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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麦  文革地下文学《决裂-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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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22 07:44:3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启麦 以诗证史:文革地下文学《决裂 - 前进》
   一般人回看历史,须得某个阶段的社会生活失控、失序,才觉得有声色、印象深刻;那些“一切尽在掌握”的时段就比较枯燥、无聊。比如文革的前几年:红卫兵、造反派、破四旧、大批判,武斗、夺权……,轰轰烈烈、目不暇接。1968年秋天,毛泽东逐渐控制了局面,29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社会的运转纳入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其后七八年间,除了“林彪事件”,其他文革史料大多索然无味。然而,平静的海面下或有形态丰富、生命力旺盛的珊瑚礁。看点就是,曾有一大批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以惊世骇俗的生活方式、离经叛道的思想意识,大胆地嘲讽、反叛过那个时代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那是人性的呼喊挣扎;也是改革开放的社会基础和铺垫。
   吉光片羽 断简残篇
   相关史料多归类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项下。极具代表性的,如杨健在《 中国知青文学史 》里提到的一首长诗《决裂,前进》。他说,1970年,社会上传抄着一首佚名长诗《决裂,前进》,约700行。据说是王靖以沈自由为原型所作。沈是北京13中高一学生,干部子弟,“红卫兵组歌”合唱(又称“老兵儿合唱团)的指挥。写的是,红卫兵运动失败后,“革命小将”意志衰退,甘愿迅速堕落为一群纨绔子弟的自白。
   《决裂,前进》,采对话体,一个上山下乡的知青与留在北京的朋友,各自抒发当时的生活方式及人生观。主角当然是那个“顽主”。革命理想荡然无存,每日追逐声色犬马。直言不讳地回答昔日的战友劝他“离开京都繁华的霓虹灯/到艰苦的地方/开发/生存/斗争!”:只愿“在典雅的沙发客厅里”,“带着满身酒精/烟草和风情/而不像穷光蛋一样/投入到它那贫穷荒凉的泥坑”。宣称“哪怕现在的生活难以为继/或者进入苦闷的铁窗/还是在罪恶中死去/我都将是丑恶的——/但却是自由自在的/——一只快乐的大苍蝇!”云云。(“一只快乐的大苍蝇”一语,出自文革中流传的英国小说《牛虻》。描写一位颇有浪漫气质的意大利革命党人牛虻,在破灭的信仰与无望的爱情之间挣扎的故事。)
   也许是因为这首诗格调肤浅、气息轻浮、词句夸张,且又只剩断简残篇,令文革研究者不屑一顾,忽略了它的史料价值。时移世易,四十多年之后再看,却发现,其他“文革地下文学”作品,感伤、迷惘、失落、遁世、逃避、移情、向往都有了。唯独没有嘲讽,嘲讽盲目的信仰;没有张扬,人性的张扬。而未经包装的人性,就是这样地不检点、不体面。
   至于同期直书政论,反毛、反文革的“异端思想”,则多半不出马列主义框架,实为派别之争。而《决裂,前进》不仅是存世唯一、当年也极为少见的,大言不惭披露其颓废心态;毫不隐讳张扬其反动思想;五体投地在阶级敌人脚下的真实、生动的自供状。写作此诗,等于公然宣布:“红二代”转型易轨在“激情燃烧的岁月”;“反修防修”的文革业已失败、破产。更加令人无奈的是,该诗竟是一篇预言,揭示了中国社会、中国青年向何处去。足令专家学者汗颜。
   “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看似《决裂,前进》不过是作者逞一时之快,但是充沛其间的人性张扬,与几千年中掀起社会波澜的“游民意识”,丝丝入扣、一脉相承。自古,童谣或成史谶;《诗三百》不过民歌;陈寅恪则一向主张“以诗证史”。既如此,我拟将残存的《决裂,前进》,分段整理、简介一番,为文革中的社会生活形态做注。
   江山胜处 林啸清凉
   对话体长诗《决裂,前进》片段:
   问:朋友,
   你该到那江山的胜处,
   让祖国的壮丽、
   人民的开发、
   生活的源泉,
   充实你那空虚思想的深渊。
   答:我爱的是城市而不是乡间。
   我爱看城市高楼大厦的灯光闪闪,
   不爱在乡间数那天上的繁星点点。
   我爱老莫儿华丽的餐厅,
   充实我这油腻的腹肠。
   我爱富丽堂皇的大剧院,
   向我敞开艺术巨人的胸怀。
   至于乡间,只有寂静和平淡,
   那里哪有生活艺术的一斑。
   那清凉无味的林啸,怎比得上
   这嘈杂人流造成的马嘶人喊。
   这里说的是毕业后的去向。大学生自有国家分配,不论塞北江南,好歹都会保持城市户口。初高中的学生太多了,城里安置不下。此事文革之前就已显现,国务院成立了“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副总理李先念领军,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知识青年”由是出现。但是那时让人上山下乡,中央有点羞羞答答,可能是不愿意承认工业等部门发展得不好、迟迟不能扩充吧?
   文革一来,政治挂帅,一切难题迎刃而解。毛主席及时地提供了两则“最高指示”供宣传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和“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热血青年纷纷响应、争先恐后报名下乡的事确实有之;“心里没底”的潜意识同时并存。那时,常去火车站欢送同学插队或者去兵团,车站敲锣打鼓、红旗招展,人声鼎沸、气氛热烈。无一例外的是,火车一动,人们马上直觉惊醒、车上车下哭成一片。
   起初,人们不明就里,一则,不知道农村到底多苦;二则,以为穷乡僻壤一如报纸所言:革命形势大好,亟需有为青年。到了地方无不意外心寒。先行一步的“老三届”回来时说:刚到陕北那天,一看:村子这么破、这么穷,周围是不是有好风景?就到外面走走。来到一个臭水塘,想上厕所了,看看没人就往水里小便。一会儿,连续几个人来这儿挑水,一问:全村都喝这个塘里的水。另一个去山西的女知青,分配到社员家里住。一条大炕,一家三代男女一溜排开,她捡了里面靠墙的位置。晚饭喝粥。入夜,一家人轮流起来往放在灶边的一只大瓦盆里小便,此伏彼起。吓得女知青面贴墙壁,整夜不敢翻身。早上,瓦盆尿满溢边,需两个人小心端着送出去。至于“革命热情高涨”的,当然都是知识青年。
   那年头,最好的出路是当兵。大批干部子弟“走后门”去了部队。在部队,生活有保障,还能入党、入团;即使没有“提干”,复员后进“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作,是不成问题的。其次是兵团和农场,工作虽然辛苦,每月却有工资,还有食堂。最惨的是插队,生活比农民还差。从下面引自《公议庄的歌》的文字,可以插队知青的状态:
   “当年,政府对我们的要求是‘扎根农村,走一辈子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我从心眼儿里害怕。和社员在一起,我经常端详他们之中身材、轮廓与我相仿的人,边看边想:我到二十岁的时候,就是差不多他这个样子,那是一位中等个头、消瘦、皮肤粗糙而黝黑、刺儿头、正裂着嘴憨厚地笑着的本村青年;三十几岁时,该像他了--蹲在墙根太阳地里,两只布满裂纹的大手凑在一起、笨拙地卷着旱烟,毫无光泽的脸上,印着几条深深的皱纹;再老一点的我将是怎样一副模样呢?八成不会比这位齿摇发脱的老大爷强到哪儿去,上身的黑棉袄胸前泛着油光,像盔甲一样紧裹着已经佝偻的身子,下面一条抿裆棉裤、扎着裤脚,腰里别着他最心爱的物件--汉白玉嘴的烟袋锅。看着他的时候我还想:上了岁数能熬上这份在牲口棚里拌草料的差事,不用风里雨里下大田,就谢天谢地了。面对自己的未来,我不寒而栗。”
   但是,像诗里那样,不想去农村就可以不去的人是极少数。而且应该是使用了非常手段。因为,有户口和粮食关系管着,吊销户口、不发粮票你就没法生活;有政治压力,个人或家庭,稍有政治瑕疵,就不可能敢说一个“不”字;政治上没有问题也不行:您得起“模范带头作用”啊。除非装病,年纪轻轻,能有什么病啊?查出来作假,算政治错误哦。
   英姿飒爽 妙龄正当
   对话体长诗《决裂,前进》片段:
   问:朋友,你曾经那样的英姿飒爽。
   黄军装、红袖章
   在金水桥头,
   在长安街林道上。
   可是今天……
   答:今天又怎样?
   同样是英姿飒爽!
   这头上,是“四联”理发师的精创。
   开士米的围巾更使我风流高昂。
   告别将校呢、
   我换上雪花呢的中式服装。
   阔步长街
   为市容增光。
   这鞋,请你仔细看:
   它尖、
   它扁、
   它亮、
   它翘、
   它窄!
   五寸裤腿的线条,
   正显我妙龄正当。
   我把它熨得像刀刃一样。
   它使我在人流中穿行,
   所向无敌、无人敢挡。
   这段对话,明白告诉读者,他们曾经是“老红卫兵”。“黄军装、红袖章”驰骋北京街头,是文革初期的时尚。起初那样装扮,不是为了新潮,而是表明出身和政治立场:革命者的后代,红色接班人。
   因为,文化革命的第一个任务,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内部把其范围掌握在国务院和地方各级部门。中央发出明文“军队不搞文化大革命”。事缘,中共入主北京之前,就分成“军队党”和“白区党”。“白区党”以刘少奇为首,其手下平均文化水平较高,建国后盘踞各地、各部委要津。所以,文革军兴,瞬间扫荡殆尽。军队的高级将领,被触及者很少。再则,宣传多年的“革命传统”,也围绕枪杆子打江山的汗马之功。其子弟当然要在一切方面突出地为父兄张目了。
   然而,毛泽东、林彪心里有数,“军队是专政的工具”,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收拾完刘、邓一伙,就开始“抓军内一小撮”了。这时,红卫兵的“先锋和桥梁作用”也已用尽。“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为委员会)已因完成革命任务,回头救助自己的爹妈,而变成了“保爹保妈”派,被“中央文革”逐出了历史舞台。个中人等,本来就少不更事,靠山不在,就只能任人宰割了。 他们从热情的革命者,蜕变成“顽主”、继而堕落成流氓,只用了三年左右时间。
   红卫兵、顽主和流氓,三者本来就有一些相通的地方。如好勇斗狠,放荡不羁,标新立异,作乱秩序云云。诗中,以装束为标志,区分了对话者的气质变化。看似,从“黄军装、红袖章”到细腿裤、尖皮鞋一步到位。其实还是有个过程的。先说从红卫兵到“顽主”。文革初期,初、高中的孩子们,各自加入本校红卫兵组织。“破四旧”、“大串连”都以学校为单位。“老兵儿”一犯错误,立即开始遣散,当兵的当兵、下乡的下乡,作鸟兽散。组织既不存在,学校也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但是,北京的部委和军事单位的宿舍,多数比较集中。孩子们互相都认识,剩下的人自然就以“大院”为依托活动了。
   他们从不同的学校和红卫兵组织,带来了同样的东西:骄傲、失落、好斗和满腹牢骚。顺势而为地做出破罐破摔、寻求刺激、打架斗殴、占山为王之类的“游民”事体。此时,他们的父母不是被打倒、就是被下放,学校则在驱赶他们下乡。他们当中,不想下乡或从乡下跑回来的人,只能在北京“刷夜”----当城市盲流,才能继续他们的生活方式。
本来就缺乏生活来源的孩子,一“刷夜”就连吃饭都问题了。于是,这些自命不凡的公子哥,不得不陆续干起素来鄙视、嘲笑的流氓行为:小偷小摸、溜门撬锁、坑蒙拐骗。此其时,对于革命事业,只余失望,英雄主义荡然无存,军装、袖章等等标志,就像一个讽刺,避之唯恐不远了。同时他们发现:放下身段,生活会变得很容易、很随意、自由度也无限地扩大了。

   虽然红卫兵已经改弦更张,一切方面与市井流氓无异。他们仍是互相不往来、无冲突的两拨人。“老兵儿”方面,也许为后知后觉自惭形秽?流氓方面则不屑与效颦者为伍吧?
   我愿在烟圈中看破人世往常
   对话体长诗《决裂,前进》片段:
   自白:烟,是我的精神食粮。
   我愿在烟圈中看破人世往常,
   我愿在烟雾中消磨时光。
   它带我到九重天外,
   它伴我如醉梦乡。
   即使屈膝拾起这宝贵的烟蒂,
   也要作一时的神仙大王。
   做诗几要素,《决裂,前进》的作者至少占了一条,就是唯恐夸张、渲染不到极致。直把抽烟写成了吸毒。于今毒品泛滥之际,若是请他描写,怕是会说能用的比、兴已经预支在上面那个段落里面了吧?
   那时候,精神颓废的青少年,以特立独行表示对社会不满的手段很少。因为,行为多半要受经济条件制约。一支在手,所费无几。形象却已鲜明地显示了其异类的身份。简单明了地起到不与主流社会“革命青年”为伍的目的。并轻易博得崇尚新奇的少男少女的青睐。甚至发展出代词:香烟称“草”,吸烟称“吹”。还有在人群聚集处大声吆喝“Cigarette、Cigarette!”的,以示卓尔不群。竟有女孩儿自己不吸烟,却催促幽会的男友:你怎么不抽烟啊,抽一根、抽一根吧。以为那样显得潇洒。
   十几岁的孩子就吸烟,被视为大逆不道,可以上纲上线。那时基本没有抽烟损坏健康的概念,而是“丧失革命意志,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标志。还要追查教唆者。巡逻的“值勤”,可以据此训诫乃至带走在街边吞云吐雾的孩子,拍着桌子一审,肯定有事。经此途径还破过不少无头案呢。在干校时,一天,我回到宿舍,发现蚊帐上有一个大洞,不免立即“报案”。经领导勘查分析,为未熄的烟头落上所致。而全宿舍的孩子没有超过十六岁的,说明有孩子“沾染了吸烟恶习!”,遂展开调查。大会说、小会审,那架势丝毫不亚于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
   淡淡地几口香烟,能令人飘飘欲仙吗?经常抽烟会上瘾却是真的。有了烟瘾的孩子,多半来自工厂和下乡知青。在那儿大家都抽,不构成“错误”。但是,在学校、在干校,当然最主要的是在父母面前,绝对禁止小孩儿抽烟。正式公开地抽烟大概需年过二十,甚至结婚之后吧。在此之前,他们只能远远地找个没人的角落匆匆吸几口。到了冬天,外面太冷,就蹲在公用厕所的格子里抽。没有收入的小孩儿就更惨了,得借给家里买东西之机,苛扣三分五分,积攒出一盒烟钱。好在,最便宜的“工农兵牌”香烟只需两毛钱,有的商品还能零买,一分钱一支。料那些染有此疾的孩子,没有抽过什么好烟。
   据说,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带着儿子逛街,一时高兴,抽烟时递给儿子一支,父子俩人手一支,并行在王府井大街。一时传为美谈,令无数孩子艳羡。
   葡萄酒杯上燃起烈焰
   对话体长诗《决裂,前进》片段:
   自白:酒,你使我神往,
   酒后的狂欢更富有诗意。
   人说你是穿肠毒箭,
   我说你是玉液琼浆。
   即使葡萄酒杯上燃起烈焰,
   我也甘愿蹈火赴汤。
   此处,作者未及藏拙,一句“葡萄酒杯”云云,将其酒量之浅暴露无遗。十几度的葡萄酒怎么点得着呢?许是作者沾酒即醉,头昏眼花生出的幻觉。北京土话管这种人叫“酒腻子”。
   那时的北京人不喝啤酒(或曰北京还不生产啤酒?)。反正市面上,含酒精的饮料分白酒和红酒两大类。葡萄酒属于红酒,因其有颜色,又称“色”(音:shǎi)酒。不仅品种寥寥,而且一律发甜。若要享受“酒后的狂欢”,非白酒不办。中国的白酒曾经震慑过美国来客:1972年初,尼克松访华,在国宴上领教了茅台酒,还带了一瓶。回到白宫,把妻子、女儿招集到一起,给她们展示茅台的浓度。总统先生亲自把酒倒进一只碗里,划根火柴,伸向碗边。茅台遇火立即燃烧起来。众人正在称奇,瓷碗已经烧裂,火焰浮在酒上点着了桌布。那本书上说:美国第一家庭全力扑救,避免了一场历史悲剧云云。
   尚武好斗者,必喜豪饮,北京“顽主”岂能例外?以国务院部委宿舍集中的和平里“顽主”为例。他们经常聚集在一个叫“新鲁”的餐厅。人多,喝酒才热闹;钱少,酒量菜色需节省。解决的办法是:能一口干掉四两一杯的白酒者,才有资格上桌坐在正面;量及三两的坐桌角;二两及以下者,就在背后站着吧。酒,照例是北京特产“二锅头”,一块多一瓶,酒精浓度与茅台相当(那时的茅台,一瓶也不超过十块钱)。至于下酒菜,则是几毛钱一份的肉末炒粉丝,叫做“蚂蚁上树”,且叮嘱服务员“加大辣!”
   城里的孩子“耍酷”都喝酒,乡下的知青正经需要借酒浇愁啊。可惜条件更差。曾见两个“老插”一本正经地商量“晚上得喝一顿了”的事。一个说:我发现,南边那个队的菜地晚上看得松。另一位:好啊,咱们去弄点茄子、扁豆、黄瓜。先前那个:跟女生借点油,或者让她们给炒熟了。另一位立刻接道:别别别,狼多肉少,还是借点油自己炒吧。从老罗家掏的鸡蛋攒了多少了?回答:整十个。对曰:不行啊,不够换一斤烧酒的。(意为:老乡到供销社卖出鸡蛋、买回日用品)曰:还跟上次那样,兑水喝、兑水喝。……
   书中自有颜如玉
   对话体长诗《决裂,前进》片段:
   自白:书,是我不可离去的伙伴。
   它使我发狂
   它使我悲伤。
   书中自有颜如玉,
   书中自有登天梯,
   书中自有黄金账。
   啊,托尔斯泰
   果戈里
   司汤达(斯丹达尔的旧译)
   巴尔扎克
   我为他朝思暮想,
   我为他流成泪行。
   啊,索黑尔(斯丹达尔《红与黑》中的于连)
   梅金斯公爵(托斯妥耶夫斯基《白痴》中的男主角)
   安娜·卡列尼娜(列夫·托尔斯泰同名小说中的女主角)
   欧根·奥涅金(普希金的长诗体小说,又译叶甫根尼·奥涅金等)
   你伴我共赏多少春花秋月,
   我与你共度多少日短夜长。
   《决裂,前进》全文,只此一节略有文学气息。北京的“顽主”能看一点外国名著,是有渊源的。中共领导,层级越高工农出身的越少。毛、刘、周、朱、陈、林、邓等,多少都念过点书。即便纯粹的老八路、延安时期才扫盲,进城前后,多半也会挥别老家的“小脚媳妇、封建婚姻”,另娶一个洋学生。加上“政策倾斜”,文革前,好学校里,高干子弟比率很高。此其一。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十八、十九世纪的欧美名著,确实比“无产阶级新文艺”好看、耐看、有深度。尤其适合经历过社会变革、人世沧桑者。
   文革伊始虽曾焚书,十年之中一直禁书。怎奈书籍的印刷量大,漏网之鱼就多。许多图书馆藏书还在,书经各种途径流出。总之,与商品规律相似,有需求就有供给。那时私下传看着许许多多外国小说。等到文革结束,重新印刷出版那些书时,大多我等已经看过了。
   名著也者,不仅故事好、文笔好,还要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人生哲理。所以,许多著名的小说很严肃、很说教,颇为累人。比如,喜欢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的人还算不少,看得下去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的人就不多了。确实,列夫·托尔斯泰、托斯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屠格涅夫、罗曼·罗兰、雨果、哥德、狄更斯、德莱塞、杰克·伦敦等人的作品就是如此。比起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三人火枪手》,小仲马的《茶花女》,萨克雷的《名利场》,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沉重而艰涩。所以,最受男女青年追捧的,是纯粹谈情说爱的篇什,例如莱蒙托夫的《时代英雄》、莫泊桑的《俊友》、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梅里美的《卡门》之类。
   文革时期,中央对意识形态作品的传播实行的是“双轨制”。一面在社会上禁书,一面内部发行“灰皮书”、“黄皮书”。需够级别者持“购书证”前去选购。反映西方社会科学概况和动态的学术类书籍,多为灰色封皮;供了解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文艺概况与动态的小说,多为黄色封面。不用列举书目了,一看类别就知道“灰皮书”不是“顽主”的“口儿”。他们能看看“黄皮书”里苏修的小说《州委书记》、《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落角》等就不错了。无庸置疑的是,美国人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在他们中间流传最广-----故事由欧美上流社会一个个宴会串连而成。
   看来,读小说与学数理化完全不是一个劲儿。识字、有时间可矣。省心、省力看故事,可供朋友聚会中炫耀、小蜜共处时“神侃”。所以,喜欢看小说不能算“好学”。按说,虽曰禁书,小说也不至于直接导致青少年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是,文革时期的说法是:“文学艺术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然会去占领!”所以,《闲书杂忆》里记载了这样一幕:
   插队时一次回北京,在朋友处借到巴金的《家》,已经没头没尾破烂不堪了。我带着它回村去,在火车站候车时打开来看。很快就被值勤的解放军盯上了。他们把书要过去翻看了几下,对我说:“这本书不能看,没收了!”我心知此书早被批判,欺他们是土大兵,以为容易糊弄,便嘴硬道:“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书吗?为什么不能看?”谁想那当兵的毫不示弱,用手拍着那书,理直气壮地说:“你看看,这里边不是大少爷、就是二小姐,突出毛泽东思想吗?”我自知理亏又心有不甘,想再试试,因说道:“谁规定的这书不许看?”那当兵的一听更气了,厉声道:“想知道吗?跟我们走吧!”事情不妙,此一去,轻则挨训斥、写检讨;重则敢关我几天,让生产队派人领我回去。当即改口:“我还得赶火车呢,书不要了。”值勤的战士走了,我则生怕上级领导差他们回来抓我,连忙躲到别处去了。
   爱情的真知和先行
   对话体长诗《决裂,前进》片段:
   自白:虽然我不是情场老手,
   却是爱情的真知和先行。
   在西单街头、
   在王府井路上,
   披风衣戴墨镜风流倜傥,
   骑锰钢挎冰刀数我最狂。(锰钢,指当年最好的一种自行车)
   多少女郎拜倒在我的脚下,
   呛婆子、拍小蜜大打一场。
   甜蜜的接吻,
   热烈的拥抱,
   幸福的颤动。
   在那蜜月里,
   我仍是一个独身主义者,
   仍把独身主义推崇。
北京干部子弟“顽主”,以酒为浆,以妄为常;极尽反叛、嘲弄一切社会秩序的行为,在这里到达顶点。招摇过市、打架斗殴,纨绔自古皆然,不是“顽主”的发明。

唯其独身主义观念不知从何而来。欧美小说无一不是追求爱情、崇尚忠贞;破除掉的中国“四旧”里也没有这个说法啊。但是,他们确实滥情,无师自通。中国的传统文化,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三国演义》里,刘备有句名言: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那是游民意识,不入儒家正统。而且,刘备此言多被用于证明其人虚伪。然而,文革伤人太深,以致社会各个角落都有许多人,专门挑捡“反面教材”效仿、传承。发泄对现实的不满。

   电影戏剧里反派人物的举止、台词。如《智取威虎山》里土匪的黑话,《沙家浜》里刁参谋长的阴阳怪气,《地雷战》里的鬼子松井,《小兵张嘎》里的汉奸胖翻译等等。孩子们学的惟妙惟肖。既使正面形象,他们也能引申出“反面意义”,化腐朽为神奇。《告别少年时代》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校部有一个身材高大、络腮胡子、声若洪钟、仪表堂堂的青年,不到三十岁,已婚。平素心仪集“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于一身的苏联英雄人物保尔·柯察金。即奥斯特洛夫斯基自传体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十月革命”前后,为苏维埃政权出生入死,并颇有几段爱情故事。那青年看中了茶厂连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向她示爱。少女回绝他时,他竟理直气壮地说:“保尔可以有两个爱人,我为什么不行?”
   最令中央始料不及的,恐怕要数“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了。那是“五四运动”之后,又一次“砸烂孔家店”的尝试。政府印行了许多儒家专著,发放到全社会,供批判用。在此之前,解放后出生的青少年,并不知道“孔孟之道”为何物,更没有看过儒家经典。这次,我们只一看其启蒙读物,便心里一惊:这不也是“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林彪赞扬毛泽东思想的名言)嘛!如《名贤集》中: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多金非为贵,安乐值钱多。人将礼乐为先,树将枝叶为圆。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远比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容易理解、亲切动人。结果,批判成了传播,反面教材成了人们奉行的准则。
   部分“顽主”则早在这一切之前,就开始蔑视天经地义的“一夫一妻、白头到老”,鼓吹不知所自,祸福难料、惊世骇俗的“独身主义”。此议今天也还超前。再者:说说过瘾容易,真能一路不受覊绊、夺关斩将而去可就难喽。
   小布尔乔亚的生命
   对话体长诗《决裂,前进》片段:
   问:你到底要什么?
   答:教授的工资,
   高干的待遇,
   农民的自由,
   学生的思想,
   小布尔乔亚(小资产阶)的生命。
   这种只向社会索取、不拟有所贡献的心态,今天虽然受到普遍认同、视为理所当然;但是,作者落笔在1970年左右。此其时,文革高潮甫过,人民大众革命兴致盎然。全国城乡,老的“誓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抛头颅;小的寻找机会“为世界革命洒热血”。纵有私欲也不敢面对。如此嘲讽时代精神、道德标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者,一朝落网,无疑会按“现行反革命”论处。同样的欲念逐渐自公众的潜意识里浮出,约在二十年以后了吧。历史在这里又显示出了“螺旋上升式的循环”:那几样东西,原是文化大革命的目标。
   教授的工资:直到文革发动之前,国内的高级知识分子,多为“旧社会过来的人”,教授、研究员大半在欧美留过学。共产党需要他们,对他们很客气,让他们享受“赎买政策”,支以高薪。几经调整,文革前夕,一级教授、研究员的月薪约为345元,二级280、三级240。而当时各类职工的平均工资只有几十元。其实,“演艺大咖”的工资更加诱人。如侯宝林月薪600,梅兰芳、马连良等就上千了。更有以资产“入股”公私合营的资本家,领取的“定息”高至企业利润的1/4呢。唯此等人物寥若晨星,言及收入缺乏代表性,故诗人举人数较多的高知为例。也是为了排比语句比较整齐吧?
   高干的待遇:党员干部的薪水,一向与社会差距不算太大。令人趋之若骛的原因也是古今一律----特权。以毛泽东等人为例,刚刚实行工资制时,毛为唯一的“一级”,月薪600元;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为二级550元。后来,他们的工资虽然降了,毛仅月支404.8元,其余人等也就是个“特级教授”水准。但是,衣食住行、享受人工服务的水平却扶摇直上、令人瞠目(具体例子不胜枚举,此处不赘)。文革初起揭发批判“走资派”,就是从其生活腐败、特权阶层入手的。人之常情:责之狠的,望之切。
   言及高知、高干,不妨多说几句。解放后文革结束,高知多偏安在学校、研究所;不像现在,被党票、官位收编。他们的子弟也不合流、互有爱恨或曰互相有所羡慕、忌妒。有这样一个故事:北京的育才学校,延安保小演化而来,当然是干部子弟寄宿制了。为了“不脱离群众”,从附近居民中招收了几个走读生。走读生在班上处境不言而喻。一日,某班某走读女生因看不下去高干子弟的优越感,借故邀请最嚣张的几个到她家去一趟。几位没想到,这个走读女生的家是一座小洋楼,家里沙发好几套、客厅里摆着钢琴。乃父是留洋归来的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生活水准和品味当然不是“老八路”可比的了。当时的司局长,不过一套三居室、家具多半是单位配给的。那女生什么也没说,就让干部子弟自愧不如了。
   农民的自由:这里,作者不是为了排比而以辞害意,就是对于农村毫无所知。农村是中国最不自由的人群,古代,他们安土重迁出于观念;解放后,则被集体化牢牢钉在本村的土地上了。《决裂,前进》的作者可能在农村游玩的时候,看到农民不怎么参与运动,以为其有个人选择。其实,那是队长无能,不会组织煽动。若是碰上富有政治觉悟的贫下中农当社队干部,农民也得像工人、学生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农村,生存、活动自由度大一点的,唯有插队知青,兵团、农场的都不在此列。一是由于农民多半并不欢迎知青,“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乃是常识。二则农民管束不了知青。“强龙压住了地头蛇”----知识青年啸聚成群,打老乡、砸老乡家的事件,许多地方都出现过。再者:农民不必严管知青---回家了、不干活,就不挣工分、少分红呗。
   学生的思想:从诗人的气质和价值取向上看,这里所要的“学生的思想”,并不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而是其去未远曾经让他们风骚无限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与清纯无涉。
   小布尔乔亚的生命:“布尔乔亚”,法语:bourgeoisie的译音,指资产阶级。“小布尔乔亚”就是“小资产阶”(petitebourgeoisie)。不是社会政治、经济地位中的某一层,而是一种生活的品味和情调。文革之前及以后,这种品味和情调不出:浪漫、优雅、感悟、小康的范畴,文革中,尤其在“顽主”这里,则完全变味、变调成了《决裂,前进》中的那一套。或曰:大资本、大官僚,虽然风光无限,责任、义务、风险也随之倍增,有的时得不偿失候。不如独来独往、自由自在。
   或曰:大资本、大官僚,虽然风光无限,责任、义务、风险也随之倍增,有的时得不偿失候。不如独来独往、自由自在。
   那时的人们,追求份外的物质享受,除去偷窃、打劫,只能幻想,根本没有生财之道。最富想象力的人,也未能预感中国会改弦易辙到商品社会。如果改革开放之后再请长诗的作者述说欲望,他会把自己打扮成擅长官商勾结、坑蒙拐骗、偷税漏税,纵横商海的企业家吧?
   我只看到先辈的下场
   对话体长诗《决裂,前进》片段
   问:你爱自己的祖国吗?
   答:我爱世界!
   问:你愿继承先烈的遗志……
   答:我只看到先辈的下场。
   问:你爱这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吗?
   答:我翻阅着历史的沉浮以往。
   问:你还准备世界革命吗?
   答:我爱战争和血淋淋的疯狂!
   如今的人们,喜欢笼统地把参与过某种政治、改革运动的人称为“理想主义”者;宽容他们的沉沦。好像他们堕落得情有可原,以其奋斗预付了为非作歹的赔偿。其实,某些人做某种事,出于理想主义还是功利心驱使,事情过后才能看出来。包括他们自己,事后才知道行为的目的到底是为公还是图私?标准很简单:是不是计较个人得失。
   理论上讲,真正的理想主义,境界较高,个人进退排序靠后。其有确定不移的社会改造目标:追随的领袖堕落了,他会自己作领袖;参加的政党变质了,他会另外组织党团;投身的运动瓦解了,他会掀起新的运动。甚至,当他发现原先的信仰是个错误,他会寻找新的信仰;意识到向来的事业祸国殃民,他们会反戈一击云云。这样的人,史上有之,凤毛麟角。遇挫,则怨天尤人、悔不当初,盘点得失毁誉,继而四大皆空、看破红尘者,不是投机赌博就是误入歧途。若是成功,他们会将功请赏,争位夺官。这样的人是大多数。
   红卫兵运动的主体,是些初高中的孩子。年龄在十三四到十八九之间。性格还不稳定,人生观正在形成。任何事物都会让他们感觉新奇,会为任何事物发狂。是一群少不更事的“没头苍蝇”,任人利用、驱使。法制国家之设“青少年保护法”减免其罪,就是因为他们所说、所做不能算数。
   所以,当这些乳臭未干的孩子,用稚嫩的声音煞有介事地宣称“树立了牢固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时,人们多半一笑了之,没人当真。不然,毛泽东怎么还把我等赶到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三大革命第一线经受洗礼”呢?既如此,一个颓唐青年,故作深沉地跟你总结历史教训、分享沉痛经验时,你若好心,便听听他的倾诉;不耐烦时,尽管让他打住:三十年后你会明白,政治就是这样玩的;回去告诉你爸爸,既然搞政治,就得输得起!
   尤其是那些意在借参政获取私利者,毕竟自己棋差一着,悄悄回去舔舐伤口,韬光养晦以求一逞吧。或者转换跑道,另择生路。不要把怨气泄向贫弱的社会、无辜的人群。
   风起于青萍之末
   对话体长诗《决裂,前进》片段
   问:朋友,你们革命的后代,
   诞生在首都北京。
   红旗下成长,
   戴过鲜艳的红领巾。
   你们的名字记下了革命的历程,
   你们叫……
   五一、解放、建军、国庆
   你们叫……
   西进、北上、南下、向东
   党对你们冀予厚望啊——
   革命接班人。
   可是如今,你们沉醉于:
   欧美小说,
   颓废装束,
   西方音乐,
   外国鬼影。
   ……
   这是700 行长诗《决裂 – 前进》残编的最后一段。诗的大部分虽然散佚,风格和意旨业已昭然。“正方”是“托儿”、是“反方”的陪衬。做个引子,让辩才无碍的“反方”淋漓尽致地过了把瘾。至于“正方”,冷战之初,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是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反修防修”的理由之一。1970年代初还在坚持革命理想的干部子弟,有多少撑到了文革结束、改革开放?
   林彪事件之后,社会上革命热情锐减。原因很多,运动不知所云,民众一无所获,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软肋和致命伤。文革靠政治打击的威慑、靠民众的心理惯性,有气无力地勉强维持。冠冕堂皇的革命理论和口号,已经从有口皆碑退守“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和书记们的讲稿。唯因前几年,揠苗助长似地,人们的境界被拔得太高了,肿胀一时难消。从文革前就逐渐加码的政治教育,早已阉割了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普遍觉醒需要醍醐灌顶似的启蒙。
   看官已经注意到了,该诗写作于1970年前后,至少不晚于林立果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吧。而反动的程度,蛊惑的力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流传开来的社会效应不可估量。是篇幅太长,不利传播吗?不像,同期被人传抄的成人小说《曼娜回忆录》,传奇故事《第二次握手》,虚构谍战《林强海峡》等等,都比700 行的诗篇幅长。也许是作者和传播者被抓、被惩戒了?那时,一首《知青之歌》,便使南京的作者遭受了牢狱之灾,此曲不过情调悲伤而已。《决裂 – 前进》的作者既使被枪毙,也不会有人意外。
   然而,担当了“启蒙作用”的是《五七一工程纪要》。而且出于毛泽东的失算,主动向全国传达了这一振聋发聩的密件。个中与人民群众有关的是这样几句话:“农民生活贫苦,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即是变相失业。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即是变相劳改。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长期不加工资,即是变相受剥削。”我等当时感受到了,没敢往深想啊。
   胡兰成说过:“人是从生活的不可忍受、去懂得制度的不可忍受的。”制度哪里与生活不匹配,是理论;新的生活展开,先有思潮。人类思想史表明,人们从来不缺理论和思潮,但是注意到他们、接受他们,须得生活状态与之接近,才水到渠成。改革开放的社会基础,铺垫于文革之中。享乐型生活何时萌芽?因何而起?起于何地?《决裂 – 前进》是个线索。就像宋玉说的:风起于青萍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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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4 02:57:11 | 显示全部楼层
一般人回看历史,须得某个阶段的社会生活失控、失序,才觉得有声色、印象深刻;那些“一切尽在掌握”的时段就比较枯燥、无聊。比如文革的前几年:红卫兵、造反派、破四旧、大批判,武斗、夺权……,轰轰烈烈、目不暇接。1968年秋天,毛泽东逐渐控制了局面,29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社会的运转纳入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其后七八年间,除了“林彪事件”,其他文革史料大多索然无味。然而,平静的海面下或有形态丰富、生命力旺盛的珊瑚礁。看点就是,曾有一大批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以惊世骇俗的生活方式、离经叛道的思想意识,大胆地嘲讽、反叛过那个时代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那是人性的呼喊挣扎;也是改革开放的社会基础和铺垫。

吉光片羽 断简残篇

相关史料多归类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项下。极具代表性的,如杨健在《 中国知青文学史 》里提到的一首长诗《决裂,前进》。他说,1970年,社会上传抄着一首佚名长诗《决裂,前进》,约700行。据说是王靖以沈自由为原型所作。沈是北京13中高一学生,干部子弟,“红卫兵组歌”合唱(又称“老兵儿合唱团)的指挥。写的是,红卫兵运动失败后,”革命小将“意志衰退,甘愿迅速堕落为一群纨绔子弟的自白。

《决裂,前进》,采对话体,一个上山下乡的知青与留在北京的朋友,各自抒发当时的生活方式及人生观。主角当然是那个”顽主“。革命理想荡然无存,每日追逐声色犬马。直言不讳地回答昔日的战友劝他”离开京都繁华的霓虹灯/到艰苦的地方/开发/生存/斗争!“:只愿”在典雅的沙发客厅里“,”带着满身酒精/烟草和风情/而不像穷光蛋一样/投入到它那贫穷荒凉的泥坑“。宣称”哪怕现在的生活难以为继/或者进入苦闷的铁窗/还是在罪恶中死去/我都将是丑恶的–/但却是自由自在的/–一只快乐的大苍蝇!“云云。(”一只快乐的大苍蝇“一语,出自文革中流传的英国小说《牛虻》。描写一位颇有浪漫气质的意大利革命党人牛虻,在破灭的信仰与无望的爱情之间挣扎的故事。)

也许是因为这首诗格调肤浅、气息轻浮、词句夸张,且又只剩断简残篇,令文革研究者不屑一顾,忽略了它的史料价值。时移世易,四十多年之后再看,却发现,其他”文革地下文学“作品,感伤、迷惘、失落、遁世、逃避、移情、向往都有了。唯独没有嘲讽,嘲讽盲目的信仰;没有张扬,人性的张扬。而未经包装的人性,就是这样地不检点、不体面。

至于同期直书政论,反毛、反文革的”异端思想“,则多半不出马列主义框架,实为派别之争。而《决裂,前进》不仅是存世唯一、当年也极为少见的,大言不惭披露其颓废心态;毫不隐讳张扬其反动思想;五体投地在阶级敌人脚下的真实、生动的自供状。写作此诗,等于公然宣布:“红二代”转型易轨在“激情燃烧的岁月”;“反修防修”的文革业已失败、破产。更加令人无奈的是,该诗竟是一篇预言,揭示了中国社会、中国青年向何处去。足令专家学者汗颜。

“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看似《决裂,前进》不过是作者逞一时之快,但是充沛其间的人性张扬,与几千年中掀起社会波澜的“游民意识”,丝丝入扣、一脉相承。自古,童谣或成史谶;《诗三百》不过民歌;陈寅恪则一向主张“以诗证史”。既如此,我拟将残存的《决裂,前进》,分段整理、简介一番,为文革中的社会生活形态做注。

江山胜处 林啸清凉

对话体长诗《决裂,前进》片段:

  问:朋友,

  你该到那江山的胜处,

  让祖国的壮丽、

  人民的开发、

  生活的源泉,

  充实你那空虚思想的深渊。

  答:我爱的是城市而不是乡间。

  我爱看城市高楼大厦的灯光闪闪,

  不爱在乡间数那天上的繁星点点。

  我爱老莫儿华丽的餐厅,

  充实我这油腻的腹肠。

  我爱富丽堂皇的大剧院,

  向我敞开艺术巨人的胸怀。

  至于乡间,只有寂静和平淡,

  那里哪有生活艺术的一斑。

  那清凉无味的林啸,怎比得上

  这嘈杂人流造成的马嘶人喊。

这里说的是毕业后的去向。大学生自有国家分配,不论塞北江南,好歹都会保持城市户口。初高中的学生太多了,城里安置不下。此事文革之前就已显现,国务院成立了“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副总理李先念领军,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知识青年”由是出现。但是那时让人上山下乡,中央有点羞羞答答,可能是不愿意承认工业等部门发展得不好、迟迟不能扩充吧?

文革一来,政治挂帅,一切难题迎刃而解。毛主席及时地提供了两则“最高指示”供宣传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和“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热血青年纷纷响应、争先恐后报名下乡的事确实有之;“心里没底”的潜意识同时并存。那时,常去火车站欢送同学插队或者去兵团,车站敲锣打鼓、红旗招展,人声鼎沸、气氛热烈。无一例外的是,火车一动,人们马上直觉惊醒、车上车下哭成一片。

起初,人们不明就里,一则,不知道农村到底多苦;二则,以为穷乡僻壤一如报纸所言:革命形势大好,亟需有为青年。到了地方无不意外心寒。先行一步的“老三届”回来时说:刚到陕北那天,一看:村子这么破、这么穷,周围是不是有好风景?就到外面走走。来到一个臭水塘,想上厕所了,看看没人就往水里小便。一会儿,连续几个人来这儿挑水,一问:全村都喝这个塘里的水。另一个去山西的女知青,分配到社员家里住。一条大炕,一家三代男女一溜排开,她捡了里面靠墙的位置。晚饭喝粥。入夜,一家人轮流起来往放在灶边的一只大瓦盆里小便,此伏彼起。吓得女知青面贴墙壁,整夜不敢翻身。早上,瓦盆尿满溢边,需两个人小心端着送出去。至于“革命热情高涨”的,当然都是知识青年。

那年头,最好的出路是当兵。大批干部子弟“走后门”去了部队。在部队,生活有保障,还能入党、入团;即使没有“提干”,复员后进“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作,是不成问题的。其次是兵团和农场,工作虽然辛苦,每月却有工资,还有食堂。最惨的是插队,生活比农民还差。从下面引自《公议庄的歌》的文字,可以插队知青的状态:

“当年,政府对我们的要求是‘扎根农村,走一辈子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我从心眼儿里害怕。和社员在一起,我经常端详他们之中身材、轮廓与我相仿的人,边看边想:我到二十岁的时候,就是差不多他这个样子,那是一位中等个头、消瘦、皮肤粗糙而黝黑、刺儿头、正裂着嘴憨厚地笑着的本村青年;三十几岁时,该像他了--蹲在墙根太阳地里,两只布满裂纹的大手凑在一起、笨拙地卷着旱烟,毫无光泽的脸上,印着几条深深的皱纹;再老一点的我将是怎样一副模样呢?八成不会比这位齿摇发脱的老大爷强到哪儿去,上身的黑棉袄胸前泛着油光,像盔甲一样紧裹着已经佝偻的身子,下面一条抿裆棉裤、扎着裤脚,腰里别着他最心爱的物件--汉白玉嘴的烟袋锅。看着他的时候我还想:上了岁数能熬上这份在牲口棚里拌草料的差事,不用风里雨里下大田,就谢天谢地了。面对自己的未来,我不寒而栗。”

但是,像诗里那样,不想去农村就可以不去的人是极少数。而且应该是使用了非常手段。因为,有户口和粮食关系管着,吊销户口、不发粮票你就没法生活;有政治压力,个人或家庭,稍有政治瑕疵,就不可能敢说一个“不”字;政治上没有问题也不行:您得起“模范带头作用”啊。除非装病,年纪轻轻,能有什么病啊?查出来作假,算政治错误哦。

英姿飒爽 妙龄正当

对话体长诗《决裂,前进》片段:

  问:朋友,你曾经那样的英姿飒爽。

  黄军装、红袖章

  在金水桥头,

  在长安街林道上。

  可是今天……

  答:今天又怎样?

  同样是英姿飒爽!

  这头上,是“四联”理发师的精创。

  开士米的围巾更使我风流高昂。

  告别将校呢、

  我换上雪花呢的中式服装。

  阔步长街

  为市容增光。

  这鞋,请你仔细看:

  它尖、

  它扁、

  它亮、

  它翘、

  它窄!

  五寸裤腿的线条,

  正显我妙龄正当。

  我把它熨得像刀刃一样。

  它使我在人流中穿行,

  所向无敌、无人敢挡。

这段对话,明白告诉读者,他们曾经是“老红卫兵”。“黄军装、红袖章”驰骋北京街头,是文革初期的时尚。起初那样装扮,不是为了新潮,而是表明出身和政治立场:革命者的后代,红色接班人。

因为,文化革命的第一个任务,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内部把其范围掌握在国务院和地方各级部门。中央发出明文“军队不搞文化大革命”。事缘,中共入主北京之前,就分成“军队党”和“白区党”。“白区党”以刘少奇为首,其手下平均文化水平较高,建国后盘踞各地、各部委要津。所以,文革军兴,瞬间扫荡殆尽。军队的高级将领,被触及者很少。再则,宣传多年的“革命传统”,也围绕枪杆子打江山的汗马之功。其子弟当然要在一切方面突出地为父兄张目了。

然而,毛泽东、林彪心里有数,“军队是专政的工具”,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收拾完刘、邓一伙,就开始“抓军内一小撮”了。这时,红卫兵的“先锋和桥梁作用”也已用尽。“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为委员会)已因完成革命任务,回头救助自己的爹妈,而变成了“保爹保妈”派,被“中央文革”逐出了历史舞台。个中人等,本来就少不更事,靠山不在,就只能任人宰割了。 他们从热情的革命者,蜕变成“顽主”、继而堕落成流氓,只用了三年左右时间。

红卫兵、顽主和流氓,三者本来就有一些相通的地方。如好勇斗狠,放荡不羁,标新立异,作乱秩序云云。诗中,以装束为标志,区分了对话者的气质变化。看似,从“黄军装、红袖章”到细腿裤、尖皮鞋一步到位。其实还是有个过程的。先说从红卫兵到“顽主”。文革初期,初、高中的孩子们,各自加入本校红卫兵组织。“破四旧”、“大串连”都以学校为单位。“老兵儿”一犯错误,立即开始遣散,当兵的当兵、下乡的下乡,作鸟兽散。组织既不存在,学校也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但是,北京的部委和军事单位的宿舍,多数比较集中。孩子们互相都认识,剩下的人自然就以“大院”为依托活动了。

他们从不同的学校和红卫兵组织,带来了同样的东西:骄傲、失落、好斗和满腹牢骚。顺势而为地做出破罐破摔、寻求刺激、打架斗殴、占山为王之类的“游民”事体。此时,他们的父母不是被打倒、就是被下放,学校则在驱赶他们下乡。他们当中,不想下乡或从乡下跑回来的人,只能在北京“刷夜”—-当城市盲流,才能继续他们的生活方式。

本来就缺乏生活来源的孩子,一“刷夜”就连吃饭都问题了。于是,这些自命不凡的公子哥,不得不陆续干起素来鄙视、嘲笑的流氓行为:小偷小摸、溜门撬锁、坑蒙拐骗。此其时,对于革命事业,只余失望,英雄主义荡然无存,军装、袖章等等标志,就像一个讽刺,避之唯恐不远了。同时他们发现:放下身段,生活会变得很容易、很随意、自由度也无限地扩大了。

虽然红卫兵已经改弦更张,一切方面与市井流氓无异。他们仍是互相不往来、无冲突的两拨人。“老兵儿”方面,也许为后知后觉自惭形秽?流氓方面则不屑与效颦者为伍吧?

我愿在烟圈中看破人世往常

对话体长诗《决裂,前进》片段:

  自白:烟,是我的精神食粮。

  我愿在烟圈中看破人世往常,

  我愿在烟雾中消磨时光。

  它带我到九重天外,

  它伴我如醉梦乡。

  即使屈膝拾起这宝贵的烟蒂,

  也要作一时的神仙大王。

做诗几要素,《决裂,前进》的作者至少占了一条,就是唯恐夸张、渲染不到极致。直把抽烟写成了吸毒。于今毒品泛滥之际,若是请他描写,怕是会说能用的比、兴已经预支在上面那个段落里面了吧?

那时候,精神颓废的青少年,以特立独行表示对社会不满的手段很少。因为,行为多半要受经济条件制约。一支在手,所费无几。形象却已鲜明地显示了其异类的身份。简单明了地起到不与主流社会“革命青年”为伍的目的。并轻易博得崇尚新奇的少男少女的青睐。甚至发展出代词:香烟称“草”,吸烟称“吹”。还有在人群聚集处大声吆喝“Cigarette、Cigarette!”的,以示卓尔不群。竟有女孩儿自己不吸烟,却催促幽会的男友:你怎么不抽烟啊,抽一根、抽一根吧。以为那样显得潇洒。

十几岁的孩子就吸烟,被视为大逆不道,可以上纲上线。那时基本没有抽烟损坏健康的概念,而是“丧失革命意志,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标志。还要追查教唆者。巡逻的“值勤”,可以据此训诫乃至带走在街边吞云吐雾的孩子,拍着桌子一审,肯定有事。经此途径还破过不少无头案呢。在干校时,一天,我回到宿舍,发现蚊帐上有一个大洞,不免立即“报案”。经领导勘查分析,为未熄的烟头落上所致。而全宿舍的孩子没有超过十六岁的,说明有孩子“沾染了吸烟恶习!”,遂展开调查。大会说、小会审,那架势丝毫不亚于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

淡淡地几口香烟,能令人飘飘欲仙吗?经常抽烟会上瘾却是真的。有了烟瘾的孩子,多半来自工厂和下乡知青。在那儿大家都抽,不构成“错误”。但是,在学校、在干校,当然最主要的是在父母面前,绝对禁止小孩儿抽烟。正式公开地抽烟大概需年过二十,甚至结婚之后吧。在此之前,他们只能远远地找个没人的角落匆匆吸几口。到了冬天,外面太冷,就蹲在公用厕所的格子里抽。没有收入的小孩儿就更惨了,得借给家里买东西之机,苛扣三分五分,积攒出一盒烟钱。好在,最便宜的“工农兵牌”香烟只需两毛钱,有的商品还能零买,一分钱一支。料那些染有此疾的孩子,没有抽过什么好烟。

据说,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带着儿子逛街,一时高兴,抽烟时递给儿子一支,父子俩人手一支,并行在王府井大街。一时传为美谈,令无数孩子艳羡。

葡萄酒杯上燃起烈焰

对话体长诗《决裂,前进》片段:

  自白:酒,你使我神往,

  酒后的狂欢更富有诗意。 人说你是穿肠毒箭,

  我说你是玉液琼浆。

  即使葡萄酒杯上燃起烈焰,

  我也甘愿蹈火赴汤。

此处,作者未及藏拙,一句“葡萄酒杯”云云,将其酒量之浅暴露无遗。十几度的葡萄酒怎么点得着呢?许是作者沾酒即醉,头昏眼花生出的幻觉。北京土话管这种人叫“酒腻子”。

那时的北京人不喝啤酒(或曰北京还不生产啤酒?)。反正市面上,含酒精的饮料分白酒和红酒两大类。葡萄酒属于红酒,因其有颜色,又称“色”(音:shǎi)酒。不仅品种寥寥,而且一律发甜。若要享受“酒后的狂欢”,非白酒不办。中国的白酒曾经震慑过美国来客:1972年初,尼克松访华,在国宴上领教了茅台酒,还带了一瓶。回到白宫,把妻子、女儿招集到一起,给她们展示茅台的浓度。总统先生亲自把酒倒进一只碗里,划根火柴,伸向碗边。茅台遇火立即燃烧起来。众人正在称奇,瓷碗已经烧裂,火焰浮在酒上点着了桌布。那本书上说:美国第一家庭全力扑救,避免了一场历史悲剧云云。

尚武好斗者,必喜豪饮,北京“顽主”岂能例外?以国务院部委宿舍集中的和平里“顽主”为例。他们经常聚集在一个叫“新鲁”的餐厅。人多,喝酒才热闹;钱少,酒量菜色需节省。解决的办法是:能一口干掉四两一杯的白酒者,才有资格上桌坐在正面;量及三两的坐桌角;二两及以下者,就在背后站着吧。酒,照例是北京特产“二锅头”,一块多一瓶,酒精浓度与茅台相当(那时的茅台,一瓶也不超过十块钱)。至于下酒菜,则是几毛钱一份的肉末炒粉丝,叫做“蚂蚁上树”,且叮嘱服务员“加大辣!”

城里的孩子“耍酷”都喝酒,乡下的知青正经需要借酒浇愁啊。可惜条件更差。曾见两个“老插”一本正经地商量“晚上得喝一顿了”的事。一个说:我发现,南边那个队的菜地晚上看得松。另一位:好啊,咱们去弄点茄子、扁豆、黄瓜。先前那个:跟女生借点油,或者让她们给炒熟了。另一位立刻接道:别别别,狼多肉少,还是借点油自己炒吧。从老罗家掏的鸡蛋攒了多少了?回答:整十个。对曰:不行啊,不够换一斤烧酒的。(意为:老乡到供销社卖出鸡蛋、买回日用品)曰:还跟上次那样,兑水喝、兑水喝。……

书中自有颜如玉

对话体长诗《决裂,前进》片段:

  自白:书,是我不可离去的伙伴。

  它使我发狂

  它使我悲伤。

  书中自有颜如玉,

  书中自有登天梯,

  书中自有黄金账。

  啊,托尔斯泰

  果戈里

  司汤达(斯丹达尔的旧译)

  巴尔扎克

  我为他朝思暮想,

  我为他流成泪行。

  啊,索黑尔(斯丹达尔《红与黑》中的于连)

  梅金斯公爵(托斯妥耶夫斯基《白痴》中的男主角)

  安娜·卡列尼娜(列夫·托尔斯泰同名小说中的女主角)

  欧根·奥涅金(普希金的长诗体小说,又译叶甫根尼·奥涅金等)

  你伴我共赏多少春花秋月,

  我与你共度多少日短夜长。

《决裂,前进》全文,只此一节略有文学气息。北京的“顽主”能看一点外国名著,是有渊源的。中共领导,层级越高工农出身的越少。毛、刘、周、朱、陈、林、邓等,多少都念过点书。即便纯粹的老八路、延安时期才扫盲,进城前后,多半也会挥别老家的“小脚媳妇、封建婚姻”,另娶一个洋学生。加上“政策倾斜”,文革前,好学校里,高干子弟比率很高。此其一。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十八、十九世纪的欧美名著,确实比“无产阶级新文艺”好看、耐看、有深度。尤其适合经历过社会变革、人世沧桑者。

文革伊始虽曾焚书,十年之中一直禁书。怎奈书籍的印刷量大,漏网之鱼就多。许多图书馆藏书还在,书经各种途径流出。总之,与商品规律相似,有需求就有供给。那时私下传看着许许多多外国小说。等到文革结束,重新印刷出版那些书时,大多我等已经看过了。

名著也者,不仅故事好、文笔好,还要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人生哲理。所以,许多著名的小说很严肃、很说教,颇为累人。比如,喜欢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的人还算不少,看得下去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的人就不多了。确实,列夫·托尔斯泰、托斯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屠格涅夫、罗曼·罗兰、雨果、哥德、狄更斯、德莱塞、杰克·伦敦等人的作品就是如此。比起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三人火枪手》,小仲马的《茶花女》,萨克雷的《名利场》,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沉重而艰涩。所以,最受男女青年追捧的,是纯粹谈情说爱的篇什,例如莱蒙托夫的《时代英雄》、莫泊桑的《俊友》、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梅里美的《卡门》之类。

文革时期,中央对意识形态作品的传播实行的是“双轨制”。一面在社会上禁书,一面内部发行“灰皮书”、“黄皮书”。需够级别者持“购书证”前去选购。反映西方社会科学概况和动态的学术类书籍,多为灰色封皮;供了解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文艺概况与动态的小说,多为黄色封面。不用列举书目了,一看类别就知道“灰皮书”不是“顽主”的“口儿”。他们能看看“黄皮书”里苏修的小说《州委书记》、《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落角》等就不错了。无庸置疑的是,美国人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在他们中间流传最广—–故事由欧美上流社会一个个宴会串连而成。

看来,读小说与学数理化完全不是一个劲儿。识字、有时间可矣。省心、省力看故事,可供朋友聚会中炫耀、小蜜共处时“神侃”。所以,喜欢看小说不能算“好学”。按说,虽曰禁书,小说也不至于直接导致青少年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是,文革时期的说法是:“文学艺术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然会去占领!”所以,《闲书杂忆》里记载了这样一幕:

插队时一次回北京,在朋友处借到巴金的《家》,已经没头没尾破烂不堪了。我带着它回村去,在火车站候车时打开来看。很快就被值勤的解放军盯上了。他们把书要过去翻看了几下,对我说:“这本书不能看,没收了!”我心知此书早被批判,欺他们是土大兵,以为容易糊弄,便嘴硬道:“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书吗?为什么不能看?”谁想那当兵的毫不示弱,用手拍着那书,理直气壮地说:“你看看,这里边不是大少爷、就是二小姐,突出毛泽东思想吗?”我自知理亏又心有不甘,想再试试,因说道:“谁规定的这书不许看?”那当兵的一听更气了,厉声道:“想知道吗?跟我们走吧!”事情不妙,此一去,轻则挨训斥、写检讨;重则敢关我几天,让生产队派人领我回去。当即改口:“我还得赶火车呢,书不要了。”值勤的战士走了,我则生怕上级领导差他们回来抓我,连忙躲到别处去了。

爱情的真知和先行

  对话体长诗《决裂,前进》片段:

  自白:虽然我不是情场老手,

  却是爱情的真知和先行。

  在西单街头、

  在王府井路上,

  披风衣戴墨镜风流倜傥,

  骑锰钢挎冰刀数我最狂。(锰钢,指当年最好的一种自行车)

  多少女郎拜倒在我的脚下,

  呛婆子、拍小蜜大打一场。

  甜蜜的接吻,

  热烈的拥抱,

  幸福的颤动。

  在那蜜月里,

  我仍是一个独身主义者,

  仍把独身主义推崇。

北京干部子弟“顽主”,以酒为浆,以妄为常;极尽反叛、嘲弄一切社会秩序的行为,在这里到达顶点。招摇过市、打架斗殴,纨绔自古皆然,不是“顽主”的发明。唯其独身主义观念不知从何而来。欧美小说无一不是追求爱情、崇尚忠贞;破除掉的中国“四旧”里也没有这个说法啊。但是,他们确实滥情,无师自通。中国的传统文化,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三国演义》里,刘备有句名言: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那是游民意识,不入儒家正统。而且,刘备此言多被用于证明其人虚伪。然而,文革伤人太深,以致社会各个角落都有许多人,专门挑捡“反面教材”效仿、传承。发泄对现实的不满。

电影戏剧里反派人物的举止、台词。如《智取威虎山》里土匪的黑话,《沙家浜》里刁参谋长的阴阳怪气,《地雷战》里的鬼子松井,《小兵张嘎》里的汉奸胖翻译等等。孩子们学的惟妙惟肖。既使正面形象,他们也能引申出“反面意义”,化腐朽为神奇。《告别少年时代》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校部有一个身材高大、络腮胡子、声若洪钟、仪表堂堂的青年,不到三十岁,已婚。平素心仪集“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于一身的苏联英雄人物保尔·柯察金。即奥斯特洛夫斯基自传体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十月革命”前后,为苏维埃政权出生入死,并颇有几段爱情故事。那青年看中了茶厂连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向她示爱。少女回绝他时,他竟理直气壮地说:“保尔可以有两个爱人,我为什么不行?”

最令中央始料不及的,恐怕要数“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了。那是“五四运动”之后,又一次“砸烂孔家店”的尝试。政府印行了许多儒家专著,发放到全社会,供批判用。在此之前,解放后出生的青少年,并不知道“孔孟之道”为何物,更没有看过儒家经典。这次,我们只一看其启蒙读物,便心里一惊:这不也是“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林彪赞扬毛泽东思想的名言)嘛!如《名贤集》中: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多金非为贵,安乐值钱多。人将礼乐为先,树将枝叶为圆。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远比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容易理解、亲切动人。结果,批判成了传播,反面教材成了人们奉行的准则。

部分“顽主”则早在这一切之前,就开始蔑视天经地义的“一夫一妻、白头到老”,鼓吹不知所自,祸福难料、惊世骇俗的“独身主义”。此议今天也还超前。再者:说说过瘾容易,真能一路不受覊绊、夺关斩将而去可就难喽。

小布尔乔亚的生命

对话体长诗《决裂,前进》片段:

  问:你到底要什么?

  答:教授的工资,

  高干的待遇,

  农民的自由,

  学生的思想,

  小布尔乔亚(小资产阶级)的生命。

这种只向社会索取、不拟有所贡献的心态,今天虽然受到普遍认同、视为理所当然;但是,作者落笔在1970年左右。此其时,文革高潮甫过,人民大众革命兴致盎然。全国城乡,老的“誓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抛头颅;小的寻找机会”为世界革命洒热血“。纵有私欲也不敢面对。如此嘲讽时代精神、道德标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者,一朝落网,无疑会按”现行反革命“论处。同样的欲念逐渐自公众的潜意识里浮出,约在二十年以后了吧。历史在这里又显示出了”螺旋上升式的循环“:那几样东西,原是文化大革命的目标。

教授的工资:直到文革发动之前,国内的高级知识分子,多为”旧社会过来的人“,教授、研究员大半在欧美留过学。共产党需要他们,对他们很客气,让他们享受”赎买政策“,支以高薪。几经调整,文革前夕,一级教授、研究员的月薪约为345元,二级280、三级240。而当时各类职工的平均工资只有几十元。其实,”演艺大咖“的工资更加诱人。如侯宝林月薪600,梅兰芳、马连良等就上千了。更有以资产”入股“公私合营的资本家,领取的”定息“高至企业利润的1/4呢。唯此等人物寥若晨星,言及收入缺乏代表性,故诗人举人数较多的高知为例。也是为了排比语句比较整齐吧?

高干的待遇:党员干部的薪水,一向与社会差距不算太大。令人趋之若骛的原因也是古今一律—-特权。以毛泽东等人为例,刚刚实行工资制时,毛为唯一的”一级“,月薪600元;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为二级550元。后来,他们的工资虽然降了,毛仅月支404.8元,其余人等也就是个”特级教授“水准。但是,衣食住行、享受人工服务的水平却扶摇直上、令人瞠目(具体例子不胜枚举,此处不赘)。文革初起揭发批判”走资派“,就是从其生活腐败、特权阶层入手的。人之常情:责之狠的,望之切。

言及高知、高干,不妨多说几句。解放后文革结束,高知多偏安在学校、研究所;不像现在,被党票、官位收编。他们的子弟也不合流、互有爱恨或曰互相有所羡慕、忌妒。有这样一个故事:北京的育才学校,延安保小演化而来,当然是干部子弟寄宿制了。为了”不脱离群众“,从附近居民中招收了几个走读生。走读生在班上处境不言而喻。一日,某班某走读女生因看不下去高干子弟的优越感,借故邀请最嚣张的几个到她家去一趟。几位没想到,这个走读女生的家是一座小洋楼,家里沙发好几套、客厅里摆着钢琴。乃父是留洋归来的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生活水准和品味当然不是”老八路“可比的了。当时的司局长,不过一套三居室、家具多半是单位配给的。那女生什么也没说,就让干部子弟自愧不如了。

农民的自由:这里,作者不是为了排比而以辞害意,就是对于农村毫无所知。农村是中国最不自由的人群,古代,他们安土重迁出于观念;解放后,则被集体化牢牢钉在本村的土地上了。《决裂,前进》的作者可能在农村游玩的时候,看到农民不怎么参与运动,以为其有个人选择。其实,那是队长无能,不会组织煽动。若是碰上富有政治觉悟的贫下中农当社队干部,农民也得像工人、学生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农村,生存、活动自由度大一点的,唯有插队知青,兵团、农场的都不在此列。一是由于农民多半并不欢迎知青,”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乃是常识。二则农民管束不了知青。”强龙压住了地头蛇“—-知识青年啸聚成群,打老乡、砸老乡家的事件,许多地方都出现过。再者:农民不必严管知青—回家了、不干活,就不挣工分、少分红呗。

学生的思想:从诗人的气质和价值取向上看,这里所要的”学生的思想“,并不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而是其去未远曾经让他们风骚无限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与清纯无涉。

小布尔乔亚的生命:“布尔乔亚”,法语:bourgeoisie的译音,指资产阶级。“小布尔乔亚”就是“小资产阶”(petitebourgeoisie)。不是社会政治、经济地位中的某一层,而是一种生活的品味和情调。文革之前及以后,这种品味和情调不出:浪漫、优雅、感悟、小康的范畴,文革中,尤其在“顽主”这里,则完全变味、变调成了《决裂,前进》中的那一套。或曰:大资本、大官僚,虽然风光无限,责任、义务、风险也随之倍增,有的时得不偿失候。不如独来独往、自由自在。

或曰:大资本、大官僚,虽然风光无限,责任、义务、风险也随之倍增,有的时得不偿失候。不如独来独往、自由自在。

那时的人们,追求份外的物质享受,除去偷窃、打劫,只能幻想,根本没有生财之道。最富想象力的人,也未能预感中国会改弦易辙到商品社会。如果改革开放之后再请长诗的作者述说欲望,他会把自己打扮成擅长官商勾结、坑蒙拐骗、偷税漏税,纵横商海的企业家吧?

我只看到先辈的下场

对话体长诗《决裂,前进》片段

  问:你爱自己的祖国吗?

  答:我爱世界!

  问:你愿继承先烈的遗志……

  答:我只看到先辈的下场。

  问:你爱这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吗?

  答:我翻阅着历史的沉浮以往。

  问:你还准备世界革命吗?

  答:我爱战争和血淋淋的疯狂!

如今的人们,喜欢笼统地把参与过某种政治、改革运动的人称为“理想主义”者;宽容他们的沉沦。好像他们堕落得情有可原,以其奋斗预付了为非作歹的赔偿。其实,某些人做某种事,出于理想主义还是功利心驱使,事情过后才能看出来。包括他们自己,事后才知道行为的目的到底是为公还是图私?标准很简单:是不是计较个人得失。

理论上讲,真正的理想主义,境界较高,个人进退排序靠后。其有确定不移的社会改造目标:追随的领袖堕落了,他会自己作领袖;参加的政党变质了,他会另外组织党团;投身的运动瓦解了,他会掀起新的运动。甚至,当他发现原先的信仰是个错误,他会寻找新的信仰;意识到向来的事业祸国殃民,他们会反戈一击云云。这样的人,史上有之,凤毛麟角。遇挫,则怨天尤人、悔不当初,盘点得失毁誉,继而四大皆空、看破红尘者,不是投机赌博就是误入歧途。若是成功,他们会将功请赏,争位夺官。这样的人是大多数。

红卫兵运动的主体,是些初高中的孩子。年龄在十三四到十八九之间。性格还不稳定,人生观正在形成。任何事物都会让他们感觉新奇,会为任何事物发狂。是一群少不更事的“没头苍蝇”,任人利用、驱使。法制国家之设“青少年保护法”减免其罪,就是因为他们所说、所做不能算数。

所以,当这些乳臭未干的孩子,用稚嫩的声音煞有介事地宣称“树立了牢固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时,人们多半一笑了之,没人当真。不然,毛泽东怎么还把我等赶到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三大革命第一线经受洗礼”呢?既如此,一个颓唐青年,故作深沉地跟你总结历史教训、分享沉痛经验时,你若好心,便听听他的倾诉;不耐烦时,尽管让他打住:三十年后你会明白,政治就是这样玩的;回去告诉你爸爸,既然搞政治,就得输得起!

尤其是那些意在借参政获取私利者,毕竟自己棋差一着,悄悄回去舔舐伤口,韬光养晦以求一逞吧。或者转换跑道,另择生路。不要把怨气泄向贫弱的社会、无辜的人群。

风起于青萍之末

对话体长诗《决裂,前进》片段

  问:朋友,你们革命的后代,

  诞生在首都北京。

  红旗下成长,

  戴过鲜艳的红领巾。

  你们的名字记下了革命的历程,

  你们叫……

  五一、解放、建军、国庆

  你们叫……

  西进、北上、南下、向东

  党对你们冀予厚望啊–

  革命接班人。

  可是如今,你们沉醉于:

  欧美小说,

  颓废装束,

  西方音乐,

  外国鬼影。

  ……

这是700 行长诗《决裂 – 前进》残编的最后一段。诗的大部分虽然散佚,风格和意旨业已昭然。“正方”是“托儿”、是“反方”的陪衬。做个引子,让辩才无碍的“反方”淋漓尽致地过了把瘾。至于“正方”,冷战之初,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是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反修防修”的理由之一。1970年代初还在坚持革命理想的干部子弟,有多少撑到了文革结束、改革开放?

林彪事件之后,社会上革命热情锐减。原因很多,运动不知所云,民众一无所获,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软肋和致命伤。文革靠政治打击的威慑、靠民众的心理惯性,有气无力地勉强维持。冠冕堂皇的革命理论和口号,已经从有口皆碑退守“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和书记们的讲稿。唯因前几年,揠苗助长似地,人们的境界被拔得太高了,肿胀一时难消。从文革前就逐渐加码的政治教育,早已阉割了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普遍觉醒需要醍醐灌顶似的启蒙。

看官已经注意到了,该诗写作于1970年前后,至少不晚于林立果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吧。而反动的程度,蛊惑的力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流传开来的社会效应不可估量。是篇幅太长,不利传播吗?不像,同期被人传抄的成人小说《曼娜回忆录》,传奇故事《第二次握手》,虚构谍战《林强海峡》等等,都比700 行的诗篇幅长。也许是作者和传播者被抓、被惩戒了?那时,一首《知青之歌》,便使南京的作者遭受了牢狱之灾,此曲不过情调悲伤而已。《决裂 – 前进》的作者既使被枪毙,也不会有人意外。

然而,担当了“启蒙作用”的是《五七一工程纪要》。而且出于毛泽东的失算,主动向全国传达了这一振聋发聩的密件。个中与人民群众有关的是这样几句话:“农民生活贫苦,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即是变相失业。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即是变相劳改。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长期不加工资,即是变相受剥削。”我等当时感受到了,没敢往深想啊。

胡兰成说过:“人是从生活的不可忍受、去懂得制度的不可忍受的。”制度哪里与生活不匹配,是理论;新的生活展开,先有思潮。人类思想史表明,人们从来不缺理论和思潮,但是注意到他们、接受他们,须得生活状态与之接近,才水到渠成。改革开放的社会基础,铺垫于文革之中。享乐型生活何时萌芽?因何而起?起于何地?《决裂 – 前进》是个线索。就像宋玉说的:风起于青萍之末。

(完)

来源: 共识网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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