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金声：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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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许金声
　　
　　（注：本文原载《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徐友渔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原文署名为"解全"。）
　　
　　一、文化大革命在动荡的思想状态中来临
　　
　　文化大革命前，我正在读高中。当时，我正处于一种精神危机，活得很艰难，整天都似乎是生活在苦恼之中。--学习目的不明确，感觉不到人生的意义，生活没有信仰的支撑。
　　
　　当时正宣传号召"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学雷锋的运动正在蓬蓬勃勃地开展，在强烈的意识形态的氛围之中，我也认真地把《雷锋日记》读了若干遍，甚至还读了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但感觉并没有解决问题。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的确是我从内心深处产生出来的问题。我渴望解决这个问题，并为之冥思苦想。反复阅读《雷锋日记》，尽管雷锋的事迹也使我有所感动，却解决不了我的实际。在新社会长大，没有吃过旧社会的苦，没有他那种朴素的阶级感情以及对共产党的感恩思想，自然也无法让自己树立起雷锋式的无产阶级的世界与人生观。而且，我也不明白怎样才算"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人生观"？
　　
　　文化大革命前，常去四川省图书馆看书，这是我寻求安慰的地方。记得当时在图书馆看书的人很多，特别是在星期日，阅览室总是座无虚席。这时候，借到书后，就只有到花园里找个干净的地方席地而坐了。
　　
　　一次碰到学校一位思想活跃的年轻老师，他是极少数愿意涉及一些较深问题的老师。我对他谈起了自己安身立命的苦恼。他说我缺乏阶级观点，正是他推荐我读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可是读这本书，翻来覆去却找不到能够打动自己的话语。看来它离自己的状况太远，有一点不着边际，如飘风月影，落不到实处。我为自己的这种思想状况感到着急。一次在成都春熙路旧书店里，偶然买到一本《试论雷锋世界观的形成》。此书从哲学的角度对雷锋世界观进行了一定新的探讨，仅此一点，在当时已经算是足够独特了。我把这本书视为珍宝，反复阅读。我为什么对雷锋缺乏共鸣？我在什么地方不对劲？在当时状态下，我需要有更加理性、更加彻底、更加深刻的东西来说服自己。也许，越是真诚地渴求一种信仰，越是不可能轻易地皈依。
　　
　　这本书写道："一个人虽然关于某种世界观的知识没有足够多，但他确是用这种世界观的指导自己的行为，那么，我们就应该说，他基本上树立了这种世界观。"当时我反省：这段话是否击中了我的要害？树立世界观、人生观是否并非主要是学习知识的问题？我觉得作者说得有道理，也许，我所缺乏的只是实际的锻炼。于是在学校组织到农村劳动时，我分外认真、卖力，并有意多与贫下中农接触。然而，这样做了后我发现自己的苦恼仍没有解决，与他们交流，似乎并没有多少可以谈开的话题。其实，当时我的思想中还活跃着另外一些东西，有另外一些价值观，它们才是真正打动我的东西。记得那时读过一本《科学家奋斗史话》，印象很深，其中一些话对我影响很大： "科学的精神，第一是渴求知识，探究真理，了解宇宙。"
　　
　　"真正科学家的动机，应该比追求生活舒适更上一层，他还应重视生命而使之丰华。"
　　
　　"科学家认为了解自然和宇宙，才是他们最高的目标，至于实际运用，只不过是副业罢了。"
　　
　　这些思想与当时的革命人生观教育有着明显的矛盾，这就使我内心有一种冲突。骨子里，我感到这些思想与自己更亲近，但在现实中，却无法让这些思想与正统的意识形态和谐相处。我很喜欢上述几段话，把它们抄在了日记本里，并辩解地式地评论： "我是从这个角度来接受这些思想的：人的生活包括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两方面，其中精神生活占主要地位，而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又是追求真理，满足'理智感'。也许，我这种对科学的理解已经不属于'为科学而科学'的范畴了。就算这些话是那些'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家说的，我的理解已经经过了扬弃。试问，把精神生活看得比物质生活更重要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1965年10月5日日记）
　　
　　这种思想冲突直到读了《马克思传》、《恩格斯传》、《回忆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等书后，才得到了缓解。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成了我崇拜的英雄，而这种崇拜，又能与现实的意识形态取得某种协调。我所崇拜的，还有科学家爱因斯坦、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等，但在当时的气候下，这种崇拜与主流文化是不一致的。好在马克思、恩格斯与他们有某些相通。
　　
　　当时，我特别喜欢恩格斯青年时代说的这段话：
　　
　　"我的心中经常在发酵和沸腾，我那有时不冷静的头脑还在不断地燃烧，我竭力探求一种把心灵中的渣滓清除出去并使热力变成熊熊火焰的伟大思想。"
　　
　　我感到这段话说在了自己的心上，它微妙地表现了我的状态，我一笔一笔地把它抄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中。当时，马克思与恩格斯使我崇拜和共鸣的主要是一种追求真理、献身于真理的精神，以及博览群书、高瞻远瞩的胸怀。
　　
　　那时候，我还爱读李锐先生所著的《毛泽东青年时期的革命活动》，很欣赏里面的一些话。毛泽东青年时期在读书笔记中写道：
　　
　　"一个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个之我，肉体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
　　
　　对于这上面段话，印象颇深。我还特别喜欢毛泽东青年时代所推崇的一句格言：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我请一位书法好的同学，用毛笔将其录上。我把这付字贴在墙上。--他书写时，我请他把顺序改为"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突出"野蛮"二字。因为我觉得这句格言的创新，正在"野蛮"上，它与"文明"相映成趣。
　　
　　(许金声17岁）
　　
　　就在这段时期，暴风骤雨一般的文化大革命来了。在成都，每过几天都有一些新的动向，这使我的头脑特别兴奋，我经常到街上看大字报、听辩论。
　　
　　大概是1966年夏天，北京红卫兵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传到成都，成都的中学也刮起了"血统论"之风，在同学中也划起了"红五类"与"黑五类"。由于我出身不好，一时感到有很大的压力。终于，一次班上开批判会，要出身不好的同学都交待家庭的历史和自己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思想。我在会上否认自己是"黑五类"，并强调自己崇拜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什么好交待的。这次批判会后，我就索性不去学校了，整天在外面看大字报，或者到四川省图书馆看书。一次在人民电影院门口看到有关"八二六"事件的传单，感到很新奇。1966年9月，北京赴四川的学生来了，在大街上经常看见他们的游行队伍。他们一边高呼："毛主席万岁！"一边高呼："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当时我感到震动，也有很大疑惑：怎么能笼统地整个"火烧"、"炮轰"呢？这不是全盘否定吗？形势变化很快，北京学生的到来，使人们的注意中心都转移了。
　　
　　二、大串连与毛主席接见
　　
　　1966年月11月18日，我坐上了北上的火车，生平第一次走出四川省。火车异常拥挤，但心情却格外舒畅。
　　
　　到了北京以后，住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当时游山玩水的兴趣不大，在北京待了20天，只去了颐和园，主要时间都花在看大字报，抄大字报之上了。我渴望理解周围发生的一切，了解这次文化大革命。
　　
　　当时到北京的学生的一个最大的理由就是希望看到毛主席的接见。1966年11月25日，我有机会参加了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记得那天大概凌晨3点钟就起床了。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上街，走一走，又停一停。大街上满是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队伍一支又一支。有时带队的解放军刚命令大家原地坐下，未等坐稳，马上又把大家叫起来继续前进。我跟随着巨大的人流，一会儿走，一会儿跑，最后好容易才安顿下来，感到又累又饿。接着又是乏味的等待。好在一些外省的红卫兵不断地跳出来，在队伍前面拿着毛主席语录本朗诵毛主席诗词，唱语录歌，跳大批判舞，看他们表演才把时间捱过。
　　
　　一直等到上午11点左右。突然间，人们欢呼雀跃，人声鼎沸，我知道这是毛主席来了。我有一些激动，但不是太激动。由于我并不主动、积极地向前拥，很快就被挤到了队伍的最后一排。越过人群，看到几百公尺外，一排汽车正迅速驶来，我使劲地往上一跳，正看到毛主席乘着敞蓬汽车飞快地掠过，他穿着绿色的军装，一张大脸，正面向着我这一边，表情也许是因为疲倦，严肃而没有笑容。我再使劲一跳，就只看见他迅速远去的背影了。以前看过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电影，那欢呼的场面给我留了深刻印象，我原以为，这一时刻，我也会有什么奇妙的感觉产生，但当时却没有体会到什么，没有神圣与狂热，甚至连特别激动的心情都没有。也许是久久的等待和万人崇拜的场面反而破坏了情绪，在我的意识里，反而产生了一种不平等和不愉快之感。折腾这么长的时间，原来就是为了这样的一瞬吗？这样看一眼的意义又在什么地方呢？对于毛主席的热爱，不应当限于形式。难道非要亲自见了毛主席，才算真正热爱毛主席吗？
　　
　　三、遇罗克的《出身论》
　　
　　毛主席接见后，我继续留在北京到处看大字报，我的头脑喜欢新颖和丰富的信息。就在这段时间，我首次知道了遇罗克的《出身论》。
　　
　　关于遇罗克的《出身论》，最初是在批判《出身论》的大字报中知道的，后来才读到全文。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感到有思想解放作用的，就是遇罗克的《出身论》。
　　《出身论》署名为"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它从前段时间流行的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开刀，对血统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这篇文章指出："这副对联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文章雄辩地反驳说：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地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当时看这篇文章，觉得它说出了自己心中想要说出、但却未能说出，感觉极深、但却并不明晰的思想。这篇文章呼吁："一切革命青年，不管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到同等待遇。"这一呼吁，对于自己来说，可以说是震撼人心的。因为它相对于当时的官方政策："一、有成份论，二、不唯成份论，三、重在政治表现"，更进了一步，是比较彻底的。当时读《出身论》的感觉，现回想起来，多少有点类似卢梭式的解放作用："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处处困在桎梏之中。"
　　
　　我于1966年年底回到成都。回成都后，参加了"八二六"一派在我校的组织--"新锦中公社"。记得当时也不需要任何手续，只需领一只袖套而已。此时，参加属于造反派的红卫兵，一般已不过问家庭出身。但出身不好者，很少有进入勤务组（即领导机构）的。由于组织里缺乏人写文章，而我又爱好动笔，于是便办起了一份小报《新锦中报》，由我担任主编。
　　
　　大概是1967年月1月，我在四川大学又看到了一份张贴在墙上的小报，这份小报全文转载了《出身论》。我为此感到非常高兴。我记下了这份小报的主办者：十九中红卫兵。好在十九中离四川大学不远，在望江楼的斜对过，我步行绕过九眼桥，当天我就找到了主办人，并且又要了一些报纸。我们谈到了北京的活跃，成都的相对闭塞。关于《出身论》，我们一致觉得有相同观点的人应串连起来。
　　
　　我把这份小报推荐给我校的一些同学、老师，以及其他学校的徐友渔等人看，大家都觉得十分兴奋。鉴于当时《出身论》还有不少人批判，我们觉得有必要写文章呼应。1967年月1月底，大家在锦江中学开了一次会，成都市的中学有十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后来，大家对《出身论》的关注被"二月镇反"冲淡了。
　　
　　"二月镇反"以后，成都地区的"八二六"一派受到压制，减少了活动，而产业工人战斗军（原被称为"保守派"的组织）活动频繁。这段时间，我有时在家看书，有时则到四川大学了解动态。到了4月底，我与几位初中同学，也一起乘货车到了北京。此时，我仍关心着关于《出身论》的论战。我发现《中学文革报》又登几篇署名"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文章，而另外有的报纸在对《中学文革报》进行批判。我到北京四中，寻找《中学文革报》的主办人。原以为"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就是该校的人，后来才知道是遇罗克。遗撼的是那天接待我的同学不知道遇罗克在何处，但他送了几张登有遇罗克文章的报纸给我。
　　
　　遇罗克文章的解放作用，其具体观点当然是一方面，但实际上更重要还在于他的思想方法，在于他敢于独立思考，敢于冲破思想禁锢的精神。《出身论》的锋芒所指，不仅仅是当初"联动"提出的"血统论"，而且是建国以来一直存在的一种极左倾向。 四、成都的旧书自由市场
　　
　　1967年6月，我从外地回到成都，正遇上《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公布（当时称为"红十条"）。成都地区造反派之间的派性斗争开始逐步上升。原来保守派与造反派的矛盾逐渐淡漠。"红十条"对原来同是造反对派的"八二六"与红卫兵成都部队有不同的肯定。而红卫兵成都部队反对刘结挺、张西挺进入四川省革委会，矛盾就这样展开了。
　　
　　当时，我虽然参加的组织是属于"八二六"这一派，但我的一些朋友和亲属却是属于红卫兵成都部队。这使我在了解相反的意见时，能够做到比较客观。我经常到大学、到街上看大字报，两派的大字报都看，觉得红卫兵成都部队一派的观点似乎也有一定道理。分歧的焦点，似乎集中在刘张问题上，但究竟谁是谁非，我感到自己弄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应当干什么？我觉得无所适从。
　　
　　从1967年7月开始，成都地区两派矛盾冲突越来越激烈，从辩论开始发展为武斗。武斗越来越厉害，不时有消息说，某一派有多少、多少人被打伤了。当时各单位的两派情况不一样，有的单位"红成"一派的人多，有的"八二六"一派的人多。人少的一派一般都从单位撤出，到一些自己这一派人多的单位去。我校的"红成"也搬到四川医学院。
　　
　　文化大革命要摧毁一切旧文化，但在武斗逐渐升级的时候，静悄悄地也冒出来一些渴求文化的潜流。成都春熙路的孙中山铜像后面，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旧书籍自由市场，在这里几乎建国以来出版的任何小说以及其他书籍都买到。在这里售出的书，有的是红卫兵抄家抄来的书，有的是一些人从各种书馆偷来的书，当然也有售书者自己的藏书。有的人把书摞放在地上，等待人们来翻阅选购。更多的人则把书拿在手上，到处游荡，既卖书，也买书。一旦有什么好书，人们会蜂拥而上，争相购买。热闹时，这里每天大约有七、八百人，附近的交通都堵塞了。当时有许多未参加任何组织的"逍遥派"都在这里买书，消磨时光。一次偶然发现这个书市后，我也成了"逍遥派"。我似乎是发自本能地热爱读书，一看见书就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我在这里买了不少文学名著，包括《约翰克利斯朵夫》、《复活》、《九三年》、《悲惨世界》、《马丁伊登》、《海狼》、《屠格涅夫小说选》、《红与黑》、《欧享利小说选》等等，另外还有一些哲学书籍、内部书籍，如《西欧十六--十八世纪哲学》、《人性论人道主义研究资料》等等。这些书，有很多都是以前没有读过的。我一时沉浸在这些书中，有那么一段时间，文化大革命似乎从我的身边消失了。可是，书是看了一些，但思想的混乱与内心的骚动却并没有消除。而且，此时读小说，已没有像在文化大革命前，上初中时读儒勒凡尔纳的小说《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神秘岛》、《海底两万年》，以及威尔斯的《隐身人》、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侦探案》等小说时那么入迷、那么无忧无虑了。当时，我是热血沸腾的青年，渴望在现实生活中发挥自己的生命力。远离文化大革命，读这些书，总感到有些与现实不协调，精神上有一种缺少根基的感觉。
　　
　　在家里饱食终日，当"逍遥派"，似乎也不是滋味，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一段话，使我产生强烈的共鸣：
　　
　　"静默，沉重的静默一天一天地压在他的心上。仿佛一切都成了灰烬。仿佛生命已经到了黄昏，而克利斯朵夫才不过刚开始生活呢。他决不愿就此听天由命！他还没有到睡觉的时间，他还得活下去，可是他没法在德国活下去。小城市的那种闭塞、狭隘压着他的精神，他活像关在市立公园笼子与土洞里的可怜野兽，受着苦闷的煎熬。由于同情，克利斯朵夫有时去看看它们，打量着它们的眼睛，看着那些狂野、绝望的火焰，一天天地黯淡下去。"
　　
　　到锦江中学，与初中同学一起，修筑工事，准备战斗，我觉得无聊。于是1967年月10月初再次离家外出。与前两次不同，这一次，完全是漫无目的的漂泊。
　　
　　我先后到了杭州、苏州、南京。在徐州转车时，与徐州一个中学的一位女生邂逅相遇，这件事，成了我真诚地全心投入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催化剂。在这以前，我的心一直是骚乱、动荡不安的。认识她之后，却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
　　
　　那天晚上，在候车室等得无聊，我便请旁边一同候车的一位农民帮忙看守座位，去看贴在四周墙壁上的小报。有一份小报是批判瞿秋白的专刊，批判文章我看不进去，但小报附录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却吸了我。他的文章充满沧桑感又富有人情味，一下子就打动了我的心。
　　
　　小报还刊登了据说是瞿秋白的词，记得有几句是：
　　
　　廿载沉浮万事空，
　　
　　年华似水水流东，
　　
　　枉抛心力做英雄。
　　
　　我返回原位，准备拿纸笔摘抄，走到原来的地方，却发现已坐了一位陌生姑娘。她长着小圆脸，五官细腻，皮肤白净。正当我在犹豫不知如何是好时，她把身子挪了一挪，腾出一个空位，用清越的声音招呼我在她旁边坐下。我诚惶诚恐坐下了。很快，她大方温和的态度、流畅、丰富的语言打消了我的顾虑，我们开始畅谈起来。自然最多的话题是谈我们读过的书，读过的小说。没有想到，她看过那么多书。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她上车的时间已到了。我不愿离去，她也不想分手。她正准备去安徽的姑姑家，出乎意料地邀请我同去。在车上，我们从深夜一直谈到第二天早晨。在安徽，我们又有三天的相处时间。在这几天，她帮我清洗了这次外出已穿得又脏又臭的衣服，还陪我到附近的小河游泳。她不会游，在岸上替我看守衣服。
　　
　　三天过了，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完，但分手的时间却到了。以前，我从来没有与一位年轻的异性说过这么多的话，单独在一起这么长的时间，这是一种带着性吸引的，在精神上酣畅的交流。
　　
　　"别再游荡了，回去搞复课闹革命吧。"这是她分手时的叮嘱。
　　
　　"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
　　
　　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你，
　　
　　好像是昙花一现的幻影，
　　
　　好像纯洁之美的精灵。"
　　
　　普希金浪漫诗句的意境，我却在文化大革命的环境中体验到了，这似乎显得有些荒诞，其实是合情合理的。尽管置身于文化大革命，但在意识深处，却永远与永恒的人性相通。
　　
　　我不知道这是否算作"初恋"，但这次相遇却影响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诚如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写道：
　　
　　"谁要在世界上遇到过一次友爱之心，体会过肝胆相照的境界，就是尝到了天上人间的欢乐。"
　　
　　我的心变得踏实了。在分手之后，尽管我们只通了两封信就因为她遇到了意外事件而中断了联系，但我却结束了以前那种骚乱不安、无可适从的状态，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文化大革命之中。
　　
　　五．第三条道路 1967年10月底，我又回到了锦江中学。学校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教学大楼前贴着稀稀落落的大字报。大楼内，新锦中公社用桌椅为武斗修筑的工事仍没有撤除，我在教师宿舍找到了间空房住下。
　　
　　一连好多天，我在四川大学、成都工学院、四川医学院，还有大字报比较稠密的春熙路、人民南路等地看大字报，了解当前的动向，思考自己能够做什么。我强烈地感到，尽管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指示已经发表，外省一些地方的群众组织响应"大联合"的号召，实现了大联合，但四川省的情况似乎完全不一样。"八二六"派与"红成"派还在为"刘张"问题激烈争斗。很多大字报根本不是讲道理，而互相侮辱、谩骂。"八二六"派称红卫兵成都部队为"红卫兵蠢猪部队"，"红成"派则称"川大八二六"为"川大八耳驴"，称成都工人造反兵团为"撬杆兵团"。在两派内部，谁要是发明谩骂对方的语言，就会得到本派群众的喝彩。武斗有所升级，已发展为使用真枪实弹。
　　
　　1967年12月25日，毛主席的生日前夕，我在日记中写道：
　　
　　"下午到四川学院，红成9.15正开会，借军民联欢庆祝毛主席74岁寿辰为名大强调要坚决打倒刘张。会上大演打倒刘张的节目，大喊打倒刘张的口号。
　　
　　看来'红成'的态度还非常坚决。不打倒刘张誓不罢休，颇有些主观唯心主义。
　　
　　两派的派性都很强，而这种派性公然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地存在着。假如看问题避开了派性，反而要被指责为'右倾'。
　　
　　两派对于《文汇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可以说简直没有反响，因为《文汇报》、《人民日报》的社论尽是强调斗私，强调自我批评。
　　
　　我深感思想上的夺权是比组织上的夺权更加深刻，更加艰巨的任务。然而，我发现两派对此都不重视，只是停留在组织的夺权上。……
　　
　　我苦苦思索，从毛主席指示里寻找解释。我在1967年12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
　　
　　"毛主席在最新指示里说：'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一再着急大联合问题，但未能奏效。后来，发现这个主观愿望是不符合阶级斗争客观规律的。大联合是捏不成一个大联合的，捏合了还是要分，所以中央现在的态度只是促进（重点号为原日记中已有），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
　　
　　这段话很深刻。它说明了在联合的唯一途径是两派各自克服自己的派性，而决不是依赖中央表态（重点号为现在所加）。固然，中央表态非常重要，但它只是个外因，这个外因必须要通过两派克服派性的内因起作用。"
　　
　　当时，我觉得对自己的任务已非常明确了，这就是批判派性，促进大联合。我参加的群众组织是"新锦中公社"，属于"八二六"派，但自己仿佛与这个群众组织没有多大关系。参加这个组织的同学，有高中生，也有初中生。当时，高中生绝大部分都待在家里，在学校活动的，主要是初中同学。他们在学校参加活动，一些人是由于在家里闲着也觉得无聊，一些人是由于想凑热闹。真正有头脑有想法的，留在学校的不多，因为留在学校，的确也干不了什么。
　　
　　我给他们讲大联合的事，大多数人都觉得不理解，或者根本听不进去。当时，也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同学支持我。我们在一起又把中断的油印小报《新锦中报》恢复起来。名义上此报是"新锦中公社"主办的，实际上只是宣传我们几个人的观点。此报每次只印几百份。每周出一期或二期，大概总共出了二十几期。通过办油印小报，自己的分析能力、观察能力以及写作能力也得到了一些锻炼。通过去时当时对《文汇报》、《人民日报》、的研究，结合对成都地区形势的观察与思考，形成自己的观点，再把这些观点变成文章，这样做，我感到很充实，感到自己是与形势一起发展，是真正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之中来了。
　　
　　记得在1967年2月15日这天，我又为《新锦中报》写了一篇"社论"，题为《论路线斗争的新形式》，强调党性与派性的斗争，是路线斗争的一种新形式，谁要是搞派性斗争，就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我提出，在刘张问题上，"八二六"与"红成"的斗争属于什么性质，是党性与派性，是派性与派性，还是两种交叉，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容易一下子扯清楚，但是，大联合是当务之急，并没有必要在扯清楚之后再搞大联合。不管怎样，至少两派的绝大多数群众都是好的，可以在实现大联合之后再来解决两派的分歧。
　　
　　在1967年2月18日这天，我看到了刚好也是在2月15日发表的上海《文汇报》社论《党性与派性的斗争就是路线斗争》，其中有不少观点与我的文章一致，这种巧合使我十分兴奋。这种情况，我在当天的日记中有记载：
　　
　　"下午收到2月15日的《文汇报》，看到里面的社论《党性与派性的斗争就是路线斗争》，高兴极了。社论指出：敌人煽动派性斗争，就是当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谁要是搞派性斗争，就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一边。现在我的信仰越来越坚定了，就是要打倒派性大立党性！"
　　
　　自己独立得出的一些观点与党的大报一致，这极大地鼓舞了我的自信，我没有以前那种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觉，清晰地明确了自己在干什么，可以干什么。
　　
　　当时，外省已经有一些学校的学生返校复课闹革命。成都地区大联合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成都九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接连写出了大字报：《挡不住的历史潮流》、《春天里的几片阴云》，就反映了的当时的这种呼声。成都九中，早在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指示发表后不久就复课了，是全市最早复课的中学。《春天里的几片阴云》的作者张隆溪，就是在这个时候复习原来学习的英语外，又自学了俄语。
　　
　　当时，成都地区还出现一个新的动向，从"八二六"派的成都工人造反兵团中分化出了一股势力，这就是以"杨大胡子"为首的"红卫军团"，由于人数不少，在成都张贴了很多大字报和标语，一时间，颇有影响。他们也主张"绕过刘张问题谈大联合"。但在当时，他们被正统的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称之为"分裂主义"、"山头主义"。其实，不管当初红卫军团是属于一种什么情况，他们的出现至少了反映了当时成都地区一种普遍的厌倦派性斗争、反感武斗希望社会秩序复正常的情绪。
　　
　　当时成都地区的形势给我以极大的鼓舞，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我相信自己的奋斗方向是对的，我决心把"第三条道路"走下去。
　　
　　所谓第三条道路，是指既不同意红卫兵成都部队打倒刘张谈大联合，也不同意"八二六"要"红成"拥护刘张谈大联合，而是主张保留刘张问题谈大联合。
　　
　　我一方面宣传自己的主张，到处张贴《新锦中报》，一方面走访串连、希望成都地区的一些坚决反对派性，主张绕过刘张问题谈大联合组织首先联合起来，记得有时找不到同学，就一人提着浆糊桶上街，张贴鼓吹联合的《新锦中报》。我还到一些同学家里，劝说他们返校。
　　
　　锦江中学"红成（红八月）"当时住在四川医学院（四川医学院的大学生大多数都是属于红卫兵成都部队一派，该学院已经被他们控制）。为了让他们听到大联合的呼声，一次我与另一同学鼓足勇气专程到四川学院的大门口刷标语：
　　
　　"红卫兵锦中支队回校复课闹革命！"
　　
　　"红八月与新锦中公社联合起来！"
　　
　　由于我们是戴着"八二六"的袖套在刷标语，标语刚刷完，就被四川医学院里的"红成"发现了，他们立即向我们开枪，子弹呼啸着从身边飞过，我们吓得转身就跑……
　　
　　回到学校，却受到新锦中公社的一些派性强的同学的讥讽，说我们是"软骨头"，丢了"八二六"的脸。当时我尽管感到委屈，却坚持认为是做了自己应当做的事，而且行为是英勇的。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的宣传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在本校，我们得到另一个主要是由高中同学组成的战斗的支持，学校里有不少老师，也同意我们的观点。在校外，我们也与一些有共同看法的重视大联合的组织产生了共鸣。记得当时有成都三中"红色堡垒"的同学看了大街上张贴的《新锦中报》后，到锦江中学来找我们。这一天，我在日记中有记载：
　　
　　"上午三中'红垒'来访，谈到成都目前坚持大联合的人还未形成一股强大势力，让派性占了上风，十分感慨。我们一致得应当团结起来，发挥作用。当然要在理论上驳倒派性，要从舆论上压倒派性，那是十分艰巨的。（1967年3月11日日记）"
　　
　　"红卫军团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从它的政治主张来说是对的。但是，其动机却令人怀疑，似乎有不正当作法，怎样对待它呢？"（1967年3月11日日记）
　　
　　其实，为了让联合首先联合起来，我早就作了一些尝试，我曾经多次走访九中，认识了《挡不住的历史潮流》的作者谢洪，《春天里的几片阴云》作者张隆溪。以上两篇大字报顺应民心，写出了当时许多人厌倦派性斗争，希望大联合的心情，而且文笔流畅、洒脱，颇受欢迎，谈到成都地区的形势以及大联合的前景，都很乐观。但是，当时他们的心思主要放在本校的复课闹革命，对搞串连，团结其他走第三条道路的力量似乎并不热心，另外，他们 也觉得社会上的组织（包括红卫军团）太复杂。
　　
　　在这段时间，我还极力主张两派接触对话。在四川大学，我认识"八二六"、"1113"主力战斗队的一些学生。他们大都是学理科的，包括化学、物理学、数学等。我介绍一中"红成"的头目徐友渔与他们辩论。这种对话虽然没有什么结果，但在派性十分强烈的当时，也是比较独特的事件，它显示了我们相对开放的心灵。后来，我们又认识了数学系的萧昌建，大家的谈话就越来越有真诚探求的气氛了。萧昌建的思维敏捷，逻辑严密，使我们受到了不少启发。
　　
　　从1967年秋天到1968年春天，这一段时间是我参加文化大革命最认真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我积极探索、独立思考，而且有一种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尽管当时的想法与做法还很简单、幼稚，有点唐吉诃德式的可笑；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在思想上还没有摆脱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禁锢，但所谓走"第三条道路"，毕竟还是通过自己的思索而做出的选择，它是我人生中一段真实路程。
　　
　　六、中央首长"3 15"讲话
　　
　　正当成都地区两派的斗争陷入僵局，大联合的呼声逐渐有所加强之时，突然从北京传来了中央首长"3 15"讲话。所谓"3 15"讲话，是以康生、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在1967年3月15日接见四川省代表时的讲话。这次讲话的精神是肯定"十条"，肯定刘结挺、张西挺是革命干部，而且出乎意料地公开表态说红卫兵成都部队是右倾翻案风。这样一来，四川地区两派矛盾马上又激化了。本来在"3 15"讲话之前，成都地区的两派已经签订停火协议，武斗已有缓解，"3 15"讲话之后，武斗又重新激烈。
　　
　　川大"八二六"开会称"3 15"讲话的下达的是"政策派胜利，策略派碰壁，反对派失败"。大概主张大联合的人都属于策略派吧。策略派当时亦被称作"右倾"。这次"碰壁"使我心中产生了好些疑问：
　　
　　"中央没有让两派联合起来再表态，这是为什么？如果可以避免一派压一派不是更好吗？"（摘自1967年3月18日日记）
　　
　　我对把策略派称作"右倾"不服气：
　　
　　"所谓'右倾'，只不过是出于对毛主席战略部署的理解，为了更好地解决刘张问题，提出保留刘张问题实现大联合罢了。"（摘自1967年3月18日日记）
　　
　　"3 15"讲话，在我的心中投下阴影，我苦苦反省着。百思不得其解："这几天来，心情处于动荡之中，思维矛盾着。对于当前的运动，总是不能做出圆满的解释，对于自己前一阶段的理论和行动，也在否定与肯定之间徘徊。所不能理解的是：'政策派''策略派'，好多都是出自于党性，而'得胜'的'政策派'，好多都带着明显的派性"。（摘自1967年3月28日日记）
　　
　　我的内心深处有一种被愚弄、被欺骗的感觉，这种感觉后来逐渐发展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当时之所以敢于怀疑，是因为我的心是真诚的，是问心无愧的。中央首长"3 15"讲话是成都地区两派斗争的转折点，也是我文化大革命经历的一个转折点。
　　
　　"3 15"讲话以后，我对参与文化大革命失去了兴趣，但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思索却一直没有停止。我和萧昌建、徐友渔等几位朋友经常讨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我们的思想不断有所有发展，到了1968年年底，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已经由怀疑发展到否定了。
　　
　　当时，我们在思想上的步伐应该说是较快的，之所以能够如此，大概是因为：
　　
　　第一，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有一段真诚的、问心无愧的经历，这段经历促进我们发现了真实的自我。真实的自我成了我们观察外界的一个参照系。当真诚地信奉一种思想之时，如果这种思想本身有问题，而我们的真诚没有问题，那么，在信奉的过程中，就相当于在使用归谬法，把这种思想的不合理推衍下去，结果必然推出这种思想的不合理。如果我们本身是有问题的，我们不是真诚的，我们自己是问心有愧的，那么，我们的怀疑就会最终指向我们自身。
　　
　　第二，我们有一群思想状态相近，经历相近的朋友，在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追求真理，自由探索，互相取长补短、相互激励的氛围。在这种情况下，谁要是有什么新感觉，马上为大家分享，谁要是有什么新观点，马上为大家考察和补充。
　　
　　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年底，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在下乡之前，我们认识了一批1964年、1965年下乡的"老知青"。与他们的交往，使我们受到很多启迪。记得他们有一种观点，颇有冲击力。他们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实质，并不是接受"再教育"，而是社会处理剩余劳动力，把农村作为劳动力的仓库。老知青看问题的角度，促使我们在思考时有更广的视野，把思维的对象扩大到更大系统，从政治问题深入到社会问题。我直到1969年12月才下乡。在下乡之前，我曾几次到农村对老知青、新知青进行访问。在成都方言中，当时流行一个"操"字，意指主动追求一种生活方式。凡热衷于某一种东西，甚至以这种东西为寄托即为"操"。当时在新老知识青年中，有"操文学"、"操思想"、"操肌肉"、"操武术"、"操工分"、"操手艺"等种种流派。我下乡的地方是四川省邛崃县山区，这儿有一伙二十中的同学，他们则自称是"操感情"。我下乡后，很快与他们成为了朋友。他们善良、朴实，热爱生活，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有一段真诚投入的经历。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的更多地兴趣转移到对于人性的认识，以及对感情世界的探索之中。
　　
　　1967年我曾在成都自由书市中买到不少书籍，后来装了两大箱带下乡。有了这些书，我的知青生活就不是那么单调了。那时候，白天劳动，晚上沉醉在书的世界里。我的书，也借给二十中的朋友们看。每当赶集或较为空闲时，我们便聚集在一起，探讨人生，互相交换读书心得。日子过得很艰苦，但在精神上还是感到充实。正是那个时候，我产生了这样的美好联想：
　　
　　人生之路犹如漫漫长夜，四野茫茫，没有星星，也不见月亮。每一个美好的灵魂都像是一只熠熠发光的萤火虫。它们先是分散的，后来又逐渐聚集在一起。许多个美丽的灵魂聚集在一起，便是一盏幽暗的小灯了……
　　
　　我们的探讨并不是就书本而书本，就文学而文学，而是紧密联系我们自己的生活实际。例如，读了俄国作家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之后，我们就争论这样一个问题：同当时的俄国一样，我们也是"多余的人"吗？进一步追问：我们的探索有什么意义吗？大家比较一致的感觉，可以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一句话来表达："只为信仰，不为成功。"
　　
　　我下乡的地方属于偏僻的山区，买酱油、火柴也要跑七、八里的山路。但正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生命反而迸发出空前的热情。白天，时间消耗在机械的劳动中，晚上，点着煤油灯看书，想要把流逝的时间再追回。记得有一个晚上，灯中的煤油用完了，为了多看两行字，竟然又把灯芯挑出来，让它燃烧完。尽管我们不相信自己一辈子会在农村度过，尽管我们从来没有丧失过希望，但形势的缓慢发展也常使我们感到悲观。1971年"9 13"事件前夕，这种心情达到了顶点。那时候，我曾写下了这样的诗：
　　
　　《希望》
　　
　　我爬上长满野草的小山岗
　　
　　向那雾霭笼罩的远方凝望
　　
　　远方是绵延起伏朦胧的群山
　　
　　暮色中多么沉静而又安详
　　
　　黄昏的风吹奏着夜的序曲
　　
　　林荫里鸟儿发出归巢的唤叫
　　
　　夜幕就要不知不觉地降临
　　
　　我的心充满了难言的惆怅
　　
　　我悲哀地在草地上仰面躺下
　　
　　头上是阴霾满布的穹苍
　　
　　我多么喜欢辽阔与空旷
　　
　　低沉的乌云却如铅块压在胸膛
　　
　　又是一天即将过去
　　
　　未来依然那样渺茫
　　
　　温和的风呵，在我耳边轻轻吟唱
　　
　　希望，希望，希望……
　　
　　（后记：这篇文章最有纪念意义的部分是关于我们在思想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那一段。在1968年年底，我们能够较早地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由怀疑发展到否定，追到深处，关键是与我们的真诚有关。"当真诚地信奉一种思想之时，如果这种思想本身有问题，而我们的真诚没有问题，那么，在信奉的过程中，就相当于在使用归谬法，把这种思想的不合理推衍下去，结果必然推出这种思想的不合理。如果我们本身是有问题的，我们不是真诚的，我们自己是问心有愧的，那么我们的怀疑就会最终指向我们自身。"真诚的自我具有向"大我实现"方向发展的驱力。）
　　
　　附录：
　　
　　许金声，中国最早的人本心理学、马斯洛心理学、健康人格理论研究学者之一，中国最早的心理咨询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
　　
　　现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社会学所研究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从15岁起开始对心理学感兴趣。1982年四川财经学院毕业后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研究金融。1984年起调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心理学。1985年起在《心理学报》、《心理学动态》、《光明日报》等上发表关于人本心理学、马斯洛心理学的论文和介绍文章共计150余篇。主要著作有《走向人格新大陆》、《活出你的最佳状态》、《人格三要素改变命运》，译著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自我实现的人》、《洞察未来》，爱德华·霍夫曼《马斯洛传》等。
　　
　　许金声认为，心理学研究应该为人类的幸福做出重大贡献，随着社会的发展，心理学的应用将来越普及，心理学可以进入人类的一切领域。他注重联系实际，早在1988年，就在北京发起成立了北京薪】等烁裱芯炕幔?胃被岢ぜ婷厥槌ぁＰ斫鹕?侵泄?钤缣岢?睦碜裳?南刃姓咧?弧Ｔ缭?988年夏在北京主办了"全国首届心理咨询和健康人格研修班"，这是国内较早主办的心理学培训班。当时讲课者除了许金声外，还有钟友彬、许又新、李心天、林方等。许金声还于1988年与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合作，主持了连续30次的直播节目："健康人格与人生"，任主讲嘉宾。这也是全国最早的心理咨询电台节目之一。
　　
　　许金声还主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健康人格丛书"。该丛书从1988年起，一共出版了《健全的人格》、《人性的充分发展》、《人际交往障碍》等五本书。从2004年起，开始主编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心理学译丛》。
　　
　　许金声目前在学术上主攻心理学的第四思潮--后人本心理学"（Transpersonal Psychology，或译"超个人心理学"），同时构建自己的心理学体系——全人心理学。许金声目前主编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心理学译丛"，并且亲自主持翻译了后人本心理学大师肯·威尔伯的《没有疆界》、《万物简史》等著作。该丛书的第一批即将于200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从1998年起，许金声把研究的重点从理论转向了应用，开发了"全人心理学·心灵成长工作坊"，该课程分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适合所有渴望进一步发挥潜力，追求心灵成长的正常的人参加。不管什么人有任何烦恼、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得到改进甚至解决。
　　
　　许金声课程的特点：启发式、体验式、互动式、游戏式。学员可以在解决自己问题的过程中学习心理咨询的知识和方法。
　　
　　许金声也接受心理咨询。一般每周接受的来访者不超过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