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铁扣的文革回忆（1-3）

tuffy05

好友刘铁扣

１９６６年时，刘铁扣是广州八一中学的高一级学生，父亲是南海舰队的军人；而我是广州广雅中学初一级的小姑娘，父亲在广州郊区体委工作。八一中学在靠近闹市区的黄华路，与广东省公安厅相距不远，走到位于法政路的中共广州市委也不过是二十分钟。而广雅中学在西村，那时在广州算是挺偏僻的，附近有几家工厂。因此，倘若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我认识铁扣的机率很小。

１９６７年某日，我一个人到八一中学串联，自此认识了当时任“红色造反团”头头的刘铁扣。那一天我和他聊天没过多久，八一中学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就到红反团的驻地闹事，要把他们赶出校园。红反团的男女中学生成员并没有和主义兵纠缠，很快就决定离开，他们一边下楼梯，一边与身后的主义兵争辩；我也被裹挟着下了楼梯。主义兵来骚扰的人其实不算多，但态度冲动，推推搡搡，口中尽是些粗言。几十个八一红反团的成员被推搡着出了校门，后来他们走到法政路的广州市委，被安排进了市委一个内部招待所住下。

这一幕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红反团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军人的孩子，经常穿着父辈的军服，在外表上看，与同校主义兵真没多少差别。我看着他们被主义兵成员在两旁夹持着，在后面驱赶着，走出校门，觉得他们当造反派挺委屈的，挺隐忍的。那时我就觉得，他们是怎么选择当造反派呢？

八一中学与广雅中学一样，学生都在学校住宿。但是，八一的学生中，有不少人的家长不在广州工作，而是在各地的军事单位；铁扣便是这样一位学生。广雅也有这样的同学，但比例没有那么高。我想，这大概是广州市委对八一学生网开一面的原因；恐怕也是八一的主义兵用这种方式闹腾的原因。如果换作广雅的主义兵要赶同校的造反派走，先不说赶不赶得了吧，学生们的家都在广州，不过就是回家住呗，过上几天再回学校，主义兵能奈何吗？！

这次造访八一中学，让我知道刘铁扣是红反团的“司令”。但如果没有随后的一件事，我恐怕不会觉得自己与铁扣有多熟，能不能称得上有交情。

６７年的初夏，刘铁扣突然来到广雅找我。原来是住在先烈路军区招待所的北京红旗杂志社驻穗记者，向他打听我的情况。于是铁扣说他认识我，并自告奋勇来找我。他骑着自行车到广雅，要把我载去与这些记者见面。这样我就坐在自行车的后座，铁扣一路踩踏，穿过长长的东风路，把我载到那个北京红旗杂志社驻穗记者的办公地方。在交谈中我才明白，红旗杂志社的记者注意上广州中山大学的一个大学生组织“中大十月火炬”，听说这个组织与广雅一个学生有联系，就顺藤摸瓜地要了解我。不过我这个初一小姑娘，对大学生们的活动和观点都了解不多，实在提供不了什么相关消息。

于是我知道刘铁扣也对我留下印象。在文化大革命那样冲突激烈的时期，人们相识交往的机会比平时增加许多，但相近的政治观点不过是敲门砖；在众多相识中，有几个人后来成了好朋友，这主要还是看性情、言谈举止，看大家交往的时候是否留下好的印象。而铁扣是个性情友善和诚恳的人，这使他能成为许多人的朋友。

这几次接触后我们都各自在学校里参加文革，铁扣作为他们学校造反派组织的首领，自然更忙碌。直到１９６８年中学生上山下乡之前一、两个月，我才更经常地到八一中学找他和他的好朋友司东升聊天。那时我的家在中山三路，离黄华路不算远，我一个人沿着树荫遮盖的越秀中路走到黄华路，还真是一种身心消遣。当时八一中学的大部分同学都当兵走了，铁扣和东升是极少几个还留在学校里的学生。俩人的父亲都在南海舰队，家都不在广州；俩人又是同班，在一块说闲话时，他们还不时会打打闹闹。我在他们那里发现有本“西游记”，便提出借阅；匆匆读完后把书还给他们，并一起聊了一下读这本书的心得。在文革岁月，在下乡前夕，我们一边有着不着边际的革命梦想，一边有着十几岁娃娃无忧无虑的心境。

铁扣是八一中学极少数到农村插队的学生。我到粤北山区的阳山县落户后，与他仍有通信，知道他先是回了父亲的老家河北，在那里和村里的姑娘成亲，很快有了儿子；后来他和妻子孩子一起转到母亲的老家内蒙古。以后我们渐渐失去联系。

过了四十年，能再接到老朋友的来信，这归功于铁扣锲而不舍的努力。他通过广雅中学老三届的网页，辗转和我联系上。这时我们都各自走过一大段经历，儿女长成，生活平淡舒适。于是我可以从容地询问文革时泛起并留下的好些问题，了解到刘铁扣是八一中学的“老红卫兵”，但后来又成为造反派红卫兵，并参加了广州市造反派许多活动，因此他知道许多历史事件的缘由。

铁扣来信写道，他比我年长五岁，１９４７年出生。按照这个年龄，他应该是老高三，而不是高一。当他１９５５年和母亲一起去广州与父亲团聚时，是他第一次见到父亲，可惜他当时没有及时办理好转学，致使１９５６年从头上一年级，算来他比班上同学年长一年或两年。

我想，这种差别当然使他显得成熟，而到了中学，他肯定是班上最早到入团的法定年龄的学生，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了班上第一位团员。尽管晚入学并非铁扣刻意为之，他的成熟却使他比较快地理解文革的含义，并成为红色造反团的首领。

铁扣也在信中写道，自己的父亲文革时在海军受到一些不公平待遇，是因为山头问题。南海舰队组建时，主要有三方面的部队组成，即43军军部（四野），随四野南下的华北补训二师（华北山头），曾生的华南纵队的海江防大队（地方山头），在文革特殊时期，后两部分自然受到一些排挤。

铁扣１９７２年从河北转来内蒙古，和他父亲的调动有关。913事件以前，铁扣父亲先在海军湖南冷水滩干校，后被分散安置到呼和浩特。913事件发生后，在干校的大都回单位掌了权。南海舰队来函商调父亲回去工作。父亲考虑铁扣他们刚来内蒙，不可能都回去，就没有再回海军。

对当年成为造反派，铁扣写道，这主要还是传统的教育，对毛主席的崇拜，从父辈那里传承的造反精神。再者，红色造反团在八一中学学生人数上看并不是少数，67年9月，红反团有成员１００名，当时大部分同学是逍遥派，参加主义兵活动的人并不多，而八一中学全校学生是６８０人。

难能可贵的是，铁扣抽时间费心神，写出自己在文革时期活动的回忆。出于我们的友谊，他愿意把他的回忆放到我的博客上发表，对此我非常的感激。

对我们这一代人说来，文革和下乡是最难忘的经历。读刘铁扣的文革回忆，使我对当年群众运动和历史事件的演变有更清楚的了解。铁扣是其中不少活动的亲身参与者，他的回忆写得清楚而中肯，非常有史料价值。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80076e0100syw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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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扣的文革回忆（１）－　导言

导言

四十五年前的八月十八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引起了全国各地中学的红卫兵运动。当我执笔写自己的文革回忆时，用意不是在褒贬时政，也不是想论断是非；我只是想记录一段历史，同时也梳理自己的思路。

当年我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带着强烈的将自己锻炼成革命接班人的愿望，如今我们业已两鬓花白。在我们中间，真正成为党政军和企业事业单位的高级领导人，或者以另一个标准衡量，变成“腰缠万贯”的富翁，应该是极少数。随着六零后、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的长成，我们这一代人也将走进历史。

我们这一代不象先辈，有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中印边界保卫战等辉煌经历。

我们这一代留给历史的，也许就是文化大革命和其后的上山下乡运动。

中国正在走向平稳发展的路程，１９４９年建国后不断搞政治运动的阶段已经过去，目前在致力巩固和加强法制。显然，毛泽东在闹革命夺政权过程中形成的许多政策和主张，比如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甚至“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法制面前，在“依法治国”的原则面前，都显得模糊，显得无力。领导人的指示，将势必受到法律条文的约束。

在我们成长的时候，这个问题远没有今天这么清楚。从毛泽东武装夺取政权胜利，到今天中国崛起成为世界政治强国经济大国，这中间已经历了六十二年的过程，期间包括了文化大革命这个阶段。这是我的思路，我希望能本色地记录自己经历的这段历史。

下面这张相片，是我１９６５年在八一中学初中毕业时照的。第二排左边第九个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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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ffy05

文革回忆（２）－广州的老红卫兵运动  

标签： 文革 红卫兵    分类： 刘铁扣的文革回忆
老红卫兵运动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8月20日，北京26中（首都红卫兵）5人到广州，住进八一中学，帮助组建红卫兵。

八一中学是广州军区子弟学校，64年交给地方，改称54中，不过习惯上仍叫八一中学；81年并入广州师范学院，为广师附中；2001年随广师并入广州大学，成为广大附中。62年我从南海舰队海鹰小学毕业，和另外7个同学一起考入八一中学，当时的校长是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此校位于越秀北黄花路，南侧是省委党校，北侧是省公安厅，后来，同学们把这里称为黄花园。

我们这个年级只有两个班，当时杨秋元是65（7班）的班长，我是校团委军体委员、班团支部书记，袁伟英是副书记。

9月3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我参加了当天在中山纪念堂召开的成立大会。

中南局，广东省委，市委，广州部队和省军区主要负责人，几乎全部到场。

主义兵总部负责人有七、八个人，全是当地党政军领导子女。我认识的有：黄春明（黄永胜之子）、詹和平（詹才芳之子）、王继欧（王  德之女），黄和詹是八一中学初中60届，高中考入外校，是比我高两届的初中同学，和我是同班的杨秋元（杨梅生之子）代表八一中学主义兵参加总部的领导工作。。

8月下旬广州就开始了“破四旧”和红色恐怖运动。我随主义兵参加过的有：

冲击一德东路的石室圣心堂（该教堂坐北朝南，属哥特式风格，前半部分有两座尖顶石塔，后半部分是大礼堂，），驱赶了神职人员，烧了家具。为了珠江电影制片厂拍纪录片，两天后又重演了一次。

冲击东山寺贝通律路东山教堂，没有毁坏东西，该教堂在破四旧过程中做过一段时间红卫兵据点。

冲击越秀区六榕路的六榕寺，我记得曾登上顶层，能看到南面的珠江。没记得做了什么破坏。

在这期间，曾发生重大群伤事件，因澳门市民受文革影响，要求民主权利，造成中澳关系紧张，红卫兵组织了一次去口岸声援澳门同胞行动，乘两辆汽车从八一中学出发，在路上可以看到同向行驶的炮车，我乘坐的大卡车在半路一个渡口被拦截，返回学校后，才知道另一辆吉普车出事了，车上挤了18个人，因超载在中山八路翻车，造成多人重伤，其中大部分是八一中学的学生，第二天，我去军区总医院看他们，一个个都在吊架上拴着。

还有一次，首都红卫兵冲击九龙海关，按省委要求，杨秋元带领我们五个人去宝安县（文革期间曾改为红岩县）进行处理，经过6天工作，劝回了这些北京来的红卫兵，政府已不方便解决的问题，由红卫兵自己解决。

破四旧开始时，杨秋元派我和袁伟英等近10个人去荔湾区做仓库工作，地点设在荔湾区体育场。红卫兵白天在派出所拿上名单，晚上进行抄家。所抄物资有一个三联的清单，一联交给事主，一联交仓库，市政府财政局在仓库有一个接收小组，钱币和贵重东西，都登记转存财政局的仓库里。文革以后，进行返还抄家物资，依据的就是清单和登记表。

破四旧仓库工作还未结束、杨秋元调我去主义兵总部办公室，仓库工由袁伟英继续负责。当时在主义兵办公室工作的还有张秀清。这时，主义兵总部已搬到东山（烟墩路）的一栋三层别墅里，站在二楼的阳台，可以看到对面马师曾的家。

离开荔湾区仓库时，杨秋元让我带过去部分现金，我领出一万块，装在抄来的一只皮箱里，带到总部以后才知道是准备用来开伙房办炊具的。厨房还没有来的及开，总部搬到中山二路东山区工商联一栋刚盖好未用的平房里。当时开食堂的困难很大，当我了解到对面是郊区政府时，一去联系，同意我们搭伙。杨秋元又让我把一万块钱送会荔湾区仓库，交还给财政局接受组。

过了这么多年，转头评论当年红卫兵抄家，我认为这当然是错误的。只是文革大流汹涌而来，又是毛泽东亲自发动，“运动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与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运动，这是互相矛盾的提法，各级党委在学生运动面前只能顺势而为。象我们这些中学生，自发地搞许多活动，确实存在“无法无天”的情形，这是文革指导思想上的悲剧。我想毛泽东在发动文革的时候，着重在发动群众，没有意识到领导权上的纠葛会引致后来强烈的社会动乱，这实在可悲。省市委和军区领导参加红卫兵成立大会；派出所提供抄家的名单（即管辖区域内的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居民），都反映了这种混乱局面。

不过，我觉得应该澄清一个事实，那就是当时红卫兵觉得自己做的是“砸烂旧世界”，而不是企图”发洋财“。即便是杨秋元要我拿了一万块钱这件事，我觉得根源在我们受几十年前红军“打土豪”的影响，而不是意图在把钱揣私人腰包里的。这与我们把抄家物资运到市财政局，受“一切缴获要归公”的原则指导一脉相承。当我们不需要自己开伙食后，马上就把钱归还了。

也许有个别红卫兵在抄家时做了些小偷小摸的事，那应该不是主流。如果”发洋财“的企图是抄家的主要目的，中国当时的社会秩序肯定极端混乱，不会仅仅是烧书砸旧物。只须看看世界各地任何发生战争或内乱的国家和地区，都出现砸商店抢财物，破坏公共设施，甚至劫掠博物馆的事，就可以对比出，当年老红卫兵”破四旧“的行动，局限于一定的范围，尽管文物遭到令人痛心的损失，但社会的基本秩序并没有受影响，这也是文革能继续演进的原因。

我在仓库负责时，红卫兵要在“十一”前办一个破四旧展览，经我签字借走几件摄影器材，这个展览我没有抽出时间去看过。69年我下乡以后，还接到函件，追查这批器材的下落。

省、市领导的态度是支持主义兵，出面和我们联系的是市委欧阳处长，大家都喊她欧阳阿姨。总部费用可以据实到市政府报销。我曾几次就一些支出如旗帜、袖标、宣传用品等去报过账。伙食费从来是自己掏腰包，晚上就睡在总部的办公桌和椅子上，虽然生活条件简陋，绝对不如在学校住的舒服，工作还是挺愉快的。

红卫兵总部有一支纠察队，三十几个人，主要是加强对红卫兵内部的纪律管理，袖章的字是用黑色丝线绣的，当时被群众称为黑纠。有一次几个北京来的红卫兵在越秀山游泳场闹事，被我们抓回来关了两天。

军区后勤部在马榴岗有一所群英小学，就在我原来就读的海鹰小学旧址，红小兵仿照红卫兵也要造反，学校向后勤部领导告急，我借用纠察队的幸福摩托车，载着王继欧去群英小学“灭火”。回来途中，摩托车坏在现在的新港西路，送进一家汽修厂修理，隔了好多天才取回来。

9月底，陈伯达提出：“高干子弟最好不要担任（红卫兵）领导工做”。因正在筹备国庆节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的庆祝大会，这些担任主义兵领导的高干子女一时退不下来，这样“十一”以后，高干子弟退出了主义兵总部的领导工作。

军队传记作家，原广州军区司令部动员部付部长迟泽厚有一段评论主义兵的话，其中说的“杀人不眨眼”也许是过分了，但对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文革运动中的立场表现和局限性，还是一个中肯的观察，我这里原文摘录：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他们是打砸抢的能手，可以说杀人不眨眼，抄家啊、打啊、破四旧啊、砸啊、烧啊，干的是这些。抄地富反坏右、抄民主人士、抄国民党漏网分子、抄资本家，他们有积极性，你叫他打省委、抓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他不干。1967年1月造反派起来后，他们就成对立面了”。

广州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个具有红色特权意识，带有既得利益性质的血统论观念，打击的目标是地、富、反、坏、右的老红卫兵，不再作为运动主流而存在。

以群众性造反、对革命权利有执着追求的造反派红卫兵开始走上历史舞台。

在中央文革和毛主席直接支持下，造反派兴起之后，红卫兵运动的重点方向就转移到对准党内走资派。

下图是１９９７年原广州八一中学的红卫兵们重聚留影。
左起：杨秋元、刘铁扣、于中原、司东升、及司东升太太凌云



下图左起：袁伟英、连铁军、刘铁扣、司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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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回忆（３）－　批判广东省委资反线  
此博文包含图片     (2011-08-18 23:24:31

筹备和完成国庆节庆祝活动以后，又把主义兵总部工作处理完，已是10月中旬。八一的同学找我商量串联的事情，这时上边已有因天气转冷，暂缓串联的通知，因此我们决定往远处走。前几天宴小江他们去了新疆，我们决定也去新疆。

这时，我还没有收到家里寄来的生活费，同在总部办公室的张秀清主动找她母亲借了25元钱给我。

同行的十几个人乘16次特快，先到郑州。转陇海线，在西安待两天，住南门外小学接待站；继续前行，到兰州，住甘肃医学院；最后到达乌鲁木齐，按接待站分配，住新疆医学院，这时传来主席又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听说小江他们在建设兵团招待所，我们也住了进去，见面第二天，他们启程去北京，我们去了趟石河子，住在农八师师部，两天以后，返回乌鲁木齐，未停留，到兰州，未走南线，而是转包兰线，经银川和呼和浩特，直达到北京。

进京后，直接去进海淀区的八一中学，因该校没有接待任务，生活极不方便，我们转入国际关系学院。在等待主席接见的日子，先后去中央党校，清华、北大参观，看到校园内满墙大字报，处处在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北京轰轰烈烈的运动，使我们产生了尽快回去造反的冲动，而抛弃已进行近半个月游山玩水的想法。

11月3日，在天安门广场，受到毛主席接见。这是毛主席第6次接见红卫兵，也是最后一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以后几次接见，主席就改乘汽车了。

回到广州黄华园学校以后，碰到替哈军工同学给弟妹带东西的凌云。凌云真实姓名叫程龙保，湖北武汉市人，当时是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广州联络站负责人。联络站就设在学校南侧的省委党校，在此设有联络站的还有北航红旗，负责人是刘抗利，家是北京的，老红军后代。

当时每个联络站有五六个人，在运动上，这些大哥哥们成了我们的领导，在生活上我们也给他们一些帮助。

从66年11月至67年6月，北航红旗，哈军工等十几个驻穗联络站，积极参与了广州文化大革命运动，起到引导和推动作用。

66年11月和12月，这些联络站和地方造反派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东山省委办公楼举行批判会、每次有三四十人参加，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一场谈判。赵紫阳作为省委第一书记，主持工作，谈判就在造反派和赵之间进行。批判会每次大约从晚上九点开始，第二天八点结束，前后进行过十来次，我随凌云参加过三次。

批判的焦点是省委有没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赵在多次谈判中经历了一个从没有犯错误—犯了一般性错误—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这也是举行多次批判会的原因。

例如华南工学院的《北京来信》事件。在工学院对来信进行大辩论的时候，我曾去看过大字报。华工学生高翔的妹妹从北京医学院写来一封信，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及重点等一些问题；这封信充满了革命造反精神。当时是6月份，群众还未发动起来，各大学有省委派去的工作队，省委和工作队支持一部分学生写大字报，批判《北京来信》是反革命暴动的宣言书。工作队和公安、武装部门对高翔等同学进行了跟踪，监视、还整了一些同学的材料。这种公安机关介入整材料的情况在其他大学和省委机关也发生过，这种材料被称为黑材料；这也是接着发生过的冲击省委档案部门，抢档案的原因。档案被部队转移和保护起来了，我曾和一些同学从省委大楼一直追踪到省委在从化温泉的接待处，地面上放档案柜子的灰尘痕迹还在，档案刚被转移走。

赵自然不愿意承认犯了方向性路线错误，承认了将会有被打到后果。一个月以前，王匡不就是被抛出来的吗？６６年9月28日，广东省委召开批判王匡大会，事先布置，不让红卫兵知道。赵在大会上说：“王匡是广东省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10月6日，省委机关报发表社论《坚决炮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王匡》。他不知想到没有，自己将取代王成为广东最大的走资派。

赵紫阳的精力充沛，头脑清醒，甚至于强悍的性格，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６６年11月15日，我们广州红卫兵第一造反兵团成立，成立时有十几个八一中学以外的同学，当时是跨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延续到67年三月份，外校同学退出，才改为八一中学红色造反兵团。

我和袁伟英成为红反团负责人，后来红反团和八一红卫兵合并，张励也是负责人之一。

在省委的一次批判会后，我们造反兵团七八个同学把赵紫阳挟持到中南局一个会议室，要求批给我们一辆汽车，因为各驻穗联络站和大的红卫兵组织有省市委给的汽车。在七八个同学中有几个原来就认识他们的赵伯伯，因为他们和赵紫阳的二儿子二军还是小学的同学。赵无奈，写下一个“某某车队：请派给广州红卫兵第一造反兵团汽车一辆。赵紫阳”的条子。当时省市委机关两派群众组织都不认这张白条子，汽车自然没有要成。

６６年12月30日，陶铸在回答“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有一个讲话：“赵紫阳说没有执行方向路线错误，我认为不对，基本上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时给批判资反线划上了句号。

下图是文革时在广州海珠广场，左为刘铁扣，右为程龙保（凌云）

阿陀

弥为珍贵！何日得见刘铁扣？我想见的人，几乎都能见到，希望这次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