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革命後記

yangharrylg

英國作家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小說《動物農場》是一個寓言，描寫動物們不忍人類壓迫，通過革命趕走了人。但動物中的內亂不絕，名為「雪球」的傢伙被領袖視為內奸，派九條狗強行驅逐。後來那些大大小小的「雪球」也陸續落入冤案，被領袖「拿破崙」鐵腕清除。
作為這個動物天國的最高憲章，他們的「七戒」被悄悄修改，其最後一條本來是「所有的動物都是平等的」，修改版本卻成了：「所有的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
奧威爾是一個糾結之人，不相信自由資本主義，又以《動物農場》表現出對斯大林主義的憂慮與絕望，對極權體制予以強烈警告，以至最終不惜去兼任告密者，充當英國情報機構佈設在知識界的長耳與深喉。
我是在一九八六年讀到這本書的。我在美國旅行，震驚於一個天高地闊和五彩斑斕的富國──當時中國人均國內產值僅及美國的百分之五。我撥打直通全球的程控電話，回想在國內郵局申請一個長途電話時的苦苦等待。我看到機場上巨型客機魚貫而出列隊候飛，回想國內公交車站前一大群乘客搶門的擁擠和廝打。我在水門公寓一位教授家看到了一種叫做「電腦」的東西，屏幕上閃出不可思議的文字和圖畫。更重要的，我被餐館裏的小伙子迷住了，他居然把小生意做成了自己肢體的舞蹈，嘴裏的音樂，臉上的卡通畫，就像每時每刻都在過節。這與我記憶裏國營飯店裏那種表情的冷若冰霜和苦大仇深形成了鮮明對比。「是美國總統！」我想起一個前蘇聯克格勃間諜在美國公園裏晨跑，辨出另一個晨跑者時的無比驚訝。在那一刻，我差不多就是那個間諜，強烈感受到內心一種轟然坍塌。
一個青年人站在思想廢墟上，卻沒地方可去。我後來叩訪另一個西方國家時，入境處的移民局官員一眼就看準了我，看準了這一張黃種人的臉。他查驗了護照，查驗了簽證，索要訪問邀請書，索要我在這個國家的旅館預訂信息……久久折騰後，他翻了一下眼皮：「有錢嗎？給我看看。」
我怔住了，覺得對方的要求無禮。
要我掏錢？要我當眾數錢？要數出多少錢才算夠？為甚麼對別人不用驗錢卻偏偏挑上我一個？如果我的錢不夠，甚至沒有錢，我的護照、簽證、邀請書、旅館定單等就只能統統作廢？簽證代表了貴國的承諾，邀請書代表了貴國政府機構的敬重，護照上的國徽章更代表了一個大國的尊嚴……居然都狗屁不是，還抵不上幾張綠票子？我摸到了背包裏的錢，最終未拿出來。
「一邊去！」
對方大概不耐煩我的三流英語，發出大聲喝斥，以免耽誤我身後其他旅客的手續。直到兩個鐘頭後，因一位看似邊檢負責頭兒的猶豫，因我的接機朋友通過電話多方交涉，我才得以在不驗錢的條件下過閘。
我從此明白，一條入境閘口黃線分隔的，不僅有不同制度，還有富與窮，貴與賤，高等物種與低等物種，掏得出綠票子與掏不出綠票子的。富國不是雷鋒，也沒義務當集體雷鋒，對數以億計的窮棒子展開臂膀微笑熱擁。面對刁難和喝斥，我不能不深感屈辱，也對身後一片祖國大陸怨憤交迸。我不知道我的膚色、母語、國籍，何時才能在一個移民官眼裏不再成為竊賊的疑點。
時值「文革」結束十周年。一位英國女生，名叫弗蘭姬，藍眼金髮的那種，肯定是左翼組織的，在西方活得很另類的，在深夜的大街上給我派發紀念「文革」的傳單。我久久看着傳單上的毛澤東，揣測他如果在世，此時該會如何想，比如會不會繼續激賞傳單上的那些往事：紅衞兵振臂高呼，舞台上白毛女舉槍跳躍，老教授在田間收割早稻，工人們在圖紙前指揮巨輪的建造……還有「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以上受苦人民」的口號。
我後來日漸傾向於相信：他不會，也許不會。事情一定是這樣，他早已在「文革」的半途就心境蒼茫失去信心，否則他不會從一九七二年起就恢復鄧小平、楊成武、譚震林、李井泉、烏蘭夫等數百高官的職務，其中某一次會議通過的復出者竟多達三百多人；他也不會平反賀龍、羅瑞卿、王稼祥等，不會讓董必武、朱德、陳雲、李富春、徐向前、聶榮臻等公開露面，使各地解脫幹部比例達百分之八十至九十；他也不會在一九七五年再一次啟動平反復職高潮，有關通知文件飛如雪片，包括平反陶鑄、胡耀邦、陸定一、傅連璋、陳丕顯、王恩茂、李維漢等，讓自己昔日大批政治對手重返政治、經濟、外交、國防、教育等方面要職；他也不會特赦監獄中所有國民黨的在押人員。不僅日本皇軍或者德國納粹沒這樣幹過，如此大規模、大面積、大尺度的政治退讓與權力分享，即江青等人憤憤不已的「舉逸民」和「回潮」「復辟」，在法國革命史和蘇俄革命史上都鮮有其例。
他正在把很多籌碼交還給對手，看似自信，更像自疑。特別重要的，他明知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是「文革」的壓箱家底，看家本錢，護家親兵，但也許是出於失望，阻止他們登基似乎成了他的一條政治底線。為此，他不惜一再周折，寧可選擇倔強的鄧小平於前，選擇庸常的華國鋒於後──兩人看上去都偏離「文革」甚遠。
這不像是一些偶然和隨意的決定。
事實上，從某個角度看，恰恰是這些決定加速了「文革」的終結。一個老人深居密室，其思慮外人難以揣度。不過，從公開材料看，他在一九七二年後的形象更像一個和事老，雖強撐一面「文革」之旗，但到處講「團結」，到處說「安定」，小心彌合黨內派別裂痕，有一種進退兩難和左右皆疑。與某些人的印象不同，他此後一系列言說在我看來已不再具有進攻性，與其說是說服別人，勿寧說是寬解自己；與其說是尋找新的理論戰場，勿寧說是尋找理論的防線與退路。批儒家，評《水滸傳》，辯斥資產階級法權……發生在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六年的這些輿論大戲，看似東一榔頭西一棒子，超高空的筆墨飛行，有點隨意點染，信馬由韁，鏡花水月，無迹可求，讓人摸不着頭腦，但如聯繫起來看，倒也不是打甚麼禪語，不過是對「文革」弱弱的一再自辯。「文革」是他人生中一件大事。自林彪出逃給這事潑糞，讓共產黨名譽跳水，他在新聞鏡頭中一下蒼老憔悴了許多。「臨風亭而唳鶴，對月峽而吟猿。」他在庾信這一《枯樹賦》前一定心境悲涼。他在卧榻邊一大圈書堆中輾轉反側，似在一次次說服自己：「文革」沒甚麼大錯，至少算不上全錯──但這種說服的前提，恰好是巨大的困惑揮之不去，正把他死死地抓住。
他卑微的要求似乎只是希望得到人們一個「文革」三七開的結論，即「七分成績，三分錯誤」。他希望那場大亂終有一個說得過去的軟着陸。
不是說「文革」的手段太狠嗎？他把目光投向中國古代的法家：一心強國的商鞅、李斯、秦始皇哪能沒有嚴刑峻法？哪能不行一點鐵腕霸道？
不是說「文革」的代價太大嗎？他把目光投向宋江一夥的教訓：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只補缺漏，不改構架，雖成本有所減省，多留一點壇壇罐罐，但那樣的小打小鬧的半調子革命於事何補？
不是說「文革」的標尺太高嗎？他把目光投向馬克思對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哥達綱領》的批判：連按勞分配、商品交換、八級工資制都是「資產階級法權」，屬於大破的對象，同志們，親愛的同志們，我們到底是做得太多還是做得太少？離革命理想尚有十萬八千里，共產黨人眼下不過是下下鄉，出出汗，曬黑一張臉，在五七幹校混個兩年三載，憑甚麼就要拍桌子罵娘？
……
不知他是否真有過這樣的自我對話。
可注意的是，他鄙薄儒家「仁政」之時，恰是給大批受難者平反復職送溫暖之際；他讚揚「反皇帝」之餘，卻未給左派發動高層清算（如針對周恩來）以任何鼓勵；他讓大家討論按勞分配、商品交換、八級工資制等奇怪話題，八竿子打不着的共產主義原教旨，卻毫無具體政策跟進的動靜。大家該拿的工資還是拿，該得的級別還是得，該有的自留地和自由集市還是有……上海市準備了一套恢復供給制的摸底方案，當然是自擾多事，最終有風無雨。勞模出身的副總理陳永貴提議農村基本核算單位由生產隊向大隊過渡，讓「小公有」升級為「大公有」，在趙紫陽、譚啟龍等人反對之下只能胎死腹中。甚至連「開後門」這種很像「資產階級」的東西，比「法權」更可惡的「特權」，也幾乎被毛澤東忽略，曾囑周恩來、江青等不必大動干戈。
如此等等，自「文革」開始以來，理論宣傳與實際運作的脫節在這四年裏十分奇怪，思想的空轉、虛打、不及物令人費解。一切揣摩聖意的政治敏感後來都被證明為錯。老百姓十分茫然，在政治學習時常覺雲山霧沼，不知所云，呵欠連天，腰痠背痛，只能相信北京那邊鬧出了多動症，瞎抽風──也許這正透露出某種複雜心結。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門一幕肯定使他震驚，但他無法阻止這一天到來。他的「三七開」一說看來得不到人們認可。他的和事老也當不下去，在高層對決中再一次被迫選邊站，交權給平衡派人物華國鋒，不過是最後的止損之策。為了重振國勢，他曾提議全民大唱《國際歌》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但權力已如一塊病毒成堆的硬盤，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充電無濟於事。為了彌合社會裂痕，他數年來一次次請回「走資派」，也寬大「造反派」，還特赦和安置大批舊政權人士……但這一類技術性減壓，無法遏制結構性的增壓。身處一個全能而單質的權力體制，他無法緩解政治的總體性惡變，只能用問題解決問題，用代價減免代價，拆東牆補西牆，直到大家都成了破牆，「文革」的負資產累積最大化。隨着民眾對「四個現代化」熱切嚮往，隨着地下市場經濟八方潮湧，生長「文革」的水土環境早已不再。
天安門廣場上花圈如海，淚飛如雨，各種標語迸濺出電花石火，逆上謀反的流言不脛而走……毛澤東曾說：要「找出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現在這種形式和方式終於指向他自己。他讚揚、鼓動、訓練、指揮的「造反有理」，現在居然全面譁變，矛頭倒轉。
他肯定感受到深刻的孤立無助。
人民英雄紀念碑在人山人海中靜靜地直指天穹，引導一個民族的百年想像。很多人在碑下的浮雕故事前也許都尋思過：那究竟是甚麼樣的境況？是甚麼樣的生活？千萬英烈以血肉之軀前仆後繼究竟要通向何處？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以上《禮運篇》，出自《禮記》，為儒家「大同」思想的源頭，差不多是中國最初版本的公共主義綱領。
身為「打倒孔家店」的激進一員，毛澤東卻諳熟古籍，勤翻卷帙，與中國古代思想遺產明斷暗續，其《矛盾論》與老、莊的辯證法，其《實踐論》與儒家的「實踐理性」（李澤厚語），都有清晰可辨的血緣之續。他有聖王合一之風，總愛想一些大事，在著名的五七指示裏曾描繪出一幅比《禮運篇》更為具體和清晰的圖景：「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工人也是這樣」，「學生也是這樣」，農民和「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這種一職多業和一專多能的奇特設計，實現人類全面發展的美好前景，不僅要鏟除社會等級和「批判資產階級」，而且要淡化勞動分工，庇護所有人的平等人生。這一種亦官亦民、腦體兼備的反社會異化藍本，在「文革」發動之初的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提出並隨即公佈，曾被很多人視為革命之魂，最重要的制度頂層設計，最富有建設性的人生觀與世界觀。不幸的是，多年後人們覺得這些說法日益飄渺。哪怕官方媒體時有提及，在很多人看來它更像不貼身的雲外仙境，沒多少工夫再去顧及。
他們要的首先是沒有警察或政工人員突然敲門的夜晚，是麵包，是加班獎金，是尼龍襪、電子錶以及日立牌黑白電視機。一位境外記者說：西方不是用核武器而是靠家用電器重新攻破了中國。
「四五」天安門運動就是他們的民間公投。
正是這一年，毛澤東有一次看電影《難忘的戰鬥》，隨着高昂雄壯的片中配樂，見人民解放軍當年列隊入城，受到市民們熱烈歡迎，他突然控制不住感情，先是陣陣抽泣，隨即放聲大哭，詫異的工作人員只得將他攙扶起來中途退場。他的大哭想必與不久前天安門那一份公投的結果有關。風悲雨苦，樹老枝殘，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想當年歡聲雷動，看今日卻是千夫所指──往事豈堪回首？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apple/art/20131215/18551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