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有恨？——读《流水何曾洗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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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被残酷迫害，蹂躏最狠的是知识分子。可知识分子所受到的人格侮辱和非人折磨，在中国大陆鲜有书刊提到，大多数亲历者选择了沉默——屈辱的，无奈的，被迫的沉默……。让人欣慰的是在北大，有两个知识分子先后写下了他们文革时的遭遇，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是1998年出版的，第一版印数八万册。而郝斌先生的《流水何曾洗是非》在2013年无论如何通不过出版审查，2014年只能在台湾出版。
郝斌先生的著作《流水何曾洗是非》中记录和叙述的是北大历史系的“牛鬼蛇神”在文革中三年有零的牛棚生涯。我父亲也是历史系牛鬼蛇神中的一员，书中提到的大多数牛鬼蛇神的名字都时常听爸爸提起，有些来过我家。虽然我经历了文革，虽然我隐约知道偶尔恩准从牛棚回家取东西的父亲身上有被打的伤痕。但书中血泪交织的场景，完全超出我和人们的想象。
1968年春天，北大的红卫兵把我家抄了。那天，父亲去城里的书店买书，不在家，妈妈悄悄地让我到中关村路口守望，不让父亲回家。北大已经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如果让红卫兵抓走，凶多吉少。父亲开始了一段投亲靠友躲躲藏藏的日子，直到夏天工宣队、军宣队进了北大，父亲战战兢兢地去“投案”，随即被投入牛棚。我在1966年红八月时就沦为狗崽子，1968年9月发配到内蒙古农区插队。因为我去广阔天地了，所以父亲被认可对“上山下乡”的态度“好”，恩准回家一天。那天的父亲憔悴、苍老、沉默，我们一家人来到颐和园，倚在昆明湖边在冰冷的石栏杆上留下一张合影，我揣着这张合影去了内蒙古，那年我17岁。

我的小学、中学的同学和邻居里，有不少是父母放弃在欧美优裕的生活和良好、现代的科研环境，冲破重重障碍，回到新中国，报效祖国。在文革中这些有“海外关系”的人无一例外被审查和迫害，有的不堪侮辱自杀了，侥幸活到文革结束后的大都身心伤痕累累地回到大洋彼岸。

说起文革时的暴行，一直多是谴责中学的红卫兵，血腥的红八月，被活活打死的无辜的人的生命，将红卫兵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近来，陆续有些人公开忏悔道歉，他们全部是当年的中学生。我也一直以为中学生年轻，缺乏理性与判断力、控制力，所以是最疯狂的，造的孽也最多。当我读完了《流水何曾洗是非》后，才知道，中学生红卫兵不过是小巫，最狠毒的在大学，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和教员红卫兵。而至今没有一个人肯公开忏悔道歉，其中的一些人，今天还上位学术领域和行政级别。

郝斌先生在1966年7月由江青在北大东操场钦点为反革命，罪名是“迫害李讷”，还记得父亲回来惊魂未定的说郝斌被江青定为“坏人”，幸亏他当时没在东操场，否则一定会被打死。郝斌马上成为历史系牛鬼蛇神里最年轻的一员，开始了漫长不堪回首的“被专政”生涯。
郝斌先生说：“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北大历史系二十四个「牛鬼蛇神」在烈日下被罚跪，学生高喊：「跪下！全部跪下！」学生让他们跪在历史系小楼阳台外一条宽约70公分的狭窄的排水道里下凹的水槽上，水槽宽不足50公分。郝斌先生说：“我的脚尖 距阳台的边缘，大约只有10公分左右。”郝斌先生说：“这是我们『文革』中遭遇到的『第一跪』。”历史系的老教授向达和杨人楩跪到站不起来。郝斌先生又说：“控制平衡不栽下去，还算容易；精神和人格上能够承受住这种压力和羞辱，才是难关。”俞大维的妹妹、北大西语系教授俞大絪，在郝斌先生等二十四人跪倒之前几天，被勒令当众下跪”。郝斌先生说：“出身名门，精神优雅的俞先生，是一个视尊严重于生命的人，这个世界既然如此对待她，那还留恋什么呢？回到家里，她就从容、尊严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消息刚刚传到我们耳朵里，还在心里震荡的时候，齐唰唰的一长排，我们也都跪下去了。”郝斌先生还说……..，我啪地合上书，泪水盈满眼眶。

对这些被打入地狱的知识分子最残酷的是人格的侮辱；剃阴阳头是文革时对黑五类的侮辱与刑罚；郝斌先生逃不过这关：1966年的8月的一天，郝斌先生和其他牛鬼蛇神来到三院（历史系所在地），等候被带去劳改。几个学生带着理发工具来到院里，郝斌先生被第一个按到凳子上理发，他知道“留发不留头”的前车之鉴，但不知道头发被剪成什么“发式”，也绝不敢问。剪完后，他退到旁边，硬撑着不去摸头顶，倔强地保存一点自尊。直到第二个人被剪完后，他才知道被剪成阴阳头。在今天的时尚界，发型已经是千变万化，看到多酷的发型，你都不必惊诧。这是个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时代。但，没有阴阳头这个发型，在古代中国这就是犯人的标识。1960年代，人们的发型只能中规中矩，知识分子中的老师更是要为人师表。被剪成阴阳头就等同犯人了，与古代囚徒脸上的刺字，海丝特胸前血红的A字比，阴阳头又比前两种使人的形象更丑陋，更具有侮辱性。在八月的酷暑天，劳改结束后，郝斌先生和其他牛鬼蛇神只好戴着帽子直奔理发馆，希望把头发全部剃光，谁知学校内和海淀镇上的理发馆的理发师都神色惊慌地把他们轰出去。回到宿舍郝斌先生用一把小剪子自己把剩下的头发剪下来。第二天，所有的阴阳头都不约而同自我改造成凸凹不平的半寸平头，昨天没来得及被剪成阴阳头的几个老教授也都把头发剪到半寸。郝斌先生解释了这个发型的多重功能和非凡含义：“被人揪一把的危险完全免除，被强剃的可能性大大减少，而留下的半寸，则是被剃者绝非自愿的一个表征！如果看到一个人剃了半寸平头，便大致判定他原来的职业和当下的政治身份，但这半寸头发，也把我们最后的一点自尊浅藏（不，深藏！）在了里面”。看到这里，我眼眶又湿了。当这些为人师表的老师被打上这耻辱的印记，心里会是何等的羞辱。我家的邻居，北大附中的韩维纯老师，是非常优秀的老师，人称“万金油”，因为她可以胜任很多门课程的教学，她被剃了阴阳头。每当看到她戴着布帽子，骑车往北大附中时，我都会为她难过，担心，我觉得韩老师不像反革命。

在校内批斗打骂、劳改、被剃阴阳头，这些都只是前奏。

1966年9月末，历史系的牛鬼蛇神被押送到昌平的太平庄，那里有个教学实验基地，成为了牛棚。在这里，他们度过了三年比牛马还悲惨的日子。

在牛棚里，这些老教授和中青年教师一周要劳动六天半，三餐前要依次高声报出罪名，向伟大领袖请罪，晚饭后，要学习毛选，互讲“认罪”心得。繁重的劳动，低劣的伙食，没完没了的被批判、打骂。史学大师向达教授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文革时自然是第一批入列成为黑帮份子，因为家里挂的毛主席像的对面摆着一件老虎的工艺品，被学生喝令双膝屈倒，跪在毛泽东像前，按照学生的命令，一字不差地唸称：“我有罪！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在进入牛棚没多久就被折磨得病倒，等允许他回到医院治疗，已回天无力，1966年11月24日大师“离开了这个吵吵嚷嚷的世界”，享年66岁。

社会上有句话：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牛棚里的监改人员是北大的大学生，他们把知识都用在折磨虐待老师身上。想出各种方法从人格、心理到肉体摧残曾经呕心沥血教给他们文化知识的老师。每天的列队集合多达七次，只要哨声一响，所有的牛鬼蛇神都必须马上赶到集合地点，晚了就是一顿打骂。戴眼镜的人要在赶到地点的第一时间摘下眼镜，否则，不知什么时候，没有任何理由，一记耳光扇过来，眼镜飞出去，镜片碎了造成行动不便，干活出错，又是一顿打。早上要背诵毛主席语录，背得不熟，还是一顿臭揍。后来每天从毛选里找出一段语录来让这些白天要干活而且年纪不轻的老师们晚上就得背出来，这样刁钻的方法只有有文化知识的人才会想出来。打人用的是木棍和截断的自来水管。当站在队头的商鸿逵先生挨打时，在队尾的郝斌先生听出来那是铁器敲在头上的声音。这些大学生找个理由就大嘴巴抽在老师的脸上，周一良先生被左右开弓的耳光打得满脸是血。中国有句老话：打人不打脸。打脸是极具侮辱性的。而这些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的大学生，抽老师的嘴巴是家常便饭，拳打脚踢，棍棒伺候时没一点犹豫。找个莫须有的“罪名”把夏应元老师打得昏死过去，用冷水泼醒了，吊在篮球架上接着打，直到打得大小便都流了下来，惨叫声震动山谷，所有的“猴”还都必须立在周围看“杀鸡”。

实在无法理解，那些监管的大学生怎么能对老师下如此的狠手，何况还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一直兽性大发。他们把杨人楩教授夫妇逼在悬崖边上，逼他们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威胁要推下悬崖。他们把老师的头蒙起来打，让躲都不知道往那儿躲，他们不止用棍棒这种常规刑具，还挥舞自行车链条把人打得皮开肉绽。如果说文革一开始热血贲张，过了这么长的时间，连一点人性的思考都没有吗？连一点是非辨别的能力都没有吗？当文革结束后若干年，有人问到其中的一个学生，为什么会这样做，他很无辜的说：当年以为他们真的是反革命。太扯淡了，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灭绝人性地摧残侮辱自己的老师，绝不是用“以为”就能抹掉的，就是在押的国民党战犯 也没有这样的“待遇”。

而一些没有读过几天书的人倒还没有泯灭人性；给牛棚做饭的大师傅会隔三差五烧点热水给这些老师们洗脸、烫烫脚，会让犯了低血糖的郝斌先生先悄悄的垫个窝头。邓朴方摔伤后，红卫兵拒绝为他治病，也是一名工人师傅用平板车拉着他四处求医，到福利院去看望他。就是已成蝼蚁的牛鬼蛇神们，也会在暗地里互相帮衬一把，闪烁出人性的光芒。五十多岁的阎文儒先生就会顶北风翻过小山坡給六十多岁的向达先生打来热水洗脸烫脚，从向先生已肿起来的脚上扒下鞋袜，然后再穿上。两个人抬一筐土石时，年轻身体好的会暗暗地让自己承担更多的分量，给年长身体瘦弱的减轻一点点压力。所有地都是默默的做，没有一个眼神，没有一句话。

直到今天，很少有人知道在那个年代发生过这样血腥残酷的事，而犯下如此罪行的人不但没有忏悔，还在道貌岸然地教书育人，我们怎么能知道这段被刻意淡化隐藏的历史不会重演？在鸟语花香的太平盛世的景象下面是被和谐了的暴行和罪恶。最近在看电视剧《返城年代》，里面有一段震撼人心的争执：当女儿为当年是红卫兵头头的同学向父亲求情；这个同学打过老师，也打过父亲。后来上了工农兵学员，返城后因为父亲，一个中学校长的阻挠，无法找到一份中学老师的工作。父亲很愤怒这些红卫兵在文革结束3年后还没有站出来忏悔过。女儿和女婿指责父亲这样做对那个同学是不公平的。父亲愤怒地说：那怎么才算是公平的？我之所以这样处理这件事是本着一种大情怀，是为文革中千千万万的受害者讨回一个民间公道，那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曾经在民间播种过什么承担后果，而那个同学必须接受这一民间法则的教育。女婿质疑父亲为什么还给其他校长打电话，让这位同学想当中学老师的愿望泡汤。父亲严正地说：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如果让这些严重伤害过教师的人成为教师，那教育的树人理念何在？女婿重复了文革前父亲曾经讲过的一段话：当年轻人犯了错误，上帝也会原谅。父亲斩钉截铁地说那要看是什么性质的错误，有些错误不仅仅是错误，那是邪恶！上帝只原谅错事，而不原谅邪恶！父亲开始怀疑马卡连柯，宁愿相信鲁迅先生晚年时期的反省：看来青年未必皆是应该友善对待的。看得出来，作者梁晓声不是很赞成父亲的观点，因为他借女儿的嘴指责父亲“庸俗”，但感谢他表述了这种观点。韦君宜先生曾毫不留情地指出：“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如梁晓声、阿城、张抗抗、史铁生、叶辛……但是他们的小说里，都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很认同韦君宜先生的观点，因为文革中这些红卫兵的行为是邪恶的。这些后来只字不提在文革中犯下罪恶的人应该被揭露，被谴责。要让人民知道在中国，知识分子是怎样“活”着的。为此，我感谢郝斌先生能够冲破重重阻力，写出这本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犹太人作家埃利·威塞尔用他的笔使纳粹的灭绝人寰的罪行，犹太民族不可名状的悲惨遭遇不被遗忘。但威塞尔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了以后，并没有感到胜利的喜悦，因为：“人世间的创伤是什么都无法弥补的，除非弥赛亚降临，唤醒整个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死者……”而且“世界可能并没有听到我们的呼声，或者，更坏的假设是，世界听到了我们的呼声，但是一切都依然如故”。

我听到过一些年轻人指责老一辈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几十年来什么都没有做，他们觉得这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人文学者亏欠我们这个民族的太多太多。他们不同意把这五十年的噤若寒蝉归咎于一党独言，反而认为是人文学者没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不能去“上穷碧落下黄泉”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听到这些言论难道没有威塞尔的恐惧吗？

在书里，郝斌先生以冷静的，伤感的笔触写下了触目惊心的事实，没有夸张的言辞，没有渲染氛围的描写，没有臆想揣测，甚至没有严厉的谴责。所有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相信书中写的全部都是事实——不应该被遗忘的黑暗的、反人类的事实。郝斌先生做了和威塞尔相同的事——与遗忘斗争。

对于父辈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章诒和有过这样的表述：“国内学者所经历的曲折与辛酸，是难以对外人道的。而国内学者所承负的责任，和那种“跌倒又爬起来”的弘毅精神，“虽九死而不悔”地推动着中国大地的艰难前进，这种奉献与作用，则更是为海外人所难以取代的。”

郝斌先生是当年在牛棚里遭受迫害的老师里面最年轻的，如今已是耄耋老人，书中写到很多人包括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了。如果不是看到这本书，连我们这些亲属都不了解人格被消灭以后，不被当做人是何等的悲惨。不了解只要有合适的土壤，人就能变成狠毒凶残的打手。

为此我带着深深的敬意感谢郝斌先生，作为历史学家的您，敢于直面几十年前不堪回首的经历并把它如实地记录下来，您坚守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气节，您的书一定能唤起更多人的良知与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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