晖姐：我们的2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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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淀这块上风上水的地方，五十年代盖起了不少酷似苏联建筑的灰色楼房，十几个大专院校围绕在北大清华的周围拔地而起，中科院也在中关村破壳诞生，与北大隔街相望，从此海淀区以其文教氛围傲视全国。
1957年，我家搬到中关村，那里盖起了一大片三层的灰色楼房。这里其实是中科院的宿舍区，不知为什么中间插进了几座北大的宿舍楼。我家住的是23号楼，坐落在中关村北区的西边，与住着大科学家的13楼和14楼毗邻。那两个楼里住着的多是从欧美归来的学者，他们撑起了中国科学化，现代化的那片天空。
住进23楼里的大多是成家了的中青年教师，像我家是父女两代，还有祖孙三代的，天南海北，哪儿的人都有，还有一家北朝鲜的，南方人占的比重大一些。楼里有三个门洞，每个门洞有六个单元，一层两个。每个单元里有三间住房，一间厨房，一间厕所。因为住房紧张，很少有一家独住一个单元的，我家就是只住了其中的两间房。对门是一对从美国回来的张伯伯夫妇带回两个满口英语的男孩和从老家接来的外婆，我们喊外婆徐奶奶。那时北大对毅然从大洋彼岸弃暗投明的知识分子还是有些照顾的，所以他家除了独住一个单元以外，还住我家这个单元的一间。张家的确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带回来了；他们把窗前的空地用竹篱笆围了起来，种了一些花草，成了一个小小的私家花园。记得有一年号召少先队员植树，张家的大儿子在小花园的一个角落种下了一棵杏树。傍晚时，经常看到徐阿姨举着一根从厨房水龙头上接出的胶皮管子给那些花花草草浇水，那胶皮管子头上装着一个金属的开关，可以随意调节水流的强弱和姿势，忽而呈扇面，忽而如同一条水棍直捣远处。我们看着稀奇，喜欢。后来有人问出这个神奇的开关原来是汽车上的一个零件，那是我最早见到的美国货之一。
安顿下来后，最先熟悉起来的是我们这些孩子。在孩子的阵营里，最大的是对门张家的老大，（文革时上高一）老二和我一般大，老三“小不点”是搬来后才出生的。二楼的兰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住在三楼的陆家兄妹俩，哥哥比谁都淘气，是楼里的孩子王，外号鸭梨头。妹妹比谁都老实，总是蔫蔫的笑一笑，外号木玩儿。还有住在中间门洞的阿凤——63年才从上海转学过来的文文静静的小姑娘，和我妹妹差不多大。再往下是五六个57年出生的小屁孩：小明、飞桥、大树、大英、诵青、小弟。
那时的功课远没有现在多，想想真是幸福的童年呀。放学回家的主要任务就是玩，女孩子是踢包，跳皮筋，跳格子，过家家，男孩子是爬树，滚铁环，攻城，抖空竹，从二楼楼道的窗台往下跳。最刺激的是和中科院的孩子打架，每次都是那几个小屁孩先去寻衅或者接招，赢了自然是得胜回朝，打不过了，就要回家搬兵，这时像张家老大这样的大男孩都会出手，决不会坐视不管。当然，毕竟是秀才的后代，打架的阵势远远比不上部队大院的小狼们。
孩子们都是没心没肺的，互相串门，从不带敲门的，拉开门一边嚷嚷着一边就进来了，搭上尽是两家住一个单元的，白天家里有人，门就不锁。像我家住在一楼，有孩子们在窗前一喊，就心痒痒的做不了作业了。由于从小就赶上共产主义教育和学习雷锋，只要是玩就特别愿意把自家的玩具和可以玩的东西都拿出来和大家分享，玩完了拍拍屁股就回家，为了个丢三落四没少挨骂，不过是狗改不了吃屎。有时孩子们会集中到一家去玩，吵吵闹闹的，这些学富五车的家长们都很开明，不去干涉。只有在看小人书时，除了抽鼻涕和翻篇儿的声，没有其他的动静了。到了吃饭的时候，家长在楼前院子找不到孩子，就对着楼上的窗户亮开嗓子喊，那听起来可真是南腔北调，抑扬顿挫，也是一道风景。
楼里孩子到北大附小或者北大红旗幼儿园都要穿过中关园，到附小还要横穿一条马路，这些教书匠们没有天天接送孩子的概念，大一点孩子带着小孩子上下学是很平常的事，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们，互相照应着，牵着手走过幼儿园和小学，慢慢地一起长大。
那时候，楼周围的公共卫生是要居民们自己搞，每个星期天的早上大人们都出来打扫卫生。我们也非常踊跃的拿着小笤帚，小簸箕凑热闹。大人们干完了活，还要站在楼前聊一会儿天，就是这会儿人齐。在那个小小银球扬我国威的时候，小孩们都着魔似的挥舞着球拍，对着墙狂练庄式抽球。楼里的大人们聊出一个决定：在楼前为孩子们造一个乒乓球台。没有多久一个砖头和水泥构成的乒乓球台就落成了，和鸭梨头家同住一个单元的是个木匠师傅，我们叫师傅李大爷，叫他老婆李奶奶，插队以后才明白辈份整岔了。李大爷用木板做了个泥抹子，为乒乓球台的水泥台面最后找平的，他的手艺这无疑使我们楼前的乒乓球台上了一个层次。这个乒乓球台也成了楼里孩子们的活动中心——打球、拍三角、聊天，写作业…….。
在三年“饥荒”的日子里，家家的粮食都紧张，大人们勒紧腰带，想让孩子们多吃一口，对门的张家的三个男孩子，有两个都在少年，正是能吃的时候，可是每天早上也只有一人一片白薯干，人们开始浮肿，肝炎也在蔓延。楼前的一点点空地被开垦出来，种上白薯和其他容易存活的可以吃的东西。记得我有时跟着妈妈到我家的那块“自留地”里浇水，除草，还认识了一种块茎植物——鬼子姜，又叫洋姜。饥饿使人萌发自力更生的勇气，不知谁出了个主意，大家联合起来养猪，这个馊主意迅速得到一致的赞同，凑齐了钱，买来了一头猪崽，就养在我家住的那个门洞里。那是一只黑色的小猪，天天在门洞里哼哼唧唧，吃喝拉撒睡，很快门洞里臭气熏天，外面的人一进来，先吓一跳，再呛一个跟头。过了几天，这只小猪不能适应住楼房的待遇，越发地瘦下去了，于是当机立断，由李大爷在我家的水池执行宰杀。那是三年“饥荒”时期，唯一的一次吃到了计划外供应的猪肉。
在中间门洞住的大英家是公认的全楼最有钱的“阔家主”，也是唯一的老北京人。她家里有23楼有史以来第一台电视机，如果听说哪个周末电视里放电影了，我们就会在晚饭后冲到大英家去，有着老北京人风度的大英的父母很和气的让大家都挤进去看电视，一点不烦。大英的爸爸有一辆Java牌的摩托车，当他骑上摩托车冒着烟，嘟－嘟－嘟的疾驰而去时，真是十二分的神气。一天，摩托车停在楼前，小飞桥围着摩托车转悠着，用他的小手把除了两个轱辘以外的地方都擦了一遍。最后他发现了车座里面的海绵，于是飞桥和小明两个小淘气一会儿功夫就把车座里的海绵撕没了。大英爸爸出来看着车座悲惨的样子，半天缓不过神来。而那两个淘气包还意犹未尽地站在旁边，脸上明明白白写着“我干的”。当一顿暴打刚刚拉开序幕时，大英爸爸很大度的拦住了气急败坏的监护人，这件事让两个淘气包到了五十岁想起来还感激涕零。
鸭梨头是世家子弟，祖父曾做过燕京大学校长，父亲在北大讲授经济地理大课时，总是座无虚席。他非常聪明，而且动手能力很强，六十年代初期楼前还是一片菜地，鸭梨头欢喜在地头挖土刨坑玩，干得有模有样的。楼里一位学者看出孺子可教，就指点他如何用这些沙土修造一座小小的水利工程。响鼓不用重槌，以后再下雨时，雨水全部排到菜地里去了，楼前不再积水。直到愤怒的菜农毁掉了鸭梨头的作品，但这一点不妨碍他马上想出新的花样来玩，不夸张的说他玩的和他带着一帮孩子们玩的就没有平庸的把戏，多少都要有点智商的。
鸭梨头爸爸是个老烟民，积攒烟盒历史悠久，张家老大慕名爬上三楼找到鸭梨头要看烟盒，鸭梨头一口回绝：我爸不让看。老大死皮赖脸的缠着：看看怎么啦？看看怎么啦？最后鸭梨头还是友情为重，趁他爸爸不在家的时候，搬出保存在大本册里的烟盒，据说那些大本册里的烟盒无论从年代，规模和品种都非寻常可比，真是叫老大开了眼界，可惜文革时被抄走，没了下落。
男孩子最喜欢玩儿剁刀，弹球，拍三角，砍铑。玩弹球是以张家老大为首。因为他的玻璃球最好看，还特别新，一点麻坑都没有，输了就得给人家。
女孩子们欢喜跳皮筋儿，谁要是有一根由好多好多皮筋编成的皮筋绳，那可是很神气很让人羡慕的事，会有好多女孩子来找她跳皮筋儿玩。可是这皮筋的来源主要靠攒的，直接去合作社买是很奢侈的，除了有时靠卖牙膏皮能挣个冰棍钱外，像我们这样的没有任何支付能力的孩子只能是四下踅摸。还真就发现了一个稳定的来源，就是偷偷的扒走牛奶瓶上的猴皮筋。楼里有几家订牛奶的，牛奶装在玻璃瓶里，瓶口用皮筋将包住瓶口的纸扎牢，每天有人送到楼里。这样订牛奶的人家每天都可以有一根皮筋的进项。于是我和住在二楼的兰每天早上竖起耳朵捕捉送奶人的动静，只要听到有玻璃瓶的撞击声，我们就出动了，迅速的把门洞里所有奶瓶上的皮筋扒下来。攒起来的皮筋越来越长，在楼前经常响起我们欢快的皮筋歌：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23楼平静的生活被撕得粉碎；北朝鲜人被撵回老家，飞桥的奶奶因为成份不好赶回了原籍，张家被迫退出一间住房，他家美丽的小花园被兰带来的红卫兵踏平。
大英的妈妈跑到运河去扔祖上留下的金银珠宝，被红卫兵发现，押回23楼批斗，抄家。所有的保姆都卷铺盖回家，不再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剥削。
诵青的爸爸被北大红卫兵揪在二楼的楼梯口批斗，蜡黄的脸上挂满豆大的汗珠。我爸爸被关进牛棚。鸭梨头的妈妈是北大附中优秀的老师，有“万金油”之称，因为她可以胜任多门学科的讲授，可是她被剃了阴阳头。北大武斗热火朝天时，会半夜到楼里抓人，被抓的“历史反革命”高呼共产党万岁！全楼被惊醒。心有余悸的大人们约定了暗号，如发现鬼子进村，就敲暖气管。
少年气盛的张家老大与楼里根红苗正的李大爷的女儿辩论，被已成惊弓之鸟的张伯伯用鞋底子狠揍了一顿，并罚在搂洞门口站着给猴看。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生活在风雨飘摇之中。
23楼的管理重任历史地落在李木匠的老婆——李奶奶身上，她操着唐山口音，在楼前高声大气的说话，没人敢顶撞。
1968年的8月，一队敲锣打鼓的人给我送来了被批准去内蒙古农区插队的喜报，9月20日，我第一个从23楼出发去内蒙古插队，接着兰去了山西，张家老大和老二去了陕西，鸭梨头去了内蒙古兵团。再以后大人们陆陆续续被发配到江西鲤鱼洲的五七干校（鲤鱼洲原来有个劳改农场，发现有血吸虫搬走了。后来，北大、清华的教授、讲师们进驻了……），不够插队年龄的孩子随着父母离开了北京，家里的窗户用木条从里面钉上，门锁好，23楼一片寂静……。
上个月，已是全家卷土重去回到美国的张家老大回国了，在鸭梨头招集下，我们8个23楼的发小聚集在23楼，当年的老住户只有鸭梨头的妈妈还住在三楼老房子里，当年的小屁孩早已是风华正茂，还有8个在国外定居。我们贪婪地看着少年生活的地方，张家老大居然看见了他四十多年前在楼门口上边写的粉笔字——23楼。小明告诉我，他一直记着68年我接到批准去内蒙古插队喜报时说的话：“我没报名”。飞桥说他的孩子是由阿凤接到人间的，现在在英国，小弟是监护人。阿凤说，那些年我从农村回来探亲，给她们讲插队的故事，她们都听傻了。大树已是个考古学者，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他侃侃而谈，张家老大却还记着他小时候总爱两个手臂往上甩，拍打肩膀的样子。我们还跑到小时候最向往的地方——中关村茶点部，那里的西式点心曾经闻名北京。在那个砸烂一切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年代，它是北京是硕果仅存的西点铺子。有咖厘角、苹果派，奶油蛋糕，那是我们童年生病时的良药。我们嘻笑着，在童年和少年生活的地方回忆，拍照。
这年，我们最小的已有50岁，最大的58岁。
从1957年走到2007年，23楼已经很老，很旧了，在它南边的那条著名的，幽静的中关村林荫大道已经变成了车水马龙的四环路，我相信用不了多久，这片灰色的老楼会消失在北四环路的北侧，但我们的童年和少年的记忆会和23楼一起跟随我们一生。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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