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兵：难忘母校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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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母校恩

                                  陈兵



    1964年，我从西城西直门一小考入了北大附中上初中，在此度过了四年的时光。

    那是初秋一个晴朗的天，阳光照耀着金色的大地，爸爸用自行车托着我的行李，我坐公交车到北大附中报到。因为家离学校较远，我是被安排在住校班学习，而高中班的学生都必须住校，这在那时北京中学是少有的。当年北大附中周围是空旷的原野，大片的庄稼地和菜地在秋色中显得勃勃生机，老远就看见了学校的三座大楼，这在北京中学中条件算是上乘的。我充满了自豪，这是我经过几年的小学学习，凭着自己的能力，通过公平竞争考入的好学校，也是取得人生成功的第一站。

    戴上北大附中的校徽，感到非常骄傲，确实我们学校很多高中毕业生都考入了北大，我们戴着附中的校徽就可自由出入北大的校门。其实北大附中的历史并不长，它是在1960年，按照当时的北大校长陆平提出的“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院四级火箭”的思路，把当时的北京104中改为北大附中，作为火箭的第二级，并从北大抽调了40多名骨干教师到附中任教，北大的教务长担任了附中的校长。北大附中得到了北大强有力的支持，很快成为北京的知名中学。

    的确，学校不愧为著名大学的附中，有30多名外国学生在我们学校学习，这在当时是北京中学仅有的两所接受外国友人子女的学校之一，其中有西哈努克亲王的儿子，美国黑人领袖的孩子，他们都分在各班学习，与同学们和睦相处。学校各方面要求很严格，作息时间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每晚九点钟打熄灯铃，学生就要入睡，有值周老师和学生检查。清晨六点，学生们起来排队去锻炼，有时要从学校跑到人民大学以南，来回10里地，一日三餐排队唱着歌去大餐厅就餐，平时不能随便离校，只有周末才可回家。这样的军事化的有规律的生活使我们的身心健康茁壮地成长，同时培养了遵守纪律、团结互助的品格。

    我们的学习是严格而愉快的。学校有许多课外活动小组，我喜欢文学，热爱写作，语文曹老师让我参加了“文艺之窗”活动小组。我们办壁报，发表大家的习作，使我越发与文学结缘，打下了良好的写作基础，受益终生。在后来几十年的生涯中，我把写作当作乐趣，又经过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水平逐步提高，如今已在各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还出版了自己的文集，这些与当时母校的培养是分不开的。

    学校重视我们品格的教育，那时学校许多设施需要完善，就让我们参与建校劳动，以锻炼大家的意志，培养爱劳动、爱学校、不怕苦的品质，而且校领导、老师们身先士卒带头干。记得一个严寒的冬日，我们为铺校园的柏油路挖基础，天寒地冻的，钢镐刨下去只是一个小坑，手都冻得麻木了。这时姚副校长来到我们中间，拿起我的镐就干起来，大块冻土被刨起来，我佩服的五体投地，他笑着说：“你们年龄还小，劲儿也小，长长就行啦。”几十年过去了，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如今北大附中校园里的柏油路还是我们那时打下的基础，几次返校都触景生情，感慨万分。

    我们所在的班集体多次被评为优秀班集体，这归功于班主任钱老师的辛勤工作。他抓住学生的心理特点，男生爱踢足球，便组织了班里足球队，课余时间亲自上阵与大家踢球。在当时学校的小操场上（学校有大、小两操场），课余活动时经常见到男生们在钱老师的带领下生龙活虎地踢球，引得其他班同学驻足观看羡慕无比。钱老师还会木匠活，周日放弃休息给大家做木枪，以便当时学军练拼刺刀用，事业心着实可佳，所以我们的班集体凝聚力强，被评出的五好学生最多，那时愉快的生活仍记忆犹新，钱老师至今得到大家的尊敬。

    那时我们刚走出少年时代，头脑天真无邪，我们的学习生活是美好的，大家住在学校里，每天见不着父母却每天你我他（她）紧密联系在一起。大家都对自己的父母家庭忌口莫深，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共和国诞生后的第一代人，我们的父辈是那样的不同，同学之间的家庭存在很大的反差。我们班有一半同学是党和政府高官及全国知名人士的孩子，其余的有平民家庭的后代，当然也有被视为“阶级敌人”的子女。在那个年代，家庭出身就像一条拴在我们身上的锁链，左右着人生道路的前程。我佩服当时党的教育，不同出身的孩子都统一在一种思想的旗帜下，热爱祖国热爱党，即使父辈是多么的不一致。我也真佩服老一辈革命家教子有方，一位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儿子，从来都对同学说自己的父亲只是个解放军的上尉军官，直到“文革”爆发，街头贴出大字报“炮轰”他父亲，才知是个将军。这位同学严格遵照父亲的嘱咐，没有显耀父亲的官职，没有在班里担任职务，来校或回家都是自己骑车或坐公共汽车。一切都相对公平，党与政府的清廉聚集了人心，所以在物资缺乏的年代能克服了那么多艰难险阻，在如此的氛围中我们也受到良好思想品德的滋润。

    本来，我们都应该挺有前途的，我们中许多人做的“北大梦”应该可以实现的。但事情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后来“文革”爆发了，北大首当其冲，北大附中成了重灾区。校长被打，老师被斗，大字报铺天盖地，美丽的校园被打砸抢糟蹋得不成摸样，我们被中断学业闹“革命”，1968年大家奔赴祖国的四方，上北大的夙愿终究没能实现，在当时的形势下，没有毕业照，没有告别留言，更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大家以为永远不会再相见了。

    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母校—-北大附中更加发展了，诸多学生在国际比赛中获大奖，我每次校庆返校时都感到很大的变化。2008年10月，母校专门为上世纪60年代的“老三届“北大附中毕业生办了返校活动，以弥补“文革”留下的遗憾。1000多名两鬓飞花的学生返回母校，与当年的老师见面，还补照了毕业像，这批当年遭遇“文革”，没有完成学业的“老三届”学生此刻感慨万分，特别见到当年被迫害最深的党支部书记刘美德，大家长时间地鼓掌，为她能挺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至今近80岁的高龄仍来与大家见面感到由衷地高兴。悠悠岁月四十载，未敢忘却母校恩，大家怀念过去的岁月，激动得难以言表，看到母校的巨大变化，又从心中感到欣慰。

              北大附中，我的母校，你永远伴随在我的生活中。



                             陈兵，原名陈沫，初67届5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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