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吴法宪回忆录》中的党国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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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回忆录》中的党国要闻

裴毅然


回忆录里的“新闻”自然只能是旧闻，但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的《吴法宪回忆录》里的许多内容，对中国草民百姓来说还是前所未知的党和国家的重大新闻。


七千人大会 拥毛不拥刘


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稿中说：三年困难时期七分人祸三分天灾，工作中出现急躁情绪，人民公社搞早了搞急了。毛泽东阅后召集中委扩大会议，印发刘的报告稿，要大家看看能不能用。见很少有人提出异议，毛只能自己出来说：“从1961年11月份以来，我们连续召开了两个会议，前面开了一个人大，这次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人大的报告中，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一片光明。这次七千人的大会，却完全相反，来一个一片黑暗，没有前途。这样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呢？这个稿子只看到一点现象，没有分析，不能成立，不能用，要研究，要重写一个。”毛的表态震动了高干，纷纷转向，“完全同意”毛意见，形势当然“一片大好”。吴法宪说：“这就当场给刘少奇一个下不了台，因为原来的稿子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他只好来了一个不吭声，一句话也没说。” 可见，在毛那里，形势判断并非需要来自客观事实，仅仅只是中共自己的主观判断，故而才会不顾已经饿死四千万人仍然力挺“一片大好”。

刘少奇不服，尽管修改稿中删去“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会发言中仍引湖南农民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说“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公开顶毛，因此深深得罪于毛，使毛看到刘已不听话。

吴法宪挖出“七千人大会”之所以拥毛不拥刘的深层根源：“像信阳这样饿死很多人的地方，在全国应该还有不少。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对此有责任还是没有责任的，大家都有一肚子的意见。但是，对着谁出气呢？对县委书记、省委书记、党中央、毛泽东？谁敢呀！另外，到会的许多人，他们自己就是当事人、责任者。甚至可以说，参加‘七千人大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在响应毛泽东‘大跃进’的号召下，不同程度地说过一些错误、办过一些错事。因此，一旦反映了客观实际情况，就会反到自己头上。真要这样，乌纱帽就戴不成了。再者，彭德怀在庐山被撤职被批判，被定为‘反党集团’，这记忆犹新的前车之鉴，使得许多人心里有疑虑，想讲又不敢讲。有的刚讲了一个开头，就坚决要求不登简报。实际上，在这样的会议上是发扬不了民主革命。”

吴在回忆录中多处认错道歉。如武汉“七。二O”事件后，中央文革开会面对面批判陈再道、钟汉华，中将吴法宪出于“无产阶级革命义愤”打了上将陈再道一记耳光，真正的以下犯上。吴还检讨了自己“错误地批判朱德委员长与李先念副总理”。


林彪吐实话 空投井冈山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捧毛发言，保驾有功，但林彪私下承认说了违心话：“我这样讲是出于无奈。不这样讲，毛主席的威信受到影响，整个局势就不好维持了。”但毛对林彪讲话十分感奋，批示说：“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看了会使人大为高兴，要发给大家学习。” 文革爆发后，尽管林彪地位日隆，但“林彪对于‘文革’的态度是越来越消极。”实在令人感叹其先见之明。

文革初期几十万红卫兵涌上“革命圣地”井冈山，山上很快断粮，上山学生们竟有饿死。周恩来动员赣鄂闽浙粤等大城市蒸馒头做点心，再由空军飞机空投。“我们前后一共向井冈山空投了半个多月的食品，才使大多数的学生们免于饿死。不过，最后还是饿死了极少数的几个人，还有因为饥饿一下吃多了，撑死的也有。这样的现象不仅仅局限于井冈山一地，在韶山等其它的‘革命圣地’，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吴法宪认为毛搞红卫兵大检阅有心理享受的原因：“像这样面对面接受红卫兵的顶礼膜拜，毛泽东自己可能也觉得是一种心理上的享受。”然而，数百万人拥京，交通、住宿、粮食全线告急，周恩来实在没办法，只得向毛请求限制进京人数。毛不满意：“现在才接见了六、七百万，少了，要再加一倍，还要保吃保住保行。”毛高高在上发指示，只考虑政治不考虑经济，不管衣食住行这些麻烦事儿，才会有如此“无产阶级领袖的大气魄”。八次大接见后，幸亏73岁的毛自己吃不消，终于说了一句“不能再见了”，下面才敢发通知阻止学生进京。吴感叹：“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不知道花了多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不知道给国家、社会和有关地区的政府、人民带来了多么大的负担。幸亏是毛泽东最后自己受不了了，如果当时真的是像他说的那样，接见人数再增加一倍的话，情况不知会糟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其实，毛搞大接见还有一层未被揭示的政治因素：向刘邓等党内反对派显示政治实力——我在中央高层可能不占“多数”，但在人民群众中却是绝对“多数”。


江青训恩来 林彪训江青


江青、叶群两大夫人参政——出席中常会与中央文革碰头会，全是毛的安排授意。

江青训周恩来一节，其它资料都是旁听旁闻，吴可是亲历者，描绘尤为精细，相信会令很多“周迷”大吃一惊。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对周大发雷霆：“你周恩来，不是我们中央文革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老娘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对你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周恩来比我的强的，只是组织才能，这点我佩服。但是你掌握原则、大政方针是不行的。”周勉强说：“江青同志，你比我强，我得向你学习。”江青则说：“我们两个配合起来处理问题，就是完人了。”会场一片寂静，只有康生出来敲边鼓：“希望周恩来同志多尊重江青同志的意见，你们两个人密切合作，就成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领导核心，可以为毛主席多出主意，江青同志领会毛主席的意图是很快的。”周只好点头称是。“以后江青越来越嚣张，而周恩来对江青，唯唯诺诺不敢犯颜……陈伯达只是中央文革小组一个有名无实的组长，只有江青才说了算。江青上能通天，下能命令周恩来，除了康生以外，其他人都不在她的眼里。”

还有1967年2月20日，林彪为保护萧华痛斥江青一节，其它资料说得都很粗略，吴法宪详叙头尾，音容宛然，包括吓坏了的叶群哭抱林彪，强阻他拉江青去见毛。吴的分析也甚到位：“这次林彪与江青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了分裂的种子。林彪对江青是不满的，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过分谴责。”林江矛盾由此一直延续到“九。一三”事件。当时中央高层敢于当面斥责江青，除了毛，就只有林了。


王关戚倒台 专案组庞大


王关戚倒台一直语焉不详，吴一一交待原因。本来，毛还想保一下戚，毛十分器重戚本禹，说过“我写了那本《新民主主义论》，这本《文化大革命论》要由你来写了。”江青也经常带着戚进进出出，戚的锋头一时超过张春桥、姚文元。戚因此有点飘起来，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李讷，引起江青警觉，便对毛说戚改造不了，要把他拿掉，毛同意了。1967年底，逮捕戚时，戚根本没想到：“为什么要铐我？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什么都没有对我宣布就把我铐起来，这是哪一条法律呀？！”他这时才想到求助法律。戚对江青还抱幻想，临上车前，连叫三声：“姚文元，请代我问江青同志好！”

“九。一三”以前，共成立14个中央专案组，成员多为抽调的军师级干部，约500多人。周恩来半个月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大会，4、500人全部到会，从晚上八九点开到第二天拂晓，真到累得不行了才散会。吴法宪认为将彭德怀冤案的责任算到黄永胜头上是不公正的：“彭德怀的问题应该由毛泽东来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算到黄永胜的头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黄永胜对彭德怀的问题是没有决定权的。……为什么只算没有决定权的黄永胜的账，而不算有决定权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账呢？”“不能说牵连到我们的都是‘反革命犯罪’，牵连到毛主席的就都是‘失误’，牵连到周恩来的就都是‘违心的’。”

14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陶铸、王任重、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刘志坚、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尹达、谢镗忠，“九。一三”后，只剩下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其他都被“拿掉”了。自然文革结束后，一个都没有“挺住”。


捧毛副词首创者 不是林彪是小平


第一次读到“二月逆流”谭震林讲话的全版本，尤其是最点睛“三不该”——“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了三次。哭都没地方哭，想来想去，自己不该那么早参加革命，不该活到65岁，不该跟着毛主席。”不久，毛当面挖苦谭震林：“你说你不该那么早入党，不该活到65岁，不该跟着我革命，那你可以退党嘛！可以不革命嘛！可以不跟我嘛！至于你该不该活65岁，那怎么办哪，你已经活了嘛。”此后，毛一直忌恨谭，既不让谭家党支部停止对谭的“内部批斗”，其它四帅二副总理都得到“解放”，也不让谭出席八届十二中全会。

“二月逆流”发生后，毛怕老帅受批判后有异动，派人去西山监视徐、叶、聂三帅，生怕他们搞军变。幸亏“卧底”空军副司令王秉璋两个报告都说老帅受批判后有转变，一致认为文革搞得好，“对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起到很大作用，这才解除毛对三帅的怀疑。而停止老帅家中的党支部批判，居然是林彪的建议。林向毛建议：“这种办法不宜多搞，会把老帅们的身体搞坏。”不过，从1967年2月开始批起，一起批到1969年4月结束，四帅三副总理还是被整整批了两年多。

九大时闹得轰轰烈烈捧毛的“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首创者原来不是林彪而是邓小平！


徐海东请毛交班 许世友揭发“伍豪”


《吴法宪回忆录》中还抖出一些大陆人民从未与闻的“旧闻”。1959年，徐海东大将给毛写信：“毛主席年岁大了，应该交班了，应该交给刘少奇。”毛接信后从此不理徐，徐只得“长期休养”。

吴法宪说向中央呈递“伍豪”材料的原来是许世友。杨成武与吴法宪当时就明白江青搞“两条路线斗争史提纲”，只写毛林江，目的是为自己日后掌权作铺垫。吴还转述林彪语：“在延安，是江青追毛主席。她通过康生，想尽一切办法接近毛主席，经常是毛主席一边写文章，她就在一边打毛衣，一打就是一天。她是拼死拼活去追毛主席，以后才结了婚。”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打响平型关战斗。但在此前，115师参谋长周昆奉命赴洛阳国民政府第一战区，领取115师的第一笔军饷三万银元。周昆见利忘义，携款逃跑，贪为己有。从此隐名埋姓，不知去向。吴法宪说“至今下落不明”。1950年代就有厦门一高炮师长逃到台湾并升了官；1965年10月出现首次“跑飞机”事件——南京空八师飞行员李显斌驾驶一架轰—5型飞机逃台；九大甚至出现非党员代表；“九。一三”后，尽管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积极配合周恩来处理善后，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且对林彪进行揭发批判，但不仅仍打为林彪死党，且全体空军海军都被怀疑，每个机场、港口均进驻一个陆军营。后来，军以上高干因“九。一三”被立案审查的达800多人，全军牵连受审查达几十万。大渡河十七勇士之一的空军副司令曾国华中将，在“学习班”里被整死。


伴君犹如伴虎 总理看风使舵


1970年九届二中庐山会议上，吴听毛说与陈伯达“30年没有很好地合作”，心里反驳道：“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要反陈伯达一直留在身边，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呢？这是怎么共事的呢？一有了意见，就算总账老账，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让人心寒哪！”

毛泽东批陈的真实用意是他对林彪说的一段话：“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吴当时就腹诽：“‘陈伯达威信太高了，所以要把他拿下来。’这是什么理由嘛！其实陈伯达的威信一点都不高，在中央文革里，他就像个受气的‘小媳妇’，康生、江青都是随便骂他讽刺他。”不过，庐山会议前期，江青派受到林彪派猛攻，1970年8月25日上午，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事先未经联系求见毛，毛不见江青：“你走。”但单独见了张、姚，两人抱着毛的大腿痛哭，把毛的裤子都弄湿了。“这个张春桥真有办法，到毛主席那里去一哭，就把毛主席哭过来了。”这才有毛扭转乾坤的《我的一点意见》，明确保江抑林。

庐山会议翻船后，吴法宪“深深后悔自己不该到中央来，如果我仍然在空军工作的话也不会有如此的遭遇。我想还是林彪说得对，我们这些‘邱八’不懂政治，斗不过他们。”李作鹏在下山回京的飞机上也说：“我们这些人太不适应中央的政治生活了。”因此，尽管九大以后周外出均由康生代理周主持中央工作，称为“康代总理”，但两人私人关系一直不甚亲热。这次庐山会议后，周恩来与康生同机下山，十分热络，吴当时便想：“周总理很值得我们学习，善于‘看风使舵。”

庐山会议后，毛读了邱会作的检讨，对邱说：“邱会作，你的字写得很好嘛。我死了以后你可以当主席。”邱赶紧站起来：“毛主席万寿无疆！”

庐山会议后，林彪手下“五虎将”被批，林彪顶住压力就是不检讨，但“我应当实事求是地说明，从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我没有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主席不满的话。林彪的思想上是不是有一个禁区，或者是有什么其它想法，我就不知道了。”


毛崇拜瓦解 还是人间好


1981年，吴保外就医于济南，这才读到1971年8月毛泽东南巡与各省党政军领导的讲话，“当我在事情发生十余年后，看到他这些谈话时，心情很不平静。几十年来，毛主席在我心目中，一直都是一个光辉形象。我始终认为，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我对毛主席是取最崇敬的。把毛主席看作了真理正义的化身。遇到任何问题，都要想是不是忠于毛主席。但是看了这样的一个讲话，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用一句话来说：毛主席言行不一。……毛泽东经常亲自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他自己有意见当面不讲，或者是只讲好听的，却跑到下面去煽风点火，还一再对我们封锁消息，不准参加谈话的人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他有意见可以摆到桌面来谈嘛！他自己老是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是他自己这样做是光明正大吗？”

吴还说张春桥原很有希望成为接班的人选，毛泽东曾向林彪表露过此意。但一下子将张手下的王洪文提起来，当了中央副主席，排位第三，“王洪文和张春桥在许多方面是无法比的。”吴表示非常不理解。四人帮倒台后，“我当时也存在很大的幻想，我总认为叶帅、汪东兴他们对黄吴李邱都是了解的，我们的问题很有可能得到解决。”不料，反而由隔离审查转为正式逮捕，进了秦城监狱。“我从15岁起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毛泽东，几十年的枪林弹雨、拼命工作，什么样的危险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后果都想到过，也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而献身。但是唯独没有想过，要为党的事业这样‘献身’，要坐共产党自己的大牢，要做一个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大坏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这样的折磨。”这位空军司令保外就医后，需要生活自理，居然不会烧水，分不清人民币一块二块！看来确实是“一心一意于工作”了。

“九。一三”事件后，空军司令部气象部副部长不相信林会叛逃，公开说：“这是不可能的。”任由空军司令吴法宪等人找他谈话，仍不相信。

刚被隔离时，吴法宪的生活待遇是每年大约7、800元用他自己的工资，月均60元以上，差不多是一个中层干部的月薪，很可以了。

回忆录最后部分针对“判决书”逐条驳斥，自己为自己平反，至少可供文革史家聊备查考。吴说了大实话：“当时的一些问题，并不是本身不清楚，而是出于利害关系和实际需要不想说清楚，或者不允许别人说清楚。”

吴还提供了一则统计资料：文革中全国共有73万人遭到迫害，其中34800人被整死，平均每省27071人受迫害，1242被整死。显然这是一个大大缩水的数据。

吴完全同意改革开放，“通过比较，我认为这才应该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从内心里拥护我们党改革开放的根本国策。”

吴的结束语是：“我衷心地希望这样的日子不再有、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不再经历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痛苦与磨难。”“因为在几十年的党内残酷斗争过程中，很难找出几个没有整过别人的党内干部。”吴晚年常常教导子女：“高处不胜寒，还是人间好！” 其实，吴这个空军司令，不过是个运输大队长兼江青的“飞机人质”。江每次乘机一定要吴陪同，即要吴对她的飞行安全绝对负责。

阅读《吴法宪回忆录》，对关心国事与历史的中老年读者来说，可顺路看到中共高层当年如何开会，如何明争暗斗，尤其如何于一词一语上伏藏杀机，暗度陈仓，具体过招。

像所有“污点人物”一样，《吴法宪回忆录》免不了有不少掖掖藏藏之处，但毕竟提供了一些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第一手材料，也算这位中将对文革研究作出的有益贡献。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有要犯中，还只有他一人有勇气写自传。


《北京之春》 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