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式：北大武斗期间殷文杰同学被刺致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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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北大的殷文杰同学被刺致死事件

殷文杰是北大无线电系62级学生，北大井冈山兵团15纵“过大江战斗队”的成员，1968年4月27日遇刺身亡。他的死完全是无辜的，是不幸的。

从1968年3月29日开始，北大校内的两派开始武斗，双方抢占一些重要的楼盘，以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在4月24日前，井冈山兵团已经占领了28、30、32、35、37楼。35、36楼是女生宿舍，36楼在35楼和37楼之间。如果占领了36楼，井冈山兵团就可以把占领区连成一片，因此36楼的战略位置很重要。4月25日，井冈山兵团采取突然袭击，把楼内新北大公社的人赶出去。4月26日，新北大公社组织力量想夺回36楼。井冈山兵团把通往2层的楼梯用家具堵死，死守二层。由于井冈山方面居高临下，占据主动。新北大公社的人虽然进入了一层，但没有办法攻上二层。这次武斗，新北大公社吃了大亏，许多人受伤，气氛很是压抑。

27日上午10点左右，殷文杰从他住的42楼出来（当时一些楼仍然是两派混住）从南向北走，当他经过新北大公社总部所在的44楼时，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他是‘过大江’的！”。（“过大江战斗队”是对立派比较有名的战斗队。）新北大公社钢一连的杨恭谦和高玉堂（当时我不认识他们，名字是后来知道的），此时正拿着长矛在44楼门口，听到喊声，他们便拿着长矛跑上去拦住殷文杰，殷文杰转身向后跑。这时一人（可能是杨恭谦）上来用长矛刺殷文杰，接着另一人也上去刺。当时我与同组的章铎（生物系三年级女学生）正和人大“三红”动态组的盛学韫（人大的女教员）在附近谈话，距离事发地约20余米。当时44楼附近的人不多，我眼睛的余光看到殷文杰走过来，被拦住。见刺了第一枪后，我立刻跑过去进行拦阻。我一边用手抓住枪尖（枪尖对着我的肚子），一边喊：“不要！”我抓住了一个人的枪尖，但另一个人又刺，我又去抓他的枪尖。我和在场的章铎等人对此行径都非常愤怒，真不明白有些人为什么会那样疯狂。殷文杰身上被刺了许多枪后倒在地上，这时凶手停止了刺杀并喊了一声：“滚蛋”。殷文杰挣扎着爬起来，奔到44楼北面小树林里又倒下。此时我见他口吐白沫，呼吸困难。校医院离44楼很近，校医很快赶来了，给殷文杰打了一针强心针。随后众人把殷文杰抬上汽车（130型）。新北大公社总部委员黄元庄让我护送殷文杰到七机部721医院（五棵松附近）抢救。我怕汽车颠簸，就坐在车厢底板上，把殷文杰的头放在自己的腿上，一路上抱着殷的头。汽车走海淀直达五棵松的路，此路车少，又是最近距离。当时721医院是七机部的“915”掌权，和新北大公社的关系很好。

到了721医院，大夫一看瞳孔，立即抢救，先是按胸做人工呼吸，后作了开胸的心脏按摩。医生的技术很高，三刀就露出心脏。我在旁边看着，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盼望医生把殷文杰抢救过来。听到医生说“不行了”，我眼前一黑差点晕倒，护士把我扶到外边，让我坐在长椅子上。人刚送来时，我没有告诉医院殷文杰是对立面的，说是新北大公社的人。护士说：“这么凶残，把人扎成这样。”我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下午，我再去医院，对上午没有告诉殷文杰身份一事，向院方表示歉意。他们说：“医院有救死扶伤的义务，不计较他是哪一派的。七机部当时也面临武斗形势，尸体放在这里不安全，万一叫对立面知道不好办。你们尽快把尸体领回去。”我取回诊断书（上面写着39处伤口）。晚上我们把尸体拉回来，放在员工食堂后面的小屋里，第二天找了一些冰放在里面。

在新北大公社总部附近的马路上，黄元庄、我、保卫组的谢甲林商量给死者家属发电报的事情。谢说：“以前有过这样的情况，家里一见死亡的电报，就会出个好歹，所以发电报不要说死。” 28日上午发出电报，说是重伤（具体办的人是谁，记不得了）。原以为家属两天能来，黄元庄说：“家里来人在这里哭得死去活来，不好办。还是到火葬场去哭，然后火化。”

29日一大早，我、曹广志和后勤的蔡师傅送尸体到东郊火葬场。我们来得很早，比他们上班时间早一个多小时。在等待时，我翻看了前一天的火化记录，有60多人，正常死亡的约一半，非正常死亡的有车祸和自杀。我选了一个最贵的骨灰盒（200多元），从学校拿来一套新棉衣准备给殷文杰穿，好遮住他身上的血衣。曹广志见了死人非常害怕，不敢靠近，我让他到外面去，蔡师傅和我给殷文杰穿上衣服。停尸房里有个一小间，停放着两个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房里有冰。我们和火葬场管理员说好把殷的尸体先停在那里，等家属明天来。我们没有交冰钱，火葬场也没有要。30日中午，家属没有来。火葬场几次打电话催问，要火化。我打电话给上海殷文杰的家属，一是请他们来，二是尸体火化。起初家属（殷文杰的姐姐）不同意火化。我说“五一节”火葬场要清理，不给保留尸体了，你们要尸体没有什么用。后来家属同意了。我随即通知火葬场，火化尸体。大约过了2个小时左右，他姐夫来电话又说不同意火化。我告诉他已经通知火葬场火化了。

井冈山方面很快得到殷文杰死亡的信息，他们不能确定凶手是谁，便把矛头对准我，因为我可能是现场一般人能认识的人。他们在广播中说：“反革命小丑、杀人凶手胡宗式”。至此以后，为防意外，我一般不再外出。

事后新北大公社总部责成我、黄元庄、陶威信（教员，哪个系的不记得了）组成一个调查组来调查处理这一事件。我和黄元庄到“钢一连”（44楼2楼），把两个凶手找来。他们知道闯了大祸，很是懊悔。在44楼2楼找了一间屋子，和他们谈话，我让他们写过程和检查，材料写好后交给我。当时在刺杀现场的两个人也写了材料（具体是谁，不记得了）。这些材料都作为附件，放在调查报告的档案袋中，留在公社总部，并一直留在学校。调查报告的草稿是我写的，经魏杞文修改后我又重抄了一遍，聂元梓在上面批示“认真调查，严肃处理”。我在聂元梓家里（佟府丙8号，在第二体育馆附近）说到抓凶手的问题，聂元梓同意抓。不久，在新北大公社总部委员和战斗团长的会议上（地点在临湖轩），聂元梓说：“关于殷文杰死亡一事，调查完毕了，大家看怎么处理。”只有一个团长说应该交出凶手，大多数人反对交出凶手。有的说：“我们不干了！让你们这些老爷去打吧！”等等。这样吵吵了一阵，没有结论就转入下一个问题的讨论。

死者的哥哥殷文豪和他的表妹，5月中旬来校，他们先到井冈山兵团驻地，从那里给我打电话，要我们保证他们的安全。我请他们从西校门进来，在办公楼的一间房子，我和黄元庄接待了他们。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从派性出发，采用一些诡辩的方法来对待家属提的问题。殷文杰的哥哥说：“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我说：“你有你的看法，我们有我们的看法。”又问：“是不是武斗中死的？”我说：“是在武斗的环境中死的。”家属追问凶手，我说正在追查中。家属来之前，我问黄元庄如何处理。黄说，多给家属一些钱。但是在和家属谈话的过程中，他们只是提抓凶手，不提赔偿问题，我也不好提此问题，家属只是拿出车票要求给报销。

我在处理殷文杰事件中，也想为凶手减轻一些罪责。我和凶手谈话时，高玉堂说：“我们叫他站住，他转身就跑。”我说：“你就说喊了一声站住。” 这句话是否写在调查报告之中已不记得了。



1971年清查5·16时，军、工宣队把我押回学校审查。专案组以殷文杰事件为突破口对我施加压力。在审查时，我写的关于殷文杰事件的材料中，有两个细节和军、工宣队掌握的不一致：一是在4月30日我给上海打电话，与家属通话，说火化的事。由于火葬场多次来电话，说五一节前尸体要火化。我对家属说：“明天是五一节，火葬场不给保存尸体，你们要尸体没有什么用。”他姐姐同意了火化，而后来他姐夫又不同意火化。他姐夫给工宣队的证明中否定了家属曾同意火化。军、工宣队说我说的是假话；第二，是军、工宣队说送721医院前人已死，校医院的大夫给工宣队开的证明是这样的。可是同一大夫当时给我的证明是心跳微弱，当场还打了强心针，我是亲眼见的。在当时我也没有认为人已死。军、工宣队说人已死了，你们送医院是做样子。他们以这两件事为由，说我不老实、顽固，根本不许我在会场上讲话。我一开口，他们就说：“你还狡辩！”并强迫我承认我是杀人凶手。我说：“我是救人的！”专案组的李秀蕊（女，教员）说：“你是救人的？救人的，人怎么死了？”他们还要我承认聂元梓是杀人凶手，让我交待聂元梓、孙蓬一是如何指使的。专案组副组长庄逢源（教员）说：“杀人凶手难道就要亲手杀人吗？蒋介石亲手杀人吗？他是不是凶手？” 我当然不能说蒋介石不是凶手。他们说：“包庇杀人凶手的就是凶手。”最后他们宣布：“你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没有发言权了。这个问题算揭发，不算交待。别的问题你自己想想吧。”

搞殷文杰死亡问题，就是要在精神上打垮我，要我承认聂元梓、孙蓬一是幕后指使者。想在精神上打垮我之后，进一步要我承认我是“5.16”反革命集团的骨干，这是把我押回学校的根本目的。我坚持我是救人的，聂元梓有领导责任，但没有策划、指使问题。

文革中杀害三名无辜青年，是我所在的组织“新北大公社”最丑陋的一面。杀害殷文杰的凶手，在1971年左右受到处理。对于杀人凶手，理应追究其责任。追究杀人凶手是个法律问题。我们在总结这些事件时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上，更应反思的是：在北大、在北京、乃至全国，发生那么多迫害人、打死人事件，这是为什么？几十年来共产党教育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处理各种问题，分歧就是路线斗争，路线斗争就是敌我矛盾、就是你死我活。在解放以后的历次运动中，把自己的同事、同学当作敌人是经常发生的事。在人们的头脑中，在宣传的层面上，根本没有民主、法制、人权的概念。殷文杰事件也是新北大公社的领导和群众没有法制和人权概念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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