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关于老红卫兵与“四三”、“四四”派

yangharrylg

《经济观察报》登了一篇尹敏志的文章，提到了一本书，书名为《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这篇文章可能是对这本书的评论，文章题为《红卫兵运动的起源》。不知道作者是多大年龄的人，因为其中有些情况的描述不太准确。现在写文革的书多了起来，但是其中错讹的地方不少。如果不加以纠正，是会遗害后人的。文中说，“高干子弟和寒门子弟之间的利益冲突，才是产生全国性红卫兵运动的社会基础，文革也是当时‘社会矛盾的总爆发’。”这个说法不太准确。说文革是社会矛盾的总爆发，也许有点道理，但是说高干子弟与寒门子弟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产生全国性红卫兵运动的社会基础，这句话说得不太准确。红卫兵其实是反映一部分干部子弟（高干子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对于当时中学的党的工作以及共青团的工作不满意，认为他们还不够左，而这些干部子弟认为学校的做法应该更“左”些。红卫兵运动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的。文中所说“高干子弟与寒门子弟之间的利益冲突”，不能说没有，但绝不是当时社会矛盾的全部，至少连主要的矛盾都说不上。因此这个结论是有偏执的。“八一八”之后，红卫兵被《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大肆宣传。过了一个星期，红卫兵开始在北京“破四旧”，这都是老兵干的。北京西城区的中学红卫兵还成立了一个更为极端的组织“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他们更是暴力活动的始作俑者，抄家、打人，把一部分所谓“四类”分子遣送原籍，都是自西纠始。
1966年的8月18日，老红卫兵刚刚登上历史舞台，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四三派”、“四四派”。前面提到，抄家、破四旧都是老兵们的勾当，而且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条对联。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老兵把矛头对准他们那些出身寒门的同学。学生斗学生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我们学校一个班的团支书，就因为出身不好，被他们班的红卫兵斗了半夜，实在无法忍受，后来在卫生间悬梁自尽。还有一个同学被逼跳楼，造成脊椎压缩性骨折。因此，广大同学对老兵的行径恨之入骨，却敢怒而不敢言。
1967年3月7日，毛泽东对天津延安中学的大联合做出批示，要求各中学以班级为单位搞文化大革命，而不要再让各个群众组织各行其是。但是北京的一部分中学生对这个批示实际上是不满意的，所以在1967年4月3日，中央文革一些人做了讲话，表示对这部分中学生的支持，于是就有了北京中学的“四三派”，中央文革的“四三讲话”出来后，另一部分中学生对“四三讲话”表达不满，于是中央文革这些人又在1967年4月4日做了另外的讲话，对这部分学生也表示支持。于是这就产生了“四四派”。从某种意义上说，“四三派”与“四四派”的对立与中央文革两面派的挑动性讲话有着直接的关系。
但是无论四三派还是四四派，都不再自称是红卫兵，所以《经济观察报》的这篇文章把四三派和四四派都称为红卫兵是不准确的。他们更多的是称自己为战士，如“四三派”战士，或者“四四派”战士。红卫兵的名头在这个时候已经不那么吃香了。
今天是八月八日，正好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正式发表的日子。那个日子距离今天已经四十六年了。我们真的需要认真反省这段历史了。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78176-6002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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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登了一篇尹敏志的文章，提到了一本书，书名为《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这篇文章可能是对这本书的评论，文章题为《红卫兵运动的起源》。不知道作者是多大年龄的人，因为其中有些情况的描述不太准确。现在写文革的书多了起来，但是其中错讹的地方不少。如果不加以纠正，是会遗害后人的。
文中说，“高干子弟和寒门子弟之间的利益冲突，才是产生全国性红卫兵运动的社会基础，文革也是当时‘社会矛盾的总爆发’。”这个说法不太准确。说文革是社会矛盾的总爆发，也许有点道理，但是说高干子弟与寒门子弟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产生全国性红卫兵运动的社会基础，这句话说得不太准确。红卫兵其实是反映一部分干部子弟（高干子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对于当时中学的党的工作以及共青团的工作不满意，认为他们还不够左，而这些干部子弟认为学校的做法应该更“左”些。红卫兵运动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的。文中所说“高干子弟与寒门子弟之间的利益冲突”，不能说没有，但绝不是当时社会矛盾的全部，至少连主要的矛盾都说不上。因此这个结论是有偏执的。
文中还说，“毛泽东在8月5号忽然发表《炮打司令部——的一张大字报》，将矛头直接指向刘少奇和整个官僚阶层，并随后解散工作组，却使得‘老兵派’的形势急转直下。”所谓“老兵”，即“老红卫兵”，也就是第一批红卫兵，即上过天安门的这拨红卫兵。说“解散工作组，使得老兵派的形势急转直下”，这在史实上也是有出入的。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写的，当时，红卫兵组织根本就还没有浮到台面上来。社会上的大多数是对红卫兵是反感的，认为他们是胡闹。正是在1966年8月18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一个多星期之后，在北京召开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毛泽东把北京的中学红卫兵请上了天安门，红卫兵这才正式合法化了。而且红卫兵是在反工作组的运动中兴起的。撤走工作组（严格地说是撤走工作组，而不是解散工作组），是对红卫兵的最大支持，根本不可能使“老兵派”的形势急转直下，这与史实完全不符。
“八一八”之后，红卫兵被《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大肆宣传。过了一个星期，红卫兵开始在北京“破四旧”，这都是老兵干的。北京西城区的中学红卫兵还成立了一个更为极端的组织“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他们更是暴力活动的始作俑者，抄家、打人，把一部分所谓“四类”分子遣送原籍，都是自西纠始。
文中说，“尤其是8月18日受到毛泽东亲自接见后，‘四三派’、‘四四派’红卫兵更是强烈地感觉到，毛主席是支持他们的。他们因此陷入领袖崇拜的迷醉中无法自拔，并在随后肆意‘倾泻我们无情的暴力’，直至掀翻天地。”这种说法更是与历史史实不符。
1966年的8月18日，老红卫兵刚刚登上历史舞台，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四三派”、“四四派”。前面提到，抄家、破四旧都是老兵们的勾当，而且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条对联。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老兵把矛头对准他们那些出身寒门的同学。学生斗学生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我们学校一个班的团支书，就因为出身不好，被他们班的红卫兵斗了半夜，实在无法忍受，后来在卫生间悬梁自尽。还有一个同学被逼跳楼，造成脊椎压缩性骨折。因此，广大同学对老兵的行径恨之入骨，却敢怒而不敢言。
直到1966年10月，中央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上面那条反动对联，老兵们的形势才急转直下。广大寒门子弟同学纷纷成立自己的群众组织，响应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老兵们已经不行了，加上他们的父母有很多也遭到批判和揪斗，气势一下子就下来了。他们对这种形势极为不满，在1966年冬天，就成立了“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冲过几次公安部，被抓了一些人，但很快又都被放了。
1967年3月7日，毛泽东对天津延安中学的大联合做出批示，要求各中学以班级为单位搞文化大革命，而不要再让各个群众组织各行其是。但是北京的一部分中学生对这个批示实际上是不满意的，所以在1967年4月3日，中央文革一些人做了讲话，表示对这部分中学生的支持，于是就有了北京中学的“四三派”，中央文革的“四三讲话”出来后，另一部分中学生对“四三讲话”表达不满，于是中央文革这些人又在1967年4月4日做了另外的讲话，对这部分学生也表示支持。于是这就产生了“四四派”。从某种意义上说，“四三派”与“四四派”的对立与中央文革两面派的挑动性讲话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般地说，“四三派”是北京中学生中一些较为激进的寒门子弟以及老兵中的一部分所构成。他们不希望文革就这样被套上笼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想把老兵们搞的那一套要彻底推翻，所以不能容忍草率的联合。而“四四派”则多为文革前的团员和积极分子所构成，他们不满意四三派的观点和做法，所以才有对立。这部分四四派中也有老兵中的另一些人，所以，无论是“四三派”，还是“四四派”，构成都比较复杂，不像老兵那么单一。
但是无论四三派还是四四派，都不再自称是红卫兵，所以《经济观察报》的这篇文章把四三派和四四派都称为红卫兵是不准确的。他们更多的是称自己为战士，如“四三派”战士，或者“四四派”战士。红卫兵的名头在这个时候已经不那么吃香了。
无论对于老兵，对于四三派还是四四派，这段历史都算不上多么光彩。但是这就是历史。我们可以对历史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评论，但是我们不能篡改历史事实。现在有些关于文革的书籍和文章，很多都是文革后的人们写的，或者在文革中才十一二岁的人写的。他们对文革的历史了解可能是不太准确的，因为毕竟他们还小，并不真的了解历史。
今天是八月八日，正好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正式发表的日子。那个日子距离今天已经四十六年了。我们真的需要认真反省这段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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