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1957年反右运动史料的收集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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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

　　原文刊载于章诒和主编《《五十年无祭而祭》，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香港

　　一、反右运动史料范围概述

　　1957年发生的反右运动，是中国当代历史上一个重要事件，它涉及中共上层对当时国内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同时也涉及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状况的一般认识，特别是对中国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历史地位以及民主党派上层人物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要求等相关问题。

　　反右派运动对中国当代历史产生了极大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以及后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影响深远，特别是右派离开原有生活环境外，他们的命运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反右运动使中国传统社会中作为“士”阶层特有的精神气质受到极大伤害，此后中国发生的许多变化，都与此次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打击有密切关系。

　　目前学术界对于此次运动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关于此次运动发生的原始档案还没有解密，特别是中共上层关于此次运动决策的原始档案，在所有关于反右运动研究的文献中还看不到。当下反右派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列几个方面：

　　1、关于反右派运动的始末。

　　2、关于反右派运动中重要历史人物的经历和评价。

　　3、右派个人的回忆。

　　4、中共相关历史人物回忆中透露出的有关反右运动的历史信息。

　　5、毛泽东在反右运动中的变化。

　　6、邓小平在反右运动中的作用。

　　7、反右运动的历史影响及右派子女的命运等。

　　中国的反右运动是一个历史事件，但同时也是一个现实事件，因为关于此次运动的影响及相关事实认定还在进行中，特别是在此次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历史当事人，今天还在用自己的行动丰富这一历史事件的相关信息。本文所指的反右派运动史料，包括一切与此历史事件相关的信息，主要是较为集中的与此运动相关的文献，特别是原始及较为稀见的文献，取原料第一，次料第二的原则，在原料中包括文字以外的文物性史料。

　　本文对于成形的一般文献，叙述较略，比如当时出版的《新华月报》《人民手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以及各地方性日报中关于反右运动的记载，因为这些历史文献较为常见，而研究者又容易使用。另外，各种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史性著作中有关反右运动的论述，因为多数为一般性叙述，较少独立见解和新材料来源，本文也较少涉及；本文注意较多的反右运动史料，以中国大陆各类非正式出版物为主；港台及西文反右运动史料，因为受收集条件限制，暂不涉及。

　　二、反右运动始末及相关史料

　　中国有档案法，但对原始档案的届时解密，在事实上很少发生，特别是对与现实政治和相关历史人物有关的历史档案，基本上是在封锁状态下，这种现象直接影响了历史研究的深度。目前对于中国反右运动的发生及完整的运动始末的研究著作有多部，这些著作的研究方法及著者对反右派运动的事实判断虽不尽相同，但使用历史文献的方法及文献来源大体一致。这些文献的特征一是已公开的中共文件及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文稿，二是处在反右运动决策中心的历史人物的回忆录，三是当时公开出版的报刊，四是少量知识分子的日记。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目前关于反右运动研究著作中还不可能使用原始档案，所以关于反右运动的起源及后来的变化发展，较少存在分歧，下面这些史料基本构成了当前关于反右运动的基本文献线索：

　　文件：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北京。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北京。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北京。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北京。

　　回忆：

　　《鸣放——重要经过报告书》（当代丛书之一），中国人民二二七鸣放反共革命联合会出版，当代出版社，1957年，香港。

　　《鸣放——革命实录史》（当代丛书之二），中国人民二二七鸣放反共革命联合会出版，当代出版社1958年，香港。

　　《鸣放回忆》，展望杂志编辑，香港自联出版社，1966年，香港。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1986年，北京。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册），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北京。

　　叶笃义《我和民主同盟》等五篇文章，见《文史资料选辑》增刊第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北京。

　　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2年，香港。

　　萧克、李锐、龚育之等著《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北京。

　　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北京。

　　研究：

　　纳拉纳拉扬。达斯、欣文、唐明译《中国的反右运动》，华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西安。

　　戴晴《储安平。王实味。梁漱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长沙。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郑州。

　　彦奇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1——4），华夏出版社，1991年，北京。

　　薛建华《毛泽东和他的右派朋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成都。

　　叶永烈《沉重的1957》，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南昌。

　　卢之超主编《毛泽东与民主人士》，华文出版社，1993年，北京。

　　姚杉尔《中国百名大右派》，朝华出版社，1993年，北京。

　　丁抒《阳谋——反右前后》（修订本），九十年代杂志社，1995年，香港。

　　朱地《1957：大转弯之谜——整风反右实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太原。

　　华民《中国大逆转——“反右运动史”》，明镜出版社，1996年，香港

　　叶永烈《反右派始未》，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西宁。

　　叶永烈《反右派始未》（上下册），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乌鲁木齐。

　　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三册），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北京。

　　胡平《禅机：1957》，广东旅游出版社，1998年，广州。

　　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郑州。

　　朱正《两家争鸣：反右派斗争》，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九十年，台北。

　　汪国训《反右派斗争的回顾与反思》，香港国际学术文化资讯出版公司，2005年，香港。

　　宋霖《论1957年“反右派斗争”应予彻底否定——由毛泽东与鲁迅谈起》，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004年，合肥。

　　谢泳《储安平与〈观察〉》，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北京。

　　在上面提到的相关研究著作中，就史料来源及独特性而言，1958年香港出版的《鸣放——重要经过报告书》一书引人注意。

　　本书没有单独署名，是一本史论结合的著作，由于多数涉及的原始文献没有注明史料来源，一般较少为研究者注意。[①]但从书中所叙述的多数史料分析，本书在叙述已知的事实方面，没有编造，特别是书中多次提到其中的材料来源于当时在北京任职的朋友，据此判断，本书作为一本较早叙述中国反右运动的著作还是有价值的。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本书第三章《鸣放变成反右派，毛泽东被斗出走和回京》一节中，作者引述了几个没有透露姓名的朋友的说法，认为毛泽东基于他自己对当时国际关系，特别是对苏联关系的了解和判断，曾有过一个建立“新国际组织的秘密计划”。

　　在这个计划中，以毛泽东为首，包括朱德、周恩来、彭德怀、陈毅及中共四老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外加李维汉和陆定一，共十人，组成一个“新国际中央小组”。书中认为：“这十个人都是共产党中央重要而有力的人物，都是有名的国家主义共产党的反旧国际主义者。因此，完全避去旧国际主义派的刘少奇等人，这是毛泽东决定实行‘新国际”政治方向的坚决抉择“[②]

　　毛泽东这个计划的核心内容是取代苏联，使中国成为共产国际的中心。反右前的“鸣放”就是毛泽东这个计划的一个步骤。但当这个计划在进行中时，受到了苏联的压力。书中说：“苏联领袖赫鲁晓夫等人，就干脆的运用国际主义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国际主义派分子刘少奇等为代理人，制止毛泽东这一行径的发展，故于六月间发出一个明确的国际指示：”中国人民内部，究竟有何种矛盾，必须采取鸣放与整风。在目前的世界资本主义帝帮，对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环攻之下，我们的国际主义者的处境是特别危险的，一切问题也特别严重的，一切也要客观的审慎，合一步伐，无论人民有何种内部的矛盾，此时的当前，皆不需要一个政治性的鸣放和整风。公开宣扬鸣放政策和整风运动，是给资本主义帝帮一个便利的袭击我们。同时，也是无形中违害了国际主义，影响了国际团结。毛泽东同志的这种主张，犯了右侧思想，机会主义的错误，务必纠正这种右倾思想的发展，扑灭这种机会主义的存在。“[③]

　　在这种情况下，以国际主义自命而起家的刘少奇，立即召集了党内的国际主义派分子，包括已冷落的李立三、陈绍禹等人一块起来了，建立一个‘护党战线’，接受了苏联的上列指示，提出要与毛泽东为首的右倾思想，机会主义分子作严重的斗争，实行苏联代理人的任务。当时刘少奇是人大委员长，彭真是书记处书记，人大常委会的秘书长，刘彭二人作了主动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的决定。彭真说：“鸣放是民主性的好政策，但是与党的政治系列相反的，就被右派机会主义分子作了反党的工具，党应该要了解这个实际情况，应该要下最大决心，采取反右派的严格镇压。否则这个鸣放政策，就要危及党的团结与生存。”

　　刘少奇完全同意彭真的意见，并提出两项建议：“1、将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时的秘密讲话的有关各点，须加修正，予以公开发表，以免右派分子所利用和借口，2、召开人代大会，公决右派分子的罪行，予以惩处，结束鸣放，以免影响国际与国内的纠纷。”

　　书中还提到了毛泽东对刘彭意见的一些不同看法。同时还在“毛泽东出走时的托孤左右斗争”一节中，引述了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累年的辛劳，身感疲倦，需要易地修养，党事不管，国事请你与伯特等四老共同研究，郑重处理。”[④]

　　这本较早在香港出版的关于反右运动内幕的书，其中提到的细节可能多数是出于推测，有些时间、人物活动的空间也与真实历史不相符，比如书中说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前就离京出走，显然不准确，另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修改情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薄一波的著作中有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印证本书的说法不准确。[⑤]但本书对刘少奇、彭真作为的一些分析，还有参考作用，特别是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对右派的批评确实非常激烈，而多数情况下毛泽东并不在场。[⑥]

　　在中共高层档案尚不解密的情况下，结合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特别是文革时期毛泽东和刘少奇、彭真的冲突判断，本书对反右派运动起源的一些分析，在部分逻辑推断上，确有相当的合理性。

　　在关于反右运动的起源问题上，因为研究者看不到原始档案，所以对于从“鸣放”突然转向“反右”的变化，多数研究者认为这是毛泽东的“阳谋”，起因是“鸣放”中知识分子的过激言论。但这个看法缺少内在的逻辑，因为对一个政治决策者来说，在决定“鸣放”以前，不可能对这一决策的后果没有预期。引入苏联的干预及毛泽东和刘少奇、彭真的冲突，至少在逻辑上较为合理，因为从“鸣放”到“反右”的时间判断，确实可以说是突然转向。另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讲稿和发表稿的极大差异，虽然从文献上看是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但有些观点前后截然相反，却很令人深思。

　　一般支持毛泽东“阳谋”说的研究者的主要根据是1957年5月10日毛泽东起草的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但这是一篇在二十年后才公开的文章。当时文章的题目是《走向反面》，毛泽东改为此题时特别注明“此文可登党刊，但不公开发表”。此文原来的署名是“本报评论员”，毛泽东修改后为：“中央政治研究室”。6月12日印发党内时，毛泽东才将署名改为“毛泽东”。除了特别说明“内部文件，注意保存”外，毛泽东还加写了以下文字：“不登报纸，不让新闻记者知道，不给党内不可靠的人。大概要待半年或一年之后，才考虑在中国报纸上发表。”直到1977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5卷时才公开了此文。

　　联想到1957年5月1日，当时陈叔通、黄炎培给刘少奇、周恩来的信中提到过毛泽东自己建议下届人大不再提他为主席人选时，信中特别提到：“昨毛主席于会上最后提到下届选举主席不提毛主席的名，并嘱我们透露消息。”

　　毛泽东在陈、黄信上有几处批示，其中一处是：“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

　　毛泽东还在信上特别说明：“请看末页我写的一段话及文中四处注解，都要印上。”这四处注解透露了毛泽东的一些心声，其中一处说：“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⑦]

　　几乎同一时间，在陆定一报送中央的一份《高等学校整风的情况简报》上，针对当时北京大学一个学生的文章《我的忧虑和呼吁》特别批示：“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这个北大学生的文章即注意到了当时中共高层的分裂。[⑧]

　　综合当时的一些历史细节和文革后毛泽东与刘、彭的冲突，应该说，由“鸣放”到“整风”的突然变化，确实与中共高层的分歧有关。朱正即根据批判钱伟长时有人说过：“钱说，鸣放搞不好，因为刘少奇到彭真这一条线是不主张鸣放的。”朱正推测“毛泽东决定放弃新方针而转为反右，实际上是向刘、彭‘靠拢’”[⑨]这个判断现在看来是有事实依据的。朱正由此认为“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⑩]，这个判断大体也能成立。

　　三、“右派言论集”的史料价值

　　反右运动主要发生在国家机关和知识分子较为集中的团体中（如大学、各文化团体），因为反右运动在中国并不是一个可以自由研究的学术领域，所以相关历史档案的开放程度较低，高层历史档案由于涉及政治斗争，普通研究者基本没有接触机会。一般文化团体中，关于右派的档案，也很难查阅，因为这些普通人物的档案较多涉及个人隐私和具体个人恩怨，所以对研究者来说，直接接触原始档案的机会很少。所以近年来，完全依靠原始档案进行的学术研究，还很少见到，而且越是有价值的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原始档案，接触的可能性就越低。在这种原始档案基本封闭状态下，要想深入研究反右运动，一个较为便利的史料来源是尽可能收集当时运动中出现的各种文字材料，比较常见的就是各种“右派言论集”。

　　反右运动发生的时候，中国社会的基本工业水平还不高，所以此类“右派言论集”，通常包括手写、油印、铅印三种类型。作为反右运动的基本史料，在原始档案不容易接触的情况下，此类文献形式大体可以判定为是反右运动史料中的“原料”。

　　在反右运动中，出现了“大鸣、大放、大字报”这种形式，在这些形式中，原始“大字报”保留下来的可能不是很大，只有通过笔记或者印刷方式才得以保留。因为从“鸣放”到“反右”的时间很短，而且当时是中共号召并提倡的表达方式，所以就文献形式而言，反右运动的文献相对其它中国政治运动中的文献算是较为丰富的。大约有这样几种类型：

　　1、从组织形式上说，当时各级机关都建立了整风领导小组，基本是一个工作机关，它属下的各机关团体的“鸣放”和“反右”情况，通常都会以文件形式上报相应机构，而作为领导机关，这样的机构通过创办“整风简讯、整风快报、学习材料”等内部形式的报刊来指导工作。这种类型的文献，从理论上说，在相关机构中应当有完整的保留，但从目前关于反右运动研究者所接触的史料判断，这种文献的使用还有较大难度。

　　2、从“鸣放”到“反右”期间，国家机关和各文化团体的机关报刊，通常较为集中出过各类形式的“专号、专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各专业性较强的团体中，也印刷过相当数量的此类文献，比如一些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中的当时出版物，也保留了许多史料。

　　3、学生杂志和校刊的出现，也是反右时较为重要的一个文献来源。特别是当时全国较为有名的高等院校中，许多系一级单位都办有临时性的报纸和杂志。比如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红楼》特刊，哲学系的《思想战线》《浪淘沙》《论坛》，历史系的《整风快报》等。

　　4、国家意识形态机关主办的内部工作期刊，如中宣部的《宣传通讯》和新华社的《内部参考》，这些期刊因为稳定连续出版，从保存史料的角度观察，史料价值较高，特别是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因为依靠各地记者及相关机构以情报方式向中央汇报情况，所以保留了相当丰富的内部材料，特别是当时不能在全国大报及省级报纸公开的材料。《内部参考》中经常有读者给《人民日报》的投稿被完整排印，作为情况动态向高层汇报。

　　5、反右运动后期，从中央到地方印刷过大量各种形式的“右派言论集”，供批判使用，在此类文献中，除了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选辑》一类较为成形的文献外，大量零散的各类“右派言论集”时有出现，但目前还没有一部此类文献的完整目录及索引，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也没有完整收集此类文献。

　　以上提到的各类文献中，内部印刷品较为稀见，特别是如《宣传动态》《内部参考》一类当时就有发行限制的内部材料，对研究者来说更为宝贵。

　　1949年后，中国是一个通过意识形态来管理的国家，所以在各级机关中，多数都习惯通过文件和内部设定发行级别的报刊来进行信息传达和管理，这种基本行政管理方式，直接导致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出现大量供内部参考或者批判使用的文献，这些文献基本保存了当时政治运动的大体运作模式，作为历史研究的文献形式它们所具有的价值是很高的，但研究者在使用此类史料时，应当对此类史料有一些基本判断和辨别能力。

　　从目前对反右运动的研究来分析，大体可以认为，越往上的右派言论，越具备理论性和完整性，省级机关以下的右派，特别是不在专业领域以下的右派言论，主要是一些表达个人意见的简单看法，是对自己生活环境中不合理现实及对领导的批评意见。而且中国反右运动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在已积累大量矛盾的工作环境下，社会成员之间的正常矛盾，借反右运动的“政治正确性”得到合理清洗，在相当的范围内，所谓“右派”，多数是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一个借口，在最终的清洗过程中，以往的矛盾是关键因素，所谓不同政见，一般只是事后罗织的一些借口。

　　中国省级以上的各级机关中，特别是高校和文化团体中，因为时代的突然变革，加之历史的原因，通常有较为明显的派系，较为严重的已形成宗派，这个特点在中国各民主党派文化团体的反右运动中表现特别突出，无论左右，凡居于强势者通常自然代表正确一方，借合法的政治运动清理正常工作环境下积累的冲突和矛盾，成为反右运动的真实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许多研究者发现“右派”其实多是“左派”，比如文艺界著名的右派丁玲、陈涌、江丰等等

　　大量“右派言论集”的形成，主要是当时处于强势一面的力量编辑完成的，它所收集的所谓“右派言论”的真实性都会有一些问题，断章取义、张冠李戴，道听途说，无限上纲是基本特点。另外“右派言论集”的编纂方式除了“右派言论”外，通常还会有一些批判文章和“右派”过去的历史。因为“右派言论集”的编纂不会征求“右派”的同意，所以作为史料使用时，对于书中涉及的事实，需要细加辨别和与真实的历史事实相印证。

　　“右派言论集”作为文献的最高价值，在于它所提供的历史线索和部分矛盾的真实来源，虽然很多时候那些揭发和批判中提到的事实与真实的事实有相当距离，但这些文章中所涉及的事件及对人物个性甚至人格，特别是个人私生活方面的内容，对于了解历史真实和判断历史关系还是有帮助。另外此类文献中，对于所涉人物的基本经历特别是当时作为反面材料涉及的历史问题，多数对完整了解历史事实，具有启发作用。

　　就出版形式而言，1957年前后出版的此类文献分为内部印刷和公开出版两种，公开出版的多数是知名右派和重大事件的材料，通常较为容易见到，一般图书馆也多有收藏。比较少见和一般图书馆难以完整收藏的是大量无名右派的“言论集”，就史料稀缺性判断，越是无名右派的材料，越有收藏和保存价值，因为就中国右派的总人数而言，知名右派毕竟是少数。在国家无意统计右派真实数目的情况下，这些“右派言论集”是将来统计右派人数的一个重要史料来源。撰写过批判和揭发右派文章的那些作者，后来的人生也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通过对此类历史文献的收集和研究，对于深刻认识那些知识分子的行为也有帮助。

　　下面是我收集的部分“右派言论集”书单，除个别来源于书目外，绝大多数系据实物编写：

　　内部出版部分右派言论集：

　　《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发言稿选编》，中央党校编印，1958年，北京。

　　《整风学习讨论问题参考资料》（1——75期），中共中央党校校部办公室编印，1957年，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学员中右派分子的反省材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校部办公室编印，1958年，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普通新闻班整风和反右派运动的支部总结汇编》，中共中央党校校部办公室编印，1958年，北京。

　　《中国科学院北京区青年反右派斗争大会材料选编》，中国科学院团委会编印，1957年。

　　《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印，1957年，北京。

　　《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北京。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批判光明日报参考资料》，光明日报社印，1957年，北京。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右派分子储安平的言行》，光明日报社印，1957年，北京。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观察〉储安平言论选》，光明日报社印，1957年，北京。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批判文汇报报参考资料》三册，光明日报社印，1957年，北京。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右派分子徐铸成的言论作品选》，光明日报社印，1957年，北京。

　　《坚决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山西省文联、太原市文联，1958年太原。

　　《战斗的声音》，中共安徽师范学院委员会整风办公室编印，1957年，合肥。

　　《明辨集》，中共武汉水利学院委员会宣传部编，1957年，武汉。

　　《章乃器反共三十年》，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整风办公室编，1957年，北京。

　　《共青团省委副书记以上干部受开除党籍、留党察看处分的决定汇编》，共青团中央组织部编，1959年，北京。

　　《整风学习资料》，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印，1957年，北京。

　　《想一想对不对》（一、二集），电力工业部整风办公室编印，1957年，北京。

　　《摆出来，大家看》，电力部团委会办公室辑，1957年，北京。

　　《右派言论选辑》中共河南农学院委员会编，1957年，郑州。

　　《中国资产阶级右派经济言论批判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1958年，北京。

　　《反右派斗争学习材料》，共青团长春市委宣传部编印，1957年，长春。

　　《整风学习参考资料》，电力工业部整风办公室编印，1957年，北京。

　　《南开大学右派反动言论选辑》，南开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研组编，1957年，天津。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选辑》（1——4辑），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办公室编印，1957年，北京。

　　《我院教职员中的右派言论汇编》，中共东北财经学院委员会编，1957年，大连。

　　《章伯钧张百生等人言论集》，中共旅大市委宣传部，1957年，大连。

　　曾希圣《巨大的胜利，深刻的教训》，山西省司法厅翻印，1958年，太原。

　　《兰州大学右派言论汇集》1—2册，中共兰州大学委员会编，1958年，兰州。

　　《右派分子言论汇编》第一辑，同济大学马列主义资料室编印，1957年，上海。

　　中共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委员会宣传部编《“鸣放”言论选辑》第一辑，上海第一师范学院，1957年，上海。

　　《教与学——批判徐懋庸的修正主义理论专号》，1958年第5期，中共中央第五中级党校，北京。

　　《右派分子章乃器的丑恶面貌》，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全国工商联宣传教育处骗，1957年，北京。

　　《粉碎陈铭枢反共集团》，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编印，1957年，北京。

　　《各民主党派的严重任务》，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编印，1957年，北京。

　　《反右派斗争的伟大意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编印，1957年，北京。

　　《揭露和批判章罗联盟的军师——费孝通》，中央民族学院整风办公室编印，1957年，北京。

　　《关于右派企图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资料》，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编印，1957年，武汉。

　　《右派文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办公室，1958年，北京。

　　《“鸣”、“放”选集》（1——4），中共山西省委整风办公室编，1957年，太原。

　　《鸣放放言论》（1——3），“学习生活”编辑室编，1957年，哈尔滨。

　　《批判吴祖光右派集团——剧协、影联联合批判吴祖光右派集团辩论会上的部分发言》，首都艺术界整风办公室编印，1957年，北京。

　　《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的检讨》，中国作家协会，1957年，北京。

　　北大工会历史系部门委员会编《整风快报》，北京大学，1957年，北京。

　　中共山西省委直属总党委会编印《整风快报》，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1957年，太原。

　　《交通部机关反右派斗争辩论大会发言选辑》，交通部机关整风办公室选编，1957年，北京。

　　《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参考消息组编，1957年，北京。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整风办公室编《民进整风简报》1——17期，1957年，北京。

　　中国民主促进会天津市委员会整风办公室编《天津民进整风简讯》，1957年，天津。

　　民进天津市委员会整风办公室编《整风快报》，1958年，天津。

　　《捍卫高等教育和科学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批判右派分子钱伟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一、二集），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委员会编，1957年，北京。

　　《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系教研室编印，1957年，北京大学，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部分青年教师等编《批判右派分子李景汉文集》，1959年，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右派言行材料——民族主义分子反动言行选辑》，内蒙古党委办公厅选编，1958年，呼和号特。

　　《关于右派分子杨克成的材料》第1辑，中国民主建国会昆明市委员会宣教处、云南省工商业联合会组织宣教处编印，1957年，昆明。

　　《驳斥董时光等右派分子谬论》，1957年版，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

　　《争鸣》杂志，中国民主同盟主办，内部出版，1957年，北京。

　　山东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山东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济南。

　　《我们同右派分子的根本分歧——反右派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58年，济南。

　　《反击右派分子言论集》上下册，中共国营七二四厂委员会前进报社印发，1957年，沈阳。

　　《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第1辑，广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宣教处编，1957年，广州。

　　《刘宾雁言论摘编》，中宣部编辑，1987年，北京。

　　《方励之言论摘编》，中宣部编辑，1987年，北京

　　《王若望言论摘编》，中宣部编辑，1987年，北京

　　公开出版的部分批判右派言论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汇刊，人民出版社，1957年，北京。

　　《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上下册），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上海。

　　《右派言论选集》，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武汉。

　　《向右派开火》，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北京。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资料室编《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集》，法律出版社，1957年，北京。

　　《肃反运动的伟大成绩不容抹杀》，群众出版社，1958年，北京。

　　《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群众出版社，1957年，北京。

　　《声讨恶毒攻击肃反的右派分子》，群众出版社，1957年，北京。

　　魏可、常宏著《右派现形记》，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年，上海。

　　《反右派通讯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武汉。

　　《雷海宗批判》，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年，天津。

　　翦伯赞等著《首都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巨大胜利》，北京出版社，1957年，北京

　　杨华生等《右派百丑图》，辽宁人民出版社，1957年，沈阳。

　　《超阶级的灵魂》（讽刺诗），上海文化出版社，1957年，上海。

　　《反右派杂文选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武汉。

　　柳成群《驳斥右派分子章乃器的谬论》，1957年，财政经济出版社，1957年，北京

　　学习导报社编《反右派斗争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长沙。

　　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筹委会哲学社会科学综合研究所、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会编《批判马哲民的反动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武汉。

　　《批判右派分子林希翎等论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北京。

　　《批判右派分子谭天荣等论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北京。

　　《首都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巨大胜利》，北京出版社，1957年，北京

　　《战斗的声音——首都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文艺作品选辑》，北京出版社，1957年，北京。

　　《批判王中反动的新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上海。

　　《战鼓集》，北京出版，1957年，北京。

　　《批判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长沙。

　　《在反右派斗争中吸取教训——记党的捍卫者和青年的败类》，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北京。

　　《青年作者的鉴戒——刘绍棠批判集》，东海文艺出版社，1957年，杭州。

　　文艺报编辑部编《再批判》，作家出版社，1958年，北京。

　　《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资料汇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57年，兰州。

　　四川省图书馆编《反右派斗争资料索引》，四川省图书馆，1957年，成都。

　　《右派分子的嘴脸》，湖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长沙。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教务处编《坚决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昆明。

　　《坚决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广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广州。

　　《短剑集——反右派斗争杂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长沙。

　　《分清教育界中的大是大非：中小教师反右派斗争学习参考资料》，浙江人民出版社，1957年，杭州。

　　丁忱、祝公健《批驳工商界右派分子的谬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上海。

　　李达《费孝通的买办社会学批判》，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上海。

　　《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1—3册，科学出版社，1958年，北京。

　　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编《关于右派企图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资料》，1957年，武汉。

　　褚葆一《资产阶级适中人口论批判—驳右派分子叶元龙“论最适当的人口数目”》，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上海。

　　田峰、江陵编写《批判右派分子沈志远吴承禧在经济科学方面的反动言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上海。

　　《反击右派斗争通俗讲话》，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武汉。

　　石人编写《章罗联盟罪行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武汉。

　　《我们同右派分子的根本分歧》，山东人民出版社，1958年，济南。

　　山东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山东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济南。

　　《诗刊》（反右派斗争特辑），1957年7月号，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

　　《文艺报》1957年1——38期，中国作家协会，北京。

　　《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北京大学浪淘沙社、北京大学校刊编，1957年，北京。

　　四、反右运动的影像史料

　　1957年，反右运动发生时，因为技术手段的局限，这方面的影像史料较为稀见。主要有几个方面：

　　1、当时新闻记者拍摄的黑白新闻照片，在一般报纸上偶有所见，但主要存在于当时中国有限的几本画报中，如《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及地方出版的画报中。

　　2、美术作品（主要是漫画），出现在当时的一些文艺性报刊，如《中国青年》《新观察》《文艺月报》《诗刊》《美术》以及北京大学的学生杂志《红楼》、《浪淘沙》《论坛》《思想战线》等杂志上。

　　3、1958年后，为了总结反右运动的成绩，有些城市举办过有相当规模的“汇报展览”，展览后印制过一些画册，这些画册通常由照片、漫画、实物、统计表格等几种类型组成。

　　4、新闻电影记录片。

　　5、戏剧等文艺形式的图象记录。

　　部分反右运动影像史料目录

　　《自我改造汇报评比展览会汇编—1957——1958》（画册），厦门市民革、民盟、农工、民建、工商界、宗教界、归国华侨联合举办，1958年，厦门。

　　《上海市工商界整风运动展览会汇编—1957——1958》（画册），上海市工商界整风工作委员会，1958年，上海。

　　《天津市反右派斗争展览会》，1958年，天津。

　　中国美术家协会广州分会《反击右派漫画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广州。

　　《向右派斗争》，纪录片。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出品。

　　摄影：李振羽、叶松劲、钱厚祥、靳敬一、牟森、舒世俊、梁明双、赵凯

　　解说词：沙丹

　　编辑：邓葆震。

　　（原广告介绍词：这部纪录片如实的记录了全国各地的群众向右派分子坚决回击的情况。在工人、学生们和右派分子进行说理斗争的辩论会上，在各民主党派的整风会议上，右派分子们在愤怒的人民群众用真理和铁的事实的质问下原形毕露。）

　　话剧《百丑图》，中央戏剧学院实验话剧院演出，孙维世导演。上海滑稽剧团移植演出。

　　《寻找林昭的灵魂》，纪录片，胡杰摄影、解说，2003年制作。

　　许善斌《证照中国——1949—1966》（本书收有“批判右派分子储安平大会”、“民盟北京市委会反右派批判大会”的入场券），华文出版社，2007年，北京。

　　五、近二十年完成的右派回忆录

　　1979年后，中国对1957年的反右运动进行了重新评价，右派得到了改正，他们重新回到了正常的社会生活中。一般流行的说法是当时中国共划了55万右派分子。这个统计来源于李维汉的回忆录，这只是个大概的说法，具体的右派人数，只有将来在档案开放的情况下，才能完全落实清楚，希望将来能有一本较为全面的“中国右派名录”，这是建立“右派博物馆”的基本内容。[11]

　　右派改正后，恰逢中国社会进行改革开放的时代，所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多数右派重回工作岗位，加上对历史认识的局限，所以写作回忆录的人很少，当时有条件从事这一工作的主要是一些作家，比如丁玲、刘宾雁、王蒙等，再加上一些学者及民主党派的重要成员，如叶笃义、千家驹、费孝通等。

　　本人收集的右派回忆录，一般不包括近二十年来被多次研究和有多种著作行世的知名右派，以及出版有全集的右派作家和学者，而主要偏重于长期在社会低层生活的小右派的回忆录。

　　在本文作者的回忆录概念中，包括一般出版的日记、自编年谱和纪念文集、较完整的个人简历等。但本文所列出的右派回忆录，主要以完整的长篇回忆录为主，包括右派本人去世后由家属编纂的纪念文集。除特别重要者外，一般不列单篇的个人回忆或者相关研究文献。也就是说，右派回忆录，以作者本人的回忆为主（包括家属编纂的纪念文集），研究者写作的右派传记只少量收入。

　　这些右派回忆录分为公开和自费印刷两类，自费印刷也包括虽有出版单位，但是以买书号方式完成的出版物（包括使用香港书号的出版品），中国近年来对于反右派运动的研究多有限制，这些出版物一般很难正常出版，所以许多作者选择自费印刷的方式让回忆录问世。因为是自费印刷，这些低层右派的回忆录反而更加真实反映了历史，对于后人了解反右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造成的伤害有很大帮助。而公开出版的右派回忆录因为出版审查的原因，对于真实的历史多有回避，而且在对历史的认识判断方面也缺乏深度，比如王蒙的回忆录历史价值就不高。一般而言，凡自费印刷的右派回忆录，历史价值高于公开出版的右派回忆录。

　　右派回忆录书目：

　　《风雨九十年——潘大逵回忆录》，成都出版社，1992年，成都。

　　《葛佩琦回忆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北京。

　　蓝翎《龙卷风》，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上海。

　　邵燕祥《沉船》，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上海。

　　鲁丹《70个日日夜夜——大学生眼睛里的1957之春》，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北京。

　　赵熙德《往事并不苍老——一个50年代大学生的日记》，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北京。

　　陈铭枢《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北京。

　　《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续篇》，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北京。

　　从维熙《走向混沌》（三部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北京。

　　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北京。

　　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北京。

　　《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1999年，北京。

　　许觉民编《追寻林昭》，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武汉。

　　高兆忠《狰狞岁月愁——1957—1979》，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校史资料室编写，1999年，太原。

　　温济泽《第一个平反的右派》，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北京。

　　马嘶《负笈燕园——1953—1957：风雨北大》，群言出版社，1999年，北京。

　　李庄《难得清醒》，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北京。

　　《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北京。

　　《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北京。

　　刘心武〈树与林同在〉，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济南。

　　柳溪《往事如烟》，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武汉。

　　朱伯康《往事杂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上海。

　　吴容甫《劫海恶波》，自费印刷，2000年，长沙。

　　王觉非《逝者如斯》，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北京。

　　何济翔《沪上法治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北京。

　　徐光耀《昨夜西风凋碧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北京。

　　和凤鸣《经历——我的1957年》，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兰州。

　　章文岳《大学生与盲流》，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北京。

　　赵旭《风雪夹边沟》，作家出版社，2002年，北京。

　　刘秀臣《真相》，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北京。

　　刘皓宇《人。鬼。人》，自费印刷，2002年，长沙。

　　王玉林著《品味人生——反右蒙难五十年》，2006年，自费印刷，北京。

　　吴永良《雨雪霏霏——北大荒生活纪实》，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北京。

　　陈瑞晴《只有云雀知道你》，自费印刷，2006年北京。

　　张僖《只言片语——中国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2年，北京。

　　《舒芜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北京。

　　李蕴晖《追寻》，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兰州。

　　朱正主编《1957新湖南报人》，自费印刷，2002年，长沙。

　　殷毅《回首残阳已含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北京。

　　李仕兴《自掌嘴——我当右派的心路》，自费印刷，2003年，郑州。

　　《彭文应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册》，自费印刷，2004年，上海。

　　茆家升《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远方出版社，2004年，呼和浩特。

　　李泥《历史伤口——二十年寻访右派实录》，自费印刷，2004年，北京。

　　陈炳南《赤子呤》，中国文学艺术出版社，2004年，北京。

　　高尔泰《寻找家园》，花城出版社，2004年，广州。

　　陈为人《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溪流出版社，2004年，达拉斯。

　　邵燕祥《找灵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桂林。

　　倪艮山《沉思集》，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香港。

　　胡伯威《青春。北大》，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桂林。

　　邢同义《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兰州。

　　王火《长相依》，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北京。

　　《自诬与自述——聂绀弩运动档案汇编》，武汉出版社，2005年，武汉。

　　铁流《风波万里——铁流诗选》，自费印刷，2005年，北京。

　　朱峰《在阳谋的祭坛上——天山深处一个小右派的苦难生涯》，稿本，自费印刷，北京航天大学，1998年，北京。

　　万耀球《滚爬血腥路——忆我贱民，平民人生》，稿本，自费印刷，北京大学，2001年，北京。

　　许觉民主编《林昭不再被遗忘》，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武汉。

　　《杨兆龙法学文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北京。

　　曹聚仁《北行小语》，三联书店，2002年，北京。

　　袁冬林《浦熙修——此生苍茫无限》，大象出版社，2002年，郑州。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北京。

　　章诒和《最后的贵族》，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香港。

　　赵诚《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苍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武汉。

　　赵诚编《追寻黄万里》，书海出版社，2004年，太原。

　　章诒和《伶人往事》，明报月刊出版社，2006年，香港。

　　高新何频《朱镕基传——从反党右派到邓小平继承人》，新新闻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台北。

　　冯亦代著、李辉整理《悔余日录》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郑州。

　　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劳改基金会出版社，2005年，纽约。

　　巫宁坤《一滴泪》，允晨文化出版社，2005年，台北。

　　姚小平《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出土记，见二闲堂主页，http://www.edubridge.com/

　　《林希翎自选集》，顺景书局，1985年，香港。

　　洪禹平《我与林希翎之间》，《江南》杂志2006年第6期，杭州。

　　《与林希翎对谈录》，涂光群，未刊稿。

　　姚仁杰《我与北大同行》，未刊手稿本，北京大学，2004年，北京。

　　《乌“昼”啼──1957年“鸣放”期间杂文小品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北京。

　　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北京。

　　薛攀皋季楚卿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7年》，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8年，北京。

　　薛攀皋季楚卿编《中国科学院史料汇编——1957年》，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8年，北京。

　　黄河清、北明等编辑《刘宾雁纪念集》，明镱出版社，2006年，香港。

　　俞安国、雷一宁编《不肯沉睡的记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北京。

　　吴开斌《另类人生二十年》，中国文化出版社，2007年，香港。

　　六、长篇小说中的右派史料

　　作为文艺作品的表现内容，“右派文学”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经历过两个阶段。先是在反右运动开始后，“右派”完全以反面形象出现，当时无论是诗歌、话剧、戏曲还是美术作品，右派都是丑角。在1976年以前的文学作品中，除了反右运动前后出现较多应景的“右派文学”外（主要是一些学生作品，如北京大学张钟以鲁迟名义发表的《阿0外传》，常宏《林希翎右史演义》、魏可《右派现形记》，吴天惠《梦幻曲》）。[12]作为文学作品的题材，右派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并不多见。

　　“右派”作为文学作品中的正面形象是伴随“右派”在政治上获得改正后出现的现象。余易木的中篇小说《初恋的回声》，较早表达了“右派”的真实生活，到了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电影《巴山夜雨》（叶楠）《苦恋》（白桦）出现后，“右派”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已发生了完全改变，接着张贤亮的《灵与肉》《绿化树》等一系列作品，在表现“右派”真实生活处境方面又向前跨进一步。

　　整个八十年代，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右派”生活的基本都是“右派”作家，他们在思考反右运动和“右派”人生经历中，思想还没有完全解放，对于导致“右派”命运的真实历史还缺乏拷问历史的勇气，所以这个阶段的“右派文学”所达到的水平并不高，这可能与当时“右派作家”重新回到体制内并获得主流认可有关，特别是丁玲、王蒙、张贤亮、从维熙、唐达成、李国文等“右派作家”，基本构成了当时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主体。在这一代“右派作家”中，刘宾雁和邵燕祥的选择比较独特，他们保持了独立思考的勇气，特别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他们主动自觉和体制保持了分离姿态。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作为文学题材的“右派”主题，一度获得作家的重视，但这次承担“右派”题材回归文学的作家，主要不是原来的“右派”，虽然王蒙在九十年代初期创作了《失态的季节》，但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几部以“反右运动”为主题的长篇小说中，王蒙这部作品并不特别引人注意。在深刻表现反右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伤害程度，并同时表达对现实政治深刻绝望方面，杨显惠关于“夹边沟”的系列作品，尤凤伟、方方的长篇小说，都比王蒙的小说更引人关注，因为这些虽然没有经历过“反右运动”的作家，在对“反右运动”的认识和思考方面超越了现实政治的制约。

　　长篇小说中的右派生活，并不能作为一种真实的史料来看待，但因为虚构文学的来源有史料基础，同时作家在叙述反右运动的生活时，也涉及对反右运动史料的选择和评价，所以也构成了反右运动史料的一个方面，特别是对后人了解这一段历史，反映右派生活的文学作品，有可能也成为另外一种史料，也就是史学研究中常提到的间接材料，或者不经意的材料。

　　以右派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书目

　　王蒙《失态的季节》，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

　　方方《乌泥湖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北京。

　　杨显惠《夹边沟记事》，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天津。

　　尤凤伟《中国一九五七》，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沈阳。

　　赵旭《大饥饿》，作家出版社，2004年，北京。

　　七、方志中的右派史料

　　在近二十多年的时间内，新修方志是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一个基本内容，至少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多数都完成了这一工作。本文的方志概念中包括了高等院校、文化团体、科研单位编纂的各种类型的机构史。

　　方志是中国保存历史的一个传统，真实、完整和系统是它的基本要求，但因为当代中国还不可完全摆脱意识形态对专业和学术的制约，所以新修方志的总体水平并不高，特别是对反右运动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通常会采取轻描淡写、避重就轻的方法，不可能完全承担保存史料的历史责任。但作为方志，总还在相关方面有一些线索，特别是右派的履历及右派的人数统计等方面，毕竟还是一个史料来源，在这方面，一些高等院校的校史及科研、文化单位的机构史相对严肃一些，在名人履历中把右派经历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记录。丁抒《阳谋》一书中，较为重视使用方志中的反右运动史料，特别是对于基层社会反右运动的真实情况，通过对方志中相关文献的梳理，经常会有新史料的发现，在反右档案不能公开使用的情况下，这个获取史料的方法应当重视。

　　中国政府对反右运动的态度，非常耐人寻味。一方面对这个运动基本做了否定评价，但另一方面却不愿意正视历史事实。这种态度导致许多右派改正重新回到领导岗位的人，对于自己的这段经历采取有意回避态度，比如朱镕基、费孝通、王蒙以及一些高校校长，在正式履历中，一般不提自己的右派经历。这种现象说明，在中国社会现实中，虽然右派获得了改正，但右派正统的社会地位并不高。我认为这与两个事实有关，一是反右运动的具体当事人邓小平本人，对这一历史事件并没有深刻的忏悔，虽然在主观上承认了这一运动的完全错误，但在事实上并没有彻底改变对原来右派的认识和评价。二是1976年后，中国政治生活虽然发生了变化，它的重要领导人也多次变更，具体政策时有改变，但基本意识形态并没有转换，这一事实决定了他们对待历史的基本态度，在中共几任总书记中，真正对反右运动有深刻认识的只有胡耀邦一人。

　　具体到中国社会现实中，基本情况是，早年负责反右运动的领导人，并没有因为主流意识形态部分改变了对反右运动的评价而成为这一历史的责任承担者，他们依然占居中国社会的主要领导地位。这种“我打你右派，我给你改正”的事实，直接影响了整个社会对反右运动的基本判断，除了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右派基本获得了正面评价外，越往社会下层，右派的真实社会形象，并没有发生完全的改变。

　　从全国范围内观察，右派改正后，他们的政治地位并没有显著变化，除了朱镕基、费孝通、王蒙、钟佩璋等少数右派能回到主流政治中心外，右派基本还是一个边缘群体。由反右运动造成的“精英淘汰”事实，大体还发生作用。

　　精英淘汰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人才流动的主要机制，它的发生与时代政治文化密切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建立时，它的主要领导层，以造反起家的人为多，凡造反成功以后，必然论功行赏。在这个机制中有相当一批人是以造反为自己主要才能的，但在一个没有反可造的时代里，这些人的才能就发挥不出来，这是其一。其二是在和平时代里，造反的才能已退到第二位，所以观察中国历次政治运动，总是没有才能的人在整有才能的人，而没有才能的人通常都居于高位，比如1957年，当时共青团省委副书记以上被打成右派的人，基本都是大学生。名单如下：[13]



　　方志中关于右派的史料情况较为复杂，容当以后再细论。

　　八、右派的上书文献

　　上书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表达政见的一种方式。在传统社会，上书的主要对象是皇帝。上书的直接动机来源于法律、新闻的缺位。上书形式有两种，一是单独的个人行为，二是联名上书。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依靠上书解决问题的事实非常多。就是在毛泽东时代，依靠上书解决问题的现象也很常见，比如李庆霖关于知识青年生活处境的上书，张天民关于电影《创业》的上书，都是明显的例子。在现代传媒出现（以电子传媒为标志）前，上书是真正的上书，而到了现代传媒出现后，上书其实只是一种表达方式，它的核心意义并不是一定要让上书的真实对象看到自己的意见，虽然这个愿望始终存在。传统上书的预期建立在偶然性上，所以上书的方式除了正常渠道外，主要依靠私人关系，因为私人渠道在一个非常态的社会中反而会保证信息的对称，所以一般能发生作用的上书行为，通常都有私人背景。

　　本文提到的右派上书，专指近年来为了呼吁对反右运动历史的重新认识和研究，一些具有右派身份（包括右派子女）的人，以上书形式为表达政见的行动。这种行动的主要对象其实是新闻媒体和大众。

　　采取上书的方式，只说明对高层解决问题有一种期待，并不完全相信高层对会此作出明确回应，事实上高层在看待右派上书问题方面，信息是不对称的，他们没有把上书者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看待，所以右派上书，目前它的意义还只在表达政见的层面上。右派上书起源于1987年2月由许良英、刘宾雁和方励之发起的“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其它以个人名义向本单位上级领导寻求人个问题解决的表达方式，并不在本文所谓右派上书的意思中。

　　右派上书统计

　　《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1987年，北京。

　　《重庆“改正右派”呼吁书》，2003年，重庆。

　　史若平：《反右受害者及家属子女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要求平反右派大冤案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2005年，济南。

　　蒋文扬：《重庆116名右派给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公开信》，2005年，重庆。

　　彭志一：《给中共中央、人国人大、国务院的申诉信——要求国家对右派分子正式道歉并给予经济补偿》，反右运动受害者及家属子女2007年，

　　任众：《为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2007年，北京。

　　《浙江部分反右受害者及其家属敬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2007年，杭州。

　　周国兴：《新疆右派上书中央》，2007年，乌鲁木齐。

　　任众等《必须彻底否定“反右派斗争”的错误政治运动——致国家主席胡锦涛》，2007年，北京。

　　九、简短结语

　　反右运动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深远，但关于反右运动的史料来源又非常有限，在研究者获得原始档案相当困难的情况下，首先意识到收集反右运动史料的意义是学术研究的关键，近年来中国学者已在这方面作了很多准备，比如冉云飞编辑的《右派资料知见录》，已有了较为开阔的思路和基本收藏，随着网上“反右博物馆”的建立和影响，可以期待反右运动研究的学术性将会得到提高[14]

　　一个时代学术研究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材料的发现和新方法的运用。反右运动，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具备相当的丰富性，在相关档案不开放的历史现状下，依靠社会各界力量，有计划有系统完成反右运动史料的收集，并编纂成形的研究文献是迫切的学术基础工作。

　　目前反右运动研究的史学地位还不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反右运动研究中，原始文献的使用率较低，多数研究依赖零散的第二手文献，所以史料先行，应当成为反右运动学术研究未来前途的必备条件。成熟的学术研究，应当建立在较为完备的史料基础上，不然很难提升反右运动研究的学术水平并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所以建立反右运动史料学，应当成为当下重要的学术工作。

　　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之学术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1957年的反右运动研究，随着史料的不断发现，有可能成为今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新潮流。

　　2007年4月23日于太原南华门山西作家协会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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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丁抒《阳谋》中引述了《鸣放革命史录史》，但没有提到《鸣放——重要经过报告书》。见丁著第170页，九十年代杂志社，1995年，香港。冉云飞编辑《右派资料知见录》（编年初稿）中注明了他曾收有这两册香港早期出版的反右史料。见冉云飞博客：http://blog.tianya.cn

　　[②]《鸣放——重要经过报告书》第26页，中国人民二二七鸣放反共革命联合会出版，当代出版社1957年，香港。

　　[③]《鸣放——重要经过报告书》第48页，中国人民二二七鸣放反共革命联合会出版，当代出版社1957年，香港。

　　[④]《鸣放——重要经过报告书》第52页，中国人民二二七鸣放反共革命联合会出版，当代出版社1957年，香港。

　　[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35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北京。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忆》下册第56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北京。

　　[⑥]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人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汇刊》的相关代表发言，人民出版社，1957年，北京。

　　[⑦]《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57、45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北京。

　　[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9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北京。

　　[⑨]朱正《两家争鸣——反右派斗争》第618页，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九十年，台北。

　　[⑩]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第120页，田园书屋，2007年，香港。

　　[1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第840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北京。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郑州。

　　[12]见《战斗的声音——首都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文艺文艺作品选辑》第80、102页，北京出版社，1957年，北京。学生的反右派文艺作品，原发刊物以学生杂志为主，张钟、吴天惠等人的作品最初都有发表在《红楼》和《浪淘沙》等杂志上。

　　[13]《共青团省委副书记以上干部受开除党籍、留党察看处分的决定汇编》，共青团中央组织部编，1959年，北京。

　　[14]反右博物馆（http://www.observechina.net/Data/Editors/fanyou/00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