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甲一书生 《关于毛泽东的那些谣言》点评

tuffy05

网民何青青在自己的博客里转发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时发表的文章《关于毛泽东的那些谣言》（网上另有以《毛泽东，被流言掩盖的真实生活》为标题，2013 年 12 月 24 日刊登于《环球人物》杂志第237期的文章，由周福明、吴连登、孟进鸿、王明富、王鹤滨 黄建新口述，本刊记者刘畅、张忆耕、王乐然整理，本刊特约记者余玮整理，内容一样。转贴者是与何青青一样勤奋的网民垦荒者。为了方便起见，以下简称“谣文”）。阅读一遍，但见错讹颇多，对其水平实在不敢恭维。自笔者从2013年4月起因不满关于毛泽东生活的谎言满天飞，开始发表一些以正视听的文字以来，养成了一个不良习惯——每当情绪郁闷之时，就去读某些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文章，看着他们如何一本正经地撒谎，说些“粗心”编造的假故事，觉得比听相声，看小品还过瘾，心情立即“多云转晴”。这次也是一样，且萌生了点评“谣文”的想法。
关于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大量谣言和谎言并存。花些精力揭穿它们，笔者举双手赞成。什么叫谣言，什么叫谎言，笔者无意深究，但它们无疑都与历史真相严重背离，这是任何一个还有良知的史学研究者均深恶痛绝的。不过，驳斥谣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为驳斥一个谣言而编造另一个谎言。那样做不仅无助于还原一个真实的毛泽东形象，相反，还会造成更多的混乱。“谣文”的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下面，笔者将“谣文”违背客观事实之处逐一列出（用楷体字），并予以点评（用宋体字）。孰对，孰错，请读者自己判断。

201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在他老人家离开我们37年后，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他。但是，除了敬仰和追忆，这些年来，也出现了一些以讹传讹的误读。从衣食住行到个人财产，从性情到健康，各种真假难辨的说法在流传。全国毛泽东纪念馆联谊会秘书长黄建新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痛心地说：“这些漫无边际的造谣诽谤，给主席的名誉带来非常恶劣的影响。”
卫士周福明，管家吴连登，警卫孟进鸿、王明富，保健医生王鹤滨……他们跟随毛泽东多年，在他们眼中，毛泽东不仅是领袖，更是亲人。面对流言和误读，他们比谁都气愤、都痛心。在吴连登看来，“之所以谣言四起，还是因为一些人对主席不够了解。如果大家知道主席平时是怎么过日子的，这些谣言将不攻自破。”
“这些年，社会上有很多对主席的不实言论。他的子女可能不方便出来回应，但如果我们也保持沉默，就太对不起主席了！我们有生之年，还是要尽力多讲一讲，还主席一个清白。”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他们不约而同地说：“我们不能沉默了，知情者有话要说。”
“我们只讲真话，只讲对历史负责的话。”【点评】“谣文”开宗明义，表示因为“漫无边际的造谣诽谤，给主席的名誉带来非常恶劣的影响”，大家很气愤，因此要还毛泽东一个清白。如何“还这个清白”？多年前学术界就呼吁开放毛泽东生活档案，因为这才是解开其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谜团的唯一有效办法。如今毛泽东去世都快40年了，这批档案依然尘封在韶山纪念馆里，不对外开放，世人无从了解真相，揣测之词、捕风捉影之说自然不免盛行。周福明、吴连登、孟进鸿、王明富、王鹤滨这些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想为毛辩诬，最应当做的就是促使有关部门及早对档案解禁，这样一来，一切“造谣诽谤”自然都站不住脚，真相可大白于天下。可惜他们仍然沿用几十年不变的老套路，以知情人的身份“尽力多讲一讲”。这不是不可以，但前提是真实。真的不会因为说的次数少就变成假的，假的也不会因为说的次数多就变成真的。纳粹德国政权的宣传部长戈倍尔宣扬的“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是真理”的信条，在今天的中国恐怕没人敢公然奉为圭臬。
周福明、吴连登等人说：“我们只讲真话，只讲对历史负责的话。”这个态度很好。但请需要提醒一句，如今的老百姓已经不是毛泽东时代的愚民了，你说什么就信什么，也要看看你们是怎么做的。笔者读“谣文”一过，发现它在“言”与“行”上并不一致，结果令人失望。

主席从1949年8月23日便入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直到1966年8月搬走，他的全部活动几乎都在菊香书屋的北房紫云轩进行。主席喜欢那里的原因之一，是菊香书屋有北京内城的最后一块耕地，主席觉得整个环境很像他韶山老家。
1966年上半年，中央办公厅趁主席离京外出考察期间，对紫云轩进行了一次维修。主席回国后发现园内所有的房子都修葺一新，大为不悦，一段时间后便搬到旁边游泳池的更衣室，再也不肯回来了。更衣室很狭小，条件差，并不适合作起居室，主席却说：“太小了怕什么，只要能摆个床铺，有张桌子、有把椅子不就可以了嘛。”最后，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只好将游泳池的小传达室布置成主席的卧室，将休息大厅改成书房兼会客室。游泳池没有厨房，饭菜仍在菊香书屋做，再给他端过来。【点评】“谣文”说“主席从1949年8月23日便入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直到1966年8月搬走，他的全部活动几乎都在菊香书屋的北房紫云轩进行”，只能当笑话看。撇开毛泽东每年频频外出，40多次赴杭州，在武汉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最多一次住了半年这事儿不说，仅在北京，他就有北京新六所一号楼（1949年夏秋修建，常去，1958年以后不再去）、玉泉山一号楼（1953年修建，常去）、中南海游泳池（1955年修建，毛喜欢去住，1966年以后长期居住）、钓鱼台国宾馆12号楼（1960年就开始在此约人谈话，以后常去）、人民大会堂118厅（1960年代毛经常在这里接见外宾，召开政治局会议）。只有密云水库石骆驼别墅，笔者判断大概毛本人可能从未去过。1949年以后，毛在紫云轩之外的京城其他住所中活动时间并不少。被采访者非要说从1949年8月23日至1966年8月，毛泽东的“全部活动几乎”都在菊香书屋的北房紫云轩进行，这句话想表达什么意思，是否想以此说明毛泽东搬到游泳池之前，只有菊香书屋这所房子，以遮掩住他同时在北京拥有六所一号楼、玉泉山一号楼、钓鱼台国宾馆12号楼、人民大会堂118厅的事实（这里尚不包括他后来住过的游泳池、202，没住过的密云水库石骆驼别墅以及北京官园别墅）呢？
“谣文”说1966年因对紫云轩“修葺一新”，毛泽东大为不悦搬到游泳池去住，其实这是个流传甚久的假故事，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也说过类似的话。这个说法在逻辑上经不起推敲。笔者在《〈毛泽东与中南海〉指谬》一文中曾予以反驳，抄录如下：
毛泽东为什么要移居游泳池？张玉凤说是因为未经毛泽东同意而修缮菊香书屋的缘故。但专门负责修缮中南海房屋的田恒贵工程师另有说法。他说自游泳池修好后，毛泽东时常来住。至于1966年正式搬到游泳池的原因，则是“是因那里的房间都是落地大玻璃窗，比菊香书屋更敞亮”。1957年11月2日跟毛泽东访问苏联的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发现，毛泽东住的房间都是落地大玻璃窗，他住在这样的房间里心情好像特别好，对这样敞亮的房间很喜欢。从苏联回国后，王敬先将他的观察告诉了周围的人，于是人们有了毛主席喜欢大玻璃窗的印象。菊香书屋经过这样的改造后，毛泽东确实比较满意。
张玉凤说毛泽东因未经其同意而修缮菊香书屋，因此搬离。这个意思在什么时候向什么人说过，笔者不知。笔者知道的事实是：1959年6月，毛泽东在滴水洞口的韶山水库游泳，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小舟，咯个地方很安静，我退休后，在这儿搭个茅棚给我住住好吗？”1960年5月，毛泽东回长沙，与新任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再次谈起韶山有个滴水洞，这个地方很好（参见《毛泽东生活档案》下卷，第817页），要让张平化把滴水洞修起来。1966年6月17日，毛泽东第二次回到故乡，首次住进张平化为他盖的滴水洞别墅。毛泽东很满意，“抬眼望着葱绿的群山，高兴地说：‘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钱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第86页）仅仅1个月零1天后，他返回北京，却对菊香书屋“安上双层玻璃”这样的小修缮“大为不悦”，“搬到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房子（引者注，即游泳池）里去住了”。毛泽东因不高兴而迁居，在中南海可是捅破天的大事，主其事者按理应受到处理。1953年江青自作主张修了玉泉山一号楼小游泳池，毛泽东还让她写检讨，并拿出自己5亿元（旧币）稿费替她付账。奇怪的是，这次却没有听说有哪个人受到批评，也没有听说哪个人写检讨。只要不是智力太差，谁都掂量得出来，修缮一下旧宅和建造一座新宅哪个花费更大，谁都清楚哪个是勤俭节约，哪个是铺张浪费！
“谣文”说毛泽东一开始搬到游泳池的更衣室，那里很狭小，条件差，他说：“太小了怕什么，只要能摆个床铺，有张桌子、有把椅子不就可以了嘛。”毛说没说过这个话？因是私下闲谈，没有录音和纪录，既无从认定有，也不敢判断无。读者只能去看客观事实：其一，毛泽东并没有住在狭小的休息室里，有关部门将游泳池小传达室布置成卧室，将休息大厅改成书房兼会客室。其二，毛入住游泳池后，那里从此成为禁区。原先，中南海的孩子们还可以去室外游泳池游泳，现在不行了，就连妻子江青想接近戒备森严的游泳池也不允许。其三，毛既然搬到游泳池去住了，按理应当把菊香书屋交还给管理机关，另行分配给他人。但毛的东西什物依然放在菊香书屋里，饭菜依然在附近的毛家小灶做，每顿端过来。可见，毛泽东搬到游泳池，并不像多年以来所宣传的那样具有“反对铺张浪费”的“伟大意义”。他只是在中南海又占了一处房子。

毛泽东对物质生活的要求简单至极，但烟瘾非常大。有人说，毛泽东的烟是特供他一个人抽的，还有专机负责运输。对此，生活管理员吴连登予以了澄清。
主席一生对吃、穿、用都没有讲究；家里也没有一件摆设，更别说什么古董玉器了。唯一有要求的，就是烟和茶。茶叶好办，主席一直喝龙井。但抽烟却让我们费尽了心思。主席战争年代抽过旱烟，抽过从国民党那里缴获的纸烟和其他杂牌烟。解放后，还抽了几年“三五”牌香烟，也抽过“中华”、“熊猫”。但1969年，主席开始对雪茄产生兴趣。有一次，主席在游泳池的会客室召集领导们开会，坐在旁边的李先念抽着雪茄烟。主席总是眼巴巴地看着他。开会时一般没人给主席递烟，李先念那天给了主席一根。主席接过来，说：“先念啊，你抽这么好的烟，也不告诉我。”
李先念抽的雪茄不是国外进口的，是四川什邡一家烟厂制作的，工艺确实很讲究，一般厂子短时间内还学不会。
警卫孟进鸿承担着给毛泽东找烟的任务。他回忆说：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造反、大串连，社会秩序大乱，生产这种雪茄烟的烟厂不能正常运转了，主席的烟就供应不上了。我接到指令，前往四川，请成都军区把任务交下去，让军区给中央送机要文件的同志把烟带过来。同时抽这种烟的还有李先念等几位领导。
主席抽这种雪茄烟遇到两个问题，一是抽不动，通气不大顺畅，要用细铁丝扎几个孔才能吸；二是这种烟一头粗一头细，粗的一端供点火，细的一端用嘴吸，但主席忙时拿起来就吸，有时就把粗的一头放在嘴里，细的却不易点着，也不好抽。我们就请卷烟厂的师傅研究对策。为解决抽不动的问题，他们把里面的叶片搓成了小碎片，外皮仍保留整张不变，这样吸起来就通畅多了。烟卷好后，把细的一端切掉，保持两头一样粗，成圆柱形，且烟的长度不变，这样吸哪头、点哪头都可以。主席抽了这种改进的雪茄烟后，再也没说什么，问题解决了。主席问过烟的价钱，再三叮嘱，不要让烟厂吃亏。【点评】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抽什邡雪茄？笔者在《毛泽东的专供烟——什邡雪茄进京路》（以下简称“什邡雪茄”）一文中已有详细论述。“谣文”中，生活管理员吴连登、警卫孟进鸿对此说法却不一致，相互“打架”。事实真相是，毛泽东很早就知道这种专为中央领导人生产的、由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的夫人萧里亲自督办的雪茄烟。但他真正以抽什邡手工卷制雪茄为主，还是在1968年得了严重的哮喘症以后。
“谣文”说民间谣传“毛泽东的烟是特供他一个人抽的”，现在吴先生告诉读者，这不对，因为抽这种烟的还有李先念等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从特权表现上看，这有多大差别？什邡雪茄烟厂在北京专门设立的“132”小组只生产两种特制烟，2号和13号烟，2号是专门为毛泽东生产的。把特供受益者从一位增加到两三位，仍改变不了雪茄烟特供这一事实。民间的说法可能不准确，但说为一个人特供就是“谣传”，说还有两三个人也享受着呢，就是以正视听，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而且毛抽的2号烟，李先念等人都不抽，确确实实“是特供他一个人抽的”，这句话在文义上都什么不对吗？
说毛泽东的特供烟用“专机负责运输”，可能有误，却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孟进鸿所说的让成都军区“给中央送机要文件的同志把烟带过来”，坐的就是值班飞机，是北京与各大战略方向机要文件交换的惯行方式。孟自己也说过，毛到南方，想吃一些菜，南方没有，每天用送文件的飞机捎一小筐菜来。飞机确实不是为送几条雪茄、一小筐菜专门派出的，但换个人想用飞机“捎”这些东西比登天还难。专门为某个物件派专机的情况也不是没有。“文革”期间，毛泽东妻子江青就让空军司令吴法宪派飞机从北京飞到广州，偌大的飞机只运输1件货物——她的一件小大衣。
孟进鸿说“主席问过烟的价钱，再三叮嘱，不要让烟厂吃亏”，笔者亦无从断定毛是不是说过这句话，我们仍然还是看事实：1971年什邡雪茄烟厂为了解决毛泽东、李先念抽烟的问题，专门派技术工人到北京设立“132小组”。按照吴连登的说法，毛每月吸烟费用是100元，专供烟生产小组共有13人，就算一半人为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造烟，另一半人为毛泽东造烟，100元的购烟费平摊到6.5位工作人员身上，为每月15元左右。这些钱根本支付不了“132小组”中危德纯、柏宝英等干部的工资，支付不了1939年入党的厨师工资，也难以让黄炳福、姜跃秀、刘宗贵、范国荣等技术骨干养家糊口。即使不算原材料的耗费，工作人员的工资也应使什邡雪茄的成本远远超出每条9元的价格。该雪茄每盒为0.9元，比当时普通人抽的烟贵好几倍，但专供烟生产小组卖出去的烟钱仍远远不抵花掉的钱。什邡雪茄烟厂派出4名顶级技术骨干到北京工作，挣的钱还够给4个人发工资的。烟厂到底吃没吃亏，这些亏损是由谁来承担的？至今还是个谜。

另一名警卫王明富也多次负责舞会的安保工作，对内情十分了解。
中南海的舞会不是主席一个人的舞会，朱老总、少奇同志、周总理等一些中央领导都会参加。这些领导平时工作特别忙，整天开会、搞调查。办舞会就是为了给他们一个放松精神、愉悦身心的机会。少奇同志和周总理都跳得很好，朱老总就是扭秧歌一样地走。有时会请一些外面的文工团来参加舞会，每次来人都要做严格的审查。我们负责在门口搞警卫，过程费时费力。这时就有人提议，中南海搞个自己的文工队。于是从各地挑了一些吹拉弹唱的和跳舞的文艺工作者，住在中南海东边的万寿殿。舞会上一起唱唱歌、跳跳舞。挑人的标准首先是政治好、思想好、作风好。至于相貌倒是其次，至少我没见到有美女。
后来，因为有人提意见，这个文工队被解散了。据吴连登回忆，“文革”开始后，因为“破四旧”，舞会也被取消了。【点评】关于中南海文工队，王明富的说法与事实相差太远。笔者曾在《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与特别保障体制》一文中谈及这个文艺团体的来历。事情的原委是这样：1953年，有关方面考虑到对进入中南海的演员都要进行严格政审，而他们的流动性很大，临时抽调不是个长远之计，遂以公安部的名义，致电解放军各兵种和大军区，抽调演员组建中南海文工团。彭德怀不赞成电文上要求被调者“相貌周正”这类的话，说政治影响不好，毛泽东也批示不赞成成立文工团，此事遂暂时搁置。半年以后，负责领导人保卫工作的罗瑞卿再次提议此事，从全军陆续调来七八十人，成立中央警卫团领导下的文艺团体。一部分人是器乐演奏员，另一部分人是声乐、舞蹈演员。但这个文艺团体从来没有正式命名，当年的演员们回忆起来，都叫它中央警卫团文工队（参见《在毛泽东身边》，第227-234页）。1958年，全军大精简，规定只有大军区级单位才可以保留文工团（参见王凡、东平《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中央警卫团提升为正军级是很晚的事儿，当时的团长张耀祠才是个副师职干部，中央警卫团文工队只好解散。此后，仍沿用过去调各部队文工团员伴舞的老办法。空政文工团的舞蹈演员陈惠敏、刘素媛、孟锦云，海政歌舞团的徐宝凤等人在一段时间内都成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固定舞伴。“文革”开始后，从底层到高层，各单位的周末舞会都被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取消了，唯独在中南海举行的舞会照常进行，有时还是化装舞会，还有著名京剧演员如谭元寿、马长礼等人的清唱，其名义是让毛泽东休息休息（参见阎长贵口述，周冉整理《阎长贵：从江青秘书到秦城囚徒》，载《文史参考》2012年第5期）。王明富说他没有看到美女，可能因为眼眶子高，与别人审美标准不同，但从全军各单位抽调来的演员起码不会个个是歪瓜劣枣吧？前面说过，文工队被裁减，是因为1958年全军大精简，按规定，一个团职单位不具备拥有文艺团体的资格（当时的副师级警卫团长张耀祠属于高配），与“有人提意见”无关。当年罗瑞卿不顾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反对，从军队各单位调人硬把这个文工队成立了起来。此时他会因为彭有意见而取消文工队吗？如果提意见的是比彭地位更高的人，这个人是谁？王明富却不说。吴连登说“文革”开始后，中南海的舞会取消了。“文革”是什么时间开始的？一般认为1966年发出“五一六”通知之后。江青的首任机要秘书阎长贵于1967年1月9日经戚本禹推荐，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信组调到江青处，1968年1月9日被隔离关押。他说中南海“舞会照常进行，有时还是化装舞会”，当为亲眼所见，因为此前和此后他都无缘进入红墙深院之内，见到莺歌燕舞这一幕。这表明直到“文革”开始半年后，中南海舞会仍在照常举行，什么时间取消的，还搞不清楚。与之相关的，吴连登还有一件事没有说，不知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文革”中，舞会被取消了，但毛泽东的一些舞伴照常出入中南海。比如毛泽东保空军司令吴法宪的态度，就是通过刘素媛转达的；孟锦云受到不公正对待，被打发到武汉一家医院当护士，也是回京时偶遇当年文工团同事小丽，被带进中南海见了毛泽东。毛把她留在自己身边当了护士。与之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时毛泽东大女儿李敏、妻子江青想见其一面都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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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的那些谣言》点评（续一）

    吴连登还记得，前些年，韶山传出一份菜谱，列着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吃过的西餐，有牛排、罗宋汤、煎大虾等。后来，这就被人传成了“毛泽东在困难时期吃西餐，不与人民共甘苦”。
    这个谣传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实际情况是，主席出访俄罗斯等国后，想了解西方的饮食文化与中国有什么不同，看哪种饮食比较科学，我们就偶尔把四菜一汤中的一个菜换成西餐。主席说，西方人很有钱，有的东西是好，但对身体没好处，高油、高蛋白。他的食谱，我们是要参考主席的活动和出访安排，还有身体和季节情况来确定的，并不是外面捕风捉影的那样。
    我们有个习惯，就是把主席的东西都留着。主席去世后，中南海对外开放，经中央办公厅同意，主席的一些生活用品也给了湖南韶山的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其中就有这张西餐单。这张菜单后来不知怎么被传了出去，成了“主席在最困难时期还在吃西餐”。
也曾有大量文章提出毛泽东顿顿饭都离不开红烧肉，于是有了“毛氏红烧肉”一说，一些饭店还打出“毛氏红烧肉”的招牌。吴连登说，这是对毛泽东饮食的误解。
    我们每个月一般安排主席吃两三次红烧肉。平时他吃杂粮、青菜比较多，几乎每天要吃一个红薯，一个玉米。中南海以前在玉泉山有个地窖，每年会存放这些东西，我就是从那里买回来的，一年四季不断。
主席的正餐一般是四菜一汤，一个荤菜，一个鱼，一个半荤半素，一个全素。每天的食谱、菜品采购都由我来定。他从来不对饭菜发表任何意见，也从来不主动说想吃什么。有时我们说：“主席，加点菜吧。”他却说：“吃这个很好了，很多人还吃不饱饭哩。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国家的钱，部长们、省长们、村长们都可以拿。”   
    【点评】吴连登说“主席出访俄罗斯等国（应为苏联。又，没听说毛泽东还访问过其他国家呀？）后，想了解西方的饮食文化与中国有什么不同，看哪种饮食比较科学，我们就偶尔把四菜一汤中的一个菜换成西餐。”这不是在说相声吧？毛泽东一生中出访过几次？两次，一次是1949 年12 月16 日离开北京访问苏联，次年3月4日返京；第二次是1957年，毛泽东应邀出席苏共二十四大及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吴先生此时在哪儿？根据《环球人物》2008年7月［下］刊登的刘畅《“平板三轮带我入中南海”  毛泽东的管家吴连登》一文，吴先生说他1958年还在盐城地委招待所当服务员；1959年到北京人民大会堂餐厅当服务员；1961年5月被中南海服务科科长挑中，跟在拉行李的平板三轮车后面走进中南海；1964年国庆节时毛泽东请他到家里“帮帮忙”，前几年的工作是“负责杂务，搞卫生、整理库房、打水送饭”，直到1968年被正式任命为管理员，开始管毛泽东的工资和家庭的各项财务开支。那么，尚在盐城招待所当服务员的吴连登当时是怎样知道毛泽东要“想了解西方的饮食文化与中国有什么不同，看哪种饮食比较科学”的？如果说吴是1964年10月到毛家以后听别人说的，或毛亲口告诉吴的，就明说嘛，不要总让读者一头雾水，误以为当时吴先生就在毛泽东身边，正在一起访问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苏联。
    吴先生说之所以制定那份西餐菜谱，是因为毛泽东要“想了解西方的饮食文化与中国有什么不同，看哪种饮食比较科学”。这是个新说法。与不久前龙剑宇先生《毛泽东家居》一书中说，这份西餐菜谱是为在中南海举行以西方客人为主的大型宴会所准备的说法，在目的性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西餐菜谱是1961年4月制定的，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国访问是在1957年。为什么时隔4年多才突然心血来潮，想起比较中、西餐哪种饮食比较科学？吴先生能给个答案吗？
吴先生这类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还不少。
    比如，他在《毛泽东健康饮食生活》一书中说，1962年中央召开会议。各省汇报情况时，开会到很晚，我就去问主席要不要给他们弄点饭。主席说：“一人一碗面条！”我说：“主席你怎么这么抠门？人家来开会，你都给人吃不饱饭？”主席说：“我就要让省委书记尝一尝，饿肚子是什么滋味！他整天吃的好极了，谁也饿不着他，如果他饿了是什么感觉？他当省委书记挨过饿么？那老百姓都吃不上饭是什么感觉？！（第42页）吴连登讲述的这个故事里，他对年纪差不多可以当他爷爷的毛泽东说起话来毫无忌讳，一副十分熟稔的样子。这就怪了，1961年夏吴进入中南海以后，主要是在颐年堂这样的会议场所服务。他第一次见到毛，“毛主席有个习惯，开会他基本上是第一个到，他要和陆续进来的人有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这天，毛主席来后，吴连登被派去给毛主席上茶。平常业务熟练的他，手抖得厉害，等走到毛主席面前，茶已经洒出了一半。“毛主席有个习惯，凡是第一次见到的人，他都会盯着你看，问你的情况。主席问我：""""你是新来的吧，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吴连登。主席问我的名字是谁起的，我说是一个和尚。主席笑着说，""""一听就不是父母给起的，这个名字好’。主席又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江苏盐城来的。他说，""""噢，咸城来的’。我说""""不对，是盐城。’主席笑了，""""唉；那不就是咸城吗？’毛主席这么幽默，我就没那么紧张了。”此后的3年，毛主席接见外宾、开会，吴连登服务过多回，但毛主席再也没有问过他一句话（《吴连登，给毛主席管家12年》）。以上情节是吴连登在泽园酒家餐厅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的。但在其他著述中，对同一件事儿又一改口径，似乎早在1962年就与毛熟的不行，甚至到了可以没大没小、当面埋怨毛“抠门”的地步。同一个人对同一件事截然相反的两种说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吴先生说“他的食谱，我们是要参考主席的活动和出访安排”，纯属梦话！吴是1964年10月以后才到毛家的。一开始是否有安排毛食谱的权力，还不好说。但毛1957年以后再未出访过，这个事实谁也推翻不了。吴先生非要说毛出访，毛在1964年以后究竟到过哪个国家，举个例子来看看。
    吴先生说“主席的正餐一般是四菜一汤，一个荤菜，一个鱼，一个半荤半素，一个全素。每天的食谱、菜品采购都由我来定。他从来不对饭菜发表任何意见，也从来不主动说想吃什么。”
    关于毛的正餐是几菜几汤，争论已久。笔者曾在《毛泽东日常餐饮是“四菜一汤”吗？》一文列举史料，对吴先生的说法提出质疑。下面请看毛泽东日常餐饮的几份菜谱。
    《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19页公布了一张菜谱，计5月29日早到31日早共5顿饭的，惟没标明是哪一年的。从手写菜谱上使用简化字、文字横排这两个特征看，时间当在1955年国家公布并推广简化字、文字横排之后。50年代末，毛泽东很喜欢吃猪肚，当时保健医生也同意他吃，所以菜谱上每天都有这个菜。从这点来看，说它是50年代末的菜谱也许更合适。下面是这张菜谱：
    5月29日早
    炸小鱼、炒白菜、烧西葫芦、炒木耳菜、爆牛肉、爆肚花、烩西饼
    5月29日晚
    腌鸡丝、蒜泥白肉、烧白菜、炒苋菜、蒸烧鲫鱼、油焗大虾、白菜清汤
    5月30日中
    五香牛肉、炝黄瓜、荷包蛋、煎猪扒、烧茄子、鸡丝生菜、发糕
    5月30日晚
    什锦拼盘、白菜煎翅、香酥鸭子、鸡油菜心、干烧扁鱼、口蘑烧猪肚、煎牛扒、冬瓜清汤、二丁包子、鸡汤面条、烩水果
    5月31日早
    花生米、香干肉丝、炒木耳菜、酱爆肉、炒双脆、烧瓠子、炒面
    在这份菜谱中，即使早餐也有6个菜，中餐和晚餐则为6个菜到8个菜一个汤。
    时间记载较明确的则有毛泽东1959年回家乡时的菜谱。
    6月25日午后毛泽东抵故乡韶山，晚餐主菜有辣子鸡、炒腊肉、炖羊肉、烧水鱼、蒸青鱼、烧空心菜、烧豆腐；小菜有煎苦瓜、炒辣椒（《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20页）。
    6月27日毛泽东离开韶山前最后一餐，主菜有红烧鸡块、辣油鸡、粉条肉丝、炒苋菜、烧茄子、鳅鱼汤；小菜有松花火腿、小鱼、炒苦瓜（《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36页）。
    1960年代以后，目前披露出来的仅有1962年的两张早餐菜谱：
    1962年6 月10 日早  
    番茄、雪菜、炒苋菜、烩芦瓜。
    1962年7 月7 日早  
    雪菜笋丝、炒海带、炒苋菜、生边豆芽（《毛泽东遗物事典•别具一格的马齿苋菜谱》）。
    两个菜谱皆为早餐，这一餐通常来说相对简单，并不能说明其日常餐饮的普遍情况，却仍有4个炒菜。
值得一提的是，吴先生自己也承认，他在当毛泽东生活管理员期间，除了四菜一汤，每顿还要为毛准备4个小碟。“一碟蒜泥，一碟辣椒。还有两碟是两道其他的菜，如果主席吃了，我明天就做给主席吃”（刘畅《平板三轮带我入中南海》）。如果蒜泥、辣椒不算正式菜品的话，也应当是“六菜一汤”吧，其中两道为“试吃菜”。
    吴先生说毛泽东“从来不对饭菜发表任何意见，也从来不主动说想吃什么”，这话与毛家小灶厨师的说法大相径庭。在毛家小灶渡过23个春秋寒暑的韩阿福说，毛在晚年喜欢吃“叫化子鸡”，高兴了就说“来一只叫化子”（《毛泽东健康饮食生活》，第21页）。为毛做菜20年的程汝明厨师说，毛吃青菜要加汤，不喜欢干炒，爱吃猪油做出来的菜，每天六七个小菜，基本三天不重样（同上书，第9页）。甚至吴先生自己都在说，毛泽东规定菜是肯定不要化肥农药的，提出要吃泥鳅蛋羹、泥鳅豆腐，要吃用火烧的老玉米（同上书，第36—41页）。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突然想吃烙炸，程汝明师傅半夜利用清凉的山泉水为他做。毛泽东想吃天津狗不理包子，派庞恩元师傅两次外出学艺。这就是“从来不对饭菜发表任何意见，从来不主动说想吃什么”吗？

    为了避免饭菜在等候中凉得太快，吴连登专门订做了保温效果好点的瓷碗。“没想到近些年市场上开始炒作毛主席的相关文物，还出现了‘毛瓷’的说法。其实主席就是吃饭用了个瓷碗，却给了民间这么大的想象空间。”
    主席原来用的碗是景德镇的，有一次他说：“我们湖南临澧，那个地方的瓷器很不错。”我很快订了临澧的瓷器，让最好的工匠来制作，一个碗重124克，很轻很薄。主席第一次拿到碗的时候很高兴：“好啊！乡情啊！”
   【点评】吴连登这段轻描淡写的话，恐怕最令当年怀着一腔忠心把“毛瓷”作为最高任务来完成的那些景德镇、临澧的各级领导、科研人员及工匠们心寒。
据说1966年1月，汪东兴等人从景德镇取回烧好的瓷器，毛泽东睹物思乡，说了句“湖南有个醴陵，也产瓷器”，于是湖南省委接待处的肖根如和毛家管理员吴连登拿着中央办公厅和湖南省委办公厅的介绍信，几下醴陵瓷厂，终于试制成功（参见《毛泽东生活档案》下卷，第755、第714页）。
    “7501毛瓷”的诞生，据时任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黄庆荣回忆，1974年12月，汪东兴当面交给自己这项任务：1974年毛主席身体不大好，有较长一段时间住在湖南长沙。12月份，汪东兴打电话要我去湖南，布置毛主席到江西的行程及警卫接待工作。在湖南省委警卫接待处，湖南省公安厅高文礼副厅长拿了一个瓷盘给我看，瓷盘上的图案是毛主席喜欢的红色梅花，说：“这是给毛主席用的。”我一看就觉得这些瓷器好粗糙，便说：“这个瓷红不红白不白的，不怎么样。我们江西造出来，肯定比这个好。”汪东兴说：“你能行吗？恐怕也难吧。”我说：“我可以试一试。”——这个被后人称为传奇绝作之景德镇烧瓷事件，就在如此平淡而轻松的气氛下确定了。我从湖南警卫接待处得知，他们从醴陵定制了一些带梅花图案的家用餐具瓷器放在长沙毛泽东住处。1974年毛主席到湖南休息，用到这些瓷器时，微微皱了一下眉头，什么话也没有说。长期在他老人家身边的工作人员凭经验猜测，肯定是对瓷器不满意，却不知具体所指何意。1975年1月份的一个晚上，我专程到景德镇，找市委书记李克时，与他商谈了为毛主席定做家庭餐具一事。我问：“你能做出最高水准吗？”于是他向我介绍了一些技术上的东西，表示景德镇完成这项任务没有问题。我与他反复商量，此事如果公开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做，肯定要出大事，所以对外必须绝对保密，只能说是给上级领导做的，数量不多，要求很高。全部口头下达，不留任何文字材料。具体布置落实由李克时去办。
    因为下达任务是做家庭餐具瓷器，所以每套并不是按通常那样以10个为单位，而是以3-5个为单位，供毛主席单独进餐或与家人共餐时使用，一套的总数大概有40-50件左右吧，具体数目我记不清了，但是绝不是像外面传说的一套有147件或200多件。李克时找了国家轻工业部直属的景德镇陶瓷科技研究所。第一次做出来的画面有船、河流，无论从构思还是制作品质，一看就觉得不行。我提议，把景德镇的陶瓷技术高手调集在一起，成立专门班子来研究制作，李克时同意。这样就推荐了陶研所副所长罗慧蓉（女，共产党员），经我们两次政审没有问题，决定要罗来负责。李克时安排罗到招待所见我。为使气氛轻松一些，我们边吃晚饭边谈。我问：“你们现成的瓷器我们都觉得不太好用，能否另搞一个品种样式给我们？”罗说：“可以，我们这里什么样的人才都有，什么样的瓷器都做得出来。”我说了基本要求：“用料要最好的，绝对保证卫生安全，做出来要灵巧、好看、朴实、有个性特色，制作工艺要最好的，厚薄一样，不准有一点泡或一点疵。”罗慧蓉当即表态：“可以办。但是人手不够，工作忙不过来。”我笑着说：“人手不够你可以直接找李书记解决，钱的问题也找李书记。”此后为加强领导，成立了专门领导小组，由我当组长，李克时当副组长。分工：李克时解决资金和人力保障，要什么给什么；罗慧蓉在技术制作上负总责。此时使工作走上了轨道，时间已经到了1975年的4、5月份。在此后的两个多月内，试制组设计了很多种图案，陶研所推荐出“水点桃花”、“翠竹红梅”、“双面绘芙蓉花”三种，造型也搞了好几种。考虑到毛主席酷爱梅花，“828”招待所1号院毛主席住处客厅里所铺的手织羊毛地毯中央的图案就是一片盛开的梅花，于是就选定了“翠竹红梅”。开始试验烧制了好多次，花费10多万元，都没有成功，也用完了库存的高岭土。为此专门到江西抚州地区临川县，组织老百姓上山捡了两天，我记得还付给当地老百姓5000元，凑集了两卡车高岭土。拉到景德镇，发动陶研所全所职工用手工的方法从中挑出两吨精料。烧了两窑，因釉下彩达不到要求又报废了。我立即赶到景德镇，找罗慧蓉到招待所，请李克时向她单位打个招呼，随后就把她拉到南昌。一路上我什么话也没说，罗以为我要抓她显得很紧张。直到南昌郊外的“828”招待所，带她参观了1号院毛主席来江西住的地方，我告诉她：“叫你们做的瓷器就是这套房子主人用的。到现在为止，你是知道这件事情真相的第三个人，回去以后谁也不准说。”这使罗慧蓉半天说不出话来，既害怕又高兴。随后她向我保证：“一个月完成任务，完成不了你就把我关起来。”此后，罗慧蓉放下了其他工作。全所进入临战状态，认真总结前一段的经验教训，集中全力攻关，试了三次，又花了约十多万元，终于达到设计要求，时间大约是1975年8、9月份。从最后一炉中精挑细捡，好不容易才挑出了最好的10套精品分装成10个箱子。这10箱瓷器的分配：北京中南海4箱、湖南省警卫接待处2箱、江西“828”（编者注：应为南昌“828”招待所，毛泽东去江西多下榻于该招待所1号院）3箱、×××1箱。试制过程中，每次烧制一窑大约是几百件，好坏加起来总共约有几千件。做完以后，我下令：1、人员撤回。2、试制过程中留下的残次品瓷器全部打碎一个不留。3、销毁图纸。后来罗慧蓉专门跑到南昌找我，请求：1、剩下的有些残次品比其他普通瓷器还要好，全部打掉太可惜了，建议不要全部销毁，一部分留在陶研所作科研用，一部分发给为此奋战了几个月的工作人员作纪念，保证绝对不说来由，也不卖。2、保留一套图纸。当时，我没有答应。后来我同意了，但特别强调绝对不准流入到社会上。最后他们究竟留了多少，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一件样品也没有拿（《揭秘毛泽东专用瓷：宁可打碎不许流入民间》）。
    时至今日，吴先生作为当事人之一，仍不肯反思他们绕开中央领导人特别保障体制（其实它本身也是特权产物），以特殊需求的方式下达任务，造成当地人力、物力和财力重大损耗的特权行为；不肯反思他们以“毛主席茶餐具”的名义定购瓷器给当地领导及科研人员带来的巨大政治压力，却只说了句“主席就是吃饭用了个瓷碗，却给了民间这么大的想象空间”，好像代表当时全国最高烧瓷水平、存世量又极少的“7501”瓷被热捧，全是民间收藏界的错，与吴先生没有任何关系！笔者不禁要问，既然只是毛“吃饭用了个瓷碗”，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跑到北京的杂货摊上买一摞儿回来就行了，何必大老远地跑到全国最著名的“瓷都”景德镇去专门定制？顺便问一句，醴陵、景德镇有关方面为研制这些瓷器花费的数十万经费，你最后支付了吗？

    现在回想起来，吴连登觉得给毛泽东当“管家”时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主席的工资总不够用”。“很多人不信，国家主席还这么紧张？”他甚至听到一种说法——1961年时，毛泽东一个月的伙食费开支是654.82元，相当于50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伙食费。“这都是胡说！”我记得，毛主席原本领取的是国家一级工资，每月610元。1958年之后，国家遇到了困难，他就带头把自己的工资从一级降到了三级，404.80元。一直到主席临终前，这个数目再也没变过。
    这404.80元里面，每月的固定开销就有200多元：党费10元；房屋以及全套家具的租金84元；（李敏、李讷）两个孩子的学费，原来每人15元，后来随着物价的上涨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有一个姐姐也住在这里，每月生活费30元；还有冬天的取暖费30多元。
除此以外，主席还有几大开支：
    一是吃饭，全家人每月在这方面要花100元左右。哪怕是从中南海供应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钱。有时请一些民主党派的朋友吃饭，比如黄炎培、章士钊等，也是主席自己掏钱。甚至去外地出差，不少人觉得能请主席吃顿饭是莫大的荣幸，但我过后都会把饭钱补上。这是主席的硬规定，没人敢违反。他说，如果他走到哪里都付账，下面的人谁也不敢吃饭不付账。
    二是烟和茶，烟每个月要花将近100元，茶要花几十元。主席在外面开会，我总要带着茶叶去。如果没带，就算是在大民大会堂开会喝一杯茶，临走前也要付给他们2角钱。
    江青的工资也是我管，每个月243元，领回来我就记到账上。主席的账我叫一号账，江青的账我叫二号账，他们都是各花各的钱，也就是现在说的AA制，这是主席交代的。所有的采购花销由我来办，晚上回来记账，从牙膏、手纸到菜钱，每一样都要详细记录。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每个月要在这些账本上签字，然后定期拿给主席看。
    记者想了解毛泽东是否有其他方面的补贴收入，吴连登很干脆地回答：“没有。”他说，自己和其他工作人员出差、加班倒有补贴，“但主席除了工资，没有任何一点额外收入，他说他不能开这个头”。这一点，有时让吴连登这个“管家”颇感为难。           
    【点评】查中南海画册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平凡与伟大——毛泽东中南海遗物佚事》（西苑出版社出版），确实有1961年7月的账单影印件，伙食费开支为654.82元。吴先生不能用一句“这都是胡说”就将事实抹煞掉。当然，是当月毛家伙食费就花了这么多，还是包含了以前积累下来的旧账，尚需仔细研究。但当时工人每月伙食费只有10元上下（如3年困难时期，邓小平到大庆视察，康世恩向他介绍，经济待遇较好的石油工人每月伙食费也就是11、12元左右），农民更低，他们与毛每月100余元的伙食费相差近10倍，甚至更多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毛的女儿李敏、李讷每月30元的伙食费也为石油工人的2至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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