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大饥荒（1958—1962年）到底饿死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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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年前，中国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饥荒，官方的出版物还没有正面地告诉中国人。2008年，我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墓碑》，副标题是“中国1958年-1962年大饥荒研究纪实”。到现在有10版，每一版都有一些改动。但是这个书不让进大陆，海关查到就没收。
　　
　　1958—1962年，到底饿死多少人？
　　
　　一、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600万
　　人口统计有几个数据，一个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按照每年的出生率、死亡率、总人口，算出非正常死亡多少人，其根据是户口登记。1958年死亡率高于正常状态，出生率低于正常状态。到了1962年，除四川等个别省份以外，全国的死亡率已经恢复到正常状态。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是16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从1982年人口图，可以看出，21-23岁年龄段留下了缺口，就是1600多万人。这是中央政府承认的官方数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虽然比实际死亡人数少得多，但指出的这几年的人口变化的趋势是可信的。
　　二、《中国人口》的数据：2000万
　　80年代，由教育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的领导下，组成专门编辑委员会组织编写、出版了《中国人口》，每个省一本分册，总共32分册。各省的数据也是经各省官方审定的，非正常死亡数据也是缩小了的，但比国家官方数据接近实际一些，是2000多万。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1619.92万人非正常死亡，少出生3150万，人口总损失4770多万。按照各省统计的数据计算，非正常死亡是2098万，少出生3220万，人口总损失5318万。
　　三、外国学者的计算结果：最高2850万
　　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J·Bannister）修订的数据计算结果：非正常死亡2987.1万人，少出生3119.5成人，人口减少总数为6106.6万人。
　　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Coale）修订的数据计算的结果：三年非正常死亡2481万人，少出生3068.3万人，人口总损失5549.3万人。
　　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诺（G·Calot）修订的数据计算的结果：五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850.9万，四年少出生人口3197.85万，人口总损失6048.75万人。
　　彭尼·凯恩：《1959－1961中国的大饥荒》一书中个绍了几个数据，艾德尔认为1960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2300万，莫舍估计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100万至3000万之间。希尔估计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000万，同时有3300万婴儿没有出生或延迟出生。
　　四、中国学者的计算结果
　　原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长、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研究的结论是：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700万人。
　　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丁抒：最低为3500万人。
　　上海大学金辉：3471万。
　　历史地理学家曹树基：3245.8万。
　　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向贝克透露，体改所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大饥荒年代，大约有4300万人死于饥饿。他还透露，另有一份提供中央领导参阅的资料认为，这个数字是5000万到6000万。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维志的研究结果：3546.6万人。
　　六、杨继绳的估算：3600万
　　根据以上分析和多方面听取意见，我估计，在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人。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人。
　　
　　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概念
　　
　　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
　　
　　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
　　相当于1976年７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
　　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1000多万，发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4000-5000万，这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是在半年集中发生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000万人。
　　
　　人吃人事件上千起
　　
　　人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生存压倒一切，动物性压倒了人性。饿到极点的人们，为了找到吃的，不考虑亲情、道德、人格和其它后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人吃人的记录超过数千起，其中有吃自己亲人的。
　　原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在《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写道：“信阳五里店村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将其四五岁的弟弟杀死煮了吃了。因为父母都饿死了，只剩下这两个孩子。女孩饿得不行，就吃弟弟。这个案子送到我这里我很难办。法办吧，是生活所逼。我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是把这个小女孩抓起来了。我的想法是，不抓起来也是饿死，不如让她进派出所，还有口吃的。”
　　据安徽亳县农业银行离休干部、中共党员王体忠回忆：1960年春，他家乡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有不少农民因饥饿而吃人肉。为制止这种情况蔓延，大队下决心抓典型示众。该村王某的前妻某氏，多次吃人肉。有一次刚把煮熟的人肉捞到盆里，被干部查获，把人和人肉一起送到大会场里，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对她进行批斗。参加大会的人闻到香喷喷的人肉，想吃又不敢吃。有个大胆的人说一声“我尝尝”，伸手拿了一块人肉大口吞食，接着众人一哄而上，你抢我夺，乱成一团，转眼间一盆人肉抢得精光。王体忠的妻子也抢了一块，当时吃了感觉很香。批斗大会无法开下去，只好宣布散会，不了了之。
　　封锁消息、禁止饥民向外求救
　　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有一个党支部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3个党员给河南省委写了一封血书，请求省委救救农民。这封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扣压，并下令查处。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各公社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外流社员一律称作“流窜犯”，强行收容关押劳改。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被强制收容后又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
　　光山县白雀公社杨砦大队，组织10名基干民兵拦截逃荒群众。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春节，共殴打来往社员40多人，其中打死12人，剥掉了195人的衣服。潢川县设立收容所67处，把外逃者抓到里面后审讯、搜查、毒打、强制劳动，不给饭吃。共收容外逃人员9330人，在收容所里毒打致死、致残2195人。防止外人知道挨饿，群众饿得走不动，连个拐棍也不让拄，要装成没有挨饥的样子。
　　
　　饥饿中的干部特殊化
　　
　　公共食堂为干部们侵吞公物和生活特殊化大开方便之门。群众吃稀的，他们吃干的，群众吃菜，他们吃肉。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在公共食堂无米下锅，干部们尅扣口粮，大吃大喝。1959年下半年，管理区的几个干部把小春剩余的2000斤种子私分了，一部分拿回家，一部分放在管理区任其挥霍。1959年中秋节前后，他们从副业队提回几十只鸭子，专供几个干部吃。
　　长宁县桃坪公社12名总支委员中，有贪污挪用行为的有9人。全公社干部中有贪污挪用、私分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0%以上。大足县土桥公社多吃多占的干部占67·9%。小河大队支部书记蒋某1961年为父亲祝寿，办了20桌酒席，请了160人，碾盘大队53名干部1962年1-8月就多吃多占粮食1661斤。社员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干部经常私下“打平伙”、“加餐运动”，还把粮食、糖拿到家中。群众说：“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社员面黄肌瘦，干部肥头大耳”。
　　现在留下的历史资料中，只有揭发农村基层干部的特权行为，县以上干部的特权行为没有留下多少资料，这是各省委严加控制的结果。
　　
　　大饥荒为什么没有引起社会动乱
　　
　　大饥荒年代出现过暴乱，但都是小规模的，部分地区出现过哄抢粮食。刑事案件增加，犯罪者都是因为饥饿。
　　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控制极其严密。还因为前几年的肃反、反右，不仅消灭了反对者，也使更多的人恐惧，不敢反抗。
　　没有结社自由，一旦出现政治组织，很快就被扑灭。无组织的群众难以对付有组织的政府和军队。相反，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共产党控制的组织之中，他的一切言行都受到集体控制。
　　政府掌握了现代化武器和现代交通、通讯工具，民间不能拥有任何武器。任何啸聚山林的造反者，都在政府武器的射程之内。对任何边远地区的“根据地”，政府军都可以借助现代交通，迅速到达。不可能有宋江的梁山泊，也不可能有毛泽东的井冈山。在现代极权制度下，民间造反很少有成功的可能。
　　
　　造成大饥荒的原因
　　
　　一、不能归罪于苏联撕毁合同
　　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此时，中国的大饥荒已经出现了半年有余，显然不是大饥荒的起因。何况苏联这次撕毁的是原子弹的协议，不影响农业生产，也不会影响工业。而与农业有关的苏联援建项目——洛阳拖拉机厂，1959年11月1日建成投产。
　　1960年7月16日，苏联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600个合同，并通知中国政府，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在华专家1390名，并终止派遣专家900多人。600个合同是专家合同和科技合同，与农业无关，而且撕毁合同是在1960年下半年，此时大饥荒已经发生了一年有余。
　　1964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在经济困难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基本还清了。”从1960-1962年，偿还外债总额为19.73亿元，同期外援支出17.36亿元，支援小兄弟。
　　二、庐山会议，间接导致饿死2800万
　　1959年春，中共中央发了三个文件向农民让步（社员可以养猪和家离，扩大自留地），按这个趋势下去形势会好转。但庐山会议错批了彭德怀，近千万说真话的人成为重点批判对象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使错误政策变本加厉，饥饿加剧，并将1959年春向农民让步的三个文件打成右倾。
　　继续大跃进，坚持高指标。
　　执政者在粮食上没有采取应急救助措施，反而继续从农民口里剥夺粮食，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
　　另一方面，继续扩大食品出口。1959年出口粮食416万吨，相当于1958年的1.45倍。
　　三、统购统销：导致中国农民吃不饱
　　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全体民众的最高目标，并且用强制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来推行这种理想。农民承担着实现这个理想的成本。这个制度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工业化，需要快速增加城市人口，需要出口农产品换回机器。因此，就不能让农民吃饱穿暖，农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一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每一个农民吃多少粮食，吃什么样的品种，由县以上的党政机关决定食。
　　刘少奇曾经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么，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
　　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从来没有真正吃饱过。
　　三、人民公社：剥夺农民自主生产权利
　　人民公社剥夺了农民自主生产的权利。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用什么方式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每天早晨，农民都聚集在村头等候队长派工，在作业组长带领下集体劳动。农民没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食品的自由，也没有独立生活的自由。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实际上是在社会一体化基础上，将国家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高度统一的基层政权形式。这种作法不仅政企不分，而且把一切经济活动统统纳入政治目标之中，把一切财富纳入政府官员控制之中，用政权的组织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一切社会组织。
　　四、公共食堂：干部多吃，农民少吃
　　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饿死人的重要的祸因。

　　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家庭这个经济活动的单位被人民公社消灭，生活单位又被公共食堂消灭。这就消灭了抵抗饥荒最重要的阵地。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食堂开办的最初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皮大吃大喝。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粮食就吃光了。
　　公共食堂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打饭要排长队，过时吃不上。在居住分散的山区，从家里到食堂要走很远的路程，热饭打回去成了凉饭。食堂里做的饭菜质量很差。在这样的饮食环境中，加重了饥荒对农民的杀伤力。在公共食堂里，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侵占了本来定量很低的社员口粮，加剧了社员的饥饿。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扣饭”是各地公共食堂比较普遍的情况。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人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
　　五、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
　　当时中国的社会是同构同体的金字塔的社会结构，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喊同样的口号，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在相同的时间内各地的官员们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
　　错误的政策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会通行无阻，不仅得不到抵制和修正，其错误效应还会层层放大。
　　著名女作家章诒和在四川被打成反革命时，她父亲章伯钧对她说：“你一定要活下去，那怕落草为寇也要活下去！”章诒和悲哀地说：“哪有草啊！”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饥民连逃荒都没有去处。
　　六、极权制度：根本原因
　　以研究饥荒而著称、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写道：“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不管我们观察哪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最近的饥馑，还是其他独裁政权下的饥馑；是苏联三十年代的饥馑，还是中国1958年至1961年大跃进失败后的饥馑；或更早一些，爱尔兰或印度在外族统治下的饥馑。在这个规律面前，我们找不到任何例外。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间差不多饿死了三千万人民，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
　　
　　大饥荒深远影响
　　
　　中国在20世纪后半叶发生的大事，似乎有这样一个逻辑链条：没有反右斗争，就没有“三面红旗”；没有“三面红旗”，就不会有大饥荒；没有大饥荒，就没有反右倾运动，就没有“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把事情推向极端，就没有改革开放。共产主义信仰在这个历史逻辑链条的演变中，信众越来越少。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却进一步加深了信仰危机。出现了共产主义信仰危机以后，执政者不敢对这个信仰提出质疑，不敢放下共产主义旗帜，这不仅是“由于这些观念的影响力依然十分强大，他们也不得不根据自己已经不再相信的真理中的原则进行统治。”（古斯塔夫·勒庞，1895），而是放下了共产主义的旗帜，共产党就失去了执政合法性。于是，就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未来而加以搁置。
　　不对人们进行强制，不剥夺每一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各种信仰都可以存在，才是真正的执政合法性。
　　
　　现场提问
　　
　　现场提问：《定西孤儿院纪事》、《夹边沟记事》中描述了很多吃人的事，当年的现实真有那么残酷吗？
　　杨继绳：杨显惠写的，纪实性的报告文学，是比较可靠的。
　　现场提问：您怎么看冯小刚的《1942》？
　　杨继绳：《1942》我没有看，但是我大概知道情况。它上映的时候，当时《亚洲周刊》访问我，当时我说了1942和1962有几个“不一样”。
　　首先是饥荒产生原因不一样，1942的确是天灾，而1958-1962，不全是天灾。
　　另外，1942年天灾被媒体披露得很全面，得到了援助，而1962年是掩盖饥荒，还说形势大好。
　　第三，1942年，蒋介石政府还救济灾民，1958-1962，没有救济，反而收粮。
　　现场提问：外国有主动向中国提供救援吗？
　　杨继绳：不知道。因为咱们对外封锁，外国人也不知道我们的消息。有人逃到香港、广东，讲了捱饿的情况，香港报纸就报道。为了辟谣，就请外国人到中国人参观。新华社有一个专家是外国人，当时去安徽的一个公园玩，当时公园清场了，不让老百姓进去。专家回去写文章：“中国没有大饥荒。”
　　现场提问：这些资料您是怎么拿到的？
　　杨继绳：我书里的资料都是内部资料，都是档案资料，在中国档案馆、各省档案馆都有。我当时是新华社高级记者，以采访中国农业政策的演变的名义，通过新华社分社各个社长帮忙，跑了12个省的档案馆和中央档案馆，复印、手抄了几千万字的资料。
　　现场提问：他们没有公布资料，您认为政府将来会以什么时机和形式公布？
　　杨继绳：如果让我的书在国内出版就可以了。我的书在香港四年再版十次了，但是现在海关查了就没收。武汉市教育局还发通知，查反动黄色书籍，其中就有《墓碑》。
　　现场提问：朝鲜现在也面临饥荒，与中国1958-1962大饥荒有何不同？
　　杨继绳：根本上都是集权制度造成的。所有的财富、资源国家垄断，农民自己开荒种地也不行。如果让大家自由生存，就不至于饿死人了。剥夺权利、自由，就剥夺了一切。
　　现场提问：1962年以后，是因为什么原因饥荒终止？
　　杨继绳：当时不让搞包产到户、自留地。逼得没有办法，基层干部才睁只眼闭只眼，农民把田都分了。但大部分包产到户是从61年开始的，最早安徽搞了包产到户，之后其他各省都搞了。安徽省先跟毛泽东请示，就说先试试看吧。后来大面积搞包产到户，这是走出饥荒的一个重要原因。到后来粮食又进口，62年就进口的更多一些了。
　　现场提问：当时城市里有没有发生饥荒？
　　杨继绳：凡是城市里的人，包括中学生、大学生，都有粮食，一般不会饿死人。当时我上中学，一个月有30斤粮食，但是没有肉、油，也是饿得够呛。高级干部每个人每个月几斤肉、红枣、白糖。
　　城市基本没有饿死人，只是少出生、营养不良、不能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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