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丹口述：难得本色任天然》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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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鹤都被动成立红卫兵文革初期，我对红卫兵的兴起是有看法的，认为过于激进了一点。王铭是我初中的同学，高中去了清华附中，他也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主要发起人之一。那时，我还专门到圆明园找他谈过。他说他们要成立一个什么组织，这在我看来是过激的，至少是不妥的，我坚决反对。我说：你搞什么组织啊? 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路线嘛，你就按中央的指示做呗，按中央的政策要求来推动。从当时我们之间的关系来讲，我的心态和口气是比较居高临下的。我说：你们根本就不能这么做，就我们在学校里参加四清运动的经验，一定要在组织的领导下，要靠党的领导。当时中学生的斗争矛头基本上都是对着学校党支部的，但是只是批判他们的修正主义倾向，批判十七年来教育路线的问题。这完全是可以有序进行的嘛。虽然我对他们有一定的理解，像王铭说的：我们受压制，工作组整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和他们斗。我劝他们多沟通，不要采取这种方式。不过，当时他们已经听不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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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像我这样的，不是一个，是那么一批人。我们作为能够掌控四中文革运动的这批人，在思想上是不接受红卫兵的，认为它是一个非组织的行为。实际上，我们对于当时海淀区学生比较激烈的做法也很不以为然。我们认为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像以往中央推动政治运动所需要的那种组织。所以，我在内心深处是抵触红卫兵的。甚至我多少有一点点认为，我们这些学生党员所代表的四中学生的水平，和海淀区这些起来造反的学生水平是不一样的。我们认为，我们更有政策水平，更了解党的意图和党的安排，更能有计划地推动这样一个有序化的运动。上面派工作组，我们就听工作组的；上面有政策文件，我们就按政策文件办。我们当时的思想就是这样一种状况。所以我们学校从文革开始，运动都是有序进行的。
从另一个角度说，后来的四中红卫兵在造反的意识上，也远远落后于海淀区的这些红卫兵。这和当时不同学校的学生成份构成有关系，和学生群体中的不同思想积淀有关系。如果不是其后潮流的推动，我本人是反对成立红卫兵的。在某种程度上，我视这种组织为革命运动中的“勇敢分子”。我今天说这话完全没有为自己开脱的意思，这已经是久远的历史了。从一开始，在四清运动中和入党之后，我已经被一些同学视为保守派，我也知道是哪些人、有什么样的看法。但我对此不以为然，始终认为我走的路是正确的。就是坚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有系统、有组织地开展运动。这不仅包括四清中解决基层领导班子是不是变质的问题，也适用于文革中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问题，至少我认为应该如此。
现实情况是，工作组一来，学校党支部就瘫痪了。工作组就是依靠四中的这些学生、依靠团组织进行领导。后来四中成立了学校文革委员会，我又是主任，周坚是副主任。可以说，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成立什么红卫兵。红卫兵这个概念，它和我们的思想主张，和我们的年级支部这种体系都不相符。
这期间有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不过开始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脑子里从来都是要听中央，实际上后来才知道，中央已经分裂了。或者可以说，中央本来没有分裂，是毛主
席硬生生的把它撕裂了。1966 年7 月29 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我还记得邓小平说了句四川话：“坐倒起讲”，意思就是坐下来讲。结果，毛主席突然从主席台侧幕处走出来了，带着中央文革的一群人，在台上走了一圈。你说毛主席走出来，少奇、小平能够不过去恭迎吗? 这毛主席太厉害了，他就是不理人家，根本不和刘、邓讲话。他们表现得完全无助，一点面子都没有，再镇定的人也受不了。这些，下面坐着的人都看到了，这是个很强烈的信号。不过，我的反应还是有点迟钝，没有意识到中央已经分裂了，还是循着维护一个领袖、一个中央、一个组织的信念来考虑问题。

四中成立红卫兵比较晚，到“八一八”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我们还没有成立红卫兵呢。那天在天安门广场，我们从高年级每个班抽调了5 到10 个同学，在金水桥附近维持
秩序。这时，四中还没有正式打出红卫兵的旗子，也没有袖章。后来听到扩音器的广播，要四中的负责人上天安门，我就上去了。在这次会上，毛主席充分肯定了红卫兵小将，局势明朗了。
从天安门回来以后，我们觉得不能落后于形势，于是在四中成立了红卫兵。刘辉宣当时批评说，我们没有成立红卫兵是落伍了。他这话虽然对我们有促进作用，但不是决定性作用。我们之所以成立红卫兵，主要是由于毛主席公开表态支持了红卫兵，我们就不能继续按照原来的想法做事了。红卫兵被毛主席肯定以后，既有整个大形势的要求，又有内部的压力，包括刘辉宣这些激进同学的压力，也包括干部子弟内部纷争中认为我们保守、妥协的批评，所以在四中，我用一个说法叫——“不得不”成立了红卫兵。
但是，四中红卫兵没有一个完备的组织体系，没有实际上的红卫兵总部，没有设红卫兵的运行机构，实际上还是利用年级支部、文革委员会，各个班的文革主任等这样的一些组织
形式。可以说，红卫兵不是我们那个时期参加文革运动的主要方式。
当时，我们一方面必须要说自己是红卫兵，是革命的；另一方面又不能接受血统论和暴力行为。于是，我们就走向了红卫兵的变异。
说起文革的暴力，总的来讲是人性中恶性一面的大爆发。为什么我们后来的西纠通令当时得到社会各种阶层的拥护，就是因为老同志希望我们保护他，被抄家的所谓黑五类也希望有个政策界限。许多原来的所谓黑五类在城市里，其实身份都已经转换了，可有人还把那个根儿记住了。在红八月的抄家风潮中，街道、派出所协助查老底，查完就动手抄家。很多抄家都是跨学校、跨地区的，通常是在学校附近查抄，谁想抄就抄了，而且夹杂着大量暴力，非常之乱。这是当时社会上普遍的现象，似乎是上层有组织推动的。那时很恐怖啊! 我们觉得，这是个很大的事儿。
在破四旧已经形成大势的情况下，我希望在学校里大家不要这样对待所谓出身不好的同学，并要求我们班的同学和年级的同学，对出身不好的同学的家庭采取有组织的保护性抄家。我有个同学叫周雪中，他家就住在我家的对面。他学习也很好，我们初中、高中部是同班同学。上学时，我经常到他家去，坐在他家大杂院里的小桌子边一起做作业。这时，我们对他家也进行了保护性抄家，我们去了并没有真的查抄就贴上封条，写上“四中红卫兵已抄过”。并让他们家里人把这些封条保护好，等其他学校红卫兵来时给他们看。周雪中的家就是我亲自带人去“抄”的，而且去的人里还有周孝正! 因为我和周雪中的私交特别好，以当时我的地位，我亲自去就表明非常重视这件事。
最近这次同学聚会中，大家还一起回忆了保护性抄家的一些情景。鲁啸威以短信告我：“我仅在抄家时去过许以敬和常悦家，此前没去过，此后也再没去过，因而印象较深。常悦家住在西四一条胡同小院。他的父亲个高大腹便便，母亲瘦小孱弱。到他家后进了他父亲书房，常悦拉开书柜抽屉，里面有许多罐头。于是我们吃了几罐后，四处张望一下，什么也没拿，留下了你给的封条就走了。历时不到半小时。”说起来，鲁啸威、周孝正那时根本就不是所谓的“红卫兵”!
大家还回忆起其他人谁负责“抄”谁家。刘东负责抄黄汉文家，董志雄负责抄金以键家……气氛之平和友好，在充满暴戾之气的当年，是令人匪夷所思的，甚至也出乎我今日的想像。鲁啸威不无动情地感慨：当年那样做了，同学们之间才没有仇恨，才没有伤感情，才能像今天这样聚会啊。
后来我们就规定每个年级支部及早安排好，对于所谓出身“黑五类”的同学，比如说地主出身什么的，都应由本班的红卫兵负责查抄，不准他家附近的其他学校红卫兵插手。那时候，暴力行动非常容易发生。你不去，旁边的什么学校红卫兵可能就来了。当时，四中确实有不少所谓“出身不好”的同学家，是被自己班上的红卫兵查抄的做法。我不敢保证说，在四中红卫兵对班上同学抄家的行动中，没有发生过暴力事件。但是同班同学去抄家，毕竟有一个情面上的问题，这种方式相对会温和得多。从我们制定这个政策的出发点，就是希望保护自己的同学，不要让其他学校的红卫兵去抄。因为那时候如果当地的派出所、街道啊，一旦给红卫兵提供了消息，红卫兵们往往就会采取残酷的方式。我们提出的实际是一种保护措施，当时就是这个心态。但是后来社会上流传的，有点走样。
顺便说一下，对血统论我是很不赞成的。社会上出现由对联引发的一个大辩论，我认为实际上是一种反动。我那时也看了广为流传的“谭力夫讲话”。看完后，我只能说我很佩服他的口才，引经据典，娓娓道来。但是实在说，讲的道理缺少说服力。他讲的东西不能说明问题，因为我们党的宗旨、我们党的政策、我们党的发展、我们党的组织构成都不能容纳这个观点。我母亲就是一个官僚家庭出身的人，怎么是“老子反动儿混蛋”呢?我从思想上不接受。所以在这些方面，什么对联辩论等，我们都比较消极。对我们的立场，刘辉宣他们这批人是有意见的。他能即席为“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谱出曲来，实在是很有才气，我真是佩服。
我跟他个人关系很好，但是在四中，还是“政见”不同，我们把他视为“勇敢分子”，他把我们看作“保守力量”。他还编了好几个革命歌曲呢，据说有11 首之多。我记得有一个什么“红卫战士响当当”，用京剧的调子谱曲的，当时也是很轰动的。他的才气在以礼平为笔名的《晚霞消失的时候》中得到了展示。我更感谢和重视他在他的口述史中，对我的理性行为所做的高度肯定，尊重他从自己角度对文革的深刻反思。
我不同意对联，也受到了我母亲的影响。因为在这件事上，她曾被毛主席点名批评，这在后面再谈。总之，我在文革初期的思想认识，还是党的政策这个传统观念，尽可能地去保护身边一些所谓出身不好的同学。我们对同学家采取保护性抄家的实质，就是不同意血统论。这和我们之前在学校里建立起来的同学友谊是相关的，没有因为所谓的血统论割裂开。

yangharrylg

见此附件，节选部分后面部分还是很有料的~

bluesky

谢谢分享！

hachen

孔丹还是讲了些实话的，比如说八月底暴力“这是当时社会上普遍的现象，似乎是上层有组织推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