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伟华：王力、关锋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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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关锋的垮台

卜伟华


毛泽东领导文化大革命，主要是通过中央文革小组来进行的。1967年2月以后，中央政治局不再活动，原来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也不经常召开了。[1]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作原来的中央书记处，党和国家的所有重大问题都要先拿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研究处理。

　　中央文革碰头会原为中央文革小组例会，基本上都是每天晚上在钓鱼台16楼召开。批判“二月逆流”以后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起初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共10人。2月25日，经毛泽东同意，补充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叶群四人，称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列席人员，享有正式成员的一切职权，参加所有的会议和活动。此后不久，又增加肖华为列席人员。[2]1967年7月中旬以后，肖华被打倒。7月底，穆欣被中央文革小组抛弃，令其回光明日报社参加运动。8月底，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8月以后，吴法宪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1968年1月，戚本禹被隔离审查。3月，杨成武被打倒。3月以后，中央文革碰头会又增加黄永胜、温玉成两位成员。这时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汪东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温玉成，共12人，不再分正式成员与列席成员，至九大未变。

　　1967年8月底，毛泽东决定将中央文革小组两名重要成员王力、关锋隔离审查，在全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连同后来也被隔离审查的戚本禹，一起被称为“王关戚事件”。


　　1．“运去英雄不自由”


　　1967年7月中旬，毛泽东离京南下，北京的乱摊子丢给了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

　　当时，周恩来的日子很不好过。“伍豪事件”的阴影还笼罩在他的头上，他不得不小心谨慎，如履薄冰般地应付眼前的一切。据说那时邓颖超甚至把装有洗漱用具的挎包挂在门厅的衣帽架上，以便一旦出事时，可以随身带走。当时任空军司令员、军委看守小组组长并开始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吴法宪回忆说：“这一段是总理最苦闷的时期，他那时情绪不高，很沉默。在碰头会中，总理孤家寡人，江青很凶，动不动就拍着桌子批总理，多次威胁说：你周恩来不要忘记，要不是我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并要大家表态。当时没有什么人为总理讲话。总理总是一声不吭，很可怜，叫人看不下去。我当时既佩服总理真有涵养，又为这样一个老革命落到这步田地感到心寒。”[3]

　　但是，党内斗争经验丰富的周恩来并没有完全被江青等人制服，他忍辱负重，引而不发，等待时机。

　　王力8月7日的讲话出笼后，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此事的严重性。他打电话向中央文革查问此事，并将一份印有王力讲话的材料批给康生、王力，提议三人在一起“谈一谈”。康、王二人未予理睬。[4]中央文革的风头正健，并不把周恩来的提议放在心上。

　　8月23日凌晨，英国驻华代办处的大火刚被扑灭，周恩来就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向他们宣布：外交部的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封闭副部长们的办公室、造成外交工作失控，是目无中央；火烧英国代办处表明已不能控制局面，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周恩来表示，对这件事，还要做进一步调查处理，同时向毛泽东报告。

　　8月25日凌晨1时，刚开完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周恩来，单独约见才从上海毛泽东处回京的杨成武，向他谈了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周恩来特别提到王力的“八七”讲话，指出：这个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并连锁反应到外贸部和国务院其他部，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借口揪刘少奇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宣传上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指《红旗》杂志在8月1日发表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要牢牢掌握枪杆子》中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臭”)。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把一份印有王力“八七”讲话的材料交给杨成武，要他转送给毛泽东看。

　　当天上午，杨成武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直飞上海，向毛泽东转达周恩来的意见。毛泽东当时并未答复，在经过一天的考虑后，毛泽东下了决心。他对杨成武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可以先解决王、关，戚暂时不动，以观后效。”

　　26日中午，杨成武赶回北京，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表示，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当晚，周恩来在钓鱼台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出席。周恩来宣布：“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随即，他逐字逐句地宣读了杨成武记录下来的毛泽东的指示。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翌年1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5]

　　其实在此之前，毛泽东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已经有所注意。1967年3月2日，王力未经批准，就在军以上干部会议小组会上发言，传达了毛泽东2月28日关于“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值得注意”的批示。毛泽东看了会议简报后，就曾对王力说：你放了炮，要注意不要伤害总理。

　　陈伯达曾向毛泽东送过关于同王力、关锋、戚本禹有关系的一些人秘密开会，策划掌握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力的材料。毛泽东对陈伯达也讲过，北京市是让一派操纵了，但这个问题很复杂。并点了关锋、吴传启、林聿时三个人的名字[6]。当时，毛泽东说，对他们的问题要慢慢来。

　　王力、关锋、戚本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都曾经公开发表过比较有影响的宣传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还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写过评论员文章和社论。他们都参加了《五一六通知》、《十六条》等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起草工作。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们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甚至政治局常委的会议。他们写的一些文章多次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赞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越来越自以为是，越来越狂妄。用王力后来在自己的检查中的话来说，就是“更加忘乎所以，尾巴翘得更高了”。他们唯江青的马首是瞻，对于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都不太放在眼里，经常当面顶撞，出言不逊。在江青、康生等人的支持怂恿下，他们有时甚至对周恩来也敢采取大不敬的态度。

　　1967年夏天，北京大学校文革给《红旗》杂志写了一封信，“勒令”交代1962年重新发表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经过。这封信送到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戚本禹都在这封信上签名表示同意。因为重新发表《修养》的事情牵涉到康生和陈伯达，陈伯达在此信上批了“不同意”三个大字，并对江青说，一个党刊，接受一个群众团体的“勒令”，不觉得羞耻吗？江青也觉得此事非同一般，她后来在批判王力等人的时候说，王力他们是想要“把两个常委端出去”。鉴于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内地位不稳，毛泽东在1967年夏天曾两次重申了陈伯达作为“一组之长”的地位。

　　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毛泽东曾经欣赏和重用的笔杆子，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得力干将。毛泽东对他们实行果断的处置，同时也是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沉重一击。9月4日，戚本禹写信给毛泽东检讨自己的错误，他在信中说：“最近以来，大家心情都很沉重。关锋、王力同志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其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王力同志在外交问题犯错误，就同我有关(事由我起)……我这几天一直睡不好，想了许多问题。……我真怕什么时候自己不争气，离开了主席的革命航道，给革命造成损失。……小组里出了事，江青同志心里难过。他叫春桥同志和我去看了关锋、王力，开导他们。”

　　9月24日，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他在中南海听到王海容等人汇报有关情况后，针对王、关、戚问题，援引了晚唐诗人罗隐的两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7]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王力等人都曾经是红极一时、炙手可热的左派人物，他们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广播电台和各大报刊上，他们在被隔离审查之前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最为活跃的人物，他们到处发表讲话、演说，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各方面的群众组织代表，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种种重大问题进行表态。在群众眼中，他们都是神通广大的通天人物，经常捧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尚方宝剑对各方面发号施令，狐假虎威，狂妄蛮横，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他们的崛起和垮台都很突然，在他们被隔离审查以至被送往监狱关押之后很长时间，正式的宣传媒介对他们从政坛上的突然消失都讳莫如深，不置一词。社会上关于这三个人的各种小道消息纷纷扬扬，不胫而走，但对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2．北师大“九七事件”


　　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红旗》杂志负责人林杰也被批斗。北师大“井冈山”负责人谭厚兰曾在红旗杂志社实习过一段时间，早就与林杰过从甚密，曾得到过林杰的不少帮助，在某种意义上说，谭厚兰就是林杰一手扶持起来的造反派头头。她在9月1日晚师大革委会会议上还是一口咬定“林杰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会后，谭厚兰率领师大“井冈山”一部分人到红旗杂志社游行示威，表示支持林杰。

　　师大革委会、师大“井冈山公社”于9月1日发表《关于目前形势的严正声明》，其中还在振振有词地说：“运动以来，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一直把林杰－关锋－康老，说成是一条黑线，妄图分裂中央文革，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扼杀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一罪恶活动早已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可是，最近这些家伙又重新拾起了这一法宝，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文革首长的指示，孤注一掷，大搞政治赌博，继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并妄图借此搞垮井冈山红色政权，我井冈山公社全体社员和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坚决不答应！谁反对中央文革，我们就打倒谁！”

　　9月3日，在红旗杂志社帮助工作的师大“井冈山”成员王东回校向谭厚兰汇报，说林杰确有问题，已经被批斗、被抄家了。谭厚兰听后痛哭失声，说：“这样一来，全国的造反派被压下去，文化大革命就会被葬送。”

　　9月2日，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组织开会，听北师大“造反兵团”（1967年2月成立，3月解散）的人介绍谭厚兰保林杰的情况，讨论如何利用这一时机整垮师大“井冈山”。

　　9月6日，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组织在北航开会决定，9月7日在师大召开庆祝师大“造反兵团”成立大会，由“造反兵团”邀请社会上的单位来参加大会，“天派”各校要尽量多去人参加大会，由体院“毛泽东思想兵团”的刘长信负责调动会场队伍，大会指挥部设在师大对面的电影学院“井冈山总部”，对大会进行遥控。

　　9月6日，师大革委会成员樊立跃等人发动“政变”，推翻师大革委会，成立“专政委员会”，并对谭厚兰进行抄家和限制自由。9月7日上午，“专政委员会”召开了批斗谭厚兰大会。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组织的大批人马涌进师大参加了师大“造反兵团”的庆祝大会[8]。

　　当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到师大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紧急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坚决反对开群众大会斗争谭厚兰，反对搞垮师大革命委员会。谭厚兰和师大革命派在2、3月份反对谭震林、批判谭震林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这种行动，你们应当立即释放谭厚兰同志，希望你们严格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路线，提高革命警惕性。”[9]当晚，谢富治派李钟奇去师大，传达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1．北师大革命委员会、井冈山是革命组织，谭厚兰同志是革命的，如果有缺点、错误，可以批评，可以进行检讨。2．不能搞垮革命委员会，不能搞垮井冈山革命组织，不能揪斗谭厚兰，不能限制她的自由，召开万人斗争大会是错误的。凡是被抄的一切公私物品，一律归还。以上指示由原革委会负责处理执行。”

　　北京市革委会也于当天发布了通告：“1．北师大今天在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的操纵下，推翻师大革委会，非法绑架和斗争谭厚兰与师大革命委员会委员，这些作法都是完全非法的，都是违反中央‘六六通令’的，完全违反中央负责同志最近的讲话精神。现宣布无效。应立即恢复师大革命委员会的一切权力。2．樊立跃等人自己组织的‘专政委员会’是非法的，应立即宣布解散。3．樊立跃、黄家林、李五权三人拘留审查。”[10]

　　据康生说，北京市革委会的通告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他在讲话中还说：“要不制止，会引起连锁反应，全国都要受到冲击。”[11]

　　中央文革小组当天晚上接见“天派”几个组织的代表，江青骂道：“你们是蠢木头、败家子。 叫你们不要管人家的事， 你们偏要去，结果出了乱子，上了坏人当。一定要抓（专政委员会的）三个人。回去要开门整风，北京日报、市革委会也要开门整风……你们一点毛泽东思想都没有，回去好好学习姚文元文章（指《评陶铸的两本书》），好好整风，你们要进行检查。”

　　中央文革小组对北师大“九七事件”作出的反应是迅速的，坚决而有力的。王力、关锋被停职反省后，中央文革小组因为恐怕人们对王、关二人的批判会波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和整个小组，一直对此事保密。“九七事件”发生时，“打倒林杰”的大标语已公开在北京街头张贴，如不及时制止，势必很快就会出现一个批判王力、关锋等人的高潮。中央文革小组也不愿意看到在“反击二月逆流”中为打倒谭震林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师大“井冈山”就此垮台，师大“井冈山”的垮台可能会引起人们对“反击二月逆流”的重新评价。

　　王、关被审查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震荡。在北京造反派中与王、关牵连较多的是“地派”，而“天派”中的一些人则早就开始对王、关有所怀疑。8月31日夜，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几百人冲击光明日报社，与报社部分职工发生武斗。9月1日中午，报社造反派和中央戏剧学院“红旗文艺兵团”将穆欣绑架。周恩来在接到报社职工报告后，责令将穆欣释放。穆欣于9月2日向周恩来写信报告了自己被绑架的经过：

　　总理：

　　我昨天下午2时被中央戏剧学院“红旗文艺兵团”抓去，今晨5时半已回到报社。昨天下午转了几个地方，最后一个地方是北航。每次转换途中及室内行动都蒙住眼睛。

　　所有看押的人都谈话。午夜前后，在北航有一男一女找我谈话，他们提出的主要有这些事：

　　“交代你分裂中央文革的罪行。”

　　追问我从小组回报社[12]时谁同我谈的话。

　　“你是516兵团的后台。”

　　“你晓得8月30日发生的重大事件么？你从8月29日到9月1日到什么地方开过会？见过什么人？同什么人打过电话？”

　　“你同红旗杂志什么人联系？你同林杰是什么关系？”……

　　对这些问题，我作了简单的回答，他们很不满意，对我说了许多威胁的话。谈了10几分钟，便把我送回关押的小屋。

　　今晨4时左右，他们蒙住我的眼睛把我送到宣武门外，急速把车开走。

　　因为昨天报社有人向您报告了我被抓的事，知您关注，特把经过简报如上。感谢党的关怀。

　　穆欣　　9月2日[13]


　　由此可知北京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信息是多么的灵通，8月30日王、关被隔离审查，第二天他们就探出了风声。

　　9月初，北京街头开始出现有关王力、关锋的大字报。9月8日，中央文革办事组电话通知北京的一些大专院校，让他们将这类大字报进行覆盖。电话指示说：“这些大字报不要上街，主要矛头对准刘邓陶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4]9月17日，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群众组织代表时，江青说：“中央的事情你们不要管，很多事情，你们不应当知道。我们要遵守党的纪律，不应该告诉你们。我们已经解决了的事情，你们还去乱搞。我们有的事情要封锁到最小的范围。”[15]


注释：
　　[1] 《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30页说：“原由周恩来主持、各副总理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中央碰头会也被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这里说的中央碰头会，也称常委碰头会。实际上，中央碰头会并未完全由中央文革碰头会所取代。1967年5月11日中共中央通知中说：“5月8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459页]5月28日，中央常委碰头会通过了《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第1478页]。7月26日下午在京西宾馆批陈再道的会，也是一次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周恩来年谱》对1967年2月以后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多有记载。

　　[2] 1967年4月21日，肖华、杨成武接见“七一五革命造反团”等群众组织时，杨成武说：“我们主要在中央文革工作，90%的时间都在中央文革，我们的意见也是中央文革的意见。”

　　[3]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32-233页。

　　[4]《周恩来年谱》下卷，第177页。

　　[5]《周恩来传》下，第967-968页。

　　[6] 关锋、吴传启、林聿时三人曾在一起用“撒仁兴”为笔名合写过文章。

　　[7] 见宗道一：《“王八七讲话”与外交部“夺权”闹剧》，《中华儿女》2002年第1期。宗文还写道，王海容、刘华秋等人写出题为《王八七讲话是一株大毒草》的大字报，于9月27日贴出，在外交部引起轰动。此说不确。王海容、刘华秋等九人写的大字报题为《王力八七讲话的要害是向中央夺权》，时间为1967年9月8日。

　　[8] 大会的名称为“打倒林杰，砸烂反动组织516兵团，庆祝井冈山造反兵团恢复活动大会”。

　　[9] 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北师大问题的紧急通知（1967年9月7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0] 首都红代会部分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写于1967年9-10月)。

　　[11] 中央首长分别接见大专院校代表的讲话(1967年9月17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2] 穆是8月4日，在与王力、关锋谈话后，回报社“参加运动”的。

　　[13] 穆欣：《我在钓鱼台的亲历亲闻》，《中华儿女》1998年第9-10期。

　　[14] 见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146期，1967年9月10日。

　　[15]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9月17日)。


来源: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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