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从社会史角度探究“文革”的多重面相

tuffy05

  


李公明

　　上月24日在上海美术馆参观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主办的“视觉记忆”历史画展，在审判“四人帮”这样的巨幅大画前面，听到了很多观众对“文革”中的人与事的回忆和评述。转过身走进美术馆的书店，买到了金大陆教授的“文革”社会史研究专著《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下，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4月），由“视觉记忆”而迅速勾联起社会记忆，更是十分欣喜。站在书店里翻阅的时候就马上意识到，以我的寡闻，在迄今为止的“文革”研究著述中，像这种史料极为丰富和系统、论述十分详尽和具体的地区性“文革”社会史叙事是第一部。然而，粗粗读完全书，更认识到在作者殚精竭虑地提供的这幅上海“文革”社会生活全景画的背后，存在着一股以理想主义精神点燃的学术生命之火，其情怀所寄、志向所趋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相通的。作者在“后记”中谈到作为“文革”的亲历者，如何经历了从精神上的昂扬到思想上的震动、从盲从到反思的生命旅程，以及如何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培育和提炼出一种义无反顾的学术人生，这是很令人感佩的。虽然我并没有专门研究“文革”史，“文革”爆发时也还在读小学，但我始终认为“文革”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经历中最重要的底色。作者正确地指出了亲历者的工作在“文革”史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我完全认同，而且使我想起大学同窗林伟然博士的学术经历。他是广州“老三届”，1966年到北京“大串联”，后来下放到粤北山区一个硫铁矿当工人。在七七级历史系读书的时候就对“文革”史研究很关注，虽然毕业后在广州读东南亚史硕士研究生，后来到美国后就转而师从迈斯纳研究“文革”史。在孤寂的环境中埋头研究，在1996年他以《一场夭折的中国文化启蒙运动——阶级斗争理论和文化大革命》获得博士学位，第二年就不幸因癌症病逝。他的夫人把这部论文译成中文，在我们几位大学同学的筹划下把这本著作印了出来，希望当年那位满怀理想激情的红卫兵的思想之火仍然能给今天的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参照。当然，林伟然博士的“文革”史研究偏重于国家意识形态、社会思想等层面，其研究结论也引起了争议，但是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念兹在兹的是重新评价“文革”，仍然坚信过去的理想和激情是非常宝贵的。金、林两位的“文革”史研究的路径、方法区别极大，但是都怀有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这一点是相同的。

　　《非常与正常》以极为丰富、准确的第一手资料描述了“文革”期间上海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了人口、婚姻、食品供应、红卫兵运动、群众出版物和宣传品等社会与家庭生活的具体层面。在全书的最后一章“题旨和结论”中，作者对自己的研究路径、方法和价值进行了很清晰的论述，概括起来就是“两个支点”（“学术至上”、“史料为本”）、“四个层面”（ 中央、省市、地县和基层单位）、“两个向度”（政治运动与社会生活的向度）、总的“非常”态中的两种“正常”等方面，其中更包含有意识形态政治与学术、政治学与历史学的相对剥离、对史料的深度和细部极力开掘与考订、从点到面和从边缘包围核心以及从底部上升到高层的研究发展态势等要素，可以说大致上正在形成一种“文革”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范式。但同时作者也意识到这种进路的难度和存在的困惑，比如说，“‘文革’社会史的研究则或以一种社会现象、或以一种社会境况、或以一种社会群体、或以一种社会心理为中心，边际宽泛，关系模糊，事由之间的反差和弹性难以把握，这便对搜罗和剖析资料，聚焦和设定议题提出较高的要求。所以，比较而言，从事‘文革’社会史研究，难度更大、时效更慢，似乎在学术价值的权重上和市场阅读的精彩度上也有所欠缺。”（后记）应该说，作者对自己的研究进路有着清醒的把握。我认为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使社会史研究所获得的丰富史料与相对确证的真实性与政治运动研究的复杂、吊诡、敏感在更深刻的层面上融为一体，剥离的研究方式是相对的，整体性的理解、认识和价值判断则是研究的总体目标。在“文革”史这样意义重大的研究领域中，我理解所谓的“中国式的体悟”不仅仅是对史料细节的准确把握和亲身体验，更重要的是对这场巨大历史运动的精神实质的体察反思以及与今天中国政治的内在联系的揭示。因此，在力戒宏大叙事、政治揭秘中的空疏无根的同时，也需警惕以一页一图之秘而自得的心态。

　　在三十多年过去的今天，即便是亲历者的集体记忆也会发生重大的变形。《非常与正常》一书中有一个个案很精彩：上海“文革”期间的猪肉“敞开供应”这个事实，竟然会演化成“票证供应”的“集体记忆”，也是通过各个“个体的记忆表达”，再经过公共平台的制造和形塑而成为“集体性的记忆传达”（见第十二章“关于‘票证时代’的集体记忆”）。作者以大量的史实证明上海“文革”时期的猪肉一是敞开供应、二是平价甚至折扣供应、三是人均消费量逐年递增，这令我们这些从极为严酷的“票证时代”生活过来的广州人深感意外——我们不但是猪肉凭证，鱼和鸡蛋更不用说了，连豆腐也曾经要凭证。

　　全书中的附录同样很有价值，像“上海‘文革’研究的史料准备”、“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涉及和包含‘文革’内容的情况简介”等，对后来的研究者都是很好的指引。当然，除了在档案馆和相关机构中有大量史料以外，还有大量的史料极为分散地存在于民间。比如在广州的“文革”史上，知青偷渡潮是重要的一页，但由于时间延续长、人数多和小规模个体行动等原因，史料的收集不易。从陆地上走的偷渡者要翻过铁丝网，我的一位偷渡朋友当年就亲自画过一张网区的地图，上面详细地标注出探照灯、哨岗的位置。有不少这样的“扑网”地图曾在广州知青中流传，不少人（尤其那些被抓回来的）还把自己的实践心得写在上面，就像今天的跟帖一样。我朋友说很可惜他那张图没有保存下来，那是“用脚投票”的路线图，我希望今天还保存着这些地图的朋友们好好保存它。

　　与“文革”史研究的进路探索要对政治意识形态采取迂回、切割战略似乎有点相似的是江晓原、刘兵、刘华杰三位学者正在热议中的“博物学编史纲领”，见江晓原、刘兵主编的《好的归博物》（华东师大出版社，2011年8月）。关于这一“纲领”（这个词无需回避，而且使我们想起最早接触这个词有可能是《哥达纲领批判》）的讨论出发点是“提出和明确一种新的编史立场和视角，包括对所写的历史内容的选择、理论的支撑、分析的工具，甚至于叙事的方式”（第4页），从三人的讨论中我们知道这种出发点实际上具有强烈的针对性：以辉格史观编写的高度压缩的智力史，数理至上的科学主义，科学的高度黑箱化、神秘化、祛人性化，西方中心论等等。这些都不难理解，而真正需要用心的是如何在反辉格史观的博物学史与科学史之间保持着最合适的关系，不是颠覆、取代而是真正做到合理而有益的多元并置。另外，如何处理其他学科（如人类学等等）和学术思潮与科学史的互动而形成的新的知识范式与博物学进路的内在关联，这些我想都很难预先厘清，而更需要的是在具体的“博物学编史”过程中进行或兼容博采或厘清界限的工作。我之所以觉得“从博物学的视角建构一种新的科学编史学方案”是一项有点激动人心的工作，还因为在艺术史领域也同样需要一种新的编史“纲领”，其目的也是让艺术史回归到人类社会文化史。我还愿意提出的是，在博物学的编史进路中应该更为重视视觉图像的因素。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2/1/14/73068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