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飞：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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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冲击，身心备受折磨，但他没有屈服，而是采取特殊方式进行抗争，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
　　 ◇　“靠边站”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以此为标志，“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按理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让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王稼祥参加。可奇怪的是，王稼祥并没有接到会议通知。会后，他收到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文件，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撤销职务，并受到批判。王稼祥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意识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将要席卷中国大地，灾难难免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此时，王稼祥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中联部部长的职务还没有被解除，但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不通知他参加，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也没有通知他参加。中联部的部长一职被刘宁一代理后，他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果然，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王稼祥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被中联部代理部长刘宁一取代。
　　 1966年7月初，李富春、汪东兴来通知王稼祥说：中央决定，凡是不直接参加中央常委工作的领导干部，都要搬出中南海，马上就得搬。中央办公厅已经为王稼祥准备了三处房子，供他挑选。汪东兴说，我看北海后门那一处房子比较好，离公园近，平时可以去散步。这样，王稼祥告别了住了近十年的中南海，在北海后门的一处住宅里闲居。但是，他的心情不能平静，他担心着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
　　 ◇　康生盯上了他
　　 不久，王稼祥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中联部机关里的造反派开始造反。起先，他们集中揪斗的是中联部副部长许立。不久，斗争的矛头就指向了王稼祥。
　　 一天，康生去中联部看大字报，“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人王力（他有中联部副部长的职务--笔者注）也跟着去了。康生看了一通大字报后，发现大多数是给许立贴的，没有给王稼祥贴的，于是，他和王力临时决定召开部机关干部大会。会上，康生一开始就批评中联部，说：中联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方向不对头，“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毛泽东思想还没有进中联部的门”。他煞有介事地指着中联部的大字报说：你们看一看，你们都贴了一些什么大字报，根本没有抓住大方向。你们为什么不集中火力批“三和一少”（王稼祥于1962年初曾建议应改变外援数量过大的状况，要量力而行，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后被批为所谓“三和一少”即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编者注）？这才是大方向。王稼祥是我们党内的定时炸弹，过去他领导下的中联部，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部，而是打着王稼祥白旗的部。中联部搞“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应该是批王稼祥，他是提出“三和一少”的代表人物，应该把他批倒斗臭。
　　 在康生的煽动下，一时间，在中联部机关，给王稼祥贴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会议厅里，楼道里，都贴满了。造反派们没有忘记住在北海后门的王稼祥，他们闯进王稼祥的家，强行把王稼祥架到中联部，名曰让他看大字报，实际上是抓去批斗。造反派每次把王稼祥架到中联部，都对他进行围攻，开批斗会。批斗会上，给王稼祥挂上黑牌子，让他坐“喷气式”，使王稼祥精神和肉体受到极大折磨。本来身体就不好的王稼祥支持不下去了，他不得已提起笔来，给汪东兴写了一封求助信。他写道：我本来应该主动到中联部去看大字报，接受群众的批评，认识自己的错误，改进工作，但我身体不好，最近总是发高烧，心跳每分钟100次以上，所以，我请求迟一些去中联部看大字报。汪东兴接到王稼祥的信后，了解了王稼祥的处境，便在信上批示同意王稼祥的要求。有了汪东兴的批示，王稼祥的生活获得了暂时的平静。
　　 汪东兴还把王稼祥受到冲击的事情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很关心王稼祥。一次，中央召开一个小型会议，有伍修权参加。会议休息时，周恩来特意把伍修权叫到自己身边，对他说：“毛主席有过指示，王稼祥同志是有过功劳的人，现在身体不好，不要揪斗。把人弄死了，只有损失，没有好处。”周恩来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修权同志，你是了解王稼祥同志的，也了解中央对他的态度，你应该出来替王稼祥讲讲话。”会后，伍修权马上到中联部，召开17级以上干部大会，向大家介绍了王稼祥的经历和对党的事业的重大贡献，特别提到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的功劳。伍修权还说：王稼祥同志在许多问题上都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毛主席多次表扬过他。伍修权针对造反派对王稼祥的批判说：不能搞过火斗争，你们批评他的错误是可以的，但是要文明一点，要讲政策，要照顾他的身体，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太好，你们如果把他斗死了，并不能说明你们斗争水平高。他还针对造反派头头说：你们也不要太骄傲了，要听听别人的意见。我们是干过几十年革命的人，什么艰难斗争都经过，起码可以给你们提一点意见。
　　 中联部的造反派把伍修权的讲话报告给了康生，康生非常恼怒，他对造反派头头们说：伍修权保王稼祥，那就斗伍修权，伍修权早就是王稼祥的黑干将了。康生此言一出，中联部的造反派们立即开始斗争伍修权。在中联部，攻击伍修权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伍修权也成了斗争对象，再也不好说话了。
　　
◇　从“保护对象”到“斗争对象”
　　 虽然，康生继续鼓动中联部的造反派进攻王稼祥，但由于有汪东兴的批示，造反派们还是没敢轻举妄动。1966年10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提到王稼祥，说：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支持了我。毛泽东讲话后不久，周恩来提出一个意见，大意是：王稼祥过去有功劳，是保护对象，不能对他搞批斗；如果要斗，也只能文斗，不能武斗；批斗王稼祥，只能在中联部机关内，别的单位要批斗王稼祥，必须经过周恩来同意才行。中央警卫局还指示负责警卫王稼祥住宅的战士：不准任何人进入王稼祥住宅揪斗他，不得把王稼祥揪到社会上去批斗。
　　 周恩来等对王稼祥采取的保护措施，一开始还是很有效的，无论是中联部的造反派，还是社会上的红卫兵，在一段时间里，都不敢闯进王稼祥住宅去胡闹。但造反派、红卫兵们也有他们的“智慧”：不是不让揪斗王稼祥吗？那么，给王稼祥贴大字报总可以吧！王稼祥不是因病不能去中联部看大字报吗？那么，把大字报给他贴到家里去让他看总可以吧！于是，他们就以给王稼祥贴大字报为名，到王稼祥的住宅里去，把一捆一捆的大字报送到王稼祥的家里，“勒令”王稼祥把大字报贴出来，还逼迫王稼祥的身边工作人员把会客厅腾出来专门贴大字报；在会客厅里，拴上一条条绳子，把大字报拉在绳子上，四面墙上也贴满了大字报。这些大字报极尽攻击、污蔑之能事，给王稼祥扣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三和一少'修正主义路线罪魁祸首”、“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大帽子”。此外，还要“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要把王稼祥“斗倒斗臭斗垮”。王稼祥看了这些大字报，非常生气，他对妻子朱仲丽说：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说我是修正主义，他们连什么是修正主义都没有搞清楚。什么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名词最早来源于德国的伯恩斯坦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后来，列宁在《怎么办？》等书中，针对俄国的伯恩斯坦派经济主义的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如果不是反对、攻击或篡改马克思主义，怎么能算做修正主义？王稼祥还说：至于说我们党内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真是无法理解。建国后，我们党和国家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常委集体领导的，怎么会分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司令部呢？1967年1月，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发表后，王稼祥看了，非常气愤地把文章一摔说：这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17年来，中央自己掌握的宣传机构，成了反中央的集团，真是历史上少有的奇谈怪论！
　　 由于有周恩来等人对王稼祥的保护，一心要打倒王稼祥的康生一计不成又生一计。1967年2月，中央发生了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一大批老干部被牵连进去，全国也掀起了“反右倾”、“反复辟”的浪潮。康生趁机专门跑到中联部，找造反派头头谈话说：叫“三和一少”不够了，应该叫“三降一灭”（即投降帝、修、反，扑灭各国革命运动--笔者注）。中联部就是“三降一灭”的“制造工厂”，要砸烂这个“制造工厂”。在这个“制造工厂”里，伍修权是头头，后台是王稼祥。听了康生的这番谈话，中联部的造反派立即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伍修权。伍修权为了正确引导运动，于1967年4月6日写了一张大字报，阐述了自己对中联部所发生的严重问题的看法。伍修权的大字报一贴出，许多群众感到，不能否定过去中联部的工作，更不能搞无限上纲。他们认为，中联部过去在王稼祥等人的领导下，做了很多工作，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他们不买康生的账了。康生急了，于4月8日亲自跑到中联部，找中联部造反派头子，做出部署，要打倒“反革命分子”伍修权。他说：伍修权是自己跳出来的敌人，是反革命分子，必须打倒。第二天，按康生的部署，中联部的造反派开始批斗伍修权，给伍修权挂上了“黑帮分子”的牌子，扣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连续批斗。由于中联部许多群众不信康生那一套，因此，批斗伍修权并不积极，有的群众组织还反对这种做法，这样，在中联部就分成了两派。在此情况下，康生又鼓动部分高校学生跑到中联部去造反。在康生的策划下，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和“人大三红”造反组织成立了“专揪伍修权兵团”。他们进驻中联部后，又是开批斗伍修权的会，又是贴大字报，把中联部的正常工作秩序搞得乱七八糟。
　　 接着，在康生的授意下，“人大三红”的红卫兵开始闯王稼祥的住宅了。“人大三红”的红卫兵一开始是打着调查伍修权的“问题”的旗号，让王稼祥写关于伍修权的材料。王稼祥在材料中，很客观地评价了伍修权的工作，基本调子是肯定的。“人大三红”的红卫兵当然不满意，就让王稼祥反复地“重新写”。但王稼祥不管怎么写，都是原来的调子。于是，“人大三红”的红卫兵转了方向，又让王稼祥写关于刘少奇、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材料。王稼祥在写这方面材料时，还是很客观、公正地评价了刘、邓两人的工作，没有写否定性的文字。于是，“人大三红”的红卫兵又让王稼祥写关于“三和一少”的材料，逼近王稼祥“自身的问题”。还让王稼祥写完这方面材料后，抄一份给汪东兴。王稼祥在写材料的过程中，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比较客观地写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这一方针的根据，没有给自己“上纲上线”。之后，王稼祥并没有将材料交给“人大三红”红卫兵组织，而是通过中办交给了汪东兴。很快，他接到了汪东兴的电话，让他不要将这方面的材料交给“人大三红”。可能是由于汪东兴打了招呼，“人大三红”也没有派人来要这个材料。不久，中联部“革命造反总部”的一批人，也来到王稼祥的家里，要王稼祥交代他对东南亚武装斗争所出的“坏点子”、他与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关系，让他写成交代材料，他们一个星期后来拿。
　　 没完没了地写交代材料，把王稼祥搞得身心疲惫。1968年，他在《我的履历》中写道：“在这个期间，又是谈话，又是写材料，我又紧张起来了，心跳又加快了。我虽然每晚服用大量安眠药，但睡眠仍不安，于是我处于疲倦、不安、紧张、恐惧的情况下过日子。”中联部造反派逼迫写交代材料后，“我就更紧张了。我赶写材料，这样就更疲倦了，再加之，这时候街上出现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稼祥'的标语，于是我就更加恐惧了”。
在康生的操纵下，王稼祥很快由“保护对象”变成了“斗争对象”。1967年6月2日，中联部的造反派冲到王稼祥家里，一进院子就高喊口号：“打倒王稼祥！”“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稼祥揪出来！”他们把王稼祥和朱仲丽分别关在两个屋子里，分别进行“斗争”。他们要王稼祥交代与刘、邓的“黑关系”，与彭真、杨尚昆“勾结的内幕”。王稼祥实事求是地讲了他与刘少奇、邓小平的正常工作关系，与彭真、杨尚昆的正当工作联系。造反派说他不老实，又是喊口号，又是动手压他的头，让他“低头认罪，老实交代”。造反派还让他交出上星期让他写的交代材料，王稼祥说，已经送到汪东兴处去了，造反派们大怒，要王稼祥交出底稿。在造反派们的一再逼迫下，王稼祥打开保险柜取底稿，造反派们一拥而上，把王稼祥保险柜里的许多重要材料一并拿走。临走时，他们还勒令王稼祥继续写交代材料，过几天要到中联部去，一件事一件事地交代，要你交代多少次就要交代多少次。
　　 造反派们频繁的逼迫和批斗，使王稼祥极度紧张，精神紊乱。造反派刚刚离开，他就高喊：“我没有罪！”当晚，他服下安眠药，但还是不能入睡，仍然大声喊叫。无奈，只好增加安眠药的剂量。不料，当夜，王稼祥脸色苍白，朱仲丽忙将他送到北京医院急诊室抢救。周恩来派中办的杨德中来看望他，指示医生全力抢救。经医生全力抢救，直到第三天，王稼祥才醒过来。他在医院里住了10天，又回到家里，接受批斗。
　　 ◇　让他心碎的后代问题
　　 王稼祥有一个儿子名叫王命先，出生在安徽泾县老家，原来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空军报社工作。1952年至195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毕业后留在学校计划统计系担任资料员。他工作认真，性格内向，平时沉默寡言，很少与人来往。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人大三红”的造反派认定他是“牛鬼蛇神”，铺天盖地地给他贴大字报，揭发、批判他的“罪行”，还在全系开批判大会，给他挂上了黑牌子，坐“喷气式”，勒令他当场交代自己的“罪行”。王命先回到家里，怎么也想不通，便离家出走，跳河自杀了。第二天，他的尸体被发现，公安部门认定为自杀。得知自己儿子死亡，王稼祥心痛欲裂，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
　　 王稼祥还有两个孙子、一个养女。“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学里“停课闹革命”，他们也参加了红卫兵组织，每天出去到社会上参加揪斗“走资派”，揪斗“牛鬼蛇神”；回到家里也高喊“造反有理”的口号。他们要和王稼祥“划清界限”，对王稼祥和朱仲丽不理不睬，这使王稼祥非常痛心。
　　 ◇　被迫检讨
　　 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中做的检讨，最集中的体现在1968年2月中联部机关召开的群众会上。王稼祥写检讨，有两个原则：一是坚持实事求是，从不乱说，更不给别人扣帽子；二是多讲自己的过，少讲自己的功，但是也绝不把不属于自己的过，说成是过。这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格。王稼祥在那次检讨中说：
　　 我过去是“左”倾机会主义王明路线的重要成员之一，我这个毫无工作经验没有参加过下层实际工作、而只读了一些书本的人，被指派为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四中全会不久以后，我与任弼时同志一同进入中央苏区，犯了许多错误。在政治工作方面实行错误的“一长制”，取消党委制，把红军的任务错误地缩小为打仗；在土改方面，执行了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在肃反方面……也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逼、供、信”的错误。
　　 我们进入苏区，正当第二次“围剿”反攻胜利以后、第三次“围剿”的前夜，当时项英同志反对毛泽东同志的英明的战略战术军事思想，毛泽东主张“诱敌深入，各个击破”。项英同志认为这是守株待兔，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我当时支持了毛泽东同志，这并不因为我当时就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而是简单地认为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又感到项英同志同我一样，没有听过枪炮声，能正确处理战略战术问题吗？所以我就支持了有战争经验的毛泽东同志，结果三次“围剿”，敌人的“并进长追”失败了，我们大大胜利了。胜利后，上海中央来电，要打大城市，把江西几个苏区连成一片，我积极地赞成了这一错误决定。当时包围赣州一个长时期，结果我们失败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原来就反对打赣州的主张的正确。
　　 中央在宁都开会，发生了毛泽东同志是留在前线指挥工作还是去后方的问题，我是主张毛泽东同志留在前线工作的，但是处于少数。不久以后，敌人开始四次“围剿”，我还是在前线。在四次“围剿”中，我受了重伤，离开前线回到瑞金。不久后，五次“围剿”开始了，敌人实行堡垒政策，步步为营，发生了外线作战内线作战的争论，我又错误地支持了内线抵抗策略。五次反“围剿”不久，我伤口大化脓，入医院重新开刀，完全离开一切工作。直到长征开始，才把我从医院里抬出来，一路上伤口还流脓。在遵义会议的时候，我支持了毛泽东同志。可是红军到陕北后，过黄河东征时，我又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总之，在内战时期虽有曲折，但总起来我应该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重要代表之一。
　　 在西安事变后，利用了当时的条件，出国开刀治伤口，1938年回延安。在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国际指示，没有歪曲这些指示。在全会上拥护了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反对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王明路线，被任命做军委和总政治部主任的工作。这段时间，基本上执行了主席的指示。
　　 延安整风前，就得了带伤性的肠胃病，入医院治疗，可惜未参加整风。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我写了一个短的检讨信给中央，1946年又出国治病（肠胃病和Ｘ光烧伤）。1947年回东北参加工作。1949年初参加了七届二中全会，对过去的错误作了口头检讨，当时中央批准了这个检讨。
　　 对于60年代初他提出的所谓“三和一少”问题，王稼祥在1969年1月25日的检讨书中是这样写的：
　　 在七千人大会上，我们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在自己的报告中提出赫鲁晓夫是共产主义的叛徒这个有名的论断。我当时在内心里是不同意这样的论断的……虽然我不否认赫鲁晓夫可以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叛徒。因为要承认当时赫鲁晓夫已经是共产主义的叛徒，便立即发生同赫鲁晓夫决裂的问题，因为同叛徒不能有任何合作的余地的……我便挺身而出为维护中苏关系，来避免中苏破裂或者至少来推迟中苏的破裂。我说什么赫鲁晓夫可以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这实际上是与林副主席唱对台戏！
　　 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我在另外的材料中已经说明：双方都拥有核武器来进行的战争是两败俱伤的战争，是没有胜利者的战争，是带毁灭性的战争，这种战争是不能够打的，只能避免……而林副主席就在七千人大会上说过，即使有了原子弹后，最后决定胜负的还是地面上的近战，所以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是……与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唱了对台戏！
　　 我当时又鼓吹对美帝也应采取较为缓和态度，对印度反动派也主张缓和一些……当时我完全没有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而是相反的，完全违反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而和林副主席在当时的几个著名论点简直唱了对台戏！
　　 我于是想想越觉得问题严重，于是乎，我就挺身而出，来向中央勇敢地提意见，于是乎就形成了我的“三和一少”的外交路线，于是乎我就出来纠正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和林副主席的著名论点，这是何等的狂妄呵！这的确是狂妄之极了！这简直是发疯了！而这是事实啊！
　　 从上述王稼祥的检讨中可以看出：他对历史事实的叙述是客观的，从不隐瞒什么，也不歪曲什么，虽然当时他写检讨不能不带有当时的政治烙印，但他没有把“问题”推给别人，对自己也没有说过头话。
　　 ◇　“解放”变“下放”
　　 由于“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说过王稼祥的好话，加上王稼祥也写了“检讨”，于是不久，他被“解放”了。但是，“解放”了的王稼祥，同时就被“下放”了。
　　 1969年10月的一天，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来到王稼祥的住处宣布说：从今天起，王稼祥同志解放了，解除隔离。接着，他又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你们三天之内动身去河南的信阳地区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路上有人护送，那边的食宿已经安排好了。
　　 到了信阳，王稼祥等被安排住在信阳军分区干休所的一幢平房里。这座平房四周砌了两米高的围墙，信阳军分区调一个警卫班负责警卫。
　　 王稼祥住在这里，还是很放松的，他每天除了读书，就出门散步。这里由信阳军分区管，军分区的领导在生活上对王稼祥很照顾，但令人奇怪的是，上边还派了一个姓马的管理员陪着王稼祥，王稼祥的一切行动，都要由马管理员同意。而马管理员对王稼祥的行动是有限制的，王稼祥散步，只能在住处附近，不能到更远一点的地方去，王稼祥也不能随便去商店。
　　 王稼祥在信阳接触到的不多的人当中，有两个人对王稼祥更关心一些。
　　 一个是炊事员史遂良。他对王稼祥照顾得十分精心。他知道王稼祥胃口不好，做饭时，就把饭煮得不硬不烂，很合王稼祥的胃口。王稼祥与史师傅相处得非常好。
　　 另一个人是女医生王斌。按规定，王医生每个星期要来给王稼祥检查一次身体。每次检查身体，王医生都非常认真，对王稼祥也十分敬重。每当她在外边听到一些中央的消息，就背着马管理员，悄悄地告诉王稼祥。1970年庐山会议后，王斌听到北京一些消息，就告诉王稼祥说：毛主席已经识破了那几个人的野心。四届人大要开了，你是人大代表，四届人大召开，你就解放了。在1970年10月初，王稼祥咳嗽得厉害，还发起烧来，王斌诊断为急性中毒性肺炎。当地医疗条件有限，一时没有好的治疗办法，她很着急。这时，朱仲丽建议她给上级写信反映这一情况。王斌接受了这一建议，给信阳军分区写了一份关于王稼祥病危的报告。报告中说，王稼祥需要回北京治疗，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要求信阳军分区发电报给党中央、毛主席，希望能够同意将病人送到北京医院去治疗。信阳军分区见到这份报告，没有怠慢，很快就给中央发去了电报。中央很快回电，同意信阳军分区派人护送王稼祥到北京医院治疗。王稼祥于1970年10月回到了北京。
　　 ◇　毛泽东说了公道话
　　 王稼祥住进北京医院后，得到了很好的治疗，病情很快好转。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在揭批林彪的会议上，聂荣臻、周恩来先后提到了王稼祥，肯定王稼祥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大贡献。这对王稼祥来说，是十分有力的帮助。
　　 1972年6月，王稼祥夫妇与王震夫妇一起看望朱老总。朱德见到王稼祥后，十分高兴。他对王稼祥说：毛主席没有忘记你，我们都认为你是有功劳的，是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的，你会很快分配工作的。朱老总实际上是婉转地向王稼祥传达毛泽东重新起用王稼祥的意思。王稼祥心中有数，回去后就动笔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除了自我批评外，还表达了重新出来工作的愿望。信写好后，王稼祥通过王震把信转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信后，向周恩来等人讲了一大段对王稼祥高度评价的话，他说：
　　 “王稼祥同志写了份报告给我，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功大于过。遵义会议后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嘛，我嘛，你嘛（指周恩来），还有王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
　　 毛泽东还批示，让王稼祥参加老中委学习班，请周恩来办。毛泽东还让周恩来在扩大的九届三中全会上传达他的话。这对于王稼祥进入十届中央委员会，起了关键作用。
　　 1973年8月，中央召开十大，王稼祥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还为他配了三个秘书。十大之后，中央分配王稼祥做十大文件的俄文翻译工作。这项工作做完后，中央又安排他进入新成立的负责外事工作的领导班子，协助周恩来搞外事工作。
　　 ◇　在忧郁中去世
　　 但是，十大之后，“四人帮”活动猖狂起来，他们借“批林批孔”，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1974年1月22日发表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孔老二的亡灵和新沙皇的迷梦--评苏修尊孔反法的卑劣表演》一文中，重提“'三和一少'妖风”。虽然指的是刘少奇，但牵涉到王稼祥。王稼祥还从一些老同志那里得知，“四人帮”到处伸手，到处“点火”，把斗争矛头又指向了老同志。对此，王稼祥十分忧虑。
　　 1月24日，王稼祥得到通知，要他于1月25日去体育馆参加万人“批林批孔”大会。王稼祥心情很沉重，对朱仲丽说：他们搞这样大声势的“批林批孔”大会，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当天晚上，他带着忧郁的心情睡下。第二天凌晨，他心脏病突然发作，经急救无效，不幸逝世，享年68岁。
　　 王稼祥逝世后，中共中央于1月30日召开了追悼大会，党中央、毛泽东送了花圈。
　　 王稼祥没有看到“四人帮”垮台和“文化大革命”结束，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原则，没有随波逐流，而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进行了特殊的抗争。

　　 来源: 《党史纵览》200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