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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贝  文化大革命没有“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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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3 14:18: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化大革命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运动一个接一个永不停息?它的历史成因是什么?开展的目的和计划达成的结果是什么?这些问题是每个研究文革或参加文革的人一直想搞清楚的。
按照官方定义,“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官方把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时间定在1966年的5月,结束时间定在1976年10月。对文化大革命开展的原因归结为毛泽东“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结果是“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些结论没有联系到文革前十七年国家的政治状态,忽视了文化大革命各个阶段运动的相互联系。没有实事求是地分析九大召开前后的中国社会形势,忽视了九大召开后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的事实。这种定义,无法清楚文革展开后各个时期的主要活动,无法解释文革期间各种人物的沉浮。
如果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定义为“反修防修”、“文化革命”或者“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实践”的话,它的展开早在1957年就开始了。
如果把“打倒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作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动因的话,无法解释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积极态度和表现,更无法解释像陈伯达、陶铸、“王关戚”、林彪等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事实,以及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的文革结束。文革总不会培养走资派再打倒吧!
不能用狭隘的“引蛇出洞”来诠释打倒刘少奇,或者用“资产阶级暴露论”来解释文革派的被打倒。这种阴谋史学是浅薄的,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虽然包括毛泽东在内都不一定是真君子,但他们是政治家而非小人。争权夺利存在于文化大革命中,然而对毛泽东而言,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改造和反修防修是首要任务,他争的是人民群众对国家的领导权,非个人权力。
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过程来看,这场运动有方向目的,却没有“顶层设计”。整个运动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变化,逐步深入推进的。
如果把1957年的反右运动作为执政党维护政治统治开第一枪的话,1963年以戏剧改革为主要标志的文化革命是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前奏。1964年的“四清运动”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实战前的预演,而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只是吹响了文革的冲锋号。
在文化大革命中,反修防修点出了文革的主题,破四旧成为文革第一个突破口。红卫兵的出世成为群众运动的先锋,刘少奇主政工作组对文化大革命的控制是文革领导权的争夺。
第一代红卫兵与第二代红卫兵表面上是文革力量的换防,内中却隐藏着中央内部权力的交接。
把刘邓的问题上升到路线或司令部之间的斗争,是文革由文化革命向权力争夺的转变。其中既包括权力的争斗,又有政治路线的分歧。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由原来的“反修防修”、“文化领域”的革命转化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博斗。这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第一个转折点,文革领导权由刘少奇邓小平手中转移到新生的文革派手里。
对“六十一人叛徒案”的追查是对刘少奇派的组织清洗,这种组织清理是必要的。对“联动”的打击是对刘少奇和官僚体制支持力量的最后打击,任由这些红色贵族横行霸道就没有人民群众的立足之地。
此后,文革基本是混战状态。新老红卫兵的切割,社会群众组织的崛起,意味着文革主导力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是对群众运动失控的控制措施,支持左派是想确保运动大方向和贯彻抓革命促生产这一政策方针。
复课闹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对青年学生运动的釜底抽薪,使狂野的学生运动偃旗息鼓。
无论是“保皇派”还是造反派,都是配合不同势力集团对国家及地方权力的争夺。
1969年中共九大的召开预示着文革的目标已经达到,这是文化大革命第二个重要转折点,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转移到巩固提高成果上。
清查“五.一六”运动是对文革前期红卫兵和文革骨干分子乱为的整肃,是文革内部的一次清算。
斗批改运动是对文革成果的巩固。
“批林批孔运动”是对林彪集团余党的清算。
1973年召开的中共十大,国家由政治革命向经济建设转向。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第三个重要转折点,由革命运动向国家秩序建立和经济建设。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虽然有目的初衷,却不是事先设计好的。
就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毛泽东而言,他的初衷不是打倒刘少奇,更不是一大批老干部。以毛泽东当时的威望和地位,想让刘少奇或者那位高级干部下台只是态度的事。无须兴师动众发动一场运动来把他打倒,而且他对老干部一直保持一种既批评又保护的态度。文化大革命中重新启用邓小平及一大批老干部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他的中心还是教育、改造和使用。
毛泽东对于文化大革命崛起的“红人”并不十分看中,对这些在运动中兴起的“猴子”们既利用又警惕。
无论是林彪、陶铸、杨成武、萧华、“王关戚”、陈伯达,还是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包括江青在内,他都是既利用又限制。也许他最信任的人是周恩来,华国锋这些务实派。也包括叶剑英、李先念和邓小平这些老臣。否则他不会让华国锋接班,不会让邓小平这个不安份的人复出,不会仍让一些老臣占据着重要位置。像毛泽东这种长期在政治斗争中摸爬滚打的人,不会不明白政权交接可能发生的变故。只不过他高看了邓小平,高看了叶剑英等老臣和华国锋的忠心和党性原则。高看了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派的能力。高看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高看了自己的威望和影响力,低估了邓小平的“反噬”。
通常情况下,一场有组织领导的政治运动都是有纲领,有计划步骤,有时间区分,有目的目标。比如中共历次运动的基本套路都是动员发动-学习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析评议-整改-制定措施。然而文化大革命则不然,无论是整个运动越拖越长,而且其中的许多运动都是有开始无结束。
比如打倒资产阶级当权派,这个口号和行动贯穿了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清查“五,六分子”活动,“一打三反”运动直到文革结束仍未收兵。就运动本身过程而言,表面上有组织领导,实际上都是群众揭发-中央下文件肯定部署-组织力量和群众力量合力全面展开。这些运动都没有总结结尾,没有截止时间。
如果用简单的语言叙述文化大革命的话,可以这样来概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中共决定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来进行治理,活动中提倡“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些党内外人士及持不同政见者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过程中,不仅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要求与共产党分权,结果触动了共产党的根本利益,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此次整风运动让执政者提高了警惕,产生了阶级敌人“一有风吹草动就想变天”的思想,形成了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础。
此后发生了庐山事件,执政党高层出现了裂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封建文化和封建传统意识严重阻碍着新社会的建立,官僚主义和资产阶级享乐主义思想意识正在侵蚀着党的肌体。中央决定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展开了以戏剧改革为主要标志的文化革命,成为后来全面展开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奏。由于基层干部出现蜕化变质的问题,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四清”,以纯洁干部队伍。运动中采取发动群众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出现了许多超越法律的不规范行为,既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建立了群众基础,也做出了极坏的榜样。在这次运动中,发生了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这种分歧为两人的最后决裂埋下了伏笔。
毛泽东不满意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只局限于文化领域和阶级调和的问题,决心调整领导班子,以“五.一六通知”的形式,放手发动群众,全面展开文化大革命。由于中央一线领导刘少奇邓小平实行了“极左”的专政手段,派工作组与“红五类”红卫兵一起打压群众运动,违背了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方针。两人发生了直接冲突,造成刘邓失意,文革派新生力量上台。
保刘红卫兵“联动”的最后疯狂,“二月逆流”老干部的反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揭露和1967年运动的乱局,使毛泽东下定了打倒刘少奇的决心。“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定位,不仅指刘少奇,也包括一部分跟随刘少奇和与文化大革命唱反调的老干部及文革新生力量。此后文化大革命围绕政权为中心,以维护官僚体制的保皇派和砸烂旧官僚体制的造反派的主要两派力量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斗争,直至两派实现大联合,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期间的清查“五.一六”分子、“一批三反运动”和后来的“批林批孔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等,都是为了保卫文化大革命的前期成果,巩固成绩所派生的运动。
文化大革命本身并没有“顶层设计”,而且具有极大的随机性和随意性。
毛泽东是伟大的,他的思想和革命实践活动是先进的。毛泽东是孤独的,尽管他的思想被说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很多人包括和他一起“结晶”的战友都没有领悟。正因为此,他领导的政治运动必将面临很多挫折和抵触。
如果说广大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跟着毛泽东指挥棒走的话,毛泽东后来则是被文化大革命牵着鼻子走。运动发起后,形势的发展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他自己也欲罢不能,不得不通过一个又一个运动来修正和调整。然而按下葫芦起来瓢,这场无休止的运动耗尽了毛泽东最后一点精力,使他无法为文化大革命进行阶段性的总结,也没有完成最后的交接班,留下了一生的败笔。
文化大革命就结果而言是一次失败的社会变革运动,至少表象上是半途而废。但是,放大到中国社会的历史长河中看,它对中国社会的改造是成功的,对于唤醒沉睡几千年民众的觉悟功不可没。它推动了以群众性大民主为标志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尽管这种民主形式是官僚特权阶层最不希望看到的,或者是不成熟的。
2013.8.6

http://wenbei.blogchina.com/15849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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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5-3 14:19:27 | 显示全部楼层
诚言:“文革没有顶层设计”说明了什么?

  一看到文贝先生新作《文革 没有“顶层设计”》,我不由乐了。好小子,尽管你一系列评述文革的文章明目张胆煞费苦心地为“文化大革命”翻案,为你顶礼膜拜的那个“神化人物”歌功颂德,就凭你这篇文章的题目,在你万分赞美的文革时期,也足以打成“现行反革命”了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亲自指挥的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群众运动”这个最基本的革命道理,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可你竟胆敢公开跳出来,胡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没有‘顶层设计’”,妄图抹杀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是可忍,孰不可忍!?

  文贝先生,你既然那么喜欢文革,在这样完全符合“文革逻辑”的“革命大批判”面前,你一定会低头认罪乖乖投降吧!

  文贝先生且不要害怕,你这句话并没有说错!因为那个乱糟糟的文革我经历过。今天打倒你,明天打倒他,今天是对的,明天是错的,今天造反有功,明天清算有理,朝令夕改,一日三变,人人革命,个个自危。这样风诡云谲的“文化大革命”,谁人料想得到?哪个“顶层”会“设计”?

  但这句话没有错的原因,绝不是文贝先生潜藏在这个貌似正确的结论后面暗示的那些理由,什么文革过程是“不断变化,逐步深入推进的”,革命的群众运动天然是合理的,毛主席英明就英明在不带框框;更不是文贝公开认为的,“没有顶层设计”说明了毛泽东“革命实践活动是先进的,毛泽东是孤独的”,毛主席就是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非凡最伟大的人物!

  我虽然也和文贝先生一样认为“文革 没有‘顶层设计’”,但由于没有哄骗人误导人的企图,所以我不怕堂堂正正地正面阐述,“文革没有顶层设计”说明了什么?

  之一:说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十分荒诞。

  当年阐释毛泽东开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依据、目的、意义、贡献的文字可谓汗牛充栋,什么“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啊,什么“破四旧立四新、灭资兴无”啊,什么“横扫一切牛鬼神、捣毁资产阶级司令部”啊,什么“斗私批修、搞好思想革命化、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啊”啊,什么“砸烂十七年修正主义黑线统治、不吃二遍苦不走回头路”啊,什么“为了今日世界红一片、明日世界一片红”啊,等等等等,无不大言炎炎,气壮山河,却又叫神经正常的人莫名其妙,不得要领。即令最高明的革命理论家,恐怕现在也难以对上述耸人听闻的政治术语给出一个科学的解释。发动者的内心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怕“人相食,今后要上书”?为了避免死后“上书”,必须要“像捻死一只蚂蚁那样”捻死曾动此念头的“中国赫鲁晓夫”?再顺势而下清除他手下那邦黑干将,彻底将“上书”的危险消灭在萌芽之中?是不是由于这个一时难以明说的“目的”,才造成刘少奇以降的广大干部都对这场大革命“很不理解,执行得很不得力”?叫苦“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是不是因为这个深藏不露的“目的”,造成今人在研究毛搞文革“初衷”“动机”“出发点”时,也各执一端,争得天昏地暗?如果文革发动者真地怀着这种自私的“目的”,那些他时时教训别人应该“相信”的“党和群众”,吃不吃这一套?会不会和自己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如果不接受,怎好贸然端出来让高层一起设计、通过呢?为文革发动者计,这应当是文革难有“顶层设计”的头一个原因。

  之二、说明了开展文革的手段不能见阳光。

  要在全国上下都正常地生产工作生活的状态中,陡然响起文革这声“惊雷”,直奔主题把那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及一众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虽然毛当着军委主席手中“有兵在”,冒冒风险也可以办到,但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对国内国际不好交待。于是,他把这场史无前例的政坛大清洗,披上一件叫“文化革命”的温柔面纱,以掩盖鲜血淋淋、遍地狼烟的真相。他派老婆暗中到上海找枪手批吴晗,显得不露痕迹、游刃有余;他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罗瑞卿彭真,为直捣“黄龙府”扫清外围、剪除党羽;正式摊牌之前他指定刘少奇主持朱老总批斗会,既声东击西又分化瓦解;他以古稀高龄横渡长江,既是秀肌肉又是下战书!他用派工作组设“陷阱”,诱使刘少奇“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利用“官二代”急欲“接班”的心理先把天下搅乱,再支持“受压群众”造反为他火中取栗;他派出军人工人“宣传队”占领“上层建筑”,为镇压巳无利用价值的“造反派”打基础;他利用讨论修改宪法,给林彪安上有“当国家主席”的野心;他把互不相关的林彪孔子捆在一起批,意图揪出“当代大儒”;他自食其言批判落实他“三项指示”的邓小平,搞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他重用侄儿毛远新当“联络员”,意在培植“吕后”势力……这环环相扣一招接着一招的手段,把全国人民玩得团团转,无不表明了发动者手法的隐蔽性、首创性和卑鄙性,岂好列案公开“设计”?

  之三、说明了文革指挥者无法无天、个人专断。

  文化大革命之前虽然也造足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舆论声势,但公认正式拉开序幕是从批判京剧《海瑞罢官》开始。正因为伟大领袖亲自倡导海瑞精神,才有了唯领袖马首是瞻的明史专家闻风而动写出《海瑞罢官》,岂料文革导火索竟从批判《海瑞罢官》燃起!1965年秋还对彭德怀表示“真理可能在你那边”,致使彭德怀感动得热泪盈盈,谁知姚文元的 “金棍子”正暗地里向“当代海瑞”袭来!明明刘少奇早已被立为“接班人”,自己还谦称“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现在却变成了头号“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选举林彪为唯一副主席的大会刚开过不到一年,规定林彪为“接班人”的《党章》墨迹还未干,却又马上把他逼得外逃保命!昨天是“文革主力军”的“革命小将”,今天伟大领袖一声断喝“犯错误了”,立刻打入囚牢或赶到乡下!彭罗陸杨、刘邓陶、王关戚、杨余傅,陈黄吴叶李丘,和林彪孔子陪绑的“周公”“还在走”的走资派邓小平……一荐接着一荐被赶上文革祭坛,他们大起大落的命运只能出自“朕躬独断”,操之于 一人之手,随一人之意而为。文革唯一掌舵人自称是“马克思加当代秦始皇”,自诩身上有“虎气”(霸气)杂“猴气”(痞气),从他指挥文革运动的行事风格看,诚不我欺也!若按国法,若按党纪,这样一幕接着一幕即兴而起的“闹剧”,怎能预先“设计”?

  之四、说明了没有“高瞻远瞩、洞察一切”的“救世主”。

  为了鼓动、吸引、裹挟、组织男女老少一起投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当时的主旋律把毛的思想吹捧为“当代顶峰”,把毛吹嘘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把毛的指挥称为“伟大的战略部署”,把毛的零言碎语诸如“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八亿人民,不斗行吗”“七八年再来一次”等等,一概形容为“高瞻远瞩”“洞察一切”“颠扑不破的真理”。什么“照亮了文化大革命的征程”啊,“端正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航向”啊,“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保证”啊等等溜须拍马之词,一概收拢出来,用于教化人们。但历史很快无情地证明,“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云云极其虚妄,极靠不住。在他自知来日无多之秋,就哀叹“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对生活中冷淡、政治上倚重、文革中卖力充当“一条狗”的妻子流露出无限担心:“我死后,你怎么办?”他更没有料到的是,在他尸骨未寒之时,妻子及亲信被划为“反党集团”,打入大牢永不见天日;当着“总根子”被挖除的“右倾翻案风的头子”却很快成了“领导核心”,“设计”出了拨乱反正的新国策;那个被“永远开除出党”“撤出一切职务”的“叛徒内奸工贼”,又恢复了政治名誉;甚至,那件足慰平生的文革“大事”,成了中国人民走向人类现代政治文明与国际接轨的“反面教材”!呜呼!连身后一个月就要发生的重大事件就“瞻”不出、“瞩”不来,连普通老百姓都预计得到的历史大势也“洞”不清、“察”不明,今天有人还想再让我们当着“神明”匐地供奉,岂不叫人好笑?

  当然,从文贝先生这个判断中,人们还可以理出更多的“说明了什么”,比如说明了文革中猖獗的极左路线的实质是“封建法西斯”,说明了法治社会优于人治社会中国非搞法治不可,说明了邓小平都还闹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困扰普遍存在,说明了许多高级干部诚如邓小平所说“还不配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说明了毛时代的共和国并未真正解决好人民当家做主等等。这些更加关乎宏大主旨的思考,似乎还没有被文贝先生纳入反思的范围。他的小心眼只在于从“文革没有顶层设计”这个新的大家有可能接受的角度,给极力阻挠中国走向现代政治文明的反宪政派们、极左派们的精神偶像,重施金粉,再塑金身,将之重新抬到神坛之上。为避免无的放矢,我的讨论也就仅限于毛泽东这一话题了。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gsbh/2013/0811/895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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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5-3 14:21:16 | 显示全部楼层
诚言:为什么“文革没有‘顶层设计’”? ——三评文贝评述文革文章

  针对文贝《文革没有“顶层设计”》一文,笔者已有《“文革没有‘顶层设计’”说明了什么》一文回应,现在再正面回答文革为什么会没有“顶层设计”。

  一是文革的目的和初衷实在过于丑陋,难以拿上台面让“高层”共同“设计”。毛泽东为文革造势的调子是“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破四旧立四新”等笼而统之的叫人摸不着边际的蒙昽目标,但他的初衷却是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及一大批领导干部,防止刘少奇把“人相食”的史实“上书”。由于刘少奇在延安时代作为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代表已写入党的历史决议、确定为接班人,1962年为弥补毛搞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的巨大损失、他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高层领导一起采取了一系列务实政策迅速扭转危局受到全党全国人民支持拥护,他于1964年连任第二届国家主席、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等原因,毛泽东要用合法程序在“顶层”设计这样一个不得人心的“倒刘”方案,虽有枪杆子作后盾,也非易事

  二是为达此目的必然要采用非常规的手段,这也很难在高层达成一致,毛泽东只能釆用隐蔽的手段,步步推进,逐步深入。所以,我们在文革中经常听到这样的口号:“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战略部署”即下一步目标和安排,“深入”即新手段新动作。这些部署和手段,在执行中变数很大,很难事先预卜结果,故难以通盘拿一个从头到尾的运动方案。明乎此,我们就会想通,为什么文革明明是“夺权”运动,毛却从学术争鸣搞起,把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搏杀起名为“文化革命”。在假“文化革命”之名打倒了一大批文化人之后,由吴晗牵连出北京市委彭真;毛在有惊无险地端出“彭罗陸杨”通过“五.一六通知”时,除了毛林以外的政治局常委们,只有心不甘情不愿地被裹挟着走;及至刘少奇掉入“工作组陷阱”,毛泽东就基本上取得了对运动的主动控制权;随即,所谓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土崩瓦解了。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全面撒网重点抓魚”、“由远及近层层剥皮”、“制造陷阱诱人以罪”、“两面三刀翻云覆雨”、“引蛇出洞秋后算账”、“温水煮青蛙”、“翻脸不认人”、“当面喊哥哥,背后摸傢伙”的运动手段,除了与老婆透露一二,绝大多数是“深藏于心” “法随言出”,怎好与他人道破并一起“设计”?

  三是当时已无“高层”。照说,解决与刘邓的政见分歧与解除刘副主席邓总书记职务这样的大事,在一个成熟的政党内,应当通过党的正式会议吧?但在彼时,却行不通。党的“八大”是1956年开的,按党章规定本应在1961年就开“九大”,因为毛的“三面红旗”搞得一踏糊涂,毛故意迟迟不开。时隔12年之久,所谓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摧毁后,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此时刘少奇被折磨得形同枯槁,只是作为“九大”的靶子留着一命,邓小平、陶铸、朱德、陈云等一大批高层领导人或斗或批或死或伤或被打倒或靠边站。1968年10月13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按规定,全会应出席中央委员87人(原97人,去世10人)、候补中央委员98人。因一些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已被打倒或受审查,被关在监狱或牛棚中,所以实到中央委员40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不足应到会人员半数。就在这个会上,对刘少奇做出了“永远开除出党,撤除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讲说,刘少奇同时还担任的国家主席,是人大委员长提议、三届人大代表代表全国人民选的,要罢免他,无论如何应当通过人大吧?但在具有“党天下”或“现代秦始皇”思维的毛泽东看来,连这个程序也省了。在毛泽东一手设计催生的林彪外逃事件发生后,提前召开 了“十大”。这时,“九大”产生的唯一副主席摔死异乡,5名常委只剩3人,21名政治局委员早已清除7人。到1975年四届人大之时,除申纪兰式的少数代表外,绝大多数是新面孔。这种一人专断的极不稳定的政局,怎会有 “顶层设计”

  因此,文革没有“顶层设计”,决不是文贝所认为的毛泽东太伟大太先进太孤独、别人太无能跟不上、干扰破坏太多,因而难有“顶层设计”,所以毛死后文革也就流产了。而是文革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开展运动的方式是卑劣的,它只能是一场逆时代潮流得不到党内外支持的内乱,失败也是必然的!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gsbh/2013/0815/898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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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3 15:02:50 | 显示全部楼层
文贝这文章洗地迹象太明显,完全无视历史事实,对前十七年的看法基本和党保持一致,但驳他这位我看也不完全在理,印红标最近的文章完全能够较好的阐明文贝等的荒诞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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