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铁扣的文革回忆（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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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扣的文革回忆（７）：红卫兵之死


67年10月18日，我从广西返回八一中学。当时学校的气氛和我6月份离开时大不相同。红反团占据着三层的教学大楼，一层和二层之间增加了很厚的一道木门，楼顶支着两顶帐篷，四个楼角按着高音喇叭，虽说两派已经开始联合，省革命委员会已开始筹备，可以看出，两派还没有走出武斗的阴影。

袁伟英等同学向我介绍了过去三个月我不在期间广州发生武斗的情况。

6月1日，在广州糖厂发生武斗，两派各有二三百人，多人受伤。

6月15日，地总和工联在广州造船厂发生武斗，几十人受伤。

7月21日，广州糖厂有发生大规模武斗，有死伤。

7月23日，发生广州最大一场武斗，主义兵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总部成立一周年庆祝大会，与在越秀山召开“721”殉难烈士追悼会的旗派相遇，一个办喜事，一个办丧事，冤家路窄，发生大规模武斗。

8月4日华工红旗和“八一八”在华南工学院发生武斗。


8月11日，17中学红旗派乘车经过东风路省人委招待所大楼前，遭到伏击，当场死5人，伤多人。

8月16日旗派围攻省总工会大楼，互有伤亡，参加的有我认识的中大“八三一”的黄意坚和王挺。

8月20日红旗派多辆汽车经过三元里，和郊贫联发生冲突，死伤多人，其中有鉄中的。

8月22日，中央把广州两派群众组织头头召到北京，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赴京谈判代表，进行大联合谈判。

9月以后，大规模武斗基本平息。　　

还有同学告诉我说，虽然红旗派一直攻击军内有武斗幕后黑手，但他们从家长那了解到，每次武斗发生，军区都派出部队进行制止，有时把被围困的一派解救出来，因此有的战士还受了伤。

更没有想到的是，武斗的阴云向黄华园飘来。

10月27日，红反团五、六个同学去位于东风路的军区后勤部看电影，返回时被堵在校门口的十几个主义兵拦住围打，往外冲时红反团的肖晋晋用刀扎伤了其中一个主义兵（外号胖子）的胳膊。主义兵追赶这五、六个人至红反团占据的教学大楼，形成对持局面。主义兵躲在大楼对面树影里，高喊要我们交出凶手，扬言要炸掉大楼。我们当时在楼上有二十几个人，怕对方攻上来，我们把一些桌椅堵在一二楼之间的木门内。12时左右，主义兵点燃横在一二层间的木门，大火很快燃烧起来。凌晨1时，楼下已聚集了很多人，我们在楼顶上也分辨不清那派和那派。消防车开来两辆，开始灭火，折腾到4时，主义攻也攻不上来，我们也冲不去，人群才开始散去。

28日上午9时，我们才知道：王勇被主义兵捅死，史乔乔被捅伤。

消息是王勇家长先知道的，王勇（苏穗英）的父亲是原省公安厅副厅长、省保卫处长苏汉华，当时任肇庆地区副专员，王勇随母亲姓王。

史乔乔被家长送到花县166医院。我们和家长一起把王勇的遗体由军区第一门诊部送往东山区殡仪馆。

29日中午在食堂打饭时，不知道王勇遇害的主义兵还要报复，又打破了舒大奉的头。

这时对于27日晚上的情况，我才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是军训团干部隔离了两派，阻止了主义兵对大楼的冲击。当王勇遇害和史乔乔受伤时，是军训团和消防队把两人救上消防车，声称有第二火场，才把两人送到军区第一门诊部抢救。

几天以后，王勇追悼会在东山殡仪馆举行，参加大会的有旗派五六百人，哈军工红反团，北航红旗等单位都送了花圈，并发来唁电，王小川代表武汉三司也发来唁电。我不知道她和王勇是怎么认识的，王勇未去过武汉，应该是在武汉三司驻穗联络站认识的。有二百多人把王勇的遗体送到天河公墓火化。

追悼会前后几天，旗派多次冲击八一中学，声援红反团。我和袁伟英按照军训团领导的指示，把他们拦在校门口，其中有一次是王挺和李正天带队来的，队伍从校门口一直排到省党校门口，有五六百人，袁伟英含泪把他们劝了回去。

离我们学校最近的中学是位于越秀北小北路的17中，王勇遇害以后，17中、鉄中旗派和我们搞过联合调查，追查凶手。17中追查的是811汽车被袭击的凶手；鉄中追查的是820预袭时杀害本派两名队员的凶手，后来听说都有结果。

杀害王勇的凶手，是我几年后在内蒙插队才知道的。 凶手是本校一黄姓主义兵，在部队服役期间被秿，获刑6年。

1968年一月，听说清远县的“造反派”被围攻，广州的“红旗派”就派出人员去支援，听说其中有我们红反团的。1968年1月13日，5人被打死。这时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已经成立，是筹备小组派黄意坚和我去处理此事。我们在清远停留2天，在当地筹委会的帮助下，用船顺北江而下接回广州去清远的红卫兵和5个人的遗体，其中有17中陈安，林尤侠两位死难同学。


对红卫兵运动，我不时在内心中思索。其中最深感遗憾的就是失去了王勇，愧疚之心一直到今天。

此外，我也想过自己从“老红卫兵”到造反派的转变历程。在我来说，这种变化非常自然。从我的回忆中可以看出，我成为造反派，一来因为在北京时到大学看大字报，领悟到“反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文革的大方向；二来则是受到大学生造反派的影响。此外，造反派的一个特征是不认同“血统论”，不强调出身；我也不接受“血统论”观点。我想，倘若后来中学没有出现造反派红卫兵，只存在“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文革就停留在反地富反坏右、抄家那种层面。这样的运动，或许没有那么多“揪斗走资派”事件，但中学里必定有大批学生被排斥在外，而这不会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所愿见到的局面。

有一些当年的老红卫兵对丧失文革初期的那种特别地位有许多怨愤，并因此认为自己是被“利用”；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偏激的情绪。我认为，老红卫兵“破四旧”抄家这些行动，并不是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他写信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动机是支持群众起来参与文革，而那时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们也还没有搞抄家，血统论也没有形成。后来老红卫兵们迅速变成只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搞武斗，应该令毛泽东感到失望；因此他不再钟爱老红卫兵，在文革的演变中转而用军队、用工人来稳定局势，实在是种意味深长的变化，也是形势促使的变化。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对自己从“老红卫兵”转变成造反派，并没有懊悔的感觉。我不认同“主义兵”的思想倾向，那个时候我也不欣赏当“逍遥派”。然而，我也觉得，造反派确实有“唯我独革”的毛病；而当时中学生们大多是二十岁不到的年青人，血气方刚，“粪土当年万户侯”；这致使文革朝着派性对立、互不退让的冲突发展，直到１９６８年七月首都工人宣传队进入大学，才结束了群众性的暴风骤雨般的运动场面。王勇的遇害，也是这种派性尖锐对立的直接结果。当时我们虽然也说自己有缺点错误，但我们这些“八、九点钟的太阳”、“革命小将”身上究竟有哪些不足，我们那时根本没有想过。只是在回头看自己年青时期的经历，才能察觉到那些冲动、不顾一切、缺乏理性的弱点，在一个理论指导有根本缺陷的政治运动中，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当我想到这一层时，就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学校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非常内疚。

许多历史的教训不可忘记，我们为文革付出的太多太多，应该从自身的错误中学习。在刻意制造的遗忘面前，我们要留住自己的记忆。


下图是王勇遗像


刘铁扣在主持王勇追悼会


王勇的母亲和广州八一中学红色造反团的部分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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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扣的文革回忆（８）：　红卫兵战歌


1967年夏季，红卫兵运动达到高潮，伴随红卫兵运动的文化文艺活动开始活跃起来。

八一红反团在1027（王勇遇害）事件以后，在袁伟英的筹划下，接连出了四期以“八一风暴”命名的四开纸的小报。

在广州，文艺演出也层出不穷，最有代表性的是广州主义兵的大型歌舞《红卫兵万岁》和旗派的《红卫兵战歌》。

《红卫兵万岁》主要在第一工人文化宫演出，《红卫兵战歌》一直在人民公园的劳动剧场演出。

《红卫兵战歌》67年秋在省艺术专科学校筹备时，我们红反团张江、曾小森、樊志军等就在那里参加了合唱团的排练。张江的母亲曾任省艺术专科学校校长，父亲是军区战士歌舞团政委。我们学校的音乐教师谢恒声也是从军区战士歌舞团出来的。68年2月我去劳动剧场看他们演出时，17中的一个女同学，曾在军区战士歌舞团参军服役过，当时是《红卫兵战歌》的负责人之一。当她知道我是八一中学红反团负责人时，希望我留下来参加《红卫兵战歌》的保卫工作。我当天就没有回学校，和其他参加演出的同学一起住在剧场右侧的展厅里。

我记得演出是售票的，好像是收一角钱，场租费、水电费是要交的，余下的钱除道具和演出的化妆品开支外，只够每人晚场结束后在公园内的小食部按预定的享受一碗红豆粥。我们这些半大小子感觉不够，自己掏钱买一个五分钱的面包，如果再加1分钱，则可以买一个酥皮的。

此时是《红卫兵战歌》演出的鼎盛时期，由于有“珠影东方红”和“广州部队文艺兵”等造反派文艺工作者的帮助（其中邀请指导排练的导演中，有些人参加过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广东演出团近一年的演出），创作水平，表演和演奏水平都很高，作品的内容则包括了造反派红卫兵从产生到被毛主席肯定的全部历史过程。

《红卫兵战歌》有一个近百人的乐团，好多是原来市里的中学生乐团的，也有各个学校乐团的，我认得的有离我们学校比较近的省实验学校的学生。乐团的主要乐器就值十几万，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战歌》领导告诉我们这是要保护的主要对象。

打天幕的幻灯设备，据说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用的，设备可以近距离的打幻灯片，当时在国外还没有。《战歌》领导告诉我们注意保密，特别不要给港澳来的人员看到。

1968年2月22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军队和地方主要领导有：黄永胜、邱国光、阎仲川、黄荣海、陈郁、孔石泉、王首道、陈德等；红卫兵群众组织的代表中有旗派的高翔、武传斌、林昌文3人和地派易作才等人。

此时对于我们在《红卫兵战歌》的造反派红卫兵来说，并未意识到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应该转立场，消除派性，实行大联合。

68年三四月间，八一中学大部分同学参军，杨秋元去了驻河南省某部，袁伟英去了驻惠阳某部，张江去了广空高炮部队，樊志军去了兰空某场站。对于这次部队子女大规模入伍，社会上出现一些非议，特别是其他同学只有走上山下乡这一条路时，认为这是一种特权。

我虽然因种种原因没有入伍，但我对这次部队子女入伍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在当时两派冲突的情况下，不是他们伤害另一派，如（王勇遇害事件），就是被另一派报复遭到伤害。67年4月和8月，周总理在广州两次谈到部队子女教育特别是对广州主义兵的教育问题，要求军区领导管好自己的子女，不要使大部分人犯错误。当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文革将要在革委会领导下进行，两派已经联合；但大学中学小学又尚未开学的形势下，把子女送入部队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当时广州两派的摩擦还时常发生，６８年５月２２日海珠广场供电局武斗，白鹤洞５月３０日２２中武斗；到６月３日更发生了中山大学火烧物理楼（十友堂）的武斗。

当时《战歌》是没有武器的，参加保卫的人员只有一根自制的钢管，是从旧自行车上锯下来的，平时就放在睡觉的地方，没有带进演出剧场。

抢枪之风再一次在广州蔓延，《红卫兵战歌》也曾组织过一次去空军部队的抢枪，由于部队早有准备，并没有得逞。经过策划以后，十几个女同学采用贴身战术，抢了在文化公园对面南方日报大厦门口执勤的6968部队战士的半自动步枪一支。

文化公园斜对面就是有名的沙面岛，由于广州远洋总公司设在上面，那里也是远洋公司地总的总部。有时发生两派的对射，有一次晚上9点多，我和曾小森及另外两名同学在文化公园外围巡逻时，在沙面旁边的新海珠桥头，被十几个端着木把冲锋枪的沙面地总捕获，分别在沙面江边的大榕树下进行审问。我声称自己是合唱队的，因为饿了，出来找吃的。当对方得知我是八一中学的学生，并且父亲是南海舰队的干部时，对我态度有很大转变，对我进行一番教育后，先放了我，但不准我直接回文化公园，要我上桥，通过河南，经海珠大桥回来。下半夜2点多，我才回到文化公园。曾小森和另外两人按我的路线回来时，在河南又被主义兵抓获，第二天下午才被放回来。后来我想，地总对我态度转变，可能其中有在海军服过役的，因为海员中有一部分是舰艇部队退下来的战士。自此，我们外出就比较谨慎了。

6月份，《红卫兵战歌》曾到肇庆演出两场，这是唯一的一次离开文化公园劳动剧场的演出。我抽空游了肇庆七星岩，那里平静的湖光山色与市内两派剑拔弩张的架势形成鲜明的对照。

经过肇庆专署的大门时，我想到这是王勇的父亲苏汉华任职副专员的地方。我知道苏伯伯是受杨尚昆窃听案牵连遭贬的。十年后，我在内蒙航天某厂工作，听说了杨尚昆复出和习仲勋主持广东工作，我便留意苏伯伯是否复出担任重要工作。也许是苏伯伯身体的原因吧，没有看到这一点。

６８年7月3日，中央批转解决广西问题的报告。部队开始扫荡广州市仍然存在的少数造反派武斗据点，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中学造反派红卫兵被部队战士开枪打死。在这之前，《红卫兵战歌》主动把抢来的那支半自动步枪交了回去。

7月底，武传斌因在北京组织全国性造反派组织，被周总理严厉斥责，回广州后造到拘捕。

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传达毛泽东指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很快，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全国各大、中学校和各机关、团体，开始了对这些地方的领导，自发的群众运动开始逐步受到控制。

8月份随着大部分演出人员回校，《红卫兵战歌》宣布解散。


《红卫兵战歌》的演出剧照
文革回忆（８）－　红卫兵战歌



《红卫兵战歌》演员们在广州烈士陵园内合影
文革回忆（８）－　红卫兵战歌


《战歌》全体成员在广州文化公园内的合影
文革回忆（８）－　红卫兵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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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扣的文革回忆（９）：　曲终人散觅重逢


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

我和司东升、曾小森是最后离开八一中学的。曾小森回陕西阎良他父亲任职的西飞公司，我和司东升在位于河南马榴岗的海军招待所搭军车回南海舰队。因在老家的祖父母年事已高，需要照顾，我遵照父亲的愿望，１９６９年春节刚过，就回到河北省饶阳县五公镇杨各庄村下乡，72年又转去母亲的家乡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毫沁营镇沙梁村下乡。司东升进入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在湛江的农场。曾小森回陕后，先下乡，后参军。由于我和司东升是中小学十二年的同学，他是我唯一没有中断书信联系的校友。

离开的前几天，我们向初中班主任王衡昌（另一班主任赵本炎因避祸在广州郊区居住时和女儿落水身亡）、高中班主任杨清、郑千一辞行，因为当时还笼罩在文革的阴云中，没有说过多的话，只是互道珍重。

同学中唯一没有离开学校的是我们同班的孙江东，他是八一中学毛泽东主义兵负责人之一，他留校作入学新生的辅导员。

1975年，随着知识青年返城的浪潮，我被选调进入航天工业部第四研究院工作。
下图是90年在东风21试验发射现场的留影，三排右二是我。



1991年8月，突然接到同班同学于中原的电话，电话是从他们在沙河省军区九重天餐厅聚会现场打来的，在电话里，几个同学问了我当时的情况。随后接到于中原来信，她是和我恢复书信联系的第一个同学，邀请我有机会回母校参加聚会。随信还寄来当时聚会照片。

在八一同学一再邀请下，聚会的事终于有望。97年3月17日我从内蒙来到广州，下榻在新港西路司东升任党委书记的海军第三职工大学。中午杨秋元邀请我和于中原、司东升及夫人进行餐叙。这时于中原任解放军157中心医院副院长，杨秋元下海经商。

下午，司东升陪我去黄埔长洲岛，62年以前，我父亲在此岛海军部队工作，这里是我少年生活的地方。

3月18日，专门为我回穗举行的聚会在沙河省军区某宾馆进行。同一年级80多个同学，到了50多人。和张江、樊志军也见了面，一个是华南电子进出口公司器材处长，一个是某医药公司办公室主任。我原来想，一些同学应该在军界有所发展，但当时大都退了下来，特别是男同学，没有一个在部队了。面对曾经对立两派红卫兵们，真是“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而今岁月东流，韶华已逝，但额上的皱纹里当藏有对当年红卫兵运动更深刻的思索。杨秋元前一天和我见面之后，即去湖北处理自己的业务，没有参加集会。遗憾的是，这次聚会没有留下全体合影。

3月20日，司东升陪我回已改为广州师院附中的母校，我高中原来的数学老师，刚从校长岗位退下来的刘伟明老师和何书记（我同班樊志军的夫人）接待了我们。履行了同学会的手续，参观整个学校，会见了相关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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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扣的文革回忆（１０）：　再聚首时鬓已霜

2009年10月16日，我乘火车从呼和浩特第二次回到广州，参加18日广州八一中学（含附小）56级小学、62级初中、65级高中同学聚会。此时的我年已六十二岁，两鬓飘霜。

司东升、邱可夫（袁伟英丈夫、八一校友）接站。中午我入住农林下路空军的金鹰大厦，下午去司东升新居，晚上东升夫妇招待广州特色小吃烤蚝。
      
17日，我想约樊国军爬白云山，可惜拨了9次电话也未通，我只好一个人去了。上山顶公园，看了碑林，喝了九泉水，再登顶摩星岭。只见万木葱茏，人流煦煦攘攘，一幅生机勃勃的画面。四面望去，只见松涛滚滚，云雾缭绕于黛山葱绿间、半壁皆素的景象。毕竟一个人有些孤单，我不由地回想1967年11月15日，为庆祝红反团成立一周年，大家畅游白云山。中午在山上野炊，晚上下沙河吃粉，那已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

18日，八一中学校友们按计划在三元里社会主义学院聚会。此时袁伟英是省商会常务副会长，因为她原任省委统战部干部处长，社会主义学院是统战部下属的机构，所以把聚会安排在这里比较方便。会上除广州同学以外，又见到从沈阳来的宋新华、武汉来的王律奉、西安来的曾小森，一起从海鹰升入八一中学的8人中来的有司东升、邓安露、赵冀、陈建国。

这次聚会的时间是08年10月18日聚会时确定的，并决定【甲子情缘纪念册】一书的编撰，这时《甲子情缘纪念册》已经完成，它凝聚了编委会历时一年的心血，达到了相当专业水平。在174页中除集体照之外，每人有一个页面。这次在广州的活动，由编委会全程陪同，更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谊。

19日，应曾小森提议，去华师附中探望原班主任郑千一老师。

郑千一老师出生于我国宋代著名理学家周敦颐讲学的地方，湖南邵阳市隆回县。郑老师出身书香门第，一家四世，历经百年，共有80多人从事教育事业。1950年郑老师从中山大学化学系毕业，我们在校时，除担任我们化学老师外，还是我们班主任。后来郑老师和丈夫王念一起从八一中学调入华南师院附中。

文革初期，郑老师受到迫害。我读到有一段网文谈到这件事：

“文革”期间，郑老师因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而遭酷刑。她剖腹产下女儿仅7天，便被造反派揪去批斗，他们故意往她身上浇冷水。肚子上的伤口发炎，剧烈的疼痛折磨得郑老师直撞墙。最让郑老师揪心的是，造反派称其女儿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是个“孽种”，扬言要摔死那仅出生7天的无辜的生命。为了以防不测，郑老师的丈夫连夜翻墙将女儿寄养给别人。没想到在别人家长大的女儿至今与郑老师仍有说不清的隔膜。郑老师感慨此生：“撕心裂肺当母亲，呕心沥血做教师”。

上面这段文字，有一点说的不对，那就是郑老师并不是被造反派揪去批斗，因为那时是运动初期，当时造反派还没有出现。再说，造反派是反对“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种血统论的。

当郑老师挨整时，我和其他一些班干部曾偷偷去看过郑老师。四十多年以后相见时，郑老师抱住我说的第一句话是：“鉄扣，要不是你当年安慰老师，老师今天就见不到你们了”。
　　
如今，郑老师已离休（49年在湖南读书时参加革命组织）多年，她把自己几十万元的积蓄拿出来，自费印书，进行国学教育。现在她仍带着满身的疾病，拖着一条极不方便的腿，为了中华经典文化诵读事业而常年地奔走于全国各地。

中午，我们和郑老师一同进餐。下图为我们探望郑老师的留影。前排中为郑老师，后排中为刘铁扣。
文革回忆（１０）－　再聚首时鬓已霜



19日下午，汽车绕道沙面，67年我和曾小森在《广州红卫兵战歌》期间，曾被在沙面的海员地总抓秿，在江边一棵大榕树下进行审问。旧地重游深感我们当年的幼稚，陪同我们并给我们摄影留念的黄向南，他的父亲是我们造反派当年对抗的军区主要领导之一，时任军区副司令员、省军区司令员、市军管会主任。下图是我和曾小森当时的合影，左为曾小森。



和我一起从海鹰小学考入八一中学的林敬中没有参加前一天的聚会，参观黄埔军校的同时，在海军烈士陵园，我们拜竭了林敬中父亲、全国战斗英雄林文虎的墓地（50年5月24日，林文虎在解放万山群岛战斗中牺牲）。下图为当时的合影照片：左起，刘鉄扣、曾小森、王律奉、黄向南、宋新华。



20日我在东风路军区后勤部东风大厦宴请筹委会和原年级任课老师。

21日袁伟英夫妇组织部分红反团同学在海珠广场东江酒家见面。

22日11时45分我在新白云机场乘机返呼和浩特。

我用自己从内蒙回广州看望八一中学校友的两段回忆作为结束，在一些读者眼中也许有点走题。我想表明的是，文革经历是我们这代人生命中的一部分，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这两年躁动的文革岁月里，尽管校友们有的是同派，有的是对立面，所幸的是，我们终能见面握手，举杯言欢。也许我们对文革的评论不尽一致，象当年我们都愿意经受革命暴风雨的锻炼一样，如今我们也都怀有丰富多彩的、有意义的度过自己下半生的共同愿望。

我的这个回忆算是描出自己文革经历的大致轮廓，搁笔时有种释然。现在网上有许多关于文革的议论，我也读了不少。我感到遗憾的是，许多评论，每提到文革中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被迫害、教师知识分子科研人员被批判、以及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揪斗，就一律说是“造反派”干的，就如我在前几段提到八一中学郑千一老师时所引用的网文那样。这是一种混淆的说法，不仅与文革史实不符，也完全无益于文革的研究。

文革的发展是渐进的，即使在开始阶段有毛泽东的指示、推动和支持，到后来已经很难用正确与错误、造反与保守来划分。比如武汉“百万雄师”，也许是在“保”武汉军区，但“反”当时在武汉力图稳定局势的周恩来的指示。“保守”组织这种急剧的转变，不仅给群众组织定性造成困难，也为中央制定文革政策、控制局势提出大难题。换句话说，群众组织对中央政策的强烈反应，造成了中央政策的急剧改变。在文革中，群众要求与中央政府决策这两者的博弈，往返时间之短，来势之猛，变化之大，方式之公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所仅见。可惜的是，对这段历史客观中肯的研究，实在太少。

一般而言，文革初期对教师们的暴力行为，应该出自于学生中的冲动、极端和好斗分子之手，不应该说是“造反派”。当毛泽东在六六年八月提出“炮打司令部”后，全国各地开始揪斗省、市和各级走资派，这时方引起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分野；但到六七年夏开始的全国各地武斗及后来两派尖锐对立，应该是两派都有责任，可以“各打五十大板”。

因此，当我全面地回想文革时，我脑子里浮出的话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中国共产党是靠搞群众运动起家的，毛主席一直坚持“走群众路线”。群众运动便如水，可载舟，可覆舟。即便是西方“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其政治人物同样重视“民意”。

史料称毛主席在六五年至六六年间长时间地考虑发动文革的问题，当他下定决心时，便放出了文革的滔天大潮，冲击的力量和轨迹，都不是他能掌控了。毛主席也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可惜在文革中，正如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战争、土改等群众运动一样，往往出现政策跟不上或忽视政策的问题，给过激的、无法无天的行为提供了机会，造成许多悲剧。

我当年投身于这个大潮中；还有许许多多年轻人，或是造反派，或是保守派，在其中奋力搏击。

事过四十五年，我们国家在大力倡导法制。群众运动也许在某些问题上、某些历史阶段、某些范畴里，是个有效的方法；但如我们不愿见到经常性的洪水和暴风雨肆虐一样，反复的群众运动令人胆战心惊；也如水的运行要有河道大坝那样，群众运动也需要限制，最基本的是要有法律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