我还有气力和你说话；到了冬天，我就更不好了，几乎起不了床……”

　　关于那则资料，刘老师说得很清楚：“1967年，云谲波诡，我自身难保，根本不可能与受害人的家属联系，更不可能向他们透露什么有用的信息。况且当时我已经不在师大女附中工作了，社会上那么乱，学校里的事，我是几年后才听到的。”刘老师希望《记忆》能发一个更正：“我从来没有去过宋淮云家，更不可能在1967年的时候，在她家开什么会。文革都过去46年了，小资料有记错了(的情况)也都是有可能的事”。 （详见《记忆》第84期“来信选登”栏目《刘秀莹的三点声明》）

　　我抚着老人的手背，想告辞。可刘老师挽留我：“你们办《记忆》是有功德的事，我愿意把我知道的情况告诉你们，通过《记忆》留给历史，留给下一代。”接着，老人回顾了文革中北京中学发生的暴力，介绍了文革结束后，北京市教育局清查三种人的经过：当时市委成立了“清理三种人”小组，组员分赴北京各区县调查文革时期发生的暴力事件，尤其是文革之初红卫兵私设公堂，打人抄家，以及在学校内外打死人的情况。正在大伙干得带劲儿的时候，中央下了文件，红卫兵的事不准再查下去，并且要求大家上交调查笔记，由上面统一销毁。我们后来得知，这是因为当年的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给胡耀邦写了信，为红卫兵辩护，说他们当年保护了老干部，是与中央文革对着干的，并受到了中央文革的迫害，因此不能算做“三种人”。中央因此下了文件，来了一风吹，使所有的调查工作戛然而止，给历史留下了一笔糊涂账。这对于文革研究是一大损失。

　　刘老师还告诉我，“尽管那些调查记录全销毁了，不过，北京市教委还是将建国后的教育情况编了26册《北京市普教资料选编1949-1985》，[ 北京市教育局内部参考资料，不是正式出版物。] 我们都叫它大白本，其中有一本是谈中小学文革时期情况的。尽管已经比调查时的材料删减了很多，但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现在这些资料不知道北京市教育局还有没有了……”

　　虽然衰老久病，但是刘老师记忆力惊人，说起女附中的学生在校的成绩和表现，如数家珍。更令人惊异的是，她的思维敏锐，条理清晰，谈起文革，谈起文革前的教育，往往一针见血：“为什么文革期间会出现那么多打老师、打死老师的事情？这是偶然的？为什么这些悲剧都从高干子弟聚集的中学开始，为什么挑头的都是干部子弟？十七年的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做老师的都给学生教了些什么？”

　　临告别时，老人缓缓地挪回卧室，取来一本她参与主编的《北京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书中夹着一张事先写好的很多老教师联系方式的字条，希望我能看看这本书，再找字条上的老人们做更详细的访谈：“我都跟他们联系过了，到现在为止，北京中学文革中的这些事情并没有完全说清楚。你们要抓紧时间，这些老教师都八九十岁，说走就走了。他们都亲历过各自学校文革最残酷的时期，我希望他们能把这些事讲出来，越多越好，越详细越好。”春去秋来，笔者按照刘老师的嘱托，寻访当年的老教师。历史虽已远去，但许多的记忆还浸没在莫名的恐惧中，待再和刘秀莹老师交流沟通，却传来老人病危入院的消息。

　　《记忆》主编启之先生去医院看望刘老师时，她还念念不忘，希望《记忆》能将关于北京中学文革和十七年教育的历史整理刊载出来，希望更多的当事人说出历史真相。

　　2013年11月27日，刘老师带着她对教育的思考，对文革的反思和对《记忆》的期待驾鹤西去。刘老师的社会责任感，催我上进；她对晚学的推心置腹，令我铭感。刘秀莹老师，安息吧！您的未竟之志，总会有人完成！

　　此文是为了纪念刘秀莹老师写的，作者是《记忆》的编辑戴为伟，文章发表时，她用的是“潘祛病”的笔名。

　　显而易见，王友琴是有意隐瞒2012年《记忆》84期发表的刘秀莹、宋淮云来信一事，将给王晶尧纠错，直接嫁接到戴为伟2013年写的文章上，企图给读者造成一种错觉--《记忆》是在用死无对证的方法来制造虚假信息。

　　这算是什么伎俩，是否“刻毒”，算不算“拙劣”，相信看了这篇小文的读者会做出判断。

　　20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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