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在北大，“上揪下扫”是一个有名的口号，这个口号在不少回忆北大文革的文章中被引用。像任何口号都有它的适用条件和具体所指一样，“上揪下扫”这个口号是1966年针对工作组问题而提。1966年8、9月间，全校在讨论 “工作组撤走后运动向何处去”的时候，哲学系左派教师郭罗基（当时是聂元梓的战友，后来成为聂元梓的对立派），在一篇大字报中提出“上揪下扫”的口号，并且指出“上揪”就是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根源，“下扫”就是扫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这个口号的含义是十分明确的，不像某些人所说的：“上揪”是揪刘、邓；“下扫”是把群众打成反革命。聂元梓接过了这个口号，作为她的口号。后来人们忘记了这个口号的发明者是郭罗基。《北京大学纪事》1998年版第653页写到：10月16日晚，聂元梓发表广播讲话，提出“上揪下扫”的口号。我对《北京大学纪事》所列的时间有疑问。我记得讨论“上揪下扫”时，学校里的人是很多的，但到了10月中旬，学校的人已经很少，大部分都外出串连了。
“上揪”就是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根源，当时认为这个根源是李雪峰。在1966年8、9月份，郭罗基或聂元梓是否有远见看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根源是刘、邓，我不得而知。1966年9月北大成立了“彻底批判李雪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站”，我作为一名工作人员在其中工作。 1966年10月29日，联络站组织在北大召开批判李雪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后联络站的工作结束。北大出现刘少奇的大字报是1966年10月，不是北大人的原作，是转抄高级党校的大字报。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1966年11月8日在校内贴出。
《华夏文摘》增刊第七六二期，刊登了北大薄亚达的文章:“文革”中的周培源与聂元梓(来源日期：2010-8-11) 其中有一段这样写到：聂元梓在完成了向陆平党委和张承先工作组的夺权任务之后，便腾出手来，以包打天下的姿态，提出“上揪下扫”的口号，在扫除校内不利于自己的障碍之外，又向上面伸手。校园内出现了《刘少奇—— 中国的赫鲁晓夫》的长篇大字报，学生们还到中南海西门集合，要求揪斗刘少奇。１１月８日，聂元梓、孙蓬一等１１人署名，贴出了所谓的“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薄亚达的文章暗示“上揪下扫”提出的时间是工作组撤走以后。即1966年7月29日以后(北京市委7月29日下达撤工作组文件)，但是他不顾“上揪下扫”口号的原意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把1966年10月以后出现的关于刘、邓的大字报。（北大校内《刘少奇—— 中国的赫鲁晓夫》的长篇大字报，应当是1966年12月以后的事）甚至1967年7月在中南海周边发生的揪刘火线问题，都作为1966年8、9月的口号的例证，太牵强附会了。
那么“下扫”又如何呢？1966年10月6日，路远、周闯贴出“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的大字报，其中对聂元梓关于工作组态度的批判是这样写的：
（五）张承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结论。但群众只要这个结论就行了吗？同学中有部分人要坚持辩论，聂元梓同志你为什么不让展开辩论以肃清工作组影响？当初批判工作组，你认为是人民内部矛盾，后来怎么想通的？你是否知道群众想通了没有？
路远、周闯认为聂元梓对工作组的批判是不力的，就是下扫不力。我也认为聂元梓下扫不力。她认为工作组撤走，反动路线就解决了，她并没有了解基层情况。以我所在的物理系六年级为例：工作组走的时候，工作组和年级党支部信誓旦旦地说：“没有整同学的黑材料”，当时很多人（包括我）对此是相信的。1966年12月末，绝大多数外出串连的同学回来了。随着运动的发展，有些人开始觉醒，他们透露了工作组整同学的黑材料的情况。反工作组的一方，从保工作组的同学房间里，抄出了整同学的黑材料，这件事在年级引起了很大震动。
有的文章说聂元梓把某些人打成反革命，这要具体分析。在1966年11月15日以前，按反革命批判的只有乔兼武和杜文革，原因是他们的大字报“造三个大反”：
第一， 取缔党团组织形式，代之以革命委员会
第二、党政合一为革命委员会
第三、砸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办公室
乔、杜两人突发奇想，其本意是想根除已看到的弊病。这种奇想即便是现在，恐怕不会得到任何政党的赞同，在当时受到批判是很自然的。如果我们国家那时有言论自由的话，他们也不可能被打成反革命。
1966年11月12日以后，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红联军被扣上反动组织的帽子，起因是他们砸了“新北大”编辑部。1966年11月1日，校文革集会纪念“六一”（第一张大字报广播之日）五周月，地点在东操场。聂元梓在大会上讲话，谈校内和校外的形势。校外主要讲的是批判工作组和批判李雪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校内讲的主要是给校文革提意见的事和“井冈山红卫兵”等组织的活动。在讲话中没有说对立派“井冈山”、“红联军”是反动组织。在校内和校外运动形势两部分之间聂元梓引用了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我在现场听了讲话，没有感到聂元梓的讲话把对立派打成反革命。当时在全国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引用那段语录是很正常的事。后来对立派说聂元梓讲话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聂元梓有些心虚。把这段语录从录音带中删去了。这就是聂元梓修改录音带事件。
《北京大学纪事》1998年版第654页这样写到：
11月12日 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红联军等五个造反组织砸抄了《新北大》编辑部，同时贴出《告北大和全国革命同志书——砸烂<新北大>编辑部》的大字报。它说：“《新北大》登出的聂元梓纪念“六一”五周月讲话是“伪造品”，删掉了聂元梓挑动群众斗群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言辞、充当了聂元梓执行资反路线（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下同）的遮羞布。”
某些人说聂元梓把群众打成反革命（1966年），并没有用乔兼武的例子，只是用录音带事件做文章。《新北大》编辑部成立时，杨克明为主编，他和聂元梓产生分歧后，在《新北大》上刊登了路远、周闯的“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等一些反对聂元梓的文章。后来杨克明外出串连，聂元梓于1966年10月31日改组了新北大编辑部。由于新的编辑部不再刊登“井冈山”等组织的文章，引起了他们极大的不满，借口录音带事件砸了“新北大”编辑部。他们还冲击校广播台，抢走一些喇叭，用于建自己的广播台。这是北大的首次打砸抢事件。“新北大”是毛主席题词的，砸校刊被中央文革定为反革命事件。反动组织的帽子从此落在“井冈山”“红联军”的头上。把“井冈山”“红联军”定为反动组织是不对的，反之把砸校刊，抢喇叭说成是革命行动也是矫枉过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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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7 20:4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