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外文局“政治谋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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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旧书店花5块钱买了一本书《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1），新星出版社1999年出版，没写作者，似为集体编著。我以前对这个外文局的历史一无所知，但从这本书中知道了在那特殊年代发生在外文局的一些事，想如果让更多的人知道，也许对后人有警示作用。这也许是原编书人的初衷。

外文局属于外事口，是一个对外宣传单位，所属有对外联络部、外文图书出版社、外文印刷厂、国际书店，以及人民中国、人民中国报道、人民画报、北京周报、中国建设、中国文学等杂志社等十几个单位，文革开始时的职工总数为2048人。

和很多单位一样，外文局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于1968年3月。当时是造反派组织“大联委”掌权。在该组织主持下，“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揪斗、批判、抄家、隔离，有的被关进‘专政队’的‘牛棚’，”成立了针对四个领导干部的专案组。

6月20日，来自总参防化兵的军管小组对外文局进行军管。7月，军管小组重新组织了两派群众组织联合的专案组，继续对原来被审查的四位领导干部继续审查，全面开展“清队”，并接管了原来的“专政队”。在这一年的“清队”中，外文局及所属单位总共非正常死亡6人。

1969年，“清队”继续进行。非正常死亡8人。

1970年5月，外文局“清队”基本结束。在“清队”中，有占职工总数10.74%的人被揪斗或关进“专政队”。

但是，这个运动刚结束，5月份又开展了“批、查、打”（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打击形形色色反革命分子）运动。在这一年的“清队”和“批、打、查”运动中又有3人非正常死亡。书上没说在这3人里有几个是在“清队”中死亡的。我们可以猜想为1个或2个。这样，在外文局的“清队”运动，有15-16人非正常死亡。

这个死亡人数比例算不算高？从今天看，应该是很高的，但是在当时的“清队”的环境下，这样的比例经常看到，并不算高。例如笔者所在单位，当时大约1000人左右，“清队”中有9人自杀身亡。当时没人觉得这比例特殊的高。

但是在1970年5月30日，外交部派了6名军代表组成一个调查小组来外文局，和军管小组一起，“共同调查解决外文局在‘清队’中连续发生的多起死人事件和其它事件”。

这个军管小组已不是原来的军管小组。也是在5月份，“以施诚为组长的第一批军管小组由于犯了‘方向性错误’，撤离外文局；以杜万荣为组长的第二批军管小组进局。”这个杜万荣可能就是1966年担任北京工业大学工作组组长的那一个人。

犯了什么方向性错误？书中没有交代。我猜想，可能是“依靠谁”的问题。

这一调查，还真发现了问题。军管小组和调查小组陆续将成果上报。到了12月24日，主管外事口的周恩来对外交部党的三人核心小组组长李耀文、成员裴宗澄（防化兵负责人）、马文波（外交部政治部军代表）说：“你们三人，再加上李震（公安部负责人）四人直接审理外文局的案件。”

这个中央直接交办的什么案件呢？就是发生在外文局“清队”中的案中案。“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外文局军管小组先后以不实之词确认外文局有四起所谓‘政治谋杀案’，将68个被诬参与谋杀的所谓‘案犯’，其中逮捕12人，劳教8人，拘留6人，在机关受审查的38人，在审查中死亡4人。”

简单地说，就是前一段“清队”中，有四位被审查者不堪折磨，分别自杀身亡。现在说他们是被“政治谋杀”的，并非自杀。这种官司，在那一段历史中层出不穷。有些至今没有结论，如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如著名作家罗广斌。但他们的死，虽然至今原因不明，但似乎没拿来进一步制造冤案。而在外文局，作出了大文章。

12月29日，外文局在北展剧场召开全局职工大会，批斗“8.23”政治谋杀案“主谋”、原外文局保卫处处长张仁杰、“主犯”刘文敏、杨士义。外交部党的领导小组组长李耀文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经公安部和外交部批准，会后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了被批斗三人。

次年（1971年）1月19日，外文局又在北展剧场召开全局职工大会，外事口其它单位派代表参加，批斗“2.11”政治谋杀案“主谋”、外文局副局长阎百真。外交部、公安部、总参二部等单位负责人参加了大会。会后，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公安部、外交部的批准，逮捕了阎百真和马宝善（原群众组织“大联委”负责人，北京周报社干部）。

4月6日，外文局又在市委党校召开有1600人参加的所谓破获“1.10”政治谋杀案大会，批斗了中国建设杂志社革委会副主任管计来，北京市公安局以“谋杀罪”为由将其当场逮捕。

4月29日，外文局调查小组、军管小组在写给周恩来、李耀文、马文波、裴宗澄的报告中说，外文局“在连续破获了三起政治谋杀案后阶级斗争盖子已基本揭开”，“批、查、打运动正深入地向前发展着”，而且于4月2日以前有掀起了一个“全局性的以抓重大案件为中心的对敌斗争高潮”。

这年9月份，又以涉及谋杀案为由，逮捕了北京周报日文翻译杨元忠、中国建设西文翻译王宗林、外文图书出版社波斯文翻译赵洪勋。

1973年3月13日，外文局在北京周报社食堂召开“1.21”政治谋杀案破案大会，会后公安局逮捕了该案的“策划者”武敬民、“凶手”陈荣祥、姚长兴。另一“凶手”毕继胜和“案犯”王宇也在外地被捕。

3月21日，公安部、外交部、中联部联名写了《关于外文局四起谋杀案件处理的报告》呈报周恩来。报告提出，拟判死刑2人，死缓2人，有期徒刑25人，劳教13人。周恩来未批，并指示还要讨论。

直到1975年1月30日，周恩来又对此案件有所指示。8月6日，公安部、外交部、中联部又联名写了《关于外文局四起谋杀案件处理的请示报告》，提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将对68名案犯的处理进行了研究，将判处的29人减为16人，劳动教养13人减为10人，其余42人中，除以自杀身亡的4人予以结论外，其余38人免于刑事处分，“宽大处理”。此报告上报华国锋副总理、周恩来总理，未得到答复。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2月份，时任总理的华国锋指示，“对外文局四起案子要实事求是认真进行复查”。8月，在公安部、外交部、中联部共同领导下，由公安部、外交部派人组成联合复查组进行复查。直到两年后的1978年9月14日，公安部、外交部、中联部上报纪登奎，并报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关于外文局四起谋杀案件复查和善后处理的请示报告》。10月13日，该报告经党中央和华、叶、邓、李、汪审阅，批准平反。

该报告说，“经复查核实：李薰荣、方靖、方应旸、韦福弟四人，都是自己跳楼死亡，不是被谋杀的，原定谋杀案的根据不能成立。上述四起案件原定为‘谋杀案’，将68人定为案犯，是错案。”报告说，复查发现，原来的人证物证都是假的，是逼供信的产物。所以这四起错案，应予平反。报告还提出“这四起错案是当时驻外文局调查小组、军管小组少数同志搞逼供信造成的，他们的问题和错误，拟转告他们所在的单位处理。”

所有因此案被逮捕的人员，已在1978年4月份后逐次释放，在中央批示后彻底平反，恢复职务。但他们已在监狱里渡过了艰难的七八年。

一共逮捕了多少人？根据以上被捕人名统计，应为14人，但文章中说12人，也许不包括在外地逮捕的。除去这14人外，该书说，外文局系统在1971年八九月份还逮捕了6人，没说和“谋杀案”有关，后来也于1978年平反。所以总共逮捕了20人，占全体职工人数的1%。这个比例，即使在当时，也算很高了，足以造成非常恐怖的气氛。除去这四起“政治谋杀案”外，外文局在“清队”和“批、查、打”运动中还制造了其它多起冤假错案，书中也有反映，此处不赘述。

这四起案件，发生在哪一年？书上没交代。从网上查，只能查到方应旸。他是一位翻译家，有不少翻译作品，时任上海的中国建设杂志总编室主任，于1969年1月10日遭迫害死亡。所以他就是所谓“1.10”案件的被害者。

其余三案件分别发生在哪一年，和哪位受害者对应？书上查不出。外文局的“清队”是从1968年3月起，1970年5月止，为期两年两个月。根据政治运动的一般规律，这三起案件似应分别发生在1968年8月23日和1969年1月21日、2月11日。

在这两年两个月的“清队”运动中，从1968年3月到5月，是群众组织“大联委”主持，6月份后，军管小组进驻，虽有群众组织参加，主导权应逐渐转向军管小组。或者说，他们对这四起案件应负主要责任。因为这四起案件都是军管小组进驻后发生的。然而，后一茬军管小组进驻后，虽说前一茬军管小组犯了方向错误，但没追究他们在这四起案件上的责任，却把矛头指向部分群众组织负责人和部分干部。

这四起案件虽已彻底平反，但致使四人自杀（如果复查报告符合事实）的责任人不能说没有过失。当然后来遭受迫害的，是否就是该负责任的当事人，在当时环境下，也未必如此。

这事本身已是惨剧，又以更惨烈的形式反复，或者说报复。在清理这四起“政治谋杀案”中又有四人自杀，一命抵了一命，还要枪毙2人死缓2人，制造了68人的大错案。

即使在文革中，这四起案件也是荒唐和罕见的。它们是外交部三巨头直接抓的。如果说他们一点责任也没有，是说不过去的。周恩来两次没有批准处理报告，免再开杀戒，自是稳妥之举。但是这样的案子，也只有当他去世以后才能开始复查平反。这一点，书中是用春秋笔法叙述的，即将华国锋1976年2月的复查指示放在1978年倒叙，以模糊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

即使有这样的问题，此书没按时尚把这些事情往林彪四人帮头上联系，而是较实事求是地叙述了真实经过，保留了历史真相，是值得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