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玲口述：我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

tuffy05

我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


艾玲 口述 洪小文 整理

　　《炎黄春秋》2011年第6期刊登《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后》一文，里面提到“《文汇报》为此印的白头《文汇情况》，由张春桥直送江青，报给毛泽东。负责搜集情况的是《文汇报》北京记者站的负责人艾玲。为此张春桥还讲过，艾玲对批《海瑞罢官》是有功的。所以‘文革’中张春桥保过艾玲”。艾玲是1936年在广州参加革命，1939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干部；从1958年至“文革”初期，一直担任上海《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2007年3月7日在广州病逝。2006年3-4月间，艾玲曹向笔者口述过她在“文革”期间的经历，现将整理文字摘录如下。
　　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上海《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当時习惯简称“北办”，下同)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采访、收集北京理论学术、文艺及教育界的动态和意见，汇总报给在上海的报社，供市领导参考。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在前一天，《文汇报》副总编辑陆灏给我打电话告之：“明天将要发表一篇大的文章，是一个叫姚文元的写的，你们‘北办’在文章见报后就出动，收集一下有关人士对此文的反映，”还说：“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上海市委让《文汇报》刊登的，但对外不能说，只能说是姚文元向《文汇报》投的稿……”。
　　该文见报后，“北办”即出动人员采访了有关部委和领导。我和记者李根第去采访了吴晗。吴晗对姚的文章很生气，说《海瑞罢官》不是他要写的，是毛主席叫写的。《人民日报》的同志普遍反映是不同意姚的文章，王若水就向我表示很反感。李希凡说，江青原来叫他写这篇文章，他表示自己是搞《红楼梦》研究的，对海瑞了解不多，江青就说那让别人来写。
　　我熟悉的一些老领导、老同志以及一些知名人士，在对待批判《海瑞罢官》究竟是“学术研究”还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的问题上，观点认识不尽相同。当時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赞同批判《海瑞罢官》的是左派，不赞同的是右派”。对社会上的反映，我们没有把它看得很严重，因为当時中央并未有任何文件明确表态。“北办”在正常的工作职能范围内，把这些情况反映汇总上报给上海《文汇报》编辑部。至于编辑部把“北办”上报的情况如何处理，是以《文汇情况》还是以《记者简报》形式上报上海市委，我和“北办”是不知道的，也不会去打听。那時，“北办”每天都有一个邮包装上我们手写的情况汇报，通过民航班机送往上海。报社有什么文件也通过这个邮包给“北办”。后来听说，毛泽东、江青在上海很重视“北办”的汇报，每天就等着邮包一到就取去看，了解北京的情况。报社领导对我说：“北办”的工作是得到肯定的，是在为党工作，你们采访的情况，毛主席都看过了。为此，“北办”上上下下都感到很荣幸。
　　当時，“北办”负责与《红旗》杂志联系的记者是李根第，我在他采写的情况汇报中，发现关锋、戚本禹，还有学部的尹达，是支持姚文元文章的少数几个人，就把他们的观点编入了给上海的报告之中。一天，陆灏电话通知我，设法把关锋、戚本禹二人秘密安排到上海。行动要绝对保密，不能让中宣部知道，也不能让“北办”的其他人知道，总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亲自通知了关、戚二人后，关锋就向《红旗》杂志社假称父亲病重，要请假回老家；戚本禹也向单位请了假。为了掩人耳目，我不能用“北办”的车，又不便借用其他单位的车。想来想去，只好向在军委机关工作的丈夫求助，请他派部队的车子送关、戚两人去机场。那時正值冬天，我在半夜出发，乘坐军车悄悄开到关、戚家的附近等候。由于怕被人看见，还不敢直接开到他们的家门口。按照事先约好的時问，关、戚二人分别来到与我接上头，就直奔首都机场。他们乘第一趟飞往上海的航班离开了北京。我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了任务。事后，陆灏还表扬我这件事办得好，干净利落。当時，关、戚两人去上海干什么，我完全不知道，只知道陆灏会去接机。后来，听说关、戚二人在上海见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关锋还参加了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会。后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关、戚都是小组成员，成了红极一時的中央首长。
　　1966年6月，《文汇报》社内部开始贴大字报，批判报社领导。不久，我和“北办”的主要工作人员被责令返回上海参加报社的运动。我与编委其他成员一起被大字报点名，戴上了“走资派”、“资产阶级黑线人物”的帽子。大字报铺天盖地，就连我那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宿舍，从四面墙壁到天花板，甚至小小的单人床头、床侧都贴满了大字报，折磨得人寝食难安。我被揪斗時，人群鼎沸，口号声喊个不停。1966年11月8日，我和报社几个编委被正式宣布停职接受审查。
　　经过九个月的批斗审查，一天，造反派副司令来找我，说关锋、戚本禹来上海了，要解放你。当時我没有听说张春桥要保我。1967年3月25日，《文汇报》革命委员会成立，我作为老干部结合进领导班子，担任了革命委员会主任，又当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不久，我感到与造反派很难合作，而且家又在北京，自己仍兼任“北办”主任，于是又回到了北京。报社的实际工作由邵传烈等人负责。
　　1968年7月1日晚，我代表“北办”到人民大会堂观看庆祝中共成立47周年文艺晚会，主要节目是钢琴伴唱《红灯记》。我进入会场刚在后排坐下，就听到广播里喊：“京办的艾玲同志请到前面来。”我听成是“军办”的，就坐着没有动。一会儿，一个男同志(后来知道是江青的秘书)来找到我，说叫你到前面去怎么还不去?我说是叫军办的，不是我。他说，就是叫你，快走吧!我跟着他到了前排，江青见了我就跟我握手，说“谢谢你了，艾玲同志。”接着把我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握着我的手说：“辛苦了，艾玲同志。”这時，周恩来也过来跟我打招呼。我想应该是“北办”的情况汇报，中央领导都看过了，也许还知道曾经由我安排关锋、戚本禹二人到上海，所以才有这么一幕。
　　1968年11月7日，“北办”奉命停止业务活动，我和“北办”的全体人员通通被调回上海，去上海柴油机厂劳动和调查近一年之久。1969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我是中共“九大”代表，我十分惊讶，自认为不可能。但负责通知的人说是上面指定的，是什么人指定的他也没说。在“九大”期间，我被编在上海知识分子小组，还让我当了副组长(组长是同济大学造反派陈敢峰)。因为我是报社的，陈敢峰就让我负责整理小组讨论的简报。“九大”结束返沪后，我又回到了上海柴油机厂，直到1969年10月，我奉命回报社主持工作。
　　1970年夏庐山会议后，中央部署批陈整风运动，军队高层与上海帮的关系日益紧张。我当時是不可能了解的，也没有这方面的敏感。1971年1月，在上海召开党代会期间，一次因大会時间长，中午无法赶回报社吃午饭，报社的军代表好意劝我就近到巨鹿路空四军招待所食堂吃午饭，我便与军代表一起去了。中午，招待所食堂人较多，我们两人还是排队买的饭菜。吃饭時，我们那张小饭桌上，就我和军代表两人，没有第三者。匆匆吃完午饭，又赶回去开党代会了。后来，此事被人传言成我和驻沪的空四军政委王维国一起吃饭，还作了较长時间的谈话。其实我根本不认识王维国。但是，由此捕风捉影说我与空四军挂上了钩，继而竟推论是与林彪集团挂上了钩。于是，张春桥下令将我逮捕。
　　1971年3月23日午夜12時，徐景贤的秘书到我办公室说：“艾玲和军代表、工宣队代表三人立即去市委开紧急会议。”于是我们即去康平路市委大楼。进到会议厅，只见王洪文、徐景贤紧绷着脸，坐在正中沙发上，四周是挎枪站立的军人。王洪文慢条斯理地说：“你的问题拖了很久了，到现在才解决。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要交代和陈伯达的问题。”我当時就抢着说：“我不认识陈伯达”。王洪文凶恶地马上制止我说：“这样吧，你拿些衣服，到个清静的地方去好好考虑交代问题。”我气愤地说：“不去!我没有做错过什么，为什么抓我?我的一些情况，以前曾跟徐景贤谈过，他了解《文汇报》的情况。”我顺势看了一眼徐景贤，希望他能实事求是说几句话。但是徐景贤装着没听见，一声不哼。王洪文讲完话后，对一名军人点头示意了一下。随后过来两个全副武装的军人，一边一个架着我的胳膊，连拉带拽地把我架到门外，推搡着进了一辆早就准备好的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地消失在茫茫黑夜之中。我感到時间过的很慢，当突然听到刺耳的刹车声時，吉普车戛然而止。我被从车上揪了下来，带到一间阴暗且仅够比放下一张单人床略大的小屋子里，便开始强行搜身。看守人员凶巴巴地说：“以后你就叫‘203号”’。我才明白，牢狱苦难降临了。第二天一大早，一支近20人的专案组前来提审，为首的专案组长高声宣读了对我进行专案审查的决定，然后反复逼供我与林彪、陈伯达、王维国的关系。开始每周来几次，以后则半个月、一个月来一次，最后索性半年、一年都几乎不来一次。与此同時，我的老伴受到株连被关押审查，6个子女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
　　1975年6月，专案组长拿着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的批示：“艾玲顽固不交代，到五七干校边劳动边交代”，命令我去干校。后来报社的同志同情我，给我办了医生证明，说我有肺炎，才免于去干校，也结束了长达4年多的囚禁。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组织部责成上海市委对我被“四人帮”迫害关押问题进行清理审查。审查过程中，对我蒙冤入狱予以平反没有什么障碍，但是对我在“文革”初期的表现和为什么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和中共“九大”代表的问题纠缠了很久。一直到了1979年12月，才给我作平反结论，里面还有一句：“犯了路线错误”。我拒绝在结论上签名。我的回答是：我搞的情况汇报，毛主席也看了，我不同意说那是江青背着毛主席搞的。如果毛主席错了，我就错了!最终，给我做出的正式组织结论删去了“犯了路线错误”那句话，对强加于我的所有诬陷不实之词全部推倒，恢复名誉，予以平反。我于1981年恢复工作，任《中国日报》社编委、社委兼办公室主任。1984年离休，在广州老家定居。
　　

《炎黄春秋》201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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