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盈：党史二卷细节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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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二卷细节突破

喻 盈

《中国共产党历史》二卷历时16年编纂、审读后终于在迎接建党90周年之际正式出版。这本“官修”党史凝集了中共领导集体和党史学界的多数人共识，涉及“反右”、“大跃进”、“文革”等敏感话题。

“虽然总体上维持在《历史决议》的基本框架之内，但是一些具体的历史叙述有变化。”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党史研究者韩钢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留意到了由细节构成的两点“突破”，并认为这是整个党史二卷中最突出的“新意”：

第一点是有关林彪事件的叙述。比如1969年的林彪“一号命令”，按照过去中共中央的定性，被说成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很长时间以来，党史都按照这个结论叙述这桩事情。党史二卷却有了变化：它也提到了“一号命令”，却没有再作“篡党夺权预演”的定性。

再比如九届二中全会前林彪等人有关“设国家主席”的主张，一直被官方认定是“反革命政变的纲领”。这次党史二卷的表述与以往不同，具体说法如下：“在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与会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不设国家主席。一部分人主要从国家以往政治体制及现代大多数国家政治体制设置的考虑出发，仍主张设国家主席。”（《党史》第二卷第835-836页）韩钢教授认为这句话可圈可点，表明该事件的性质为党内正常争论，与所谓政治阴谋没有关系。他还注意到，党史二卷对“九一三事件”之前的“政变阴谋”，比较强调林立果在其中“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侧重叙述林立果的“小舰队”活动，没有涉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细节变化。

第二点则是对华国锋主政两年历史的叙述。党史二卷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没有重复过去的结论，一个是说华“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一个是说华“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

以往的党史著述称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拖延和阻挠”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党史二卷不再沿袭旧说，而是称：“党中央注意到广大群众的要求，开始着手解决关于‘天安门事件’和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同时又突出强调要稳定局势和维护毛泽东的旗帜。”（《党史》第二卷下册第991页）二卷还肯定了华国锋对经济学界按劳分配等问题大讨论的支持，并承认华国锋同意解决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问题，指示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

1998年3、4月间，北京春意正浓。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一批研究人员此时正集中在京郊昌平小汤山中直机关培训中心里，埋首对1995年初启动编纂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书稿做修改。这一次集中历时数月，稿件每修改出一部分，胡绳（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都亲自审阅、批改，并加以讲解。直至1999年初，这一轮修改基本完成，党史第二卷的第一个送审稿成型。

当时，这部著作的编纂者们虽然想到，这样的修改只是开始，但很难料想从这一稿到最终定稿，党史第二卷还将走过长达12年的反复讨论、审读之路。

这期间，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委会经过了四届领导班子的更迭，直到2011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才终于在迎接建党90周年之际正式出版。与1999年60多万字的第一稿相比，它的字数增加了将近一半，达到近百万字的篇幅。

前后历时16年编纂的审慎、中央高层亲自拍板的“官修”党史身份，都使得党史第二卷的出版备受关注。它所记述的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29年间的中共党史，既有辉煌的成就，也有重大失误。其中涉及“反右”、“大跃进”、“文革”等多个敏感话题，历来争议颇多。中共中央如何看待曾经的历史曲折，如何总结经验、汲取教训，都可从党史第二卷的行文中得到反映。

书中坦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犯了包括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以及阶级斗争扩大化等三方面错误，并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予以彻底否定。同时书中也强调，发生失误和曲折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密切相关；党并不回避自己的错误，能够自己发现、并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纠正失误，党是注重从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开辟未来的。

经过反复修改，这部书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自传”，党史第二卷“反映的是党在目前这个阶段对自己历史的整体认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语）。

《时代周报》采访多位曾参与二卷编纂的党史研究者，试图探寻这本“权威性”著作的成书过程、写作难点。在复杂的历史面前，“共识”如何形成？与此前出版的党史书籍对这段历史的表述相比，党史第二卷有哪些“新意”与“突破”？还有哪些争议被暂时搁置、留待进一步的研究来解答？

最大公约数

“党史二卷既不是个人著作，也不是一般的集体著作，不是党史研究室写一本书就代表党史研究室自己，它是要代表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党史学界大多数人的共识，实际上是一个最大公约数。”党史二卷执笔者之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

寻找“最大公约数”意味着吸收和平衡党内各方面的意见，也意味着漫长的磨合过程。因此党史第二卷历时16年之久才成书就变得很容易理解。

据章百家介绍，为了使书中的主要观点取得中央领导层与党史学界大多数人共同认可，二卷书稿的征求意见范围非常广泛，“所有主要的政府职能部分，各省一级的机构，中央委员以上的领导，都看过，在党内征求意见的范围起码是两三百人，然后还有学界。反馈回来的意见各式各样，大大小小加起来上万条都不止，既涉及对大的问题的评价，也有很细节的问题。”修改的过程，反复核对、讨论、推敲，力求准确。修改后，又几次报送中央领导同志审阅。

对于一些比较重大、党史学界长期存有不同看法，一时仍难以形成共识，但书中又必须涉及的问题，最终还是按照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文简称《历史决议》）的精神来处理。比如书中的第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叙述的是1949年10月到1956年9月七年间党的历史，在初稿中这一编原本被分为两编来写，即所谓“前三后四”。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龚育之为代表的党史学界部分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头三年和后四年在主要任务、指导方针、基本政策等方面确有不同特点，以1953年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为界，能比较客观地描绘出两个时期的历史原貌。头三年重新强调中国共产党实施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历史；后四年则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参见《龚育之论中共党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应以前七年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理由是新民主主义本来就带有过渡性质，从新中国一建立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最后，党史第二卷沿袭了《历史决议》的方式，将前七年作为同一个阶段立编。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每一次“官修”党史的书写，都像《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这样经过了范围如此大的意见征求过程。

比如同样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后修订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在1991年最初出版时，审读范围就要集中得多。“那时候情况跟现在很不一样，中央有杨尚昆、胡乔木、薄一波、邓力群、胡绳等组成的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这些老同志都是对党的历史非常熟悉了解的，都是过来人，胡乔木、胡绳可以说是党史大家，所以当时的书稿只要党史领导小组说行了，基本就行了。”章百家介绍。

纠结经验与教训

有一种说法认为，“最初的书稿写错误较多、较细”，这是最初的书稿不得不进行修改的重要原因。章百家认为，出现这种看法是因为对当时的情况并不很了解。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探索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实践过程中，正确的想法和错误的想法常常是混在一起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很“纠结”，要经过一段时间沉淀，有所反思，才能看清楚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从写历史的角度看，要把这个纠结的过程写清楚也很不容易。如何处理正确与错误、成就与失误，是二卷最费斟酌的地方，也是最难把握好的地方。

章百家说：“原来的书稿中很想强调的一点是，党为什么会犯错误，在这个过程中它又积累了哪些经验，哪些方面是对的，哪些方面又错了，然后在纠正过程中又为什么再次犯错。这种写法，可能会给人造成一个印象，就是把失误写得多了，但是实际上它并不是重点去写失误，而是想突出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有多复杂，过程有多艰难。”实际上，最后形成的书稿并没有减少多少初稿中的内容，“整个修改过程基本上是不停的往上加。结果是，成就成绩增加了一些，对错误批评的尖锐的话也增加了一些。”

典型的例子比如对毛泽东的评价。据《凤凰周刊》报道，二卷初稿在征集意见时，一部分人认为书中对毛的错误还是不敢写，仍然为尊者讳，同时也有人认为书中把毛个人的错误写得过于严重，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修改人员只能把书增厚。嫌问题没说透就分析得更深入一些，说成绩说少了就再添些积极方面。

这也就是2003年至2009年期间担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曾主管党史二卷编写与修改工作的张启华所说的“成就写够，错误写透”。

重视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一部对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这段历史有过完整论述的权威性、高规格党史著作，还要追溯到20年前。那就是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下文简称《七十年》）。该书由胡绳主编，胡乔木为其构思并为写作提供了指导。其中涉及新中国成立后党史的部分大约20万字。

党史二卷最初的编写工作也由胡绳主持，“他的基本思想是，把写《七十年》的时候由于篇幅所限无法写细的问题展开来写。”章百家说。其中，感到很有必要加强的一个方面是对国际问题的研究，“胡绳认为，党的许多重大决策，如果只看国内的因素还不能说清楚，必须加上党对整个国际形势的估量。”

编写《七十年》的时候，这方面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二卷在启动之初就提出要加强对国际问题和外交问题的论述。正因为此，原本在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中外关系的章百家，才于1995年被调至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

与此前的党史著作更强调新中国的独立自主相比，二卷对外部因素影响的记述要详细得多。

“外交一般是政府行为，但在中国，党对国际形势怎么看，对外交政策影响特别大。”章百家说，“现在我国外交的中心工作很明确，就是配合国家的建设，为国家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工作还面临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怎么看待第三世界国家当时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对革命你支持不支持，当支持革命跟本国建设发生矛盾时怎么办？这中间又牵扯到中国与苏联、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以及美苏关系是紧张还是缓和。”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在《七十年》中对此的说法很简单：“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持下，于1950年10月上半月多次召开会议……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七十年》242页）

而《党史》第二卷较为详尽地反映了抗美援朝决策曲折、艰难的过程。“是否出兵入朝作战，中共中央的决策经历了一个从考虑出兵，到暂缓出兵，再到最终决定出兵的过程。”（《党史》第二卷上册71页）

早在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就亲自草拟了一份长电报回复斯大林前一天的来电，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

然而，由于当天下午的书记处会议对出兵的问题未能取得一致，所以拟好的电报被搁置下来。会后，毛泽东召见了苏联大使罗申，提出中国暂不出兵。

10月4日和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最后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对苏联原来约定出动空军支援，但却临时取消的问题，党史二卷还专门介绍了10月8日周恩来赶赴莫斯科会谈的情况。

斯大林表示：“苏联空军尚未做好准备，要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之后才能出动。”但当“苏联方面得知中共中央已决定立即出兵后，同意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并同意派遣苏联空军到中国帮助防空和训练，但苏联空军不入朝掩护志愿军作战”（《党史》第二卷上册73-74页）。

另外，参加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的决策，对台湾政策的调整，苏共二十大以后党中央对苏联、东欧问题的看法，1958年炮击金门的决策，中苏分裂的过程等等这些原来的党史书里没有系统写过的内容，二卷中都可以读到。

“中美关系整个的大线索写得比较清楚，中苏关系反而写得不是太深入，这既因为有些档案还看不到，也因为中苏关系实在是太复杂了。”章百家回顾说，“其实，不仅是外交问题，对经济方面的重大决策，二卷也写得非常细致。”

细节的“突破”

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曾撰文指出中共党史研究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有二，一是它是当前中国唯一执政党的历史，二是它距离今人太近，一个说法的改变都可能影响到某些现实的情感和利益。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对于《党史》第二卷这样权威性的、代表党的集体认识的著作而言，每一个表述上的细节调整也就都显得殊为不易，非常值得关注。

“虽然总体上维持在《历史决议》的基本框架之内，但是一些具体的历史叙述有变化。”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党史研究者韩钢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留意到了由细节构成的两点“突破”，并认为这是整个党史二卷中最突出的“新意”：

第一点是有关林彪事件的叙述。比如1969年的林彪“一号命令”，按照过去中共中央的定性，被说成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很长时间以来，党史都按照这个结论叙述这桩事情。党史二卷却有了变化：它也提到了“一号命令”，却没有再作“篡党夺权预演”的定性。

再比如九届二中全会前林彪等人有关“设国家主席”的主张，一直被官方认定是“反革命政变的纲领”。这次党史二卷的表述与以往不同，具体说法如下：“在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与会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不设国家主席。一部分人主要从国家以往政治体制及现代大多数国家政治体制设置的考虑出发，仍主张设国家主席。”（《党史》第二卷第835-836页）韩钢教授认为这句话可圈可点，表明该事件的性质为党内正常争论，与所谓政治阴谋没有关系。他还注意到，党史二卷对“九一三事件”之前的“政变阴谋”，比较强调林立果在其中“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侧重叙述林立果的“小舰队”活动，没有涉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细节变化。

第二点则是对华国锋主政两年历史的叙述。党史二卷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没有重复过去的结论，一个是说华“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一个是说华“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

以往的党史著述称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拖延和阻挠”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党史二卷不再沿袭旧说，而是称：“党中央注意到广大群众的要求，开始着手解决关于‘天安门事件’和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同时又突出强调要稳定局势和维护毛泽东的旗帜。”（《党史》第二卷下册第991页）二卷还肯定了华国锋对经济学界按劳分配等问题大讨论的支持，并承认华国锋同意解决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问题，指示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

历史复原是渐进的过程

章百家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也提到了党史二卷这些细节上的变化。

他表示党史二卷尽可能地吸收了近年来新的研究成果，但前提是史料确凿、观点经住了一定的时间检验。“现在只要掌握材料证明以前的说法不对，只要你拿出的研究成果能让人觉得证据充分，审读者也是认可的。”

另外他也提到，相对于学者个人的研究，“官修”党史对资料的选择和引用还是谨慎得多，比如一些个人回忆就很少采用，即便使用也需要有其他资料作旁证。

“（我们）主要还是依靠档案、文件。我们国家的档案开放程度还不够高，特别是政治类的档案。一方面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档案比以前多得多，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很多档案看不到。党史二卷里凡是有新意的地方，实际都与档案开放密切相关；凡是新意不足或说法比较笼统的，基本是档案开放不充分或者研究不充分。”章百家说。

在最基本的方面，从《历史决议》到《七十年》到《党史》第二卷，依然保持了一脉相承。

比如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在1981年的《历史决议》中已经确定了基调：“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文革”发生的原因也基本依照《历史决议》，没有更多的新推断。再比如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减少的数量，《党史》第二卷也延用了《七十年》中的数据“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对于另外两年人口的变化、三年死亡的总人数都没有提及。

章百家认为，对历史真相的复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党史》第二卷不会刻意求新，而是更看重权威性与全面性，只将目前最靠得住的观点集中在一起，告诉给读者。“一段历史是会完结的，但对一段历史的认识却会不断深化。党史的研究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党史二卷中的表述，是我们今天对这些历史的认知与评价。我们随同社会前进，当回过头来再观察这段历史的时候，还会有新的发现、新的认识，还会受到新的启迪。”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谈到《党史》第二卷的出版时也说，这本书对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29年党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但“并非说这本书的出现，就是终结这段历史的研究”，学术上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并不意味着不能超出（本书）”。

这一切都显现出中国共产党对自己历史重视与逐渐开放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又必然对其未来的执政道路产生深远影响。

（部分内容参考徐进《〈党卷二史〉突破了什么》、李光《党史二卷出版：凝聚集体共识，难担突破重任》）


原载《时代周报》2011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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