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饮水思源——从文革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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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吉尔是讲演大家，曾说如果给他半个小时的讲演，只需5分钟的准备；如果给他5分钟的讲演，却需要一个星期的准备。不过，他没有料到还有我今天这样的讲演，要比他一生遭遇的所有讲演都更为苛刻：给20分钟的时间，却要讲五十年的历史。因此我有言在先，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讲演，如果在结束时还有一点掌声，我只能理解为是听众朋友们的礼貌与教养，仅仅表示对一次失败讲演的宽宏大量，或至多表示我们取得了一点点共识。
　共识是今天重启改革最珍贵的稀缺资源。比如朝野上下最近都在关注一本古代旧书，而且是洋古——法国人托克维尔1853年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在这一点上取得共识，哪怕是短暂的，转眼即逝，也比此前沉浸在《中国可以说不》、《中国震撼》这一类书籍中好。因为这是对危机之忧患，而不是沉醉于虚幻的盛世狂欢。托克维尔最为重要的观点之一，是他认为历史并未因革命而断裂，比如人们都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对路易十四时代以来官僚体制膨胀过程的一个中断，他不这样看。他认为大革命不仅没有中断这一过程，而是曲折完成了此前开始的官僚体制拉线结网的历史过程，只是以否定的形式将此前的历史和此后的历史两个端点焊接在一起。托克维尔去世不久，一个名叫卡尔的德国人终于惊叹：这个以不断革命而著称的法兰西，原来早已经被官僚巨网密密麻麻捆扎了全身！上述托克维尔对历史的的独特发现，我曾在另一个地方称之为“托克维尔线”。
　从文革到改革，中国是否也存在这一“托克维尔线”？诚然，没有80年代对文革的否定，就不可能有改革，也不会在今天这样的辉煌大厅相聚，如果我们还要执意讨论这样的话题，那就只能在秦城监狱相见。所以，首先要感谢改革否定了文革，而且要千恩万谢，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忘记这个伟大的“否定”，某一根历史的线条其实是在它的底部弯曲了一下，至多短暂中断，然后它的两端寻找到对方，以更为隐蔽的方式焊接在一起。
我也说过1976年的怀仁堂事变是以文革否定文革，这就注定老基因会找到新宿主，而且寄生于这个新宿主，如影随形，共同走过以后的三十年。有些朋友不同意这个观点，我可以借此机会举例论证。事变前夕，华国锋下决心要解决四人帮问题，作为刚到北京工作没多久的外省干部，他能够想到的是在为润之治丧结束以后，在中央全会上公布对四人帮不利的那几段润之语录，然后让参会者议决拿他们怎么办。“大内总管”汪东兴对华国锋说，如果以中央全会的方式来决定，那么最后拿掉的不是他们，很可能是我们。也就是说，已经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合法空间。汪对他的上司进行case教育，说：你知道不知道913事件以后，主席是怎么解决林彪留下来的那“四大金刚”的吗？华当然不知道，汪继续提示：是以通知开会的方式，让他们到人民大会堂来，来一个抓一个，来两个抓一双。须知这一方式在当时，本身就出自汪东兴对毛的建议，而且此前后，类似的做法汪在文革中还干过多次。就教育史而言，这是中国有这一历史以来最有兴味也最为成功的一次case教育。
　汪副主席太熟悉这一几乎是古老的做法了，华主席如法炮制，果然又一次成功。这一事变事实上否定了文革，它彻底颠覆了润之先生留下的人事布局，没有这一伟大事变，改革开放将成无源之水，这才让我们今天可以饮水思源。此后四年，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否定文革的那一著名决议，只不过是在革除华、汪职务后，对他们所作事业的一个背书。因此，我们说这一伟大事变是以文革的方式否定文革，难道有什么过分吗？不过分。如果从汪这一头说，这一联系就更为生动。这个人1968年就开始向林彪的“四大金刚”示好，透露中南海“一组”第一机密——1964年以后毛与江就没有夫妻生活——由此解除那四位将军既厌恶江青，又投鼠忌器之顾虑，也由此形成内外结合政治结盟，这才是润之一生最为猜忌的“军事俱乐部”；1971年上了庐山，这一“俱乐部”公开发难，发动了针对张春桥、江青的政治突袭；事败之后，也是他向润之提议，以上述方式把他的失败盟友送进监狱。又等五年，他找到新的军政盟友，终于完成五年前在庐山上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伟大事业。当我们说怀仁堂事变是“承上启下”，“承”庐山会议之“上”，“启”改革开放之“下”，恰好符合共产党人的历史教义，不要孤立地、片面地、形而上学地看待问题。从那以后几十年，当我们看到文革和改革如影随形，亦步亦趋，直至此次王立军夜奔美领馆宣告重庆模式败露，应该不感到奇怪。王立军背叛他的上司夜奔美领馆，其细节之生动只能让人想到913事件，只是格局缩小就像任何一次重大悲剧之后多半要出现丑剧复现，军服换成了警服。胡耀邦在1987年生活会后曾仰天长叹：“文革阴魂不散哪！”这是千真万确的，只是他天真浪漫，感叹得晚了一点。如果让我来说，我会感叹老祖宗留下的文字：文革与改革，在汉语里其实只改了一个字，不多不少，改了50%，只改一个字，既区隔又链接两个似乎截然不同的时代，多么准确，多么神奇？伟大的中国汉字啊！
　从文革到改革，有多少历史线索可以展开？今天，我只能打捞起一条线，从胡锦涛十八大“裸退”说起。我们知道他这次毅然“裸退”，让全体子民都感到意外，都认为这是十八大最大的一个亮点，确实是“高风亮节”，我也由衷赞赏。从十八大开始，执政党及其军队的最高职务合二为一了，不再有那种让人担忧的分离了，哪怕只有短暂的两年，都令人生忧。本来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我们还是觉得意外，还是喝彩。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正常动作使大家欣喜若狂，这只能说明我们此前生活在一个不正常的环境，太不正常了。这一“不正常”要从什么时候说起？应该从六十年前建国初期说起。
　 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此同时，曾经建立了一个国家军委。到今天为止，这个机构还没有撤销，胡锦涛还是国家军委的主席，但是大家都不关心了，已经称颂他“裸退”了，可见这个国家最高军事领导机构形同虚设。对这个职务不关心很正常，源头就在同一年润之先生有一重大举措，那就是在他第一次向民主人士吹风，要辞去国家主席的同时，他在中共党内重组军委，润之自任主席，而且是唯一的主席，连朱德这位红军之父也只是这一机构中的普通委员。在国家军委这个机构旁边，又有一个党的军委，这样一来，前者就成为军界耆老的一个统战组织，而真正的军事指挥权归于后者。从那以后一直到他去世，润之一直在强调党指挥枪，他已是党主席与军主席合为一身了，如果仅仅是向自己的军方强调，那就像一个人的身体的这一部分向另一部分强调：你必须接受这一部分指挥，虽有必要，但也有点奇怪。我以为，润之不仅是说给他体内这一部分听的，也是说给他体外其他人听的，比如那个国家军委里，既有前清海军提督，也有民国投诚将领，说给他们听，才符逻辑不显多余。可惜龙云这些军界耆老没有注意，或者即使注意了也不服气，这才发生1957年的悲剧。即使如此，润之对他体内的那两部分也不是没有忧虑，1966年长达九个月的“南巡”最后是以完成对北京党机构的军事部署而告结束，非如此他不能安心回到首都。如此返京后，他还要穿上军装，登上天安门发动“文化领域”里的“革命”，如此明确的肢体语言，他的全体子民还是会错意，还真以为这是“文化革命”。如此“文革”当然胜利，他终于能召开被他非法延期十三年的“九大”。结束之后润之又担心起来，体内的另一部分似乎要闹“分裂”——军队膨胀，威胁到他的这一部分——党的领导。1971年的913事件就是他的党和他的军队在他体内发生碰撞，以致这场“文革”的发动与破灭构成一幅讽刺漫画：“文革”得以发动是以润之对这支军队赞不绝口开始，公然号召一个国家的民众在和平年代向军营学习——“全国学解放军”，红海洋就是从那里泛起；在这个以疏离军人为传统的文治民族，他树立的伦理楷模全都是武夫形象——穿着军装端着枪，从上海商业地带的一个连队到东北抚顺的一位年轻上士；到了“文革”后期，风向突然大转，他通过北大历史系的一位著名文人，在“红旗”杂志上讨论古代盛世为何会发生藩镇割据的叛乱，露骨暗示这场“文化革命”面临最大的危险恰恰来自它的始发力量——“骄兵悍将闹长安”；这位军委主席在世的一个最后动作，是发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令，竟要求那些年迈将军站在他面前齐唱一个普通士兵的队列歌曲：一切行动听指挥！他几乎已经预见到他穿上军装发动的“文化革命”，最终还是会被穿军装的人推翻，但他已无力阻止。在他去世第27天，中国人所谓“尸骨未寒”，果然发生有军方参与——从贴身守卫他的禁卫军直到军方最高情治系统都参与——的伟大事变，没有这个事变就不会有我们今天。
　 “千万不要忘记”（很不幸，这句话本身就是文革开幕语之一），我们最为诅咒的文革时代是穿着军装开始的，我们歌颂的改革时代也是穿军装的人开辟的。历史的魔咒就在于，进步有多大，隐患就有多深。就怀仁堂事变来说，先后有两个人表达了他们的忧虑，一个是陈云，在事变前忧虑重重，从牙缝里挤出四个字：“下不为例”！一个是元帅——叶剑英，我们都怀念他的伟大功勋，不能说他是开朝元勋，至少能说他是“开代”元勋，是他开辟了我们这个改革时代。30多年以后，元帅的秘书在《炎黄春秋》上发文透露：事变不久，一群穿军装的人又在元帅耳边嘀咕，说华国锋不行，您向前再走一步。确实，如果华国锋的军权为叶剑英而不是其它人取代，在当时一定会得到拥护，三十年后看，很可能还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但是，叶的回答是：“这样一来，我不就成了董卓了吗？人家更有理由说我们是军事政变了！”这是令人震骇的，一个“开代元勋”的内心自律，居然是与古代历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军阀相关？此后他一再让贤，直至去世，确实没有穿着军装再向前多走一步。就他个人而言，他成功避开了“董卓”这一历史魔咒。
　从那以后，党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华国锋下台，他手里党、政、军第一把手的职务一分为三，党的一把手给了胡耀邦，政的一把手给了赵紫阳，军的一把手给了小平。这又是共产党历史上一个转折，我们首先应该肯定其进步含量。按照邓小平总结“文革”教训的话来说，权力要分散，什么时候这个党实现过权力分散？就是1980年。第二个要肯定的方面，牵涉到我作为一个非经济学家，对这场改革开放的外行理解。
　试问我们最近一次修改《宪法》是在哪一年？2007年，宪法终于写入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但是在此之前，我们中国人没有买过股票，买过房，买过车？买了，某些阶层还大买特买，买了将近30年。可见这场改革的奇怪，就在于30年进程其实是非法改革，在宪法上得不到保护，却不妨碍人们买车、买房、买股票，积累并扩大私有财产。三十年的进步、富裕全是非法的，它们只有“政策保护，却没有“宪法认可”，怎么能持续？老百姓为什么敢于在《宪法》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购买、积累并扩大私有财产？按照外国朋友的法治理念，这是不可理喻的，也是不合逻辑的。必有一层隐秘，却没有道破。在打破这一隐秘前，我先打一个比方。这场奇怪改革就像一个违章建筑的扩建过程，工程队是改革派，拆违队是保守派，今天扩一个厨房，明天扩一个飘窗，后天拆违队来了，贴一张违章通知，工程队不得不停工一天，如此拉锯循环，居然拉锯三十年。故而这场改革一直有个奇怪说法：改革派有实践权，保守派有话语权，话语权在哪里？一在《宪法》，二在党的意识形态。故而才有多干少说，干了再说，甚至干了也不说的“中国特色”。“工程队”在“拆违队”不断干预的情况底下能够敲敲打打30年，深层隐秘在哪里？就在这个工程队的眼光不断跃过拆违队的肩膀，在寻找或等待第三个人的眼色。原来在拆违队后面还有一个“本地公安局局长”，一个带枪的人，他总是在向工程队递眼色：“可以试，不争论，大胆闯”！所有关于改革开放的叙述，如果让学者来讨论，必须从“正当性，合法性”说起，但是 邓小平先生却有魄力说：“不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原因何在？一个违章扩建工程竟然取得如此惊人成果，成为世界的GDP老二，这是要改写世界历史的伟大工程，历史上最伟大的违章建筑工程，原因就在邓小平先生自1980年以来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甚至在他辞去这一职务之后，1991年军方发表的社论还在向他宣誓：“解放军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因此，我称这一社论为这家报纸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社论，几乎是“裸评”，以最为直白的方式公布了这场改革的惊天隐秘：“千条线，万条线，落到河里都不见”，我们伟大的改革开放啊，腰杆之所以硬，是由枪杆子顶在后面！
　但是，“托克维尔线”就是在这里，而不是其他地方抬起了它丑陋的头颅。权力分散了，“公安局长”支持改革了，但是，从1980年以后党指挥枪不再依靠两个权力基于一人肉身来保障了，党是党，枪是枪，如果哪一天发生了分歧，是“公安局长”听“工程队长”，还是“工程队长”听“公安局长”？或者换为经济学家的术语，不要那么“裸”：是董事长听CEO呢，还是CEO听董事长？虽愚夫愚妇亦不难明白，那当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但在1980年的时候，党的高层却没有这个忧患意识，只欢呼权力分散，改革开放获得了最有力的保障！所以，到了党的十二大的时候，总书记胡耀邦主持修改党章，为适应小平同志不再是党的主席只保留政治局常委，同时担任党的军委主席，特意“修”了一条党章：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政治局常委决定。五年后小平同志又辞去了政治局职务，赵紫阳主持党的十三大，再修改五年前刚修改的那一条党章：中国共产党军委主席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在这里，我们只能批评耀邦同志、紫阳同志：党章是一个党最为庄严的文件，怎么能跟随小平同志党内职务的变动而变动，量体裁衣，亦步亦趋？如此“与时俱进”，也太不严肃了！ 1989年发生的事情大家都记忆犹新，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最终还是发生了，撇开其他原因，从我们今天讨论的这条线上说，1989年的悲剧应该从1980年的进步说起。老子有言：福兮祸所伏；柏拉图有言：伟大的事物都是危险的事物。东哲、西哲，如出一辙，能不信然？
　对此，小平同志是有高度自觉的。故而在发生那件大事的下半年，在所有人已经没有预期的萧瑟秋风里，他毅然辞去了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那时没有“裸退”这一说，也没有“高风亮节”的赞誉，他的子民无言以对，只能以沉默面对这一“裸退”。按主流说法，他退休之后，1991-1992年又有惊人之举，以布衣之身踏上“南巡”之路，再一次挽救了中国，挽救了改革开放。但是我想说，如果小平当年真是以一个退休金领取者的身份到南方去讲了一些话，即使很“雷人”，是否有力量撬动中国？不可能，那就太低估我们中国的重量了。如果是那样，我们今天读这些讲话就不会称其为“南巡”，而是说那不过是一个退休老人那年春节到南方避寒的“旅游路书”，大家呵呵一笑就完了。为什么如此重视、要称其为“南巡”？为什么省委书记们闻之色变，要一个接一个地到报纸上去公开表态？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武装部队发表了向这位退休老人宣誓效忠的伟大宣言——那篇有史以来最为袒露的社评，差一点要把上述违章建筑的谜底揭穿！“南巡”啊“南巡”，多么准确，多么神奇？我们怎么能不赞叹伟大的汉语文字？
　  所以2002年江泽民先生要退的时候，他退出党的总书记，但党的军委主席一职还要连任两年。这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他有前例可循，更为重要的是，他像我们在座的五百听众一样，他也要安全感！不过从那以后，我们所有的中国子民突然关心起每一次党的权力交接，就像梦刚醒一样：问题不在于谁是总书记，而在于谁是中央军委主席？即使在最为反动恐怖的文革岁月，我们都没有在意这一点，为什么到了改革时代，每一个中国人都在议论这一问题？这种状况到了2007年明确了习近平是接班人的时候，第二年又引起更大的议论，他为什么没有进入中央军委副主席？不能怪老百姓飞短流长，即使是集体无意识，混沌之下也有历史聚焦，而且聚焦准确。这一次忧虑到2012年结束，老百姓松了一口气，悬了10年甚至30年、50年的心又放了下来，近平到位了，锦涛“裸退”了，改革以“退”为“进”，我们终于“退进”到润之先生手创的那个年代了！两个一把手合二为一，历史的两端似乎离散三十年，现在终于找到对方，结结实实地焊接在一起，伟大汉语民族又可以高枕无忧了。
　请原谅，我开始这一讲演时是从一个洋大人说起，结束时却只能引用一首中国童谣：“千条线，万条线，落到河里都不见”。我已经引用过一次了，我们这代人五十年前都很熟悉这首童谣，谜底不难猜。在历史的长河里我只打捞了一条线，这条线就叫“托克维尔线”。此线之下，润之、小平还有托克维尔，都可以含笑九泉了，他们都证明了自己。
　谢谢大家！

　（本文系作者在《经济观察报》2013年年会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