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正芒：粮食问题——“七千人大会”上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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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部检讨说，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是3400亿斤，可是征购就拿了1200亿斤，占三分之一强，这是农村伤了元气的一个重要原因。粮食部为此感到非常痛心。他们还检讨说：1960年本已出现全国大面积的饥荒，饿死人的情况已很严重，可是粮食部还自以为天下太平，可见粮食部见事太迟。全国出现大饥荒原因可能很多，但粮食征购过头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感头痛的问题就是六亿人民的吃饭问题，几乎逢会必讲粮食。甚至可以说，开会时除了讲粮食还是讲粮食。尤其是最困难的1960年、1961年，粮食告急的报告不断送到周恩来、李先念等的办公桌上。周恩来当时被人送了一个雅号——“粮食调度总指挥”。直接管粮食的李先念副总理更心急如焚，常向各地负责人抱拳作揖，“求求大家救救京、津、沪”。为了使江西省同意外调三亿斤粮食，周恩来在餐桌上连喝了江西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处书记刘俊秀所敬的三杯酒，一杯酒就是一亿斤粮食！周恩来从1960年下半年到1961年关于粮食的谈话有记录的就有70多次。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就是在这种粮食严重短缺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因此，它也必然与粮食问题息息相关。
　　
　　七千人大会的出发点：粮食问题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更大“跃进”，使全国粮食全面紧张，并出现饿死人的现象，有的地方情况还相当严重。1961年开始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情况并未有太大的好转，国库已被挖空，城市和工矿区的粮食供应有保不住最低需要的危险，且城市已发生请愿事件。万一城市断粮，后果不堪设想。1961年第四季度中央需从各地上调32亿斤粮食，可到了11月中旬，时间过半，任务却只完成20％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全面告急，断粮的危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情况十分紧急。此外，转眼就到年底，1962年的征购任务也没落实下来，各地过去对粮食以少报多，现在是以多报少，在落实中央的粮食征购数和上调指标时，总是强调困难。中央曾召集各省、市、自治区负责粮食工作的同志开会，但未能解决问题。
　　1961年11月10日，中央开会向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专门落实粮食问题。邓小平在会上直言阐明，1961年就靠这30天的工作，这30天如抓不到粮食，就呜呼哀哉。关于1962年的粮食上调，他提了三个数字，120亿斤、150亿斤、180亿斤。如是120亿斤，就得大量进口，就无一点回旋余地，日子就很难过；如是150亿斤，日子勉强过得去，但也要进口不少粮食；如是180亿斤，就可以不进口，还有点调剂余地。
　　听了这三个数字，各中央局书记都在心里叫苦不迭，他们本是愿意接受中央任务的，但是这任务要分解到各省、市、自治区，再去层层落实，下面若是阻力太大怎么办？因为现在的问题是讲征购就抵触。虽然大家都有畏难情绪，但还是勉强订下了150亿斤的目标。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华北局提出：下边是有困难，但若把形势讲透，把方针搞明确，把思想搞透，还是可以的。为此，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个地委书记会议。明年1月开也可以，也可以考虑跟中央工作会议结合一块开，打通思想。
　　两天后，邓小平将会议情况和陶铸的建议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认为，召开地委书记会打通思想，有道理。如何打通思想，毛泽东觉得，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是应该总结一下，干脆把县委书记也都找来，要开就开个大会，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即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会议的开法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好坏都要讲清楚。毛泽东认为，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不要怕鬼。毛泽东还表示他要在大会上讲话，并要中央各同志也讲一讲，把会议当作小整风，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这样，以150亿斤上调粮食为发端，中央要在1962年初召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的事情，就在毛泽东这里定了下来。后来起草会议通知时，根据邓力群的建议，又增加了全国重要厂矿的厂长、党委书记，并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的同意。这样，原本6000多人的大会，就变成了7000多人的规模。
　　可见，七千人大会的直接发端，是为了推动粮食征购。会议的初始阶段，中央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这也便于中央征调粮食。但当会议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号召大家“开出气会”后，会议不但没有在粮食问题上大做文章，反而决定把工业发展速度再调低一些，把进口粮食的时间再延长一点，这就减少了粮食征购任务，使地方领导都非常乐意，认为中央真正发扬了实事求是的作风。
　　
　　七千人大会接待的难点：粮食问题
　　
　　七千人大会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大会。发出会议通知时已是1961年11月16日，通知要求所有出席会议者都要在1962年1月8日前到达北京。这就意味着元旦一过，实际的接待工作就要开始。筹备时间仅一个半月，谈何容易！
　　七千人大会通知发出的当天，1961年11月16日，刘少奇乘火车赴广东从化疗养。11月底，毛泽东也离开北京南下到上海、杭州等地巡视。大会的筹备工作由邓小平负责。筹备工作的首要任务无疑是起草大会报告。具体的保卫工作、生活服务、接待安排等也丝毫马虎不得。7000多位各级领导，加上秘书、工作人员等随从，人数可是不少！
　　在陶铸提议召开全国的地委书记会议时，邓小平的第一反应就是，来那么多人，吃饭怎么办？他顺口丢下一句话：各人带猪肉，带青菜来。当然，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而现在要开到县委书记一级，与会人员就要多出一二十倍。不言而喻，在那个年代，会议用餐就成了大问题。
　　由于当时正处于粮食严重短缺、经济十分困难时期，这么大的会议规模，安排吃饭很不容易，据当时参与接待、负责生活的一位同志回忆：
　　吃饭是十人一桌，大锅菜，不管你是中央领导，还是一般工作人员，都一样。即使是刘少奇同志去安徽组开会，吃饭时也和大家一样，凭饭票吃饭，十人一桌，坐满才上饭，坐不满不行，饭票丢了也不行。
　　特别是安全保卫组为了保证会议供电、保证食品安全，有时会把供电局的工程师、负责人，还有负责食品供应的人找来开会，但每到快吃饭时就赶紧散会，不然就没有办法管人家的饭。有时实在不好意思，就把自己的饭票给人家，然后自己回家吃饭。做保卫工作的，每个驻地警卫组也就只一两个人属于在编人员，大会管吃管住。不在编的，大会不管饭。结果弄得内部同志也有意见。为什么你在编，我就不在编，就不能在会上吃饭？其实，实在是编制有限。前门饭店来来往往的那么多会议车辆，可就只有三个警察可以在会上吃饭，剩下的统统自己解决。大会规定的工作组就那么多人，超过是不行的。每次吃饭，桌子上都吃得光光的。四菜一汤，为了节约，都是大锅菜，大家连菜带汤一起吃。
　　有的县委书记回忆说，每次吃完饭，桌子上总是光光的，不论副食还是主食。好在经过工作人员的努力，还是做到了“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作为一次全国性会议来说，就餐问题本应是个完全不成问题的问题，在当时竟引起如此关注，足见当时粮食问题的艰难，也说明七千人大会的就餐都是与当时的粮食问题密切联系的。
　　
　　书记和部长们检讨的重点：粮食问题
　　
　　为了把话讲透一点，使大家的气更顺一点，毛泽东决定延长会期，并留与会者在北京过春节。在1962年春节前后，会议进入毛泽东倡导的“出气会”阶段，各省大致都是在春节前听取意见，即由地委、县委书记们“出气”，春节后检讨。而检讨的集中点也大多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粮食问题上。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春节前就作了检讨。他说湖北这几年自以为是、“五风”俱全。1958年大办钢铁，大办公社；1959年大办水利，大搞治山、治土；1960年夏季大搞开荒。这都表现了“左”倾蛮干。湖北在全国最先宣传“水稻亩产36000多斤”，“粮食多得无处放”，“吃饭不要钱”，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王任重对《人民日报》的同志说，当时我们出了风头，现在看来我们出了丑——浮夸风，我们在全国带了头。湖北1958年的粮食产量只有197亿斤，却向中央报了450亿斤，因为多报了粮数，多上缴，致使形势恶化，开始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庐山会议后继续恶化，人死得更多。王任重的检讨，很大程度上是就粮食问题而作的。
　　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刘子厚在大年初二作检讨。河北在1958年自称“创造了18万亩千斤、双千斤甚至5000斤以上的小麦‘卫星’田和大面积丰产典型”，同河南一起率先提出“1959年实现小麦千斤省”的宏伟目标。1959年更喊出“三年包天津，五年包北京”的口号。结果连自己的口粮也解决不了。1960年冬，人均一天只吃4两粮食，日子过得很艰难。刘子厚分三个时间段就粮食等问题作了检讨。
　　山西在1958年也是不断放粮食高产“卫星”。山西农业专家预计一亩小麦可产2万斤，说山西实现了玉米千斤省。这些都通过《人民日报》的报道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对此，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检讨自己有过两次头脑发热。他还检讨自己在一次向毛泽东汇报石楼县的粮食产量时报了亩产千斤，而实际只有170斤。陶鲁笳的检讨也没离开粮食问题。
　　吉林在当时一片高产“卫星”的浮夸声中，能较冷静地保持低调，当千斤省的报道接二连三时，吉林报道的产量只是平均亩产237斤；而且吉林省还没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但尽管如此，省委第一书记吴德还是检讨了“大跃进”时期，省委提出的农业“一年翻身、粮食过关”的口号，搞高产田、“卫星”田，计划大量缩减耕地面积，宣传两三年内实现吃的方面按需分配等。庐山会议后搞十几个大办，搞高指标，加上天灾，农业大量减产。可见，尽管吉林粮食情况较好，但吴德的检讨也还是没离开粮食问题。
　　广东检讨了1958年11月向中央报喜，全年粮食平均亩产1650斤，和由此体现的丢掉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的问题。浙江检讨了在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提出纠“左”的六条指示后仍在不切实际地提出“把早稻双千斤的锣鼓敲起来”等错误。上海也检讨了对纠“左”没解决思想问题，仍然制定较高增产计划的问题……
　　在各省委作自我批评时，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也围绕粮食等问题作了自我检讨。
　　粮食部检讨说，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是3400亿斤，可是征购就拿了1200亿斤，占三分之一强，这是农村伤了元气的一个重要原因。粮食部为此感到非常痛心。他们还检讨说：1960年本已出现全国大面积的饥荒，饿死人的情况已很严重，可是粮食部还自以为天下太平，可见粮食部见事太迟。全国出现大饥荒原因可能很多，但粮食征购过头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冶金部对一再抬高钢铁指标，造成9000万人上阵全民大炼钢铁，从而直接导致农业减产的情况负有重要责任，他们对此作了积极而较深刻的检讨。外贸部对在全国出现饥荒的情况下，还于1959年和1960年多出口了几十亿斤粮食的问题作了检讨。水电部对全国上了过多的大中型水库因而挤占了大量农村劳力，影响了农业生产的问题作了检讨。
　　《人民日报》、新华社更是全面检讨了他们对“大跃进”中浮夸风、瞎指挥等问题所起的推波助澜的坏作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至今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语，就是出自于当年的《人民日报》社论。一些天文数字的高产“卫星”，也多来自于《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如河南的早稻亩产48925斤，广东的中稻亩产60400斤，北方水稻亩产124329斤……放高产“卫星”导致了盲目乐观的估产，导致高征购（即购过头粮），导致农民手中无粮而饿死人。所以《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沉痛地检讨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当年“没有《人民日报》比有《人民日报》还要好一些”。这应该是一种深刻的反省。毛泽东当年也批评过《人民日报》、新华社，说他们吹得太凶、太多、太大，如不改正缺点错误，“《人民日报》就有可能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告诫他们“头脑要清醒”。吴冷西还就其他方面的宣传错误作了深刻检讨。
　　从上述几位省部级主要领导的检讨可见，“出气会”阶段，领导同志所检讨的内容相当多地集中在粮食或与粮食直接有关的问题上。
　　
　　大会成就之亮点：粮食问题
　　
　　七千人大会虽然未能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因而其取得的成就是有限的；但它确实取得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成就，对于继续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调整国民经济，有着好的促进作用。如它较好地使全党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传统，对过去存在的问题和经验教训作了较系统的总结。对如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今后经济建设要注意哪些问题，有了较一致的认识。特别是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缺乏民主”的局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也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所有这些，都可能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发展及粮食状况的改善，起到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大会还在粮食问题上直接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也可以说是这次大会取得成就的亮点之一。
　　原计划征购150亿斤粮食的打算取消了。会上，党中央带头发扬民主，反复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体谅农民的困难，决定再把工业发展的速度调低一些，挤出工业用外汇，多进口一些粮食，以缓解地方的征购压力。中央的这一举动，受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欢迎，也促进了中央与地方的相互认同。王任重当时的心理状态就是与会同志心理反应的缩影。他当时在日记中写道：“这个问题一解决，这次大会就可以圆满结束了。从‘压力’下解放出来，才真正心情舒畅。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作风终于得到完全胜利。”
　　会议决定大量精简城市人口，1962年一年再精简2000万（1962年实际精简了1700万）。这一措施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减少了城市人口的粮食供应，减轻了粮食压力，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农业生产，促进了粮食产量的增加。这一减一加，就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全面紧张的局面。
　　会议对粮食问题上的教训作了集中总结。如对高指标、严重的粮食浮夸，导致高征购、抢空了农民的粮食，使不少农村人口患病、死亡，对这一惨痛教训作了认真总结。还对在农业生产上因为不懂经济、不懂科学技术而造成的巨大损失，如乱改耕作制度，不恰当地深翻改土，造成大面积减产，以及修了不少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的水利工程等教训都作了总结。历史证明，这些教训的总结，对以后的粮食问题、农业生产的增产增收问题，都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
　　七千人大会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党内有一种精神解放的氛围，使人们也能有限地探索一些较为敏感的问题，如农业生产的经营管理方式问题。由于集体生产不仅未出现预期的效果，反而饿死了人。这促使一些人在相对宽松的氛围下探讨适合实际情况的生产方式。这样，曾被批判的在安徽试行过的包产到户，在1962年春夏期间，又受到来自第一线的领导同志如邓子恢、陈云、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的支持和赞成，这使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地方明显增多。只是好景不长，不久又受到批判和压制而被迫再度取消。然而即使是短暂的休养生息，对增加粮食产量，也起了积极作用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也在会议讲话中充分论述了粮食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共同探讨解决的措施和办法。这也为解决粮食问题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如周恩来在大会报告中强调：当前经济生活中最严重的问题，还是粮食问题。他提出，坚决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是克服当前困难的最重要的一着，也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他还就全国粮食危机状况向到会的各级干部算了细账、交了实底，使大家看到了形势的严重和中央的困难，又使大家明白了克服困难的具体办法，从而使他提出的调整措施后来能顺利落实。到1963年底，粮食形势就出现根本好转。
　　总之，由于当时那个年代的特殊性，中国尚未走出粮食饥荒，未能解决吃饭问题，所以当时召开的党史上规模空前的七千人大会，从会议的起因到会议产生的效果，自始至终都与粮食问题紧密相联。

选自：《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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