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读林昭1958年5月4日给妹妹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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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未名湖畔的痛哭——读林昭1958年5月4日给妹妹的信


　　【感谢在斯坦福大学的朋友为我去胡佛档案馆抄录的林昭档案】
　　
　　1958年5月4日，林昭还在北大，在给妹妹的回信时，她说，将近5月，未免又有些善感，心绪不宁，懒于执笔。“今天是五四，又是60周年校庆，我只好一清早就躲了出来，这次校庆两年前就开始筹备，原计划邀请世界各著名大学来参加，可是这一年来，又反这又反那，‘烈火’熊熊至今未息，结果是草率得十分不像样。”她感触更深的是——“五四精神今何在，但见童颜尽白头，以北大文坛来说，年来凋落殆尽。”“去年此时《红楼》的工作人员和基本作者大部分都出了问题。今天偶然又知道第一期上“小丫头”的作者亦入了派，我原以为她还是仅存的硕果之一呢”，就连《遥寄东海》（载《红楼》1957年7月1日）的作者之一张炯也犯了严重右倾、修正主义，双反中受到批判，但未戴帽子而已。“另一作者谢冕批判揭发了他好多材料，并说过去未早揭发，一是顾惜十年友谊，一是怕他（张）党籍成问题，可以想见情况之严重了，然而十年友谊毕竟是没用的，抵不上党性、组织性”，北大中文系的油印小报以此为头条新闻，她看后只觉得无话可说——“臣罪当诛，天皇圣明，我又什么话说的？”张炯、谢冕都是她熟悉的中文系同学，同为学生刊物《红楼》的编辑。反右运动发生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她跟妹妹在私信中继续说，近来北大全校被火“烧”最烈的都是一些颇有真才实学、颇有名声，而性格与世俗难合的老教授们，她所在的中文系又是重点。最初见校刊上报道批判王瑶，她还不觉得怎么，因为平日里不算很熟。后来“烧”到吴组湘（她曾把吴讲《红楼梦》的笔记给妹妹看过），她就很动心，“想去看看他，又不敢，因为他是预备党员，不过入党两年未转正，这次大约保不住了”。不久，火又“烧”到了她的恩师游国恩，“那天同学们都上课去了，我独自在屋里，看了校刊，气得失声痛哭，这些时间以来，我很少流泪，因为哭不出，这次却痛愤难禁，气满心头，凭什么把这些学者这样糟蹋，知道他们还能活多久？望六的人了……可是我仍无话可说。”
　　即便在大难临头的1957年下半年，她心底仍怀着一线希望，“希望党也许会适可而止地罢手收场”，无情的现实再次粉碎了她了良善的梦想，她在未名湖畔的失声痛哭不只是为由衷的欣赏她的恩师游国恩，更是因残酷、荒谬的现实使她“目击心伤，五内欲裂”。
　　然而，此时的林昭还比较单纯，对“毛主席”的一举一动仍很关注，信中不只提到——“今年五一很特殊，毛主席第一次不在北京过节，这不免要引起一些猜疑和议论，人们都有自己的看法，不过不说而已。”而且她还留意到毛不久前在成都的一个报告，有“思想解放”等说法，尽管大部分是谈经济建设问题。显然，与千千万万“右派”一样，她也没有看清糟踏知识分子的祸首就是毛，所谓“思想解放”也只是要人们完全的降服，全然放弃独立思考罢了。她并没有读懂，对于未来中国的命运、对于她个人的命运，在1958年5月4日，她还没有往太坏处去想，至少未名湖畔依然有她容身之处，她还可以正常的生活、思考和观察。多年后，他在提篮桥监狱想起未名湖的岁月，仍充满依恋和追念——
　　“未名湖呵，你的名字唤起我多少低徊不尽的联想！几个年头，春夏秋冬，在你身边我度过了一段那么亲切、那么美丽、那么值得我终生记忆的北大人与‘五一九’战斗者的韶光！你的垂柳，你的迎春，你的紫藤，你的槐花，你的千叶桃与黄刺玫。它们听见过我们无邪的欢笑；听见过我们豪情的歌唱；听见过我们战斗的誓言；也听见过我们激越的诗章！……未名湖，未名湖，我们的未名湖呵，作为北大校景的中心组成部分我是如此地熟悉着你，任时间与空间遥相间隔，我只要略一凝神，你的形象便分明在目：别具风姿的小塔，玲珑的石桥、岛亭，垂柳掩映的土山，诗意盎然的花神庙……”（1966年12月14—15日《未名湖畔——竞技者语》）
　　她曾在“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中纠结、挣扎过，她曾在《红楼》编辑部开除张元勋的公开信上签名，尽管很快就被北大的“读者”揭发、揪出，毕竟她生活在那个时代环境里，一个一心融入“新中国”红色潮流中的知识青年，然而冷酷的现实最终将她踢出，逼她走上一条觉醒的反抗之路。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也无须拔高林昭，似乎她在思想上早就觉醒了，其实，不仅1958年她对现存体制，对导致她和许多身边的老师、同学蒙难的反右运动，都有比较模糊的认识，她的质疑也是不彻底的，虽然她感到这一切令她无话可说，但是到底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她只有朦胧的意识。即使到了1961年10月14日，他短期出狱期间，她也曾被当时的一些主流信息所欺骗，甚至在《个人思想历程的回顾与检查》中写下了这样的话：“过去所持与党对抗冲决现实的态度是一种错误，且具有危害，不值得提倡。今后，在党已经开始进行了政治改革的前提下，作为一个爱祖国、爱人民的青年，我的责任是：尽一切可能热切赞助和实地促进党的政治民主化，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出发确认党的领导，贡献自己的力量进行诚实的工作，以求和众人一起努力推进社会生活，使之不断出现新鲜蓬勃开朗的局面，并实地以这样的态度与认识，影响自己的朋友，使大家都能在共同目标的鼓舞下向党靠近。……党的政治路线总是已经实地革新了！——像这样一个党，我是可以重新拥护并且觉着值得拥护的了！”
　　林昭的思想不是一步到位的，她的路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她的认识也是一步步清晰起来的，最终在提篮桥监狱决绝的斗争中，她洞穿了极权体制的一切把戏，在思想上完全超越了她所处的那个时代。更令人感佩的其实是她的风骨，她从来没有低下头，反右时她在北大一直被指责为“态度恶劣”，大约她至始至终就未曾真正——那怕在口头上——低过头，有一位领导为此找她谈话，责备说：“你看看，就你们小组（右派）来说，有××、××都比你好！”她冷然作不屑之态道：“领导上还真的相信呀！那都是假的。”领导说：“假的就假的，人家还有个假的，你连假的都没有！有假的总比没有好！”她说，自己追求思想转变的过程是竭力，如果要承认自己错，必须先确实认识到有错，心口如一，否则上了宗教法庭地球也还是转动。1961年10月是她当时真实的认识，不是强权和压力下的屈服。同一文中她袒露心声：“我企求的是祖国的平安、自由、繁荣和兴旺，不是个人生活无忧的享受、业务上的发展或其他，当祖国大地还沉沉如墨、遍被哀鸿之时，我的心灵永远不会获得自由；我宁愿守着这片土地和自己的同胞们一起忍受苦难、折磨以至一起去死！……”
　　仅这一点就足以令多少须眉男子无地自容，即使今天有人试图诋毁林昭，也不得不承认这些铁铸的事实。真实的林昭，是有血有肉的林昭，有胆有识的林昭，同样是有感情的林昭，1958年5月4日她给妹妹的信中谈到对感情的认识：“不为时代允许的感情，这种感情的产生，本身就是抗拒了时代的——违反时代眼光，爱为时代所否定的人，或采用时代的不同意的方式。我现在是越来越觉得这种感情是不为时代所同情，不过也许正因为如此，它存在得更执着。”
　　即使她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留下的文字（不仅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长信中有关于柯庆施的“灵”恋，她还创作了20多万字的对话体《灵藕絮语》），也无损于一个战士，一个反抗者，一个思想者的形象。对柯庆施，她其实了解不多，只是报纸的报道和上海人的口耳传闻，就在这封给妹妹的信中，她以友善的口吻提及柯——“他（毛泽东）不久前在成都作了一个报告，……柯市长倒也好，做他的随员到处跑。”尽管我们今天还无法解释她的这些文字，目前能看到的只是她的部分文字，很不完整，更多的档案还被封禁着，我们还无法清楚地知道她在狱中最后岁月的情况。她诚然不是完美的，但她在那个极为险恶的时代，用全部生命资源进行了最后的反抗，并为这个苦难民族提供了超前的思想。我又一次想到鲁迅那句话，“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让我们铭记她在未名湖畔的痛哭，记住她走过的那条路，几乎每一步都留下了一个血印。

2013年4月17日 来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