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林彪与“五一八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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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几乎所有的批林文章中，都无一例外地把林彪在66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简称“五一八讲话”，列为批判的重点之一。理由有二：其一是，林彪在会上大谈政变问题，危言耸听。尤其是联系到后来社会上流传的“二月兵变”，似乎林彪是关于制造兵变问题的始作俑者。九一三后，人们也认为林彪阴谋政变，早已有前因，于是林彪政变之说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其二是，1972年，在批林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布了毛泽东1966年7月给江青的一封信，信中毛明确表示了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一些提法的不安。即林彪所谈的政变问题和紧跟毛泽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也成了毛泽东洞察一切，早就怀疑林彪野心的理论根据。让人感到老人家真是明察秋毫，即使在用林彪时也对其有所怀疑，后来又给了林彪很多改过的机会，林彪不听毛的，终于走向历史的反面，咎由自取。似乎毛泽东却成了受害者，是个林彪被蒙蔽的伟大领袖。
　　 今天看来，林彪当年的“五一八讲话”的确有很多错误的地方。但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应该放到三十多年前的环境中去全面观察。这个环境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因素。脱离当时党内斗争的情况，国际，国内的具体环境及毛泽东本人当时的指导思想来批判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是不客观的。
　　
　　 一，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前的交锋

　　 自1965年12月会议以后，在杭州，上海的毛泽东与在北京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周恩来在如何进行文化界的批判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尤以毛泽东与刘、彭的矛盾最为尖锐。周恩来说话谨慎，尽管周恩来不同意毛的一些做法，但历史的经验告诉周，他绝不能公开与毛唱反调。邓小平则尽量躲开是非之地。如66年3月军委批判罗瑞卿会议，邓小平在会议的当天就离开北京去西南三线考察。4月杭州批彭真会议，邓小平也没有出席。这样，等于在第一线与毛抗衡的主要是刘、彭。彭真作为中央常务副总书记、中央秘书长是刘少奇处理党务的最主要副手。要打到刘少奇，必须先打到彭真，这点毛十分清楚。除此之外，在涉及国际共运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彭真也出现重大分歧。其一是，1966年1月关于中共是否派出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刘少奇、彭真、周恩来及以林彪为代表的军委都主张继续派代表团。因为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大会都邀请兄弟党参加，即使有分歧，也同样发邀请，这已成为惯例。刘、周等人认为分歧归分歧，毕竟中苏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况且，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五十年代苏联援助中国的大量工业设备及军事装备趋于老化，零部件极度匮乏。中国此时又面临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的威胁，缓和中苏关系非常重要。与苏联和好的呼吁在军方也十分强烈。但毛泽东已认定苏共是修正主义，坚决反对出席苏共二十三大。况且此时，他已认为刘少奇等人要走的就是苏共的道路。一波未平，波澜又起。当年2月，中共与日共的关系又因毛泽东个人所为导致决裂。66年2月，日共代表团访华。在中苏论战期间，日共虽说保持中立，但基本上是倾向中共的。由于日共代表团为维护与苏共的关系，主张在两党的联合声明中不点名（苏联）地批判修正主义。对此，北京常委刘、周、邓等人决定：一。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二。尊重宫本显治的意见，在中日两党声明中不点苏联的名。然而，当彭真将常委意见通知毛泽东后，毛泽东大为光火：他们同意，我不同意。联合声明不发，代表团不派，原则问题不能做交易。最终，毛泽东个人否定了常委会的决定。中共与苏共、日共几乎同时断绝关系。这两起兄弟党关系问题愈发激起老人家要在国内展开大规模反修斗争的决心。从表面来看，这好像只是兄弟党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但究其实质，却是毛泽东极左思想在国际共运中的延伸。
　　 66年2月，彭真的中央五人小组拿出关于文化革命的汇报提纲之后（这个提纲是经刘、周、邓同意的），彭真带着小组成员赴杭州向毛汇报。提纲的中心思想是将文化界的批判活动局限在一定的范围。此时，刘、彭向毛做出让步。（彭真同意批判吴晗）毛泽东也表现出十分的大度（毛同意彭真的意见，将批判局限在文化界），圈阅了提纲。以至于北京的常委都松了一口气。南北之争似乎可以以双方作出让步而告终。汇报提纲工作结束，彭真去外地视察。刘少奇也按计划去国外访问。（刘少奇原本因66年1月大病一场和与毛的争论，准备取消访问计划）。没有人会想到这实际是毛的缓兵之计。就在彭真等人起草汇报提纲时，江青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也在起草另一个历史性的文件。北京的常委都被蒙在鼓里。刘少奇出访后的第二天，毛泽东马上就推翻了自己原来的指示，开始指责彭真。并在极短的时间内，两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到了彭真。等刘回到杭州出席常委扩大会议时，摆在他面前的是彭真已被毛点名批判的既成事实。而且，周、邓也已默认。杭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彭、罗、陆、杨问题。（因为此时打到彭、陆仅在常委会上占了多数）。而刘少奇却坚持召开中央全会，解决问题，并讨论文革问题。毛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目的，就在于要将江青张春桥等人塞进会议，并提出所有出席会议者都有表决权。刘少奇认为党内重要人事变动必须经过中央全会通过。这也是刘少奇剩下的唯一能与毛泽东抗衡的办法。此举将把江青、张春桥、关峰、戚本禹等这些未来的文革干将摈之于全会的大门之外。而这些人都是毛泽东的马前卒。只剩下康生陈伯达等人在全会中不足以形成多数。刘少奇对此是有把握的。
　　 这点与1957年6月苏共政治局要罢免赫鲁晓夫，而赫鲁晓夫却通过把政治局会议变成中央全会，一举扭转局面有雷同之处。刘少奇深知，打到彭真，就等于打到他自己。这是他最后一搏。如果全会顺利召开，既能保全自己，又能挽救彭、陆。毕竟毛泽东的所为是不敢拿到全会的台面上来的。有迹象表明，当时的总书记邓小平最初也是同意召开全会，而不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但最后，邓小平放弃了与毛对抗的做法，改为支持召贻d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大人何因在此时放弃了对刘少奇的支持不得而知。从以往的情况看，实际上，在思想上邓与毛更为接近；而刘、周、彭则有较多共同点。后来刘、邓在文革中迥然不同的境遇即可说明。由于主持书记处的总书记转而赞成毛泽东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安排，周恩来也默认，在北京的常委中，刘少奇已不能得到多数。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确定了四项内容：1，江青，张春桥等人正式走进中共高层，并组成以陈伯达，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隶属政治局常委会领导，实际上变相地取代了书记处的职能。2，毛泽东设想的文化大革命得以通过。“五一六通知”是以中央文件方式下发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基层组织。3，刘少奇的最主要支持者被合法打到：彭真（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及党务）、罗瑞卿（军队）、陆定一（文化宣传）、杨尚昆（中办）。4，陶铸、叶剑英进入政治局。（陶铸历来与刘少奇关系不睦，是毛的支持者）从后来的情况看，如果在五月召开全会，毛泽东未必稳操胜券。相反，刘少奇很可能通过合法的程序，限制毛泽东理想主义与诗人气质的结合物——文化大革命这一怪胎的出现。即使到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多数委员还是不同意批刘。以至于中央还要在9月和10月继续开工作会来贯彻毛的批刘方针。邓小平后来也被打到主要是因为在此期间反对批刘。
　　
　　 二，林彪“五一八讲话”的有关背景

　　 政变问题是林彪五一八讲话的重要内容。那么林彪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讲话？国内背景：60年代初，中苏两党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导致了空前的公开大论战。这场导致国际共运分裂的论战，在今天看来，主要责任在中共，尤其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当时的激进派，其他如邓小平、彭真、康生等，均是毛与苏共论战的积极支持者。今天，如果我们再翻出当年中共的九评来看，恐怕没有一条能站住脚。而刘少奇、周恩来却持稳重态度。1960年10月，刘少奇访苏后，中苏关系迅速好转，是个难得的机会。（历史上，中苏两党关系最好的两个时期，一个是1954年到1956年；另一个就是短暂的1960年10月到1961年4月）然而，决心当国际共运老大的毛泽东又一次在61年4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发起进攻的姿态，为恩维尔·霍查这个欧洲社会主义一盏十分昏暗的小灯泡和其惟我独尊领袖欲望，不惜与众多的给中国巨大帮助的社会主义国家翻脸。毛泽东的乌托邦意识形态在国际如此，在国内亦然。
　　 自1965年1月，毛泽东决心从政治上打到刘少奇后，如何达到这一目的，老人家的确费尽心机。老人家此时能依靠的力量主要是军队。军队拥毛不假，但是否会反刘，毛并没有把握。为此才有65年9月到11月，毛频繁在中央会议上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毛首次公开号召地方包围中央，打到中央的修正主义。林彪的讲话中也提到，毛几个月来睡不好觉，在部署防止政变的事情。如果毛没有做这些，谅林彪此时也不敢信口开河。林彪当然不会提到，毛防止中央政变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38军调到保定，用做勤王。并指示：文革期间，不经军委主席批准，任何人不准调动一兵一卒。毛防的是谁？当然不是林彪。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恰恰是在38军部署完毕后召开的。同时，北京卫戍区也增加了两个师的警卫力量。毛内心惧怕刘少奇召开中央全会，不然在敏感时期调集部队到北京干什么？毛实在是做到了双管齐下。包括在必要时以武力解散刘少奇可能召集的没有毛泽东参加的中央全会。
　　 国际背景：60年代中期，国际上政变频繁。主要来自一些刚独立不久的第三世界国家，其中有些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在此，只举几个突出的例子。非洲，1964年1月，周恩来总理出访加纳，适逢加纳政变。与中国友好的恩克鲁玛总统险些遇刺。周恩来是在坦克、装甲车戒备森严的总统府与恩克鲁玛会面的。此事给中国领导人予强烈印象。1965年，阿尔及利亚布迈丁政变推翻了本·贝拉总统。阿尔及利亚是当时与中国最友好的非洲国家。在独立战争期间，中国和捷克是仅有的两个向阿尔及利亚公开提供武器装备的国家。以至于独立后，阿尔及利亚政府把民族解放阵线总部对面的大楼给中国做大使馆用，理由是随时可以与中共联系。后来想要也要不回来了。
　　 在此，特别要提起的是与中国和中共关系最密切的东南亚国家，印度尼西亚1965年发生的九三○事件。在中苏两党争论公开化后，印尼共产党坚决站在中共一边并在苏加诺的政府和军队中有巨大影响和实力。1963年至1965年中国与印尼的关系十分友好。印尼共产党领导人频繁访问中国。1965年9月30日，由印尼总统府警卫营长翁东中校（共产党人），带领部队发动政变。逮捕并枪决了亲美英的七人将领委员会中的六人，陆军参谋长纳苏蒂安逃亡。到10月1日，政变成功。印尼政府及海，空军和部份陆军均站在政变委员会一边。然而，恰恰漏掉了陆军战备司令部的苏哈托少将。短短的两天时间，苏哈托紧急调动可以使用的部队，又进行了反政变。在美英等国的支持下，苏哈托终于掌握了局势。印尼共产党及左派遭到前所未有的杀戮。苏共为此指责这是毛泽东冒险主义的巨大失败。九三○事件对中共的打击是巨大的，中共在东南亚最大的盟友从此不复存在。艾地（印尼共产党总书记）之死，对毛泽东本人也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以后关于反革命政变成功，就要有千百万人头落地的说法，与此不无关系（印尼共产党及亲共人士前后被杀达四十万之多）。这一杀戮从65年10月持续到67年苏加诺最后交权给苏哈托。也就是说在林彪“五一八讲话”之时，印尼对共产党的屠杀仍在进行。
最后再看看老大哥苏联。1957年6月，苏共政治局多数要罢免总书记赫鲁晓夫。发起人是在思想上与毛有共同之处的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布尔加宁。这些都是斯大林时期的老近卫军。在维护斯大林主义上毛泽东与他们有着共同点。特别需要一提的是，政变前一个月，即1957年5月，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时，中共给予他的接待规格是空前的。远超过赫鲁晓夫的接待规格。然而，在朱可夫的帮助下，赫鲁晓夫成功地把政治局的少数变成了中央全会的多数。赫鲁晓夫取得了胜利。
　　 1964年10月，苏共再次发生不流血的政变。赫鲁晓夫被赶下台。老大哥七年中的两次政变毛泽东记忆犹新。当然，毛泽东不会认为林彪可能成为57年的朱可夫。但老人家会不会防止贺龙、罗瑞卿成为57年的朱可夫呢？从65年12月会议后，贺龙、罗瑞卿同时被解除兵权来看，老人家可能正是这样考虑的。
　　 由此可见，在文革初期，真正考虑防止政变的首先是毛泽东。林彪的讲话无疑是毛泽东思想的体现。而不是林彪自己的发明。早在1964年2月，毛泽东在与金日成会见时，就对金说：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不是假设，是很有可能出现的。彭德怀要是象赫鲁晓夫那样掌握了党、军队和国家的权力，今天，我们就不会坐在这里。我们可能会象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的处境一样。这些人（指彭德怀和赫鲁晓夫）总是想复辟，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从1966年1月至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前这段时期，可以说是政局最为扑朔迷离的时期。毛泽东认为他正在进行一场反复辟的斗争。“五一六通知”的发出是毛泽东一个巨大胜利。刘少奇垮台就是个时间问题了。
　　
　　 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主角是谁？

　　 由于林彪关于政变的讲话，加上林彪很快在8月的十一中全会上取代刘少奇这一事实，似乎林彪就是五月会议的主角。其实不然。五月会议的主持人是刘少奇，他在主持打倒自己的会议。自1965年11月至1966年5月，中共实际上形成了两个中央。一个在上海，它是毛泽东的临时中央，另一个在北京，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央。康生的作用在于毛泽东所有重大指示都是由康生代表毛到北京传达。五月会议的真正主角是康生、陈伯达、张春桥、江青和幕后的毛泽东。
　　 林彪是在会议召开十几天后才讲话，讲了几个小时。康生则讲了两天。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是在“五一六通知”形成通过之后。这点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没有“五一六通知”的形成，林彪的讲话也可能不是这个样子。从历史上看，林彪从来是紧跟毛泽东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也许林彪本人当时也是不理解的。他是在表明自己的真实心态，还是在告诫其他与他有同样看法的同僚们？可能二者兼而有之。
　　 我们从林彪最初对江青关于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的态度也可窥见端倪。
　　 林彪与江青（代表毛）对建国17年的文艺界评价是截然不同的。林彪认为方向路线的问题已经解决，剩下的只是水平质量问题。而江青（即毛泽东）却认为是修正主义路线问题。林彪并未委托江青开什么座谈会，是江青秉承毛的旨意上门找林彪。为此，林、江二人还有一段十分不愉快的谈话。林彪不看僧面看佛面，让叶群通知总政派人（刘志坚等人）到上海参加江青的座谈会，叶群让他们带的资料却是研究三大战役的文艺创作。对于毛泽东来说，这个纪要是纲领性的文件，与之对立的是彭真五人小组的二月提纲。林彪原本住在苏州，后为躲避江青的纠缠，搬到了他很少去的济南。
　　 林彪最后同意已军委的名义下发此件是迫不得已。其一，江青明确告诉林彪，此件毛审阅了三次，最后毛定稿。其二，林彪在通知北京军委其他成员时，特意强调这是毛审阅三次，并做了修改。林让军委成员讨论并拿出意见。林此举无疑是告诉军委成员，这既不是林彪的意见，也不是江青的东东，而是老毛的大作，你们自己看着办，我林彪是无能为力的。军委全体通过。在文件下发时，毛泽东为了给自己也给江青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亲笔加上了“林彪同志委托”这关键性的几个字。“为要打鬼，借助钟馗”，这是毛泽东给江青信中说的。但究竟是谁借谁呢？
　　
　　 四，林彪是不是接班人？

　　 把林彪通过“五一八讲话”归为林、江勾结，打到刘少奇，过于牵强。在整个毛刘斗争的最激烈时期，即1965年12月至1966年8月，林彪除了有“五一八讲话”，基本上置身于斗争之外，尽管他是常委之一。就连后来8月要选举他为第二号人物的十一中全会，林彪也没参加。直到8月6日，毛泽东最后要和刘少奇公开摊牌，在数次电召林彪回京均被林彪以身体不好回绝后，毛急派徐业夫乘专机到大连，请林彪务必连夜来京出席会议。林彪才迫不得已前来。无奈的林彪恼怒地把毛泽东让他出任第二号人物的纸条撕个粉碎。一心想置身事外的林彪最终还是被绑在了毛泽东的战车上。事情的发展已经由不得林彪了。除非他与毛公开撕破脸。
　　 第二号人物是不是接班人？由于林彪在十一中全会最后临时增加的选举议程上（原本议程没有此项内容，是毛在会议结束前临时要求的）被排在第二，取代刘少奇，故很容易让人连想到接班人的更替。其实，不管从那个角度来看，这只是毛泽东的权宜之计。因为，老人家此时太需要借助林彪的力量了。即便后来，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被写入党章，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党章是可以修改的么。林彪这个二号人物不可能成为接班人的原因，除了其自身的原因外，还有几点要补充。
　　 1，毛泽东从未谈起过林彪接班的问题。毛泽东在与国外领导人谈论中共高级领导时，曾有两次较为详细的对中共其他领导的评论。一次是与赫鲁晓夫。当赫鲁晓夫问起中共领导人的情况时，唯一得到最高评价的是邓小平。毛对赫鲁晓夫说：你要注意那个小个子（指邓小平），此人前途无量。毛泽东在与蒙哥马利谈话时，却是另一番说法：毛后是刘，刘后是周，周以后的事他（指毛）管不着。毛、刘、周均为同时代人，其实根本谈不上什么接班不接班的问题。而且谁先死，谁后死，只有天知道。毛在两次谈话中没有提到林彪。
　　 2，五六十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共高级领导做过份析，并预测毛后的接班人，结论是邓小平。
　　 3，在中共高级领导中，陶铸是与林彪交往很深的。如果说聂荣臻是对红军时期的林彪了解最透的，那么，陶铸无疑是对45年以后的林彪了解最透的。林、陶的关系非同寻常。但陶铸却在公开场合这样说：如果推荐毛主席的接班人，我第一个赞成邓小平。陶铸根本没有提过林彪。陶铸是了解林彪的。
　　 4，周恩来在十一中全会前，曾与王稼祥谈话，提到毛泽东的接班人问题。周说：毛主席的接班人可能是林元帅或邓总书记。
　　 1966年8月的十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得满票的是四人，排名：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后来公布名单前，毛将陶铸、陈伯达放在了邓小平前面。当全会选举林彪为二号人物后，林彪在全会上的一番讲话是很耐人寻味的：
　　 “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现在主席和中央已决定了，我只好顺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除了林彪，在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中，恐怕没有几人能说出这样的肺腑之言。用诚惶诚恐来形容此时的林彪并非夸张。高处不胜寒。林彪最后的错误就在于他本人所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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