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声：北大与清华文革异同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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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与清华文革异同之比较

舒 声

按：本篇原载丛璋、亚达、国真编辑整理的自印书《燕园风云录——北京大学文革回忆资料汇编》第二集，2013年9月。

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是中国著名的两所高等学府，相距很近，1966发生、1976年结束的文化大革命中，两校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很多，两校对北京市和全国的影响都很大，两校文革的情况有很多相同也有不同的地方，本文拟对此进行一些比较和分析，对研究文革和总结历史经验，应不无裨益。

两校文革背景与起源

北京大学历史悠久，前身是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解放后从城内沙滩迁移到原燕京大学校址，1952年院校调整时清华大学文科和部分理科合并到北大。1958年反右斗争后期，陆平调入北大任党委书记兼校长，并带进了一批干部。1964年11月中央派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率领工作队进入北大开展社教运动，执行了一套“左”的方针，以陆平为重点打击对象。北大干部分成了两派，支持陆平的包括党委副书记张学书（兼组织部长）、谢道渊（兼宣传部长）和大部分系总支书记，反对陆平的有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兼副校长）、党委常委崔雄昆（兼教务长）和小部分系级干部，包括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技术物理系总支戴新民等。社教后期，中央对工作队进行了调整，撤消了张磐石的队长职务，召开了国际饭店会议（1965年3月），把两派干部集中到一起，宣布陆平“是好同志”，反对陆平的干部被整得灰头土脸，很多被派到农村搞四清。社教时期两派的斗争已经为文革埋下了伏笔。1966年5月康生派他的妻子曹轶欧和张恩慈（原北大哲学系教师）等七人，以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的名义来北京大学“调查”，曹轶欧任组长。在曹轶欧和张恩慈的支持下，5月25日，聂元梓等7名哲学系教师贴出了“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干些什么”的大字报，矛头指向校党委和北京市委，大字报引起了全校的激烈争论和思想混乱。当天北大校党委常委开会研究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问题，并请示国务院外办。外办副主任张彦答复：这是国家纪律，不要违反国家利益，要内外有别。常委中有二种意见；一种认为对大字报要加强管理，坚决按中央文件精神办，动员聂本人把大字报揭下来贴到指定地点（室内）；另一种主张坚决支持群众运动，支持大字报，支持左派。大字报已贴出了，不能揭下来。崔雄崑要陆平对聂元梓大字报明确表态。陆平表示，把他和宋硕说成黑帮，不同意。多数常委也表示：大字报的内容不符合事实，不能同意。“晚8点，校党委召开党员干部会，陆平讲话，表示欢迎对党委的工作提出批评，同时指出，写大字报贴到外边不符合中央“内外有别”的指示精神。校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校党委常委崔雄崑拒绝出席大会。当天，曹轶欧派张恩慈将聂元梓等七人贴出的大字报底稿取走，送给康生。后康生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将这份大字报直接送给当时在外地的毛泽东。康生要曹轶欧告诉聂元梓，让她“顶住”。
5月29日戈华、崔雄崑正式写报告，反映“陆平镇压革命的罪行”，要求中央、华北局派工作组来校领导文化革命。
5月31日崔雄崑给康生写信，反映北大存在的“严重问题”。
6月1日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签名的大字报，从而引发了北大和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以上摘自《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王学珍等主编，2008年版》
清华大学从1952年蒋南翔担任主要负责人后，一直按照蒋的教育思想进行各项工作，特别是1957年反右斗争把以钱伟长为代表的“右派”势力打下去后，清华更树立起以蒋南翔为首的校党委的绝对权威，蒋在全校干部和师生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党委主要领导刘冰、高沂、胡健、何东昌、艾知生都是蒋的拥护者和得力助手，校党委被称为“不漏气的发动机”，党委所属各部，学校的各处、各系总支（分党委）、系主任等各级干部也都是蒋的支持者，可以说是铁板一块。6月1日北大大字报广播后，在清华也引起强烈反响，6月2日校园里出现批评怀疑校党委的大字报，但党委立即组织反扑，贴出“保卫校党委”、“保卫蒋南翔”、“党委姓马不姓修”等大字报和标语，6月5日，刘涛、贺鹏飞等贴出“清华党委应采取积极态度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震惊全校，蒋南翔赶回学校做检讨，得到热烈的掌声支持；6月7日北大生物系学生杨涛来清华煽风点火，受到围攻。6月8日清华校园里一片歌功颂德声，各教研组、政治课教师、辅导员在党委指挥下，写出大批歌颂蒋南翔的大字报。6月9日叶林率部分工作组成员到校，6月10日，大批工作组成员到校，和群众见面，晚上从高教部传来消息，蒋南翔已被停职反省。6月15日陶铸到高教部讲话，正式点了蒋南翔的名。（见邱心伟主编《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
由此可见，北大的堡垒是从内部被攻破的，而且成为全国文革的导火索；清华的堡垒则主要是靠外力的作用被攻破的。

高层领导和中央文革对两校的影响

由于两校在全国教育战线的重要地位，中央领导对它们都非常重视，在文革中对两校的影响都很大，具体表现方式有：
公开指示，亲临指导，亲自接见，派人带信等。
（一）毛泽东在文革中对北大的直接影响
1、1966年6月1日亲自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
2、1966年8月5日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称赞：“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写得何等好啊！”
3、1966年8月17日为北大校刊题写《新北大》三个字。
4、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北大师生代表。
5、1968年7月27日接见五大领袖，其中有关于北大的讲话。
（二）中央文革对北大的影响
1、1966年6月27日，陈伯达到北大看大字报，听取张承先、曹轶欧的汇报；
2、1966年7月22日，江青、陈伯达到北大看大字报，向师生发表讲话，并撇开工作组召开座谈会，个别召见聂元梓等人，鼓动他们起来反工作组，赶工作组；
3、1966年7月23日晚9时，江青、陈伯达再次来北大开座谈会，并在大饭厅发表讲话；
4、1966年7月25日康生、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来北大，主持召开万人辩论会；
5、1966年7月26日，康生、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及中央文革其他成员和李雪峰、吴德等来北大，主持召开万人辩论会，号召搬开工作组，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
6、1966年8月3日，江青邀请聂元梓坐她的车到钓鱼台吃饭，说聂写的大字报是她亲自送给毛泽东的，要聂“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或让李讷转告我，我随时可以接见你”；
7、1966年8月4日，康生、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及中央文革其他成员再次来北大，正式宣布撤消工作组，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对聂元梓当选为校文革主任“致以革命的祝贺”；
8、1966年8月30日，北大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召开，王任重出席；
9、1966年11月13日晚9时许，王任重给聂元梓打电话说：“江青同志很关心你，爱护你，为了你的安全，今晚让你离开家，带上你认为最重要的材料，住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10、1966年11月16日，江青找聂元梓密谈，说：“王任重是国民党派来的，你不要追随他”，“你到上海去串联，我们中央文革是支持的”。
11、1966年11月17日，王力找聂元梓谈话，根据江青谈话精神，对聂去上海做了具体安排；
12、1966年11月27日，聂元梓在上海与张春桥密谈，张说：“上海工人发动起来了，学生运动不行，希望你们起很好的作用”；
13、1966年12月16日，聂元梓回到北京，向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做了汇报；
14、1967年1月16日，陈伯达、江青召见聂元梓、孙蓬一。陈伯达说：“王任重很坏，当着江青同志的面讲了孔繁、杨克明很多好话，讲了聂元梓很多坏话”，江青说：“我们要保你，从政治上关心你，帮助你，孔繁到哪里去了，你们要揪他！”
15、1967年1月22日，江青在部分高校造反派座谈会上支持聂元梓，批评蒯大富“对北大井冈山、红联军的态度是错误的”，“有人诽谤聂元梓同志，聂元梓有缺点、错误，但我们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我们是共患难的战友，是和反动路线作斗争的”。
16、1967年3月18日，聂元梓召开首都红代会核心组会议，决定发动10万人游行，打倒谭震林，聂当场打电话请示中央文革，得到戚本禹批准。
17、1967年3月27日，陈伯达、戚本禹以座谈教改为名来到北大，他们提到社会上有人贴大字报攻击周总理时说：“现在提到炮打某某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外，任何人都不可随便与无产阶级司令部联系起来。”
18、1967年4月14日，康生给聂元梓写信，说：“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组织了调查彭真、刘仁等的调查团，从初步调查结果，看到了旧北京市委隐藏了许多叛徒，我想新北大应组织调查组，系统地调查彭真、刘仁等黑帮的具体材料。”聂元梓依照康生的指示，组织了“新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揪叛徒兵团”又称“新北大公社第二战斗队”，在社会上大肆开展“抓叛徒”活动。5月17日，孙蓬一写信给康生报告第二战斗队工作进展情况，请示如何送材料，康生在信上批示：“可直接送”。
19、1967年6月5日，晚，陈伯达来北大，在大饭厅与群众讲话，说“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批评“北大是死水一潭”。
20、6月8日，陈伯达又说“对新北大公社个别同志的意见是同志式的，是好意，是爱护的”，谢富治也解释说：“伯达批评是善意的，为北大同志好”。7月10日，陈伯达发表讲话说：“我批评聂元梓是支持她、爱护她、帮助她，聂元梓不要打倒，还要她当红代会核心组长。对孙蓬一也不要打倒，要一看二帮。”并对反对聂元梓的人说：“你们用我的话攻击聂元梓，那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1、1967年9月1日，江青在北京市委扩大会上说：“北大红旗飘里准有坏人，牛辉林到处抢抄，群众是好的。”
22、1968年3月27日，江青在首都十万人大会上讲话说“聂元梓是有缺点、错误的，要批评她，但是要保她”。

（三）周恩来对北大的影响

1、1968年2月13日，谢富治向聂元梓传达周总理让周培源“下山”（即退出北大井冈山兵团）的指示：（一）周培源在国际上有影响，下个月他要出国，要他下山：（二）周培源要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三）周培源是以北大副校长的身份出国。
2、1972年7月2日，周恩来会见美籍学者杨振宁时，对周培源说：“你回去把北大的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3、1972年7月16日，周培源在校党委、革委会常委会上传达周恩来7月14日接见美籍中国科学家代表团时的讲话：“北大的理论水平低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水平这样低？你回去把北大的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的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就把它拔掉。”
文革中高层领导包括中央文革对清华的影响也非常大，直接间接的指示很多，简单列举如下：
（一）毛泽东文革中对清华的直接指示
1、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工人宣传队进入清华制止武斗；7月28日凌晨，毛泽东接见五大领袖，并发表讲话。
2、1968年8月5日，毛泽东将外宾送的芒果转送给工人宣传队。8月15日，毛泽东接见工宣队代表。
3、1975年11月，毛泽东对刘冰等给他的信做出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4、1975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130多位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中说：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1975年8月、10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1968年7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11月3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刘冰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议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决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二）中央高层其他人物对清华的影响

1、1966年6月18日，王光美到清华看大字报。
2、1966年6月19日，薄一波到清华看大字报，和蒯大富辩论30分钟；王光美在七饭厅见到同学说：“少奇同志让我来看大字报的”。并表示如果大家要求，她愿当清华工作组组员。6月21日，王光美正式成为清华工作组组员。
3、1966年7月3日，薄一波再次来清华，又一次和蒯大富辩论。
4、1966年7月22日晚9时-12时，中央文革关锋、王力在新斋771号接见蒯大富，表示支持。
5、1966年7月29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讲话，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和全体代表见面。晚6点，王光美在一员工食堂讲话，说刘少奇曾经来清华看过3小时大字报。
6、1966年8月2日晚，周恩来、朱德来清华看大字报，找部分同学座谈至3日凌晨。
7、1966年8月4日晚8点，全校师生2万多人集中在东大操场，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等人参加大会，周恩来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工作组的错误，为蒯大富等平反。
8、1966年8月16日，周恩来分别找清华“八八”、“八九”及“临筹”负责人座谈。
9、1966年8月22日晚，全校召开万人大会，周恩来冒雨参加大会，并讲话。
10、1966年8月23日，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接见了蒯大富，对蒯单独成立自己一派红卫兵的想法给予了鼓励。
11、1966年7月30日，周恩来在人大会堂小会议室，分别找了三批观点不同的清华学生及蒯大富谈话，了解清华情况。
12、1966年10月9日，周恩来、张春桥接见清华8个组织的代表，不同意王光美去清华检查。
13、1966年12月18日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蒯大富，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14、1966年12月30日，江青、王力、关锋、姚文元等来清华和一些同学进行了座谈，傍晚时在西大操场与群众见面并讲话。
15、1966年12月31日，周恩来和清华部分同学座谈，说毛主席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建议让她书面检查。
16、1967年1月7日，周恩来接见七机部“915”、“916”代表时，批评清华1月6日“智斗王光美”是“恶作剧，不正常”，“就是背后捣鬼，不是堂堂正正的政治斗争”。
17、1967年1月20日，康生、王力、关锋接见蒯大富等人，指出康生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不能揪，要与中央党校“红战团”划清界限，康生交给蒯大富一些刘少奇的材料，要求把刘少奇批判到底。
18、1967年1月22日凌晨，陈伯达两次给蒯大富打电话，指出攻击康生是错误的；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中央文革与大专院校学生组织座谈，江青点名批评蒯大富攻击陈伯达和康生是错误的。
19、1967年1月25日，康生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卡博到清华参观，在座谈会上讲话，表明他是支持蒯大富的。
20、1967年1月26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大专院校代表，江青再次批评蒯大富。
21、1967年2月6日，谢富治接见一、二、三司代表，支持联合成立首都红代会，批评了蒯大富。
22、1967年2月7日，王力在新华社与清华和北航学生座谈时说：“打倒蒯大富我不赞成，但蒯大富有缺点，要批评”。
23、1967年2月22日，首都红代会成立会上，蒯大富向周恩来、康生“请罪”，周恩来说“不用请罪了，革命的犯错误是好事”，康生说：“不要再检查了，再检查就提高“红战团”的威信了”。
24、1967年3月26日，陈伯达、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清华部分教职工和“井冈山兵团”总部代表，谈复课、批和改的问题。
25、1967年5月12日，谢富治来清华，接见了“井冈山兵团”总部和“414”的负责人，说“414大方向有问题”。
26、1967年5月21日，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井冈山兵团”总部和“414”的负责人，进行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谈话，在谢的主持下，双方达成“四点协议”。
27、1967年5月30日，谢富治给蒯大富写信，说“周总理近几天中央工作特别忙，不能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指革命委员会），建议你们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往后延迟几天，请考虑”。
28、1967年6月26日，陈伯达、戚本禹来清华，接见两派代表，指出：“联合起来讨论教改，坐下来协商，不要消灭一方，以对等原则召开联席会议”。
29、1967年8月9日晚，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蒯大富、韩爱晶等人，陈伯达指出“要撤离中南海；不要搞什么大串连”，对蒯大富说“清华出现414，那么多人反对你，对你是有好处的，锻炼你，看你能不能成气候”。
30、1967年9月16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北京“天派”各组织负责人，江青严厉批评清华《井冈山》报《评什么极左思潮》社论，说“这篇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我的”，并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告诉小将，现在论到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
31、1967年12月17日凌晨，谢富治、戚本禹“与北京高校群众组织座谈整顿红卫兵和共青团组织的讲话”中谈到有关清华的问题，关于《414战歌》歌词是林彪的话，谢富治说“我从未听见过，是谣言”。戚本禹说：“清华大联合要以团派为核心，为基础，这是我们的意见”。
32、1967年12月27日，谢富治、丁国钰、李钟奇接见清华两派代表，要“双方多做自我批评，克服派性，重新联合起来”。
33、1968年7月12日，谢富治通过吴德对蒯大富做了三点指示：一、撤除对科学馆的封锁；二、上缴武器；三、全面制止武斗。
34、1968年7月17日，北京市革委会开会讨论《七三布告》，谢富治讲到清华问题，说“清华两万多人，双方参加武斗的不到两千吧。可见90%以上的人不赞成、不参加武斗。把什么事都压到市革委会和卫戍区头上，我认为是不对头的”。
从以上并不完全的记录可以看出：
毛泽东和中央上层领导包括中央文革在内，对北大、清华的文革都非常重视，给予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文革发动前和文革初期毛和中央文革对北大的关注更多一些，文革开始后刘少奇通过王光美企图对清华施加影响，是想和毛对北大的控制分庭抗礼；毛解放了蒯，把蒯作为打击刘少奇的子弹；
周恩来文革中对清华的直接关注和影响比北大多，没有去过北大，对北大的影响只是通过周培源；
江青、张春桥等策动聂元梓去上海煽风点火，通过蒯大富打击刘少奇、王光美；聂、蒯成为中央文革的工具；
康生对北大关注和影响比较多，对清华的影响相对少一些；
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谢富治对两校的关注和指示很多，但聂、蒯对他和市革委会不太买账，他的指示经常贯彻不下去。
高干子女在两校文革中的表现和影响
清华和北大学生中高干子女都不少，在文革中他们也参与了很多活动，对两校的文革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有些是上层人物通过他们的子女对学校施加的影响。
高干子女在北大文革中的表现和影响
文革前进入北大的著名高干子女（据不完全统计）有——
李讷，毛泽东、江青之女，历史系学生，1965年已毕业；
林立衡，林彪、叶群之女，中文系学生，当时已因病退学；
林立果，林彪、叶群之子，物理系1965级学生，文革开始后未再来校；
邓朴方，邓小平长子，技术物理系1962级学生；
邓楠，邓小平次女，物理系1964级学生；
贺晓明，贺龙之女，国际政治系1965级学生；
杨绍明，杨尚昆之子，历史系学生；
胡德平，胡耀邦之子，历史系学生；
傅彦，彭真之女，国际政治系学生；
李丹林，李雪峰之女，历史系学生；
林双双，林枫之女，化学系1963级学生；
雷渝平，雷英夫之女，中文系1965级学生。
张少华，毛泽东儿媳，毛岸青之妻，中文系学生。
以上高干子女在北大文革中多半是以受害者身份出现的。例如——
李讷，1966年7月26日江青在北大群众大会上说北大干部郝斌、郝克明（胡启立之妻）等在四清中迫害李讷，不让她入党；又点名说张少华是假儿媳，阶级斗争搞到主席家里了，张少华闻讯后逃跑藏匿。
1967年林立果给北大写了一封信，揭发北大“陆平集团”在文革前迫害他姐姐林立衡，迫使她退学，致使北大部分干部教师受到迫害，教务长崔雄昆1968年被迫自杀，副教务长王学珍、教务处副处长孟广平、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等受到批斗。
邓朴方1968年被聂元梓一派抓住，关押在物理大楼，被迫跳楼致残。
杨绍明在文革一开始就受到冲击，1966年6月18日，被按在38楼前批斗。
1966年7月26日晚的全校大会上，李杨杨代表31个干部子女讲话，说工作组是延安不是西安，事前他们曾经开会讨论，参加者有不少高干子女包括李丹林、张少华姐妹等，后遭到江青、康生的批驳。（燕园风云录（一），P64-66）
如果说对北大文革影响最大的高干子女，应该还是李讷，她受毛泽东和江青的委派，文革期间曾多次到北大活动，给聂元梓传达指示，例如让聂元梓去上海串联，煽风点火，就是李讷直接和聂联系的（见聂元梓口述回忆录），也把北大的情况向毛和江汇报，为毛的决策提供第一手信息。其次就是林立衡的“被迫害事件”，使北大部分干部、教师受到迫害。但李讷和林立衡对于她们给北大造成的不良影响和导致部分干部、教师遭受迫害的事实一直没有道歉和表态，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
在文革初期，曾经有部分高干子女在北大贴出大字报，倡议成立“革命干部和工人、贫下中农子女协会”简称“贫协”，但未能得到广泛的响应，各系的“贫协”基本没有成立起来，后来这些高干子女的家长也都受到冲击，这个“贫协”也就无疾而终了。
至于那个著名的“血统论对联”传到北大后，自然也受到部分高干子女的支持和欢迎，在北大引发过激烈的辩论，但后来陈伯达、江青等人表态后，也就逐渐销声匿迹。
高干子女中只有邓朴方短期地进入过校文革，是一名普通的委员，也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清华高干子女在文革中的活动和影响
清华的高干子女著名的（据不完全统计）有——
刘涛，刘少奇之女，自动控制系9字班；
贺鹏飞，贺龙之子，精密仪器及机械制造系0字班；
刘菊芬，刘宁一之女，自动控制系7字班；
王小平，王任重之女，无线电系9字班；
陈元，陈云之子，自动控制系0字班；
李黎风，李井泉之子，工程物理系6字班；
陆德，陆定一之子，无线电系7字班；
雷蓉，雷任民（外贸部副部长）之女，无线电系6字班；
林梅梅，林枫之女，工物系6字班；
乔宗淮，乔冠华之子，工程力学数学系9字班；
邱承光，邱会作之子，工程物理系0字班；
陈楚三，陈潭秋之子，数学力学系6字班；
郑易生，郑天翔之子，自动控制系9字班。
注：清华学生以毕业年份为班级命名（学制按6年计算），如6字班即1966年毕业，0字班即1964年入学、1970年毕业。因毛泽东在1964年春节座谈会上提出学制要缩短，1965年入学的一届便改为5年制，也应于1970年毕业，为与1964年入学1970年毕业的“0字班”相区别，这届称为“00字班”。
与北大的高干子女在文革中的表现不同，清华的高干子女在文革初期是十分活跃的，很多人当上了校级和系级临时权力机构的头头，也经常通过大字报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们对清华一个时期的文革起了很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主导作用。
以下为《清华文革亲历：史料收集 大事日志》的不完全记录：
1966年6月5日，刘涛、贺鹏飞等贴出“清华党委应采取积极态度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在当时校园里以“保蒋”为主的舆论下，产生震惊全校的影响。
1966年6月24日，贺鹏飞指使光0某些同学把蒯大富引出，进行辩论。
1966年7月7日，晚上，在中央主楼进行批判蒯大富的预演，李黎风主持，刘涛、贺鹏飞参加，王光美亲自督阵。
1966年7月27日，雷蓉、王小平贴出“给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一封信”，批评工作组，轰动全校；晚上，李黎风主持与水利系“反动学生”陈诞康的辩论会。
1966年7月28日，临时校系委员会主持与雷蓉、王小平的辩论会，会前未通知她们，会议主席李黎风撒谎说电话通知了她们。王任重、关锋等到会讲话。
1966年7月29日，雷蓉、王小平贴出第二张大字报“六二四以后工作组的路线是错误的”，贺鹏飞、李黎风贴出大字报批评工作组不走群众路线。
1966年7月31日，林梅梅、刘菊芬贴出“给王光美同志提点意见”的大字报。
1966年8月1日，贺鹏飞、刘涛、李黎风、乔宗淮、邱承光等贴出大字报“我们的责任”，认识到工作组犯了方向性错误，反蒯是群众斗群众。
1966年8月3-4日，各系陆续成立“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子弟协会”，下午，刘菊芬出面组织自控系红卫兵，孙怒涛申请加入未被批准。
1966年8月19日，贺鹏飞、李黎风、乔宗淮、雷蓉、王小平等贴出“三问王光美”的大字报。
1966年8月21日，刘涛贴出“誓死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的大字报，揭发批判王光美的错误，表示要和王光美划清界限；贺鹏飞等立刻贴出大字报“坚决支持刘涛同志的革命行动”。
1966年8月22日，晚上全校大会，周总理冒雨出席并讲话，贺鹏飞发言作了检查，尖锐批评工作组。
1966年8月24日，下午2∶45，在刘涛的指示下，自控系红卫兵手持皮鞭木棍占领了广播台，4∶00，12个学校的红卫兵在清华附中召开誓师会，贺鹏飞讲话，4∶50，12校红卫兵跑步进入清华，封锁大礼堂前大字报区；5∶10，广播台广播12校红卫兵的“告示”，勒令大字报作者撕去有关中央领导人的大字报；6点，贺鹏飞等指挥红卫兵推倒了清华标志性建筑二校门；7点，几乎所有的大字报被撕个精光；8点，红卫兵在西操场开会庆祝胜利。9点撤离学校；半夜，清华大学红卫兵总部一些人到校内部分干部、教师家中抄家、拷打，强迫中层以上干部到被推倒的二校门搬运砖石；贺鹏飞把在清华拍摄的大字报底片交给王任重秘书。
1966年8月25日，清华中层以上干部继续到二校门拆卸搬运砖石，稍有缓慢即遭红卫兵毒打，校园里出现大量“8•24革命行动好得很”、“就是要红色恐怖”等大字报；晚上在大礼堂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大会，一名红卫兵提出解散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主席台上的贺鹏飞等人全部鼓掌。
1966年8月26日，清华组织1500名红卫兵进城游行，贺鹏飞叫自控系红卫兵把守车门，反复检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出身、成分；中央文革联络员向贺鹏飞传达了严禁打人的命令，贺未向同学传达；晚上清华红卫兵总部组织抄地、富、反、坏、黑的家，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要求参加，遭到刘涛拒绝，说“你们组织不纯”；当日《人民日报》发表刘菊芬执笔的“清华园必须大乱”的大字报。
1966年12月26日，王小平贴出“造王任重的反”大字报。
1966年12月28日，刘涛做公开检查：“造刘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我的初步检查”，揭露刘少奇、王光美、王任重等对清华文革的影响；
王小平贴出大字报“‘三问王光美’是怎样出来的？——王任重和刘少奇的关系”。
1967年1月2日，刘涛和刘允真贴出“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大字报，《井冈山》报刊登此文，大量印刷。
1967年1月3日，乔宗淮贴出“我的检讨”。
1967年1月6日李黎风贴出“我的第二次检查”。
总的来说高干子女在清华文革中的活动是十分积极活跃的，其中贺鹏飞、刘涛等起的作用更是十分突出，他们在冲击蒋南翔、斗争蒯大富、成立红卫兵、宣扬血统论、争夺文革领导权、制造红色恐怖、抄家破“四旧”、破坏标志建筑物、迫害革命干部等方面都起了十分重要和恶劣的作用，这与他们的政治优越感和敏感性，唯我独“左”的思想以及家长和中央文革某些人背后的指使都有重要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后来他们的地位随着父母的被打倒而一落千丈，有的人遭遇也很惨，文革后他们应该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思，但很少有人写出这一段历史的回忆，现在他们也都进入晚年，希望能够勇于自我解剖，写出对文革这段历史的回忆与反思，留给后人。

清华、北大文革组织及负责人组成的异同

（一）北大文革组织及负责人
1、校文化革命委员会
1966年7月28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聂元梓，副主任委员白晨曦（原人事处副处长）、聂孟民（物理系学生），常委牛皖平（北大附中学生）、徐运朴（俄语系研究生）、廖淑明（国际政治系学生）、戴新民（原技术物理系总支书记），办公室主任李清昆（教师），副主任杨克明（教师）、夏剑豸（教师），办公室下设11个组：毛主席著作学习宣传组、武装保卫组、组织组、宣传组、专案组、动态组、大字报组、接待组、生活总务组、秘书组及联络组。
1966年9月11日，校文革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主任聂元梓，副主任孔繁（哲学系干部）、聂孟民、杨学祺（生物系学生）、白晨曦。常委：冯迎玺（干部）、戴新民（干部）、段心济、廖淑明、徐运朴、刘宗义（学生）、刘国政（学生）、牛占文、唐景春。
1967年2月14日，校文革将孔繁、牛占文、刘宗义、廖淑明、聂孟民赶出常委会，补充姜同光、裘学耕、王海忱为副主任，孙蓬一（哲学系教师，聂元梓亲密战友）、王茂湘（经济系教师，聂元梓坚定支持者）、侯汉清（图书馆系研究生）为常委。
1967年3月，孙蓬一被升为校文革第一副主任。
1967年4月，成立校行政工作委员会，主任周培源，下设教改组、教务组、人事组、后勤组等。
1967年5月，成立校斗批改委员会，主任崔雄昆。
1967年6月后，徐运朴、侯汉清参加井冈山兵团，戴新民被怀疑为叛徒，被校文革清除。
由以上名单可以看出：
（1）校文革的主要领导权掌握在干部和教师手里，学生不过是摆设；
（2）校文革下属机构比较健全，反映了北大干部有一定的管理工作经验，全面掌握了北大的实际领导权；
（3）校文革主要成员不断变化，是聂元梓及其亲信不断排除异己，打击排斥有不同意见者，这些人中有些后来遭到残酷打击，有些参加了反对派组织。
2、新北大公社
1967年2月15日“新北大公社”成立，总部成员有：卢平（中文系学生）、刘冲（经济系学生）、夏剑豸（哲学系教师）、孙月才、李长啸等，各系个单位纷纷成立“新北大公社战斗团”，成为在校文革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公社的主要负责人是学生，但完全听命于校文革。
1968年3月20日，校文革决定成立“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指挥部”，高云鹏（哲学系干部）为总指挥，宫香政（技术物理系学生）、黄元庄（伙食科工人）为副总指挥，卢平为政委。
3、新北大井冈山兵团
1967年8月17日，井冈山公社、东方红公社、红旗飘战斗队、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五个组织联合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第一任核心组组长周培源，副组长：牛辉林（法律系学生）、徐运朴（研究生）、侯汉清（研究生）、陈醒迈（化学系学生）。后周恩来劝告周培源退出井冈山，牛辉林为核心组长，9月1日江青点名“红旗飘里有坏人”，侯汉清接任核心组长，牛辉林改任副组长。1968年3月北大发生武斗后，徐运朴被校文革和公社抓走，牛辉林逃到校外，坚持在校内与聂元梓斗争的井冈山核心组成员主要是：侯汉清、胡纯和（哲学系学生）、谢纪康（物理系学生）、靳枫毅（历史系学生）、陈醒迈等。
井冈山兵团主要领导成员是学生，干部教师参加和支持井冈山的也很多，例如原北大副书记、副校长戈华、团委副书记郭景海、东语系主任季羡林（曾任纵队负责人）、地球物理系干部王桂芹（任纵队负责人）、哲学系教师孔繁、杨克明（第一张大字报作者之一）、李醒尘（第一张大字报作者之一）、郭罗基、国际政治系总支书记张侠，历史系副主任、教授周一良等，但他们没有起到主导作用，顶多是参谋和顾问，武斗期间干部都没有参加。
清华的文革组织及其负责人
1、井冈山兵团（团派）
1966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筹委会成立，成员为：蒯大富、陈育延、唐伟、鲍长康、刘才堂、孙怒涛、王良生、潘剑虹、崔兆喜、邵凯胜等20人；后经演变，井冈山分裂为团派和414两派。团派的主要头头为：
蒯大富：工程化学系63级学生
鲍长康：工程化学系63级学生
刘才堂：工程化学系63级学生
陈继芳：冶金系64级学生
马小庄：冶金系64级学生
陈育延：数学力学系65级学生
王良生：水利系63级学生
潘剑虹：机械系61级学生
任传仲：自控系65级学生
革命干部代表：韩银山、张修身
2、井冈山兵团414总部（四派）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于1967年5月29日正式宣告成立，总部主要成员为：
沈如槐：数学力学系64级学生
孙怒涛：自控系60级学生
汲 鹏：压00学生（65级）
宿长忠：水利系61级学生
陈楚三：数学力学系60级学生
刘万章：工程物理系60级学生
张雪梅：水利系64级学生
蒋南峰：无线电系60级学生
高季章：水利系63级学生
周泉缨：动力系60级学生
革命干部代表：龙连坤、李振民、谭浩强
清华团派和四派的核心人物都是学生，干部的作用不过是参谋和顾问，只能起到配角的作用，这点和北大井冈山相似。但团派头头中低年级的比例大，四派头头中高年级的多一些。

两校武斗情况之比较

北大武斗
北大大规模武斗发生在1968年3月29日凌晨，校文革指使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夜间进入井冈山成员较多的31楼（化学系男生宿舍），将井冈山成员驱赶出去，开创了北京高校大规模武斗的先例。后井冈山陆续占领了28、30、32、35、36、37楼，并用天桥和地道连接起来，与新北大公社对抗，由于校文革采取了断粮、断电等措施，井冈山接受了校外的支援（粮菜等），采用带电作业接上了电源。
北大两派武斗中使用的武器主要是长矛、铁棍和强力弹弓（用自行车轮胎制作），在7月22日井冈山接电时爆发的武斗中双方使用了燃烧瓶，公社方面使用的燃料是乙醚加黄磷，井冈山使用的是汽油。工宣队进校后两派上缴的武斗工具是长矛、铁棍、弹弓和护身甲、安全帽，双方各数百套。
北大在武斗战场上没有人员死亡，但伤者很多，笔者曾经见过一位东语系学生一只眼睛被弹弓打瞎，后安装了假眼，还有一位同班同学被抓去打断腿，在地质学院休养2个月才好。武斗期间死亡3人，一人为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温家驹，因到图书馆翻看书报，被公社武斗队抓走打死，另外二位死者是殷文杰（无线电系学生），在44楼附近去食堂吃饭时被公社武斗队用长矛刺死，刘玮，地质地理系66届毕业生，欲回校办理毕业手续，被公社武斗队抓到40楼，毒打致死。打死这3人的主要凶手在1973年被北京市公安机关逮捕法办。

清华武斗
清华两派最早的武斗发生于1968年1月4日深夜，团派进攻位于12号楼的自控系414广播台，414二人跳楼重伤，3人被俘，团派受伤者近百人，30多人入医院治疗。（大事日志，P135）。次日凌晨，北京卫戍区李钟奇副司令员来校主持谈判，双方签订了停止武斗的六项协议。
1968年4月23日，清华再次爆发大规模的武斗。此后武斗连绵不断，最严重的一次是1968年5月30日，在东区浴室发生的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伤惨重。
清华武斗期间，使用了长矛、弹弓、燃烧瓶，甚至动用了枪支、手榴弹，还制作了和使用了土坦克（用汽车改装）。
武斗期间清华死亡的人员有：姜文波、谢静澄、孙华栋、许恭生、卞雨林、段洪水、刘承娴、朱玉生、杨志军、杨树立、钱萍华、范仲玉、范崇勇。（唐金鹤《倒下的英才》，527-530）
1968年7月27日，工人宣传队被打死的有：王松林、张旭涛、潘志宏、韩忠现、李文元，重伤149人，轻伤582人。（大事日志，P376）
两校武斗之比较
持续时间：北大武斗持续时间长，约4个月，清华为100天；
武斗规模：清华武斗规模比北大大；
使用武器：北大武斗基本使用冷兵器，清华使用了枪支弹药、土坦克，比北大级别高；
死伤人数：清华武斗死亡人数远远多于北大，还打死打伤了多名工人宣传队人员；
财产损失：造成建筑物、楼内设施等公共财产的损失都很严重。

两校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

所谓非正常死亡包括被毒打、折磨而死，武斗中死亡和采用自杀手段死亡。
据王友琴调查统计，文革期间（1966-1976）北大非正常死亡63人，清华58人。
北大在工作组期间非正常死亡2人，占全部死亡人数的3.2%，校文革期间死亡23人，占36.5%，工宣队、军宣队期间死亡38人，占60.3%。其中1966年15人，1967年1人，1968年34人，1969年4人，1970年5人，1971年2人，1973年1人，1975年1人。死亡最多的是1968年，占54%，其次为1966年，占23.8%。工、军宣队期间死亡人数最多，校文革期间其次。
北大非正常死亡人员中：教师28人，干部5人，学生9人，职员工人13人，家属2人，居民群众4人。
死亡的教师中教授达12人，其中一级教授2人：翦伯赞（历史学家）、饶毓泰（物理学家）；二级教授5人：向达（历史学家，原一级，反右后降为二级）、俞大絪（西语系）、陈同度（生物系）、崔芝兰（生物系）、王重民（图书馆学家），三级教授4人，四级1人。北大文革期间教授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远远高于清华。
还有2名校级领导：翦伯赞副校长和党委常委、教务长崔雄昆。
文革中清华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包括在武斗中死亡的13人，和在文革初期被迫害自杀、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迫害自杀的教师、职工、学生等。
在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一书中只列出了以下人员：
卞雨林、程国英、程应铨、陈祖东、段洪水、李丕济、刘承娴、李文元、李玉珍、罗征敷、路学铭、潘志鸿、钱平华、王大树、王慧琛、王松林、杨景福、殷贡璋、张怀怡、张旭涛、邹致圻和清华附中的郭兰惠、刘澍华、赵晓东。
和北大相比至少可以看出：
清华学生死亡人数比北大多，是因为武斗规模和惨烈程度大；教授特别是著名教授死亡人数较少，校级领导干部没有死亡的。
关于清华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详细情况的统计分析有待清华校友进行。（本刊注：清华大学唐少杰教授已经整理有《清华大学文革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单》，载《记忆》2010年第二期，总第42期，2010年1月31日出刊。）
北大与清华两派组织斗争的性质
北大井冈山与聂元梓校文革之间的斗争
北大文革中的两派斗争实质上是以井冈山兵团为代表的师生员工与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之间的斗争，而不是井冈山兵团与新北大公社两个群众组织之间斗争。聂元梓在第一张大字报公布后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代表，在工作组撤出后，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成立了以她为首的校文革，实际上成为北大的权力机构。校文革全面奉行文革极左路线，对内残酷迫害革命干部、教师，开办劳改大院，把干部、学者关进牛棚，打击镇压有不同意见的组织和学生，任意抓人批斗、逼供，或送交公安机关；对外到处伸手夺权，按照康生指示抓“叛徒”，积极揪斗刘少奇，炮打邓小平、朱德、谭震林等，甚至整理了周恩来的黑材料（《北京大学纪事》，P777），冲击部队大院，抢走保密文件，支持外地武斗，校文革私设牢房、私设公堂，将大批党政干部、知名学者囚禁其中，进行残酷的刑讯逼供，许多干部、教师、学生被迫害致死或致残。1968年3月后，校文革组织指使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发动武斗，对不同意见的群众断粮断电，随意打死无辜群众，在校园里实行“白色恐怖”。工宣队、军宣队在进校后，经过大量调查，给校文革做出了“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的结论，应该说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以历史的眼光看，聂元梓、校文革统治北大的时期，是北大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井冈山兵团的前身“老井冈山”和“红联军”等组织，1966年11月起就开始反对聂元梓、校文革，怀疑中央文革，1966年12月19日起，聂元梓、校文革开始批斗、抓捕井冈山、红联军重要成员，12月23日，井冈山、红联军被查封。1967年3月，部分原校文革成员和干部，由于不满聂元梓独断专行、排斥异己的作风，在整风中提出意见，遭到聂元梓的打击，与其分道扬镳。1967年8月，井冈山、东方红、红旗飘、北京公社和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团五个组织合并成立井冈山兵团。在当时，聂元梓是得到中央支持的闻名全国、炙手可热的造反派领袖，要反对她，需要有大无畏的精神和可能受到迫害的精神准备，可是，出于强烈的正义感和理性思考，井冈山的成员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反抗聂元梓的悲壮道路。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井冈山也并没有看清文革的本质，只能打着拥护毛泽东、拥护中央文革的旗号，有时也要利用中央文革和谢富治等人与聂元梓之间的矛盾来反对聂元梓，否则他们也很难生存下去。井冈山兵团缺乏理论家，从总体上并没有提出过系统的理论，但其中有很多人对文革进行过怀疑和思考，对林彪的“顶峰论”和江青、陈伯达、康生的错误做法提出过质疑和反对。由于年轻幼稚和缺乏政治经验，井冈山也犯了很多错误，在对外斗争方面，包括批判刘少奇“反动路线”、支援外地造反派、在外单位夺权等方面井冈山和其他群众组织一样，也是受上层利用的。文革后，井冈山中没有一个人成为“三种人”而受到刑事处罚，井冈山三任一把手中，周培源成为北京大学校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牛辉林成为山西省广播电视厅副厅长，侯汉清成为著名图书馆学专家、大学教授。而聂元梓、孙蓬一、高云鹏等校文革的主要领导和打死3名无辜群众的凶手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被判处有期徒刑。
新北大公社只是在校文革的操纵下成立的一个群众组织，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的广大群众，只是观点上的不同，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当年两个群众组织的成员，应该能够共聚一堂，回忆往事，共同总结当年的经验教训，把文革的事实真相传之后世了。

清华团派和414之间的斗争
和聂元梓成为造反派代表人物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不同，蒯大富的出现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他是在受到工作组的打击后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当成反击刘少奇的一块石头而树立的典型。但他被解放后头脑发热，自我膨胀，唯我独左，唯我独革，把不同意见的群众推到了对立面。团派（井冈山兵团）是以蒯大富为首的造反派群众组织，414是从井冈山兵团中分裂出来的群众组织（从其名称井冈山兵团414总部就可以看出）。
团派和414派在对待文革和文革前17年的态度上有很大的不同，所谓团派的“彻底砸烂”和“大翻个”理论，414的“十七年红线主导”和“造反派打江山不能坐江山”的理论，虽然不一定能完全代表两派大多数人的思想，但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日接见“五大领袖”时的讲话明显是宠爱和偏袒蒯大富的，而对414没有好感，证明蒯大富和团派的理论和实践更加接近毛的路线。414作为蒯大富和团派的对立面，虽然在某些方面如干部路线上抵制了蒯的错误，更加符合广大干部的要求和利益，但从整体上也没有跳出“左”的窠臼，从他们把林彪“完蛋就完蛋”的语录当成战歌，也可以看出一种浮躁狂热的心态。
在诸多清华学子回忆和反思文革的著作中，孙怒涛的《良知的拷问》无疑是对两派组织解剖最深刻的，他说：“从指导思想而言，两派都是信奉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革理论，贯彻执行文革路线的。从行为实践而言，两派的表现都是极左的，都同样在做着批判刘少奇，揪斗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些当时认为正确的事情，都在保护一部分干部的同时打击压制另一部分干部，互相激化矛盾最后武斗。所以团四两派都是错误的，应该基本否定。”他还说：“我的看法是：并不是414比团派正确的多，而是团派比414错误得多。由于团派贯彻极左的文革路线比414更积极更紧跟，由于团派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而414一直被中央文革打压，由于团派始终处于掌权的多数派地位而414一直是在野的少数派，由于团派要‘彻底砸烂旧清华’因而对干部的迫害比信奉‘红线主导’论的414更甚，由于团派几次挑起武斗而414基本处于招架的守势，所以团派所犯的错误比414大得多，责任也重得多。”（《良知的拷问》，680）
笔者以为，孙怒涛的看法基本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对两派组织的一个客观总结。孙怒涛在其著作中并没有简单地全盘地否定团派和414思潮，而是认为：“当年的团派思潮和414思潮，不管多少，都有一些合理的成分。团派观点激进却富有批判精神，414态度温和但思想比较守旧。他们之中都有可取的也有应该扬弃的部分。当年团四两派追求、捍卫各自思潮中的合理成分，表达正当诉求，这本身并没有错。如果整个社会环境是法制的、民主的、宽松的，包容的，那么两派理解、认同对方正确的观点，兼顾彼此合理的利益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在文革这样的大环境下，双方顽强捍卫各自的正确观点，拼死追求各自的合理利益，从开始的口诛笔伐，最后演变成兵戎相见。这是清华两派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剧。”（《良知的拷问》，694-695）。这是十分可贵的反思。

参考文献——
王学珍、王孝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纪事 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二版
丛璋、亚达、国真主编《燕园风云录（一）》，2012年第一次印刷
邱心伟、原蜀育主编《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09年第一版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第一版
唐金鹤《倒下的英才》，科华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初版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开放杂志出版社，2011年第一次印刷
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时代艺术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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