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甲一书生：毛泽东真的生活“简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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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甲一书生：毛泽东真的生活“简朴”吗？
    （《毛泽东家居》质疑之四 ）    　　

    本文主要质疑《毛泽东家居》（以下简称《家居》）有关其日常生活"用"的部分。此处的"用"既指用品，也指用度（家庭收支）。笔者认为，该书对毛家之"用"的描述，除了把本来简单清晰的事儿搅得一塌糊涂外，还为了达到"阿腴颂圣"的目的曲解事实，拚命维护毛泽东生活"简朴"的神话。
     
    一、毛泽东用竹筷子反映了他的"平民本色和远离贵族化的倾向"吗？
《家居》说：毛泽东吃饭爱用筷子，这一方面是出于节俭，另一方面，不能不说也是他早年在韶山形成的对竹筷子的感情使然，在用筷子方面体现着他一生的平民本色和远离贵族化的倾向（第171页）。
     　毛泽东用竹筷子的故事流传很广。比较典型的是一个名叫张承永的人，虽然不远万里去了罪恶的"西方反动势力"聚居地美国，从此没有"抗拆迁"和"吸雾霾"之虞，心中却抑制不住对伟大领袖的热爱，编了一个《乾坤段子：九十九个毛主席的故事》。其中第34个故事《毛泽东与象牙筷子》是这样讲的：国人就食，传统用筷。然于其使用，却有天壤之别。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王公贵族多用精美绝伦的金银筷、象牙筷，平民百姓只能使用普通材质的竹、木筷。金筷、银筷，象牙筷，囿于传统，在新中国仍未消失。以毛泽东的身份地位，完全有条件使用。然其一生，反对任何生活上的特殊化，拒绝任何形式的感官享受。所谓"甘心做平民，不愿当天子。"    　　
    1949年9月，毛泽东入住北平不久，饮食依如战争年代，然因应酬增多，时常要陪客吃饭。一天，他突然吩咐卫士："今天我要在家招待客人，是国民党起义将领。中午就在这里吃饭，你们准备一下。"毛泽东留客吃饭极少，更少亲嘱工作人员。随后，中办主任杨尚昆来给卫士布置任务，让李家骥通知厨房多加几个莱，招待科帮助搞好一点，并说："你到招待科弄些好点的餐具来。"李家骥摇头摆手："主任，主席反对摆阔呢！"杨尚昆知道毛家餐具难登大雅之堂，现有竹筷霉变发黑，洗之不净，便解释说："这次例外么，不然人家会笑话我们的。"李家骥深知主席习惯，自感为难，便跑到卫士长李银桥处汇报。李沉思片刻，说："既然杨主任这么安排，我们还是服从吧！"便与李到招待科借来一套新碗和象牙筷。    　　
    饭前，毛泽东突然光临东房餐厅，似特意来检查。见餐厅布置得井然有序，微微点头。但桌上的象牙筷，飞扑入眼，便立时脸色一沉，大声道："谁让你们摆象牙筷？赶快给我拿下去！"毛泽东进房时，李家骥心理便七上八下，见其果然生气，只得硬着头皮解释，说是从招待科借来的……毛泽东不等说完，大声断言："我叫你撤你就撤！"说罢，拂袖而去。    　　
    事后，毛泽东重申："今后不管来客是谁，都要讲节约，不能摆阔气，不能大吃大喝。而且，今后无论是待客还是自家吃饭，都一律用竹筷！"    　　
    毛泽东喜用竹筷，厌恶象牙筷，且旗帜鲜明表示过立场。然其中原因大家不甚了解。一次，李银桥与毛泽东闲聊，又扯起用筷的事，说："毛竹筷容易长霉，主席平时使用的竹筷就长霉，黑兮兮的，很难看。若用象牙筷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毛泽东听罢，似是唤起无限心事，缓缓说道："我从小到大都是用毛竹筷子，已经习惯了。"并说起过筷子的好处："第一，筷子经济。不用花多少钱就可以买到，不愿意买么还可以用一根树枝或竹子修一下就是一双筷子。筷子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精神。第二，筷子大众化。中国老百姓吃饭都用筷子，而且连日本人也用筷子。第三，轻便好带，不怕丢失，不怕被盗。有这么多的益处，你们说是不是筷子好？"又一语双关补道："象牙筷么，那是有钱人用的，太贵重了，我毛泽东拿不起！"     　　
    假如故事至此结束，确实令人感动。问题在于张承永的故事只讲了一半。他把结尾砍掉了。为什么？笔者续上故事结尾，大家自然明白：     　　
    毛泽东的家乡湖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派专人专车去湘西寻找一种黄羊木。因为用它做出来的筷子不仅美观，还不容易发霉变色。经过苦苦觅寻，终于在一位老乡家的门口找到这种木材。他们花了几百元买下木材，运到长沙，由木工赶制了一批木筷，派人专程送往北京（参见《毛泽东档案生活》下卷，第720页）。     　　
    《家居》没有否认湖南方面专门为毛做黄羊木筷子的事，却极力强调它反映了毛"平民本色和远离贵族化的倾向"。笔者的困惑是：象牙筷子虽然贵重，却是当时收缴地主、资本家的浮财，系旧物利用，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专人专车远赴湘西深山里寻找黄羊木，制成筷子，专程送到北京，其中劳务费、汽油费、汽车折旧费、货物运输费都是一大笔可观的支出，成本不能忽略不计。孰奢孰俭，智力正常的人心中自明。如果平头百姓要用筷子，尽可去路边杂货店买一把回来，竹的、木的都可以，绝不会一头钻进深山里去"苦苦觅寻"那棵特殊的黄羊木。把毛用筷子的家常小事当成头等大事对待，专人专车专程寻找木料，制作筷子，送往京城，简直就是在为"帝王之尊"供奉御用品，岂止"贵族化"而已！    　　
    二、毛泽东是什么时间开始抽雪茄烟的？     
    《家居》说：毛泽东抽"中华"几十年，偶尔也抽过"555"、"熊猫"。1968年，他患重感冒，依然想抽烟，每次一抽就咳嗽，只好吸上几口丢掉，他感叹："人病了，抽烟都没味了。"李先念建议毛泽东抽一种特制的"雪茄烟"："这种烟既可解瘾，又不会咳嗽"。毛泽东被李先念说动了心，他让一个比他咳嗽还厉害的人先试抽，果然不错。毛泽东也就正式抽起这种烟来（第158页）。     　　
    毛泽东是什么时间开始抽雪茄烟的？目前有多种说法。一说是在1965年。"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贺龙向毛主席夸赞起自己手中的那支雪茄烟味道如何好，主席好奇地点燃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立即对其清凉香醇的味道产生了兴趣，从此便认准了这种四川什邡烟厂生产的雪茄烟"（《特供烟之谜》，载《上海烟业报》）。另一说是在1969年。毛家管理员吴连登说："有一次，主席在游泳池召集领导们开会，旁边坐着李先念，他抽着雪茄烟。主席总是看他，眼巴巴地看着。一般开会没人给主席递烟，李先念那天给了主席一根。主席接了过来，他说：‘先念啊，你抽这么好的烟，也不告诉我。’"从这之后，吴连登打听到李先念抽的雪茄"不是国外进口的，是成都一个老师傅自己卷的。我们把他请到了北京，专门给主席卷烟。这个雪茄烟有个缺点，抽了容易引起咳嗽。为此，我们在里面加了一些止咳化痰的中草药。我们还考虑，主席毕竟年龄大了，又有烟不离手的习惯，为了保证安全，不引起火灾，这个烟加了一个特殊的工艺，在30秒之内不抽，它就会自动熄灭"（《毛主席一生清廉：毛泽东家庭财产真相》）。还有《家居》的1968年说，相关内容与此前出版的《毛泽东生活档案》大体一致，只是在叙述文字做了一些改动（参见第760页）。     　　
    其中吴连登的说法，除了时间上与他人不一致外，还有贪他人之功为己有的嫌疑。比如说"这个雪茄烟有个缺点，抽了容易引起咳嗽。为此，我们在里面加了一些止咳化痰的中草药。我们还考虑，主席毕竟年龄大了，又有烟不离手的习惯，为了保证安全，不引起火灾，这个烟加了一个特殊的工艺，在30秒之内不抽，它就会自动熄灭"。添加止咳化痰药物、让烟30秒内不抽就自动熄灭，是什邡雪茄厂技术人员攻关的成果。吴只会在毛家管账采购，对烟草技术一窍不通，还真没这个本事。请不要老说"我们，我们"的，好象没了你，地球都不转了。     　　
    吴连登和《家居》都说毛是因为患重感冒咳嗽不能再抽中华烟，因而接受李先念推荐改抽雪茄烟。但《家居》接下来讲述的一个故事表明，早在患重感冒剧烈咳嗽之前，毛已经开始抽雪茄烟了：     　　
    1967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宾主落座后，毛泽东从茶几上拿起香烟请谢胡、阿利亚抽。"谢谢！我们不抽烟。"两位客人有礼貌地说。"你们都讲卫生，我不讲卫生。"毛泽东风趣地说。"霍查同志抽烟！"周恩来赶紧告诉毛泽东。"那就是我的好同志！"顿时，整个大厅响起一片爽朗的笑声。周恩来接着告诉毛泽东："霍查同志抽的是中华牌香烟。""雪茄烟比较好，抽了不咳嗽。"说着，毛泽东从茶几上拿起一支雪茄烟，划火点燃，津津有味地抽了起来（第159-160页）。
    假如这个故事是真的，毛泽东根本就用不着李先念推荐，并且早就知道什邡雪茄烟厂用特殊工艺制作出来的雪茄烟有止咳功效。这样一来，毛泽东什么时间开始抽特供什邡雪茄烟，起因是什么，谜底仍未解决开。     　　
    分析毛什么时间开始抽雪茄烟，是个学术问题。但《家居》在毛抽烟的问题上闪烁其词，或浓墨重彩，或轻描淡写，这种态度已经不仅是学术上的问题了。     　　
    浓墨重彩的对象是1961年托外交部在国外购买的两打过滤烟嘴，价值人民币94.23元，汪东兴从毛的稿费中报销，洋洋洒洒几大段文字（参见第160页）。轻描淡写的对象是什邡雪茄烟厂特别在北京设立的分厂，只有一句话--"有关部门专门在中南海附近设了个烟厂生产特制雪茄烟，但即使是这种烟毛泽东也抽不了"（第163页）。
    用毛泽东稿费报销的烟嘴不足百元。什邡雪茄烟厂在北京设立分厂需要花多少钱？且不算分厂所在地南长街80号内外院（内院为生产区，外院供人居住）的占地费用，设备购置费用，在四川种植并运送到北京的烟叶等原料成本，锅炉用煤、生产用电、汽车所耗汽油费等，单算分厂的13位成员--3位卷烟师傅，1个保安、1个厨师、1个驾驶员、两个锅炉工、1个书记外带4个学徒的工资，就远远超过每月特供雪茄的售价。据介绍，特供雪茄每条9元，毛本人每月烟费约100元。烟厂只生产两种烟，一种给毛抽，另一种给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抽。就算一半人为李先念等人造烟，另一半人为毛泽东造烟，毛100元的购烟费平摊到6.5位工作人员身上，每月只有15元左右。这些钱根本支付不了分厂干部、工人的工资，不足部分从哪里来，用毛的稿费支付了吗？     　　
    三、"毛瓷"是"无意而成"的吗？     
    《家居》以"无意而成的‘主席用瓷’"作为书中小标题（第163页）。它想表达什么，笔者始终没搞明白。按字面意思，可以解释为没有主动去想，也没有主动促成却有了事实结果。     　　
    揆诸事实，这个说法没有任何根据。    　　
    其一，毛泽东与中南海之"意"。     　　
    《家居》说：（毛泽东）也有自己的喜好。比如，用餐的碗，虽然对瓷质没有什么要求，但他对碗上的装饰有所偏爱--这种偏爱他并未明说，更没有为此发"指示"，这都是工作人员长期细心观察和体会出来的（第163页）。     
    《家居》说毛对自己的餐具偏爱没有发"指示"，这话显然与同书所记醴陵群力瓷厂职工苏国瑞的回忆相矛盾：据说1974年主席回湖南，在长沙吃饭时，谈到所用瓷器要两面有花更好看（参见第166页）。这不是在明确发指示吗？在那个"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谁敢不一溜小跑去落实？该书说工作人员通过对其察颜观色揣摩其意思，确为事实，但这也正是遗害无穷的"最高指示"执行方式。举几个例子：1.1966年1月，汪东兴等人从景德镇取回烧好的瓷器。毛泽东看到碗时，想起自己的家乡，说了句"湖南有个醴陵，也产瓷器"，于是湖南省委接待处的肖根如和毛家管理员吴连登便拿着中央办公厅和湖南省委办公厅的介绍信，几下醴陵瓷厂，布置任务，督促试制，终于研制成功（参见《毛泽东生活档案》下卷，第755、第714页）。2.1974年，毛在长沙时说了"两面有花更好看"的话，于是湖南省委接待处便想到为他生产一批两面有花的碗，重量不能超过150克。群力瓷厂接到任务后，选用高级工人生产了几百个，从中选择出100个送上（《家居》，第166页）。3.据时任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的黄庆荣回忆，1974年12月，他在湖南省委警卫接待处见到湖南省公安厅高文礼副厅长拿了一个红色梅花瓷盘，说"这是给毛主席用的。"黄觉得质量不够好，对当时在场的汪东兴表示江西可以做出更好的瓷器。后来黄从湖南警卫接待处得知，他们从醴陵定制了一些带梅花图案的家用餐具瓷器放在长沙的毛泽东住处。1974年毛主席到湖南休息，用到这些瓷器时，微微皱了一下眉头，什么话也没有说。长期在他老人家身边的工作人员凭经验猜测，肯定是对瓷器不满意，却不知具体所指何意。在此背景下，瓷都景德镇有关方面着手为毛试制家用餐具"7501瓷"（即"毛瓷"，《揭秘毛泽东专用瓷：宁可打碎不许流入民间》）。    　　
    毛泽东用瓷的"定制"，通常是作为一种政治任务，按"中央表达意向"，各地下达指令的方式落实（《家居》，第165页）。这里的"中央"其实与政治局无关，就是中南海警卫局，甚至它的负责人汪东兴，工作人员吴连登等人，说啥是啥，主观任意性很大，有时仅仅揣摩了一下毛的心思，就开始布置任务，让下面执行。因为这个原因，定制毛泽东用瓷从来没有中央红头文件，全靠"指令"。1949年以后，中央定制瓷器，一开始是保障所有领导人群体的。毛家管理员吴连登说，建国初期，毛与其他中央领导人的生活用瓷叫"建国瓷"，是中南海专门向景德镇定制的。但后来，保障对象却变成毛一个人。《家居》披露：1974年，江西、山东、湖南等地省革委会接到中央派人传达的上级指令，要为毛泽东设计、制作一套生活用瓷，并提出要能代表当代中国制瓷最高水平，且超越前代（第168页）。为一套生活用瓷如此大费周张，确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色，每每得知中南海的"意图"后，各地领导部门都没有二话儿，积极贯彻落实任务。    　　
    其二，各地领导部门之"意"。     
    在毛泽东时代，能为毛泽东特殊制作生活用瓷是件无尚荣光的事儿，江西、湖南等名瓷产地对此十分踊跃。     　　
    1958年4月14日，湖南省委派人到醴陵，带来一个延安使用过的上下一般大的桶形茶杯，要求在此基础上改矮、扩大、加盖，并以最短的时间试制出样品，后来为此研制生产出"胜利杯"（《家居》，第165页）。     　　
    1966年，因毛泽东提到湖南醴陵也产瓷，于是湖南省委接待处的肖根如和毛家管理员吴连登，几下醴陵瓷厂，终于试制成功（参见《毛泽东生活档案》下卷，第755、第714页）。    　　
    1974年，湖南省委接待处指令醴陵为毛泽东专门生产一批两面有花的碗，要求重量不能超过150克（《家居》，第166页）。     　　
    1975年，根据中央派人传达的指令，江西省为此专门成立了由公安厅副厅长黄庆荣任组长、景德镇市委书记李克时任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在科研攻关的关键时刻，黄厅长把具体组织科研的驻景德镇的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副所长罗蓉慧带到专门为毛建的"八二八"别墅一号楼，告诉她"做的这套瓷器"就是为房子主人用的。最终，研究所提交了"水点桃花"样品，在各地提供的样品中一举夺魁，最终获得最后一次为毛泽东专制瓷器的任务（参见《揭秘毛泽东专用瓷：宁可打碎不许流入民间》）。     　　
    其三，研制和生产单位之"意"。     　　
    《家居》也承认，生产毛泽东生活用瓷"已不同于一般的经济意义上的生产行为。这与古代御用瓷的生产有相似之处，但亦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第165页）。景德镇和醴陵瓷厂、研究所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则是从一开始就把它当成"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来完成的。1958年研制"胜利杯"，湖南陶瓷研究所在两个月内连续设计了6种造型，先后4次送长沙审定（出处同上）。1974年醴陵群力瓷厂生产毛泽东特制梅花碗时，把设计人员都调集起来。那时政治热情高。参加的都是高级工人，一般的工人都不参加。生产了几百个，从中选出100个送上（第166页）。搞"7501瓷"的时候，江西省公安厅黄副厅长向景德镇陶瓷科技研究副所长罗蓉慧提出基本要求："用料要最好的，绝对保证卫生安全，做出来要灵巧、好看、朴实、有个性特色，制作工艺要最好的，厚薄一样，不准有一点泡或一点疵。"随后两个多月，试制组设计了很多种图案，推荐出"水点桃花"、"翠竹红梅"、"双面绘芙蓉花"3种，造型也搞了好几种，于是就选定了"翠竹红梅"。开始试验烧制了好多次，花费10多万元，都没有成功，也用完了库存的高岭土。为此专门到江西抚州地区临川县，组织老百姓上山捡了两天，凑集了两卡车高岭土，发动陶研所全所职工用手工的方法从中挑出两吨精料。烧了两窑，因釉下彩达不到要求又报废了。大约在1975年8、9月份集中全力攻关，终于达到设计要求（参见《揭秘毛泽东专用瓷：宁可打碎不许流入民间》）。     　　
    难道毛泽东与中南海之"意"、各地领导部门之"意"、研制和生产单位之"意"不都是"意"？《家居》非要把这些说成"无意"，究竟意在何处？     　　
    对毛泽东用瓷的评价，最令人瞠目结舌。《家居》对此讲了3条，大意是：1.毛的瓷器全都以日常用瓷为主，韶山纪念馆中没有1件古、名瓷，说明了他求真务实，不喜华靡的品性。2.毛喜好朴素、自然、淡雅也体现在他的日常用瓷中。3.毛用瓷体现了他平民化、大众化和善于吸收古今中外之长的特征。     　　
    话讲到这种颠倒黑白的地步，在学术圈里"混"就很没意思了。     　　
    以没有收藏古瓷为理由，说毛泽东"不喜华靡"没有任何道理。"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有人喜欢收藏古董，有人不喜欢。不能以此为标准，就说喜欢倾囊收藏古董的康生、邓拓、田家英等人喜华靡，不务实。毛不喜欢古瓷，却喜欢法书。毛曾向黄炎培借了王羲之的真迹，爱不释手，黄几次打电话来探问，毛还埋怨他小气。毛曾于1959年向故宫借了明代书法名家的20本真迹观摩阅读（参见《家居》，第275-276页）。这算不算喜华靡，不务实？    　　
    至于说没有名瓷，笔者更难理解。一般来说，名瓷是指由名家高手，用名贵稀见原料，按照独特工艺炼制出来的瓷器精品。数数毛泽东用瓷，哪一条不符合这个标准？《家居》自己也说过，据湖南省陶瓷研究所有关专家介绍，制作主席用瓷的原料都是优中选优的特级品，世上存量极少，现在已不复存在。毛用瓷的设计人员都是中国陶瓷界顶尖人物。1974年红月季、红芙蓉、红秋菊、红腊梅4件套釉双面彩薄胎碗的设计者是湖南少工艺美术大师李小年和彩绘总工程师李人中等；毛泽东的牙具、茶花餐具、烟灰缸设计画面的则是湖南省陶瓷研究所的高级工艺美术师熊声贵。"7501瓷"的设计者包括国家级陶瓷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高级工程师徐亚凤、刘平、彭召贤等。利用当时最先进的工艺技术、按照"御供"标准制作的瓷器精品算不算名瓷？这些耗费无数人力、物力和财力，不计成本研制生产出来的瓷器在哪一点上体现了"求真务实，不喜华靡的品性"（第170页）？     　　
    说毛泽东用瓷"体现了他平民化、大众化"的特征，真怀疑自己的眼睛看花了。细读原文，发觉作者是指这些瓷器的造型和花色。用这两样说明是不是大众化、平民化能令人信服吗？几千年来，皇家也好、平民也罢，生活习俗都在不断变化。某一时期王公贵族的时尚穿着，随着岁月流逝，也可能成为平民百姓常穿衣物，"昔日王孙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只涉及社会审美观念的流变，而非某一社会阶层固化不变的审美情趣。即使在帝王群体中，审美观念也有很大差别。汉帝喜欢腰细一捻的赵飞燕，唐宗喜欢丰腴肉感的杨贵妃，哪个代表了帝王贵族的特征？在今天看来，毛泽东用瓷的造型确实有些"土气"，但这是那个彻底砸烂"旧世界"，严厉批判剥削阶级、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时代所能允许人们使用的茶餐具器型。在没有得到上级明确指示的情况下，哪个设计师敢在这方面玩花样，早被关到牛棚里写检讨去了。1975年毛在长沙，想看"文革"中被批得体无完肤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旧戏，演员们吓得不敢演。直到湖南省委派人解释后才穿上堆在仓库里多年无人问津的蟒袍青衣。至于花色，体现的根本不是"大众化"的情趣，只是毛泽东自己的喜好。毛喜欢梅花，于是全国上下一起咏梅，以为它最体现"革命者精神"，其他花草树木全都等而下之。以毛一人的个人偏好作为全民一律的审美标准，恰恰反映的是封建帝王做派。其实，真正能够体现毛泽东用瓷"平民化、大众化"，主要是其社会定位，普通百姓谁都可以买，谁都可以用。毛泽东用瓷在科研生产上要求高、任务急，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不记成本，生产的数量却极为有限，除精选出来专供毛一人使用的产品，其余略有暇疵者统统打碎，不许存世。其中哪一条体现了它的"平民化、大众化"特征？     　　
    四、毛泽东的工资怎么成了一笔糊涂账？     
    毛的工资情况并不复杂。1955年由供给制改成薪金制以后，其工资为610元；1960年10月为了体现与民众"同甘共苦"，降为404.8元，以后一直没有变。但《家居》却把这点简单的事儿搅得一塌糊涂。请看：     　　
    1955年，国家供给制、包干制全部改为工资制，毛泽东的工资大约200元，江青只有一百多元。……60年代，毛泽东和江青的工资都涨了许多，1962年第二季度，毛泽东3个月的工资总和是1214.4元，平均每月400多块；江青二季度的工资共729元，月平均243元。……70年代，他（引者注：指毛）的工资降低，党费也按规定下降。如1970年10月4日至12月8日的收支报表显示，这一季度他的工资总数是809.32元（第152-154页）。    　　
    读了这段文字，令人哭笑不得。1949年以后国家各级干部的工资标准是公开的，哪一级干部该领多少工资，其间全国干部、工人涨过几次工资，都一清二楚，尽可以去查阅相关资料。《家居》关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毛工资变化的说法，笔者闻所未闻。为什么会叙述这样一段不靠谱内容？据笔者判断，到未必是作者别有用心，而是学术功底太差的缘故。     　　
    其一，说1955年改为工资制以后，"毛泽东的工资大约200元，江青只有一百多元"，这是张冠李戴。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说："那时，毛泽东家里的生活实行经济包干制。不是供给制了，也还没实行薪金制。毛泽东每月200元左右，江青1O0多元，钱统一由我掌管。我是每月50多元。事后我将毛泽东的话向警卫科指导员毛崇横作了汇报。并写了个开支计划。伙食、衣服、杂费及节余都搞了计划表：记得毛泽东一家的伙食费我给定的是每天3元。毛释东看过计划，觉得伙食费定高了点。我解释包括待客的钱，毛泽东便提笔写了‘照办’两个字。以后便严格照此计划执行了。"（《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76-77页）《家居》作者根本没有搞清楚这200多、100多元只是进城以后实行包干制发放的生活补助费，与1955年实行薪金制后毛、江的工资风马牛不相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可行吗？    　
    其二，毛泽东在1955年实行工薪制以后，所领为三级工资，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一样，每月610元（《毛泽东"管家"吴连登：主席工资404.80元》）。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降薪：三级降12%，四级降10%，五级降8%，六级降6%，七级降4%，八级降2%，九至十七级降1%。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的工资由此降为"每月人民币404.8元"（张海林《纪坡民忆中南海往事：刘少奇、朱德日子过得最紧巴》，载《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26期）。毛的工资此后再无变化。江青工资为243元，从1968年3月起调整为342.7元（参见《新中国"第一家庭"的生活账》。《家居》作者说1960年代毛与江的工资涨了，1970年代毛的工资又降了，凭什么说这个话？1960年代初正是中国经济困难时期，广大农村饿死者数以千万计，毛、江能在这个时候涨工资吗，此时涨工资不怕千夫所指吗？说1970年代毛又降工资，因为什么原因？凡事总有因果关系，作者能给出个说得过去的答案吗？    　　
    其三，《家居》说："1962年第二季度，毛泽东3个月的工资总和是1214.4元，平均每月400多块；江青二季度的工资共729元，月平均243元。"这话没错，但说这句话意义何在，直接说每月工资毛404.80元，江243元不就结了。把一个季度的工资换算成月工资，小学生都算得过来，作者非要替读者做这些既正确又无用的计算干什么？从另一个角度看，该书的文风到是一贯如此，该说的不说，比如毛有几十件公务装、20多条睡衣、200多件内衣裤，全国各地几十处专用别墅住所等，一概讳莫如深。不该说的，喋喋不休，这也是一例。     　　
    其四，《家居》说："1970年10月4日至12月8日的收支报表显示，这一季度他的工资总数是809.32元。"（第154页）说这是毛一个季度工资，肯定错，理由不再重复。但毛两个月工资应为809.60元，此处却是".32元"，尾数不对。《家居》并未公布该报表原件。是原报表本身有误，还是作者抄错了？应当有个交待。     　　
    五、毛泽东的工资养了多少人？     
    《家居》说：曾经与毛泽东、江青一起生活的有毛岸青、李敏、李讷、刘松林、侄儿毛远新、江青的胞姐李云露及其儿子，后来毛岸青、李敏、刘松林虽然结婚相继搬出，一家的日常开支仍然颇大，收入来源却只有毛泽东、江青的工资以及毛泽东的稿费（第152页）。     　　
    多年来，一些人为了强调毛泽东日常生活"简朴"，总是拿他养了多少人说事儿。例如毛家管理员吴连登就说毛泽东工资"这404.80元里面，每月的固定开销就有200多元：党费10元；房屋以及全套家具的租金84元；（李敏、李讷）两个孩子的学费，原来每人15元，后来随着物价的上涨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有一个姐姐也住在这里，每月生活费30元；还有冬天的取暖费30多元。"（《关于毛泽东的那些谣言》）总是力图把毛供养的人说的越多越好，以证明"主席的工资总不够用"的说法，似乎是那些宣扬毛生活"简朴"的人共同手法。《家居》在这方面走的更远，连吴连登都不好意思提的毛岸青、刘松林、毛远新都拉进来垫背。     　　
    笔者且梳理一下毛泽东工资究竟供养了多少人，省得谣言继续惑众。    　　
    1．李敏，1959年结婚，1963年搬出中南海，1964年夏天大学毕业，有了自己的工作和工资，与丈夫共同生活。吴连登1964年国庆节后才到毛家管仓库（他刚到毛家时仅仅是管仓库和打杂，1968年正式任命为毛家生活管理员。他什么时间开始管理毛家财务的，不详），他说自己管账时毛家每月还要给李敏学费30元，就算是从1964年10月以后开始的，李敏也不在其列。     　　
    2．李讷，1965年夏大学毕业，随后参加"四清"。从1965年夏天起有工资，经济自主，不用毛家供养。     　　
    3．刘松林，1949年以前已经参加工作，有自己的工资，不用毛家供养。     　　
    4．毛岸青，患病长期不工作。奇怪的是，目前披露出来的毛家财务账目上均无此人用度支出的记载。1949年以后，毛岸青的生活费是如何解决的，至今不详。    　　
    5．毛远新，是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毛泽民-毛泽东的亲弟弟与朱旦华的儿子。1951年朱把毛远新送到毛家生活。他用不用毛家供养？笔者认为不用。原因是朱的丈夫毛泽民在新疆被盛世才杀害后，关押在新疆的朱旦华等共产党人在张治中主政新疆时被释放。后朱与同时被囚的方志敏弟弟方志纯结婚。两人婚后没有孩子，只有方的孩子囹子、朱的孩子毛远新两人。方、朱皆为中共高干，方先任江西省副省长，后任省长，夫妻工资都不低，不会不支付毛远新的生活费。毛远新于1965年大学毕业，有自己的工资，与毛家财政无关。    　　
    6．江青的胞姐李云露及其儿子。据吴连登的说法，每月生活费30元，由毛出。这笔钱维持到什么时候？据厨师程汝明说，"文革"期间，他奉江青之命到被赶到清华一间破房子里寄居的李云露家里去看她，发觉她生活十分狼狈。此时毛泽东是不是仍然在掏这30元生活费，尚不清楚。     　　
    《家居》非要把这么多无关的人拉来充当毛家抚养对象，又拿不出每月抚养他们的金钱数额，造假水平实在不高明。其实，"文革"初江青与其机要秘书杨银禄闲谈时，早把这个情况说清楚了："现在孩子都大了，都工作了，我和主席的工资，除了吃饭、穿衣，没有别的用场"。且不论毛每年以万元稿费补贴家用的事实，单就毛的工资而言，所谓"钱不够花"也是骗人的鬼话。     　　
    六、毛泽东每月交多少党费？     
    《家居》说：毛泽东的生活账记载有他交党费的情况。他每月交20元党费，从来没有滞交、少交过。……1970年10月4日至12月8日的收支报表显示，这一季度他（指毛）的工资总数是809.32元，交党费20元（第154页）。     　
    《家居》自己拆自己的墙脚。既然前面说每月党费20元，为什么在1970年10月4日至12月8日"一季度"的收支报表里却只交党费20元，这不暗示毛泽东滞交和少交了吗？另外，毛自从1960年10月起工资标准是404.80元，一个季度怎么只发两个月的工资，第三个月工资哪儿去了。仔细研究了一下，才发觉作者根本就没有看懂这份1970年的报表，硬把毛两个月的收支当成一个季度的，自摆"乌龙"。那么，该书公布的两份资料能证明毛每月交党费20元吗？笔者认为恰恰相反。前一份是1967年12月、1968年1月份的党费交纳情况（第153页，附有原件），党费是40元；后一份是1970年10月4日至12月8日的收支报表，党费是20元（第154页，没有附原件）。前一份把江青工资也列入收入项，可见毛、江经济上尚未分家，账目中支出的两个月党费当然包括毛、江二人，每人每月10元，两个月40元；在后一份资料中，江青工资是否纳入收入项不详。据笔者判断当不会列入。理由是江青已于1968年搬到钓鱼台，自己开伙，收支单列（即管理员吴连登所说的"二号账"），交党费自然也不会从毛的账上出。两份资料到足以证明毛、江二人每月每人党费均为10元。所谓毛泽东"每月交20元党费"，只是《家居》作者的个人臆想。    　　
    《家居》诸如此类的问题甚多，因篇幅原因，笔者就此打住，不再继续评论。
     笔者不解的是，这部自相矛盾、词不达意、刻意隐瞒和曲解事实的质量低劣读物的出版，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活动中究竟增加了哪些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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