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保春、王文耀：冲击钓鱼台事件中的陈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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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钓鱼台事件中的陈伯达

王保春 王文耀


　　1966年底到1968年初,全国大乱,许多干部被打倒。而中央文革的成员也像剥笋似地倒台。随之有一点牵连的工作人员也都不被信任,关的关,赶走的赶走,又换些新人,工作上互不衔接。陈伯达也早已摇摇欲坠成了个傀儡,一切都由江青说了算。江青脑子膨胀,自已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如证明是错的,她是从来不承认的,而且全盘推给别人。
　　
　　一、被牵涉进钓鱼台事件
　　
　　1968年3月3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总理向大家说,原来收藏在鲁迅博物馆里的鲁迅手稿不见了,主席让我们迅速查找。会后周总理、陈伯达、江青还一起坐车去景山前街许广平家看望安慰她。之后,总理和陈伯达商量,将这个任务交给杨成武。陈伯达到家之后,马上让王保春打电话给杨成武,迅速查清鲁迅手稿的下落。杨成武接到这个任务感到茫然,不知从哪儿入手。陈伯达对此事也非常着急,当夜便和杨成武及新上任不久的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肖力,去找已被免职赶回原单位的前办事组长王广宇查问。王对此事一概不知。但他是可疑人之一,随之将其送进了监狱。
　　最后总理给杨成武出了个主意,叫卫戍区傅崇碧去查,说你们可以去提审一下戚本禹,他应该知道些情况。
　　根据总理的建议,杨成武、傅崇碧连夜去秦城监狱提审戚本禹。戚说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韩书信知道此事。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等倒台后,韩书信等一批工作人员已不被信任,都被赶回原单位了。此时韩书信正巧借机回四川探亲。而傅崇碧让韩连夜乘飞机回京,说有急事找他。韩到京后有人去接,让他住在一个地方,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不准与任何人接近。当韩书信一听说此事,便说何先伦知道。何也离开了中央文革。傅崇碧又设法找到了何先伦,何又说承办人是现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员卜信荣,他知道。
　　傅崇碧经过几天几夜的追查,转来转去,知情人都在钓鱼台的中央文革里面。
　　傅崇碧给中央文革打电话,让报告江青。是办事组组长肖力接的电话,傅崇碧问肖力:“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中有卜信荣这个人吗?”肖力说“有。”傅说:“他知道鲁迅手稿的下落。你向江青同志报告一下,我们马上就到。”打完电话傅崇碧他们立刻驱车前往钓鱼台。
　　傅崇碧是卫戍区司令员,他曾多次出入钓鱼台,警卫人员是他的部下,这很正常。可是这时,王保春接到文革办事组长肖力的电话说:“傅崇碧要进来,请报告组长!(即指陈伯达)”王说:“伯达同志不在,他出去了……”对方不等把话说完便立刻挂了电话。同样急切的语言,接连打来几次。王保春感到异常,以为让他通知门卫,便立即给东门警卫去电话,请傅司令进来。实际他们已经进去了。
　　事后知道,当时傅司令走到中央文革办公的十六楼前,见到姚文元在散步。姚向傅礼节性地打了招呼后,便一起走进了楼里的会议室。还未站定,江青就推门进来了,见室内站立了四五个军人,她顿时大怒,吼道:“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吗?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谁让你进来的?”这时傅崇碧的秘书,由于经过几天日夜紧张地劳累,加之身体本来就有病,看到这种场面,过于紧张,当场晕倒在地上。当时江青还让人将他扶起,给水喝。
　　傅崇碧向江青讲了他的来意,并说是经过批准进来的。
　　据说傅崇碧走后,江青让人从保密室抬出几箱子鲁迅手稿,打开边翻看,边自语道:“嗯,这样重要的手稿,如给弄丢了,那简直是犯罪吆!”可是,事后她在追查谁批准傅崇碧进钓鱼台时,却说傅带的人腰里别着枪对着她。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所谓傅崇碧武装冲击钓鱼台的谎言。
　　
　　二、陈伯达说:让你写你就重写吧
　　
　　1968年3月7日下午,陈伯达心情烦闷,要去西山散步,不知怎么刘叔晏也随陈去了。这样,陈、刘、王文耀一起,坐车出钓鱼台北门向西,直开香山脚下。
　　陈伯达常去香山,其原因除解放初期他随党中央驻在香山,去香山有旧地重游的意味以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1936年陈伯达保释出狱后住在香山养病,病养好了要出院时,没钱支付出院费。出不了院,医院里的大夫对他也无可奈何,只好说:你先出院吧,等你以后发达了再报答我吧。所以,陈心里一直感到内疚,想找到那个大夫或者他的家人。
　　这一次是因为有人对他那次出狱有所怀疑,陈一时说不清楚,其心情痛苦难言。陈四处寻找他养病时的民房,并向我们讲述他在国民党的草岚子监狱中生病时的情况,说他生了淋巴结核,脖子全部溃烂,人都快不行了,经党组织同意才由他的福建同乡、国民党军长张贞出钱把他担保出了监狱,然后被接到西山养病。
　　其实,这些话,在办公室里闲暇时陈伯达也都讲过,现在是旧地重游旧话重提,边走边说。
　　我们沿着南边的山路上山,道路的两旁都是深绿色的松柏树林。已是下午四五点钟了,没有一个游人,显得格外寂静,微微的山风吹来,身上便感到有些凉意。走到半山腰时,看到脚下的土路面上,由红卫兵用粉笔写着斗大的标语口号:“打倒李先念!”沿坡以下至少有三四米长。陈伯达走在前边先看到,他急步走去说:“李先念不能打倒。”说着便用脚在路面上擦,并顺手从路旁捡起一块白灰石,在地上以同样大小的字,改写为:“打倒陈伯达!”
　　我们劝他不能这样写,他伴笑着说:“怎么不能呢?应该打倒陈伯达。”这实际上是陈不便说出的一种内心之苦的发泄。
　　他这样做,跟随去的两三个警卫人员,就在后边用脚抹去字迹。再往上走了一段,又出现此类的标语,陈伯达还是照旧去改写为“打倒陈伯达!”我们劝说他不要这样做,这样做会给公安部门找麻烦,陈说:“没关系,打倒吧!”随去的刘叔晏,若有所思地低头不语。
　　当时,中央常委外出时,警卫随车上都装有步话机,随时都可以与家中取得联系。当然江青的随车上也有,而后来据说江青怕人窃听她的行动,所以下令统统取消。这样,我们外出就与办公室失去了联系。
　　来香山时家里并不知道,王文耀怕出来太久,家里有事找不到陈而着急。因此,走到半山坡时,王便提醒陈伯达说:晚上七时中央文革有会,早点回去吧。这样,陈伯达一行人便回转下山了。
　　回到钓鱼台进北门,到十六楼附近,陈伯达下车去十六楼中央文革开会,王文耀同时下车回十五楼办公室,俞子云开车送刘叔晏回新建胡同家中。
　　王文耀一人回到十五楼办公室,王保春就忧愁不安地对王文耀说:“你们可回来了!”
　　王文耀说:“首长去十六楼开会去了,出什么事了?”
　　王保春说:“小姐(指肖力)和办事员一连打来两三次电话,说傅崇碧要进钓鱼台,让报告组长。我说伯达同志出去了。她不等说完就将电话挂了。奇怪,从来没有叫过‘组长’,而且那么急。”
　　保春把每次来电话的急促语气向文耀学了一遍,然后说:“我不知你们去哪儿了,让值班室(警卫值班室)找你们也找不到,她那么急,我以为让我通知东门,我只好电话告诉东门的警卫室让傅司令进来,也不知道这样办对不对。唉,真不知道又要出什么事!”
　　我们俩都在不安地猜想着肖力是什么意思:她自己就有批准权,可以直接批准傅崇碧进来,为什么反复告诉我们报告“组长”呢?而且已经告诉她“组长”不在,她又一概不听,还是反复说一句话“报告组长”?再说傅崇碧是卫戍区司令,过去不都是随便进出钓鱼台吗?实在猜不出来这是为什么!
　　保春在办公室里忐忑不安,文耀如坐针毡,两个人连文件也看不下去,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什么事情。
　　大约到晚上九点多钟,陈伯达没有开完会便从十六楼回来,他问王保春:“傅崇碧是你让进钓鱼台的?”保春说:是呀。陈说:“你为什么让他进来呢?”保春不解地说:“你看,他是卫戍司令,来找你,我怎么能让他等在门外边?这在礼节上也说不过去呀!”陈伯达一脸不高兴地说:“你要写个检查!”保春就把肖力来电话的经过讲了一遍。陈伯达也相信保春说的情况,但又叹着气说:“江青他们在会上说傅崇碧是我这里批准进来的,傅带着人闯进了十六楼,说我是引狼入室,说要你写检查,现在就写。”
保春说:“伯达同志,这个检查怎么写呢?”
　　陈伯达说:“你就写你为什么不经请示就同意傅祟碧进来。”
　　王保春十分委屈地说:“你不是出去了,找不到你嘛!”
　　陈伯达说:“你就写吧,写吧,我等着。”
　　保春说:“那就写吧!反正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些,我也不会瞒着。”
　　保春回到自已的办公桌上写检查,陈伯达坐在沙发上,无可奈何地微微地摇头、轻声叹气。
　　保春写完检查后,交给陈伯达看。陈草草地看了一下后就从沙发上起身,拿着检查急匆匆地去了十六楼。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陈伯达又拿着检查回来了。陈对我们说:“江青他们认为写得不行,认识不深刻,上纲不够高,没有触及灵魂,让你重写。”
　　保春听了非常懊丧,恼火地说:“傅司令经常出入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这是他的工作。他到钓鱼台多少次,为什么这一次进钓鱼台就不许进来?也没有告诉过我傅崇碧不能进钓鱼台,我的检查怎么写深刻?反正也就是这么个过程,还要怎么上纲?”
　　王文耀在一旁对陈伯达说:“您也为我们说句话,您看总理,上次在一个会上,您问总理,主席批的文件已转给您了,看到了没有?总理说没有呀!关锋在一旁对总理说,那一定是您的秘书给压下了!总理便严肃地对关锋说:哎,同志,您怎么能这样说呢?!您看总理多为工作人员说话!”
　　陈伯达说:“唉,没有办法,让你写你就重写吧。”
　　保春只好把事情的发生过程写得更详细一些,但是上纲怎么也拔不上去。这时陈伯达在一旁拿过笔来,在保春写的检查上亲自给上纲,什么“狂妄自大,不经请示任何人,便擅自同意”等话,把检查里提到肖力的名字也划去了,嘴里还说着:“纲上得越高越没有用!”写完以后陈让保春重抄了一遍。王保春很生气,在抄写时又加上了:由于本人水平低,不宜在中央首长身边工作,要求调离。保春抄完后交给陈伯达时说:“我还是离开您这儿吧,不要给您惹麻烦。”
　　陈伯达接过王保春的检讨以后,便在上面批了:“我对自己工作人员教育不严,建议调离工作。陈伯达。”
　　这时我们空旷的办公室里一片寂静,三个人都沉默不语。
　　过了一会儿,陈伯达用非常低沉的声音说:“我无能,不能保护你们,很对不起你们,你们跟我吃苦了!”说完,他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办公室去十六楼交差去了。
　　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王文耀坐在办公桌前,王保春仰面躺在床上叹着长气说:“我还是走,离开这儿。”王文耀说:“不能走,现在这么乱,两派斗争,你随哪一派?”王文耀虽然嘴里这么说,但心里也开始考虑着两人的去向问题了。
　　其实,王保春、王文耀早有预感,江青今天终于发难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在十七楼吃饭时,碰到了康生的秘书黄宗汉。黄秘书神秘而小心地对坐在王文耀身边小声地说:“保春那个检讨我看了,这件事还在常委中传阅呢!真不得了了!”江青在王保春那份检讨上写着两条批示:“检讨了就好,一,王保春同志应在组织生活会上作深刻检查,以使其他同志从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二,王保春同志的去留问题由伯达同志自己决定……”
　　这个批示汪东兴在当天晚上夜餐之后,在钓鱼台十七楼内,就召集钓鱼台各楼秘书及有关工作人员,开紧急会议传达,让大家引以为戒。
　　过了几天,一次在钓鱼台四号楼开会,王保春也去了,没有注意江青从他的身后走来,江用手拍着王保春的肩膀假惺惺地说:“王秘书,对不起,不要生我的气啊!……”王保春回过头看江青时,她已走过去了,保春也就作罢,走开了。
　　
　　三、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江青虽然在王保春的检讨上批了去留由陈伯达决定的话,但是王保春反复考虑后,还是决定要走。就在这时,江青对陈伯达说:“怎么王保春还没有走呀!”
　　陈伯达为了不让江青再找自已的麻烦,同意王保春离开。
　　王文耀不同意,认为留自己一个人,工作量太大,忙不过来。
　　这时,陈伯达便告诉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为他再调一位秘书来。汪东兴很快送来两份人事档案,让陈伯达任选一名。陈将档案交给王文耀为他选人。王认真地看过档案后,选定了缪俊胜同志,陈伯达表示同意。
　　王保春走,去哪里呢?王文耀问陈伯达。陈伯达很平静地说:“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就回中宣部吧,我也不是管干部的。”
　　中宣部这个时候已经被打倒解散了。全部人员被集中在北京市委党校办学习班,其内部也分成了几派,在互相争斗着。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王保春怎么能去,去了怎么表态,站到哪一边呢?王保春很为难,但又不好向陈伯达说。
　　王文耀感到不公,便对陈伯达说:“保春不能回中宣部,你知道中宣部已经不存在了,又那么乱,都在打派仗。保春在你这里工作这么多年了,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你不能不管。”陈伯达说:“那你说怎么办?”王说:“就派他到你管的单位去工作。《红旗》杂志社,因为姚文元管,可以不去,而马列主义研究院要解散,人员不是在待分配工作吗,保春可以同他们一起分配工作嘛!”陈伯达听后想了一下,点点头表示同意。
　　因为康生、江青老是盯着陈伯达管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几次在中央文革开会时说研究院的革命不彻底,是因为陈伯达在护着。因此,陈伯达才向毛主席写了个报告,说将马列主义研究院解散,还恢复延安时期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毛主席看后圈阅同意,将文件退给陈伯达,陈便以此为据,解散研究院。
　　陈伯达决定先让王保春去帮助他做解散研究院的善后工作,然后,可以暂时为王保春找个适当的工作单位过渡一段时间。这个决定,陈伯达再三交待不能让十一楼(江青)知道。王保春也同意这样安排。
　　王保春去研究院,陈伯达交给他的任务是:从教职员工中挑选十个人留下来,恢复中央政治研究室,组建新的政研室人员的条件是:1,历史清楚,有一定的写作水平;2,尽量不留文革前发表过文章的有名望的老同志(原因是怕康、江借此找岔)。其他人不设职务,就由史敬棠为研究室秘书,主管其事即可。其余人员全部分配下去。为此,陈伯达与李富春同志通了电话,说请他帮助将马列主义研究院的人员安排下去,具体情况让王保春当面向富春同志作汇报。
　　陈伯达对马列主义研究院这批人,还是非常关心的,因为他们是从全国各地选拔来的尖子,动哪一个他都感到舍不得。这是我们从他的表情言谈中看出来的,现在这样做确实是出于无奈。
　　王保春看出他的心思,就对陈伯达说:“您看是否给李雪峰同志联系一下,可不可以在河北省地区安排一些人去。这些同志我想把他们安排在离北京不远的地方,待您要用时可随时将他们调回来。”陈点头认可。王保春向李富春同志报告分配方案时,将这些同志大部分安排在河北地区及北京的首钢等地。
　　后来,到1969年进行所谓“斗、批、改”时,需要大批这方面的人才。当时李先念、纪登奎等同志,还多次口头向陈伯达提出,要求给他们一些秀才。陈当时笑眯眯地表现出得意的样子。这是我们亲耳听到和亲眼看到的。
　　王保春在自身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协助领导顺利地组建了中央政治研究室,比较妥善地分配、安排了马列研究院的同志。陈伯达高兴地给李富春同志去电话,表示感谢,并且笑着对我们说:“嘿,富春同志对王保春的工作很赞赏,他说让王保春作个省委书记没问题!当然了,富春同志是作过组织工作的嘛。”
　　(作者为陈伯达原秘书)


《世纪》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