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宝钟《洪流三部曲》之二：河北保定文革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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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宝钟之文史新著《洪流三部曲》之二：

《龍争虎鬭》

——河北保定文革史略

要寳鐘   著

卷首语

                            三十多年前的太阳沉下去了，三十多年前的青 年人也都老了；然而，三十多年前的故事却还没有完，完不了······

         庄子：年先矣，无而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

目 录

自序…………………………………………………………………………………………………1
第一卷 山雨欲来…………………………………………………………………………………3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酝酿………………………………………………………………………4
第二章 保定城的骚动……………………………………………………………………………6
第二卷 异军突起…………………………………………………………………………………14
第三章 学生红卫兵介入社会……………………………………………………………………15
第四章 冲决党政领导机关的堤防缺口…………………………………………………………18
第三卷 云谲波诡…………………………………………………………………………………35
第五章 一月风暴和二月逆流……………………………………………………………………36
第六章 政局转折的契机…………………………………………………………………………50
第七章 四月洪流与七月狂飙……………………………………………………………………55
第四卷 困兽犹斗…………………………………………………………………………………86
第八章 陈伯达对河北造反派的叛卖……………………………………………………………89
第九章 毛泽东对三十八军的关怀………………………………………………………·····128
第五卷 末路蹭蹬………………………………………………………………………………·158
第十章 阴差阳错………………………………………………………………………………··160
第十一章 两个回合……………………………………………………………………………·175
后记
资料来源…………………………………………………………………………………………·214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5fc58b0100y0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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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国内外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专著，过去都有一个通病：都没有把主战场放在下层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方面，而是将主要视角限于上层斗争、宫庭阴谋这样一个狭小的框架里。既然如此，从某种角度出发，文革当然也就仅仅被渲染成为近似太平天国的“洪杨内讧”：东王杨秀清日渐坐大，目空一切，对天王洪秀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于是洪秀全便利用拥兵自重的北王韦昌辉，将杨秀清一举铲除。而此后韦昌辉却野心膨胀，以致也不把天王放在眼里；于是洪秀全又借助德高望重的翼王石达开再将韦昌辉一举铲除。而此后尽管石达开小心翼翼地辅佐天王，却仍然招来了他的深深猜忌。石万般无奈，最后只得出走了之。——如此一番诠释，文革当然对于中国也就仅仅成了一场内乱，一场灾难，一场浩劫。果其如此，文革当然也就没有再深入研究的必要了，其教训，也无非就是孔夫子的那一番告诫：“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
毛泽东说过：“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而上面的一番渲染，一番诠释，恰恰就是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地严重歪曲了文革的历史真相。只是近年以来，才有人倡导“文革三年论”，才有心将文革中崛起的造反派作为这一场旷古未有的群众运动的主旋律来描述，于是文革自然就有了深加研究的必要。
确实，只有底层社会所表演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报剧，才是文革的主流，文革的本质。文革绝非脱离中国历史轨道之外行驶的怪车，它乃是不慎触了冰山的“泰坦尼克号轮船”。它是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种思潮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追求的理想社会主义非常奇特的结合，它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浓缩了的再现。在这一艘“泰坦尼克号轮船”上，活跃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创造了形形色色的故事。总之，船上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它毕竟是一艘富有创意的伟大轮船，而且它进行的也是一次富有创意的伟大初航。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辞世、北京发生宫庭政变后，为时才几年，官方就冷酷无情地抛弃了华国锋和汪东兴这两个政治傀儡，正式宣告中共“彻底粉碎了借文革而存在的反革命集团，彻底否定了文革的理论和实践”。
实践出真知。所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造成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以及官场的黑暗而腐败竟然超过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的中国社会现实雄辩地证明，关于文革的理论和实践，其实不仅没有被彻底否定，而且越来越被广大的人民群众、其中包括青年一代所逐步认识，所逐步接受。当然，这是一种批判性的认识和接受。为什麽？因为文革的主旋律是：“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创造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制度。而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却是，由于文革的理论和实践在官方被彻底否定，中共得以大刀阔斧、肆无忌惮地废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及其相关的一些民主权利和福利制度，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漂亮旗号下，迅速推动中国在实际上走上了一条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重新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从而使千百万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得以换来的“红色江山”毁于一旦。
文革前，中共各级权力机构缺乏独立有效的行政监察机制和舆论监督机制。毛泽东预见到，正是这一致命弱点，完全有可能使中共各级权力机构，随着时间的转移，造成权力泛滥，成为当权者以手中拥有的权力进而攫取国家财富以中饱私囊、发家致富的工具。而且其胃口必定会越来越大，由蚕食到鲸吞。长此以往，就会使中共各级政权蜕化而为官僚特权阶层；等到时来运转，为贪婪之心所驱使，他们甚至会结集起来，不惜铤而走险，发动宫庭政变，夺取中央政权，然后逐步消蚀社会主义制度。果其如此，中共所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重蹈历代王朝的复辙，“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毛泽东当初鉴于苏共蜕化变质的这种惨痛教训，所以才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当机立断、毅然决然地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局限性，历史上再伟大的人物，其驾驭运动的胆识也有其局限性。文革前夕，中共各级政权其实还没有完全蜕变为官僚特权机构，其干部队伍中大多数人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着当初打天下时的革命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群众对中共的信赖度很高，其中工人阶级由于在政治、经济方面均占有优越地位，对中共各级政权更是竭诚拥戴。因此，毛泽东在文革中发动群众造反、起而揭发各级政权的黑暗面，这就不能不遇到前所未有的极大阻力。在这种情况下，正是以清华大学蒯大富为代表的全国各地学生造反红卫兵一跃而起，齐心协力，披荆斩棘，不畏艰险，大呼猛进，成了文革的开路先锋。随着运动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工农群众也翻然醒悟，踊跃投身造反派队伍之中，从而形成了一股对官僚机构、官僚阶层、官僚主义进行猛烈冲击的强大社会势力。文革造反派的崛起，既使官僚政客感到胆颤心惊，又使毛泽东陷入两难之中。一方面，这个国家机器正是他当初领导创建的；而另一方面，文革造反派又是他现在发动起来的。俗话：“大水冲了龙王庙”；“手心手背都是肉”；“十指连心，咬咬哪一个都感觉痛。”正是毛泽东对文革的这种两面性、局限性和脆弱性，使之往往不能把准文革的方向舵盘，从而造成了整个文革过程的反复和曲折。毛泽东在文革中始终也没有解决好权力结构上的民主变革这个核心课题。因此，从某种角度看，从某种意义说，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催生了文革，而恰恰又是他断送了文革；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将文革造反派推上了历史舞台，而恰恰又是他亲手将文革造反派推向了万丈深渊。中国本是一个高度集权于中央的国家，往往中南海旦夕之间就能决定全国政局的取向。而毛泽东在文革中却恰恰忽略了这一点，他始终都没有将首都北京以及京畿河北省当做文革的全盘重点来抓，而却舍近求远，情有独钟于上海，以致搞出一个“四人帮”；这样，既使上海最终成了大海中的一座孤岛，又使毛泽东身后陷入“远水救不了近火”的危局。毛泽东所犯下的这一系列严重错误，直接导致了文革的悲惨结局。
本书的宗旨，就是要通过河北省保定市一地的文革运动，来管窥蠡测当时风雷激荡的整个中国。当然，这就需要作者在写作本书时胸怀高屋建瓴、鸟瞰全图的气魄。
“三年文革论”道出了文革的本质特征，而“十年文革论”则道出了文革的荒唐延伸。本书采纳了后者，但又决不同于官方出于维护自己统治的动机而歪曲历史真相。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探讨和研究，在当时中国社会波涛汹涌的底层，究竟存在着怎样的经济、文化、政治、军事以及传统心态，是那样适应了文革造反派这一类社会势力登台表演的。毛泽东振臂一呼，天安门应者云集。如果仅仅把这解释为“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内乱，”那麽，又如何解释这被发动起来的人民群众为什麽会普遍自觉自愿地造反，以致他们也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毛泽东、利用了林彪和中央文革呢？在当时的很多情况下，不是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在牵着造反派群众的鼻子走，恰恰相反，而是后者在推动着前者不得不相应地作出某种决策。例如红卫兵和社会群众造反组织的应运而生，就不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
拿破仑有一句名言：“世界上有两种武器最强大：一种是剑，一种是思想。而后者往往比前者更强大。”这也就是我当初艰苦而勤奋地著述此书的一个主要动力。
保定其地临近北京，包括一市二十二县，当时人口约六百万，按照“文革三年论”，此一阶段，其城恰为京畿河北省会，古称直隶首府。在这里，错纵复杂、尖锐激烈的文革政局终至演变成了两军两派的长期对峙。就“十年文革论”而言，它又有一定的戏剧性和典型性。本书为笔者于一九九九年九月九日完稿，一直存放至今才予以修定。囿于笔者个人经历、思想水平以及手头原始资料的不足，本书内容纰漏、偏见之处在所难免。但据我所知，文革同仁历经多次劫难，原始资料多已不存，又何谈执笔书史？所以仅此一端而论，本书实在已属稀世之珍了。
    本书史实以当年的文字记载为准绳，而不以当事人现在的记忆或传说为依据。这是我从自己发现宋祖陵并进而确认赵匡胤祖籍的过程中得出的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和原则。
二零零四年初冬，原三十八军作战训练处处长、后任沈阳警备区司令员的劭宝殿先生，为筹办三十八军军史展览馆及撰写原三十八军政委王猛的传记，由于涉及文革“三支两军”这一部分，特意找到笔者，将此书的初稿带走。随后，年已八十五岁的王老将军还为此在军部招待所盛情地宴请了我。原三十八军李光军军长和王猛政委均为笔者的文革故旧，对保定文革造反派可谓“恩重如山，情深似海”；而这种情谊又屡经砥砺与曲折。这又不禁使我回忆起一九九零年金秋十月，早已从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岗位退休的李老将军，自京参加《孙子兵法研讨会》后返汉，途经保定小住了几日；那一晚，我特意去火车站同他依依惜别。李老自车窗口探出头来，粗壮的双手同我紧紧相握，他慈祥地微笑着再三叮嘱：“一定要把《保定文革历史》编写出来，存留于世，不使之湮没无闻。”而今，李、王二老均早已辞世，惜乎无缘得阅此书；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原在一九八四年四月一日由第三十八军整编而成的陆军机械化第三十八集团军，也早已一跃而为中国十大王牌军之首。这是非常可喜可贺的。而也正是本书，保留了这一支英雄部队的这一段珍贵的文革记忆，借以警示后人，备为教训。今作此序，聊复尔尔。
要寳鐘
2011年2月26日于保定



第一卷  山雨欲来
中国文化大革命及其主要社会产物——文革造反派，是一个历史缘由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但是，它的脉络原本是清楚不过的，只是叫那些御用学者越涂抹越模糊了，以致于现在有人竟把它比喻为希腊神话中那个人面狮身怪兽所提出的一个古怪课题。
所谓文革造反派，我认为，其确切含义应该是：在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的政治背景下，由毛泽东文革理论武装起来的，自觉地接受中央文革小组领导的，在整个文革过程中，为了改进国家机器，对毛泽东当年缔造的党政军等不合理的权力结构造成持续不断冲击的，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一支群众性半自发政治势力。文革造反派体现了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般文化素质和政治觉悟，在一定阶段，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诉求。这种政治势力是当时的一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客观存在，它有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
因此，1967年7月毛泽东南巡以后，开始在全国各地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调和、折衷，以致认为“两大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的“英明号召”以及在邓小平当政时期关于“文革时期两派群众组织都是造反派”的提法，显然都是出自当时中共最高领导层的一种统治权术，一种政治需要。事实上，那种“核桃、栗子一盘端”的手法，既无视文革历史，也没有严肃的理论根据，它完全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
那麽，文革是怎样爆发、文革造反派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酝酿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政治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依据这种理论，建国之初，中共效仿苏联的政权模式，缔造了政治权力同社会各个领域高度、紧密结合的机构和体制。这就是全面政治权力化、总体金字塔型化；层层政治权力化、各个金字塔型化的机构和体制。一切都是中共各级党委决定，行政执行；而党委又经常流于形式上的群言堂，实际上的一言堂，也就是毛泽东所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而由此又派生了形式上的选举制，实际上的任命制。这种机构和体制的致命弱点在于：缺乏独立有效的行政监察机制和舆论监督机制。现行这两大系统的负责人，从上至下都是同级党委任命，因而它们完全处于附庸地位，实际上根本履行不了其行政监察和舆论监督这两大职能。而作为这种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又都是通过各级党政官员这一媒介来间接实现的。因此建国之初，毛泽东就感觉到了这种权力结构、这种经济基础所存在的重大弊端。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他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如果政府各部门有朝一日出现权力和金钱交易的市场，那麽，这种权力结构的层层决策人就有可能蜕化变质，腐败堕落，从而成为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专制国家机器的枢纽；也就是说，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最终导致官僚资本主义复辟。
1964年7月14日由王力主笔而发表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其中一大段对苏联国内情况的分析，可以清楚看出毛泽东当时对他所执掌的中国社会的一种深深的担忧：
“赫鲁晓夫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以后，苏联的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赫鲁晓夫实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
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迷信的愰子下，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实际上是为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斯大林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打开了闸门。
赫鲁晓夫用所谓‘物质刺激’，来偷换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不是缩小而是扩大极小一部分人同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之间的收入差距，扶植那些占踞领导地位的蜕化变质分子，使他们更放肆地利用职权，侵占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加剧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
赫鲁晓夫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赫鲁晓夫攻击社会主义的农业计划制度，说它是‘官僚主义的，是不必要的’。他热衷于向美国农场主学习，提倡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扶植富农经济，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赫鲁晓夫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论，向苏联人民灌输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及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反动思想，败坏社会主义的道德风气。腐朽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成了时髦，社会主义文化受到排斥和打击。
赫鲁晓夫在所谓和平共处的愰子下，勾结美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一小撮人的既得利益，把他们的利益放在苏联人民、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
赫鲁晓夫所实行的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种路线下，不仅旧的资产阶级分子猖狂地活动起来，而且在苏联党、政领导干部中，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的负责人中，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部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产生出大批的新资产阶级分子。
目前在苏联，新资产阶级分子不仅在数量上空前地增长了，而且在社会地位上也有了根本的变化。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前，他们在苏联社会中并不占统治地位，他们的活动受到种种限制和打击。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随着赫鲁晓夫逐步地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就在党、政、经济、文化等部门占踞了统治的地位，形成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
这个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主要的社会基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
············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赫鲁晓夫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之后，正在把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正在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变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专政的国家，并且正在逐步地把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变为特权阶层的所有制。
············
由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伟大的苏联人民用血汗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赫鲁晓夫集团宣扬‘苏联已经没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为了掩饰他们对苏联人民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的真相。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所代表的苏联特权阶层，只占苏联人口的百分之几。他们在苏联干部队伍中，也只占极少数。他们同占苏联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苏联人民，同苏联的广大干部和共产党员，是根本对立的。苏联人民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目前苏联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
前车之复，后车之鉴。毛泽东据此告诫全党：“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而且是更坏的资产阶级上台。”
反观中国，毛泽东在1969年4月28日召开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麽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麽奖金，等等。”
深得毛泽东赏识和器重的张春桥，在他于1975年4月写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中，这样解释毛泽东的话：“毛主席的这段话，不仅说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而且使我们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所有制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人们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则是不对的。”
因此，为了防止在中国重演苏联的悲剧，毛泽东一直在寻求、探索能够有效遏制中共各级政权腐败堕落、蜕化变质的最佳方案。当然，在这里，他首先排除了西方的多党竞选制和三权分立制。1964年12月，毛泽东在对一件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上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1965年1月，毛泽东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中又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6年8月8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上，又将上述基调原封不动地搬上来，作为文革的斗争大方向；毛泽东在1967年2月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1969年4月，林彪代表他在中共“九大”上郑重宣称：“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第二章  保定城的骚动
中国古代“天人感应论”在这里得到了应验：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发生大地震，从而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时隔一个月，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在当时全国范围开展的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杂文《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汹涌浪潮中倒台了。由他执掌的北京市委也随之垮台。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奉命接管了这个原来“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这一事件为建国以来所仅见，因此顿时震撼了全国。
毛泽东针对当时形势指出：“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孙悟空大闹天宫。”
6月1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在一星期前向该校党委猛烈开火的大字报。而他们张贴大字报的地方，却恰巧是九年前谭天荣等青年学生开创新中国第一批大字报的阵地，——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同一个作战地点，同一个作战目标，而两者不同的只是作战时间，前后整整相隔了九年。结果呢？谭天荣等人在当时很快就被打成了右派，一个个被开除学籍，送交劳改；而今，聂元梓等人却因此而荣捧左派桂冠，体体面面，风风光光。前后对比，这真是一个叫人哭笑不得、充满了戏剧性气氛的绝妙讽刺。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并为此发表了评论员评论。3日，新闻媒体又公布了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和新市委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
北京沸腾了！
全国沸腾了！
全世界轰动了！
保定城位于河北省中部，西临太行山，东近白洋淀；东北距离北京134·6公里，西南距离石家庄127公里，东稍偏北距离天津169公里。此地自古以来就是本省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的中心，而它又素有“学生城”之美称。保定党政领导机关统辖周围22县，当时拥有600万人，是全省10个地区中最大的行政单位。1958年省会迁往天津，1966年4月又迁回保定。
当时，这个拥有37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有小学学校204所，教师1，478人，学生66，050人；普通中学19所，教师855人，学生11，612人；中等专业学校30所，教师358人，学生7，880人。由于高等学校自1959年以后多次调整（包括裁撤、合并、迁出），文革前夕这里仅剩河北农业大学一所，其专任教师486人，在校学生2，877人。
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的隆隆炮声，强烈震撼着保定学子们那青春浮躁的心灵，大大地激发起他们那揭竿而起的政治热情。河北农业大学和各中学的校园内都先后出现了矛头直指校领导的大字报。
此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为了控制运动，向首都大中专院校派出了工作组，并为运动制定了“中央八条规定”。中共保定市委根据中共华北局、中共河北省委、中共保定地委的指示精神，也于6月14日向本市大中学校派出了第一批工作组，并依据“中央八条规定”订出了：
（一）只开小型座谈会，不开大型声讨会；
（二）小型座谈会必须经市委批准，至多不超过20人；
（三）只写小字报，不写大字报；
（四）小字报只在本单位张贴，不得上街；
（五）不准外出串连，更不准游行示威。
首都北京的政治形势发展得那样迅猛，而地方上各级政权却像小脚女人走路一样，边走边看，唯恐被石子或砖头绊个大跟斗。这种怪现状，是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所仅见的。但是，那些平时政治上敏感、而具有抗争性格的学生，此刻却都处于一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极度亢奋的状态。他们很快就将工作组和以上那些对运动的限制规定视为束缚自己手脚的枷锁；为此，这些有如生龙活虎一般的热血青年，自觉自愿地结集起来，试图冲破以上障碍，踏上一条晨光熹微的新的征程。而这一股烧灼的岩浆，却最先从位于保定城西南近郊的农业耕读专科学校喷发出来。
在这个校园一马当先、起而造反的学生是：刘汉文、王俊清、范志明、王友山。他们都是一些出自贫苦农民家庭而又性格笃实、生活简朴、学习勤奋的好青年。和很多同龄人一样，他们把共产党带给自己家庭的翻身解放，主要归功于毛泽东的英明领导。出于一种传统的“涓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感情，这些风华正茂的书生，决心在这一场由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大革命中大锣大鼓地干一场。因此，由这四个学生带动的造反势力同校党委、工作组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尖锐冲突。6月21日，刘、王、范、王策动该校700多名师生，一路游行示威地去市委请愿，强烈要求立即改组校党委、撤换工作组。
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出现在保定街头的学生自发性游行示威事件。当学生们情绪激昂地振臂高呼时，马路旁观的市民始而瞠目结舌，继而奔走相告，于是全城为之轰动。
此时，因为市委代理第一书记兼市长钟翔云在北京参加华北局工作会议，临时主持领导工作的市委常委兼副市长王铁，惊慌失措，被迫出面同学生代表谈判。经过3个小时的讨价还价，又经请示地委后，王铁答应了四个条件：
（一）该校代理书记兼校长李航停职反省；（二）教导主任高庸正撤职；（三）调回赴承德搞四清的原校党委书记马麟祥；（四）撤换工作组。
次日，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长姜小流代表市委，到校当众宣布了以上决定。23日，由市公检法系统出人拼凑的工作组进驻该校，组长由市武装部长李青山担任。从这个工作组的班底就可以看出，市委对学生施展的是缓兵之计。表面上似乎对学生让了步，而实际上却在紧张地调兵遣将，甚至不惜动用专政机器来堵塞农专这个火山口。而且，市委领导人吸取了这次事件的教训，为防患于未然，制止农专事态在全市蔓延成灾，便紧张地向各校增派了工作组人员。
此前，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西北局关于文革的请示报告中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地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他在另一个场合又指示：“中学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主要是审查教职员队伍，中学教师要集中交待问题，像四清中公社开三级干部会一样。”
在这里，刘少奇沿袭的，完全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施展的“引蛇出洞”的故伎。
进驻各校的工作组根据上级部署的这种指示精神，在扶持党组织正常运转的同时，便将集训教师和打击学生造反势力做为自己的工作重心。
而农专刘汉文等造反派首领通过此次大张旗鼓地游行请愿迫使市委让步后，由于初尝甜头，此时气焰方盛。俗话“冤家路窄，狭道相逢”。在工作组眼里，面前的这些不轨学生简直就是一群脱了缰的野马，在荒原里乱驰狂奔。要想收拾农专校园这种混乱局面，就必须首先将刘汉文一伙制服。6月24日上午，工作组在校礼堂先后召开党团员会议，调动骨干，发动群众，张开了围捕那一群“野马”的大网。
刘、王、范、王四人听到风声后，却毫不示弱，马上气势汹汹地闯进礼堂，当众同工作组展开了辩论。当他们察觉身穿军衣或警服的工作组成员个个佩带手枪后，便愤慨地集合大队人马，于午后去省委驻地告状。省委询访处表面接待了这些学生，但在长达5个小时的对话中，来回磨合，大泡蘑菇，其实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当这20名学生代表颓丧地返校后，便立时遭到了拥护工作组的大批学生的谩骂和围攻。李青山连夜提审了刘汉文等为首分子，并搜去了其上告材料，对其人身自由则加以种种限制。为防止校内外造反学生串连，工作组成立了校卫队轮流巡夜查哨；同时校门戒严，禁止学生随便出入。校广播室整天不停地叫喊着工作组的《通知》、声讨刘王范王四人的大小会议实况。刘汉文等人被冠以“反革命”、“小黑帮”、“小爪牙”等头衔。
当晚，造反派学生推举范志明等3人去北京告状。范热泪滚滚地接过同学们凑好的路费，便和其他二人越过围墙，钻过铁路边的铁丝网，直奔火车站去了北京。
三天后的深夜，范等三人潜回校园。但其行迹早已被工作组察觉，校卫队立即将他们带往工作组办公室。李青山暴跳如雷，拍桌子砸板凳，从零点至凌晨4时，一直在紧张地审讯这几个不服管的“小兔崽子”。自此，刘汉文等人便被关进囚室。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挨整日子里，共有100多名学生被迫检查、交待自己的反党罪行，其中刘汉文等12名学生及1名青年教师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工作组觉得自己最终还是战胜了这一批桀骜不驯的“野马”，他们为此欢歌笑语，开怀畅饮。李青山在宽严处理大会上，对着前排低头站立的这一群“战俘”，得意忘形地连连手拍腰挎的短枪，提高嗓门说：
“‘六·二四’那一天幸亏你们没动手，否则，工作组一扳二姆指就得撂倒几个！”
话音刚落，他大概觉出自己有些失言，便又马上补充、安抚：
“学生嘛，毕竟还是学生，不懂事，年轻幼稚，只要承认自己干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勾当，党这个慈悲为怀的母亲还是会原谅你们的！”
然而，这些受尽凌辱的青年人，其实不仅内心不服，反而对工作组恨之入骨。其中一个被关押的学生在其所写的诀别家信中表示：
“亲爱的哥哥，在您接到这封信时，我也许早已不在人世了······但是，您不要只是为弟弟悲伤，像我们这样一些出身贫苦的孩子，满应该为捍卫毛主席、捍卫文化大革命而死感到骄傲！”
另一个学生为此而卧轨自杀前写的遗嘱是：
“再见了，亲爱的党！再见了，敬爱的毛主席！虽然我已是屈死之鬼，但我坚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必定取得最后胜利！”
在当时大多数人的眼里，这些造反学生的举止简直不可思议。工作组是党中央、华北局、省地市县委派出的，层层有官方文件批示；因此，反对工作组无疑就是反党；因此，“左派”桂冠无疑只属于那些捍卫各级党组织的党团员积极分子。袭用以往政治运动的逻辑，那些造反学生无疑都是右派，都是自我内心世界大暴露的可怜虫，都是当今应该用铁扫帚横扫的“牛鬼蛇神”。
“七一”前夕，《人民日报》发表纪念中共诞生四十五周年的社论《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社论以异乎寻常的腔调为各级党组织的纯洁性打保票。“七一”这一天，市委领导人兴致勃勃地召开了《教育系统文化革命经验交流会议》，在会上，农专工作组作为先进典型，向大家介绍了他们的先进工作经验。
与此同时，保定市各学校在工作组的带动下，批判斗争右派教职员工和造反派学生的大小会议，正在炎夏盛暑的季节狂热地进行。那些像海潮一般汹涌而来的口号声浪，搅得附近本来热得失眠的市民更加浮躁不安。然而，这一股冲击波却把那些具有一定政治头脑的青年工人鼓动起来了。
建国初期，保定市还没有什麽像样的产业工人队伍。比如民国初期由曹锟投资20万元建造的容量175千瓦的发电厂，以及几家小型铁工厂和两家机制面粉厂，都远远构不成现代工业生产网络。50年代下半期至60年代初期，国务院、省政府在保定选址建厂，先后兴建了604造纸厂、热电厂、化纤厂、电影胶片厂、变压器厂、铸造机械厂、棉纺厂、蓄电池厂，合称保定西郊八大厂。这样就奠定了这座古老城市的现代化工业基础，使之拥有了一支颇为可观的、年轻的、现代化的产业大军。八大厂职工及其家属约有6万人之多。比较原市区居民的生活水平，他们条件优越，待遇优厚；而且，其党团组织就像蛛网一样，层层密布于各个部门、各个车间、各个生产小组。文革开始后，这里从工人群众中冒出极个别的造反青年，但他们刚一露头，就被上边沉重的铁拳打了下去。要想在如此严格控制的环境里谋反，简直比登天还难。例如胶片厂的刘俊、王玉珍夫妻俩起而造反，其第一张炮打党委会的大字报贴出后，墨迹未干，立时遭到全厂绝大多数职工的围攻，双双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总之，在1966年夏季的保定，除了大中学校闪烁着造反的火花以外，其他领域看来则是万马齐瘖，死气沉沉。
但出人意料的是，像农专一样烧灼的岩浆，其实这时却早已从城东北近郊的省第一监狱所办新生农业机械厂猛烈地爆发出来。
省第一监狱建于1951年5月，隶属省公安厅，占地面积1，900亩，平时作工的是6，000多名在押罪犯，在中共“改造第一、生产第二”这一方针指导下，这里实际上已经建成了一个以机械制造为主、兼有印刷、汽修、陶瓷、家具、基建、副业、医院等综合性的大型劳改企业。特别是农业机械厂生产的很多机械，都属于中央农业机械部的定点产品，其中不少还要出口。文革前夕，农业机械厂已拥有131台设备，1，200多名生产、管理人员，年完成产值552·5万元、创利润33·9万元。同地方上的那些国营企业比较，这样的生产效率是相当惊人的，而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它完全依靠那些被强制劳动的犯人来超常加倍地完成。压在犯人头上的依次是社会工人、一般干部、领导干部。在工人当中有一批新招进厂的小伙子和姑娘，他们既负有操作机器的任务，又负有监督犯人的职责。处于这样等级森严的环境之下，那些专职干部大多都早已习惯了恃强凌弱、专横跋扈的工作作风，而其中的高层人士养尊处优、脱离群众的倾向就更为严重。例如：该医院有一个司药姑娘叫杨瑞芝，因与自己的未婚夫同床怀孕而被厂方领导多次当众点名羞辱，终至不得已而悲愤自杀。而几乎与此同时，省文化局某局长因为诱奸省梆子剧团某女主演导致其怀孕，为防败露，该局长竟串通省监狱党委书记储国恩，将该演员藏于省监狱办公大楼顶层秘密分娩。不久，此事终至曝光，一时舆论大哗。前后两个问题鲜明对照，群众皆为此愤愤不平。省监狱狱长王森茂更是一名昏庸无能、专事整人的暴吏。一次，他去农业机械厂装模作样地视查，一本正经地询问工人关于“间隙”这种“零件”的规格尺寸，等到被问者纳过闷来，便把这一令人喷饭的“笑料”传得沸沸扬扬。
文化大革命紧锣密鼓的形势，使平日受压迫、遭屈辱的青年工人们感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出气机会。6月初，新生农业机械厂团支部的一些委员，自发地召集青年工人举行声讨“三家村”的座谈会。人们七嘴八舌，对狱党委压制群众开展运动表示强烈不满。有人提出：“狱党委再这样下去，我们就将大字报贴到那里去！”
储国恩听到这一风声感到惶恐不安，连忙指派团委书记、政治处主任下去摸清情况。此时，他又接到一个更为惊人的情报：新生农业机械厂老团员、工会组长、复员军人要宝钟，正在策动一些人合伙张贴矛头指向党委会的大字报。储又慌忙派人分头找这些人谈话。但由于采取了恫吓、威逼的方式，不仅没有将这一张大字报压下去，反而成为它提前出笼的催化剂。12日上午，署名要宝钟等9名青年工人的大字报《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工人阶级行动起来》，正式张贴在大饭厅内北面卖饭窗口上方的墙上。大字报激烈地质问：“你们为什麽不敢动员群众起来革命？为什麽不敢引火烧身？······在目前情况下，这种沉默实际上就是消极抵制毛主席号召的表现，就是犯罪，就是反动！”大字报宣称：“毛主席的号召就是最高指示！毛主席就是最高上级！革命从来都是自觉的，不是谁强迫的，对于领导而言就尤其如此。”
“初生牛犊不畏虎。”小伙子们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倒把那些长期以来故步自封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吓了一大跳。储国恩早在抗战时期就是中共文安县委游击队大队长，在那里有过他的种种动人传说。建国后，他一直在政治部门担任要职。平心而论，在特权阶层中储还不属于贪官污吏。但在金字塔型权力结构中，却造就了他的那种封建家长制作风。储出身贫农，没有什麽文化，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平日又缺乏学习，工作能力很低。幸而身旁伴有一位擅长心计的发妻、保定市副市长吴希经常予以筹划。如此老干部，一天到晚只知吃老本，不知立新功，高高在上，闭目塞听，这就势必为奸佞小人大开投机之门，而拒正直同志于千里之外。想当初，他同中共某些要人一样，究竟什麽是马克思主义，这对他们而言并不重要；其舍生忘死的一个真正动力往往是“英雄豪杰生逢其时，”“打天下、坐天下、享天下”，这也就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之所以最后总是沦为改朝换代的工具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今，在他眼里，那些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居然敢借文革之机，向自己多年培植的“储家王朝”挑战，敢“往太岁头上动土”，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不过，储国恩、王森茂等人又不能不正视这一现实：文革汹涌而来，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改组前北京市委，然后再到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前后也不过半年时间，但其声势之大，来势之猛，却令各级领导人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而下边群众，特别是那些平日不大安分且又有一定头脑的青年，却都像是暴风雨前的燕子，兴奋地在低空飞来掠去，大有一试身手之意。这种情况有点类似9年前的那场反右派运动初期，中央号召全党整风、全民参与；而随后却笔锋一转，变成了“引蛇出洞，关门打狗”。但这一次上边究竟如何动作，储、王却同绝大多数领导干部一样，心里完全“坐了没有底儿的轿”。
省监狱新生农业机械厂社会工人中出现的这一骚动，却惊动了驻在附近的省公安厅。该厅长兼副省长王东宁乃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的亲信；然而，在5月间召开的华北局工作会议上，老奸巨滑的“华北王”李雪峰面临汹涌而来的文革形势，他巧设了一个骗局：抢先将他管辖下的河北、山西、内蒙古三地的党委首脑拿掉，而新封了一批所谓“左派领导”做为指挥各地文革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河北，他将林铁等人打成“反党集团”，以省长刘子厚取而代之。如此以人划线，像王东宁一类林铁的旧日亲信就全都恐慌起来。而此时担任第一副厅长的李信，却急于攀附新主、篡党夺权。省监狱第一张炮打党委会的大字报一出，王、李既共同应对，而又彼此各打算盘。李信主张对大字报参与者分化瓦解，孤立主谋，一定要将这一事件扼杀在摇篮中；而王东宁则唯唯诺诺，谨慎旁观。在李信力挺之下，储国恩的腰杆子顿时硬了起来。他层层鼓动党团员站出来捍卫党的领导，大叫“家贫出孝子，国乱出忠臣”。结果，仅一周之内，就有1，000多张大字报朝着要宝钟等人压迫而来。
“要宝钟是政治大扒手！”
“要宝钟是假左派、真右派！”
“要宝钟是‘九人反党小集团’主帅！”
团结在要宝钟周围的人，虽然都是一些具有抗争性格的“红五类”子弟，其中一名为副狱长之子，还有两名其父为科长；但他们开始并没有意识到事态会如此严重，会发展到同上级党委严重对抗的地步。当要宝钟匆匆召集大字报参与者及同情者多人，先后两次去附近省委驻地告状无效而返后，环绕其身的这一圈人就很快散开了。有的疏远、回避，有的偷偷告密，甚至还有人反过来充当了狱党委的坐探。在四面楚歌之中，要宝钟被叫到厂办公室，他勇敢地迎击三个厂长和一个秘书的围攻；其后，又被叫到党委会议室，面对其全体领导成员的唇枪舌剑，要宝钟情绪激昂，寸步不让。
历经建国以来历次运动的储国恩、王森茂等人，本来都是整人的老手。但这一次他们却大大地失算了。储、王万没想到，面前这样一个26岁的青年工人，竟能成为他们日后非常棘手的可怕政敌。
毛泽东通过少先队、共青团培养出来两种不同类型的青年：一种是像雷锋那样的“党的驯服工具”，“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而另一种则是像青少年毛泽东那样具有主动性、独立性以及创造力的人。毛泽东在文革前提出的教育口号是“德、智、体、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所以那时中共首先强调的是：面对集体的需要，每个人都应自觉地牺牲自我；而集体的需要就是党组织的需要，一般而言也就是党组织领导的需要。由于在理论和实践上总是把对集体和权威的铁的纪律作为教育系统的主要目标，因而到了文革初期，真正能够领会毛泽东最新意图并起而造反的人非常孤立。而这种孤立又转而使得他们变得非常顽强。在这种青年人的头脑中，既有从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那里学来的革命人生观；也有从《三国演义》一类古典名著里熏陶而来的报恩文化和忠君意识。这三者混杂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当代中国的毛泽东崇拜热。而这种崇拜热一旦同文革这种运动相遇，那可真是“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麽力量都将压抑不住。”
6月15日中午，要宝钟走投无路，便摆脱了跟踪、盯哨的尾巴，秘密潜往北京中南海去告御状。他先奔新华门，只见那里戒备森严；臂戴黄袖章、神情庄重的门卫值班人走上来问明情况后，指了指红墙西面说：“沿着这一道墙朝西走，见路口向北拐，那里中南海有一个西门可以接待你。这里是中央领导人和国宾进出的地方，明白吗？”要宝钟连忙致谢而去。
要到了那里，对门卫讲明来意，并掏出退伍军人证明给他看。此时从里面走出一个值班人问：
“你要干什麽？”
“我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反而被打成‘反革命’，我要向毛主席告状。”
值班人走近，接过证明看了看：“你要找的官可不小啊！”
站岗的两个门卫都笑了。
“你要告谁？”
“河北省委······”
“你要告的官也不小啊！”
门卫又都笑了。
要宝钟窘得望了望他们。
值班人拍了拍要的肩膀：“好！小伙子，你是为文化大革命问题第一个来这里告状的人，单凭这个勇气，我今天也得放你进去！”
要宝钟感动得向他再三道谢，连忙跟他走了进去。
里面看来是中南海的一个外围院，三面是回廊，正东是隔墙，中有一个通向里面的月洞门。值班人领要走上西边廊屋的走廊，指着其中的一间说：
“你先在里面等一等，一会儿就有人接待你。”
要进了屋，原来这是一个很宽绰、很有气派的接待室，西面摆着一排矮梨木桌，桌上压着玻璃板；靠墙则是一排长沙发。此刻，一个女兵走进来为要倒水，要连忙欠身致谢，他立时感觉到了这里的温暖。过了大约半小时，只见一位上穿白衬衣、下着军绿裤、稍有些谢顶的中年人和另一位身着军衣但却敞胸露怀、手摇折扇的青年人跚跚而来。前者高个子，戴眼镜，面容削瘦，说话和蔼，手拿笔记本；而后者个子稍矮，宽脸膛，举止显得十分潇洒。他们热情地招呼要坐下，然后搬过椅子，坐在了要的对面。
“好了，小伙子，不要拘束，我们是中央办公厅的人，是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你有什麽冤情就慢慢说吧。”还未待前者张口，后者就把话匣子打开了。
要开始从容不迫，但越说越激动，最后不由声泪俱下。只见前者埋头忙着记录，而后者则边摇扇边点头。他对要安慰并指示：
“你是复员军人，出于革命热情投入这一场运动，你们无非是给领导贴了一张大字报，提了提意见，可能火气大些，但怎麽会是反革命？！这是不对的嘛！你不要担心，回去照样按中央精神办。我们马上给华北局李雪峰打一个电话，你再去那里找他谈一谈。”
于是要宝钟对他们再三致谢，这才欢天喜地地从中南海匆匆而出。
这一天，是这个小伙子终生难忘的一天！
要宝钟返保后，省监狱突然在这一天召开文革动员大会，宣布正式开展运动。原来，要宝钟去北京时，李信闻讯，便派俩人携手铐赶去抓要，但此刻小伙子已到了新华门。于是他们便在马路对过偷偷观察动静，一直跟要进了府右街。只见要过了半天才从中南海出来，他们摸不清究竟是何重要人物接见了要，于是便匆匆赶回保定向李信汇报。在省监狱动员大会上，储国恩点明当前运动的中心任务是要捍卫党的领导，党团员积极分子要站在这个斗争的最前列，经受党的严峻考验。其后他宣布：公安厅派来以夏树茂处长为首的工作组协助狱党委领导运动。
夏树茂乃王东宁之心腹，他奉命来省监狱既要隔岸观火，又要推波助澜。因为省第一监狱一直是李信主抓的典型，对于王东宁而言，这一盘棋很难下。要宝钟前后6次被叫去同夏谈话，而省监狱围攻要的势头却有增无减。要宝钟放在宿舍的日用品被人仍到外面；有很多人找上门来同要辩论；要的家遭到居委会、派出所搜查；省监狱党委甚至派人几次去要宝钟的故乡满城县要庄调查，要本贫农出身，而他们却力图将其篡改为地主或富农，这种阴谋当然遭到了当地老乡的严词拒绝；至于平日同要来往密切的朋友都遭到了调查或警告，其中包括曾同要谈过恋爱的两个姑娘；要宝钟上厕所、投递信、打电话，都有人跟踪、盯梢、偷拆、窃听；甚至晚上睡觉，窗外都有人整宿观察动静。小伙子原来的工作是高频淬火，现在则早已被打发到车间扫铁屑去了。
6月18日，要宝钟张贴题为《做一个无比坚定的毛泽东式的革命斗士》的大字报。文中宣称：“现在，诸位的来势很猛，可谓排山倒海者矣。但我毫不畏缩，我要坚决顶住这股黑风！······自己的力量源泉何在？答曰：毛泽东思想也。它使我洞窥了你们这一派来势的底蕴。······目前领导上百般压制这一场空前激烈、空前复杂的革命运动的，并不限于我们单位，这种怪现象甚至在整个保定地区都不断此起彼伏地出现。······这一股黑风的掀动者，是迟早要叫党和人民揪出来的！”在这里，要宝钟已经明确地不把本地区、本单位的党组织及其领导人视为中共的当然化身。他开诚布公地阐述了这样一个关于个人崇拜的新观念：“‘毛泽东’这一名词就是党和人民的同义语。在他老人家的身上，集中了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毛泽东就是真理的神圣化身！”照此逻辑推理，在当时，只有执行毛泽东路线的党组织及其领导人才代表党；否则，它（他）不仅不能代表党，甚至还完全有可能成为党和人民的死敌。
文革造反派的这种新观念同中共建国以来的传统党性是大相径庭的。按照过去的作法，别说省地市委这样高层单位的党组织，即便是一个基层单位的党支部，对于一般平民而言，理所当然地都代表党，都凛然不可犯。1957年大规模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在一般党团员和群众中更使这种组织观念变得根深蒂固。当时，很多人正是因为给他们单位的党组织或领导人提出了批评意见才被打成右派的。
7月6日，要宝钟贴出题为《让毛泽东思想红旗飘扬在劳改阵地上》的大字报，同时，他还发表了如下声明：
“这第三张大字报的张贴，逆料又会招来一彪人马的讨伐。没关系！既有勇气挑战，当有决心迎击。倘若你们是好汉的话，那就不要光给人家头上扣大帽子。——一味罗织对手生活中的缺点，并且加以无耻的夸大，卑鄙的捏造，恶毒的诽谤，大字报通篇都是骂、骂、骂，绝口不敢论战某些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如劳改路线问题，如领导怎样对待群众运动问题，如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盾问题，——那又算得了什麽真本事？！
回避上述问题是不行的！骂腻了，歇歇嘴，然后溜之大吉也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扭住不放！”
7月20日，要宝钟贴出题为《赠给革命左派的肺俯之言》的大字报，在此他又发出了豪迈而自信的预告：
“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兴起，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麽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
时间，是真理的启幕者；历史，是真理的见证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5fc58b0100y0t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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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异军突起
1966年7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登载了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横渡长江的报道和照片，标题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这则消息，对于那些在炎夏酷暑当中正陷于重围而苦战的造反派来说，尤如打了一针兴奋剂。人民高呼“毛主席万岁！”73岁高龄的毛泽东则向群众回应“人民万岁！”由此，造反派对自己的政治命运更有了一种极大的安全感。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本能地把自己的前途同毛泽东的健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66年8月8日晚8时，中央电台向全国人民播放了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十六条》。这个文件非常具体地规定了指导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原则。它实际上是毛泽东提供给造反派的一把“尚方宝剑”。从此，造反派造反就有了自己的法律根据，即所谓“师出有名”、“师直为壮”。
8月10日晚7时15分，毛泽东独自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群众接待站，即要宝钟在6月15日进京“告御状”时来过的中南海西门外附近一处。毛对前来热烈庆贺的群众教导：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在天安门连续8次接见全国红卫兵，使造反洪流一浪高过一浪。
于是，一个遍及全国各地的新的社会政治势力，就在这火与血的盛大洗礼中诞生了。
第三章  学生红卫兵介入社会
同北京一样，保定市的红卫兵最早也是先由一些高干子女发起组织的。河北农业大学农业机械系一年级学生崔世林，是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政委崔田民中将的孩子，当时他不过是一个年方20岁的书生，瘦小精悍的外形，勇敢机智的性格，具有登高而招、顺风而呼的胆识魄力。8月初，他和一些同学在本校成立了全市第一支红卫兵，因此崔便成了河北农业大学红卫兵总部的首领。以后保定各个中学也都纷纷效仿农大，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这一新型的学生组织。
文革之所以最终失败，原因很多，但其四面树敌，严重干扰主旋律，则实为其一大败笔。文革初期盛极一时的所谓“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对“黑五类”家庭进行抄家、遣返等活动，就适应了官僚特权阶层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需要，严重冲淡了运动的主题。北京红卫兵“横扫四旧”的消息传到保定，于是这里的学生也纷纷出动，对那些带有封资修色彩的事物大张挞伐。从8月底开始，在10多天里，红卫兵共查抄约2，822户，没收的东西有文物古籍、名人字画、绫罗绸缎、木器家具、金银财宝、珍珠玛瑙等等；同时，在社会上掀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潮，对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进行揪斗、抄家、游街示众。全市共有1，748户，计7，139人被当做“牛鬼蛇神”遣送回乡进行劳动改造。总起来说，以上这些后来使红卫兵显得有些声名狼藉的劣迹，在保定城表现得远不似北京那样严酷残忍；而且，在这里还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这就是轰动全城的“大旗杆事件”，亦称“要宝钟事件”。
就在《十六条》公布的那天晚上，要宝钟振笔疾书、一气呵成了炮打省地市委以至华北局的大字报《当街第一炮》。次日一大早，他便将其张贴于原直隶总督署门前的东边廊庑墙上。此处过去一直为省委、省政府所在地，现为保定专员公署，实属全城瞩目之地；因此，要宝钟的大字报在这里一经出现，就立即成为自建国以来在街上所仅见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观看大字报的群众立时水泄不通，络绎不绝。接着，要宝钟又于10日、11日、12日、13日相继贴出《质问李雪峰》、《告保定人民书》、《告全市学生书》、《孙大圣造反有理》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大字报。在这些大字报中，作者已明目张胆地将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列为攻击目标；而且其文中还引人瞩目地将毛泽东思想改称为“毛泽东主义”。此外，作者在自己张贴大字报的上方正中挂上了毛泽东的半身肖象，并在其下面贴出横标《要宝钟大字报专栏》。自此，这个专栏便占用了东边廊庑整整一长墙，一直延续到“一月风暴”前夜。其观众之多，影响之深，时间之久，实为保定整个文革时期所仅见，即便在全国亦属罕见。
《要宝钟大字报专栏》的开创，对于省地市委领导人而言，犹如一个非常可怕的引爆物，它召来了一片似乎从天而降的大字报狂潮，这立时席卷了整个保定城。其中支持要宝钟者，以反工作组的大中学生居多；而反对要宝钟者，则以机关干部为主。总之是以冲击或保护省地市党政领导机关为分界线，在保定社会上初步形成了造反与保守这两大派势力。
正当上述斗争展开之际，不料半路忽然又杀出一个“程咬金”来。
自13日上午，专员公署院内连连放出“捣毁大慈阁、拉倒大旗杆、火烧古莲池”的口风儿，附会其说的大字报也在街头出现。受此蛊惑，在古城制高点的大慈阁，上演了一幕由保定一中学生带头摧毁其千手千眼佛的恶作剧。于是，某些人一哄而起，积极准备实施以下两个疯狂动作。大慈阁为北宋保州城的中心建筑，是当地最古老的历史遗迹；古莲池则为全国十大名园之一，创自元初，清朝则先后改为乾隆行宫、莲池书院；而大旗杆原属木质，为明代大宁都司署门前的一对权力象征；清朝直隶总督署将其升高至20米；民国时代，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则又将其改筑为钢筋水泥型，高33·6米，雄居全国古建旗杆之冠，由此成为旧时保定府的象征。自幼便对家乡名胜古迹怀有深厚感情的要宝钟，此刻既为以上三大名胜的安全万分焦急，又一眼看穿了这是对手在打横炮、搅混水而玩弄的鬼把戏。于是，他火速书写了如下大字报张贴在大旗杆底座上：
《保卫大旗杆》
大旗杆是保定古城象征性的名胜古迹，建国后，在她上面又一直高高飘扬着国旗。因此，现在有人鼓动拉倒大旗杆，就是企图要拉倒党中央、要拉倒毛主席。——全市人民奋起啊，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保卫大旗杆！

保定市女子中学首先行动，在连绵秋雨中，她们手牵手地团团包围在两个大旗杆底座的周围。很多热情的市民见状，也都赶上前来助威。事情看来正向好的方面转化。
14日深夜接近12时，要宝钟照例骑车前去大旗杆广场巡视大字报。不料他刚到那里，就突遭一股来历不明的暴徒包围、推掇以致殴打。地委副书记陈子瑞站在专署大门口煽动：“要宝钟保护四旧！揍死他！揍死他！他是现行反革命！”言罢就赶快闪到里面去了。其混在人群、担任中学语文教员的儿子陈国政连声大叫“打！”于是这些人就争相拳脚相加，将要打得死去活来。此时一个大学生在旁见状，忙上前阻拦道：“要文斗！不要武斗！”陈反诬其是要的同伙，竟又鼓动其同伙将他强拉上椅批斗，而叫人把要扭送到附近的公安局囚室关押。
次日，在倾盆大雨中，要宝钟被强架出去，戴高帽、挂黑牌游斗多次，并强按其在专署门前罚跪多时。省监狱储国恩闻讯大喜，他忙叫人前去助阵，并嘱咐：“只要不把人给我打死就行！”
此时，造反派学生闻风而至，在大旗杆广场愈聚愈多，他们对迫害要宝钟的暴行连声抗议，口号此起彼伏，人潮汹涌，场面已难以控制。公安局方面见状，唯恐造成大的事端，于是连忙劝止省监狱来人当众毒打要宝钟的行为，小伙子这才幸免于难。
此后三天三夜，围绕着大旗杆问题，双方在大旗杆广场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倾听辩论者人山人海。造反派学生理直气壮，义正词严，最后把对方驳得哑口无言，四周爆发出热烈的赞同掌声。与此同时，在古莲池群艺馆小楼，举行了《要宝钟事件座谈会》。省监狱政治处主任李志杰向与会人员散发了《关于要宝钟的综合调查材料》，其内容荒诞无稽，露洞百出，在众人的追问下，李张口结舌，狼狈不堪。
农大、农专、女中、保师造反派学生联合发起的这一场营救要宝钟的行动，最终取得了完全胜利。17日上午，各校学生代表、省监狱和市公安局三方共同签署了《关于要宝钟事件的保结契约》。要宝钟终于获得人身自由，其大字报专栏也获得保护。但最重要的是，这一场斗争不仅使保定城的三大名胜幸免于难，而且还使以上四校学生造反派在社会上崭露头角；其后他们汇合保定一、二、三中等校学生造反派，初步形成了一个日后贯串整个保定文革运动的学生界中坚力量。自此，那些从工厂和党政机关冒出来的少数造反者，都纷纷仿效九死一生的要宝钟，积极向各校造反派红卫兵靠拢，寻求他们的鼎力支持。而天真幼稚的学生们也从“大旗杆事件”中认清了这一道理：要想在同省地市委领导人的斗争中占得主动，只有摆脱自身孤军奋战的处境，唤起各界民众，形成浩浩荡荡的战略大军，齐心协力，披荆斩棘，才能收到显著成效。
在“大旗杆事件”告一段落的当天，原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李懋，在大旗杆广场张贴了这样一张引人注目的大字报：《李悦农与周潜川》。
李悦农是以搞四清运动而闻名全国的保定地委书记。在5月间召开的华北局会议上，随着新的省委领导班子的组成，李悦农也被内定为保定地区党政机关的左派领导人物。8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华北局关于河北省委原领导人的任免报告：免去林铁的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任命原省长刘子厚为省委第一书记。而李悦农早在6月间本地区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即点了一些在文革中应接受群众批判的领导干部的名，其中一个重点人物就是李懋。李懋在四清中曾因经济、政治等问题被撤了职，故对李悦农积怨已久；这次眼见又要将自己推出当替罪羊，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奋起捅出了李悦农在1964年曾因跟名为高僧而实为国民党特务的周潜川学练气功而受到中监委调查一事，在大字报上极尽妙笔生花之能事，有情节、有对话、有插图。比如李悦农练气功竟然痴迷到“头顶放金光、手心出小猴”的地步，完全丧失了做为共产党员起码的政治觉悟。似此黑幕陡然曝光，一时闹得满城风雨，街谈巷议。
此时，在保定东城教工之家正值召开17级以上干部大会之际，有人将李懋大字报传开，于是在这里也掀起了一片“强烈要求李悦农辞职”的呼声。
李懋卷起的这一股旋风严重打乱了省地市委领导的阵脚。在他们看来，像要宝钟一类个别青年在街上大轰大嗡地带头造反固然可怕，然而真正构成致命伤的却是“肚里藏蛇”，是在堡垒内部出了像李懋这样老奸巨滑的叛徒。因此，他们经过紧张谋划，明确了以下几点：
（1）李懋破门而出，目无党纪，在社会上捅出周潜川这个组织上早已做过结论的老问题，显然是企图将运动矛头扭向省地市委，这个大阴谋必须彻底揭穿；
（2）要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李悦农同志和周潜川只是患者同医生的一般关系，绝无政治和组织上的联系；
（3）保定文革决不能叫李懋之流牵着鼻子走，已经捅出去的问题，必须立即收回党政机关予以解决。
但是，李懋在社会上搅起来的这一股轩然大波，却首先得到了市公安局一些造反干部的呼应。此时，地委派来市里加强领导的卢新春，认为公安局是专政机构，当前同党政领导出现这种裂隙，性质十分严重。于是在17级以上干部会议发出的第八期《简报》上，报道了公安局有人企图搞政变。卢新春还为此授意雄县全国劳动模范杨凤鸣等人将大字报贴到了公安局大门前。一时，“彻底改组公安局”的呼声又从古城四面响起。
省地市委领导人为了进一步冲淡要宝钟、李懋大字报在社会上造成的“不良影响”，在公众面前重树自己受损的权威，8月25日上午，在位于城西南的人民体育场，隆重举行有4万人参加的《庆祝保定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
但是，农大红卫兵总部崔世林却敏感地窥破了对方的这一不良动机。于是他当机立断，马上召来徐通生、毛垣生这两个助手，驱车急奔体育场，闯开层层纠察线，一跃而上主席台。崔世林就像一只下山的小老虎，虎视眈眈，大吼一声，猛扑上去，将那位正在神气活现地大作报告的李悦农推到一旁，劈手抢过麦克风，向全场观众大叫：
“红卫兵小将造反了！”
立时，会场秩序大乱。主席台上衮衮诸公被这突如其来的“雷头风”吹得一时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会场人群呼应者四面八方，“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口号声浪此起彼伏。就这样，这个大会竟急转而为《炮轰省地市委资产阶级司令部大会》。省地市委领导人见状，被迫只得仓惶退出会场。
当晚，人民体育场更是完全变成了各学校造反派红卫兵热烈演说的场所。来保串连的北京红卫兵，引用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最近在团中央的一句讲话：
“今天马克思叫马克思主义，列宁叫列宁主义，为什麽我们不叫毛泽东主义！？”
于是，整个人民体育场爆发出一片山呼海啸：
“毛泽东主义万岁！”
“毛泽东主义万万岁！”
在这一片大好形势推动下，8月31日，学生红卫兵和公安局造反派联合揪斗卢新春并将其游街示众，最后把他交到省委处理。保定二中高三学生满正国在大旗杆广场贴出大字报《三访李懋纪实》，更详细地披露了李悦农与周潜川的交往情况。
与此同时，农专等校红卫兵抓住工作组问题，连连向地市委发起攻击。在这里，还出现了如下一段小插曲：
8月初，省地市委被迫急匆匆宣布立即撤消派往各校的工作组后，曾被工作组关押而获释的刘汉文，很快在本校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刘当时有个天真想法：他要把自己及其小战友们的满腹冤屈，有朝一日面对面地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倾诉。于是，奇迹终于发生了。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乘车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就在这一轮“红太阳”冉冉升起之际，在临时岔开的两侧人群欢呼雀跃的火爆场合，那个沧州彪形大汉突然闯过警戒线，一头横身倒在毛泽东所乘敞篷吉普面前，汽车戛然而停，“红太阳”饱受一场虚惊。在场红卫兵见状勃然大怒，立刻不由分说地将其扭送公安部，这个莽小子沿途被义愤填胸的人们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从此刘汉文便有了“胡乱闯”的雅号。
一时，所谓“三只虎大闹体育场，一头象横拦红太阳”，在保定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趣话。
第四章          冲决党政领导机关的堤防缺口
9月2日，卢新春在省委驻地写给上级的报告中，信誓旦旦地表示：“有天大的事我顶着，没有什麽了不起，无非是牺牲性命，我已为此做好了思想准备。······我要亲自多多参加战斗，深刻体验阶级斗争，在大风大浪中经受严峻考验。······我受到了以下几点教育：第一，从保定市的情况看，确实在党政机关存在着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搞政变；第二，左派受到大锻炼，右派来个大暴露；第三，实际尝了尝资产阶级专政的滋味。”
卢新春忠心耿耿地保护省地市委领导，得到了上级的赏识和重用。同时，他的分析表明，市一级党政机关的问题确很严重，存有不少堤防缺口。一旦这些缺口被造反派冲开，将会引起连锁反应，从而造成市级党政机关全面溃决，直接危及省、地委领导，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省委很快委派书记处候补书记王路明在次日夜12时，紧急召集地委书记李悦农、副书记陈子瑞、专员杨培生、市委代理书记兼市长钟翔云、市委常委兼副市长王铁等人开会。王路明劈头就声色俱厉地质问钟、王：
“卢新春到市委工作是省委批准的，你们究竟还要不要？”
王路明见他们面面相觑，便怒叫：
“你们一个不通，我就撤一个！两个不通就撤两个！全不通就改组保定市委！”
临散会时，王路明宣布：
“省委、保定地委决定陈子瑞同志立即到保定市委协助工作。”
其后，市委领导人毕恭毕敬地列队欢迎陈子瑞和卢新春进驻市委机关。
为了稳住市直党政领导机关的阵脚，陈子瑞、钟翔云、卢新春、王铁等人研究决定：第一步，首先在市直党政机关17级以上干部当中统一思想；第二步，学习李雪峰在华北局会议上的经验，发动下面揪重点人，将那些不可靠的、或是历史问题比较多的领导干部抛出来，以此转移群众斗争视线。
根据以上方针，9月6日，市委在教工之家召开市直机关科长以上干部和红卫兵代表大会。陈子瑞、钟翔云代表地市委，先后在会上表态：李悦农同志是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坚定的左派革命领导干部。周潜川问题不是他的主流和本质，而是早经中央作过结论的历史问题。
其后，市委便组织与会干部分组讨论陈、钟讲话精神，统一思想，端正态度。
这次会议结束后，市委领导根据与会干部返回单位的表现，进行了分类排队：好的占百分之十七，比较好的占百分之四十九，问题较多的占百分之十六，问题严重的占百分之十八。
8日，地市委领导人经过再三斟酌，果断决定抛出市委副书记杨志昌、常委兼副市长王恺、常委兼监察委员会书记安廷彬等人，将其定为黑帮、党内走资派。
由于公安局长姜小流、市法院院长侯玉印两人对造反派的态度一直暧昧，市委领导人当机立断，决定立即从组织上予以清除，以确保专政机关牢控在手。不过搞他们的办法则比较谨慎、诡密。为此，市委秘密成立了由卢新春主抓的政法专案组，外称“市委办公室”。同时，向公安局和市法院派去了联络组，其任务：一是观察社会动向，每天派人出去，见大字报上有政法方面的即抄录；二是搜集姜小流和侯玉印的材料；三是掌握公安局和市法院的内部动态；四是整理《简报》，按期报送地委。
为了有效控制红卫兵组织，地市委还成立了红卫兵联络站和红卫兵服务站。
8月间，在市直党政机关和南、北、新三个市区党政机关都出现过支持李懋揭发李悦农的大字报浪潮。9月8日，市直机关文革办公室一些干部在北市区开会，传达他们前不久去北京参观文革的情况和北京党政机关开展文革的经验。这些人还酝酿了甩开官办文革办公室、成立造反派文化革命联络站的计划。
次日，与会人员串连23个单位的174名普通干部，向全市和保定地区各县发出了揭发市委召开“九·六会议”这一大阴谋的传单。10日，他们又在北市区礼堂召开了筹建文化大革命联络站的会议。同时，其中一部分人还赶去北京上告保定地市委领导人。
在市直党政机关动荡的同时，省直党政机关也出现了裂痕，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简明事件”。
简明是在文革前夕从南京海军学院转业到地方上的一名海军大校。因为林铁曾是他的老上司，又经林铁安排他去了省文化局任副局长；所以，文革一开始，由于他对省直文化系统造反派表示支持的态度，导致省委领导人对他严重不满。刘子厚唯恐“一马杓坏一锅”，便指使省委宣传部鼓动下属群众去揪简明。9月7日，省直文化系统的戏剧学校和歌舞剧院两个单位的造反派红卫兵，用暴力将简明抢到歌舞剧院顶楼上保护起来。9日，戏校的两名红卫兵去省委大院抄大字报，被省委一些干部打伤住院。这样就激怒了省直文化系统的造反派，于是他们便集合人马，于当晚大举冲击省委机关。双方在省委大院摆开战场，严阵以待，那种情形颇有点像当年楚汉相争，两军在广武山涧对峙。所不同的是，双方手里挥动的不是刀戈，而是《毛主席语录》和《十六条手册》。这样的激烈大辩论和时时爆发的口号声浪，竟至通宵达旦。
农大、农专、女中、保师、一、二、三中等校造反派为了策应省直文化系统造反派的攻势，准备于9月17日晚上在体育场召开《揭发、批判李悦农大会》，将同地市委领导人的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但，正在这个当口，政局却发生了逆转。
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讲话中强调：“一小撮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我们能够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他们的阴谋诡计，不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林彪站在天安门城楼，当着毛泽东的面讲这样令人容易发生错觉的话，而他本人又是毛泽东的合法接班人，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解释者，这就不能不使全国各地党政机关的首脑们马上神气起来。他们马上接过林的这一番讲话精神，纷纷自封为“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而视那些正热衷于炮打司令部的造反派为“一小撮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
原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期间，曾经挥笔写过这样一张大字报：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执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在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只是通过不同渠道在下面悄悄流传。造反派从中受到极大鼓舞，而各地党政领导人及其保守群众则对此惶恐不安。如今，林彪的那个错误讲话恰恰抵消了毛泽东这张大字报的威力，这顿使全国各地造反派群众大惑不解，抑郁不安。当时，北京农业大学附中一名叫伊林的学生，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中，就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种情绪：
“就拿9月15日讲话来说，这个讲话过早过分地强调了‘一小撮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性。其实各省市‘炮打司令部’火热的大多数是学生，即使提出者之中，大多数也不肯定‘炮打司令部’所指的就是黑司令部，而是放几炮轰轰看，或炮打其中个别一些人，或‘司令部’某些强大的保守措施。可您没讲清‘炮打司令部’这方面的意义，您强调‘我们国家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强调专政的正确方面，——不需要改进的方面；却没有敏锐地察觉到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突出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政府组织形式需要极大地改变，十七年前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这些，没有强大火力的摧毁，没有重型炮弹的震撼，没有高温度、高效率的熔炼，实现得了吗？！”
这位普通中学生谈得何等富有魄力！应该说，他在当时的确是代表了具有革新意识的造反派的心声。
在这个接见大会上，周恩来配合林彪，提出红卫兵下乡帮助秋收，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农村人民公社进行串连的号召。
各地党政领导人得到这样一个宝贵的喘息机会，于是便不顾一切地对造反派马上展开了强大围剿。
因为农大校园是当时保定造反派活动的主要策源地，所以，省地市委领导人便将主攻方向瞄准农大红卫兵。为此，李悦农、陈子瑞几次亲自出马去农大校园活动。他们在同农大红卫兵总部有保守倾向的首领、高干子弟姬文乐、张小兵密谈时指示：“你们应该在总部夺权，通过选举把崔世林搞下去。必须抓紧，你们不夺他们的权，他们就要夺你们的权。”
结果，农大红卫兵总部发生了严重分裂。姬文乐、张小兵等头目公开宣布崔世林无权代表农大红卫兵，他们并以总部名义撤换红卫兵联络站主任毛垣生。这样，就顿使崔世林原来以“红卫兵联络站”名义发出的召开“九·一七大会”的海报，陷入十分狼狈的境地。
另一方面，省地市委开动宣传机器，大造舆论，唆使一些保守学生写出题为《李悦农同志是焦裕禄式的好书记》的传单，分全开、对开、四开三种，印刷20万张，其中省监狱印刷厂承担了一半，耗资万余元，在保定一市二十二县广为散发，力争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并鼓动干部、职工、学生出动宣传车、上街贴大字报抗议“九·一七大会”。面对这种情势，体育场负责人也变了卦，贴出了拒绝出借场地供造反派开会的声明，理由是“事先未同我方议妥”和“避免发生大规模武斗”。
9月17日当晚，省地市委以庆祝《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为名，组织万人大游行，游行路线故意通过体育场。在体育场门前，崔世林等人正在宣讲召开“九·一七大会”的正当理由，然而却遭到团团围攻，真所谓“唇焦口燥呼不得”，竟长达12小时之久。当时，李悦农高踞附近的公安处大楼上，直接从事指挥。
就这样，造反派苦心孤诣地筹划的“九·一七大会”终至流产。事后，李悦农眉开眼笑地对左右亲信说：“大好形势来得很快，但反复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此，我们要继续坚持高姿态，再接再厉，不能给对方卷土重来的机会。”
保定市四个区直党政机关，相对而言，郊区党政机关显得风平浪静。因为那里出了一个铁杆保字号人物——区委副书记杨国华。他在9月14日至17日，召集郊区社教工作队120名干部开会，传达地委关于郊区不搞文革、四清暂停、开展三秋收购的指示。此时，会上有人提出质疑。杨国华脸色一沉，马上决定会议延长一个月，在见人、见物、见思想和时间服从任务等方针的指导下，来了个杀鸡儆猴，召开大中小批判斗争会：大会批斗3人，中会批斗7人，小会批斗23人，共整了与会有造反倾向的干部33人，占120人的百分之27。会议进展情况和揪重点人的计划，都及时地向上级做了详细汇报和具体请示。省地市委领导人对此极为满意，并破格提拔杨国华为代理副市长。所谓“重赏之下必出勇夫”，杨对此感激涕零，从此他便同卢新春成为市直党政机关保守派的两大中流砥柱。
地直党政机关虽然不像市直党政机关那样动荡不安，也不像省直党政机关那样突然蹦出一个叛逆简明来，弄得“一马杓坏一锅”；然而，它也不是官僚阶层的一个可靠避风港。地委设在涞源县的四清总团团部，有一个叫杜庭兰的老干部，他原是地委监察委员会的干事，在1963年曾配合省监委检查组调查过李悦农同周潜川的关系，因此杜深知其内幕。8月15日，杜庭兰和几个同事一起，在四清总团贴出揭发李悦农与周潜川关系的大字报。这个行动，其实要比李懋早两天，仅仅因为总团地处偏辟，消息闭塞，所以才未引起震动。但自此省地市委领导人就一直将杜庭兰视为心腹之患。这时他们见有机可乘，便鼓动下属将杜打成“漏网老右派”、“反党阴谋家”。在长达51天的大小批斗会上，给杜戴上4块黑牌子示众，并叫他站在大字报栏前交代反党黑心。杜庭兰在昼夜进行的车轮战面前已身心交瘁，总团负责人咄咄逼人地威胁：“你的错误性质已定，坦白就从宽，抗拒就从严！”但杜的回答却是：“给我申辩权，我前半生干革命，后半生就同你们这帮子混蛋打官司！”
其间，侯玉印、姜小流先后被市委以“反党野心家、阴谋家”的罪名监管起来；而老练精明的李懋，见势不妙，在一片通缉自己的声中，早已逃往北京躲了起来。
在省地市委领导人发起的这一大围剿高潮中，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李悦农亲自赴市委同钟翔云布置，拟将市直党政机关科级以下320多名动摇分子，打成所谓“李懋、侯玉印、姜小流反党政变集团分子”，其中暂定：
（1）          科级以下干部90名，其中科级46名，一般干部44名；
（2）          立即批斗53名，其中科级29名，一般干部24名；
（3）          准备批斗35名，其中科级17名，一般干部18名；
（4）          立案处理79名，其中一般干部34名，科级干部45名；
（5）          嫌疑分子25名；
（6）          准备运动后期整治的有29名。
省直文化系统的戏剧学校和歌舞剧院，在省委领导人的眼里是两块难啃的硬骨头，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而“打蛇打在七寸里”，因此，在这次大围剿中，省委领导人鼓动下属，集中火力攻击藏匿简明之地歌舞剧院。为此，除了调动大批人马锣鼓喧天地重重包围该院大楼外，还派人从其内部拉出一个反对派组织来策应。但歌舞剧院造反派横下一条心，此刻紧急集合全体人员，在楼道和院内摆开阵势，准备不惜任何代价来保护高踞顶楼的简明。
这一时期，伴随着三秋作物收获忙季，文革造反派被迫全面退却。保定全城弥漫着一种旧政权官僚开始大肆“秋后算帐”的气氛。例如省监狱，储国恩指使政治处，将要宝钟从军6年的一段档案抽出，全部予以焚毁，以便日后大整其人；该处还不顾一切，公布了43名家庭出身、个人历史查有问题的干部和工人的档案，并扬言还要陆续公布第二批、第三批，以收其镇慑群众起而造反的效果。保定各单位党组织纷纷效仿，并有过之而无不及。造反派平时占踞的重要舆论阵地大旗杆广场周围，此时一片死寂和萧条。省地市委领导人以庆祝国庆节、美化市容为由，派人清除街上的大字报、大标语；并且还到处涂刷所谓“红海洋”，就是用朱漆将大门和墙壁涂刷，以挤占大字报阵地。但是，令他们恼火的是，《要宝钟大字报专栏》却长盛不衰，一直拥有广大的读者，而且又有群众自动维护，就好像一个多月前保卫大旗杆那样；因而他们始终未敢对其下手。但要宝钟的家里却遭了殃，街道官办红卫兵用幕布一般的大字报张贴在其临街住宅的门窗玻璃上，使其老人整天生活在惶惶不安之中。此外，要的个人住处也突遭深夜搜查。
这里还出现了一些小插曲：当《李悦农同志是焦裕禄式的好书记》之类巨幅传单满天飞时，要宝钟曾在贴于大街墙上的一张同类传单上签字道：“焦裕禄同志首先是一位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有人接着在下面签字：“要宝钟何许人也，全城皆知。”但接着又有人在其下面签字：“尔等何许人也，全城亦知。”如此追加之字越签越长，洋洋洒洒，居然布满全纸。               9月26日下午，农大红卫兵总部负责人赵震川，勇敢地在原总督署西廊墙上贴出大字报《无限风光在险峰》，声言：“造反派决不会在目前高压之下屈服。造反派要高瞻远瞩，最后胜利的曙光就在东方天边闪烁。”但其周围很快就布满了群起围攻的“保”字号大字报。
正当省地市委领导人滥施淫威之时，10月3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出了“必须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动员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新创名词，是对《炮打司令部》炮打目标的高度概括和恰当定位。这一最新提法击中了官僚阶层的要害，并投给了造反派一个威力无比的武器。10月5日，中央又下达了《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军队院校凡在运动初期被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所写的检查材料应交还本人。这些人被整的黑材料应当众销毁。”中央在对这个文件的批转中指出：“这个文件同样适用于全国其他大中学校。”10月6日，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发起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席了大会，张春桥在会上宣读了上述文件。首都三司司令蒯大富在台上，带动十万与会革命师生向毛泽东宣誓：
永远忠于毛主席！
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
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这一切，为全国各地造反派自《十六条》下达以来的第二次强大攻势吹响了嘹亮的进军号角。
歌舞剧院造反派在北京参加了那个著名的誓师大会。他们满怀豪情地返保，10月11日晚上在戏校大院当众播放了誓师大会的实况录音，其中北航红旗发言人最富煽动性：
“我们航空学院两条路线斗争情况是这样，地质学院等北京其他院校的斗争情况也是这样，全国范围两条路线的斗争更是空前激烈，气势磅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争夺领导权的殊死搏斗，构成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一个又一个的风暴和一个又一个的反复。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搏斗，在党中央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它在全国的胜利，只有靠广大的革命群众才能完成；只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被我们亿万革命群众牢牢掌握，并变成了我们的实际行动的时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确保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光辉大道前进！才能确保取得最后胜利！
这就要靠我们去斗争，去革命，去造反，去发动群众，动员群众！革命同志们，革命战友们！让我们来一次大宣传，大串连，大组织，大动员，大革命，大造反，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目前的斗争形势十分艰巨复杂，我们怎样革命？怎样造反！就是要掀起一个全国性的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舆论高潮，大喊大叫，大轰大闹！就是要‘揪住不放’，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怀疑一切’，就是不怕别人揪小辫子，不怕别人骂‘闹事’，不怕当少数，不怕受孤立，不怕受围攻，不怕被打成‘反革命’。向一切包庇反动路线的謬论开火！向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开火！”
10月9日，歌院、戏校红卫兵在裕华中路刷出巨幅标语：
“必须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月10日，保师红卫兵“尖刀排”在原直隶总督署门前西边廊庑墙上贴出长篇大字报《向李悦农打一重炮》，根据他们下乡调查来的材料，全面批驳了前些日子在社会上广泛散发的所谓《李悦农同志是焦裕禄式的好书记》的大幅传单。同时，要宝钟为此特别在该大门前贴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字报予以密切配合。
这样，保定造反派就向省地市委领导人拉开了第二次重大战役的序幕。
要宝钟穿梭来往，牵线搭桥，使农大、保师两校造反派很快同歌院、戏校的患难战友结成联盟。10月10日下午，他们在农大校园召开了由崔世林主持的《全市造反派红卫兵联席会议》。会上，根据《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的精神，大家决心马上在保定来一场大宣传、大串连、大组织、大动员、大革命、大造反，向省地市委领导人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要宝钟在会上向大家介绍了荣复转退军人八一红卫兵这一造反组织的成立情况。原来，早在9月上旬，一些老退伍军人就酝酿着成立八一红卫兵。当时有田丰、寒丁、安大禹、王久田、田宝桥等人牵头。市委领导人见状，出于利用动机，便在9月13日予以承认，并予当天将其组织公章在市委文革办公室立档。但后来市委领导人察觉此举严重失策，有扩大群众造反之虞，于是他们又急忙派人劝告八一红卫兵首领解散其组织，理由是中央最近批转了徐向前元帅给军委报告的指示：“从现在起，党政机关、工矿企业的红卫兵暂停发展，不准吸收新的人员，不准成立新的红卫兵，不准本单位人员参加社会性的群众组织。”这一指示明显是在阻止目前群众运动猛烈发展的势头。有保守倾向的王久田、田宝桥等人马上表示拥护市委决定，宣布解散组织。而田丰等人则坚持八一红卫兵的成立早于中央批转徐帅给军委报告的指示，认为八一红卫兵可以暂停发展，但决不能解散。要宝钟正是在此关键时刻，带着造反派发动工农群众的秘密使命加入了这个组织。经过一番改组，其领导班底是：大队长安大禹、政委田丰、文革主任寒丁、组织委员兼宣传委员要宝钟、后勤委员刘文彩。这是10月4日晚上在安大禹家里开会决定的。
田丰现年36岁，唐县田辛庄人，贫农出身。他在15岁参加八路军，1950年随军入朝参战。由于冲锋在前，被敌方炮弹炸去一手，回国后荣获1级残废军人待遇。田丰曾在保定市交通运输局党委会任监察委员，因对党委书记的某个红人违法乱纪行为坚持斗争，招致党委书记打击报复。田为此上告市委，反而又遭双重打击。文革爆发后，田奋起造反，于是这才有了组织八一红卫兵的打算。
6日深夜，农大红卫兵总部对外调查组派出祖元福，在小南门外的小树林里，同要宝钟、田丰二人秘密约会，最后敲定了那个改组方案。现在，要宝钟在《红卫兵代表联席会议》上表示：造反派完全可以借助这个合法形式，首先将全市工人阶级有效地发动和组织起来。一旦八一红卫兵闯出牌子，就可以将它适时地改造成为容纳所有造反派工人群众的社会性团体。这样，就可以打破当前学生孤军奋战的局面。
会上，大家一致赞同要宝钟的这个正确提案，并决定在后天召开《八一红卫兵誓师大会》，届时，全市造反派红卫兵将到会配合行动。
除此以外，在会上，代表们还将要求省地市委给被各级领导打成“反革命”的同志们平反、交还检查材料、当众销毁所整的黑材料等项内容列为当务之急。
10月12日上午，全市造反派云集西城南马道安大禹家的大门前，隆重召开《保定八一红卫兵誓师大会》。各个造反派组织的代表纷纷在会上发言，一致愤怒声讨省地市委领导人近一个月来对造反派所进行的反攻倒算，同时表示坚决支持八一红卫兵在暴风雨中诞生。
最后，由要宝钟代表八一红卫兵，对各路友军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同时申明了八一红卫兵的战斗宗旨。
会后，由要宝钟率领着两名左右手提大红喜报的八一红卫兵小伙子，后面是浩浩荡荡、锣鼓喧天的造反派大军，开始了向位于西大街的市委驻地的大进军。
保定造反派自文革以来向省地市委发动的第二次战役打响了！
早已得到情报的市委领导人，急忙动员机关工作人员沿市委各套大院，设置层层封锁线，而陈子瑞和钟翔云则坐镇在最后面。
造反派排头兵冲进市委机关前院，早在那里“恭候”的市委文革办公室主任刘庆信，神色紧张地趋前搭话。而要宝钟则不屑一顾，径直跳上设在大院东面的报喜台，对着那个由二人手提的大红喜报高声朗朗地宣读起来。此刻，台下各路造反派神气活现，摩拳擦掌；而站在大院四周的那些机关干部，或交头接耳，或表情严峻，或惶恐不安。
轮到那个接受喜报的刘主任上台了，他满面苦笑地对要宝钟表示：“成立八一红卫兵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市委对此已多次表示不予承认，所以希望大家谅解······”
顿时，台下响起一片愤怒的抗议之声。崔世林早已纵身台上，劈手揪住刘的衣领，将他一把掼到台下，然后向大家一挥手，立时，锣鼓大作，欢声雀跃，各路造反大军在要宝钟带领下勇猛冲击第二道关口。手拉手严阵以待的机关干部，哪里经得起这些犹如下山猛虎一般的造反派青年的进攻，尤其是打先锋的戏校小班武生，简直如入无人之境，冲了一院又一院。此时，要宝钟跃身一座假山顶上，振臂高呼：
“迎着阻力走！迎着阻力行！迎着阻力向前进！——”
此时，省地市委领导人也在紧张地调集全市各路援军。造反派眼见这里壁垒森严，外面又将陷入重围，形势发展对己不利；于是，崔世林和要宝钟紧急磋商后，决定就此事件，全体人员立即进京上告。
当他们赶到西关火车站后，方知那里早接到省地市委通知，拒绝造反派上车。此刻，要宝钟恰逢江青派来保定调查的新华社记者张文学，要告诉了他刚才发生的事。于是崔世林和要宝钟又决定推选了83名身强力壮的人徒步长征，奔赴北京。这支精悍队伍沿着铁道朝北行进，崔世林领头，要宝钟断后，一路高歌毛泽东诗词《长征》。沿途，那些正在田里忙着秋收的农民见状，都停下来为之报以热烈的掌声。
队伍行至漕河小镇，忽接北京方面谢富治电话，他得知此事后，已指示内务部特许大家乘火车入京。众人听后一片欢腾。此时，省地市委派的《解放》牌大卡车已尾追而来，车上并有饭菜招待大家。显然，他们已感受到了来自中央的压力。于是小将们索性饱餐一顿，便乘其车呼啸奔京而去。
1966年10月间，全国各地造反大军上访队伍云聚北京。
以蒯大富为首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此时已成为神州大陆的造反楷摸，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造反派唯“首都三司”之马首是瞻。而“首都三司”此时已在北京各个高校掀起了夺取广播台、查抄黑材料的革命风暴。
10月13日晚上，赴京的保定、天津造反派，在花市大街延安小学（原崇文区第二中心小学）酝酿成立“河北省红色造反团”，该名称是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京联络站那里学来的，该组织的创建人据说是毛泽东的爱侄毛远新。
15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造反派代表时，问到了保定文革情况。她说，她已派人在12日去保定了解情况。王力在接见保定八一红卫兵代表时说：“你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是正确的，精神是好的。同志们回去后一定要站出来，文化大革命是会有阻力的。”
19日，保定、天津、唐山等地造反派，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向河北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中央文革派了王力一位秘书到场助威。会前原拟由要宝钟代表保定八一红卫兵发言，然而，由于河北各地大学生造反派头头们争抢上台，临时又将要的发言取消了。
会后，赴京的保定造反派同京、津、唐各路援军大举杀回保定。整条横贯古城的裕华路两旁大标语铺天盖地：
向省地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重炮猛轰省地市委！
万炮齐轰李悦农！
22日，河北农业大学红卫兵外调组发表声明：正式成立“河北农业大学红色造反团”，简称“农大造反团”，其首领为崔世林；农专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宣布更名为“农专红色造反团”，简称“农专造反团”，其首领为刘汉文、又名刘武；保师造反派各组织合并，宣布成立“红二师保定公社”，简称“保定公社”，其首领为孟惠琴（女）。
26日上午，农大造反团同保定各校造反派联合发起成立“保定红卫兵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总司”，在教工之家召开了成立大会。“红总司”司令崔世林、副司令毛垣生、政委徐通生、副政委赵震川（海军副司令员赵启民之子）。保定二中革命造反队首领满正国被大家推举为常驻总司令部总负责人，故亦称满司令。红总司并于当天下午在教工之家召开了《向保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李悦农、陈子瑞和钟翔云出席了大会。他们本想在会上通过“个人检查”以甩掉政治包袱，但却遭到会议主持人崔世林不客气的质问和制止。
27日上午，要宝钟率领八一红卫兵进占古莲池红旗院（原昆阆院），作为该组织总部的驻地。因该院西门外即省府前街，其北口正对大旗杆广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同时，要宝钟向田丰、安大禹、寒丁三人建议：为适应当前斗争需要，将八一红卫兵编为五支战斗队，其中“毛泽东主义战斗队”为主力，要宝钟兼任其队长。经过其总部全体成员商议后，此决议付诸实行。
其间，要宝钟还同保定各校造反派酝酿成立全市造反派统一组织“保定公社”。但由于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此组织名称最后只限于保定师范学校造反派。自8月份开始，要宝钟大字报专栏连续五论《毛泽东主义万万岁》，深受其影响的农专、商校、三中、八中、十中、回民中学、职业中学等造反派学生，纷纷将本组织冠以“毛泽东主义”称号。要宝钟早在7月19日就曾上书中央，请求批准群众自动成立“毛泽东主义学会”。在一月风暴前夕，他又同一些热衷于研究毛泽东文革理论的造反派战友，酝酿成立“毛泽东主义激进社”。他们借此试图共同探讨文革的起源、进程及其归宿。
在造反派的强大攻势面前，省地市委领导人早已未雨绸缪，首先在其三级党政领导机构内部严格划分三级指挥系统；继而设置四道防线，最后又组织三个梯队。力图隐蔽精干，保存实力，一俟卷土重来。
其次，为了掌握信息，控制形势，在省地市三级党政部门建立了庞大的情报网。例如由李悦农直接指挥下的地直部门：
（1）情报总枢纽（直接受地委常委领导）；
（2）地委文革办公室情报站；
（3）驻河北农业大学情报站；
（4）专直文革办公室情报站；
（5）学生工作办公室情报站；
(6)地委机关情报站；
(7)公安处情报站；
(8)专员公署情报站；
(9)交际处情报站；
(10)红卫兵服务站情报站；
(11)地委五人情报小组（人称地委参谋部）；
(12)满城四清总团情报站。
文革伊始，保定地委领导核心即增加了五名常委；9月初，又在各级领导部门建立了文革筹委会，即造反派所称的“官办文革”。从各县和四清工作队调来了大批干部，安排在地市直机关的要害部门，以掌握其文化大革命领导权。其中仅县委正副书记即达12名。对于那些出力抗争造反派的下属干部，地委不惜破格提拔，仅8月3日一夜之间就任命了部局长16名；在9——10月间，市委破格提拔了24名干部。
此外，根据形势发展，省地市委领导人对造反派采取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战略。8月22日，李悦农曾指示地委、专署党政机关迅速建立“赤卫队”，他说：“这样就有办法对付学生了，你是红卫兵，我是赤卫队，可以公开对阵。”11月底，李悦农在专署招待所对其部属说：“干部子女都不能参加造反派组织。”并指着陈子瑞问：“你们陈国政为什麽还不起来组织人马？”一批高干子女及其追随者，在省地市委领导人的大力扶持下，于10月25日成立了“保定红卫兵第一司令部”，简称“红一司”，司令姬文乐、政委张小兵。以后又相继成立了“红二司”、“红三司”。红一司成立时，李悦农指示：“对一司的照顾要特殊一点。”二司成立时，陈子瑞则指示：“对二司的照顾精神同一司一样。”三司成立时，李悦农对专员公署付专员杜森尧说：“三司需要解决什麽就解决什麽。三司的观点是中间的，必须把他们争取过来。”11月间，同一司、二司联合作战的职工、干部社会性保守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捍卫十六条联合战斗兵团”、“红色革命造反大军”（荣复转退军人保守组织，因其司令为无腿残废军人王久田，故此组织又称“王拐子大军”）相继出世。
省地市委领导人对上述官办群众保守组织大慷国家之慨，各种型号的扩音器、喇叭、宣传车、自行车、摩托车、汽车、录音机、快速油印机、打字机等有求必应。仅上述物资，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耗资六、七万元。后来，连战备用的强大发电机也拱手交予上述组织。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造反派即使需要一支笔、一张纸、一点油墨都遇到了想象不到的刁难。例如：为了解决八一红卫兵的组织经费和宣传器材，要宝钟于10月31日同市委文革办公室负责人整整谈了一天也毫无结果。万般无奈，当晚要宝钟带人去地委造反，李悦农闻风而藏，地委文革领导小组组长被迫在要宝钟拟好的附有三项要求的条子上签字。次日下午，当要拿着条子去找红卫兵服务站交涉时，他们却百般敷衍，不予兑现。
10月28日，红总司同一司相约，彼此晚间在大旗杆广场展开大辩论。届时，双方宣传车迎面摆开阵势，就如同春秋时代诸侯之间的兵车相会；又如同楚汉在广武对峙。双方辩论人员高踞《解放》牌大卡车车厢上，手握麦克风，滔滔不绝地摇动三寸不烂之舌。车头安装的高音喇叭放出他们那刺耳的声浪。带有明显倾向的两派听众，则分别簇拥着自家宣传车，时而大声喝彩，时而掌声如雷，时而怒声呼叫，时而笑声大作。
红总司出了一个天才辩论家任赟基，他本是一中红卫兵的最早发起人，但在8月间的一次查抄“黑五类”家庭的行动中，在返途红卫兵发现少了任，回去寻找时，却在被窝里拽出了一对乱世鸳鸯：一个是被抄资本家女儿，另一个便是“任铁嘴”也。自此，任的这一段风流艳史便成为本校同学间的笑料，为大家所诟病；但在红总司，却因任思路敏捷，谈锋犀利而为崔世林大加欣赏。此次首战大旗杆广场，任赟基充分展示了他的演说才能，真是舌如利剑，口若悬河；加以其神态动作酷似卓别林，令对手往往哑口无言，哭笑不得，结果只有招架之功，而绝无还手之力。于是红总司军威大振，而任赟基也因此在社会上名声鹊起。
到了双方预定的11月3日晚间会战中，大旗杆广场更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任赟基一开始就抓住辩论主动权，巧设陷井，步步进逼。他历数李悦农十大罪状，以及省地市委自文革以来对抗毛泽东路线的一系列行为，简直就像是机关枪、迫击炮发射，驳得对手支支吾吾，狼狈万状。于是，四下里喝彩声四起，倾向造反派的群众愈聚愈多。一司首领见势不妙，只好借故开动宣传车，在一片嘘叫声中逃之夭夭。
通过这两个晚上的大辩论，造反派更加牢牢地控制了大旗杆广场、裕华中路这些极为重要的社会舆论阵地。
1966年10月间的保定西郊八大厂，表面看去，似乎仍然是万马齐瘖，死气沉沉。严格的规章制度，传统的班组纪律，封闭的生活方式，牢牢地束缚了产业工人们的头脑和手脚。八大厂严禁工人之间串连，严禁在厂区张贴大字报，严禁外单位人员入内。工厂大门由厂警严密把守，见有可疑之人出入都要严加盘问。这里的情势似乎表明：纵然有万石投去，也休想激起一层微澜。
在保定，最先被学生造反派的隆隆炮声从沉睡中惊醒的工人集体，是11月间相继诞生的本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革命工人敢死造反公社”和“交通运输局红色造反团”。这些建筑、运输部门近在旧城区，工人易受学生影响。他们同西郊八大厂比较，劳动强度高，而工资、福利待遇却远不如后者。加之，这些部门的领导干部素质差，工作方式简单粗暴，其下属大都染有浓厚的封建把头习气，以致干群关系历来紧张。此时文革风暴一来，顿使工人纷纷揭竿而起。
这两个工人造反组织素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而著称。如果把保定文革初期的造反派不恰当地形容为一只螃蟹的话，那麽，二建敢死公社和运输局造反团就如螃蟹的那两把利爪，它们简直使省地市委领导人望而生畏，闻风丧胆。
这里，着重介绍一下敢死公社的诞生过程。
二建公司官方迫于群众压力，在9月3日宣布本单位开展文革。
7日，官办文革为了转移群众视线，扭转运动方向，在本公司汽车队厂房召开批斗从工人群众中揪出来的所谓“反革命分子”大会。二建一些造反派工人识破此阴谋，便向要宝钟求援。要当即带领农大红卫兵赶赴现场。二建官办文革发现这一情况，连忙调集数百名生产岗位上的职工，团团包围那些不速之客。二建正在上班的造反派工人也闻风而至，由此形成了本公司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的局面。
二建党总支及其官办文革，在其上司房管处党委的支持下，22、23日连续召开围攻该公司第一张革命大字报作者的大会。25日，公司15个班组200多名造反派工人联名谴责那个大会。此时，这些工人越加认识到建立一支战斗组织的必要。于是，他们便将8月间秘密结成的“敢当革命闯将小组”扩大成为“革命敢死队”。
二建党总支面临领导危机，便急忙派出大批人马四处调查那些造反派工人的家庭历史和阶级成分，并且张榜公布他们的档案，扬言“要老帐新帐一起算”。从8月初到10月初，二建有83名工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牛鬼蛇神’。其中有的被游街批斗，有的惨遭毒打，有的饱尝铁窗风味。
为了压制工人造反，二建党总支先是强迫工人加班加点。如汽车队，工人必须每天参加13个小时以上的重体力劳动；如不服从，即以破坏生产而论罪。到了10月下旬，在社会上学生造反派已经展开第二次强大攻势之际，二建党总支又转而强迫工人每天必须死啃5个小时以上的《毛主席语录》。这样，工人们必须早晨3时起床，晚上12时睡觉。每天除了劳动和死啃语录之外，根本就挤不出时间搞运动，而这也正是二建党总支要达到的目的。
工人们忍无可忍，于是便在11月5日结伙冲击党总支，将其中一名委员拉到市委机关去评理；市委领导人眼见得众怒难犯，被迫当场答应：二建公司继续开展文革，马上恢复正常运动。
11月11日，已经扩大成为“革命工人敢死造反团“的二建造反派，召开了“向房管系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
16日，敢死造反团同官办文革相约竞选。官办文革在公司门口设选场，按喇叭，同礼堂里的工人对垒。大喇叭“哇里哇啦“了4个小时，结果连一个工人也没拉过去，于是官办文革只得宣告自行倒台。
20日，在全市学生造反派的支持下，“二建公司革命工人敢死造反公社”（简称“敢死公社”）终于在暴风雨中诞生了。
24日晚7时，被敢死公社游斗4次的党总支书记王林逃之夭夭。于是造反派工人拖着房管处衮衮诸公从晚7时辩论到次日凌晨4时半，最后争得了“撤消王林党内一切职务”的胜利。这一事件立时轰动了保定各个工厂，大大鼓舞了尚处于举步维艰阶段的工人造反派群众。
文革初期，在文化系统中，省京昆剧团、保定老调剧团、梆子剧团、保定市京剧团成了保守派职工队伍中的四大主力。他们往往在由两派大辩论演变到武斗时，扮演重要角色。在拳脚功夫上，只有戏校造反派可以同其相匹敌。虽然戏校学生较之对方岁数小，翅膀嫩，但“初生牛犊不畏虎”，楚霸王见了“拼命三郎”也得让三分。
然而，在这些充满戏剧性气氛的格斗中，保定市评剧团却独具特色。这里有一个有时扮演小丫环、有时参加舞台器乐伴奏的演员刘学兰。《十六条》公布后，她连忙召集几个伙伴跑上剧团驻地的小楼秘密聚会，策划炮打剧团党支部。不料团里保守演员得讯，却在那个小楼下面贴出了题为《炮打小白楼，保卫党支部》的大字报。刘学兰见状，灵机一动，索性便给自己刚刚成立的组织定名为“革命红楼”。从此社会上两派就分别称其为“小红楼”或“小白楼”。
11月11日，小红楼扩大成立“红楼公社”。在其成立大会上，要宝钟应约代表全市工人造反派登台讲话表示祝贺。会后，他便带领八一红卫兵支持红楼公社赴市委报喜。在那里，又遇到了冤家对头刘庆信。结果是旧戏重演，在刘满脸陪笑、却拒不承认红楼公社是合法组织后，市委大院立时陷于一片群众斗群众的混乱之中。此刻，刘学兰乘人不备，抄起一把锤子，直奔其文革办公室，砸开门锁，撬开抽屉，取出官印，在其公用笺上就是这麽有力地一盖。于是，“红楼公社”就这样合法地宣告诞生了。这一“大智大勇”，较之一个月前八一红卫兵那一次报喜，果然高出一筹。但是它却顿使市委大院乱上加乱，造反派同闻讯蜂涌而来的保守派群众大打出手。要宝钟和多名八一红卫兵为此负伤。
在11月间，当着省地县三级领导干部会议在河北饭店召开期间，造反派连续四次在体育场举行《揭发、控诉、批判省地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最初，官方以造反派召开大会的通知中有“滔天罪行”的提法，“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为由，拒绝出席大会。11月6日，造反派愤怒冲击河北饭店，当场将副省长杨磊之、保定专员杨培生以及陈子瑞等三人押上汽车，直赴北京评理。省地市委领导人害怕事态扩大，被迫让步，硬着头皮登上这种无异于审判大会的台上，十分尴尬地恭听造反派小将对他们的申斥。12、13两夜是造反派代表揭发控诉，25、27两日是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做检查。在13日深夜大会结束时，会场秩序有些混乱。刘子厚胆颤心惊地下了主席台，在八一红卫兵纠察队的护送之中，穿过阵阵人潮，刚要登上卧车，突有一身份不明的歹徒，手持利刃挤上前，当即被担任纠察大队长的要宝钟等人发现。但在搏斗之际，人群大乱，刺客乘机弃刃而逃。大会负责人决定将那把利刃上交中央。事前，刘子厚曾在要宝钟的《十六条》手册的扉页上签字：“要卫东小将：日后有事可随时找我。”要宝钟在文革初期曾用名“要卫东”。当时要宝钟认为刘是在有意拉拢自己，返家后便将这一扉页撕去揉碎扔了。
10月28日晚间，省地市委领导人令卢新春出面，秘密授意姬文乐、张小兵：“目前全国都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旗帜举不举，是姿态高不高的表现。你们不高举，必然会被别人抢去，到那时政治上就被动了。”
姬、张对此自然心领神会。10月30日、11月20日、30日、12月4日，他们在体育场连续召开了《批判省地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但是，此类滑稽戏一上演，即被造反派嗤之以鼻，怒斥其为：“假批判，真包庇。”在此类大会进行期间，造反派时而在现场周围大放二踢脚；时而举着“刘子厚的检查还是零分”的标语牌绕场示威；时而锣鼓喧天地大唱其对台戏。演变到后来，则索性开动高音喇叭宣传车闯入会场。车上挺胸昂立一号手，军号吹响，那些簇拥汽车周围的戏校小班武生，立时精神抖擞地投入战斗。他们分做几路纵队冲上主席台，顿时人群骚动，秩序大乱，台上台下大打出手，标语牌、旗帜棒皆成为抢手武器。出席大会的省地市委领导人见势不妙，仓惶退席。
12月初，造反派采纳要宝钟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策，打算在林铁身上做文章。省地市委领导人察觉到对方的这一图谋，便连忙示意保守组织于11日将林铁秘密挟持到北京隐匿起来。
22日夜12时，刘子厚令王路明、副省长杨一辰及李悦农、陈子瑞等人出面，在天津市河北办事处同一司等保守组织的首领密谈。王路明说：
“你们把林铁抢走，干得很漂亮！你们打算批斗林铁，我们很欢迎，很支持。我们可以供给你们批判材料，除了你们拿去的以外，这里还有林铁批过的两个电报，字不多，但解决问题。另外还有四年总结，也是他总结搞的，将来都印发给你们。但批斗林铁必须请示中央。中央推给了华北局，华北局不敢批，又请示了中央，现在还在等待中央批示。你们很顾全大局，省委一要林铁，你们就马上交出来。斗林铁要斗好，要同少数派联合起来斗。把少数派群众争取过来就好办了。所以斗争要讲策略，要斗出水平。你们要高举三个旗帜：（1）高举斗争走资派的旗帜；（2）高举批判资反路线的旗帜；（3）高举大团结的旗帜。”
造反派当此“春风得意马蹄疾”之际，其内部矛盾也开始暴露了。
10月28日，农大、保师造反派同来保串连的首都三司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学生，将抱病在身的李悦农徒步带往北京。保守派利用这一唐突事件大加渲染，一时博得社会各界广泛同情。次日上午，在造反派中很有影响的“二中革命造反队”首领满正国对要宝钟谈：“保定文革不应由农大一家独揽、包打天下。我打算发起成立一个全市统一的中学造反派红卫兵组织，请你大力协助。”要则表示：“还是成立全市统一的造反派组织‘保定公社’好，这样，一切事情民主协商，大家都可以在里面发挥作用。”
要宝钟当初参加八一红卫兵的创建与组织，本拟暂时利用荣复转退军人的政治优势，为造反派职工打头阵；当着跨入坦途之际，就可以适时地将其转变为容纳广大职工造反派的社会性统一组织。但，他的这一设想却越来越不为八一红卫兵总部内的一些头领所见容。田丰立场坚定，但缺乏政治远见；安大禹是目不识丁的大老粗，根本不懂政治为何物；刘文采投机造反，其实只是为了改善个人的生活待遇。官方在窥破了对方的这些弱点后，便以津贴、补助为诱饵，企图将其收买。果然，安、刘等人在暗中接受了这种小恩小惠后，感激不尽，便悄悄向官方许诺：保证维持八一红卫兵的现有性质和规模，不对省地市委搞过头行为。
随着形势的发展，要宝钟逐渐察觉了安、刘的这一严重问题。11月14日晚间，在八一红卫兵总部的一次会上，要同安、刘发生了争执。18日晚间，听信了安、刘一面之词的田丰，赶来总部为其解围，当众怒斥要宝钟“怀有野心，企图篡权”。21日晚间，总部再次开会，毛泽东主义战斗队云聚红旗院，气势汹汹地力挺要宝钟。刘文采见势不妙，溜之大吉；田丰被迫，当众向要宝钟道歉。但要看出田乃不得已而为之，为了八一红卫兵大局，要宝钟决计以退为进，宣布退出这个组织，当场摘下袖章，放到办公桌上。
八一红卫兵的这一次内讧，对其日后政治前途、甚至对保定文革的未来前途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因为，正是由于八一红卫兵在荣复转退军人这一性质上以及安、刘等人同省地市委领导人的暧昧关系上，使这个组织日后在政治上陷于极大的被动。随着文革形势的急速发展，以上两点，尤其是第一点，就成为制约八一红卫兵适时地转变成为保定正宗工人阶级造反派组织的关卡；尤有甚者，竟至成为1967年二月镇反时期省军区打击造反派的一个最佳突破口。
11月16日晚上，刘子厚在保定交际处接见造反派代表，老调剧团、梆子剧团的一些武生预伏四处。当接见完毕，崔世林等人步下楼来，突然伏兵一涌而出，对其拳脚相加，然后将其从二楼的楼梯口猛推下来。同崔一起赴会的北京政法学院学生也无一幸免。
这一“鸿门宴”顿使造反派群情激愤，社会舆论哗然。
19日晚间，造反派各路大军云集保师操场，热烈庆贺《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的下达。会后，各路大军浩浩荡荡开赴省委机关驻地，崔世林、要宝钟二人肩并肩地走在这支队伍的最前面。这一股铁流，自西城外直泻东城外，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省地市委领导人闻风而遁。造反派在省委办公楼门口贴上要宝钟所创对联：“档案袋里乾坤大，衙门口外日月长”；横批：“玄之又玄”。
于是，围绕着平反、索讨黑材料等要害问题，造反派又展开了新一轮攻势。
23日下午，各路造反大军云集大旗杆广场。他们首先在原总督署大门前房檐挂上巨幅毛泽东肖像，在其房顶升起了国旗，宣传车大喇叭高放《东方红》；然后，造反派联合总指挥部负责人就平反、索讨黑材料等五项要求，对在场的省地市委代表杨磊之发出了最后通谍，限令刘子厚在24小时之内答复，否则后果自负。
对于官方而言，文革真是非可逆睹，竟至如此尴尬份儿上：这已经不啻为大敌压境、兵临城下了。
12月7日，由敢死公社、运输局造反团、八一红卫兵、农专造反团、保师保定公社、八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共同发起，在保定交际处成立了保定地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革总司）。其司令为刘汉文、副司令王振雪；政委田丰、副政委要宝钟（常驻总司令部，为实际总负责人）。棉纺厂造反公社、评剧团红楼公社以及附近各县造反组织也竞相申请加入。
同日清晨，要宝钟受造反派组织委托，去钟翔云住宅，动员他早日站到造反派阵营中来。钟翔云原是一位廉洁奉公、有口皆碑的领导干部。文革前，爱好写作的要宝钟，曾经通过钟的介绍，得以在市政协随意借书、并同市文联挂上了钩。小伙子为此对钟总是念念不忘。文革发展到如此地步，要宝钟自然希望钟翔云这样的革命前辈能够早日站到造反派这一边来。然而要宝钟访钟此举却未获成功。
同日上午，省军区、驻保野战部队第69军在体育场召开《悼念申宪智烈士大会》。申是69军普通一兵，在西部太行山区施工任务中光荣牺牲。因为该大会邀请了刘子厚、李悦农出席并讲话，与会造反派愤慨地挥舞红旗以示抗议。在体制上，省委第一书记、地委书记同时也兼任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所以刘、李应约到会也在情理之中。这次大会后，刘子厚、李悦农、钟翔云秘密齐聚满城县。次日，钟翔云返保，在他主持召开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保定形势很好，多数派有群众基础，可以搞搞试点。我们要做好多数派的工作，找一些精明强干的人去了解情况，掌握动态，加强这方面的阵容。由于多年来领导同群众之间积攒的矛盾，对于我们，当前运动确实有点像是‘上刀山，下火海’。”
9日，敢死公社开着宣传车支援本行业造反派战友、房管处红旗公社成立大会。该组织首领是建筑工人张学武。此人虽然文化浮浅，但处事精明强干，曾在大旗杆事件时去公安局为在押的要宝钟送过饭。一司等保守派中途拦劫敢死公社宣传车，将车及车上的扩大器砸坏，抢走高音喇叭，并打伤车上5人。
随着文革进程，造反派逐渐认识到电力、电台、邮电这些部门的重要性。17日，女中、一中和天津、唐山等地造反派红卫兵，在保定专区电力局前张贴大字报，支持该局处于艰难之中的造反派战友。这些人遭到该局官方操纵的保守派职工的殴打，其大字报也被撕毁。于是，以上造反派红卫兵便在21日清晨7时15分起，宣布在该局大门前日夜静坐，以示抗议。
25日下午，造反派在戏校礼堂第一次批斗李悦农。当崔世林在台上强行给这位地委书记的脖子上套挂标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黑牌子时，李一时气得昏厥在地。于是在外久候的一司等组织乘机冲进会场，双方大打出手。
次日下午，造反派在省委大院礼堂热烈欢庆毛泽东73岁诞辰。歌院、戏校造反派演员在台上表演精采文艺节目，台下观众掌声不绝，笑声朗朗。
27日清晨，钟翔云得知李悦农被造反派转移到农专学校，便匆匆赶赴那里探望。王路明事先对钟指示：“一不送药，不派医生；二不送被褥；三不送食品。一切后果概由少数派负责。”
晚间，钟翔云和李悦农相伴，在农专学校一间大教室里就寝。钟提心吊胆地对李低语：“姜小流在此住了一个多月，侯玉印来过四、五次，咱们在此不要随便高声说话，他们可能装了窃听器。”
次日晚上，李悦农被造反派释放，钟翔云陪他去干部疗养院养病。
29日，陈子瑞在地市委领导会议上传达刘子厚的指示：
（1）多数派是保守派，表面上是保我们，实际上是保他们自己。李悦农同志打是打不倒的，但这样保下去，非倒不可。保定的保守势力强大，我们如不清醒就会犯大错误；
（2）文革不能依靠107元工资，他们相当于农村中的富裕中农，这是现状维持派；
（3）对三电（电力局、邮电局、电台）问题的处理，请同志们放心，不会出现罢工潮，不会向少数派屈服；
（4）李悦农同志不在，苏锋同志（保定市委书记，已于11月2日从承德四清岗位返保）应把精力放在地委，先解决好三电问题。
刘子厚作这样的指示，说明他对文革、对造反派有一定程度的正确认识。造反派如果对其讲究斗争策略，加以引导，当着条件成熟之时，争取刘站到造反派阵营方面来，就像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那样，则并不是不可能的。可惜河北造反派较之他省如河南、湖南造反派等要幼稚得多，直至此时竟然尚无全省统一组织，当然也未能产生其全省造反派领袖人物。总之，文革形势发展到了这一步，已近夺权前夕，而造反派却尚未形成领导核心，一盘散沙，无异于乌合之众，这就成为其日后之所以遭致失败的一个致命弱点。
同日，首都三司主力军之一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来保作战。他们一下火车，就挥动排笔，在裕华路水泥地面上书写“打倒刘子厚！打倒李悦农！”其大字十分醒目。
12月下旬，保定造反派联合成立了“河北保定红色革命造反者联合总指挥部”。
1966年年底之夜，在保专电力局大门前坚持静坐整整十个昼夜的造反派，终于获得了胜利。苏锋站在静坐抗议的学生面前，愁眉苦脸地宣布：华北局、省委、地委决定撤消肇事者电力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局文革主任郝洪运和党总支书记吴文彬两人的一切职务。
场上立刻出现一片欢腾、雀跃的景象。口号声、鞭炮声不绝于耳。然后，造反派在全城举行庆祝静坐斗争胜利大游行。
当晚，造反派在戏校礼堂举行新年联欢晚会。歌院、戏校的演员在台上绘声绘色地朗诵、表演的鲁迅先生讽刺杂文《立论》、《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博得了台下观众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和会心的笑声。
晚会进行中间，省委机关革命造反队的代表登上台，宣读该组织《成立宣言》。他还赠送战友们一件新年礼物：揭发省委领导人在“简明事件”时期，曾给省军区领导人打电话，要他们到省委办公室会面，密谋当晚在省委大院布下伏兵，待到造反派冲入省委，便来个“关门打狗”。
这一揭发材料，不由使在场造反派联系到12月7日的《悼念申宪智烈士大会》，于是一片阴影不由笼罩在人们的心头······
晚会进行中间，造反派还从北京方面获悉：一司等官办保守组织1，000多人赴京上告，他们同北京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串通一气，围攻河北造反派驻守华北局的代表，并到处散发、张贴攻击保定造反派的传单和大字报。于是，造反派首领们经研究决定：在1967年元旦凌晨1时，各路造反大军一起出动，一举占领保守派组织设在全城各处的重要据点，用革命的暴风雨迎接新的一年来临。
时间到了。军号打破了深夜的寂静。在各处分头集中的造反派，彷彿腾龙活虎，一跃而出，在一片呐喊声中，争先恐后地冲向各自的攻击目标。八一红卫兵、敢死公社、运输局造反团主攻大慈阁王拐子大军总部驻地；戏校、歌院主攻京昆剧团驻地；北京地院东方红公社、红总司各组织则主攻一司司令部驻地。
在元旦风暴之夜，敢死公社一位勇士，灵巧地攀登到大旗杆旗斗上，将一司安装在那里的高音喇叭卸了下来，并将《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巨幅标语悬挂在上面。
李悦农惊闻造反派大刮“元旦风暴”的凶讯，唯恐自身再陷敌手，于是他在干部疗养院仓惶越墙而逃，乘车直奔白洋淀农场。事后，杨培生、钟翔云也赶到那里聚会。在他们打给卢新春的电话里强调：
（1）当前形势十分紧张，地市委领导一定要加强核心团结；
（2）坚持原则，修正错误；
（3）独立思考，人自为战；
（4）对工作在一线的同志要鼓励、要表扬。
其间，刘子厚在北京接见上告的一司等保守组织的首领们，说：“李悦农是个好同志，请大家放心，打不倒。回去由省地市委组成一个小组，对少数派做工作，抢走的东西应该交出来，如果解决不了再给你们买。回去后，看着哪里房子合适，可以造反解决嘛。今年是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也是牛鬼蛇神大暴露的一年。回去后，你们要高举斗争走资派的旗帜，高举批判资反路线的旗帜，高举大团结的旗帜。”
其后，省地市委提供一司等保守组织一千瓦扩音器一台、一百瓦扩音器两台、电转机两个、录音机一台，尚有喇叭、电线等大量器材。
刘子厚还授意左右，对一司等保守组织的首领秘密指示：“你们要整顿队伍，按军事化编制训练。抓好思想工作，内部不要互相拆台。你们的队伍素质不如少数派，这方面需要提高。向中央反映问题要突出重点，要派代表去谈。”
1月9日深夜，刚从北京返回的一司“挺进大队”，突然袭击市法院，从其办公室抢走大批机密文件，其中包括侯玉印的私人日记。
原来，自从李懋率先“窝里反”，紧接着又发生了公安局事件以后，省地市委领导人对保定市专政机构愈来愈不放心。他们见侯玉印、姜小流同造反派关系暧昧，便暗地成立了政法专案小组调查这些问题。而造反派见有机可乘，便对侯、姜二人加紧争取。省地市委领导人在9月大反攻的日子里，将侯、姜二人先后打成“反党野心家、阴谋家”，这样，就将侯、姜逼上梁山。待到造反派发起第二次攻势，省地市委迫于压力，本拟当众为侯、姜平反，但此举却遭到保守组织首领们的强烈反对。省地市委领导人“两头儿坐蜡”，只好将此事搁浅。1月9日砸抢市法院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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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云谲波诡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七年元月，由毛泽东驾驭的“文革之舟”，行驶到了“长江三门峡”的激流险滩。
在文革初期中共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传达的《五·一六通知》里，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哲学论题：“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孙中山先生说过：“革命之有破坏，与革命之有建设，固相因而至、相辅而行者也。”显然，关于这个重大问题，这两位伟人的论断是有矛盾的。孙中山当年在领导革命中，胸有成竹，早就有了自己精心设计的一整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而毛泽东在驾驭文革之舟时，内心却始终没有一个明确具体的前进方向。用邓小平的话来说，这就叫做“摸着石头过河。”只是，邓这句话用来形容毛搞文革的过程确很恰当，但是用来形容他搞所谓“改革开放”的过程则就很不准确。因为在邓之先，在前苏联就有一位大名鼎鼎的赫鲁晓夫先生早就为之蹚出大道来了。文革初期颁布的《十六条》中，曾经提出：“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然而，由于以上提法过于简单笼统，它很快就被当时地方各级党组织领导人接过去，拼凑所谓“文革筹委会”，使之成为压制群众造反的御用工具。
由于1966年波澜壮阔的群众造反运动的推动，1967年的文革发展到了一个十分关键的十字路口。
1月5日，中国产业工人的集中地、具有工人运动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联合本市其他造反组织及首都三司等外地战友，在《文汇报》头版刊登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次日，工总司召集上海百万群众，冒着风雨，在人民广场举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正式宣布造反派夺权。
1月8日，毛泽东就上海造反派夺权事件正式表态：“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1月9日，经毛泽东决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予以全文发表，并在《编者按》中传达了毛的上述伟大号令。
1月11日，各家著名报社均以头版头条刊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贺电说：“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你们一系列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然而，保定造反派同上海造反派相比，却远远没有具备后者的优势。首先，直到这时，面临全国风雷激荡的文革形势，年轻的保定西郊八大厂产业工人，从表面看去，似乎还没有什麽大的动静。在保定文革中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那些造反派学生。跟着他们亦步亦趋的八一红卫兵、敢死公社、运输局造反团人数有限，成员复杂，文化素质较低，处在社会最低层卖苦力者居多数，因而在保定社会很难形成排山倒海、雷霆万钧的威势。这就是说，直至全国一月风暴前夕，在保定竟还没有出现一个像上海工总司那样强大的、统一的、有雄厚物质基础、有高度组织纪律、能够驾驭本市政局的产业工人造反派组织，因而也就没有可能涌现出一批众望所归的造反派领袖人物。
当然，由于各自所处环境的特殊性，上海造反派也不具备保定造反派的魅力。上海自从在全国首倡一月风暴，由于毛泽东有意将其树为典型，其上面又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诸位巨头为之牵线把关，所以，上海造反派于1967年1月间夺权以后，从此可谓“潮平岸阔，风正帆悬。”一直到了毛泽东辞世、北京政变发生后，已经武装到牙齿的“上海工总司”才翻了船。这一点，上海造反派在全国造反派队伍中可谓绝无仅有。因而，事实上，所谓“上海典型”，在1967年一月风暴以后，对于全国而言，它早已失去了任何典型意义。而一月风暴对于保定，却只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西郊八大厂的保定产业工人阶级。但是，当着这支年轻的队伍刚刚登上政治舞台之际，汹涌的二月逆流、二月镇反却又不期而至。一月风暴和二月逆流（包括二月镇反）是“三年文革论”或“十年文革论”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它具有界标性的重大意义。为了掩盖历史真相，官方修订的文革史总是把二月逆流仅仅曲解为徐、叶二帅大闹京西宾馆、三总四帅大闹怀仁堂；其实，那只是二月逆流在上面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更重要的，则是从一月底到四月初发生在全国各地的所谓“二月镇反”，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第五章  一月风暴和二月逆流
黄浦江畔掀起的一月风暴，席卷1967年初的神州大陆。西南响起了春雷，东北出现了曙光；山西刘格平风头正劲，山东王效禹称雄一时。
而在保定，省地市党政领导机关的堤防缺口，此时也发生了可怕的千里大溃决。
1月5日，保定造反派联合京、津、石、唐诸地战友，强行查封了《河北日报》、《保定日报》两家报社，造反派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办报。
10日，以马岱海、曹文祥为首的市直机关红色造反总部（简称市直总部）宣告成立，各路造反派代表到会祝贺。
11日，以王宝林、郭振声为首的省委机关红色造反兵团（简称省委兵团，其前身是省委机关革命造反队）宣告成立，各路造反派代表到会表示热烈祝贺。
13日，以史建国为首的市委机关东方红造反团宣告成立。当天，该组织联合农大、保师以及市直总部，从保定军分区防空指挥部搜出省地市委窝藏在这里的大批黑材料。
次日，上述造反派组织跟踪追击，又在保定市武装部搜出省地市委留待将来同造反派“秋后算帐”的大批黑材料。
自文革开展以来，中央三令五申：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地的驻军不得插手当地的文化大革命。然而，以上两个事件，却突出地表明了中共党政军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
在造反派发起第二次攻势的过程中，敢死公社一马当先，锐不可当，扮演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重要角色。因此该组织在造反派阵营中人气飚升，在房管系统中更是独步一时。该系统党委领导人面对这个强敌，实出万不得已，只好大慷国家之慨，公然批准动用公司周转资金，以补发国家早已规定不发的1964年分红款。他们企图以此软化、涣散造反派工人的斗志。从67年1月初开始，每天约有1——2百人扔下工作去领分红款。不到一个星期，该系统党委批出的73，000多元的分红款已发出了7，000元。敢死公社首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经过紧急研究，他们果断作出了查封财务科的决定。1月19日，敢死公社起而夺了市建二公司的党政财文大权，同时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第一号联合通告》。20日，《河北日报》以《保定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革命造反派敢于造反、敢于胜利、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为题，报道了二建发生的这个重大事件。正是敢死公社“1·19夺权”拉开了河北“一月风暴”的序幕。
该报在这一天还同时刊登了要宝钟的著名大字报《孙大圣造反有理》。
1月14日，农大以高小亭为首的“东方红公社”宣告成立，并发表通令，接管该校农业机械系党政财文大权。其核心人物并非真正的造反派，而是一些打着“革命造反”旗号的政治投机分子。他们早就在窥测方向，以求一逞。现在看到时机成熟，于是一窜而上造反派的肩头，伸手大摘其政治成果。这是文革过程中屡见不鲜的一个怪现象。
1月15日，保定市工业、农业、财贸、文教、交通、党政机关等各界造反派及外地来保战友共万余人，分别在体育场和西郊召开《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各路造反派代表在会上愤怒揭发、控诉、批判省地市委领导人镇压文革、大搞经济主义、煽动工人罢工、农民停产、妄图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罪行。大家表示：决心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学习上海造反派大联合、打倒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经验，掀起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大会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并向全省造反派发出紧急呼吁。
“一·一五大会”在西郊引起震动，原来被省地市委严密控制的八大厂年轻产业工人队伍，纷纷杀出一批又一批的造反派。由热电厂女工王冶和向阳厂工人成春青发起成立了“西郊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
1月19日，农大造反团和保师保定公社发起造反派内部整风运动，组织全体人员学习毛主席《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文章，以增强造反派战斗力，实现思想革命化。
当晚，“红色革命造反者联合总指挥部”在古莲池群艺馆小楼上举行紧急会议，决定接管“红卫兵服务站”以及地市委招待所，以掐断保守势力的经济来源。这实际上是造反派夺取省地市委党政财文大权的一次预演。
省地市委领导人面临严重时刻，将最后希望一方面寄托于军训，例如刘子厚在1月16日的完县会议上说：“军训就是造反派整风，一军训，形势就有可能好转”；另一方面，他们又寄托于广大的农村，认为原来的贫下中农淳朴忠厚，听党组织的话。于是，从去年12月，省地市委就在这方面狠下功夫。其手段无非是增加工分、补贴工资、免费就餐、一人一床新棉被，如此等等。他们给当地农民灌输的思想是：“造反派都是牛鬼蛇神，如果任其得势，贫下中农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走回头路。”
从1月19日开始，来自徐水、清苑、满城、蠡县、完县、高阳、安新、唐县的数万名农村基干民兵，陆续向保定城郊秘密移动，对这座古城形成了四面包围的态势。一司等组织积极从市里策应，欢欣鼓舞地予以接洽和指导。
21日凌晨，这些愚昧盲从的农民，手执绳子、铁丝、皮带、铁棍、木棒、钳子等凶器，在一片呐喊声中，冲向戏校、歌院、革总司驻地交际处、“红八一”总部驻地古莲池红旗院、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和职工革命委员会的驻地天主教堂，以及保定市各个重点学校，见门即撬，逢物就砸，对各处的造反派群众野蛮地进行捆绑和毒打。其中有的人被铁丝紧勒双腿，在马路上倒拖着；有的则被蒙上双眼，堵上嘴，打昏后塞到桌子底下或扔到院子里。
“一·二一”农民攻城这一天，因为事先听到风声，要宝钟在交际处匆忙指挥大家布防，各层楼梯口都安设了强劲水龙头。直至后半夜他才躺下睡熟。黎明时分，忽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原来是革总司的一个小姑娘前来报讯：那些杀气腾腾的农民已经攻到楼下，楼内守兵见状四散溃逃。要急忙起身，手拉着小姑娘跑到楼后大院，登上假山越墙而走。
当天下午，群情激愤、一致奋起的造反派战士，在全市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发出《告全省人民书》，揭发、控诉、声讨“一·二一事件”的罪行，呼吁全省造反派迅速联合起来，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当晚，农民造反团集合70多人去郊区小王庄，企图捉拿“一·二一事件”的一个具体组织人、郊区区委四清工作组组长，但是他们却在那里中了埋伏，险些全军覆没。
2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亿万群众大联合，从一小撮走资派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是今年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极其伟大的创举，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
当天下午，造反派将活捉而来的刘子厚押到体育场进行批斗。会后，造反派将头带乌纱帽、上插野鸡翎、身披大红蟒袍的省委第一书记游街示众。裕华路人潮汹涌，保定城万人空巷。当时仅游行队伍就达两万多人。“夺刘子厚的权！专刘子厚的政！”万众怒吼，拂天震地。
同日，河北造反派有27个群众组织联合在报纸上发布《无产阶级革命派紧急动员起来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全省人民书》。文末，在参与组织的排名榜上，由于八一红卫兵和农专红色造反公社（原农专红色造反团）各自单独署名其中，故而原“河北保定地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临时更名为“河北保定工人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并荣登其榜首。
“一·二一事件”大大促进了保定造反派的大联合，并使酝酿已久的造反派夺权计划得已尽速实施。
保定文革史上最著名的“一·二三”大夺权，是由临时紧急组建而成的“河北保定红色革命造反者联合总指挥部”发起的，参与这次重大行动的有：
保定地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保定红卫兵红色造反总司令部
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
职工革命委员会
工农学文艺造反指挥部
市直机关红色造反总部
市委机关东方红造反团
省委机关红色造反兵团
省直红色造反总部
兴无灭资造反团
农民红色造反团
商业红色造反大军
除此而外，参与这次重大行动的还有《河北日报》社、《保定日报》社造反派以及外地来保战友首都三司驻保联络站、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天津工业学院“八·二五”红卫兵、河北大学“八·一八”红卫兵、驻石家庄市河北师范大学东方红公社、唐山矿冶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等共计30多个著名造反派组织，代表着300多个单位的造反派群众。
1月23日下午，“河北保定红色革命造反者联合总指挥部”在临近原直隶总督署西边的光园（原直系军阀领袖曹锟公馆，现为河北人民广播电台驻地）前厅阁楼上召开紧急夺权会议。会议由革总司政委兼八一红卫兵政委田丰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工人、农民、职员、一般干部、大中学生等造反派群众组织推出的代表以及外地来保串连的大学生造反派骨干。有人提出先夺市委之权作试点，然后再依次夺地委、省委之权。经过两个半小时的激烈争论，会议最后决定：省地市三级领导机关的党政财文大权，由造反派群众在当晚8点一起出动，分头夺取。夺权行动的具体部署是：
市委——由市委东方红、农专造反团、职工司令部、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等组织负责；
市人委——由市直总部、农大和保师“八·一八”战斗队、商业大军、兴无灭资造反团等组织负责；
地委——由保定地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八一红卫兵、天大“八·一三”红卫兵、南大卫东红卫兵等组织负责；
专署——由保定红卫兵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天工“八·二五”红卫兵、河北师大东方红负责；
省委——由省委兵团、职工革命委员会、首都三司驻保联络站、河北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唐山矿冶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等组织负责；
省人委：由省直红色造反总部、农民造反团、戏校造反团、歌舞剧院红卫兵总部、工农学文艺造反指挥部等组织负责。
由于造反派获知毛泽东指示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支左的消息，所以这次会议也决定：由“八·一八”战斗队首领李宪智负责，同保定驻军领导人联系派出部队支左问题。
按照“总指挥部”的部署，夺权统一行动本应在当晚八时进行。但革总司闻听有人要抢自己这方面的夺权分配目标保定地委，便当即决定提前十分钟行动。于是，刘汉文和要宝钟二人匆匆在交际处大门前集合队伍，先由刘站在台阶上作动员讲话，然后大队人马一路高唱《造反有理》战歌，向保定地委机关驻地浩浩荡荡前进。
造反派的夺权行动没有遭到任何抵抗，省地市党政领导机关的代表乖乖地向造反派首领们交出了机关所属各部门的钥匙和印章。
同日，毛泽东向全军发出重要指示：“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河北省军区、野战保定驻军第69军领导人得知“一·二三大夺权”的消息后，马上派出两辆宣传车，沿街予以广播，并出动大批指战员，把守各交通要道，巡逻、盘查，予造反派以有力配合。
自去年年底即完全失踪的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也在今日被造反派从白洋淀农场押回保定城。
在此期间，革总司曾派棉纺厂造反公社勇士王连纯带人赴京，捉拿冒充造反派躲在上海工总司驻京联络站的姬文乐。不料，适逢王洪文在那里过夜，他竟不问情由，带人出面阻拦。王连纯同他扭打起来，被其摔了一个跟斗。要宝钟在电话中闻讯，便对王洪文耐心解释了一番，此纠纷才告平息。
24、25日连续两天，省军区和69军官兵全副武装，军车大炮一齐出动，同造反派队伍会同一起，进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27日，省军区发表《告全体指战员和广大民兵书》，号召他们“满腔热忱地、毫不含糊地、全心全意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夺权！夺权！”
28日，“河北保定红色革命造反者联合总指挥部”发出《第一号通告》，宣布：自造反派接管党政财文大权之日起，解散原省地市委官办文革、省地市三级党政部门一切大权，由各级造反派指挥部行使。
同日，经毛主席批准签发《中央军委八条命令》。这八条中的第一条和第五条，竟然成了自一月底至四月初全国各地支左部队大搞“镇反”的合法依据。
29日，保定市各路造反派在军方配合下，在体育场召开批斗刘子厚、李悦农、钟翔云等原省地市委领导人大会。会后发出《告全省人民书》宣布：从即日起对原省地市委领导人实施无产阶级专政。
2月2日，省公安厅以赵登元为首的“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简称公安厅联总）宣告成立，并发布通令，接管公安厅党政财文大权。其实，这个组织的幕后人物是刘子厚的心腹、原第一副厅长李信。因此，这个御用工具的所谓“夺权”，完全是一个欺世盗名的假夺权。
3日，《保定日报》社以宋锦辉为首的“红色新闻兵”宣告成立并夺权。
4日，保定地直机关“专直机关红色造反总部”（简称专直总部）和“地委机关井岗山公社”宣告成立，并召开批斗李悦农大会。各路造反派代表到会热烈祝贺。
5日，造反派在军方配合下，于体育场召开有4万多群众参加的批斗李悦农、陈子瑞、杨培生、苏锋、钟翔云等20多名地市委领导人大会。会后，由农大李宪智率领造反派和一个排全副武装的军人，押送上述衮衮诸公周游保定地区各县批斗。这一“巡回演出”有效地促进了保定各县的文革运动。
6日，所谓“河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筹备委员会”神秘地诞生。这个组织是在造反派内部为了核心地位而争执不休的情况下，由省军区和69军领导人笼络一些非主流造反派组织例如西郊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评剧团红楼公社和房管处红旗公社等，单方面强行拼凑起来的。特别是在它的《成立宣言》里，公然攻击“一·二三夺权”是“非法的假夺权”、是“反革命夺权”。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因为这意味着：驻军领导人认为时机成熟，已经开始摘下他们的“支左”假面具，不惜背信弃义，公然同曾经参与“一·二三大夺权”的30多个著名的造反派组织分庭抗礼、分道扬镳。
同日，红楼公社派人去革总司找到要宝钟，正式通知：该组织决定自即日起退出革总司。红楼公社的这一态度变化，表明刘学兰和张学武等人已经从军方获得某种可靠信息；他们通过密谋，决心以牺牲兄弟组织为代价，来为其本身飞簧腾达铺平道路。
7日，省地市三级公检法机关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政法公社”，其中包括要宝钟所在单位河北省第一监獄的造反派。
8日上午，要宝钟应约去省公安厅礼堂，参加省监獄政法公社召开的批斗党委书记储国恩、獄长王森茂的大会，并在台上作了发言。


9日，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中将，通过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把河北省军区和69军联合整理、秘密写出的《关于取缔保定地区反革命组织八一红卫兵的请示报告》，上交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秘书长叶剑英元帅。他于当日即在这个报告上勾勾划划地批示：
1、             “八一”是全国荣复军的一部分；
2、             “八一”与当权派有联系；
3、             “八一”搞打砸抢。
2月10日下午2时30分，省军区司令员马辉少将、政委曾美少将、69军代军长谢振华少将等人出面，在69军军部，秘密召集西郊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红楼公社、红旗公社、省委兵团、戏校造反团、铁路“二·七火车头”、省公安厅联总、保定航空学校联合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航校联司）等少数组织的代表开会。会议主持人是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的学生李泽，他说：
“目前全国各地都在轰轰烈烈地镇压反革命组织，我们保定也不能落后。今天部队领导同志请大家来，就是要共同研究一下，看看我们这里的反革命组织究竟是谁？”
李泽话音刚落，红楼公社首领刘学兰霍然而起，高声而答：
“依我看，八一红卫兵就是一个！”
随后，李泽便拿出早已印好的《八一红卫兵十大罪状》和《河北省保定地区彻底粉碎反革命组织指挥部第一号紧急通令》让在座各位代表传阅。
当讨论到镇压八一红卫兵的方式时，有的代表提议：应该采取报上介绍的哈尔滨好经验，先对八一红卫兵广大群众发动政治攻势，启发他们自觉起来揪出坏头头。但马辉听到这里，却缓缓起身，微微笑道：
“我是一名军人，当兵出身的，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军人嘛，行动就要讲究快，‘兵贵神速’嘛，应该打他个措手不及！否则，夜长梦多，万一走漏风声，就会坏了大事。因此，我们——”马司令员言及此处，向他的那几位同僚溜了一眼，然后对大家作了一个手势，提高了嗓门：“我们主张对八一红卫兵立即取缔！”
这样，这个所谓“绝密会议”，就在瞒着绝大多数造反派组织的情况下，通过了采取军事手段突然袭击八一红卫兵的行动方案：省军区负责铁路以西（即西郊八大厂一带），69军负责铁路以东（即保定旧城区）。另外，还确定了这两片地区的主要攻击目标。
为了保密起见，会后未让与会群众组织代表回家。
下半夜，全副武装的军人，共计27个连队，大举出动，在保定全市实施戒严。凌晨3时，由叶剑英元帅在北京亲自下达电话命令，5时，陆军、空军统一行动，从旧城到西郊，从工厂、农村到机关、学校，刹那之间，真是翻江倒海，全面开花。枪口、刺刀对准造反派的胸膛；巴掌、拳头朝向造反派的脑袋；枪托、皮鞋落在了造反派的身上。一个个五花大绑，一个个镣铐玲珰。天明后，成批的造反派就像战俘一样被押送着，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向牢房。
低空盘旋的飞机散发着“镇反”的传单，满城逡巡的军车呼啸着“镇反”的口号。
仅仅2月11日这一天，就有342个造反派骨干被人突然从被窝里掏出来，就如猎物一样装进了牢笼。在这一天，不仅八一红卫兵总部及其所有下属组织驻地都被洗劫一空，就连同八一红卫兵关系密切的其他60多个造反派兄弟组织所在地，也无一幸免地被掀了个底朝天。
这次镇反行动，据不完全统计，逮捕人次25，000多名，总共抓捕1，500多名造反派群众。值得注意的是，在抓人时，给部队作向导的主要是那些本已垮了台的老保头目。
“二·一一镇反”突发时刻，要宝钟恰巧睡在家里。天明出门，他看到大街小巷贴满了“严厉镇压‘黑八一’”的标语；交通要道站着手持明晃晃刺刀、杀气腾腾的岗哨。被眼前这一切惊呆了的他，急忙赶到交际处。只见那里早已被全副武装的军人封锁、戒严。原来这里在深夜遭到突袭，刘汉文、王振雪、田丰等人均被抓走。
要宝钟认为变生不测，必有蹊跷。他急忙转赴农大、保师、二中、女中、农专等校，同那些往日情同手足的战友们交换意见。事情是明摆着的：昨天还是同生死、共患难的八一红卫兵，怎麽可能一夜之间就都变成了反革命？看来，所谓“二·一一镇反”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它的矛头实际上是对准广大造反派群众的。为此，女中红梅等战斗队已决定派人赴京上告。
下面是敢死公社当时的遭遇：
“1967年2月11日凌晨4时，69军100多人，全副武装、荷枪实弹地突然包围了二建公司敢死公社的驻地。院里挖了工事、修了掩体，架上了两挺轻机枪。在距此院100米的南边城墙上以及北边十字路口，也各架上了一挺轻机枪，枪口全都对准了工人宿舍和敢死公社办公室，大有一决死战之势。
包围、警戒就绪，他们就派人冲进屋内，首先破坏电话，接着用刺刀挑起床上复盖的被子，把白天辛勤劳作一天、晚上忙碌半宿刚刚入睡的工友们全都轰了起来，枪口对准了工人们的胸膛，并令举起双手，然后就像看押俘虏一样，把人们集中关押在一间房子里，门口有多名军人站岗。不准交头接耳，不得大声喧哗，有人上厕所也要请示几次。出来后，前后有两名手端刺刀的战士紧跟着。”（《革命工人敢死造反公社战斗简史》）
“二·一一镇反”发生后的第二天上午8时，敢死公社便在全城引人注目的地方，贴了10张《请革命者思考》的大字报，其中一张就贴在粉反指挥部驻地的对面：
最高指示
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麽，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请革命者思考》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对“二·一一大搜捕”再一次进行了回忆，并做了初步调查访问，从中发现了10个问题，使我们感到无法理解，只好向广大革命同志求教，请帮助我们找出答案。
（一）自称为“河北省保定地区彻底粉碎反革命组织指挥部”，是由谁发起和由谁主持成立的？它是由哪些单位组成的？为了革命利益，我们强烈要求你们对广大革命造反派公布，由革命群众共同鉴定。
（二）经保定地区各革命左派组织商讨决定组成的“彻底粉碎反革命组织指挥部”当然联合的是左派组织了，那麽，它的行动在主体上也应该完全是革命的了；但是，我们还是请你们做一番细致的调查研究，广大革命群众究竟对“二·一一大搜捕”有何反映。
（三）“二·一一大搜捕”是充分发动群众来呢，还是把多数群众蒙在鼓里？是不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还是包办代替？这次大搜捕执行的是什麽路线？
（四）“二·一一”可以说是全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搜捕了，经中央批准了吗？还是中央文革批准的呢？抑或是个别人决定的呢？
（五）“二·一一大搜捕”前几天，为什麽铁杆保守派头目曾大叫：“你们折腾吧！日子不会久了！”话里意味什麽？
（六）“二·一一”是震动全省的大搜捕，为什麽指挥部、军队和学生的行动步调不一致，除了经验不足，还有什麽重要因素？
（七）指挥部《第一号通令》宣布了四个“反革命组织”，想想看，保定有多少革命组织被查抄？真正的保守派组织损失了半根毫毛吗？这次行动到底打击了谁？支持了谁？
（八）被逮捕的人，是经真正的左派组织集体讨论决定的呢，还是由个别组织的人点的名呢？命令逮捕多少人？实际抓了多少人？确有证据的反革命有多少人？“打击一小撮首恶分子”又作何解释？
（九）“一·二一”农民进城的打人凶手隐藏很久，“二·一一大搜捕”后，为什麽他们会及时地赶到现场？有的竟然参加了行动，绽出了多日不见的笑容。那麽，“一·二一”和“二·一一”这两个事件互相有什麽瓜葛？
（十）“二·一一大搜捕”究竟是在什麽思想指导下，形成了什麽性质的事件？大方向是什麽？对大联合有什麽影响？什麽人挥泪痛哭？什麽人拍手称快？
以上分析不够全面，可能有出入，请革命同志们批评帮助。
革命工人敢死造反公社
1967年2月13日
敢死公社这张大字报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共鸣，翻印它的群众组织不下数十个，仅保师保定公社就在当天翻印了6，500份之多。
这时，敢死公社将本单位所有国旗以及本组织战旗插在大门两边，向粉反指挥部摆出一副叫阵的架式。
当晚，敢死公社召开千人大会，愤怒揭发、控诉“二·一一镇反”。会上明确指出：保定驻军领导层内定有刘子厚的代理人。“二·一一镇反”实则是借取缔八一红卫兵而全面镇压保定造反派，扶植保守派。
会后，敢死公社结队去粉反指挥部门前游行示威。
当晚9时至次日凌晨1时，在农大校园，农大造反团召集各路造反派代表，举行《关于“二·一一事件”调查报告会》。会上，首先由敢死公社代表宣读了《请革命者思考》这张大字报。然后，由原八一红卫兵组织委员兼宣传委员要宝钟向大家详细介绍了八一红卫兵总部的真实情况。他说：八一红卫兵个别头头刘文彩、安大禹出于私慾，同原市委领导人确曾关系暧昧，但左右该组织大方向的是田丰，他是个坚定的革命者；其下属组织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中，某些人难免有过一些打砸抢行为，但同兄弟组织及对立面相比，尚未构成严重问题；至于八一红卫兵是否参加了全国荣复军，它并没有发过有关声明。即使其个别人在北京有过类似可疑行为，这也决不能代表八一红卫兵。总之，八一红卫兵的主流是好的，它决不是什麽“反革命组织”。
会议经过长时间的争论，最后，以农大造反团崔世林为首的强硬派占了上风。会议决定发动造反派广大群众，有理、有利、有节地反击粉反指挥部的嚣张气焰；同时高度警惕造反派内部的分裂主义倾向。会议强调：“只有团结才能生存！只有战斗才有希望！”
会后，保师保定公社以“决死排”的名义，先后贴出大字报《十五个为什麽？》、《三十一个为什麽？》、《大胆怀疑“二·一一事件”》、《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且连夜在大街上贴出“‘二·一一’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二·一一’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坚决揪出党政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大标语。女中红梅等战斗队也在街上贴出了同类大标语。这一切都在保定城引起了极大轰动。
就在敢死公社贴出《请革命者思考》大字报那一天，粉反指挥部发出《第二号紧急通令》，扬言“谁反对‘二·一一镇反’谁就是反对人民解放军！”
14日，保定造反派赴京上告团去中央军委文革接待站和北京军区，反映保定“二·一一镇反”的严重问题。在北京大街上，他们贴出了“坚决揪出保定‘二·一一’镇压造反派的策划者示众”、“强烈请求中央军委立即派人调查处理保定‘二一一事件’”等大标语。
这里，说明了保定造反派在政治上的幼稚无知。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了解自己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从军事角度看，华北地区原属聂荣臻当年开创的华北部队的地盘。聂帅深入敌后，出没太行，战倭寇，打老蒋，在华北一系可谓兵多将广，深孚众望。这样一个圈子久而久之，无须苦心经营，自然就会盘根错节，形成山头，这在中国本来就是顺理成章之事。杨成武原为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司令员、华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即后来的第63军）司令员、华北野战军第二政委、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建国后曾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现为代总参谋长；而郑维山原为华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二任司令员、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三纵队司令员、即后来的第63军第一任军长，现为北京军区代司令员；傅崇碧原为63军第二任军长，现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杨、郑、傅三人本为袍泽故旧，现在又共同手握中央军政大权，彼此彼此，时相过从；上有政治靠山，下有雄厚基础，那种感觉自然是春风得意，炙手可热，又岂能把你保定小老百姓大闹保定以及进京告状看在眼里？！
粉反指挥部闻讯，马上派人去北京捉拿上告团归案。上告团一辆返保吉普车，在徐水同粉反指挥部军车恰巧迎面相遇，上告团吉普车慌忙转向保津公路，急速狂奔；待逃至天津大学校园加油时，这才发现该汽车竟跑丢了一个后轮。
同日，农大造反团和保师保定公社分头召开紧急会议，深入辩论、分析“二·一一镇反”。要宝钟应约参加了保师会议。他在会议上发言：
“《孙武兵法》有一条用兵诀窍叫作‘始如处女，后如脱兔’。其意是说，军事家指挥作战，首先要麻痹敌人，伪装得就像大姑娘那样温和而又多情；然后乘其不备，就如脱身而出的野兔那样，给敌人一个突然而致命的打击。看来，某些大人物就是在同我们玩弄这一套把戏。从‘一·二三’到‘二·一一’，这一整个过程应该看得很清楚了。我们麻痹了，确实太麻痹了！”
15日，敢死公社又贴出《再请革命者思考》的大字报，明确指出：“‘二·一一镇反’实际上是保定驻军领导人蓄谋已久的大规模镇压造反派的严重政治事件。”
同日，《革命造反报》（原《保定日报》）刊出敢死公社的《请革命者思考》大字报，同时在上面加了这样的编者按：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什麽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又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在二月十一日取缔荣复军八一红卫兵等反革命组织后，广大革命造反派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但也有一小撮人兔死狐悲，到处煽风点火，造谣中伤，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本报今天发表的《请革命者思考》这张大字报，就是这股反动逆流中的一篇代表作。“奇文共欣赏”，请革命造反派同志看看这一小撮混蛋，究竟站在了什麽立场？在替什麽人说话？为什麽人喊冤叫屈？
16日，该报又登出红楼公社的文章《谁反对解放军就砸烂谁的狗头》。
显然，所谓《革命造反报》，这时已完全不代表造反派广大群众，实际上，它已沦为粉反指挥部的宣传喉舌了。
同日，粉反指挥部发出《第三号紧急通令》，扬言：同其作斗争的造反派“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混蛋”，威胁他们：“这样发展下去只能是完蛋！完蛋！彻底地完蛋！”
同时，粉反指挥部还发出《第一号通告》，美化自身是什麽“新型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好胚芽。”真是令人作呕！真是天大的笑话！
同日，敢死公社再次召开千人大会，将房管系统原党委、党总支领导人押上台批斗。会后，结队再次去粉反指挥部门前示威游行。
17日上午，要宝钟铤而走险，在大旗杆下贴出全市瞩目的个人署名大字报《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文章指出：“人民解放军就是人民解放军。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部队领导人如果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就代表人民解放军；如果他不贯彻、甚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就不代表人民解放军。”文章直率地抨击：“粉反指挥部领导人，在‘二·一一镇反’中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组织镇压反革命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是完全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甚至极端荒唐地把镇反的枪口对准广大造反派。不仅如此，他们还采用了一种新的工作组形式，故意挑动一些造反派组织去斗另一些造反派组织。这是粉反指挥部领导人的方向错误、路线错误。我们希望，粉反指挥部领导人能够正视自己的错误，翻然悔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这是在当时非常恐怖的镇反形势下，保定社会上出现的唯一一张以个人名义炮打粉反指挥部的大字报。
然而，正当一月风暴和二月逆流这两股势力激烈搏奕的关口，从上面汹涌而来的舆论导向，却如狮子大张嘴一样，一口吞噬了前者。2月17日、18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相继发表社论《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前者不分青红皂白地“正告那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你们把矛头指向支持真正革命左派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你们是绝没有好下场的！”而后者则极端片面地强调：“阶级敌人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正说明毛主席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伟大号召，非常英明！非常正确！正说明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全力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做得对！做得好！”
这种居高临下的政治声势一经形成，本来就处于军方强大压力下的造反派，一时似乎沦为政治上的侏儒，竟然显得那麽脆弱，那麽可怜，那麽不堪一击！
下面这份材料介绍了当时要宝钟的遭遇：
“要宝钟同志是保定市造反最早、最有群众威信的革命左派之一。‘二·一一’镇反以后，他勇敢地贴了一张题为《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的大字报，文章尖锐地批判了‘彻底粉碎反革命组织指挥部’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就触怒了该指挥部的领导人。2月17日下午，他们诱骗要宝钟同志去省监獄驻守营谈话。该营长乘要不备，上前猛搧了要一记耳光；接着几个人一拥而上，将其按倒在地，五花大绑，拼命勒紧；而后又用力揪要的头发，使之跪倒在炉灰渣上长达一小时。最后将要投入用砖窑改筑的黑牢，动辄施以体罚甚至酷刑。就这样，一直关押到5月29日，在当时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他们才不得不将要宝钟同志释放出来。”（人民解放军陆军第38军支地办公室资料组《关于“二·一一”事件的初步调查》——1967年8月10日）
要宝钟被捕后，一直广受大众欢迎的《要宝钟大字报专栏》也被复盖。在河北省第一监獄，有驻守营力挺的保守派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部”（简称省监獄联总）立即掀起了“肃清要宝钟流毒”的高潮。他们乘此机会将该单位造反派组织政法公社一举摧毁。
当此造反派危难时刻，那些在一月风暴中本已垮台或摇摇欲坠的保守派组织，这时见有机可乘，便又一哄而起，打着“拥军”旗号重操旧业。这是二月镇反时期的一大景观。
就在要宝钟被捕的那一天，农大造反团发生分裂，田思远拉出一些人成立所谓“农大彻底红色造反团”，并同农大东方红组成“‘二·一一’革命行动联络站”。
18日，农大造反团被迫以两报《社论》为思想指导，在校内召开整风会议，试图从根本上转变对“二·一一镇反”的看法，正确对待人民解放军。但这个会议却被气势汹汹的农大东方红等组织搅乱了。
在“二·一一镇反”以前，农大东方红的活动一直局限于校园，从未涉猎社会。“二·一一”以后，农大东方红头目认为有机可乘，于是一改故辙，百般插手社会，企图利用“八一问题”，将本是同校文革战友的农大造反团置于死地，以此达到取而代之、独占鳌头的目的。
19日，李宪智带领“巡回演出团”自保北定兴县返回，但见家里早已风景不再。造反派群众惨遭镇压，保守势力猖獗一时；保定街头冷冷清清，农大校园死气沉沉。保师、女中等校造反派均遭到类似农大东方红一类政治投机分子的围攻。校内校外都可见到“农大造反团、保师保定公社、女中红梅等战斗队是大反解放军的急先锋”和“坚决砸烂反动组织农大造反团、保师保定公社、女中红梅等战斗队”等大标语。
当此造反派危难时刻，突然从自己阵营里冒出这样一股反水：落井下石，雪上加霜，乘机踏着昔日战友的脊梁往上爬，这是二月镇反时期的又一大景观。
20日，公安局政法公社因为拒绝参加“二·一一镇反”，其首领张义林及原局长姜小流被游街示众。省军区、公安厅联总及公安局保守派组织红色公安宣布联合接管公安局。
21日，省军区和在18日同69军正式换防的38军组成的联合支左办公室开始办公。
人民解放军陆军第38军原驻吉林省通化地区，1967年2月16日接到中央军委换防调令，其内容如下：
北京、兰州、沈阳军区：奉主席、中央命令，为了更好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加强战备，决定二十一、六十九、三十八军的部署作如下调整：
（一）调二十一军进驻陕西省西安、宝鸡地区，归兰州军区建制。军部率六十一师进驻西安地区，六十三师主力进驻西安以西和宝鸡地区，以一部进驻宝鸡，具体部署由兰州军区确定。驻甘肃省平凉地区之步兵六十二师归还二十一军建制。
调六十九军进驻山西省，接替二十一军防务。二十八师接替六十三师防务、一0七师接替六十一师防务。军部位于太原。
调三十八军归北京军区建制，进驻河北省保定一线地区，接替六十九军防务，具体部署由北京军区确定。
（二）以上部队接到命令后，应迅速做好行动准备，尽早开动。二十一军、六十九军、务于三月五日以前全部到达指定地区，三十八军务于三月八日以前全部到达指定地区。
（三）注意事项：（1）各单位派负责干部率先遣人员进行设营和交接工作。（2）各部队一律不带营具，切实做好移交工作。（3）切实做好车运的组织管理和各项保障工作，严防发生事故。（4）加强教育，严格保密，部队开进中无线电静默。
目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各部队特别是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必须充分认识这次部队调整对保卫文化大革命和加强战备的重大意义。必须牢记四个念念不忘，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切实做好政治思想动员工作，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认真抓好活思想，大兴三八作风，加强全局观念，坚决贯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搞好军内外团结，保证圆满地完成毛主席、中央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作80号）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



38军原属林彪元帅创建的东北野战军即第四野战军，编号第一纵队。它同39军、43军号称“林彪三只小老虎”，林彪发明的三猛战术“猛打、猛冲、猛追”正是这三支部队的一贯战斗作风。当年38军从东北的长白山一直打到西南的澜沧江；后又从东北的鸭绿江杀出国门，一路上大败以美利坚为首的16国联军，勇猛奔袭千里，越过三八线直捣汉城，故而威震全世界，故有“铁锤部队”、“万岁军”、“天下第一军”之称。《38军军歌》同38军一样驰名天下，——“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钢铁的意志，钢铁的心。······勇猛地向前进！”这次38军进驻保定，原是该军第一任军长、时任副总参谋长的李天佑上将建议林彪而被毛泽东批准的。因为林彪是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所以远调38军此举，时人多以为是从满洲“进关勤王”。38军军长、军党委书记李光军时年47岁，江苏睢宁人，黑大个子，沉默寡言，军旅出身三野；政委王猛时年46岁，河北盐山人，白皙秀美的面庞，清俊健美的身材，整洁讲究的仪表，聪颖干练的气质，看去也就是30岁出头。王猛虽然军旅出身二野，但由于他思维敏捷，能言善辩，温文尔雅，颇有儒将之风，而其名又带一个“猛”字，故有38军“军魂”之戏称。王猛初来38军时的演说词是最让大家感动的：
“我刚来的第一天，你们就用《军歌》给我上了一堂38军的光荣传统课。咱们的军歌最后一句是‘勇猛地向前进！’我叫王猛，我非常愿意和38军的将士们，同生死，共患难，同荣辱，共悲欢，永远勇猛地向前进！”
李光军去北京报到的那一天，郑维山对他说：“你们38军在保定支左，要向69军、省军区看齐。他们支持谁，你们就支持谁，军队嘛，就要讲个一致性。”
河北省原驻五支野战部队：石家庄的63军、张家口的65军、天津的66军、保定的69军、唐山的24军。前面4支野战部队以及河北省军区原属聂荣臻创建的华北野战军第二、第三兵团即原晋察冀军区。这次38军调来保定，是毛泽东为掌控地方山头主义势力、同时也是为了便于驾驭文革政局而采取的一步名曰“掺沙子”的重要棋招。毛泽东掌控部属历来讲究“程咬金三板斧：掺沙子、挖墙角、甩石头。”现时毛泽东将林彪视为自己最亲密战友和最可靠接班人。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不服林彪的大有人在，因而毛、林这一步棋也就成为其必走之招。
22日，西郊八大厂产业工人区总共17个群众组织，在二中造反队吴晓军的帮助下，成立了以热电厂女工王冶为首的统一性社会组织“工人革命造反总部”（简称工人总部）。由于有两军联合力挺，工人总部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拥有600多个基层组织和70，000多群众、能够主导保定社会的团体。38军介入后，当即表态承认其合法地位，并派出人员协助其开展工作。这是保定文革史上一个重要事件。虽然工人总部的群众造反较晚，左中右混杂，但这毕竟标志着：保定年轻的产业工人队伍以造反派群众为主体、开始独立地走上政治舞台了。
23日，市直总部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其首领马岱海被游街批斗。
24日，农大东方红将崔世林游街批斗，并在校内大肃“崔氏流毒”。
26日，粉反指挥部在体育场召开6万人参加的《批斗反革命组织“黑八一”头目大会》。会后将田丰、安大禹、寒丁、范书祥、栾炳勤等人游街示众。此后，在保定全区掀起了“大肃‘黑八一’流毒”的高潮。
27日，69军全部调走，38军接替该军原在粉反指挥部的领导位置。
此时，经保定驻军领导人选择，站出来亮相的原省地市委领导人有：原副省长杨一辰、谢辉；原保定地委副书记陈子瑞、原保定专署副专员杜森尧；原保定市副市长王铁、吴健等人。
3月2日，省委机关红色造反兵团被迫解散。
同日，粉反指挥部发布《第四号紧急通令》，警告那些同八一红卫兵有过密切关系的组织“目前尚未解散者，必须立即解散！不得改头换面，转入地下，继续为非作歹，违者严加惩办！”同时提出“乘胜追击，一网打尽”的口号。
3日，《革命造反报》以整版篇幅，全文刊登红楼公社的文章《打退反动组织的新反扑》、以及其他群众组织的文章《斥敢死公社》、《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可辱》、《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在保定主流造反派遭致一连串毁灭性打击的情况下，粉反指挥部利用其笼络的极少数原在造反派队伍中无足轻重的组织以及成立不久的工人总部，开动宣传机器，对尚苟延残喘的敢死公社、市运造反团发起了新的歼灭性攻势。
6日，在粉反指挥部的操纵下，工人总部召开《揭发、控诉、批判“黑八一”大会》，在全市又掀起了大肃“黑八一流毒”的高潮。
8日，保定红卫兵红色造反总司令部，——这个在半年以来向原省地市委发起一次又一次猛烈进攻的保定造反派大本营，面对眼前的政治高压和经济封锁，被迫宣告解散。与此同时，农大造反团也被勒令解散。
同日，“保定市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宣告成立。其成员，除了二中造反队等少数真正的革命造反者之外，多是改头换面的原学生保守派组织或本在造反派中无足轻重、而靠二月镇反起家的人。
11日，保师保定公社被迫解散。
12日，粉反指挥部在体育场召开《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侯玉印大会》，原公安局长姜小流、公安局政法公社首领张义林、市直总部首领马岱海陪斗。
15日，各校红卫兵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实行短期军训的通知》。此前，部队军训团已经陆续进驻各校。这一时期，有的学校甚至宣称已经实现了大联合和三结合。38军支左人员进驻女中后，该校改名为要武战校，成立了由原红梅、风暴、锋剑、十·一八、驱虎豹等战斗队为主体的要武战校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要武总部，其首领为冉荣芳。                    
20日，粉反指挥部根据其于19日发出的《第五号紧急通令》，以所谓“‘黑八一’嫡系别动队”的罪名，将拥有3，000多人的市运造反团打成“反革命组织”，并予以立即取缔，逮捕其首领裴木娥（女）等4人，在河北礼堂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公布。
24日，粉反指挥部马辉等头面人物亲自出马，倾其全力向敢死公社发起总攻击。为了攻克这个保定造反派的最顽固堡垒、最后一块阵地，粉反指挥部不惜血本，开动所有宣传机器：电台、报纸、宣传车、幻灯、漫画、传单、大字报、巨幅标语等等，以莫须有罪名，将著名的全市第一支工人造反派组织——二建革命工人敢死造反公社打成“反革命”。
此时，粉反指挥部将原来调查敢死公社的6人专案小组增加到20人；过了几天，又猛增至60多人：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有20多人，公安厅、公安处、公安局有30多人，每天派去二建公司瓦解造反派工人。保定大街遍贴“敢死公社是牛鬼蛇神的大本营”、“敢死公社是大反解放军的急先锋”、“坚决砸烂反动组织敢死公社”等大标语。                     
25日，粉反指挥部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取缔敢死公社的问题。这个指挥部的胃口越来越大，在其政法组秘密制定的仅供军方领导人看的《“黑八一”联系图》上，竟然将保定所有的造反派组织，其中包括为其效尽犬马之劳的红楼公社，总共200多名造反派的大小首领，统统列入其未来的整肃计划。
4月4日，粉反指挥部宣布游斗、监禁、劳动改造敢死公社首领吴年、金秉义、王国臣、崇书元等人。
这样，“二·一一镇反“以后，经过50多天的大肃“‘黑八一’流毒”运动，计有575名造反派骨干被批斗，其中238人被捕入獄，89人长期关押；计有287个较大的造反派组织被摧毁。
至此，经过精心策划，百倍努力，名曰“保定地区彻底粉碎反革命组织指挥部”的这个拉军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的庞然大物，终于将保定地区造反派的中坚力量彻底粉碎了。               
三年多以后，由毛泽东批准照发的中央(1970)76号文件《中国共产党陆军第三十八军委员会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中，是这样陈述保定“二月镇反”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河北省军区和原驻保定的六十九军，出动二十七个连队，武装取缔了拥有三万余人的保定八一红卫兵，逮捕群众一千二百人，入监獄二百三十八人。”
由毛泽东批准照发的中央（1971）6号文件《周总理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是这样对保定“二月镇反”下了政治结论的：“李雪峰、郑维山紧跟陈伯达在庐山搞反党活动，决不是偶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就追随刘少奇、陈伯达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保定地区首先取缔八一红卫兵，捉了几百人，······干扰和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这里应该说明的是，以上38军党委的报告完全属实，至今并无争议。只是，在第二个文件中对保定“二月镇反”所下的结论，其中某些提法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其历史真相是：保定1967年的“二月镇反”，事先由河北省军区和69军领导向郑维山呈报，然后，经过杨成武上交叶剑英批准才执行的。这个事件同刘少奇、陈伯达、李雪峰三人没有任何关系。当时的情况是：经过一月风暴，刘少奇已被彻底打倒；李雪峰退缩一旁，完全失势；陈伯达则作为中央文革组长，当时虽被徐、叶二帅大闹京西宾馆的气势吓破了胆，但他同郑维山尚无任何瓜葛和交易。其次，这个结论提及的捉人数字也大大缩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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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政局转折的契机
1967年初开始盛行的一月风暴，连连摧毁了全国各地的省地市县社党政领导机构。上海随即建立了所谓“上海人民公社”，但毛泽东随即又令其更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同年1月31日，王力在接见造反派代表时解释这个问题说：
“现在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三方面协商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散着不行，这是临时的政府，是过渡，过渡以后就成立巴黎公社式的北京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我们主张建立人民公社，毛主席在1958年就想建立的城市人民公社。······你们要做理论上的准备，要学习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历史。研究苏维埃的经验，我们17年的经验，巴黎公社的经验。······现在要提出对干部的问题，像刘格平、王效禹······他们比较早地拥护毛主席的路线，受到了刘邓路线的打击，有这样的干部，但还是少。主席的思想是要这些人参加这场大革命，‘从床底下拖出黎元洪来’，这样的人都要。只要他站在毛主席一边，只要不是死顽固，《红旗社论》（指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提出要立新功。······这篇社论是根据主席的精神写的，一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一头是对反动组织的镇压。对反动组织中的群众要争取。”
《红旗杂志》1967年1月31 日发表的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是一篇由毛泽东授意、王力主笔而写的纲领性文献。社论讲：
“这一次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不是自上而下的撤职和改组，而是由毛主席亲自号召和支持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文化团体和学校焕然一新，彻底清除资产阶级的旧东西。
经验证明，在夺权斗争的过程中，要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的领导干部，经过酝酿和协商，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负责领导夺权斗争。这个临时的权力机构，要‘抓革命，促生产’，使生产系统照常工作，指挥原来的业务班子（必要时加以调整）执行任务，并组织革命群众对业务班子实行监督。这个临时的权力机构，还要担负起统一指挥镇压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的任务。建立这样一个临时的权力机构，是应该的，必须的，非常重要的。经过一个过渡，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创建更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
“ 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伟大的群众运动，已经开始创造并将继续创造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构的新的组织形式。在这里，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胆地采取在群众运动中涌现的具有生命力的新形式，来代替剥削阶级的旧东西，代替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旧东西。而绝不能只是把权接过来，一仍旧章，按老规矩办事。
去年六月一日，毛主席就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
自下而上地发动亿万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打碎旧东西，创立新形式，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上，在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开创了新纪元，它将大大地丰富和发展巴黎公社的经验，大大地丰富和发展苏维埃的经验，大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篇社论所提出的由三方面酝酿、协商而建立起来的临时权力机构，在3月10日发表的《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中，毛泽东将它概括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这个在一月风暴中呱呱坠地的临时权力机构、从一开始就暴露了它的先天不足。首先，它同文革前的旧政权一样，从体制上看，仍然是一个从总体到各个层次都政治权力化和金字塔形化的东西；它的一个最致命的弱点，仍然是严重缺乏独立有效的行政监察机制和舆论监督机制；甚至，在这带有根本性质的两个方面，较之文革前的旧政权，它不仅没有改进，反而出现了更大的倒退。毛泽东后来又干脆明确规定：“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而实际上，这个由三方面结合而成的临时权力机构，早在一开始就沦为当地驻军负责人一家垄断的专制工具。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所谓群众组织负责人，在这个机构里逐渐退居到一个完全无足轻重的附庸地位。可叹的是，即使如此，对于全国很多地方的造反派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1967年2、3月间的中央舆论导向，以及毛泽东本人前后态度的变化，实际上都对波及全国的二月镇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这并非毛泽东的本意。
首先，正是当初主持制定《十六条》的人，在实践中严重违背了《十六条》。《十六条》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中说：“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投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严格地说，上面列举的犯罪事实都应归入刑事范围，也就是说，《十六条》第七条实际等于规定：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现行刑事犯罪分子以外，国家对群众中间发生的政治问题一律不整。
但是，从1966年12月起，中央文革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在接见群众的场合，不断鼓动他们将社会上那些敢于“炮打中央文革”的人公开扭送公安机关。1967年1月间公安部公布的《公安六条》明确规定：凡是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人都是反革命。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取缔全国性群众组织的《通告》；随后镇压了包括“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部”、“全国荣复转退军人革命造反红旗军”在内的9个群众组织，其头头交由群众大会斗争批判，然后逮捕法办。而在《红旗》杂志1967年第3期、第4期《社论》中，都大肆强调人民解放军、革命委员会在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方面的专政职能。可是，当时的情况很明显，经过一月风暴，军民矛盾取代了原有矛盾。而军民矛盾中的“民”，又偏偏是解放军应该支持的左派广大群众。于是，当时那种不合时宜的舆论导向，就在客观上给仓促上阵的当地驻军，酝酿了一种不是和平地解决那种军民矛盾、而是以敌对相待的气候。而身为中央军委秘书长的叶剑英元帅和身为全军文革组长的徐向前元帅，则紧紧地抓住了这种难得的机遇，打造了《军委八条》这一尚方宝剑，从而将镇反的锋芒完全指向了曾经参与一月风暴的造反派广大群众。
按照中央军委的用兵权限规定：调用一个班要经师批准；调用一个排要经军批准；调用一个连要经军委批准。因此，像叶剑英和徐向前策划二月镇反这样波及全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做为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在当时也不可能不知情。
在河北，除了保定八一红卫兵之外，被公开取缔的造反派组织还有石家庄工联司（即后来的狂人公社，也称狂派）、邯郸红色战斗师、邢台革命野战军。其他6个地区的造反派主力也被以种种借口加以摧毁。
在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指挥军队层层包围已被“八·一八”造反派夺权的《青海日报》社10天10夜。2月23 日赵下令开枪进攻，当场打死打伤260多名无辜群众，在全市抓捕近万人，酿成了骇人听闻的青海事件。
在河南，省军区司令员何运洪将造反派组织“二·七”公社打成“反革命”，成千上万的造反派群众被无情地投入牢房，冤獄遍布中州大地。
在武汉，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公然将造反派发表的《二·八声明》打成大毒草，3月17日逮捕了革命闯将朱鸿霞、胡厚民、李湘玉等人，悍然将拥有48万人之众的武汉地区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加以取缔，近两千名造反派群众因此而鎯铛入獄。
在内蒙古，军区王逸伦等人逮捕了支持造反派呼和浩特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自治区原区政府领导人高锦明和康修民。2月5日开枪镇压呼三司，接着逮捕大批造反派群众。
在成都，成都军区司令员甘渭汉上将出动飞机散发中央军委《二·一七来信》，将造反派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八·二六”红卫兵打成“反革命”，全省被捕人数竟高达10万之众。在万县、宜宾、芦定等地制造了严重的开枪事件，其中万县打死打伤70多人，就连11岁的孩子也未幸免。
在湖南，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悍然不顾地将拥有80多万人的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打成“反革命”，通缉其首领叶卫东、孙大圣、张家政的《布告》遍贴全国各地。并在全省开展所谓“痛打湘江疯狗运动”。造反派群众因此而被捕者竟也高达10万人之巨。
此外，在东北、在新疆、在西藏、在两广、在云贵、在福建、在安徽、在浙江、在江西、在江苏、在陕西、在宁夏等地，也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上述问题。
与此同时，在中央，左右两派领导人的矛盾也趋向白热化。
1967年1月20日，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会议。当议论到各地造反派夺权的问题时，与会很多部队高级指挥员胸怀不满甚至怒气冲天。徐向前在一小时的讲话中拍了20多次桌子；叶剑英拍桌子竟把自己小指骨都拍断了。他俩对造反派的这种刻骨仇恨，大大地助长了在座的全国各地驻军领导人那一股对文革的抵触情绪。对此，毛泽东不仅没有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制止，反而听任徐、叶二帅继续主持军委工作，甚至批准其炮制的《军委八条》授人以柄；部队处于这种同文革完全对立的精神状态，毛泽东就令其参与地方支左，其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2月14日至16日下午3时，由周恩来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室，召开党政军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文革成员碰头会。会上，以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为一方，以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为另一方，发生了激烈冲突。
2月18日夜，毛泽东紧急召见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6人，周恩来在座。毛泽东愤怒地说：
你们反对中央文革是错误的，中央文革的领导百分之九十七、九十八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对我，我就要反对他！如果你们这样，我带林彪、叶群到南方去，你们爱怎麽办就怎麽办。你们可以把王明找回来，把张国涛找回来，可以把刘少奇抬上来。江青、陈伯达、康生，你们要杀头就杀头！要充军就充军！
从2月25日到3月18日，又连续七次召开了有上述与会人员参加的中央政治生活会。会上，中央文革反守为攻。会后，主持人林彪代表中央宣布：中央文革取代中央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会。
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刘邓路线更危险。”其锋芒直指叶、徐二帅及其在全国各地掀起的“二月镇反”。
3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山东王效禹的文章《放手发动群众，粉碎反革命复辟阴谋》；4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由首都红卫兵驻该报社监督组成员根据北航红旗赴武汉提供的材料写成的、王力亲自修改的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2日，《红旗》杂志副总编辑、1966年《红旗》第十三期社论作者林杰写的文章《迎着阶级斗争的大风浪奋勇前进》在《人民日报》显著位置发表。以上舆论都在紧密配合林彪的“3·20”讲话精神。
4月6日，林彪指示王力、关锋、戚本禹起草、自己审定了一个同《军委八条》针锋相对的《军委十条》，即《中央军委十条命令》。这个对当时全国各地蒙受重创的造反派至关重要的文件如下：
林彪同志：此件很好。
毛泽东
四月六日
《中央军委命令》
毛主席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力支持左派。这是一个伟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是一个崭新的历史任务。我军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支左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最近我们检查了某些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好。目前出现了许多问题，应当及时引起严重注意。为此，特发布命令如下：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做好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麽态度，应该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子、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广泛搜集揭露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事实，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对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待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
（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用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的方式。
（十）对业已违背了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这个命令，要在我军所有机关、连队内部用电报、电话迅速传达，广泛张贴。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
这个事关文革大局的重要文件，在当时，其意义毫不亚于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公布的《十六条》和同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上述两个文件，都是在文革处于发动的关口，毛泽东慷慨赐予刚刚崛起的造反派的制胜法宝。而《军委十条》较之上述文件更有其特殊价值。正当“大旱之望云霓”，天公陡降一场及时大雨，把那些坐地待毙的造反派一下子全救活了，这就是《文革史》上著名的“四月洪流”。起死回生的造反派，热情地讴歌其为“寒凝大地发春华”，这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收到《军委十条命令》的当晚，38军党委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大家把《军委八条命令》同这个《十条》对比，不由地目瞪口呆，大吃一惊。
“短短两个多月，支左政策来了180度的大转弯，把军队对反动组织的判断权、宣布权、镇压权全都收回去了。
“对有些群众组织镇压错误的，还要承认错误，给予平反，这一下子得有多少群众找上门来喊冤呀！有部队好瞧的了。
“看来，38军到保定介入支左晚，占了便宜。省军区、69军还没有弄懂支左是怎麽一回事，就稀里糊涂地犯了错误，自食其果吧。
“这个责任按道理讲，不应该往部队身上推，部队不过执行命令而已。”
最后，李军长郑重地发言：
“我看这个文件是专为纠偏的。不仅是对部队支左方针的转变，而且是指导思想上的重大转变。今后的支左，已经把支持左派转变成了支持一切革命群众组织。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群众派别的泥潭中拔出脚来，决不能支一派，压一派，更不能打一派。”
王猛严肃地总结：
“这个命令是挽救我军的一个根本性的重大决策，也是从军队支左源头上消除群众派性的重大措施。它要求我们必须立刻转变角色，从过去当左、右派的政治裁判员转变为教育广大群众联合起来的矛盾调解员。”

1967年4月，对于造反派来说，这真是一个到处充满生机、充满希望的春天。
4月7日，保定大街上出现了如下震奋人心的巨幅标语：
必须正确对待农大造反团！
必须正确对待红二师保定公社！
农大造反团和红二师保定公社是最有威信的老造反派组织！
同时，有人以“革命群众”的名义，在大旗杆广场贴出转抄而来的《军委十条》。此一文件立刻飞遍全城，那可真是观者如潮，热泪盈眶；奔走相告，欢欣雀跃。
这是近两个冷冷清清的月份以来，古城突然崭露的一种新气象。
第七章  四月洪流与七月狂飙
1967年4月8日，保定市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宣告成立。大会在河北礼堂举行，省军区司令员马辉、政委曾美，38军军长李光军、副政委邢泽等领导人出席了大会。保定二中革命造反队首领满正国被选为红代会主任。
二中造反队原是保定老造反派中的一支劲旅。在二月镇反中，他们由于轻信而盲从了粉反指挥部领导人，因此取得了马辉、曾美的信任，在军训过程中占得主动地位，成为本校大联合和三结合的主力，这在当时学生造反派队伍中不啻为一种奇迹。满正国平日为人憨厚，行事稳重，因而他在当时复杂多变的形势下人气飚升，竟能在红代会的选举战中拔得头筹。
12日，保定一中“红色尖兵”200多名造反派学生，一马当先地从3月份搞的所谓“大联合”和“三结合”里冲杀出来。他们鄙夷不屑地管那个以牺牲造反派为代价的军训成果叫“大杂烩、三凑合”
13日，二建敢死造反公社顶着重重压力宣告新生。
16日，由省军区军管的《河北日报》发表社论《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文章极力维护二月镇反现状，把造反派学生发动的反击行动诬蔑为“破坏大联合和三结合，破坏军训成果，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文章规劝造反派学生“宽宏大量，忍辱负重”，“不要再犯令亲者痛、仇者快的错误”。
当天下午，要武总部贴出大标语：
《河北日报》“四·一六社论”是一株大毒草！
17日上午，大中学校红代会发表《严正声明》称：“保定市红卫兵小将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掀起了一个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革命浪潮，给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诬蔑打击革命小将的反革命逆流以迎头痛击。这是一股革命的洪流，而绝不是什麽反动逆流。形势好得很！就是好得很！”“对农大红色造反团和红二师保定公社，必须要有一个正确评价。”
但它在声明末尾又告诫人们：“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目前，我们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趁机作乱，为他们自己翻案，为反革命组织‘黑八一’翻案，把矛头指向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与此同时，首先经过农大原“八·一八战斗队”首领李宪智的推动，农大造反团也在今日宣告新生。保定造反派战友以及京、津红代会等外地赴保调查组前往热烈祝贺。
但当敢死公社的代表登上大会主席台致《贺词》时，农大造反团某些所谓“策略派”竟然高喊：“不准敢死公社混水摸鱼！不准为敢死公社翻案！”
下午，工人总部在体育场召开《彻底粉碎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会》。工人总部、首都学生造反派的代表在会上愤怒声讨二月逆流。
保定市红代会和工人总部所表明的这种政治趋势，大大地鼓舞了急剧复苏的保定造反派势力。
同日，首都红代会北京政法公社“虎山行”赴保调查组进驻河北省第一监獄，开始为该单位政法公社及文革闯将要宝钟翻案。
18日，一贯为粉反指挥部张目的《革命造反报》，发表其转弯子的评论员评论《分清敌我，团结对敌》。文章同前天《河北日报》的社论针锋相对，充分肯定了农大造反团和红二师保定公社当年在白色恐怖下，“首先杀出学校，冲向社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充当了冲锋陷阵的急先锋。他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保定地区，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为保定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体现了革命的大方向。这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我们誓同这些革命小将站在一起，坚决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但文章又强调：“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谁反对解放军，我们就打倒谁！”“‘黑八一’······等反动组织的极个别的反动头头又在纠集社会渣滓，搞地下活动，阴谋进行翻案，妄图东山再起。对这些继续为非作歹的反动头头，要坚决镇压，绝对不允许他们乱说乱动，以捍卫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革命造反报》的《评论》和红代会的《声明》，其调子是完全一致的。但就其观点而言，则是完全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将抨击的矛头实际上对准了省军区领导人；而另一方面，却又将省军区领导人作为人民解放军的光荣化身，一再重申无条件地拥护他们。所谓“策略派”如此“策略”，真是令人忍俊不禁。
同日，保定三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宣布新生。
19日上午，红二师保定公社宣告新生。各路造反派云集该校后院操场祝贺。红旗林立，锣鼓喧天，喜气洋洋，生机盎然。
21日，农大联总、农大东方红联合声明：
（一）农大造反团新生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产物。
（二）《革命造反报》评论员《评论》是大毒草。
（三）《河北日报》“四·一六社论”好得很。
（四）强烈要求查封《革命造反报》。
同日，农专造反派学生贴出巨幅标语：
炮轰粉反指挥部！
强烈要求立即释放革命闯将刘汉文！
22日，敢死公社在前总督署门前贴出大字报《二建公司文革与敢死公社》、《驳所谓<敢死公社十大罪状>》。
23日，从保定二中革命造反队杀出之“冬梅”在大旗杆广场贴出大字报《保定向何处去》。此文第一次明确指出：“保定的二、三月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二、三月，是革命造反派惨遭镇压的二、三月”；“革命大联合必须以坚定的革命左派为核心”；“当务之急，造反派必须动员起来，带领广大革命群众彻底击退二月逆流”。这是四月洪流当中造反派的一篇纲领性文献，对于刚刚新生的造反派组织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此文的起草人是杨振国同学。这一张颇有份量的大字报，在社会上顿时引起强烈反响。
同日，保定四中革联新生。
粉反指挥部下属22个群众组织也在同日联合声明：农大造反团和红二师保定公社是革命造反组织，保定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在当前掌握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派及其各地代理人这个大方向。发表这个联合声明的主要组织有：红楼公社、戏校红卫兵总部、胶片厂联合战斗兵团、铁路机务段“二·七”火车头战斗队、河北人民出版社革命职工联合总部、公安厅联合总部、公安局红色公安等等。
24日，河北省第一监獄政法公社宣告新生。
省监獄政法公社是一个深处公检法机关要害部门而又多灾多难的造反派组织。自它的前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诞生，历经三起三落，在一月风暴中由红色造反总部扩大成为现组织。它的对立面，是由死保旧党委的一批干将拼凑而成的所谓“无产阶级联合总部”（简称联总），这个臭名昭著的老保组织因有监獄驻守营营长刘凤彩、教导员李成元撑腰打气，得以侥倖混过一月风暴而未垮台。由于其在社会上声名狼藉，省军区领导人一直未敢公开授权监獄驻守营予以支持。相反，表面上他们倒是经常扬言要同监獄政法公社合作。在二月镇反中，刘凤彩、李成元操纵联总，利用要宝钟问题将政法公社一举摧垮，一个仅有数百人的群众组织竟有30多人先后遭到批斗或者丧失人身自由。
25日，市直总部宣告新生。各路造反派代表前往祝贺。
同日，技电专科学校“遵义战斗队”破天荒地贴出巨幅标语：
炮轰马辉！
农大造反团、二师保定公社、要武总部等组织针对电校大标语联合声称：“对人民解放军有意见应按江青同志指示办，不能将斗争矛头公然指向他们。”
这表明，上述造反派在反击二月镇反中“马失前蹄”后，现在变得老练而谨慎了。但造反派里的激进势力如农专造反团和敢死公社，却嗤笑他们是“一遭被蛇咬，十年惊草绳。”
26日，商业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回民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同时宣告新生。
同日，农大造反团、二师保定公社、要武总部、一中尖兵、二中造反队、冬梅、三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学生造反派共5，000多人，在体育场召开《彻底击退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27日，革命造反报发表第二篇评论员评论《革命大联合必须以坚定的革命左派为领导核心》。文章对二、三月间以吞倂造反派组织、扶植保守势力为基础而搞起的大联合，进行了尖锐的抨击。
同日，农专造反团刷出大标语：
打倒带枪和不带枪的刘邓路线！
敢摸粉反老虎屁股！
粉反必须立即释放革命闯将刘汉文！
今日，西郊棉纺厂造反组织红色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红革会）宣告新生。各路造反派代表前往热烈祝贺。
近来，学生造反派纷纷下厂、下乡宣讲《军委十条》，分析、介绍当前全国各地反击二月逆流、二月镇反的大好形势，并且千方百计地设法恢复那些在二、三月间被摧毁的工农群众造反派组织。
连日以来，大旗杆广场和裕华中路又恢复了昔日那种热烈辩论、踊跃鸣放的景象，其中心议题是二月逆流和四月洪流。有人又提起总督署门前东面廊庑里的《要宝钟大字报专栏》，由此又谈起八一红卫兵，认为只有给八一红卫兵彻底翻案，才能彻底击退保定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否则一切都是扯淡！
27日晚，以省军区司令员马辉之女马光华为首的三中红色造反纵队(简称红纵)持刀行凶，挑起保定自四月洪流以来的第一次武斗事件。
28日，《红旗》杂志第六期社论《热烈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发表。这篇文章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拥军爱民”的指示，他试图以此来缓和全国各地日趋紧张的造反派同驻军之间的矛盾。在二、三月间惨遭镇压的造反派，强烈要求对方按照《军委十条》给自己平反昭雪；而各地军方领导人却大多听而不闻，视而不见，顽固坚持原来的镇反立场。尤有甚者，他们操纵所谓“拥军派”群众组织起而袒护自己，给对方扣上“反军派”的大帽子，这就使得局面越来越难以控制。
今天上午，农专造反派赶去粉反指挥部大闹，勇敢地将其高悬门口的“虎头”大牌子摘下扛走。所谓“彻底粉碎反革命组织指挥部”，在公众面前昔日威风，扫地以尽。
同日，戏校以甘士勇为首的红色造反团冲击公安局，在其处贴上大标语：
“红色公安是地地道道的保皇组织！”
“红色公安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红色公安一些人恼羞成怒，拳打脚踢张贴大标语的戏校学生。当晚8时，造反派游行示威，强烈抗议红色公安的暴行。
29日，红代会发表声明：严重抗议红色公安的暴行！并于上午组织各校学生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街头到处张贴此类抗议大标语。
粉反指挥部面对这种社会舆论，决定立即开除红色公安。而农大联总却对此不服，派人赶去该处进行辩论。下午5时，他们却又派人去查封公安局。农大造反团等组织闻讯赶去阻止，并要求红代会和粉反指挥部立即开除农大联总。
当晚10时，粉反指挥部又决定开除农大联总。
粉反指挥部这种不三不四、捉襟见肘的窘态，说明它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已完全丧失了其存在的价值。
30日，工人总部在体育场召开批斗刘子厚大会，红色公安列队参加，却被大家当场驱逐。
同日，红代会拟决开除农大联总以及各校对立面保守派组织，吸收农大造反团、二师保定公社、一中尖兵、三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造反派组织为其成员。实际上，这是红代会满正国等人拟决的一次大改组。这表明：红代会已经完全继承了红总司的未竟革命事业。
在这一天，农专造反派扛着粉反指挥部的大牌子游行，强烈要求释放刘汉文。
与此同时，街头出现了大标语：
彻底揭开省地市阶级斗争的盖子！
5月1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和首都300万群众同庆国际劳动节。当晚，他们又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五大学生领袖以及上海、山西的革委会代表团。
同日，《人民日报》以头版显著地位刊登林彪为五一节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从此，这个题词就成为群众组织在集会、游行中惯用的口号。
下午，二师保定公社、一中尖兵、二中冬梅、三中主义兵等新生学生造反派组织闯进保定航空学校，表示坚决支持原航空学校红色造反总部新生。航校总部是一个军队院校造反派组织，它同地方上的很多造反派一样，在二、三月份也被整垮了。这次在地方造反派的大力支持下，原航校总部的人也不顾一切地奋然再起。
同日，农大造反团接管本校广播站，一中尖兵接管本校革委会。
2日，农大造反团、二师保定公社、红色新闻兵等组织闯进原地委机关造反，在该机关大院贴满大标语：“保定地委机关必须重新大乱！”
同时，在大街上出现了二师保定公社和二中造反队书写的标语：“坚决给侯玉印平反！”
同日下午，农大造反团、二师保定公社、农专造反团、劳动技术专科学校红旗战斗队、一中尖兵、要武总部、三中主义兵、红色新闻兵等组织的代表，同红楼公社座谈了当前文革形势。红楼公社的观点是：造反派应该无条件地维护保定驻军在二、三月间的支左成果，其中包括镇压“黑八一”、军训、大联合和三结合等等。为此，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3日，市委机关东方红新生，兄弟造反派组织前往热烈祝贺。
同日，保定公社接管本校广播站，农专、劳技、一中、二中、女中等校造反派前往支援。
近来，校园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事件频频发生，且有恶化、扩大之势。
4日，180多个单位的造反派群众共2，000多人在体育场召开《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揭发、控诉红色公安罪行大会》。
下午，工人总部派人前去声援在航校大门前举行静坐示威的学生造反派。
5日，《革命造反报》发表第三期评论员文章《革命的洪流好得很》。
省军区和38军的领导人，自4月中旬联合建立的“河北保定无产阶级革命派批斗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指挥部”，几次准备召开大会均未成功。今天在造反派的冲击下，这个计划再遭失败。
同日，公安局政法公社宣告新生。
6日，红代会发表《严正声明》，宣布接受农大造反团、二师保定公社等造反组织为其正式成员，开除农大联总等各校对立面保守组织。
同日，市立第一医院红色造反队宣告新生。
7日，红代会和工人总部在体育场召开庆祝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一周年大会。
街头出现红楼公社、房管系统红旗公社等组织的大标语：
谁要砸烂粉反就同谁血战到底！
粉反的大方向始终正确！
不准挑拨省军区和38军的关系！
这最后一条标语口号，泄露了一个秘密：省军区和38军这两方面的领导人，在支左问题上的分岐日趋严重、日趋表面化。
想当初，38军乍到保定，人生地不熟，由于轻信而盲从了69军交予的三支两军工作。其后，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特别是4月6日《军委十条》的下达，38军支左人员根据从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调查而来的第一手材料，对照上面传达的支左方针，越来越发现省军区和69军制造的二月镇反问题很大，很多地方经不起推敲，难以自圆其说。起初，他们是在内部会议上同省军区领导人心平气和地交换意见，企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式来扭转本地区部队在支左工作上的被动局面。然而，一则，省军区各级领导人同原省地市县委领导人本来关系密切，在政治上，两者骨子里都视地方造反派为洪水猛兽；只是，由于形势不同，地位不同，上述两者不得不配合默契地对付造反派；二则，省军区领导人认为，否定二、三月间的支左成果，就意味着否定省军区现任领导班子，而这是他们绝对不能接受的；三则，上面有北京军区领导撑腰打气，况且，河北省其他地区的驻军都是这样干的，又有什麽可怕的？！
基于此，省军区同38军这两方面的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上的磨擦，已经发展到了非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不可了。
地方上的矛盾带进了部队，而部队之间的争执又反过来加剧了地方上的矛盾。这种彼此互相促进的对抗，随着全国形势的演变，迅速将保定社会引向重新大乱，甚至是更高层次的大乱。
9日，农大造反团、保定公社、省歌舞剧院红卫兵总部、戏校造反团、省委机关造反兵团、省监獄政法公社等36个造反派组织，以突袭方式抄了公安厅联总伙同粉反整理造反派的大量黑材料。当晚，上述组织发表坚决摧毁公安厅联总的《联合声明》。《声明》称：“公安厅联总是一个打着造反派旗号的高级保皇组织，它伙同粉反指挥部策划了一系列疯狂镇压造反派的阴谋，在二、三月间大肆逮捕、迫害造反派，罪大恶极，天理不容。”
同日，从公安厅联总杀出一支“革命烈火造反兵团”来呼应造反派。
12日，公安处公安公社宣告新生，各路造反派代表前往祝贺。
同日，农大造反团、保定公社等造反派组织批斗原地委常委、副专员王洪儒，会后将其游街示众。
13日，首都陆、海、空三军领导机关文艺、体育界保守派组织以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发表二十五周年为借口，在北京体育馆举行联合演出。而实际上，这是一次向三军领导机关及军事院校造反派的重大政治示威；同时，这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陷阱。后者不明底细，年轻气盛，为争一时高下，便联合地方上的造反派战友，在这一天鲁莽地大举冲击了这个演出；结果造成双方大打出手，很多人负伤住院。保定航校总部也应约派人参与了这次冲击。
“五·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全军文革首长纷纷表态支持这次联合演出，他们甚至亲赴医院慰问受伤的演出人员。6月初，林彪等人又亲自观看了所谓“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再度举行的联合演出。
这是自文革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地支持保守派群众组织，而这一支保守势力又来自军内，因此，这也可以看做是毛泽东为了稳定军队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战略步骤。
从此，军内造反派就被习惯地称为“冲派”；不过从这时开始，就已经预示着他们乃至全国各地造反派最后必然复灭的命运。
同日，敢死公社在本公司礼堂召开《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有20多个造反派组织前往助威，而保定公社却错误地拒绝到会。保定公社自从新生后，首领们过分谨慎，一直对敢死公社缺乏正确态度。例如：敢死公社曾在街头贴出“支持保定公社新生”的大标语，而保定公社的人见了，却将大标语上的“保定公社”字样撕去，并在“敢死公社”的署名字迹上打红叉，这就严重地伤害了敢死公社战士们的自尊心。
15日，红楼公社发表《告全市人民书》，谴责造反派杀出二、三月间搞的大联合和三结合是“破坏军训成果，是无政府主义”；对于来自过去造反派战友们的批判，红楼则一概斥之为“唯我独左”。这个声明还提出“要大反特反拆台风。”
同日，红楼公社以往的最亲密战友，——戏校造反团甘士勇等人贴出大字报和大标语，宣布“坚决同小修楼决裂到底！”这一行动顿时获得广大造反派战友的赞赏和支持。
红楼公社之所以直到现在还在死心塌地维护二月镇反，就在于正是这个二月镇反，才使得他们从造反派行列当中最不起眼之处，一跃而为粉反指挥部的顶戴花翎。这个仅有几十名评剧团演职员的小小组织，竟有24人分别参与了粉反指挥部资料组、宣传组、联络组、接待组的日常工作，在二月镇反那一段血腥而黑暗的日子里，他们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出尽了风头。
就在这一天，农专、女中、八中等校造反派在八中校园建立炮轰粉反联络站，并在粉反指挥部对面墙上张贴如下大标语：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活着是毛主席的的红小兵，死了是毛主席的红小鬼！
16日，航校联司依仗人多势众，挑起严重武斗事件，造成总部多人受伤，两人住院。其后，农大造反团、保定公社、要武总部等兄弟组织赶去支援。
同日，《河北日报》社“险峰战斗队”从其总部杀出，并贴出“坚决支持农大造反团、保定公社等造反派组织”的大标语。
17日，《人民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公开发表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通知》，即《五· 一六通知》。
同日，女中、八中等校造反派贴出重点大字报《三论保定向何处去》。
今天，中央军委下达免去刘子厚担任的河北省军区第一政委的决定。
18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联合发表《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阐述了《五·一六通知》的伟大意义。
今天，工人总部、红代会等46个造反派组织发起成立《批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联络站》筹备处，并发出《第一号通告》，预定20日开会，会期一周。
与此同时，红楼公社等18个群众组织也召开《批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会》，以同造反派分庭抗礼。
19日，运输局红色造反团宣告新生。
下午，工人总部、红代会、省直机关造反派在体育场联合召开《高举革命大批判旗帜，掀起批判刘邓陶司令部新高潮誓师大会》。
自二月镇反以来，河北省第一监獄就特设了摧残大批造反派战士的禁闭室，这是一些由犯人烧砖而用的砖窑改筑的黑牢，要宝钟在其所著的长篇小说《智守抱阳山》里，对这一座人间地獄作了真实而生动的描绘：
“······于是，我们一个个又被凶狠地拉起来，在前后左右的厉声吆喝和枪托重击之下，镣铐叮铛、逶迤而行地鱼贯而入那几座砖窑。砖窑口前盖着一横排长廊似的过堂屋。打开叮叮铛铛的栅栏门，我被推进了第一个砖窑口。里面一侧是一个个安装着低矮铁栅门的牢穴，过道尽头墙上有一个高而小的牢窗。紧靠尽头的那个牢穴就是我在这里的新的归宿。我伛偻而入，——妈的！这里面又黑、又潮、又冷，——好，我们这些人倒真成了动物园里饲养的虎豹豺狼啦！
我索性面壁而坐地上铺的麦秸，全跏趺坐或半跏趺坐，学起释净、释德坐禅入定来了。但是这对于我实在不容易。这需要我平日锤炼而得的绝大毅力。为了我不致白白地毁在这里，我必须这样做。此时，唯有气功中的小周天和大周天能使我得到解脱，能使我度过这茫茫苦海，到达尚有一线希望的彼岸。
此后，他们接二连三地提审我：逼供、诱供、套供、指供无所不用其极。但是我机智地一一应付，始终未上其当！嘿！还有什麽伎俩，先生们尽管施展吧，高云明已经放松了这四肢百骸，正等待着它的敌人‘恩赐’、‘犒赏’呢！
············
温馨如梦的春天，竟悄悄踅进了这阴凄凄的地獄里。
那个又高又小的牢窗外面，满悬着串串沉甸甸、银灿灿的槐花，她们温柔而深情地低垂在牢窗口，有几朵甚至勇敢地探进来，向着这阴晦潮湿的墓穴里，热情慷慨地喷吐着馥郁的槐香。
这槐香沁人心脾，醉人魂魄。这槐香像涓涓细流，汩汩注入我这干枯的心胸，使我重又升腾出渴望自由的新的希望。
············”
田丰、刘汉文、王振雪等著名造反派首领同要宝钟一样，一直关押此处受尽煎熬。为了防止这些人在獄中串连，看守真是煞费苦心；他们时不时地脱下鞋，蹑手蹑脚地沿着墙根摸过来偷听；一旦发现有人对话，哗啦啦将牢门打开，就像猛虎扑食一样，咆哮如雷地将受难者拖出去，严刑逼供、屈打成招那是常事。田丰为此曾被加过背铐，呻吟患病也置之不理；要宝钟、王振雪二人受过“水绳勒腕”的酷刑；古稀之年的寒丁，还要强迫其在砖摞上罚站；安大禹上厕所归来，忽然晕倒在走廊，遭到看守连连脚踹。······此类残忍、虐待真是举不胜举。
为了冲开粉反指挥部这个缺口，及早营救造反派战友摆脱苦难，农大造反团联合二中、八中、十中、十一中等校造反派学生，在十一中校园教学大楼成立了“五·一九联络站”，决定配合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虎山行”的革命行动，首先大力营救要宝钟出獄。他们将省监獄原党委会在垮台前翻印的《要宝钟同志大字报汇编》，广泛散发社会各界，以此大造营救声势。
20日，自4月17日就进驻省监獄招待所的“虎山行”赴保调查组，一直在生活上遭到监獄联总首领们的刁难。这天早晨，监獄食堂又拒绝卖给调查组成员早餐，激起学生们的愤慨，他们决定自即日7时30分起宣布进行绝食抗议，并为此向全市发出声明。
同日，《河北日报》社总部派人撕毁由其印刷厂承印的4万份《保定红卫兵报》。红代会为此发表声明，强烈抗议《河北日报》社总部的卑劣行径。当天，农大造反团等组织手拿被撕毁的报纸举行示威游行。
21日，“虎山行”调查组绝食斗争进入第二天，其中一名体弱学生血压降至20——40，不幸晕倒，生命垂危。监獄政法公社群众劝其进食，该学生婉言谢绝，在场众人无不为之心酸落泪。其中一人愤起疾呼：
“劳改犯尚且一日三餐，为什麽毛主席的红卫兵没有饭吃！？”
为此，全市67个造反派组织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虎山行”调查组的革命行动；北京、天津红代会赴保调查组、首都红代会北京政法公社委员会、北京政法界斗批改联络站均发表声明支持“虎山行”调查组的正义行动。保定各路造反派战友纷纷赶往现场大力支援，无数枚毛泽东纪念章以及毛主席肖像、《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摆放在绝食人员身旁。
在这种强大社会舆论的高压下，省军区政治部黄主任在当晚群众集会上被迫承认：省监獄食堂不卖给首都红卫兵小将饭吃是错误的，监獄联总头目限令该调查组在24小时之内离开省监獄更是错误的。该调查组被迫绝食是正义行动。
这样，“虎山行”调查组就取得了历时30多个小时绝食斗争的胜利。
当农大造反团于今日去省监獄声援“虎山行”调查组绝食斗争时，农大联总和东方红乘机盗走农大造反团的喇叭，以致事后引其双方武斗。为此，农大东方红在自己总部驻地农机楼严加防范，于楼上平台储存了大量的砖石、木棒、铁棍、皮管、水龙头等等；并装备露天电话，这一切为日后酿成“6·22”、“6·23”武斗惨剧创造了条件。
22日清晨，造反派游行示威，强烈抗议保守派挑起武斗，扭转斗争大方向。为此提出：“坚持文斗，反对武斗”。并将《批斗李悦农大会》由大型批斗转为中小型批斗。
当晚，三中红纵在新北桥一带拦路抢劫，制造混乱。
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制止武斗》。工人总部、红代会及其各系统220多个组织根据社论精神，发出“立即制止武斗”的紧急呼吁。
同日，红楼派组织发出通告称：“《河北保定无产阶级革命派批斗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刘子厚大会筹备处》于5月22日宣告成立，预计筹备6天，5月28日在人民体育场开会。”
今天农大联总和东方红上街游行，抗议农大造反团挑起“五·二一”武斗事件。与此同时，劳技飞虎队也在街上游行抗议农大联总和东方红“猪八戒倒打一耙”。两支游行队伍在街头相撞，后者自恃人多势众（约1，000：40），将前者团团包围，大打出手。结果劳技负伤30多人，其中3人重伤住院，4人被拖往农大校园。造反派兄弟组织闻讯赶来相救，当时由各方代表及解放军支左人员结成联合调查组，一起检查了现场，发现农大联总和东方红盘踞的大楼藏有大量的木棒、桌子腿、水龙带等攻防器具。
24日，造反派在河北礼堂继续召开批斗李悦农的中型会议。
同日，农大联总和东方红共800多人在38军军部大院静坐示威，抗议农大造反团殴打该组织成员，并向38军支左办公室提出三个条件：（1）必须承认“五·二一”、“五·二三”这两起武斗事件都是农大造反团挑起的；（2）38军派人送他们返回校园，以保障其人身安全；（3）不能再让崔世林担任农大造反团首领。
午后4时，38军派人护送静坐示威学生返校。
当晚，红楼派组织举行制止武斗游行示威。
25日，炮轰粉反联络站更名为反复辟联络站。被保定一中尖兵清洗出去的头头任赟基混入该组织，并成为其实际操纵者。街头出现该组织书写的大标语：
粉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御用工具！
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
揪出刘子厚在军内的代理人！
揪出党政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同日，红楼公社发出传单《革命红楼论形势》，继续将4月以来出现的新形势诬蔑为“闹无政府主义，破坏大联合和三结合，否定军训成果，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是一股反革命逆流”等等。
26日，省委造反兵团、地委井岗山、市直总部等省地市党政机关造反派筹建“批斗刘子厚、闫达开、李颉伯、王路明联络站”。
同日，工人总部、红代会、保定驻军在体育场召开《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立即制止武斗大会》。会议中途，红楼派突然决定撤离会场，对造反派把持大会以示抗议。
27日，红楼派贴出“五·二八”大会《海报》。同时，两军联合支左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人民解放军支持这个大会，并积极参加，部队派人帮助布置会场，负责将刘子厚届时交给大会。”
造反派见到《声明》后，立即去两军联合支左办公室追问，但该处人员均答不知此事。
红代会发传单称：召开“五·二八”大会是个分裂群众的大阴谋，刘子厚只能交给造反派批斗。坚决揪出“五·二八”大会的策划者。
当晚，三中再次发生武斗，红纵有人用匕首刺伤主义兵一人。
28日，红楼派在省军区领导人劝阻之下，没有按时召开那个大会。
街头出现造反派大标语：
衷心希望马辉揭发省军区第一政委刘子厚！
衷心希望刘长希（保定军分区司令员）揭发军分区第一政委李悦农！
当晚，保师总部派人抢砸保定公社掌握的广播室，双方发生武斗；永华北路小学红小兵“古城公社”去评剧团驻地贴大字报，被红楼公社的人扣押。
29日，二中造反队、三中主义兵联合贴出大字报《新刘子厚不揪，旧刘子厚不倒》。午后4时，反复辟联络站公开查封了粉反指挥部的资料室。敢死公社在省监獄和公安厅的大门口贴出“八一不黑”的大标语。
下午，要宝钟、刘汉文二人相继被省军区领导人悄悄释放。但大旗杆广场随即出现省监獄政法公社所贴巨幅标语：
“热烈欢迎革命闯将要宝钟光荣出獄！”
同日，一中发生武斗，一中尖兵两名飞机模型滑翔员被对方群殴致伤。同时，保定机床厂两派工人为争夺厂部办公室而大打出手。
当晚，中华路小学、西大街小学、东风路小学举行游行示威，抗议红楼公社殴打永华北路小学学生。当游行队伍到了评剧团驻地，红楼公社竟出动人将游行的一部分小学生驱入其礼堂，并随后关闭电灯。一个被打的小学生衣服扯破，并被强迫写检查，按手印，供认是一中尖兵和二中冬梅鼓动他们来的。
30日，敢死公社派代表到两军联合支左办公室，要求立即无罪释放革命闯将王振雪。
同日，二中造反队、三中主义兵贴出大字报《古城一百问》，对省军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了发人深省的质问。保定公社又在这张大字报后面附加三问。
今天，在三中校园又发生两派武斗事件；在一中，尖兵总部被对方突然洗劫一空；在女中，有6名不明身份的暴徒夜闯要武总部，撬开其门，砸毁电话，将放在里面的10多辆自行车的车胎全部用刀扎破，大旗、彩旗尽数盗走。在五中，钢铁红卫兵总部被对方突然洗掠，有几人被打伤。
31日上午，一中尖兵、要武总部等校造反派找联合支左办公室告状，抗议保守派对造反派大搞打砸抢。中午，省军区政委曾美和38军副政委邢泽接见告状学生。
造反派得知，对方暗地组织了夜袭队，白天或侦察或休息，夜深人静四出活动，专门袭击造反派。例如：三中红纵有所谓“罗汉伏虎队”、农大联总和东方红有所谓“武松打虎队”，都是表面上针对劳技飞虎队、而实际上是袭击广大造反派组织的。
今天上午，永华北路小学师生上街游行，强烈抗议红楼公社殴打前日游行的小学生。造反派兄弟组织表示坚决支持，纷纷游行声讨红楼，评剧团驻地贴满了声讨其暴行的大字报、大标语，刘学兰等人处境十分尴尬。
同日，要武总部贴出《我们与红楼公社的分歧》、农大造反团贴出《〈红楼论形势〉是一株为资本主义复辟招魂的大毒草》等大字报。
今天，红代会、工人总部、农民造反团、省地市机关造反派联合发出通告：
（1）今日下午5时，造反派在体育场表演节目，庆贺六一国际儿童节；
（2）明日下午6时在同一地方，召开《纪念毛主席决定发表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周年大会》。
这一天，《革命造反报.》刊登《要武战校革命的大联合好得很》报道文章，并发表社论《解放军支左的一面旗帜》。
反复辟联络站派人去《河北日报》社印刷从粉反指挥部资料组抄得的材料，遭到拒绝。当晚，反复辟联络站为此发表抗议声明。
敢死公社在这一天加入反复辟联络站，并同该组织一起游行示威，在大旗杆广场召开《愤怒揭发、控诉、批判黑粉反大会》。
6月1日，红代会等41个单位成立“保定地区革命造反派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教育战线、文艺战线联络站”。
工人总部、红代会主持召开的《批斗李悦农大会》，在这一天进入查证阶段。
造反派按照预定计划，在体育场召开《纪念毛主席决定发表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周年大会》。
今天，《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联合发表社论《伟大的战略措施》，高度评价去年6月1日毛泽东做出发表和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的决定。
同日下午，红楼派约4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其口号竟是：“打倒刘子厚！枪毙李悦农！千刀万剐侯玉印！气死保侯兵！”
侯玉印仅仅是一个前市法院院长，仅仅因为他在文革初期倾向造反派，就被前省地市委领导人视为“大逆不道”；唯其如此，侯玉印在一月风暴时期，自然成了造反派领导干部的一面旗帜；而在二月镇反时期他却又为此遭到粉反指挥部的打击；现在，这个元气未复的“七品芝蔴官”惊魂未定，却又被红楼派决策人高抬为“众矢之的”，这也是一件令他无可奈何、哭笑不得的事。
今日红楼公社又发出所谓《革命红楼再论形势》这一传单。
当晚，《革命造反报》社遭到30多个暴徒的突然袭击。
3日，红楼派对《革命造反报》社再次打砸抢。
4日，《革命造反报》增刊，并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决击退打砸抢的反革命逆流》。
红代会、工人总部、农民造反团、省地市机关造反派联合举行集会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愤怒声讨红楼派打砸抢《革命造反报》社的罪行，并发表严正声明：强烈要求惩罚“六·三”事件的肇事者，呼吁两军撤消对肇事者的支持。
同日，《河北日报》社险峰兵团经过反复斗争，出版了第87号《河北日报》，上边刊登了造反派的文章《革命大联合必须以坚定的革命左派为领导核心》，并对“六·三”事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省军区军管小组对这一期报纸的发行极力阻挠。
5日，《河北日报》社总部为了抵消险峰兵团造成的社会影响，打算出版第二个87号《河北日报》。险峰兵团闻讯，急忙联络兄弟组织同该报社军管小组交涉这一问题。
今天下午5时，全市造反派联合主持召开《市运输局红色造反团平反大会》。省军区政治部黄主任在会上的讲话吞吞吐吐，藏头露尾；言不由衷，言不及义。造反派学生当场大造其反。于是，大会宣布改日重新为市运造反团平反。
红代会、市直总部、农民造反团联合发出紧急呼吁：立即掀起三夏生产热潮。造反派各路大军踴跃下乡支援夏收。
6日清晨，红纵手持凶器闯入三中主义兵宿舍，对其男女同学大打出手，并将对方被褥刀割成条，泼上墨水，撕碎衣服，砸破碗盆。三中主义兵被迫去省军区告状。
中共中央发布禁止武斗的《六·六通令》。农大联总和东方红等组织上街举行“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游行。
农专造反团贴出《“二·一一”镇反就是反革命事件》的大字报，用大量第一手调查材料，力图证实“二一一”镇反是一次精心策划、蓄谋已久的军事政变。
今天，市话剧队革命造反团30多人杀出了红楼公社，他们在《造反声明》中说：“小修楼是‘黑老鳖’的干儿子，坚决砸烂修楼枷锁！放开手脚闹革命！”他们在大街上贴出大标语：“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马辉！砸烂马辉的狗头！”
这是保定造反派队伍中有人第一次提出“黑老鳖”这个低级、庸俗的形象化名词，这个名词用在政治领域是非常不严肃的。它的出处是成语“瓮中捉鳖”，毛泽东亦有词曰：“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不过，马辉毕竟是省军区司令员、是人民解放军少将，把他妖魔化总归有“丑化人民解放军”之嫌。这是造反派在政治上不成熟的一种表现。从4月25日技电专科学校遵义战斗队首开“炮轰马辉”记录，到话剧队革命造反团再创“打倒马辉！砸烂马辉！马辉是保定二、三月间兴风作浪的‘黑老鳖’”等口号，前后不到一个半月，话剧队造反团尽管如此出奇地偏激，如今在造反派中却再也无人出来挡驾了。
今天，河北沧州地区任丘县30多个造反派组织前来反映本县武装部支持保守派的问题，省军区领导人拒不接见，上述组织在省军区驻地门前举行绝食斗争。
7日，《河北日报》社险峰战斗兵团和飞跃战斗兵团联合印出88号、89号《河北日报》，省军区军管报社小组指示有关部门不准发行。
三中主义兵继续停在省军区招待所楼道，表示不见马辉决不收兵。
连日来，街头如下大标语激增：
“打倒马辉！解放河北！”
“砸烂黑粉反！解放造反派！”
“揪出保定二月逆流黑主帅马辉！”
8日，二中冬梅贴出《再论保定向何处去》。大字报从“八一”问题谈到各校军训，认为这都是保定二月逆流的重大起因。
农大造反团在前总督署门前设立“二·一一”事件受害者联络站。
街头标语：
“二·一一”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
“八一”不是反动组织！“八一”的案我们翻定了！
田丰是响噹噹的革命闯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5fc58b0100yd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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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革命造反报》转载《解放军报》文章《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于人民》，
作者是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刘贤权支持青海省造反派“八·一八”红卫兵，在二月镇反时期被赵永夫剥夺了军权。刘曾任过38军军长，因此，刘贤权在文革中的英雄事迹对38军有一定影响。
今天，省军区领导人答复三中主义兵：省军区准备收回对三中革委筹委会和红纵的支持，依法惩办凶手。当晚，三中主义兵在大旗杆广场展览被红纵砸毁、破坏的实物。
《河北日报》社造反派同省军区政治部黄主任交涉发行《河北日报》问题。
农大造反团、要武总部联合贴出大字报《“八一”的案我们翻定了！》
至此，保定造反派在反击二月逆流、二月镇反中，愈来愈掌握了关健，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今天，红楼派贴出令人瞩目的大标语：
打倒林铁！打倒裴仰山！省委兵团是高级保皇兵！郭振声是个政治大扒手！
林铁、裴仰山是早在文革初期华北局会议上被李雪峰抛出的人物。林铁担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多年，省委机关、省委兵团内肯定有不少他的旧日同僚和部属。他们对李雪峰、刘子厚那种为保自己过关，不惜栽赃陷害往日战友林铁的卑劣手法十分不满。随着文革形势的深入发展，以上机关干部越来越认同造反派的攻击目标，并自觉地加入到这一战斗行列中。如今，红楼派选择这样一个组织做为自己表面上的打击对象，这体现了省军区以至北京军区领导人的最新战略方针。在保定造反派重炮猛轰粉反指挥部、并积极为被打成“反革命组织”而加以取缔的八一红卫兵翻案的形势下，马辉、郑维山在政治上越来越被动；为了扭转这种挨打局面，同时也为日后刘子厚重新上台创造条件，于是，他们决定选择省委兵团做为突破口，力图通过种种途径将其定为死保林铁的组织；进而再将保定造反派诬陷为被省委兵团操纵的大杂烩。他们认为，如果上述目的得逞，整个形势就会反转过来。
10日，两军联合支左办公室第二次召开为市运造反团平反大会。省军区副政委郑旭煜在《严正声明》中指出：“市运造反团是个革命造反组织，被以‘反革命’罪名逮捕的裴木娥（女）等首领是革命造反同志。”会上，38军副政委邢泽也表示了同样态度。
同日，红代会发出《公告》：开除商校总部、交通职业中学岩鹰、四中总部、五中总部、八中红造联、十一中联合指挥部等学生保守组织；吸收12个造反学生组织，并对当前形势声明：（1） 四、五月洪流冲击二、三月逆流好得很；（2）“二·一一”镇反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3）农大造反团和红楼公社分别代表造反为一方、保守为另一方的保定两大政治势力；（4）八一问题是反击二月逆流的核心和要害，必须交由造反派重审；（5）大中学校红代会坚决和工人总部站在一起。
今天，38军宣布接管保定铁路系统。
街头又出现了反复辟联络站贴出的如下标语：
打倒河北的赵永夫！
炮轰叶剑英、郑维山！
打倒马辉、曾美！
田丰是响噹噹的革命闯将，必须平反！
省军区军管《河北日报》社小组宣布《河北日报》自今日停刊，只发新华社电讯稿。
红楼派在街头贴出醒目大标语：
黑八一就是黑！
“二·一一”镇反是革命行动！
两军联合支左办公室宣布撤消对省监獄联总的支持，转而支持省监獄真正的革命造反组织政法公社。
今日，保定造反派代表应约前往首都参加《北京政法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庆祝大会》。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在教学楼接见该学院革委会成员，要宝钟在场并向谢上交了保定文革情况汇报材料。
11日，省军区支左办公室在公安厅礼堂召开支持省监獄政法公社表态大会，全市80多个造反派组织代表参加。省军区政治部黄主任表示：“经过进一步调查了解，省军区以前支持监獄联总是错误的，政法公社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组织。毛主席说：‘犯了错误改了就好了’。从即日起，我们撤消对联合总部的支持，坚定不移地、毫不含糊地支持省监獄政法公社，同你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与此同时，省军区决定将在2月17日策划逮捕要宝钟的省监獄驻守营营长刘凤彩、教导员李成元调离保定。
12日，省监獄政法公社在招待所召开《要宝钟等九同志第一张革命大字报张贴一周年庆祝大会》。省军区副参谋长田同春应约到会，宣布为文革闯将要宝钟平反；监獄驻守营教导员李成元做公开检查，要宝钟本人发言；监獄原党委书记储国恩接受批判。会后，航校总部文艺宣传队演出了《要宝钟大字报颂歌》。
同日，91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向省军区领导人索取粉反指挥部所整造反派黑材料，马辉、曾美避而不见。
《革命造反报》报道6月10日给市运造反团平反的消息，并刊登联合支左办公室的有关《严正声明》。该报同时发表第4篇评论员文章：《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13日，索取黑材料的91个造反派组织的21名代表，在省军区门前宣布：“自即日起静坐绝食，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革命造反报报道望都县农机厂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消息，并为此发表社论。
农大造反团贴出重点大字报《一·二三夺权好得很！》
当晚，红楼派约2，000人，在农大礼堂批斗原副省长谢辉。谢在3月间曾被省军区领导人选为三结合领导干部，后查出其在历史上有叛变问题。
14日，21名代表在省军区大门前的绝食斗争仍在继续。广大造反派群众积极声援，并向省军区领导人提出严重抗议。
红楼派在38军军部门前游行示威，抗议21名造反派代表在省军区门前的绝食斗争。
15日，21名坚持绝食斗争的代表于今日下午1时起宣布开始绝水。他们表示：“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捍卫《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彻底击退资本主义复辟逆流，造反派战士粉身碎骨在所不惜。马辉、曾美不交出黑材料，不出面解决问题，绝食绝水战士誓不罢休！”
今天，各小学校学生结队前去声援绝食绝水的老大哥。
反复辟联络站公布粉反指挥部在3月25日制定的《粉碎“黑八一”的绝密图》，此图标识与“黑八一”有牵连的造反派组织，其株连面之广，激起各界强烈反响。
16日，保定造反派自 5月21日批斗李悦农以来，采取大中型会议相结合的办法，使许多批判问题得到落实。
市人委联合指挥部首领策划：如何打击公开站在造反派方面的机关中层领导干部。
今天上午8时，北京军区对河北省军区有4点电话指示，基本上满足了进行绝食绝水斗争的造反派代表提出的要求。省军区副政委鲁克向造反派做了传达。
当晚，全市造反派在大舞台举行联欢，庆祝绝食绝水斗争取得的胜利。为此，河北师范大学东方红公社文艺宣传队演出精彩节目。街头贴满庆祝绝食绝水斗争取得胜利的大幅标语。
这种热烈场面，使人们不由不想起1966年底，全城庆祝造反派学生在保专电力局门前坚持10昼夜寒天静坐取得胜利的情景。
6月中旬，郑维山曾经驾临保定。他在有两军首长参加的“两军联合支左领导小组”会议上表示：“取缔八一红卫兵对不对？到现在也没有充分材料说明取缔这个组织不对嘛！”在《军委十条》已经颁布两个多月的情况下，身为北京军区代理司令员，他却继续坚持二月镇反的错误立场，并给省军区领导人撑腰打气。郑维山甚至十分可笑地指示：“保定的革命大联合，要以红楼、红旗这两个组织为主流。”这适足以说明他对保定文革的无知，又暴露出他那一贯武断、专横的军阀作风。
17日，红代会、工人总部、省地市直机关造反派、省直系统红联军、农民造反团于今天下午6时，联合在体育场批斗河北省头号走资派刘子厚，到会共4万多人。
红代会的对立面学生组织，今天下午在一中校园召开《保定市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成立大会》。
18日，造反派在体育场召开大会，热烈欢庆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红楼派结队大举冲击会场，纠察队手拉手结成人墙拼命阻拦。参加大会的38军宣传车，遭到红楼派的砖石袭击。大会结束后，航校联司有人抓住该校总部一成员，拖到主席台后面屋子里毒打，致使其遍体鳞伤，一根肋骨折断，后被赶来的38军首长解救。
同日，233个造反派组织宣布成立“河北保定地区革命造反派联络站”。
19日，红代会、工人总部、省地市直机关造反派、农民造反团联合发出五项紧急呼吁，要求全区造反派广大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书，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继“六·一八”体育场出现武斗事件后，一中尖兵、银校三红、戏校洪流、航校总部、省监獄政法公社、汽车公司造反派先后遭到对立面抢砸。
同日，省军区政治部黄主任到棉纺厂红色革委会做检查，宣布收回对该厂保守组织“三军”的支持。“三军”为此出动千人结队去省军区抗议。
20日下午，市第一医院红色造反队在马路上张贴“砸烂黑粉反，活捉黑老鳖”的大标语，263医院保守派赶来围攻。二中冬梅、五中钢铁闻讯，火速增援第一医院，双方大打出手，造成多人负伤。
21日，农大联总捉住市直总部一成员，将其拖进小屋殴打，又朝其肾部连刺三刀，造成一起恶性行凶事件。
今晚，230多个造反派组织的1，300多名代表在河北礼堂隆重庆祝“河北保定地区革命造反派联络站”成立。《革命造反报》为此发表了社论。
红楼派组织手执棍棒、皮带、火碱等物，在街头举行所谓“反对武斗”大示威。
22日，263医院窝藏市一医院革命造反团3个打人凶手，当该院红色造反队前去要求交出他们时，双方一言不和，发生武斗。两派其他组织闻风而至，武斗规模扩大，造反派负伤45人，其中橡胶一厂工人徐光辉被凶器击中头部，昏厥5小时。
建工局保守派撕毁红代会所贴大字报，致使双方发生武斗。38军支左人员闻风前去制止，结果也遭到殴打。
22日下午3时，农大造反团徐某（女）携带一书包调查材料去团部，途中遭到农大联总、东方红一些人拦劫，材料被抢到农机楼里。徐某和另外两个闻风而至的造反团成员追进该楼，因众寡悬殊，反被其打出。农大造反团为此集合大队人马，将该楼团团包围，勒令其交出所抢材料及打人凶手，否则后果自负。农机楼是红楼派大中学校指挥部驻地，里面平时早已屯集了大量的石头、砖瓦、铁器、硫酸、火碱，安装了电网、水龙头，农大联总、东方红自恃有金汤之固，因而他们对农大造反团的再三警告不屑一顾。
下午5时左右，农大造反团从社会上呼吁而来的各路援军将农机楼重重包围。《最后通牒》遭到对方拒绝，于是冲锋发起，但因楼上平台居高临下，砖瓦、石块如雨点般投下，排头群众损伤惨重；进攻人群被迫改以宣传车为战车打头阵，不料楼上竟又投下数十斤重的混凝土块、托拉机曲轴、中型水泵零件，结果汽车被砸坏，司机跳出来，冒着飞来的砖瓦、石块仓惶逃回。此时群情汹汹，人潮前涌；楼上砖瓦、石块一阵紧似一阵地投将下来，楼下进攻人群遭到重创，成批地倒在血泊之中，内有一人当场毙命。人们冲进一楼，但因二楼安有电网和水龙带，加之楼梯口窄，顿使大家徒唤奈何，无法登楼。
当晚9时，38军支左人员赶赴现场制止武斗，一面强制围楼人群后撤，一面要求守楼人员停止投掷东西。
事态延续到次日下午，支左人员前往楼上同他们斡旋反遭扣押；于是怒火中烧的造反派群众再度发起强攻；这次采用正面佯攻，而以一支队伍偷袭侧面楼角，登着人梯攻上二楼平台。他们发现后，立刻在这里施用硫酸、火碱，攻楼者虽又倒下一批，其中二人当场毙命，但却最终结束了这场持续已达30多个小时的战斗。
结果，双方受伤287人，死亡7人；其中攻方死3人，守方死4人。
“6·22、6·23”武斗事件，是保定自文革以来后果最严重、影响最恶劣的一场人间悲剧。攻方死者一人是年仅16岁的少年中学生，其他二人是淳朴的20多岁工人；守方死者则完全是新中国培养的女大学生。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事件的起因，表面上是为了争夺一书包有关侯玉印的调查材料，而双方分歧的实质，争论的焦点，其实还是如何看待一月风暴和二月逆流（包括二月镇反）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文革已经一年多了，做为根本利益一致的群众，居然在上述问题上，由思想认识不同而发展到拳脚相加、持刀行凶、投石致死、扼喉毙命；这一则可以证实鲁迅所说的中国老百姓的“国民劣根性”；二则可以说明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不成熟性。
24日，38军支左人员帮助造反派开展整风运动，通过“6·22、6·23”事件吸取教训。230多个单位的造反派代表互相交流学习毛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心得体会。
下午，5万多造反派群众在体育场召开《沉痛悼念造反派战友陈大水、张安民、郭志敏大会》。会后举行了六路纵队游行，历时1小时零7分。郭志敏就是那个年仅16岁的七中井岗山红卫兵。
26日，街上出现了造反派的如下大标语：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旧刘子厚不批，新刘子厚不倒！
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小资产阶级摇摆性！
欢迎农大联总、东方红革命同学返校，希望受蒙蔽同学起来造反！
当晚，省地市卫生系统20多个造反派组织600多人，在省委礼堂隆重纪念毛泽东对卫生工作“六·二六”发出指示两周年。省直、红代会等50多个造反派组织以及来自天津、唐山等地的数十个造反派战友应约到会。
27日，河北省保定地区革命造反派联络站在河北礼堂召开大会，揭发和批判刘少奇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革命造反报》为此发表短评《必须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28日，红楼派在街上贴出如下标语：
严惩农大造反团、该死公社、劳技土匪队等罪魁祸首！
活捉老鳖崔田民！枪毙鳖儿崔世林！
农大造反团新生后大方向全然错了！
“6·23”惨案是农大造反团挑起的，强烈要求38军不折不扣地执行《六六通令》！
前面说了，崔田民中将是铁道兵政委，当时的司令员是罗华生中将。铁道兵学院设在石家庄。文革中，其学院内部的造反派是“501”造反兵团。由于这个组织上反铁道兵党委，参与冲击《五·一三文艺汇演》，在石家庄又支持新生的工联司派（即后来的狂派），所以保定红楼派对其非常反感。崔田民曾经表态支持“501”造反兵团，而崔田民又是崔世林的父亲，据此，红楼派就理所当然地将矛头指向了崔田民。
期间，红楼派曾两次赴京上告，请求中央军委从保定调走38军，理由是该军“在保定支右不支左”。
在文化大革命中，把人民群众划分为左中右三派，是依据其主攻方向来界定的。凡是主攻方向始终对准官僚特权阶层的，就是左派；而凡是主攻方向始终对准人民群众的，就是右派；而做为夹在左右两派之间的广大群众，则是那些在政治上动摇不定的中间派。倾向左派的群众是造反派，倾向右派的群众是保守派；两派的首领和骨干则分别是左派分子和右派分子。由此可见，红楼派对上诬告38军“在保定支右不支左”，首先，他们在当时对于什麽是左、什麽是右这两个概念都含混不清；甚至左右颠倒，贻笑大方。
29日，《人民日报》刊登王效禹的文章《团结最广大群众，打击最主要敌人》。王效禹原是山东青岛市的一个副市长，文革前曾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初期，他挺身而出，同造反派患难与共，因而在一月风暴之后被树为革命领导干部的典型。在反击二月逆流、二月镇反的战役中，王效禹一马当先，竟不惜同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这两员著名上将相抗衡，因而深得当时中央文革某些领导人的青睐。
同日，《革命造反报》发表社论《坚决制止武斗》。
30日晚上，造反派各组织1，000多人在河北礼堂隆重集会，热烈庆祝中共诞生46周年。
7月1日晚上，红楼派举行庆祝中共诞生46周年游行示威，队伍在途经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大门前时，该机关官兵手持语录齐立那里高呼：“向革命战友学习！向革命战友致敬！”
要宝钟从出獄的那一天，就怀抱着八一红卫兵新生的希望。然而他从38军首长那里得知，有关这种努力是违背中央精神的，因为上边三令五申：禁止荣复转退军人成立群众组织。但他经过一个月的观察和研究，发现保定在新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过程中，有很多群众组织，如列车电业基地红革会、农机厂红革会、胶片厂硬骨头战斗队、棉纺厂造反公社、徐水县646石油勘探队革联等等，出身本来就是造反派，由于本单位对立面组织加入了工人总部，造成他们对后者不满；此时，此类组织正在十字路口徘徊。据此，要宝钟决定发挥自己的政治号召力，将上述组织团结起来，建立一个新的造反派团体。于是，在他征得监獄政法公社以及农大、保师等学生战友的赞同后，在7月初便展开了这方面的旋风般的串连活动。
2日，工人总部、红代会和省地市机关造反派共200多个单位10，000多人，在体育场召开批斗省地市走资派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5日，红楼派在街上贴出如下标语：
《造反报》是大反解放军的急先锋！
《造反报》纯粹是黑传单！
《造反报》的大方向全然错了！
8日，保定地区革命造反派联络站在河北礼堂召开大会，揭发、批判原省地市委领导人。
从5月21日迄今50天，造反派对刘子厚、李悦农等人的大批判、大斗争暂时告一段落。其间，召开万人以上的大会3次，千人以上的中会11次，小会批斗80多次。
《革命造反报》发表社论《把革命的大批判引向纵深发展》。
从下午2点至夜12点，造反派50，000多人打着红旗，抬着毛泽东巨幅画像，个个手举毛泽东语录，锣鼓喧天地举行庆祝批斗省地市委走资派取得胜利的大游行。
9日下午，反复辟联络站在人民体育场召开公审王路明、李悦农、陈子瑞、钟祥云大会。
同日，红楼派在省国防体委操场批斗林铁、刘子厚；省军区领导人应约参加了大会。
10日，保定地区革命造反派联络站和中央直属机关、北京市直机关、北京工代会、天津红代会、工代会有关组织在河北礼堂批斗李颉伯。
同日下午，省地市卫生系统60多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揭发、批判省地市走资派在卫生系统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大会》。
11日，红楼派发表《严正声明》称：决不允许党内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挑拨38军和省军区的关系。
红楼派经过一段酝酿，于今天成立保定工代会筹委会。自此，红楼派也自称工筹派。该派其他方面组织如省地市政法系统联络站、商业系统联络站、宣教系统联络站、农民联合总部以及卫生、交通、机关、粮食、财贸、石油等系统的社会团体也都一哄而起。这标志着：保定保守势力在新的形势之下，从政治思想到组织系统的联合阵线业已初步形成。
12日，凌晨2时许，赤身裸体的裴仰山，突被一些来历不明的人强行从床上架走。
要宝钟经过纵横捭阖，八方游说，终于团结了59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于今天下午在河北农业大学礼堂召开《庆祝保定革命职工造反总部成立大会》。要宝钟被公推为职工总部的总负责人。他在会上高声宣读了《河北保定革命职工造反总部宣言》。农大造反团、红二师保定公社等学生造反组织到会热烈祝贺。前此，要宝钟曾力劝敢死公社、机床厂红色造反团、化纤厂鲁迅红总等三个组织的负责人带其组织加入职工总部，但均为其婉言谢绝。
职工总部在原天主教堂西楼办公，其小报为《驱虎豹》。38军首长对这个新崛起的社会性群众造反组织非常重视，其驻天主教堂后院的支地办公室，为此特派两名战士小毛、小冯不离要宝钟的左右，以保障其人身安全。自从职工总部成立后，任赟基就开始打其主意。他多次约请要宝钟去反复辟联络站参加会议，力图拉要加入其组织。但要听从了38军首长的忠告，始终不为任赟基的努力所动。为此，任对要恨之如骨。
13日，中央发出《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女中要武总部举行《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
14日，红代会向各校师生发出“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以上举动都是为了呼应中央新闻机构关于“首都大专院校复课闹革命”的消息报道。
15日，38军电报北京军区并转全省兄弟驻军，声明：（1）38军不介入保定以外地区的文化大革命。（2）不支持“揪军内一小撮”。（3）不支持群众组织跨地区串连。（4）不接待外地群众组织来访。
同日，反复辟联络站继续在体育场召开公审省地市委走资派大会。
16日，红楼派在国防体委操场召开批斗刘子厚大会。
保定驻军工人口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和工交系统造反派召开《军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
17日，工交系统造反派和38军支左人员继续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
今天，造反派大造邮局之反，勒令其停止发行污蔑造反派的小报《追穷寇》。邮局从昨日起停送《革命造反报》，造反派贴大标语强烈抗议。
《河北日报》社两派发生武斗，该报社总部打人凶手逃往西郊途中，被二师保定公社的人截住。胶片厂联合战斗兵团的人闻风而至，他们不但为前者解围，而且还将后者10多名学生拖往该厂毒打。
农大造反团、二师保定公社、要武总部、农专造反团联合在农大礼堂举办讲座，主讲“八一”问题、“一·二一”、“一·二三”、“二·一一”以及保定文革以来的其他重大问题，保定地区造反派群众踊跃前往听讲。
18日，保定地区造反派在体育场召开击退刘少奇新反扑大会，有410多个造反派组织的40，000多名群众到会。
省直宣教系统红联军和38军某部代表在河北礼堂召开《批判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大会》。
19日，郑维山再次驾临保定。他在“两军联合支左领导小组”会议上重申：“根据当时情况，取缔八一红卫兵是没有什麽错误的，因此完全没有必要为这个组织平反。”谈到“6·22”、“6·23”事件，他竟然不顾事实地指责：“是农大造反团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了敌我矛盾。”最后，他故意抬高省军区以压制38军：“河北省军区在三支两军工作上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同日，工交口造反派和38军支左人员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历时4天结束。
“保定地区交通运输系统革命造反派联络站”宣告成立。
红楼派组织红色邮电在该局省军区军管小组的支持下，继续扣压《革命造反报》，拒不发往保定地区各县。
20日，省军区发出矛头指向造反派的《通告》，造反派立即贴出大字报、大标语进行反击。
安国县红楼派围攻、殴打当地驻军38军114师支左人员，伤70名、重伤6名、送往医院抢救者11名。114师师部为此发出《严正声明》。这一事件完全暴露了一向自我标榜为所谓“拥军派”的丑恶嘴脸。他们的所谓“拥军”，原来也不过是维护自家派系利益的一块招牌而已；一旦此种利益遭到损害，他们就会转而堕落成为一种名符其实的反军派。
21日，红楼派贫代会宣告成立。
造反派成立“庆祝八一建军筹委会”。
这一天，轰动世界的武汉事件传到保定，造反派群众一致奋起，连夜举行游行声援武汉战友。上午，38军武装官兵和保定造反派共70，000人举行空前盛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愤怒声讨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声援武汉地区造反派战友。这一雄伟场面，给人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22日凌晨，江青在接见河南造反派“二·七公社”的代表时，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其动机本为保护造反派不受伤害，但在实践上，却把全国广大地区造反派推入火坑。因为从当时全国形势看，像38军这样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支持造反派的事例，实属罕见。绝大多数地区左派群众在反击二月镇反的战役中，面对的是，有强大驻军为其后盾的、有某些卖身投靠的造反派人物为其点缀的、经过巧妙包装的保守派阵营。首先，这个阵营的人数一般要比造反派多，如武汉地区保守派拥有百万之众，因而号称“百万雄师”；其次，保守派可以通过“明抢暗发”等方式，从当地驻军那里源源不断地获得枪支弹药；最后，在两派武斗的关键时刻，当地驻军可以通过多种途径直接参战，从而給对手以致命打击。就这样，显而易见，在双方都打出“文攻武卫”的旗号之下，造反派当然会处于绝对劣势。
24日，东郊造反派联络站成立。
当晚，造反派群众50，000多人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热烈欢呼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于昨日从武汉光荣返京。
26日下午，造反派群众和38军指战员共60，000多人，在体育场举行隆重集会，热烈欢呼谢、王平安返京，坚决支持武汉地区造反派。大会通过《给毛主席的致敬信》和《致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的通电》。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武汉事件概况：
武汉地区的造反派组织是三钢（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三新（新湖大、新华工、新华农）以及工造总司，其中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就是拥有48万产业工人的“武汉工人革命造反总部”，简称工总，也就是钢工总。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5fc58b0100ydu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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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初，挟乘一月风暴之威的武汉造反派，一举接管了《长江日报》社驻地汉口红旗大楼。 2月8日，工总等造反派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声明针对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支持保守派、压制造反派以及同原省市委领导人“穿连襠裤”等问题，提出“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18日，陈再道在征得了徐向前元帅的同意后，以武汉军区的名义发表《严正声明》，指斥《二·八声明》“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对以工总为首的造反派大加挞伐。于是，在武汉，围绕着如何看待《二·八声明》问题，造反派群众一时分裂成为所谓“香花派”和“毒草派”。21日，工总等造反派同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发生了严重冲突。3月17日，陈再道下令逮捕了工总首领朱鸿霞、胡厚民、李湘玉、张爱兰（女）；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悍然宣布“取缔反革命组织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接着，又将同工总关系密切的二司和“九·一三”打了下去。在这前后共逮捕了武汉地区3，000多名造反派群众。
4月初，《军委十条》下达后，在3月间被摧残的武汉造反派重整旗鼓，东山再起。而陈再道则将他一手扶植起来的以原公检法机关为骨干的保守势力“百万雄师”作为盾牌和利剑，来对付面前那个死而复活、威胁越来越大的“怪兽”。
19日，周恩来在主持“武汉地区文革情况汇报会”上，提议中央文革尽快接见武汉造反派赴京代表，劝他们不要再冲击武汉军区。21日凌晨，江青却又派人没收了陈再道手中19日的会议记录，并且取消了原定21日的接见。这样，上边在对待武汉问题上的矛盾态度就公开暴露在社会上了。自此以后，武汉地区两派斗争急剧升温。这一边的口号是：                  
工总是响礑礑的造反派组织！
工总的案翻定了！
陈再道必须立即释放革命闯将朱鸿霞！
另一边的口号则是：
黑工总就是黑！黑工总要翻案，除非西方天亮、公鸡下蛋！
在两派手执长矛、大刀、砖石、水龙头互相格斗的狂潮中，造反派的口号上升为：               
揪出武老谭（武汉谭震林式人物），解放大中原！
陈大麻子算老几，老子打的就是你！抽你的筋，扒你的皮，抓你的后台刘少奇！               
“6·13”新汽配厂血战、“6·17”六渡桥会战、“6·24”百万雄师集中2万之众围攻工造总司大楼，造反派均属寡不敌众，最后被迫退守江南重镇武昌，而其根据地则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以及其他几所高等院校。     
6月26日，中央文革给武汉军区发了一个电报：“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7月14日中午12点零5分，谢富治、王力以及北航红旗学生井岗山、吴介之、尹聚平（女）、胡慧娟（女）等人，乘飞机抵达武汉。当晚，谢、王便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视察了湖北大学和二司司令部驻地武汉水利测绘学院。次日，武汉造反派举行盛大游行示威，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等领导同志来武汉解决问题。16日，谢、王视察华中工业学院；17日，又来到水利测绘学院；这一天，他们还视察了百万雄师总部，要求该总部首领马上停止武斗。
武汉造反派当此艰难竭蹶之时，突见谢、王等中央左派领导大驾光临，止不住地引起了小将们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和雀跃。
在15日和16日，南巡途中下榻武汉的毛泽东，连续两次召集随行的周恩来、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和谢富治、王力、李作鹏开会，听取有关云南、贵州、四川、湖北等地文革情况的汇报，讨论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毛泽东指示：“要给武汉工人总部平反，释放其首领朱鸿霞；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作他们的工作；武汉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他的。”
18日，周恩来陪同陈再道会见毛泽东，毛听说陈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便笑对他道：“这怕什麽呀？现在他们一提就是路线错误，谁都是路线错误。”毛又说：“工作要做好，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要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群众组织的工作做好了，思想工作做通了，再来开会协商，解决问题。”
次日凌晨，谢、王视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这里现在是工总的总部驻地。工总的一个小伙子拿着几个袖章走到中央代表面前，故意诙谐地问：
“首长，我们这个‘反革命组织’的袖章，你们戴不戴？”
谢、王二人相视而笑，便一起接过来戴上。在场的工总战士见状，顿时热泪盈眶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在这个学院体育馆的集会上，朱鸿霞所在单位武汉重型机床厂的一个工人对谢富治说：“我们可都是野心家呀！”谢激动地紧握着他的手答：“你们都是好同志！都是好同志！”
二司的一个中学生对谢说：“首长亲自接见我们这些牛鬼蛇神。”谢肃然而答：“你们不是牛鬼蛇神，你们都是革命造反派！”周围群众热烈鼓掌，场面活跃。
而后，王力对大家作了一个动人演说：
“······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能允许长期存在的，一定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根据这个讲话，工总、二司、“九·一三”等组织，立即决定：分别在自己的名称前面加了一个“钢”字，这就是后来的“三钢”，也就是武汉事件后“钢派”的来由。
当日下午，谢、王二人去武汉军区，在同支左人员的交谈中，明确指出：“武汉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工总的案一定要翻过来；三钢三新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二·八声明》的主流是好的。”并再三告诫：“大错小错，改了就好。”
这时，百万雄师在街头贴满了声讨谢富治和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当晚，手握长矛、腰插短刀、头戴钢盔的百万雄师封锁了武汉的街口；数百辆满载百万雄师和独立师、29师的大卡车和数十辆拉着警笛的消防车包围了东湖宾馆。一辆辆飞驰在马路上的百万雄师宣传车高叫：“打倒王力！把谢富治揪出来！北航红旗滚出武汉！”
20日凌晨1时左右，三辆满载百万雄师的卡车冲进东湖宾馆。北航红旗学生见状危急，便打电话把陈再道叫了进来。陈对谢、王冷冷一笑：
“这一回要靠你们做工作了！我可是无能为力了！”
楼房外，百万雄师一阵又一阵地高呼：
“揪出王力！”
“揪出谢富治！”
谢、王二人闻声而出，厉声喝斥：
“你们要干什麽？！”
“我就是谢富治！”
“我就是王力！”
叫喊的人群一下子安静了。谢、王便把他们召唤到草坪前，一起坐下来谈话。这时，突然又冲进很多辆卡车，车上挤满了上刺刀、架机枪的全副武装的独立师和公检法人员。他们一跳下车，便将谢、王包围起来，其中有几个人晃来晃去地叫嚣：
“绞死王力！”
“打倒谢富治！”
于是一些人就使劲往前涌。北航红旗学生紧紧围在谢、王身旁，高声警告：
“谢富治和王力是毛主席派来的！你们不要受坏人煽动！”
但涌上来的一、二十人将学生强行拉开，拳头、旗杆、藤帽，像雨点般落在四个学生身上。谢被连推带打地涌进楼房里，而王力则被抓起来塞进汽车，强拉到军区大院批斗。在那里，百万雄师首领要王力签字承认其为革命群众组织；但王力坚持说：“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而且是一个很大的群众组织。”这些人于是恼羞成怒，便对王力实施喷气式批斗。结果王力的一只眼被打成青肿，一只脚的踝骨被踢折。与此同时，数千辆满载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指战员的大卡车，排成四路纵队，在街头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打倒王力！揪出谢富治”的口号拂天震地，一直持续到23日。
当时，武汉除了陈再道、钟汉华之外，人们并不知道中国上帝就在自己身边。其实毛泽东就一直住在东湖宾馆。武汉事件爆发后，毛泽东唯恐发生一如当年“西安事变”那样的兵谏，于是他悄悄地从后门逃出，仓惶登机飞往上海。这样，毛泽东原本要在武汉重游长江的打算也就完全落空了。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举世震惊的武汉事件。
某些人从“毛周对峙”这一浮浅观点出发，认为“武汉事件”是毛泽东同周恩来自“一月风暴”以来的第二次严重较量。“一月风暴”的伟大成果，被二月镇反冲击得几乎仅仅剩下了一个上海。这次由毛泽东再度发起的反击二月镇反的战役，表面上轰轰烈烈，大张旗鼓；而实际上却带有根本性的弱点：全国各地十大军区介入地方支左后，在叶剑英、徐向前这两位老帅的误导之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搞了二月镇反；造反派新生后，强烈要求对方尽快落实《军委十条》；而对方却是软磨硬抗，非但不肯给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群众平反，反而操纵另一派群众顽固坚持原来立场，并给造反派扣上“反军派”的大帽子。这样，造反派就自然而然地都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本地驻军领导人。毛泽东自井岗山带兵起家，创造了一句著名格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因此，他深知军队的重要性。在2月25日至3月1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生活会上，毛泽东迫使叶剑英、徐向前等老帅作了检查后，以林彪为首的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会。然而，毛泽东对全国各地统辖十大军区的那些老将，却一直不得不施展怀柔政策；这样就使得《军委十条》不仅形同虚设，迟迟不能落实，而且各地军民矛盾反倒空前恶化起来。精明绝顶的周恩来自然早已洞窥了这一破绽，但他耐心等待，捕捉战机，准备在绝妙的历史时刻，向毛泽东打出自己手中的王牌。
武汉事件当天，周恩来从北京赶到武汉。他竭力从中斡旋，使谢、王二人平安地于22日返抵北京。林彪、江青亲率首都数万人前往机场迎接。同日，周恩来召集武汉军区领导人开会，力图稳住其阵脚。这时，东海舰队奉李作鹏之命开到武汉江面，并发表《严正声明》：“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武汉空军和29师也表态同东海舰队站在一起，坚决支持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
23日凌晨，中央文革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组织三军联合武装游行，声讨武汉“7·20”反革命事件。次日凌晨3时许，陈再道、钟汉华应召飞抵北京；25日下午5时，天安门前召开《首都百万军民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二位同志光荣返京大会》。
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对其他中央首长说：
“这个行动一定会使右派很快地分化。物极必反。武汉问题不只是武汉问题，武汉问题是全国问题。以前我们正愁没题目作文章，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个题目，我们要大做文章，把坏事变成好事。”
在天安门城楼上，康生则告知王力：他打电话给随同毛泽东南巡的中央办公厅主任、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汪东兴，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召开这个欢迎大会，也同意“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种提法。当时在一旁的蒯大富问王力：
“全国的老保步骤如此一致，中央是否有黑手？”
王力耿直地回答：
“有。全国各大军区大部分听中央的，有少数听徐向前的，如陈再道、许世友、韩先楚等人。当前全国矛盾是军内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竟然采取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 已经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
当时全国各地造反派都把这个“7·27”公开信比做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认为这是最高统帅毛泽东又一个新的伟大战略动员令。上海一月风暴席卷全国，武汉七月狂飙也必将横扫神州！
30日，全国各地100多个造反派代表应召赴清华大学参加由蒯大富主持的《目前形势分析会》。蒯司令一向号称“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因而造反派“各路诸侯”都把“老蒯”视为“政治晴雨表”。这次“老蒯”果然又打出重拳，高叫“武汉事件”将文化大革命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一个全国规模的大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战役打响了，红卫兵要进行第二次全国大串连。
8月1日，两报一刊发表了由陈伯达签发、王力审定、关锋主持起草的《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强调：
“有些地方，当地驻军的某些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只要认识错误、检讨错误、改正错误，还是属于认识问题。犯了错误不要紧，改正了就好了，改正了就会得到群众的拥护，而自己也就可以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增强免疫力。如果有人坚持不改，那就不是认识问题了，错误的性质也要起变化。······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批深批透，斗倒斗臭；同样，我们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批深批透，斗倒斗臭。······
“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人民解放军要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积极参加大批判，彻底清除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军内散布的恶劣影响。”
如果说，1967年1月上海夺权，使全国各地造反派进入了一个摧枯拉朽、所向披靡的全盛时期的话；那麽，1967年7月武汉事件，实际上却使全国各地造反派一下子都钻进了圈套、跌进了陷阱。后来的客观进程也证明：七月狂飙实际上成了全国各地造反派自反击二月镇反以来由盛而衰的一个界标，毛泽东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已经走到了尽头。
首先，在一月风暴中，全国各地造反派面对的是仅仅拥有公检法专政工具的地方党政机构，而这个对手在当时造反派半年多的勇猛冲击下，内部已经发生严重分裂并且面临全线崩溃；其次，一月风暴是毛泽东在北京主动地、有部署地发动和领导的，中央文革对造反派的支持也是强而有力的，周恩来当时在表面上也不得不予以配合。
而武汉七月狂飙却同上述情况截然相反。
首先，在七月狂飙中，全国各地造反派面对的是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职业军事集团。这个对手在一年来的文革进程中，一半时间观战，一半时间参战。参战之初，利用明显政治优势和强大军事力量对造反派进行了致命一击；接着，为了维护这种成果，又驾驭另一派地方保守组织同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的造反派继续进行激烈抗衡。在武汉事件后，虽然这个对手在政治上一时陷于被动，然而惯性作用却使他们同造反派的对抗变得更加顽强。
其次，引发七月狂飙的武汉事件完全出于毛泽东的意外。事件发生前，毛泽东亲往当地劝说陈再道，态度委婉甚至暧昧；而陈再道及其部属则气焰嚣张，咄咄逼人。所谓“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一折衷主义公式就是毛泽东在这一情况下提出来的。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仓惶避往上海。而反击陈再道的方式、部署则是由林彪和江青临时筹划的。
七月狂飙席卷全国，各大军区十万火急转到毛泽东手中。与此同时，北京又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周恩来则抓住这一绝佳战机，向毛泽东打出了“我心脏病突发，请另选高明”这张牌。毛对周表示：请让他考虑三天。请不要小看这三天，中国上帝苦思冥想的这三天，就决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命运。远而言之，甚至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华社报道了38军同当地无产阶级革命派举行联欢的消息。中央新闻宣传机构是由中央文革牢牢控制的，新华社发出这一信息，保定造反派自然视为传达了毛泽东的伟大声音。为此，他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然而，省军区马辉及其操纵的红楼派却在秣马厉兵，伺机反扑。
8月2日上午，马辉在保定郊区四里营蓄牧场接见省军区团以上支左干部和红楼派首领，说：
广大农民群众都支持我们，现在有九个县的农民召之即来。8月份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9月份行动，市里我们可以集合5万人。先从西郊开始，一起下手端掉敢死公社和劳技飞虎队，为此在事先要大造舆论。对其他组织要一个一个地摧垮，街道要一条一条地占领。要立即控制粮、煤、水电、副食以及车站和机场。对38军要采取六字方针：“搞臭、压垮、轰走。”
13日下午，省军区杨友山副司令员在保定航空学校对红楼派首领说：“8月2日马司令员的讲话是总的精神，今天就研究具体一点。从西郊到城内首先打开一条通道，把他们赶到铁道以东，首先建好西郊根据地。先搞掉华二（华北第二建筑公司）野战军，之后搞掉航校总部，然后搞掉歌舞剧院，最后再搞掉三中主义兵。”
为达到上述目的，早在6月间，省军区保卫处长周琪就亲自赶赴唐县派人打制匕首6，700把；7月底到8月初，省军区暗地发给胶片厂联合战斗兵团等组织步枪504支、手枪36支、轻机枪2挺、子弹45，600发、手榴弹22箱。胶片兵团、化纤东方红还利用本厂化学药品制造了一批土炮。在此期间，公安厅联总、省监獄联总悄悄指使在押犯人打制了38，700把匕首。
一切情况表明，省军区及其支持的红楼派首领，在武汉事件以后形成的对其极为不利的政治形势下，决心接过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口号，首先用武力控制基础比较牢固的西郊，积极备战，以农村包围城市，逐步向东扩展，最后攻克造反派的大本营保定旧城区。然而，其困难在于，保定造反派背后屹立着一个强大的38军；无论动文动武，他们深知，这块硬骨头都是很不好啃的。
在八一节前夕，武汉造反派赴保代表团一行12人，在农大校园出席欢迎会，会上他们发表了坚决支持保定造反派战友的声明。
8月1日，武汉造反派赴保代表团同38军指战员举行联欢。
同日，造反派宣布接管《河北日报》社。
8月5日，河北全省10个地区的造反派代表在保定宣告：成立统一的群众组织“河北八·五风暴”。这个组织包括：
保定工总
天津大联筹
石家庄工联司（亦称狂派）
唐山矿总和秦皇岛红总司、革总司（合称唐秦地区造反派）
张家口革司、宣化革司（合称张宣地区造反派）
邯郸地总
承德红卫兵革命委员（亦称坐派）
沧州工总司（亦称东派）
邢台革命造反野战军
（衡水造反派代表缺席）
同日，棉纺厂保守派组织“三军”将红革会1，000多人赶出厂外，造成生产瘫痪。
6日，省直、保定地区反复辟联络站及其他造反派共约400多个组织、50，000多人云集体育场，召开《重审八一红卫兵大会》。会上，李悦农、陈子瑞、钟翔云等原地市委领导人，进一步交待了他们在去年串通省军区领导人压制八一红卫兵的问题。大会结束时，任赟基登上讲台，他当众挥动双拳，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红卫兵小将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这最后一句话引自林彪，从此就成为这位“反复辟大将”的豪迈惯用语。
7日上午，38军举行盛大欢迎会，邀请武汉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各代表，在会上介绍了他们同武汉党内军内走资派顽强斗争的事迹和经验。会后，武汉造反派代表将经过武汉文革战斗洗礼的三钢红袖章献给38军首长；38军首长向他们赠送了毛泽东瓷像、毛泽东像章以及毛著。
当日下午，保定及京津造反派代表共约30，000人，在体育场隆重举行热烈欢迎武汉造反派战友来保传经大会。钢工总常委、武汉造反派驻京联络站负责人李向阳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
“你们的战斗不是孤立的，武汉和全国造反派誓做保定造反派的坚强后盾！你们在二月逆流中也同样受到严重打击，这里有一个八一红卫兵被取缔了，我看完全应该翻案！一定会翻案！我们是远隔千里，但心是连在一起的，胜利一定属于你们！”
钢二司代表薛大川、钢九一三代表周芳先后在大会上说：“我们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坚持斗争，最后终于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下，在谢富治和王力等领导同志的亲自支持下取得了胜利。这也是保定造反派的胜利！全国造反派的胜利！武汉造反派坚决支持保定工人总部、红代会和省地市机关造反派，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
整个大会弥漫着一种“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亲切气氛以及再接再厉、斗志昂扬的豪迈情调。
8日，保定造反派各著名组织联合成立了“专揪马辉联络站”。其核心小组组长是华二野战军代表陈润生、副组长是要宝钟、农大造反团代表刘颂、保师保定公社代表王海元；顾问是保定航校总部代表曾纪勋。其地址在保定师范学校。
9日，林彪在接见武汉军区新领导人曾思玉、刘丰的讲话中强调：
现在，经过一年多文化大革命，左派、右派阵线分明，你们决不能以是否冲击军区来划分左右派；要以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以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来作为划分左右派的根据。要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左派一边，站在革命群众一边。不要单纯从成份纯不纯、党员多不多、干部多不多来划分左右派，来看问题。
对于军队支左，林彪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问题：即军队支左的真正标准究竟是什麽？在当时，对于全国各地大多数驻军而言，正是因为匆匆介入地方，没有掌握好这个军队支左的真正标准，以致才犯下了一如陈再道那样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11日，全市造反派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绵延数十里的“文攻武卫”示威游行。身高马大、一向被老保骂为“黄该杀”的木横担厂工人黄占山，手持鍘刀，赤膊上阵，独占鳌头，耀武扬威，俨然以《红旗谱》中的朱老巩而自居。
早在7月22日凌晨，江青在接见河南造反派“二·七”公社代表团时表示：造反派面对暴力，不能太天真烂漫，要以文攻武卫为原则。
江青此言既出，于是无论造反派还是老保，全都接过这个“文攻武卫”的口号，抄起傢伙，大摇大摆地武装起自己来了。
14日夜12时，“专揪马辉联络站”出动人马，封锁有关重要路口，对马辉在城北马家园的住宅突然袭击，抄出了马辉在家保存的刘子厚昔日赠品维纳斯女神石膏像、还有马辉自己的少将服。在这一行动中，由于工人总部的刘德林和二中造反队的吴晓军突从石家庄乘吉普车返保，夜闯封锁线，结果撞死二人，刘、吴翻车也受了重伤。
15日，八一红卫兵在反复辟联络站的支持下宣告新生。工人总部、职工总部、红代会等组织听从了38军首长的告诫：八一红卫兵虽然应该平反，但不应该新生；因为它是一个荣复转退军人群众组织，中央对此有明文禁令。故而，以上造反派团体均对“八一”新生采取沉默态度。
在此期间，京、津红卫兵大批返保，成立了支援保定造反派的联络站。在他们办的《五洋捉鳖报》发刊词《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中这样写道：
“顶千里风暴，踏万顷狂涛，披一身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高举着革命大批判的战斗旗帜，我们京津大专院校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展开殊死大搏斗的关头，在古城一片地动山摇的冲杀声中，我们又杀回来了！我们又杀回来了！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革命造反派，志气就是大！“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让黑老鳖在暗中咬碎满嘴牙齿吧。让鳖子鳖孙呼天抢地、失声哀号吧。黑老鳖我们捉定了！就是捉定了！
十二级台风，八万里狂飙，刮起来吧！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17日，红代会“火线捉鳖指挥部”宣告成立。
整个八月份，在横贯保定城的裕华路两旁大树上、电线杆上、甚至在那两座巍然屹立的大旗杆上，悬挂着脑袋和四肢均能活动的特制“黑老鳖”。造反派游行队伍的响亮口号是：
八一不黑，气死马辉！
八一翻案，马辉完蛋！
黑老鳖就是黑！
反复辟联络站的口号则是：
八一新生，马辉吹灯！
打倒马辉及其黑后台郑维山、杨成武！
为了打破马辉及其操纵的红楼派首领们关于“控制西郊、开辟东郊、打通裕华路、武装夺取全城”这一战略方案，8月下旬，造反派抢了位于北郊38军军部对过国防俱乐部储存的小口径步枪。其后，两派在西郊爆发了激烈的争夺战。27日，躋身保定造反派的武汉钢工总成员首先扣动小口径步枪扳机，击毙了从马路对过迎面冲来的几名胶片厂联合战斗兵团手持凶器的人。这预示着保定两派武斗由冷兵器开始进入热兵器的阶段。
此时，中央文革已经开始着手解决河北问题。
8月22日，陈伯达、谢富治在北京接见38军和河北省军区两方领导人，郑维山陪同在座。陈伯达的开场白是：
“38军是新来河北的客人，省军区应该欢迎、应该尊重38军。38军来的时间不长，但经过了调查研究，很多问题观察清楚了。我不敢保证38军百分之百的正确，但他们的很多看法、意见是好的，观察是正确的。（郑维山插话：“38军框框少。”）不客气地说，省军区应该做自我批评。······北京是首都，河北省是首省，河北是老河北，问题复杂，38军来河北带来了新鲜空气，是不是？应该让河北省军区作检查、作自我批评。”
20日，保定造反派应召组成赴京汇报代表团，其成员是：
工人总部：杨连甲（保定变压器厂）
刘希平（保定惠阳兵工厂）
职工总部：要宝钟（河北省第一监獄）
省委兵团：王宝林（原河北省委机关）
省直红联军：常祝华（省文物队）
地委井岗山：李新波（原保定地委机关）
市委东方红：刘洪瀑（原保定市委机关）
市直总部：刘杰（原市人委机关）
公安局政法公社：庞秀杰（公安局）
《革命造反报》社红色新闻兵：宋锦辉（原《保定日报》社）
河北农业大学红色造反团：崔世林、徐通生（本校）
保定师范学校保定公社：孟惠琴（本校）
保定要武战校（女中）红色造反总部：冉荣芳（本校）
保定一中红色尖兵：石英平（本校）
保定二中革命造反队：满正国（本校）
保定二中冬梅：熊双武（本校）
保定三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贾孟兰（本校）
共计16个著名造反派组织、18名代表整。后来，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又增添了财贸总部的代表杨法增、沈宏滨和反复辟联络站的代表任赟基、曹文祥。
代表团成员要宝钟同崔世林等学生红卫兵代表在20日乘吉普军车赴京途中，曾先去省监獄探望时仍在押的八一红卫兵政委田丰。大家嘱咐田丰在牢中要耐心等待保定两派赴京汇报佳音：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毛主席支持造反派，“八一”很快就要翻案！届时，造反派广大群众将举行盛大仪式热烈欢迎田丰光荣出獄，就如同武汉造反派广大群众热烈欢迎朱鸿霞光荣出獄一样。
正在这时，以任赟基为首的反复辟联络站及其支持下的“八一“总部冲进监獄，这些人不顾要宝钟和崔世林等人的劝阻，执意要立刻将田丰营救出獄。要宝钟对他们说：“如果这样就上了马辉、郑维山的当。这种鲁莽举动等于给对方卸了一个沉重包袱，这个包袱应该叫对方继续揹着，待到北京汇报场合上，由中央首长指令省军区释放田丰，这样造反派在政治上要主动多。”
然而，由于反复辟联络站某些人“唯我独左”，认为“老子反击二月逆流一马当先”，为此，他们一直对工人总部、红代会乃至38军怀有怨愤情绪；而后者长期以来担心“一马杓坏一锅”，从而对前者也一直采取排挤态度，以致两者虽属同一战壕，其矛盾却日趋尖锐。此时，反复辟联络站任赟基等人自然不会听取要宝钟的忠告，在吉普军车开走后，他们便马上打开牢门，将田丰强行簇拥而去。这些人企图笼络田丰，将他重新在“八一”总部戳起来，借以壮大反复辟联络站的阵容，进而达到既同红楼派对峙、又同工总派抗衡的三足鼎立局面。
吉普军车朝着北京方向飞驰而去，由于有的人鼓动司机同马路西边驰过的火车赛跑，结果，在将至高碑店的地段上突然翻车。幸而车翻到沟中呈90度，加之有车棚，才未造成伤亡事故，大家饱受一场虚惊。不过，人们普遍感觉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20日夜，38军112师（师部驻高碑店县）参谋长董玉来到北京地质学院保定造反派赴京汇报代表团驻地，他代表38军首长对大家透风：这次中央文革召集保定两派代表来京，主要就是解决保定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争论的焦点也就是这个问题，即革与保的问题。
21日，38军副军长刘海清来到造反派代表团讲话：
“（一）这次两派在京辩论会一定要开彻底，家里的一切要暂时放下。预计会期一个月，大家一定要耐心。这次会议是解决河北问题的关键，中央是否决定军管河北要看这次会议的结果。要做好对立面的工作。要积极开好这次会议，组织好这次会议；
（二）开会的方式是大小会结合，以小会为主。这次会议要解决三个问题：（1）停止武斗；（2）抓革命，促生产；（3）实现两派革命大联合。以小会协商，以大会通过。
（三）军队支左支错了要做检查，造反派的姿态要高；
（四）大会由北京军区郑维山代司令员和副政委黄振棠组织；
（五）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每天必须保证学习毛著1小时；
（六）谈判气氛要活泼；
（七）在谈判期间绝对不要搞武斗。“
以上这些精神是黄振棠副政委传达给两军首长的。
接着，38军军长李光军也讲了话：
“今天下午省军区党委正在讨论给八一红卫兵平反的公告。这次辩论会一定要严肃，要斗得有政治水平。中央开会一般在中午12点、下午3点、晚上9点，会议可能开到天亮。开会一般在1至半个小时前通知。”
23日凌晨1时许，田丰从保定来到造反派代表团新迁驻地北京政治干部学校（北京西苑）某座楼4楼。崔世林将正在熟睡的要宝钟推醒，于是这三个老战友终于在历经大难之后欢聚一堂了。至此，田、要之间的隔阂完全消解。田丰表示：他一定要像崔、要二人一样，同38军首长保持步调一致；但对反复辟联络站和新生的“八一”总部也要讲团结、做工作，因为他们原是造反派老战友，在反击二月逆流中又充当了急先锋，因此不能眼看着他们在新形势下掉队。崔、要二人表示完全赞同田丰的看法。
23日9时10分，保定造反派代表团正在住所开会，省军区司令员马辉和政委曾美特来登门看望。当二人跚跚进来时，造反派代表们报以礼节性的掌声。他俩同大家一一握手。曾美客套地说：
“我们早就想来看看大家。”
马辉也忙接口：
“大家有意见一定要开门见山地提呀！”
代表团长杨连甲冷冷一笑：
“说话要真心实意。”
寒暄了这麽几句，马、曾二人就匆匆去红楼派代表团那里了。
24日凌晨1时至5时30分，谢富治副总理代表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进一步听取了38军首长李光军、刘海清的汇报。汇报将近3个小时。之后，谢富治对保定文化大革命做了著名的四点指示：
“38军支左支对了。支对了的条件是你们来得晚，没有框框，容易看得准。你们支对了也不要以为自己马列主义水平有多高。
“你们支持的这一派是左派，他们代表保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
“红楼那一派怎麽处理？把他们摆在什麽地位？怎麽教育和争取？你们要好好考虑。按过去说，里边也有些老造反派。就是对待保守派，究竟是采取整垮好呢，还是教育争取好？
“省军区有严重错误，他们要做严格的、高姿态的检查，你们要帮助他们过关。”
接见时，北京军区代理司令员郑维山、副司令员肖文玖陪同在座。
谢富治的四点指示，同陈伯达在本月初接见两军首长的讲话精神是一致的，前者较之后者只不过是更明确、更具体一些罢了。
然而，同赴京两派代表谈判要创造的某种缓和气氛相反，某日，反复辟联络站头目任赟基带人潜入北京军区，竟然偷进郑维山的办公室，撬开其抽屉盗走文件。这一不光彩的行动立即给保定造反派带来了极大的被动；红楼派赴京代表乘此攻击38军和造反派代表团。而在保定却也是另外一种情况。
29日，红楼派武斗队抢了西郊一个军火库，从中获得大批枪支弹药。这就大大刺激了造反派。30日、31日，全市造反派武斗队统一行动，公开接管了保定军分区和市武装部的武器库，计有步枪、机枪、冲锋枪5，676支（挺），手枪1，668支，子弹54，000发。
30日晚上，刘海清向造反派代表团传达了谢富治的四点指示，但他又要求暂时不得外传。
然而，就在这个历史关头，毛泽东这位伟大舵手，却在神不知、鬼不觉地扭转文革的航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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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   困兽犹斗
8月25——26日，毛泽东在业已发表的《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上亲笔批示：“还我长城！”在王力于 8月7日接见外事口造反派代表的谈话记录上批示：“大大大毒草！”在林彪送审的《关于全国各地支左部队调查情况报告》（王力起草）上划掉了多处“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字句，并批示“不用！”退给了林彪。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打倒五·一六”，并明确表示一定要追究上述所有极左问题的责任。8月30日，周恩来在钓鱼台亲自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传达毛泽东关于“先抓王力、关锋”的指令。
9月1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一一出面讲话，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战略性新部署。其中江青俨然以一位拥军模范的口吻训斥造反派：
“怎麽允许到处揪‘军内一小撮？’到处搞这个东西？什麽人提倡的？我们从来反对。我这不是说对军队里少数人、个别人犯了错误不应该讲，这是另一回事；我是批评这样一个口号：到处抓‘军内一小撮’，到处揪什麽‘老谭’，到处揪陈再道。这是别有用心的人想打乱我们的革命阵营。解放军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保卫者，是国家无产阶级的坚强柱石，现在搞出这麽一个口号来到处揪‘一小撮’，搞得军队乱哄哄的，我们看了非常难过。抢枪、抢东西他们都不开枪，我要是战士我就要开枪，正规军战士的枪叫人家夺走了，我就开枪。······
第二个问题是锋芒对准新成立的几个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在工作中可能出现一些缺点和错误，这是难免的，但是不能打倒。······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有人从极左的方面，或从右的方面来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个阴谋。可能在座的同志不一定有份，也可能有人就有份。就是‘五·一六’兵团，那是反动的。”
9月5日，江青在接见安徽两派代表的会议上，也大体上重申了上面的三个讲话精神，这就是著名的“江青‘九·五’讲话”。后来保守派就将其口号接过来，美其名曰：“捍卫三红”。
其实，据说8月4日毛泽东还在上海的时候，曾经以“毛润芝”之字给江青写过一封绝密信，内中说：“从现在看，全国各地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如此左派声威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
既然如此，当着文化大革命发展到这样一个生死攸关的白热化关头，毛泽东为何又知难而退、来了个惊人的180度大转弯呢？
原来，精明老到的周恩来，早就摸清了毛泽东对文革的指导路数，质言之，这就是毛泽东对文革的两面性、局限性和脆弱性。毛在文革中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向他所开创的国家机器和官僚阶层冲锋陷阵，这就不能不使他每每陷入两难之中：一方面，他要适当地改造这个国家机器，清理和改造干部队伍，使之适应反修防修的需要，并通过这个过程，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另一方面，他又要掌握“度”，严格把握“火候”，避免使之汪洋恣肆、泛滥成灾以致失控。然而，毛泽东面对的现实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十指连心，咬咬那一个都觉痛。这种难割难舍的潜在感情常常使他在关键时刻举棋不定、甚至对事物作出误判和错误决断。武汉事件使他惊感右派势力的顽固和强大。然而当着这个事件平息后，运动朝向纵深部位发展时，毛泽东却又犹豫了。原来，尽管毛泽东在文革中提出了自己的新理论，尽管他也十分清楚造反派广大群众是顺应这一新理论、新路线的；然而，在他的思想深处，却始终也摆脱不了帝王驾驭术，这就是“为君之道，居中制衡”。8月24日，周恩来通过自己的特使杨成武，利用外交部夺权事件和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向还在上海的毛泽东摊牌了。毛回答要他考虑三天。这三天就决定了文革的命运，也就是中国未来的命运。这就是本卷一开始所提及的毛泽东针对时局采取的那些重大措施。
在这种对于造反派完全逆转的政治形势之下，8月30日零时20分至凌晨5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陈伯达、谢富治、戚本禹等中央首长首次接见了保定双方群众组织代表。一贯以支持造反派而闻名、行动有时左得出奇的戚本禹，此时却面目全非了。他说：
“打倒马辉、打倒邢泽都不对；打倒38军不行，打倒河北省军区也不行。解放军在支左中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缺点错误改了就行了。我们要拥护人民解放军。······对解放军是不是有阶级感情，这是检验真假造反派的标志之一。解放军犯错误与地方上走资派的错误性质是不一样的，有本质的区别，······要弄清矛盾的性质，《毛选》第一句话就讲分清敌我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你们矛盾性质都弄不清，怎麽能算是革命造反派？”
陈伯达则装得更一本正经：“还有‘反复辟’，我给你们泼点冷水，现在你们反复辟反什麽？是不是同天津的连在一起了？······天津是天津的问题，保定是保定的问题。保定的‘反复辟’和天津的‘反复辟’连在一起我就不赞成。”
这次接见结果，保定两派代表签订了《保定两派制止武斗协议》。在陈伯达监督之下制定的这个协议稿，红楼派代表提出的草案条文大部分采纳了，而造反派代表提出的协议草案实际上只用了“抓革命、促生产”这一条。此时的陈伯达同8月初的他简直判若二人。
9月11日，38军113师某部8连进驻棉纺厂，护送回厂参加生产的红革会群众。结果遭到该厂保守派组织“三军”某些人的阻拦。他们在工厂门口堆满砖头瓦块，架起机枪。八连干部和战士对他们耐心劝说，结果遭到谩骂、围攻、殴打，枪支和衣物被抢走，两辆汽车被扣留。随行的副师长裴飞正和丁纪元前去进行交涉，反而被他们从两米高的围墙上扔出了厂外。
12日，保定造反派赴京汇报代表团写出《关于保定两大派的情况汇报提纲》。
在此期间，红楼派大量印刷《38军支左大方向全然错了》、《38军六县支左调查部分情况汇集》这两本小册子，广泛散发全省各地。
13日，保定两派代表在京签订《抓革命、促生产协议》。造反派代表是要宝钟和惠阳兵工厂的江普康，对方则是刘学兰和省印刷厂的吴仲法；两军首长李光军、刘海清、马辉、曾美在旁监督。
14日零点30分至1时20分，由郑维山陪同、谢富治在同一地点第二次接见保定双方代表。他说：“保定的同志订了两个协议：一个是《制止武斗协议》；一个是《抓革命、促生产协议》。很好，这是符合人民利益的，符合广大同志要求的，要坚决执行、遵守这两个协议。下一步，保定两派要达成《政治协议》，就是关于革命大联合，要成立大联合的群众组织和领导形式。”
当谢富治听到造反派代表要宝钟反映9月8日省监獄政法公社又被对方无辜抓去一个青年工人活活打死时，他愤慨地用笔连敲桌子，高叫：“这件事我要管！要追查到底！······38军派5人，省军区派5人，限3天调查清楚。要公正，不偏不倚，不管哪一派打死人也不行！”
期间，由于中央军委下了收交群众手中武器的《九·五命令》，中央重申了毛泽东的“拥军爱民”的号召，为此，保定两派敷衍、搪塞地上交了一些武器；两派都搞了一些慰问对立面支左部队的活动。在保定反复辟联络站岌岌可危的形势下，9月20日，敢死公社明智地宣布退出上述组织，正式加入工人总部。
9月15日，红楼派《百万工农》报第十一期社论《论两个司令部在保定的一场决战》，洋洋洒洒地写道：“农造派（“农大造反团派”的缩写）明目张胆地把矛头指向以杨成武同志为首的总参党委，······我们工代会（筹）派······始终高举拥军的大旗，坚信以杨成武同志为首的总参党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坚决地保，保到底！”同日，农大联总在其大字报《古城十二问》中也大言不惭地说：“当前，军内两个司令部已经明显分出，以杨成武、郑维山、余立金······等为首的三军党委已被林副统帅肯定为无产阶级司令部，······但为什麽在我们河北保定地区，······竟敢有人喊出‘打倒郑维山、杨成武、揪出马辉的黑后台斩首示众’？”
其实，以上文章的作者都忽略了，论军内旧系统，杨成武、郑维山同属聂荣臻和徐向前的华北野战军；而38军则是林彪当年创建的东北野战军的第一纵队，是林的嫡系部队。在文革的关键时刻，38军为何能从遥远的长白山调来保定？这一棋招的目的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在此问题上，林彪虽然要避嫌，但他对38军决不会坐视不管。
26日零时26分至2时28分，在人民大会堂人大常委会会议厅，周恩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天津、保定赴京汇报代表团，也就是第三次接见保定两派代表。周恩来说：“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在全国纠正了。要听毛主席的话，青年们要想想拥军做够了没有？解放军要想想爱民做够了没有？······现在我要提醒你们，就是学校想包办一切，如北京的学生想包打天下。想一想，要是北京的学生包办一切，包打天下，没有毛泽东思想，发动这样一场伟大的运动，夺一小撮走资派的权，你这样夺，他那样夺，能行吗？现在联合也一样，不强调毛泽东思想，联合起来也会犯错误。”
周的讲话刚完，保定造反派代表满正国机敏地起立抢先表示：“保定红代会马上发通知，要求社会上串连的学生迅速返回校园，参加本校斗批改，争取在国庆节前实现革命派的大联合。”
周恩来听后带头为他鼓掌。
同日，不顾风吹、日晒和雨淋，整整在露天里坚持15个昼夜的“钢八连”，前后14次组织护送被赶出在外的红革会群众上班。为此，先后有27名干部和战士被打伤，其中重伤15人，有7人送医院抢救。由于钢八连始终坚持“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使前来围观和慰问的上万群众深为感动。在这种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堡垒攻破了，钢八连终于进厂军管，成功护送1，000多名红革会群众回厂上班。
10月5日，反复辟联络站50多个组织，在任赟基的指挥下，连续三次冲击省军区，在其大院狂呼：“打倒马辉！解放河北！郑维山、杨成武破坏保定大联合何其毒也！”
反复辟联络站如此一味蛮干，顿使造反派的很多人对他们大起疑心：这个极左组织的某些决策人是不是早已沦落而为红楼派打进我方的第五纵队了？！
7日，中共中央通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最近调查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在视察过程中，毛主席对各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
毛泽东这一最新战略部署，概括起来就是：
“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在谈到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主席说，什麽‘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
“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麽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在文革的最关键时刻，在反击二月镇反当中壮大起来的造反派同各地顽固支持保守势力的驻军领导人展开殊死拼搏之际，毛泽东却突然大开历史倒车了。他究竟是对自己的权威发生了怀疑，还是为了维持中央两派势力的均衡？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这个问题至今也是一个谜团。
造反派很多首领现在才如梦初醒：他们完全掉进夹壁墙里了。“既有今日，何必当初？！”造反派很多首领在颓丧之余，陡然而生一种被人戏弄之感。中国上帝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伟大形象，第一次大打折扣。
在这次视察中，对河北问题，上面还透露了毛泽东的这样一段令人心惊胆寒的预言：“河北省站出来的（指原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很少，只有百分之几，将来还要有几个大翻案。”而据说，这里所谓“几个大翻案”，就是要为刘子厚等人翻案，这显然就触及究竟是肯定还是否定河北省文化大革命这一根本问题。
9月28日，张春桥传达毛泽东的如下胸中底码：
“现在，全国已经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有7个省市：上海、北京、山东、黑龙江、山西、贵州、青海；建立筹备小组、军管会，或犯了错误、有问题但基本解决的有8个：内蒙古、四川、河南、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甘肃；有可能在最近一个时期，新年以前，就是10、11、12这3个月再解决10个省市，——北方5个：辽宁、吉林、黑龙江（出现了反复）、河北、天津；南方5个：江苏、安徽、福建、广东、广西。······就剩几个了，有云南、西藏、新疆、宁夏、陕西等。”
看来，毛泽东一心赶进度，不管苹果熟没熟，他都要一揽子摘下来了。
第八章  陈伯达对河北造反派的叛卖
从9月下旬起，河北省军区在北京连续召开了5次绝密会议。10月23日开始，又在保定召集全省各地、各县代表开会，每县派3名，由武装部指定。马辉同郑维山、杨成武一样，都为眼前突来的大好形势所鼓舞。他们忙不迭地日夜部署大反攻。
河北各地保守势力原来准备在保定成立“批斗林铁联络站”，后来又改为“斗批改指挥部”，继而又定名为“斗私批修誓师大会”。会议的中心内容是全力以赴地攻击38军和河北造反派。
会后，他们到处大造舆论，扬言河北全省除38军以外，其他4个军以及省军区下属10个军分区全部大力支持保定红楼派。他们声称保定造反派中有四只黑手：（一）原华北局书记处的李立三、苏谦益；原河北省委的林铁、裴仰山；（二）原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铁道兵政委崔田民；（三）原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四）美蒋、苏修、日本的特务。
他们炫耀自己的组织人数较之造反派占了绝对优势，例如：
保定市——红楼派130，000人，而农造派却30，000人；
石家庄市——联指派420，000人，而狂派却900人；
唐山市——三代会400，000人，而矿总派却8，000人；
张家口市——联总派360，000人，而革司派却19，000人；
邯郸市——市联委300，000人，而地总派却4，000人。
红楼派首领宣告他们已经打破了两个包围：农造派和河北“八·五风暴”分别对他们的包围。
10月5日，保定造反派赴京汇报代表团写出《关于河北保定文化大革命的若干问题的协议》，即《政治协议》。
10月7日，上千名红楼派群众冲击38军军部。其中一些歹徒手持棍棒，狂呼：“38军要表态，坚决否定农造派！”卫兵班战士忙上前来好言劝阻，结果全被打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这些家伙冲进大院，团团包围办公大楼，四面狂叫：“38军必须执行陈伯达的指示！”“38军不能支持反军复辟派！”
有个部队干部愤慨已极地说：“你们今天的行为就是地地道道的反军，38军能够支持你们这样的‘拥军派’吗？”
于是，这些家伙恼羞成怒，见穿军服的人就打，撕领章，抢帽徽，扒军衣，夺手表，掏现金，真是无恶不作。共打伤49名战士，其中重伤14名。此外，他们还绑架了3名干部到化纤厂进行非刑拷打。38军就此电告北京军区后，司令部助理员王平随同省军区招待所所长蔡国瑞奉命接回那3名干部。乘车返途中，遭到红楼派武斗队的阻击，蔡所长当场毙命，王平受重伤。
10月12日，红楼派传单《深刻的教训，磊落的姿态》中说：“农造派的坏头头及其黑后台出于阶级本性，在恶意攻击郑维山、杨成武同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等一系列问题上，背了一个又一个包袱。最后，他们一定要被这些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以致难逃灭顶之灾，一命呜呼！”
10月16日，河北省军区以《给保定市革命群众的公开信》的形式，相当勉强地承认了自己在取缔八一红卫兵问题上所犯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该信说：
“2月11日，我们对保定地区荣复转退军人‘八一’总部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把他们的一些问题看得过重了，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匆匆忙忙地、错误地宣布为反动组织，并且派出部队，采取军事行动，取缔了这个群众组织，拘留了该组织的负责人和群众200余人，打击了革命群众，压制了革命群众运动。
在取缔‘八一’总部的同时，还错误地组织了‘粉碎反革命组织指挥部’，把矛头指向了群众。我们当时没有认识到‘粉反指挥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压制了群众运动，因而未能及早解散，这个错误是由我们造成的，参加这一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是没有责任的。
在取缔‘八一’以后，又进行了肃清‘八一’流毒的活动，举行了‘八一’罪行展览，召开了控诉‘八一’头头的群众大会，这样就使参加‘八一’的广大革命群众又受到很大压制，有的被迫检查，甚至受到批斗。
在肃清‘八一’流毒的错误思想指导下，3月19日，又以‘八一’别动队的罪名，宣布保定市交通运输局红色造反团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摧垮了这一革命群众组织。
总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保定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损失。特向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公开检查，承认错误，并向参加保定地区荣复转退军人‘八一’总部的革命群众赔礼道歉！”
信中就是不肯承认八一红卫兵是革命群众组织，也不愿揭露自己曾经企图取缔二建公司敢死造反公社这个问题，更不敢正视二月镇反导致保定革命群众严重分裂、对立这一冷酷现实。
10月18日，红楼派地委机关革命职工联总刷出大标语：
谁反对杨成武、郑维山同志绝没有好下场！
20日，红楼派工代会（筹）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写的传单《一评打倒马辉、解放河北》中说：“农造派坏头头及其黑后台重新打出‘打倒马辉、解放河北’的黑旗，这决不是偶然和无知，而是别有用心，他们要在河北复辟资本主义，而马辉就是他们复辟的最大障碍，所以必须首先打倒马辉，而且还要打倒马辉的后台郑维山、杨成武，农造派真是弹不虚发啊！”
24日，红楼派化纤厂东方红在其传单二论古城中说：“三代会坚决地维护无产阶级专政柱石，农造派后台却阴谋大揪军内一小撮，把马辉做为突破口，再揪郑维山、杨成武，搞乱我们的军队，从而篡军、篡党、篡政，达到其复辟资本主义目的！”
26日，38军发出了《热烈欢迎、衷心支持河北省军区“给保定市革命群众的公开信”的公开信》：
“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异常激烈复杂，人们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理解，需要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加深。毛主席教导我们：‘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我们相信，河北省军区一定能够发扬成绩，纠正错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
我们一定虚心学习河北省军区广大指战员的好思想、好作风、好经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原则基础上，进一步紧密团结起来，共同完成好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对于社会上曾经出现‘打倒马辉、曾美’的口号，我们历来是不赞成的，是反对的。但是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革命群众运动提出的某些偏激口号，在政治上进行攻击，无限上纲，我们也是不赞成的，是反对的。”
然而，私下里，省军区领导人这时却在对红楼派首领们面授机宜：
“这是中央首长讲的，是权威人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讲的（其意暗指杨成武——作者注），不要往外说，不要发传单，不要贴大字报。
两军问题，要维护长城，要做好两军的团结工作。保定问题影响河北，河北问题影响华北，华北问题影响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们任重道远。保定问题很大，很复杂。你们如果抓住一只黑手，就是一个大功劳，对两军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今年6、7月份你们受压制很厉害，我们非常担心。你们不能垮，结果也没有垮，垮了就不是革命派了。你们不要以为两军都属于北京军区管，打了电话就能解决问题。不是那麽容易，连陈伯达同志的话都有人不听。
河北10个地区，有8个已经解决，保定会变得更曲折、更复杂。革命派要经受严峻考验。天津大联筹原来闹得很凶，占了和平路，控制了3个月，66军手软，没有抓他们，后来他们自己抓了17个坏头头，问题就解决了。
记住，你们无论如何也不要把矛头指向38军，否则就要上当。”
期间，红楼派赴京汇报代表团在学习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后，向中央提出了如下3个他们至今也弄不明白的问题：（一）保定两派都是什麽群众组织？（二）保定到底有无二月逆流？（三）保定3月份通过军训搞的大联合是不是革命的？4月份有些组织从中跳出去算不算革命洪流？
10月27日凌晨1时15分至3时10分，陈伯达、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保定、石家庄、唐秦、张宣、邯郸等五个地区赴京汇报代表团，也就是第四次接见保定两派代表。
一开始，两派代表就激烈地争论起来，谢富治打断他们说：“你们这样闹，怎麽能实现大联合？还有革命三结合、复课闹革命？恐怕解放军也要负责任？”
保定造反派代表插话：“这里有黑手，主要是刘子厚操纵的！”
谢富治：“你说得很好，但黑手不是一方面，按照北京的经验，各方面都有，要提高警惕。······”
陈伯达的倾向却越来越明朗了，他手指河北五个地区造反派的代表：“河北各地区集合在你们这一边，共同目标是反对军队 ，这个目标是错误的。”
谢富治忙着补充：“反对38军也是错误的！”
陈伯达：“现在是我讲话的时候了。‘八·五风暴’是个大杂烩，应该解散，你们应该按班级、按行业、按系统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你们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要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你们在社会上搞大杂烩，不在一起工作，互不了解，互不认识，谁能对谁负责？所以牛鬼蛇神就钻到里面去了。”
陈伯达的逻辑不能成立。按照他的这种说法，上海工总司、武汉钢工总、湖南湘江风雷岂不都成了大杂烩？文革初期开展的大串连岂不都成了名符其实的大杂烩运动？历史上的任何革命洪流，从来都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就连陈伯达当初参加的中共，能说是按照行业、按照系统组织起来的吗？简直笑话！总之，此时，陈伯达已同杨成武、郑维山等军方领导人达成了默契，他就要凭借自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组长的身份，拿河北造反派做牺牲品，来同杨、郑进行肮脏的政治交易了。古语：“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次日，也就是10月28日，38军首长匆匆赶回保定，紧急召集造反派各路代表，第一副军长刘海清在军部党委办公室讲了4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一）马辉不能打倒。省军区的公开信应该欢迎，不应该否定。否定了省军区的公开信 ，实际上也就等于否定了造反派半年多来的斗争成果。省军区的公开信可以批判一段时间，但要适可而止。否则，一意孤行地坚持打倒马辉是要上当的，要走向反面。人家一直不就是攻击你们反军吗？
（二）石家庄铁道兵学院五零一造反兵团是个坏组织，铁道兵党委已作出了决定。狂派的核心是五零一，而五零一是由一个叛徒领导干部李平操纵的，因此狂派这个组织也是不好的，你们再不要同它接近了。崔田民在这个问题上有严重错误。
（三）保定造反派要掌握好斗争大方向，要按班级、按行业、按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行动要快，要主动积极。要正确对待保守派群众，做好思想工作。被迫赶出工厂、学校的对立面群众，一定要欢迎他们回来。
（四）对干部的看法要有新的转变。打倒走资派的标准要看他是否三反分子，而不是只看他是否执行了资反路线。特别是对待刘子厚，你们应该考虑到他当时犯错误的历史背景。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有多少同志能看出他是坏人？如果在刘子厚问题上不转变，造反派在政治上要陷于被动。
刘海清讲完话后，38军驻工人总部代表董玉（112师副参谋长）把要宝钟叫出军党委会议室，他说：“面对当前新形势，保定造反派要抓紧实现按班级、按行业、按系统的大联合。刚才刘副军长讲的第三个问题主要就是指的这件事。行动要快，要主动积极。目前职工总部内部很不稳定，省军区领导人正在利用这种情况加紧瓦解你们，所以你的担子很重。”
要宝钟忧心重重地对他介绍：“职工总部是在反击二月逆流这个基础上组建的，其下属不少组织同工人总部水火不容，例如646厂石油勘探队革联的对立面红联是工人总部的下属组织，38军驻该厂的军代表就支持红联而压制革联，为此，我屡次调解都无济于事。其他组织如农机厂、列电基地的红革会的情况也是如此。现在，造反派反击二月逆流这个大方向消失了，职工总部的政治基础动摇了，这个团体自然就要瓦解。据我所知，职工总部的一些投机分子，早在9月间就同省军区负责支左的白树增处长挂上了钩，乘我在北京参加谈判之机，他们多次去徐水646厂召集黑会，阴谋策划政变，企图将职工总部这一张牌抓到对立面手中去；而反复辟联络站的头头任赟基，对职工总部覬觎已久，也在千方百计从中拉人下水。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困难。”
董玉拍了拍要宝钟的肩膀，关切地鼓励：“军首长对你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充分肯定的。当前，无论如何要将职工总部这张牌紧抓在造反派手里，马上同工人总部实现大联合，最起码是名义上的大联合，这样职工总部就不存在瓦解不瓦解的问题了。至于646厂革联，军首长认为，你能将这个拥有2，000多人的难以驾驭的组织紧抓在手，使之在关键的8月份站在造反派一边，这就已经很不简单了。”
于是，要宝钟返回职工总部驻地后，连夜召集骨干分子秘密会议，马上着手部署职工总部和工人总部的大联合问题。任赟基在窃知这个消息后，要人转告要宝钟：“如果你胆敢这样做，我就会带人将你吊死在大旗杆顶上，你信不信？！”
11月1日，职工总部的几个政治投机分子，背着其总负责人要宝钟，暗地找到任赟基紧急会商，假意寻求加入其组织；其后他们又去省军区白处长那里秘密汇报；然后盗用职工总部的名义，擅自发表所谓《关于保定目前形势的几点声明》，声称：“河北省军区在‘二·一一’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在认识到以后，已经做了认真的检查。我们对河北省军区10月16日的《公开信》，表示热烈地欢迎！衷心地支持！这是河北省军区广大指战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的伟大成果。毛主席说：‘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我们相信，河北省军区一定会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
············
我们紧急呼吁和工代会（筹）、工人总部等革命群众组织，在革命的原则下，无条件地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按班级、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
至此，职工总部的瓦解已经迫在眉睫。
11月4日，经杨连甲和要宝钟分别代表双方签字，向社会上发表了《保定工人革命造反总部和保定革命职工造反总部实现按系统、按行业革命大联合的声明》：
“当前，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正沿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奋勇前进。保定的革命形势也同全国一样，一派大好。
保定工人革命造反总部和保定革命职工造反总部始终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同全市的广大革命造反派一起，向省地市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保定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两大革命群众组织在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现在，我们积极地响应毛主席最新的伟大号召，实现了按系统、按行业的革命大联合。
我们将继续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搞好斗批改，狠抓革命，猛促生产；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口号略）
註：职工总部内有不同意此声明者可以自行退出总部，但不准别有用心的人盗用总部名义另发声明。
启事：职工总部地址迁至保定饭店，原天主教堂内职工总部办公楼交由解放军支地办公室代管。”
要宝钟这一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全打乱了对立面力图将职工总部这张牌抢到手的计划。他们气急败坏地于次日散发了所谓《强烈抗议！紧急辟谣》的传单，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这一切都已既成事实了。646厂革联则于6日慌忙发布《石油工业部646厂革命造反总部关于退出保定职工总部和加入保定工代会（筹）的严正声明》；10日，红楼派首领们又导演了一幕所谓工代会（筹）和职工总部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滑稽戏。但这一切都属马后炮，结果不过成为当时人们的笑料而已。
11月4日，两军联合发布了《关于限期收交武器弹药的通告》。
9日，38军副参谋长张致善和省军区参谋长尚素子带领部队前去胶片厂制止武斗。小车行至胶片厂门口时被红楼派武斗队强行阻拦。两个大汉将张副参谋长从小车里拖出来，他正气凛然地警告这些手持棍棒的歹徒：“我是38军张副参谋长，同尚参谋长一起来制止武斗，你们必须放行，如果耽误了我们的工作，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
“你吓唬谁呀，我们就知道38军非来管闲事不可，现在抓的就是你38军的人！”言罢，这个歹徒挥舞大棒抡向张副参谋长的腰眼，将其打倒在地。张一时痛彻肺腑，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鲜血顺着裤腿直往下流。他咬紧牙关想挣扎着站立起来，可是腰部发出了“咔嚓”两声后，他又倒了下去。张知道自己的腰部已断，他手指暴徒怒吼：“你这个禽兽不如的家伙！······”
还没等他说完，头顶早又重重地挨了两棒子，那个暴徒边打边骂：“你再嘴硬，我马上叫你见阎王！”
此时，一个小头目走来说：“先不要打了，头头儿还要他口供。”
他们拖着张致善进了一间黑暗的刑讯室，微弱的灯光照在他那张昏迷不醒的脸上，那个毫无人性的大头目左右开弓地打他的耳光，厉声叫骂：“别他妈的装死！再不睁眼，就给你灌辣椒水！”
张致善微微睁开了双眼。
“说！你们38军是怎麽操纵农造派的？”
“快说！谁是你们38军的后台，为什麽敢反陈伯达！”
“说！不开口你今天别想活着出去！”接着又对着张的肚子狠踹了两脚，顿时，张致善又昏厥过去。
王猛得知此情后，在电话里对长期住在38军大院监督支左的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肖文玖怒吼：“肖文玖！你要不马上把张副参谋长弄出来，我找你算账！”
张致善被暴徒拘禁、毒打、逼供了整整26个小时，放回来已不省人事。王猛在医院握住他的手久久不放，眼睁睁地看着战友就这样断了气。
10日，红楼派工代会（筹）河北电台“险峰”在其传单《‘偏激论’可以休矣》中攻击38军：“按照你们‘偏激论’的说法，打倒郑维山、杨成武的标语是革命群众‘偏激’的标语，偏激、偏激，偏偏不向崔田民、肖华那一边偏激，这个‘偏激’有何等鲜明的阶级性啊！”
14日，三中红纵在其传单《致农造派》的公开信中放肆地揶揄38军：“你们在‘捉鳖运动’中高喊‘鳖上有鳖：北京老鳖不捉，保定老鳖不倒！’你们在裕华路写出了‘打倒郑维山！揪出杨成武’的大标语，难道这都是偏激吗？这个‘偏激’的要害是向无产阶级偏激，不向资产阶级偏激，——好一个‘偏激’！”
17日，三代会在其传单《农造派是保定地区地地道道的反军派》中含沙射影地诽谤38军：“你们狂喊‘打倒马辉！打倒郑维山！打倒杨成武’仅仅是偏激言词吗？说穿了，农造派的‘偏激论’不过是邓拓的‘感情冲动论’的翻版罢了！”
29日，红楼派市直联委评论员传单《评〈保定市、区机关114名领导干部联合声明〉》中说：“看看你们所谓的‘四月洪流’的丰功伟绩吧，在‘四月洪流’的推动下，‘打倒马辉！打倒郑维山！打倒杨成武’的反动标语布满城乡。”
自9月份以来，红楼派首领们就开动宣传机器，拼命攻击造反派“反军”，而把自己打扮成“拥军”。在他们的眼里，似乎堂堂的陆军第38军根本就不算人民解放军。红楼派首领们认为，河北全省共有四支野战军、一个省军区支持其所谓“拥军派”；而全省除保定以外，其他九个地区的其所谓“拥军派”又占了绝大多数，从地理上对保定形成了所谓“九棒打一棒”的阵势，这种情况确使他们洋洋得意，沾沾自喜；而从政治背景看，河北省军区原属聂荣臻统辖的晋察冀军区，马辉、郑维山、杨成武原都出自这个军区的第一分区，其个人隶属关系可谓源远流长。晋察冀军区亦即后来的华北军区、北京军区，其王牌部队第3纵队的司令就是杨成武，这个纵队改编为63军后的第一任军长就是现年52岁的河南新县人郑维山中将。原总参谋长罗瑞卿、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先后倒台，于是杨成武和郑维山一跃而为文革红人。杨成武之所以得志于林彪，在于他早年崛起于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毛泽东、林彪以及中央文革肯定了所谓“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红楼派看来，就等于肯定了以杨成武为首的总参谋部、以郑维山为首的北京军区。原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上将以及吴克华、莫文骅两位中将因支持冲派而倒台，更增强了红楼派首领们大反38军的信心。因为“三华”同属林彪的老部下：肖华是原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委，吴克华和莫文骅则分任东野第41军军长、政委。他们既然由于支持军内造反派而垮台，难道38军就不能由于支持地方上的造反派而被改组军党委、或者干脆将它从河北调走吗？何况，自毛泽东从武汉事件后开始大踏步向右转以来，杨成武就一直是毛和周之间的唯一秘密牵线人，毛和周之间在这一阶段达成的政治协议，杨成武是唯一的知情人。因而杨成武一时红得发紫，甚至就连林彪、江青也不放在他的眼里。当时毛泽东要他将王力、关锋的问题转告在北戴河养病的林彪，催了3次，他才勉强前往。杨成武显然这时已经看透，在中国，真正能够在关键时刻扭转乾坤的人只有两个人，那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
从11月14日起，保定造反派宣传喉舌《红色工人》（工人总部主办）、《保定红卫兵》（红代会主办）、《千钧棒》（保定地区造反派批斗联络站主办）、《红战报》（中共河北省委兵团主办）、《红联军》（省直宣教系统红联军主办）、《伏虎战报》“（河北日报社险峰、飞跃联合战斗兵团主办）等六报编辑部联合发表《“八一”问题是保定地区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兼评河北省军区〈给保定市革命群众的公开信〉》、《“两线论”的要害是破坏“长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等大块文章。这些文章观点明确、论理透彻，具有雄辩的说服力，体现了保定造反派的一定政治思想水平。然而，由于省委兵团从中作梗，保定造反派在刘子厚问题上始终转不过弯子，不能以灵活机智的方式应付业已变化了的新形势。
11月20日下午5：30分至6：30分，郑维山在北京解放饭店召见了红楼派赴京汇报代表团。据说，原定5时接见双方代表，但造反派代表听说没有其他中央首长，便对此采取了抵制态度。
郑维山恼羞成怒地说：“我刚才对马司令员、李军长讲过，是不是保定和别的地方不同？是保定人有三头六臂，不是两只眼睛？······为什麽保定两派不能联合呢？······保定联合不起来，一是有走资派操纵，二是有牛鬼蛇神，三是私字：山头主义和小团体主义；保定还有第四个原因：军队意见不统一。······当然，我知道你们前一时期吃过苦头，受压很厉害。现在你们是否有吃掉对方的想法？（众答：我们没有！）我诚恳地告诉你们：不要有吃掉对方的想法，哪一方吃掉哪一方也不行。······毛主席指示，河北省要在年底成立革命委员会。我告诉你们：保定联合不起来也不会影响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你一个不能挡住九个，你不就是十分之一吗？还有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呢！······也可能有人冲击，但我不怕！我这个人是受过冲击的，是受过几次冲击的。······”
此时，仅在保定市，根据5至11月间的不完全统计，38军指战员被自称“拥军派”的红楼派武斗队绑架90人，殴打致伤548人，围攻侮辱132人，误伤致死省军区招待所蔡国瑞所长1人，共计771人。
从11月8日起，红楼派首领进一步大搞武装夺权，纠集10，000多人在保定西郊九个大工厂，持续22天，用武力摧垮30多个造反派群众组织，打死9人，打伤300多人，数千职工被赶出厂外。
从12月4日开始，在省军区招待所，由红楼派首领张学武主持，四代会、三级联委主要头头经过四次会议，通过了工代会（筹）作战部提出的作战计划：
一、以小部队牵制反军派，大部队分头到专区各县发动群众，为建立革委会创造条件。以石家庄为榜样，组织主力协助张家口、邢台、唐山、天津、承德、沧州、衡水、邯郸等八个地区在新年前建成革委会，在春节前建成省革委会。设想：省革委会委员90名左右，九个地区60名左右，省直和保定地区30名左右；向中央推荐马辉同志任省革委会主任。战术：采取大包围圈套小包围圈，由下而上，层层推动：队——社——县——专——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九棒打垮反军派，十棒轰走38军。分工：工代会（筹）坚持巩固保定市，红代会（新）组织力量到保定各县；为筹备保定地区革委会作准备；省直联委组织力量赴各专区串连，促进其成立革委会：省委去邯郸，省人委去唐山，公安厅去邢台，机械厅去天津，统计局去张家口，河北电台去沧州，河北日报社去衡水。已经建立革委会的地区，由红代会（新）派人去协助、巩固、建设。
二、反军派内部已乱，作为反军派急先锋的省直总部更乱。这个组织的武斗班子是红联军，红联军的骨干是以打砸抢著称的戏校造反团。对策：以文攻武，利用各种关系进行思想工作。省委兵团与全省反军派都有联系，是省直总部的指挥班子，也是保定反军派和河北“八·五”风暴的领导核心。“牵一发而动全身”，集中力量摧毁省委兵团，对于彻底战胜对方具有决定性意义。对策：以武攻文，首先揭发省委兵团死保林铁和裴仰山的丑恶面目，在这方面大造社会舆论。
三、邮电、电台早为我方控制，《河北日报》经过斗争业已出版，《保定日报》正在筹备复刊。要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加强宣传工作，占领舆论阵地。要摧毁反军派拼凑的13种小报。在新年前安排连续性政论文章。


12月初，北京军区召开第十一次党委全会。郑维山在会上煽动围攻李光军和王猛，说：“38军派性太大，支持反军派，反对杨代总长和我，反对北京军区，这是自毁长城，希望大家帮助他们过关。”20多天的全会，矛头一直对着38军。
12月9日，两军联合支左领导小组发布了《关于促进革命大联合给保定市革命群众的公开信》。不过，在群众眼里，这已经是例行公事的老生常谈了，无论哪一方，现在看来对此都没有诚意。
此时，红楼派赴京汇报代表团向造反派和38军提出了四点建议：
（1）关于双方抓的人在11月21日中午12时以前全部释放；
（2）掌握在群众组织手里的武器在22日24时以前全部上交，拆除武斗工事，不准非法戒严，肆意捕人，肆意抢劫国家财产和个人财产；
（3）建议两军派出巡逻队对违犯国家法令肆意捕人、开枪打人、拦路抢劫等一切非法行为严肃处理，保证广大群众安全和工作权利；
（4）坚决拥护两军联合支左领导小组关于两军支左人员暂时撤回整训、统一思想的决定。待基层单位按班级、按行业、按系统实现大联合以后，两军再共同研究表态，在没有实现大联合以前暂不介入。
11日，红楼派以“省委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部、保定四代会、三级联委、政法联络站”的名义，向社会发布了《坚决支持刘子厚同志站出来革命的声明》，声称：“你们不是当着陈伯达等中央首长的面骂刘子厚是我们的黑手吗？你们不是说刘子厚上台你们就成了牛鬼蛇神了吗？······为什麽你们现在又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绝口不提打倒刘子厚了呢？你们这样翻云覆雨不是太可笑了吗？
以四代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定不移地站在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我们革对了，保对了，大方向全对了。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是支持我们的。北京军区是支持我们的。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支持我们的。真理是在我们一边的。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与此同时，红楼派大本营制定了《支持刘子厚同志站出来革命的斗争计划》：要打好这一仗，首先必须明确以下几个指导思想，——
第一，树刘子厚这是我省文化大革命的重大转折，因此必须做为一个重大战役来打，而不是一个小的战斗。树不树刘子厚，必然会成为保定以至全省争论的焦点，各种斗争，都将集中到这个焦点上来。我们必须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好这一战役，要善于把文革的各项斗争引导到树不树刘子厚这个斗争焦点上来，使之为这一战役服务。
第二，要达到这个目的：（1）贯彻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把刘子厚同志树起来，建立全省革委会，同时解放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2）搞臭党内走资派，进一步暴露牛鬼蛇神：（3）把高级保皇组织、全省反军核心——省委兵团彻底摧毁；（4）教育、争取、团结群众，实行革命大联合；（5）揪出对方黑手。
第三，放手发动群众，大打人民战争。要大讲特讲毛主席在干部问题上的最新指示，让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同时要有计划地公布刘子厚的有关调查材料，使群众心中有数。
第四，要提高警惕，排出各种干扰。要随时随地注意党内走资派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的新动向。
第五，要稳、准、狠、快。所谓稳，就是要有准备、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所谓准，就是实事求是，坚持政策，打中要害；所谓狠，就是要集中力量、时间、火力，猛打猛冲，不给敌人喘息机会；所谓快，就是行动快，雷厉风行，说打就打，每个战斗力争从速解决。
············
具体地说，分以下三个步骤：（1）由专案组向群众汇报，把调查材料和中央首长有关刘子厚同志的讲话、插话交给群众，并组织群众展开讨论，统一思想认识。在此基础上由专案组和省委总部发表《支持刘子厚同志站出来革命的声明》，《百万工农》、《河北红卫兵》报公布刘子厚同志的有关材料。各个系统和单位应发表声明，贴大标语，发传单，支持专案组和省委总部的声明，组成一个强大的人民战争火力网，不给敌人破坏的机会。（2）在上述基础上，要召开全市性的群众大会，并且发表声明支持刘子厚同志站出来革命。（3）根据刘子厚同志在北京学习的情况和我们斗争的情况，让刘子厚同志回来向群众作检查，让广大群众邦助他过好检查关。同时，各单位要积极地进行审干工作，以便迅速解放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
在红楼派大张旗鼓地对省委兵团展开攻击后，造反派果然上了当，他们针锋相对地在大街上贴满了诸如“誓与省委兵团风雨同舟”一类的大标语。
12月15日，两军联合支左领导小组发布《关于派出卫戍勤务部队维护社会秩序的公告》。
20日，刘海清副军长在38军党委会议室对各路造反派代表重申：“谢副总理在8月24日对保定两派的表态是正确的，后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下来，中央对保定两派的态度，在提法上有了改变。但这只是形式上的改变，而中央对保定两派的基本观点，在实质上并没有改变。”
24日上午11时，邢泽副政委在军部招待所小楼对工人总部全体常委暗示：“保定两派的绝大多数都是革命群众。保定市的革委会应该在春节前成立，为省、地革委会的成立创造条件。现在时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就是教育大家破除资产阶级派性，树立无产阶级党性。你们一定要严肃对待‘河北八·五风暴’这个全省性的群众组织，中央现在对这个矛头指向河北各地驻军的组织很注意，正在了解它的政治背景。”
同日，邢泽对该军驻工人总部军代表楚教导员表示：“造反派根据当前形势的发展，可以考虑成立工代会。”同时，两军联合支左领导小组工交口38军负责人丁副师长亦表示：“造反派目前完全可以主动着手筹备保定市革委会。”
根据38军首长的以上指导精神，工人总部各联络站举行了群众性公开投票选举。这是一次无人操纵的、真正体现了民主的选举，以票数多少为序，结果：田丰（以八一问题联络站加入工人总部）、要宝钟（以职工总部加入工人总部）、杨连甲（大型变压器厂）、徐孟（水利工程队）等人当选核心常委。原工人总部创建人王冶（女）、成春青则分别因其本单位热电厂军管、向阳机械厂归口国防工代会而退出。
25日上午和晚间，由要宝钟主持，在38军党委会议室召开了保定市工代会筹备会议。工人总部出席会议的代表还有604造纸厂的冯孟林、木横担厂的蔡廷祥。造反派代表初步确定工代会常委13名，其名额分配如下：
工人总部5名、市直总部3名、财贸总部1名，另给红楼派保留4名。
晚间开会时，财贸总部代表左捍建议：工代会应设委员27名，其中工人总部15名，市直总部7名，财贸总部5名；市直总部代表张英则建议：工代会成立后应设在批斗联络站。筹备大会应包括秘书组、行政组、宣传组、组织组。秘书组5人，行政组5人，宣传组5人，组织组3人。其中，工人总部出6人，市直总部出7人，财贸总部出5人。
至于工代会成立大会的代表，大家则拟定1，000人，其中工人总部代表600人，市直总部代表150人，财贸总部代表150人，二商系统代表100人。大会准备5个文件：《开幕词》、《成立宣言》、《大会决议》、《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大会报告》。《决议》和《报告》这两个重要文件由工人总部拟定，拟于12月28日交稿，再由大会讨论决定。27日将工代会委员的履历表交大会秘书组。
造反派在38军首长的督促和指导之下，正在这样紧锣密鼓地筹备保定市工代会，万不料，12月27日，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三人却突然驾临保定视察，他们是从唐山乘机飞抵这里的。
陈伯达在保期间，先后去了省出版社印刷厂、胶片厂、针织厂、市二建公司、农大、保师、劳技校等处。12月29日，陈伯达又先后在38军俱乐部和省军区礼堂接见保定两军两派代表，发出所谓“保定两派群众组织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五点指示：
（1）消除两派对立情绪，如拆除武斗工事和高音喇叭，释放被抓的人，上交武器等；（2）外地、外单位来保定的人一律返回本地、本单位；（3）两派代表虚心向群众请教；（4）言行一致，坚决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5）普遍举办毛泽东学习班，为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创造条件。
保定两派广大群众此时早已对混乱局面感觉厌倦，对于无休无止的武斗更是深恶痛绝。他们无不切盼两派代表能够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商讨实现大联合和三结合的切实有效的途径。因此，陈伯达的上述“五点指示”似乎给他们带来了稳定，带来了祥和，带来了希望。
时至辞旧迎新之际。然而，保定造反派广大群众却迎来了晴天霹雳！
30日晚间，陈伯达约王猛在38军招待所楼上密谈。陈说：“据郑维山同志汇报，省委兵团不是一个好组织，内部支配它的是所谓‘八大金刚’，这八个人原是林铁的爪牙，因此，省委兵团实际上是一个打着造反旗号的保守组织。据郑维山同志说，在你们支持的这一派里，省委兵团实际上起着核心作用。”
王猛对此显然有思想准备，他不以为然地回答：“伯达同志，这不对，在保定造反派里起核心作用的始终是农大造反团，并不是省委兵团。”
陈冷冷一笑：“农大造反团的头头是崔世林，而他的父亲就是崔田民，这个问题你还看不明白吗？”
王猛强忍着一腔愤慨回答：“伯达同志，崔田民有问题，难道他的儿子就一定也有问题吗？”
陈伯达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好了，这个问题我就暂时不同你谈了。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明天我打算要当众谈一谈省委兵团的问题，因为这个组织目前已经成了保定两派实现大联合的严重障碍了。怎麽样？我先同你打一个招呼。”
王猛高声强调：“我王猛一个人可代表不了38军！”
此时，窗外忽然传来高音喇叭声和一片口号声浪。陈伯达有点惶恐地问：“什麽事？”
王猛愤愤地站起身，快步到了窗前，看了看，扭过头来对陈冷冷一笑：“伯达同志的这种倾向，造反派群众早已看出来了，现在他们要来见你！”
陈伯达恐慌地站起来，走近窗前，果见军部门外一片灯火辉煌；于是他阴沉着脸，对王猛大声命令：“你要保证我的绝对安全！”
王猛对他立正行了一个军礼，高声答应：“我马上派人派车护送首长从军部侧门出去！”
就这样，陈伯达被护送到了省军区，当晚，他又乘火车连忙转移到了石家庄。
1967年12月31日晚8时至10时，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在石家庄市八一礼堂接见石家庄地、市革委会成员、群众和驻军的代表，绰号“老夫子”的陈伯达，此时凶相毕露，他操着一口浓重的闽南腔，当众大谈：
“所谓河北省委兵团，在石家庄群众中彻底破产了。这个所谓河北省委兵团用各种卑鄙手段，比如造谣、诽谤，还有其他卑鄙的事情都干得出来。但是你们击败了他们，斩断了他们的手。现在所谓河北省委兵团还在各地活动，不甘心灭亡，今天我们就听说所谓河北省委兵团派人到各地继续造谣、诽谤。他们在一些地方贴出一些标语，比如‘打倒郑维山、炮轰陈伯达。’他们向我们挑战，我们接受他们的挑战，因为我们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会把他们彻底打败！他们会在保定彻底失败，他们也会在唐山彻底失败，他们也会在邯郸彻底失败。总之，凡是他们要插手的地方都要彻底失败。他们没有接受石家庄革命群众、石家庄工人阶级给他们的毁灭性打击这个教训，这是可以理解的。代表一种反动思潮的一个小集团，总是要挣扎的。他们也不会懂得吸取教训，但我们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灭亡！”
大会以后，10时40分至11时30分，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又在八一礼堂小会议厅单独接见了保定红楼派省委总部边进忠等4名代表。63军军长张英辉、副军长徐信、阎同茂，501部队政委李庆柳等人陪同接见。
陈伯达：“你们都是省委的？”
李雪峰：“他们是省委总部的，是省委兵团的对立面。”
郑维山：“从我知道省委兵团起，它就是反军的，目的就是包庇什麽人。我们是希望他们觉悟的，希望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但他们不觉悟，还猖狂进攻，我们只好回击。谣言很多，说郑维山建议把38军调走，报告了林副主席，林副主席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调往何方？’这对林副主席、对毛主席是什麽态度？这不是造我郑维山的谣，是造林副主席的谣！是造毛主席的谣！”
边进忠：“造谣的人我们已调查清楚了，怎麽办？”
陈伯达：“你们找他辩论，追他的根！”
郑维山：“我们搞的那个训练班（指北京军区举办的干训班）两派都有代表，省委兵团有几个，总部有几个。总部的同志就老老实实，我们怎麽讲，他们就怎麽作；兵团就偷偷摸摸，有一次我生气地说：‘再这样下去就把他们轰走！’”
陈伯达：“我们是光明正大的，他们是搞阴谋诡计的。‘打倒郑维山、炮轰陈伯达’又不敢公开！”
郑维山：“要打倒就当面提出来，当面不提，还叫‘陈伯达同志，郑维山同志’，背后搞那麽一套，搞两面派。”
陈伯达：“他们用欺骗、造谣来蒙蔽群众。”
边进忠：“王宝林是省委兵团1号服务员，他不出面，让郭振声出面。”
李雪峰：“王宝林是哪里的？”
郑维山：“王宝林、郭振声都是唐山人，在唐山保杨、白（指原唐山地、市委书记杨远、白云），在省委保裴仰山，实际上是保林铁。”
边进忠：“他们说去年华北局会议是黑会，林铁是被抛出来的。”
李雪峰笑了笑。
陈伯达：“颠倒黑白，搞阴谋，搞两面派，挑拨离间，造谣，要揭穿！”
郑维山：“你们会胜利的，要满怀信心，要作好工作。今天伯达同志讲的，我讲的和李雪峰同志讲的，核对一下，散发！”
李雪峰：“要作好宣传工作，抓住几个问题深刻地揭露。”
陈伯达：“要学会作工作。文化大革命中，锻炼了一批革命小将。”
接见结束时，陈伯达站起来亲切地握了握这几个省委总部代表的手，连续两遍地说到：“你们要密切联系群众，你们一定会胜利的！”
1968年元旦这一天凌晨，红楼派首领们欣喜若狂地匆忙召集其各路人马，突然一举抄砸了省委兵团设在原省委机关的团部，抓获了该组织在家的所有头目和骨干。天亮以后，四面八方涌进省委机关大院的红楼派群众一片欢腾，那种情景，好像是经过长途艰难跋涉，突破了天险腊子口，终于在陕北会师的红军一样。当时，万分惊讶的要宝钟同四中革联头头范锦一同赶到那里，目睹了现场，他对那个姑娘痛苦地说：“陈伯达叛变了，老保翻天了。······”
38军驻工人总部代表董玉，当面指示负责宣传部工作的要宝钟说：
“马上布置贴出‘响应陈伯达同志的号召，坚决同省委兵团划清界线’这样的标语。”
要愤懑地喊道：“前些日子刷出了‘誓与省委兵团风雨同舟’的大标语，现在这个180度的大转弯怎麽转？！”
董挥手命令道：“转不了也要转！这是军首长的决定！”
要愤怒地也挥了挥手高喊：“我不干了！谁愿意执行这样的决定谁执行吧！”说完扭头就走了。
对于保定造反派来说，这个1968年的元旦真是祸不单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天下午，陈伯达在石家庄“听取了保定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河北省委兵团进行打击的汇报以后，”居然利令智昏，以为保定造反派和38军软弱可欺，这个一向自称为“小小老百姓”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组长，竟然继续蛮横表态，其语言竟是那麽粗俗：
“下一步要乘胜追击，要攻农大造反团，要崔世林交代与崔田民的关系，崔田民在石家庄已彻底破产了。崔田民是破坏石家庄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他是石家庄牛鬼蛇神的总后台。崔世林是崔田民的儿子，要崔世林交代与他父亲的关系，他没有理由不交代，应该交代！农大造反团与省委兵团不同，一个是群众组织，一个是干部组织。”
于是，此刻，如癫如狂的红楼派首领们，马上又集中大批人马，“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其散发的传单《特好消息》上引用的毛泽东语），从处于旧城东北近郊的省委机关大院挥戈南下，配合农大的联总和东方红，于1月2日凌晨一举抄砸了农大造反团的团部，农大造反团群众紧急集合，奋起应战，结果600多人遭到毒打，30多人重伤住院。顿时，在农大校园里，红楼派武斗队一片欢腾，他们齐声狂呼：
“崔世林——捉老鳖——捉来捉去是他爹！”
当38军军长李光军闻讯乘车前去劝阻时，岂料刚刚下车，便被迎面窜来的一个农大联总骨干左右开弓、狠狠抽了两记耳光！至此，他们认为，总算是为“六·二三”事件中死伤的战友报了仇，解了恨。
在文革中，在全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38军是唯一坚定不移地支持地方造反派的一支部队。正是这一支在历史上屡建奇功的英雄部队，冒着重重压力，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然而唯因如此，在关键时刻，身为中央文革组长的陈伯达，竟然给了他们如此奇耻大辱，这在当时人们眼里真是咄咄怪事！
此外，红楼派武斗队还混水摸鱼，乘势抄砸了市直总部、邮电局革联、戏校造反团、歌舞剧院等造反派组织。此时，被任赟基把持的反复辟联络站已彻底瓦解；而那位号称“反复辟大将”的任赟基则狼狈潜往北京军区，秘密求见郑维山输诚去了。
元旦这天，两军联合支左领导小组发表《关于撤消对省委兵团的支持和坚决支持省委总部的声明》。
2日，两军联合支左领导小组又发表《关于进一步促进保定两大派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声明》。
此时，省军区通过“明抢暗发”的方式，使红楼派装备了10，000多支枪，一夜之间冒出了许多大型专业武斗队，他们叫嚣“要用武力解决保定问题！”“要在工总派中大肃两团一暴流毒！”他们对造反派围剿、查抄、放水、放毒、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真是形同土匪，无恶不作。
3日，工人总部发表《严正声明》，强烈抗议红楼派首领们的土匪行径，表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引用毛泽东语）
3日、4日，以工人总部、红代会为骨干的保定造反派，在连续痛失了省委兵团、农大造反团这两个具有核心意义的战友组织后，人人咬牙切齿，铁定心肠，自动地云集数万之众，手持棍棒或者大刀、长矛，同全副武装的38军支左部队一起，连续在保定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暴游行，他们个个义愤填胸、振臂高呼：
“抗暴有理！武装抗暴就是有理！”
“誓与农大造反团风雨同舟！”
此外，造反派在大街上还贴出了如下醒目大标语：
“恶毒挑动群众斗群众决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坚决打倒两面三刀的黑老虎！”
5日，郑维山在电话中，强令38军首长立即将崔世林交由省军区处理。
同日，红楼公社向社会上大量散发《坚决击溃反对陈伯达同志的反革命逆流》的传单，表示“坚决攻垮农大造反团！坚决砸烂市直总部！把反对伯达同志的幕后指挥者揪出来粉身碎骨！”
11日，红楼派以“工代会（筹）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长篇大论《历史宣判了河北省委兵团的灭亡——兼驳郭振声、崔世林之流所谓“二月逆流”》。此文洋洋得意地开宗明义：
“‘二月逆流’问题的含义是什麽？总起来说，就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军区、69军、38军先后介入文化大革命以后，1967年2、3、4这三个月的形势的看法、分析、评价。
我无产阶级革命派认为：这三个月形势很好，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工作成绩是主流，是本质，应该肯定，缺点错误是支流，是现象，应该帮助改正；逆流是走资派搞的，这股逆流必须击退。
郭、崔一小撮坏头头及其黑后台和我们截然相反，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把2、3、4月（尤其是2、3月份）的形势看作漆黑一团，说什麽‘二月黑风’、‘三月复辟’，中国人民解放军执行了一条又粗又长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造反派’，‘妖风四起’，他们一口全盘否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的伟大成绩。”
文章作者提出的问题是带有全国性质的问题，并非保定一地、也并非河北一省的问题。因为，中国大陆开展文革运动，都是在北京天安门指导之下进行的，各地虽然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但是诸如1966年6、7月间炮打校、厂党委以至反工作组，8、9月间炮打省地市县委，10月以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7年一月风暴夺权和二月逆流镇反，四月洪流新生与七月狂飙大揪军内一小撮，——所有这些大的斗争回合，全国各地造反派都是大同小异。当然，由于北京和上海，一个是首都，一个是直辖市，仅仅这两个地方有些例外。由此可见，在“二月逆流”的解释上，上述红楼派秀才们的文章，也就是以武汉“百万雄师”为代表的全国保守派的政治观点，而与此持相反看法的则是以武汉“三钢三新”为代表的全国造反派。
那麽，身为中央文革组长、自文革开展以来一直为造反派鼓与呼的陈伯达，此时为何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摇身一变，俨然以河北各地保守势力的政治代言人而自居了呢？
原来，自从毛泽东在8月间提出要追究中央文革反军乱军的政治责任后，江青、康生起初本打算抛出陈伯达，但后来又唯恐此举震动太大，导致池鱼之殃；结果，在征得了毛泽东的同意后，便仅仅以牺牲王力、关锋、穆欣、林杰以及后来的戚本禹而了结此一公案。
然而，这一风波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全国各地造反派，也从精神上严重地刺激了我们这位“小小老百姓”。他从这一事件上算是完全看透了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论归理论，实践归实践”。毛一贯主张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为此他还写了著名的《实践论》。然而在文革过程中，毛泽东却又往往扮演着实用主义的角色，“老夫子”曾经作为毛泽东的多年贴身秘书，对这一点，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切肤之痛。1967年2月三总四帅大闹怀仁堂，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顿使陈伯达吓破了胆。当周恩来追问发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为何在事先不同他打招呼时，陈伯达竟说自己对此也事先不知；当叶剑英有意嘲弄地向他请教什麽是“巴黎公社原则”时，这位理论家竟然卑躬屈节地表示：“叶帅，这就使我无地自容了。”
事后，毛泽东和江青对陈伯达的表现非常不满，毛泽东甚至批评他是在搞政治投机。当反击二月逆流的战役打响后，陈伯达又来了个“闪亮登场，华丽转身”，异常起劲，很想将功补过。然而，《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出笼的结果，却使他“偷鸡不成反丢了一把米”，“打不成狐狸倒落了一身臊”。陈伯达深感自己地位不稳，于是他便又顺风扯旗，脚踏两只船，频频向周派势力暗送秋波。1967年底的河北之行，就是陈伯达在这一方面大搞政治交易的“经典之作”。
不过看来，周恩来对陈伯达此举并不完全买账，因为他对这个专靠打笔墨官司、吹拍奉承、见风使舵而起家的投机分子，从来就没有什麽好印象。也就在“老夫子”周游河北、大放厥词之际，恰逢周恩来召集中央会议，找了半天，才知道了陈伯达的去向。于是他不耐烦地给这位中央文革组长打电话喊道：“你马上给我回来！”说完“啪”地一声将电话听筒放了。
然而，此时跳槽的“老夫子”，在两大暗礁之间航行，却又要格外当心跌入另外一个陷阱：在保定问题上，他大着胆子捅了“马蜂窝”，虽然这一举动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但陈伯达有一个原则：只是敲山震虎，决不惹火烧身。38军是那位林副统帅当年的王牌军，又是毛泽东曾经表示赞赏的“万岁军”，陈伯达对此不能不有所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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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月6日9时25分，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在邯郸驻军炮兵第14师大礼堂接见了邯郸两派群众代表和驻军首长。陈伯达此时自鸣得意，他说：
“保定工人阶级有70，000多人，比邯郸、唐山、石家庄工人少一些。他们那里的工厂都是新工厂，新工厂的技术当然不错。工人大量是新工人，······保定也有一些外地来的工人，他们本地的工人比较多。他们的学生比较多，其中有个学校叫农大，你们知道吗？有个农大造反团，他们和省委兵团联合起来，还与一些不三不四的组织联合起来，所以保定的情况比较复杂，比较混乱。现在逐步好起来了，但是还有可能较量一下，也可能比我们预料的快一点解决问题，因为群众的愿望也需要解决问题的。
违背群众愿望的人物一定要失败。比如省委兵团正在土崩瓦解，估计农大造反团的群众也会抛弃他们少数的坏头头，按群众的愿望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还有一些不三不四的组织也会在群众的压力下解决的。他们要抵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抵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要抵抗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这都是一种狂妄的企图，你们听懂了吗？保定市是河北省的首府，因为工人阶级软弱一些，解决问题可能落在你们后面。”
7日，河北省军区发表《关于坚决拥护陈伯达同志对农大造反团问题指示的声明》；38军发表《最热烈地地拥护、最坚决地执行陈伯达同志关于农大造反团问题指示的声明》。显然，通过反复较量，38军首长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他们已经成熟了，练达了。“好汉不吃眼前亏”。直路不通绕道走。在陈伯达的高压下，38军首长目前最好的策略只能是“忍辱负重，藏器待时”。他们在这个声明中表示：
“在支持农大造反团问题上，我们是有严重错误的。我们对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认识不足，警惕性不高，以毛泽东思想支援广大革命群众不够，缺乏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对已经发现的问题纠正不力。我们一定吸取教训，坚决改正。”
如果说，省委兵团过去确是保定造反派的一个附赘悬疣的话，那麽，农大造反团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却一直被视为保定造反派的政治头脑和领导核心。现在，这个头脑被砍掉了，这个核心被摘除了，38军支左部队只有忍痛割爱，挺身而出，于风雨飘摇之中，实际上充当了保定造反派的政治头脑和领导核心。而保定造反派迫于形势，为求自保，从此也完全丧失了他们的独立性，一切行动唯38军之马首是瞻。
9日，河北省公检法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军管会由尚素子同志（省军区参谋长）任主任，······组织实施军管工作。
············
四、军管后，外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应即退出公检法机关，不再到公检法机关进行串连；公检法机关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应坚守岗位，按行政系统接受军管会或军代表的领导，不许进行内外串连，只在内部协助军管会或军代表进行革命运动和业务工作。”
这第四条，其矛头是完全指向如河北省第一监獄政法公社这样的造反派组织的，显然，这样的布告如果认真执行起来，那就无疑于宣告该单位造反派的灭亡。
13日，谢富治、杨成武、郑维山在北京接见省军区和38军领导人。
谢富治说：“河北就剩邯郸、保定这两个孤岛了，被包围了，你们要尽快地搞大联合。保定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两派绝大多数群众都是革命群众。省军区、38军都要做大联合的工作。”
杨成武说：“什麽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是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通过斗批改再巩固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不然，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是空喊口号。毛主席在批评一个地区时说：‘搞了一年半文化大革命，就是不关心革命大联合，我就怀疑有些人的心是否那麽公？’有些人就是不搞大联合。我讲的不只是保定，而是全国。河北的问题千条万条，根本就是一条：搞革命大联合。目前工筹压工总，谁也不能压谁，谁压谁就要犯错误，这不是谁占上风的问题。两派谁也不能吃掉谁，谁也不能压谁，压不是毛泽东思想，希望你们早点实现大联合和三结合。”
郑维山说：“有少数坏组织，中央不再点名了，由两军联合支左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河北省革命委员会要在旧历年前召开庆祝会，搞不起来就在其他地区开庆祝会。”
谢富治说：“大联合中间，要和伯达同志点出的两个组织划清界限。工筹派不能借这个压工总派。大联合中间坏组织除外，这个要向群众宣传，不能抵触、攻击。要贯彻伯达同志的指示，不然就是原则上的错误，就是对抗中央。”
郑维山说：“工筹和工总合并成立工代会，红代会和红代会（新）合并成立红代会，农代会和贫代会合并成立农代会。至于机关革命干部联合的组织形式，大家可以协商解决。”
15日，38军团以上干部在离保定旧城西南30里外的113师部于家庄，召开了军党委扩大会议。会议由王猛主持。为了绝对保密，李光军和刘海清以及支左办公室负责人则像平时一样坚守岗位。有消息说，杨成武和郑维山正秘密策划在38军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企图架空军党委，分化、策反38军。因为北京军区有一个“情报监督小组”以合法身份打入了38军军部大院，实际专门从事不利于38军的特务工作。
王猛的开场白就是：“让脑袋长在自己肩上，谁也代替不了我们的独立思考。”然后大家纷纷发言：38军支左一年以来，我们没有镇压过一个群众组织，没有发表过一次单纯支持一派群众组织的讲话，没有向造反派“明抢暗发”过一支枪，没有散布过一次对陈伯达、杨成武、郑维山等人的不满言论，但是38军得到的是什麽呢？这一年来，38军被毒打以致伤残者有千把百人，几十个战友被活活打死，他们死得比战场上还要惨，我们有什麽错？认什麽罪？说着，说着，许多人早已泣不成声。
此刻，屡立战功、耿直刚烈、绰号“拼命三郎”的113师师长裴飞正霍然而起，吼声如雷：“38军从来没有这麽孤立无援过，听不到上边一句公道话，周围友军白眼相视，我们就像一个没娘的孩子被仍到了马路旁。但是，38军没有做亏心事，我们是光明正大的！为了正义事业，38军不怕孤立，不怕打击，正如《38军军歌》唱的：‘我们是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钢铁的意志，钢铁的心!’大家跟着军党委的正确领导跟定了!我们宁可同军首长一起被撤职、被逮捕、被杀头，在高压下也决不屈服！”
裴师长的这一席豪言壮语立刻引起了在座86人的共鸣，他们个个热血沸腾，斗志昂扬。王猛从这里仿佛看到了38军当年在朝鲜战场上同美军决战的架势，于是他禁不住热泪盈眶地同大家一一紧紧地拥抱。
于家庄会议对于38军是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议，从此，这支英雄部队就在支左道路上风吹浪打不回头了。
于家庄会议后，李光军、王猛、刘海清、邢泽先后两次联名上书毛泽东，反映38军在保定支左问题上的冤情。但这都如同泥牛入海无消息。后来他们才知道，郑维山曾对马辉、曾美私下里说：“38军四个领导人直接向毛主席写报告，他们现在是文攻武卫，全面反击。······你们讲的话把我和陈伯达推到第一线，叫人家抓了把柄。······无论如何，官司要打下去，但是不要让我们打，不要把我们推到第一线。”
这时，为了协调38军同保定造反派群众的行动，李光军和王猛还连忙召集工总派头目开会，向他们传达于家庄会议的精神。
李光军说：“38军决不干支一派、压一派的事情，我们坚决支持两派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坚决反对用武力摧毁群众组织。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和王猛等一班人是豁出去了！我们情愿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王猛说：“只有自身干净，苍蝇蚊子才叮不上。你们要做个清清白白的造反派头目。有些组织和群众经受不住高压，转向了对立面，这是正常之事，38军不阻止，也不岐视，你们也不要骂他们是叛徒。但是我们希望转过去的群众不要参加武斗，不要把矛头指向38军······”说着，说着，王猛不由声泪俱下。
一个学生红卫兵上来紧紧握住王政委的双手放声哭诉：“文化大革命一年多来的风风雨雨，我们也感到万分心寒啊！我们才20几岁，有家不能回，有学不能上，一心一意跟着毛主席造反，跟着毛主席打倒走资派。可是反来反去，却把自己反成了‘反革命’，这是为什麽？为什麽？”他擦了一把眼泪，继续哽哽咽咽地说：“有多少同学被无辜地打伤了，打残了，甚至被打死了，他们的父母都要发疯了。难道说，这就是我们带上两个硬馒头，干裂着出血的嘴唇，日夜聚集在天安门下等待着毛主席接见的结果吗？我们不顾自己的学习前途，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背着父母，拎着米袋跑出来干革命，怎麽就成了反革命呢？我们哪个人，走的哪一步，不是按照中央文革起草的文件和社论干的，现在陈伯达却把我们打成了反革命，要是这样，他就是最大的反革命！”
这个同学说到此处，“扑通”一声跪倒在王政委面前：“我们现在已别无他求，什麽‘三结合’呀，谁爱掌权谁掌权吧，造反派唯一的愿望，就是人民解放军还我们一个清白！否则，我们无法向自己的父母交待，无法头戴反革命的帽子度过以后的岁月啊！”
此刻，王猛和李光军万分感动地，先后将这个长跪不起的青年人紧紧搂在一起，两位军首长也禁不住落下了同情之泪。周围军民见状，万分悲愤地同声振臂高呼：“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动摇！”“向保定人民的最大罪人讨还血债！”
17日，38军邢泽副政委和省军区袁捷副司令员在两派群众大会上，先后重申了13日谢、杨、郑在北京的指示精神。
根据两军联合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指示，两派各派30名代表组成各方筹备保定市革命委员会协商代表团。38军首长经过研究，决定工总派筹备保定市革委会协商代表团由要宝钟任团长，1月19日在38军招待所二楼会议室召开了第一次研究会议。首先由会议主持人要宝钟讲话：
“当前，红楼派对两派大联合和三结合採取的策略是一个‘拖’字。他们认为，陈伯达表态已经极大地削弱了造反派，如果紧紧地咬住这个绝佳时机不放，一拖再拖，中央势必还要继续对38军施加压力，而下边则会有更多的造反派群众反戈一击，纷纷投奔到他们的大旗之下。如果将这种对立僵局成功地拖到省革委会建立以后，那时红楼派还可以凭借省级政权来压保定，最后将造反派整个压垮。为此，现在他们就要制造种种事端来毒化大联合气氛。所以，我们造反派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那麽，我们当前的斗争策略应该如何呢？太极拳家都精通一个绝招叫‘揽雀尾’，把麻雀的尾巴巧妙地揽过来，它就再也飞不跑了。（要宝钟说着站起身，用双手做示范动作）所谓‘揽雀尾’有四种手法：弸、捋、挤、按。对方既然拖，在行动上无论如何要同当前中央促进大联合、三结合的指示精神相抵触，他们总是要回避这一点。我们则紧紧抓住这一点处处挤对方，挤得他们动弹不得，喘不过气来；红楼派首领的制胜法宝就是陈伯达表态，为此他们甚至有人称‘小小老百姓’为‘四号红太阳’。当对方祭起这个法宝打人时，我们不硬抗，硬抗就要上当，这个可以用捋的手法来化解；再者是按，就是‘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目前一定要稳定军心，高挂免战牌以静观其变；最后是弸，拳经说：‘出手含弸似围墙’。前面无论是挤、是捋、是按，都要带上这个‘围墙’，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与会造反派代表、在座38军首长都表示赞成这个讲话精神。
1月17日上午10时30分，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会议在北京军区开幕。李雪峰、郑维山、肖文玖、马辉以及河北各地驻军首长出席了大会。全国劳模吕玉兰等人在会上表示了决心。
郑维山在会上显得有些无奈地说：“河北问题，毛主席要求阳历年以前解决。但由于我们的工作，军队三支两军有些地方发生了严重错误，没有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拖下来了。中央要求春节前解决，我们打算10日召开，拖到今天，春节前解决问题时间紧了，搞得不好，春节后还要拖几天。经过我们努力，还是争取春节前解决，但也不能因为赶时间把工作作马虎，还是作细一些好。”
1968年的春节是1月30日，郑维山眼见得日历不为他争气，看来其计划是一定要泡汤了。
1月22日下午3时，在河北省军区礼堂召开了《刘子厚同志检查亮相大会》。会前，刘子厚托省军区支左干部转交要宝钟一张入场卷，但要并未到场。大会原定时间为1月23日上午8时，之所以又改为1月22日上午9时，显然是为了避免刺激造反派群众。因为原定时间恰是‘一·二三’大夺权一周年纪念日。
刘子厚做完检查后，郑维山首先讲话：
“我想首先讲一下刘子厚同志，今天向大家作了这样一个比较好的检查。我们认为，刘子厚同志过去在工作中以及在文革中犯了错误，甚至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所以首先必须肯定这样一点，那就是造河北省委反的同志，这个反是应该造的，造得正确，造得有功。······不过，这同刘子厚同志在今天站出来参加革命，参加三结合，这是两码事，不是一码事。因此，如果有人借此机会攻击原来造过刘子厚反的同志，那就是不能允许的。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刘子厚同志虽然过去在工作中有错误，在文革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他同以林铁为首的河北省委一小撮走资派是进行过斗争的，而且是进行过长期的斗争。另一方面，刘子厚同志在河北多年的工作中有过大量贡献，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
第三，刘子厚同志能够做出这样一个好的检查，是下了功夫的。他今天能够认识错误，做触及灵魂的检查，首先是他能够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第四，······我们相信刘子厚同志能够总结历史教训，今后会更加自觉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第五，······保定问题自从去年12月底伯达同志表态以来，本来形势应该比现在更好一些，但是两派仍然没有联合起来。我前天在天津讲过，这是没有坚决认真地、正确地执行陈伯达同志的指示造成的。······我认为保定两军是不是有这样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压，一个是扶。我认为压是不对的，扶也不对。所以我认为压和扶都是‘私’字做怪，派性发作。······
第六，我看到了很多条子，就是关于省直总部和市直总部的问题。······一方面，省直总部和市直总部的广大群众是好的，是革命的，这一点应该肯定；另一方面，这两个组织长期同省委兵团和农大造反团混在一起，他们是不是穿的连裆裤？······这一点，这两个组织的头头是清楚的，保定无产阶级革命派也是清楚的。······
最后，我想讲一讲38军的问题。38军同河北其他各个驻军一样，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鼓掌），我们应该爱护这支部队，这支部队是有战功的部队（鼓掌）。我们军队在三支两军工作中，有什麽缺点错误，我们应该从爱护军队的基础上，善意地提出来。对于军队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希望他们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抓住不放，无限上纲。······还有第二种态度，怕军队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把它赶快包起来，生怕人家知道了找麻烦。我认为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对的。······”
李雪峰接着出来为自己的老部属打园盘：
“刘子厚同志所犯错误有些同华北局有关系，同我有关系，但是他没有提这一点。他用很大篇幅讲了他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当然，他在文革中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比较长，比较顽固，他用了大量事实加以分析，这是好的。这里有的是受到我的影响，在文革初期，我也是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错误的。······比如说，1967年1月经过半年多的斗争，保定革命造反派夺了河北省委、省人委的权，也斗争了刘子厚同志，大家对这一件事都很熟悉了。斗争了若干次，也上过大街，我看过照片的。但刘子厚同志着重从这里面吸取了经验教训，认识自己的错误，没有什麽怨言。······。”
郑维山最后又提到：“我解答同志们，现在接到很多条子，这个敢死公社的问题，我看到它的两个声明，说是它已经解散了。······可是现在它还在继续对革命派搞打砸抢，······对这个问题我建议由保定两军支左领导小组来处理好不好？”（会场上红楼派答：“好！”热烈鼓掌）
肖文玖霍然起身大叫：“敢死公社占领的房子三天之内腾出来！”（场上红楼派答：好！）“三天以内！”（红楼派鼓掌）“不腾就不行！”（红楼派长时间地鼓掌）
待造反派群众和38军首长个个愤懑已极地退席后，郑维山起身走到主席台前边，关切备至地叮咛：
“我还有一句话，想给同志们讲清楚，我们工筹派坐下，大家坐下。敢死公社的问题我已经讲了，省直总部、市直总部的问题我也讲了，······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要提出来：你们工筹派要警惕，要防止骄傲，防止翘尾巴，你们搞得不好也有可能犯错误。今天这个会议原来是上午8时召开，结果拖到下午3时，这个问题同志们要警惕，骄傲了就要犯错误，这是毛主席的教导，我希望同志们应该警惕这一点。”
1月23日，保定市公检法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给保定市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的信》。
同日下午，邢泽副政委来到工总派筹备市革委协商代表团驻地38军通讯营大教室（在省监獄朝西大门口南面），他对大家说：
“要宝钟同志让我对大家讲一讲形势，我没有什麽准备，只是随便同你们聊一聊。当前保定两派的斗争焦点是争夺未来三结合的领导权。工筹派目前力图利用政治优势极大地削弱工总派。据38军估计，在保定市，目前工总派大约拥有90，000多人，而工筹派大约拥有40，000多人；但对方却说工总派拥有30，000多人，而他们则拥有80，000多人。工筹派认定时间对他们有利，因此他们对工总派採取了一拖、二压、三拉的策略。工总派目前正处于严峻时刻。工总派自1967年4月以后一直是上升的，从来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处于劣势地位。在去年一段时间内，工总派和工筹派都犯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但是工总派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矛头向上对准郑维山的问题。从1967年8月14日到8月31日，保定大街上出现了‘炮轰郑维山’的大标语。9月以后，工总派的斗争大方向渐趋正轨，搞大批判、大联合和三结合以及制止武斗。但是，在省委兵团有一支黑手是裴仰山，在农大造反团有一支黑手是崔田民。38军在支左工作中强调群众自我教育，因此对上述两个组织的问题没有及时採取强有力的果断措施。当前，同你们一直并肩战斗的河北各地的群众组织都垮台了，那麽你们为什麽没有步其后尘呢？我认为其原因有二：第一，有人帮助你们掌握斗争大方向，使你们尽可能地少犯错误、少栽跟斗；第二，有一支久经考验的野战军驻守这里，做你们的强大后盾。因此，任何人企图以压的办法搞垮你们都是行不通的！（众人站起来长时间地热烈鼓掌，要宝钟用两手示意大家坐下）
郑代司令员在1月22日的大会上说了：‘在工总方面，我们所掌握材料里有很多还是老造反组织，只是在后来形势发展中犯了错误，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这样的组织不应採取压的态度。’我认为这就是他的一种表态嘛。造反派里还有一些不太好的组织，红代会有一个劳技飞虎队，工人总部有一个二建敢死公社。所以，你们大可不必担心，心中应该有个底码。省直总部受省委兵团影响大，郭振声和黄宗健是省直总部的核心领导；市直总部问题不大，在‘八·五风暴’中没有委员。过去你们受压制深，东山再起后热情高，干劲足，但偏激情绪也大。现在你们承受的政治压力又大了，这中间有些人动摇了，有些人逍遥了，有些人垂头丧气了，有些人甚至跑过去了，另有些人则要拼命。——这都是错误的。我认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越在这种关头键时刻，头脑越要保持清醒。在保定，要想实现一派吃掉另一派，这是非常不现实的，也是根本行不通的！（众人鼓掌）别看工筹派当前这样气焰嚣张，这是表面现象，暂时现象。大家要看到物极必反。他们这样活动下去，是很不得人心的，过一段时间就会走下坡路。总之，当前的斗争大方向就是实现大联合和三结合，这是当前的最高原则。工筹派现在派性大发作，故意拖延大联合和三结合，最终是不会有什麽好结果的。他们在干扰大方向一段时间后，还是被迫要坐到谈判桌上来的。因此，虽然你们现在表面上被动，而实际上工总派是掌握着主动权的。”
要宝钟：“大家不要忘记：今天是‘一·二三’大夺权一周年纪念日。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邢副政委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而深刻的一课，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教育。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向他表示深深的敬意！”
（大教室内众人起立，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1月26日下午6时55分至8时，陈伯达、谢富治在北京接见了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会议全体代表。
陈伯达在会上继续对保定造反派和38军施加压力：
“什麽八五风暴、什麽省委兵团、什麽敢死公社、什麽飞虎队，我们都领教过了。······
······你们红楼一定要给我们演戏，我们没有领教，怕钻到派性圈子里对你们不利，人家会说陈伯达到保定看红楼的戏，我们就不好替你们说话了。不看，结果我们就好说话，所以我们避免看你们的戏。······
保定问题，现在有一个谣传，说我和郑维山、李雪峰为什麽不敢在保定对省委兵团和农大造反团表态，因为怕出现武汉事件，怕我被别人抓住打死了，你们不要相信。郑维山、李雪峰不是这麽胆小的人，我陈伯达也不是这麽胆小的人。······
······红楼派要高姿态，不要以为自己红得不得了，一点缺点都没有。不要把反对派搞得灰溜溜的，一辈子抬不起头来，不好嘛！要团结更多的人（红楼派首领刘学兰起身说：“我们一定按陈伯达同志的指示办！”），不是我说的，是毛主席说的（刘学兰：“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你们对省委兵团、农大造反团，除了少数坏头头交给群众考验外，其他大多数群众要团结。”
谢富治此时随声附和：“河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作出了巨大成绩，只是中间出了几个不好的组织：省委兵团、农大造反团、八五风暴、狂人公社、马路兵团，这些东西起了不好的作用，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最后走向反面，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总结经验教训。······现在还有些组织觉悟不够，如保定市直总部、省直总部要注意，不要走得太远了。”
同日，38军发布了《给保定市广大革命群众的公开信》，信中说：
“军委十条命令下达后，我们支持了河北农大红色造反团的新生。三反分子崔田民被揪出后，虽然我们曾经怀疑农大造反团头头崔世林和他父亲崔田民的关系，但由于我们阶级斗争观念薄弱，缺乏应有的政治警惕性，没有从多方面深入调查了解崔田民通过崔世林操纵农大造反团的罪恶事实，因此，直到陈伯达同志点名指出了农大造反团的问题时，我们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去年四月中旬以后，我们在对待社会上一度讹传的我军军史的一些问题，尽管多次表明了态度，做了不少工作，但由于我们政治上迟钝，对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而没有严肃地採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对于外地有的群众组织冒充我军支持做的一些坏事，由于我们政治警惕性不高，没有及时调查，认真处理，致使别有用心的人乘隙破坏我军与各方面的关系。
四月份，河北省委兵团重新成立，我们对他的历史和现状没有直接调查了解，便同意对它表示支持。之后，工总派有些群众组织对省委兵团活动有怀疑，不断提出意见，我们才于去年九月派人进行调查，但因调查研究工作不深不细，因而未能及早识破它是刘邓反动路线的新产物。
保定市革命群众组织形成两大派之后，我们仍然继续支持了工总派这是对的。但是我们没有切实贯彻执行毛主席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对工总派看优点多，看缺点少；对工筹派看缺点多，看优点少。对工筹派中一些老造反组织，感情上也逐渐疏远，主动地听取他们的批评意见不够，对他们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行动也未给予应有的支持。对待我们原来支持过的某些老造反组织，虽然没有撤消支持，但后来实际上没有给予支持，以致犯了疏一派、亲一派，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
我们所犯的缺点错误是严重的，教训是深刻的。我们辜负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信任，也有负于保定广大革命群众对我们的期望。
············
我们领导上对这些缺点错误，负有全部责任，参加三支两军工作中的广大干部和全体战士是没有责任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的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我们坚决地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我们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认错，向广大革命群众诚恳检讨，衷心地欢迎广大革命群众对我们提出严格的批评，帮助我们改正缺点和错误，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决心同保定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一起，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尽快地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而奋斗！”
据说，陈伯达见到这个《公开信》后，气得将它往桌子一摔，满脸煞白地连声大叫：“38军狡猾、狡猾、太狡猾了！”
为此，杨成武和郑维山急召38军首长去北京聆听教训。一上来，郑维山就指着李光军的鼻子大叫：“你们38军在保定支一派、压一派，现在应该悬崖勒马了！”
李光军霍然而起、怒不可遏地反驳：“我看是郑代司令员的屁股坐歪了。你几次到保定、到石家庄点了很多群众组织的名，一直坚持不给八一红卫兵平反。相反，38军没有取缔过一个群众组织，没有抓过一个造反派群众，请问郑代司令员：你凭什麽说38军支一派、压一派？！”
“反了！反了！”杨成武几步跨到李光军面前，双手扠腰、圆瞪两眼、板着铁青的脸大声喝斥：“怎麽，不服气呀？！不要太狂了！据我了解，‘万岁军’不是毛主席说的，而是反党头目彭德怀喊出来的，他是在拉拢你们呀！”
此刻，早已气得七窍生烟的刘海清，“腾”地一下站起身来，高声警告：“杨代总长！”他故意把这个“代”字拉得很长、很重：“‘万岁军’不管是谁讲的，但那是历史。如果毛主席当时不同意，为什麽转发电报时没有把‘38军万岁’这个口号抹掉？‘万岁军’不是38军自称的，是我们打出来的！我们到了保定，不准下面讲‘万岁军’、不准唱《三十八军军歌》。不过有一条：‘万岁军’的战功毕竟是谁也否定不了的！是谁也抹煞不掉的！”
顿时，杨成武和郑维山就像泄了气的皮球，面面相觑，手足无措。杨成武的喉结滚动着，咽下一口唾沫，垂下双手，轻声说：“今天就这样吧，——不过，你们回去要写个检查。”
在文革中，38军是少有地未参与1967年二月镇反的部队；同时，它也许是全国唯一坚定不移地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一支部队。京剧现代戏《智取威虎山》中的主人公杨子荣就出自38军的前身，其中有这样一段脍炙人口的唱腔：“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深山，要消灭反动派，改地换天。”这不啻为38军豪迈的军史，不啻为38军豪迈的军歌。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这支英雄的部队从遥远的东北调到京南锁钥保定，由于其领导人在文革前同当地党政官员并无任何瓜葛，所以他们能够比较公正地观察问题，火眼真睛，识别“真假猴王”，并因此顶着压力，为广大革命群众平反冤獄。本来，他们因此应该受到中央嘉奖，不愧为全国各地支左部队的一面红旗；然而现在，他们却被身为中央文革组长的陈伯达和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硬按着脑袋做检查，说是“我们辜负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信任，也有负于保定广大革命群众对我们的期望”，难道这不是冤枉透顶、荒唐至极吗？！
但是，这还不够，那位郑代司令员真是欺人太甚，此时他还要“乘胜追击”。1月27日上午，也就是陈伯达继续对38军苛毒地施加压力、而38军忍辱负重地发布《给保定市广大革命群众的公开信》的第二天，在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协商代表会议上，郑维山明目张胆地说：
“保定问题，伯达同志、谢富治同志讲了，我也讲了。伯达同志在邯郸也讲过，保定还可能有较量，确实是这样，保定是不怎麽好，所以我们现在不急于解决保定问题，看一段时间再说。保定问题，一个是压，一个是扶，没有正确贯彻伯达同志的指示。个别的情况是有些压，但更主要的情况是扶，‘扶’的意思就是扶起来。······省直总部、市直总部始终同省委兵团、农大造反团是一个观点，一直是一个观点。省委兵团、农大造反团做的坏事他们都做了，而省直总部、市直总部至今仍然认识不到这一点。我希望省直总部、市直总部赶快回头，不要沿着你们过去的道路走下去。······至于我们军队，只能支左不能支派，符合毛泽东思想就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顶住。保定问题是比较复杂的，有省、专、市三级机关，互相间有些干扰，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进行工作。”接着，郑维山正式宣布：“省革委会筹备工作春节前就绪。春节后2月1日，最晚2月2日正式成立。······省革委会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设在石家庄。其理由：一方面因为它是交通枢纽、战略要地；另一方面，因为它的工业产值占全省三分之不一，有一批优秀的产业工人；还有一个理由：石家庄革命秩序好，这个‘好’是相对说的。把省革委会设在石家庄，以后也可能有人抓石家庄。不要怕，石家庄无产阶级革命派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要防止保定不三不四的人插手石家庄，石家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顶住！”
29日上午10时30分至12时，郑维山、李雪峰在北京接见了农大造反团、省委兵团、省直总部、市直总部的一些代表，另有省委总部的两名代表旁听。
郑维山循循善诱地开导：“河北省十个地区有九个地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可保定还是这个样子！在保定的省直机关的人员多，增加了复杂性。不管省委兵团也好，农大造反团也好，省委总部也好，市直总部也好，他们的大部分群众是好的，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确确实实应该回头了。再走下去，究竟走到什麽地步很值得大家考虑。最近我们对省委兵团、农大造反团、省直总部、市直总部有批评，批评无非是帮助大家认识，错了就回头，不要继续走下去，这样下去对保定文化大革命不利，对河北省文化大革命不利。”
李雪峰也娓娓而谈：“农大造反团原来是造反的，后来明明白白地有一支黑手，方向全错了。当然，农大造反团同省委兵团不一样。崔世林这个头头坚持这麽久，用很多办法蒙蔽群众，现在将他戳穿了，对教育大家有好处。站队站错了没有什麽了不起，毛主席说：‘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
······总之，时间不不能再拖了，再拖对保定不利。······”
郑维山不无遗憾地回忆：“保定问题我们也有错误，主要是在‘八一’问题上打击面宽了，不该捕的人捕了。在肃流毒时压制了一些革命群众组织，主要责任在军队。从四、五月份以后，保定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你们省委兵团、农大造反团是工总派方面两个很重要的组织。我在三月份、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都去过保定。三月份就想搞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六月份想搞军管，七月份研究军管时间。后来看不行，主要是军队问题，我想当时军管也搞不好。那个时候你们对红楼派压得厉害，对省军区不是一般的压，那时马辉同志如果出面，当下就会被人打死。他没有办法，只好跑到满城县岭西村去召集会议。后来把红楼派打到西郊。这是一次教训。为什麽这样挑动群众斗群众？为什麽这样挑动群众搞省军区？无非是有些别的政治背景。当时有所谓‘新刘子厚不揪，旧刘子厚不倒’的口号。从四月份以后，省委兵团、农大造反团大方向错了，不仅仅是方向错了，确实还做了许多坏事。······”郑维山接着恫吓：“我在保定讲过可以不提重新站队问题，这种提法有刺激性；但就你们而言，确实有个站队问题，有的人就是站错了，有的人是在斗争中走错了。站错了要站过来，错了就检查错误，要回头。总之，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拖时间就是干扰，甚至是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仅对保定不利，对河北也不利。······抗暴游行是错误的！是对抗陈伯达同志的！是对抗中央的！”
1968年2月1日晚8时50分至10时30分，也就是旧历大年初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以及李雪峰、郑维山，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会议”全体代表。首先由谢富治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河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的批示》。康生解释说：“中央批示是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
中央批示原文如下：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8）21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河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同意郑维山、李雪峰同志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关于《河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同意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二十一名委员组成，并由李雪峰同志任主任，刘子厚同志任第一副主任，马辉、曾美、张英辉、刘殿臣、耿长锁等五同志为副主任。
同意河北省省会迁至石家庄。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中央向河北省四千多万人民表示极热烈的祝贺。
河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及时指导。毛主席亲临河北视察时，对河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英明指示。河北省的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干部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协助下，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并彻底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河北的代理人林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流毒。河北省革命同志最坚决地执行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全省十个专区，有九个专区和大多数县、市都成立了革命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北京军区和河北省军区认真地执行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河北省的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坚决执行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河北省的形势大好，革命和生产取得了双丰收。农业获得了全面丰收，工业、交通战线上也取得很大的胜利。
中央希望河北省革命委员会、驻河北省的人民解放军、河北各地、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广大革命群众一道，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立新功。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文件读毕，周恩来首先表示：“河北问题知道些了，伯达、富治同志管的，他们应当多讲。我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向你们问好！
伯达、富治两位很关心河北省，关于河北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向毛主席有个报告，伯达同志还有个说明。华北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山西、北京、内蒙、天津、河北，五个地方都革命委员会化了！全国数第一，也应该是第一，就在毛主席身边嘛！······在华北，河北是最后成立革命委员会，但是搞得彻底，省革委会成立晚一些但地方搞得好。由下而上，十个专区中间九个和大多数县成立了革委会，有了基础，水到渠成。······”
康生随声附和：“祝贺河北野战军、河北省军区做出的伟大成绩。这又一次证明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三相信、三依靠是正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支柱。祝贺你们抓革命、促生产超额完成。最后庆祝你们省会迁往石家庄，到石家庄成立新的革命委员会。”
江青更是简单明瞭：“开春了，河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是个大喜事！河北的情况我知道的很少，我不再费话了，祝贺同志们成立革命委员会！”
以下杨成武、姚文元、陈伯达诸位依次讲话从略。最后，由保定红楼派首领刘学兰代表“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会议”全体代表宣读了《给党中央、毛主席的致敬信》。
上述“中央批示”引人注目的是这样一段：“河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及时指导。毛主席亲临河北视察时，对河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英明指示。”
自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截至这个“中央批示”为止，毛泽东曾经两次乘车南下路过河北，但他却没有专意到过河北的任何地方“视察”，更没有对河北文革作过什麽“英明指示”。只是在中共中央于1967年10月7日发布了毛泽东巡视各地的最新指示后，从上面透出了毛泽东这样一段让人感到不得要领的话：“河北省站出来的（指党政领导人）很少，只有百分之几，将来还要有几个大翻案。”
关于筹备河北省革委会及其诞生过程，红楼派在1968年2月16日出版的《百万工农》报作了这样的描述：
“1月15日，所谓的省直总部也派了10个头头，坐着高级漂亮的轿车，厚着脸皮来到北京。他们妄图与我省直联委革命派各出10名代表，以对等的比例参加筹备会，真是利令智昏，异想天开，连人间‘羞耻’二字都忘了。
由于省直总部的无理要求，超过了会议规定的数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暂时没让省直系统报到。15日晚由河北省军区马辉司令员召集双方29人在赵家楼招待所进行协商。我省直联委代表严正指出：‘省直总部和省委兵团是一丘之貉，你们是一套人马、两块招牌，在文革中干尽了坏事，以省委兵团、省直总部为代表的一小股反动的政治势力同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明确地告诉他们：‘你们如果代表省直总部参加筹备会议根本没有资格，我们不予承认；如果你们代表部分革命群众，名额问题我们可以协商。’在我省直联委无产阶级革命派义正词严的揭露和驳斥下，省直总部的几个人哑口无言，汗如雨下，如坐针毡，狼狈万状。他们根本不敢谈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只是避重就轻，吱吱唔唔地胡说什麽‘省直总部和省直联委两大派都是革命的，选派代表双方应对等分配，各出10人。’最后竟撕下遮羞布，露出了政治流氓的凶煞相，耍起无赖来了。省直总部的人说：‘我们就是代表省直总部来的，我们是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同省委兵团没有关系。省委兵团是省委兵团，省直总部是省直总部。’由于省直总部的无理取闹，协商会议一直持续到深夜两点，我代表提出由北京军区去决定，对方才无可奈何地同意了。
在我代表同省直总部斗争的时候，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他们同声斥责和揭露了省直总部：‘省直总部的核心领导是省委兵团，他们的行动和政治纲领是一致的，都是反军的。他们在河北到处 插手，抵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抵抗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抵抗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在全省四千三百万人民面前犯下了累累的罪行，省直总部根本没有资格和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一起参加筹备会议。’
正当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和保定无产阶级革命派同省直总部的所谓代表进行斗争的时候，1月16日上午，北京军区郑维山代司令员、李雪峰政委用电话通知大会秘书处：‘省直总部和省委兵团一直是一个观点，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为了促进省直总部的革命群众和省直联委实现革命大联合，同意省直总部派6名代表参加，省直联委派14名代表参加。’
············
······1月20日，选举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工作开始了。
省革委会筹备会议决定：省直机关选8名委员，其中4名常委；保定地区选9名委员，其中3名常委。
············
农造派的代表在其黑后台的指示下，怀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在选举一开始就提出了‘省直机关8名委员双方各选4名’的无理要求，妄图同我革命派分庭抗礼。······
各地区的选举工作顺利地进行着，······由于农造派的捣乱和破坏，保定和省直的选举工作不能进行，拖延着会议的顺利进展。
······兄弟地区代表团讲话了，愤怒谴责农造派代表及其黑后台的大字报贴满了饭厅周围。······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阶级敌人妄图破坏河北省革委会成立的阴谋破产了！······他们不得不收回他们原来‘关于省直两派各出4名委员’的要求。······1月26日选举结果，省直联委6人当选革委会委员，其中4名常委；省直总部2人当选革委会委员，没有常委。保定地区陈哲同志、军分区刘长希同志和四代会4名同志当选革委会委员，其中2名常委；农造派3人当选委员，其中1名常委暂缺。
在保定地区的选举工作结束时，郑维山和李雪峰同志单独接见了我四代会代表，给了我们亲切的关怀。
河北省革委会筹备会议经过同农造派及其黑小撮后台的激烈斗争，胜利地结束了。
2月3日，正当我保定无产阶级革命派60，000多人欢庆省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的幸福时刻，农造派一小撮坏头头在其黑后台的亲自指挥、策划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向我保定参加庆祝大会的革命群众开枪了，一手制造了‘二·三’反革命政治事件。这是严重地对抗党中央、对抗毛主席、无视省革命委员会无产阶级权威的反革命暴乱，这是阶级敌人反革命嘴脸的大暴露。是可忍？孰不可忍！
消息传来，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不义愤填胸。吕玉兰、王国藩、吴臣、邢燕子，还有很多同志纷纷来我四代会代表住处亲切慰问。吕玉兰同志说：‘同志们不要怕，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定会在保定取得彻底胜利！’不到两个小时，兄弟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农造派杀人凶手及其黑后台的大字报像迫击炮一样贴出来了。河深海深，哪能比得上阶级感情深啊！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心连心，农造派一小撮坏头头及其黑台早已陷入了一个孤岛之上，气息奄奄了。”
2月3日，刘海清代表38军应邀去石家庄祝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当天下午，李雪峰和郑维山召刘海清谈话。郑维山说：“你是红小鬼出身，有战功，又是38军的老同志，这些我们都了解。你同李光军、王猛不一样，他们都是外来的，你要同他们划清界限，好好干。”
刘海清回答：“38军从来没有把外来的和土生土长的分开来看，我们是一视同仁——”
李雪峰打断他的话：“你要有自己的头脑嘛，难道整个华北都错了，只有38军支左对了？你对保定的形势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要错上加错。”
刘海清故作糊涂：“我实在搞不明白，38军错在何处?难道工总派垮台了，38军才正确了吗？”
郑维山两手一拍，哈哈大笑：“垮了就垮了嘛，垮了就轻松、就没有包袱了。没关系，到时我支持你！”
刘海清返回住处，觉得事态严重。于是他马上给家里打电话：“请军党委常委同志们立即赶往114师师部定县等我，有紧急情况传达！”
此时已是晚上10时，李光军和王猛急带常委们火速到达目的地。大约12时，刘海清疾步跨入会议室，但见众人正以急切而信任的眼光望着自己。于是他坐下来，把李雪峰和郑维山企图分化瓦解38军领导班子的话，原原本本地对大家复述了一遍。
传达完了，会场上只听得日光灯的嗡嗡声和党委秘书们记录的沙沙声。
刘海清首先打破了短暂的沉寂：“他们拉拢我是假，打压38军是真！这个问题我心中有数，请大家不要为我操心。”
此刻，王猛万分感慨地高声道：“老刘，人家拉你，是要把你当个‘定时炸弹’放在这里，但你却把这个‘炸弹’的引信拆掉了，他们遥控不了啦，成了‘哑弹’。这对38军是个重大贡献啊！”
于是，会场马上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这时，楼下坐在椅子上熟睡的勤务员被突然惊醒了，想起了楼上正在开会的首长，慌忙拎起暖壶去倒水。然而每个茶杯都是满满的，没有人顾上喝一口。

2月3日，保定军分区发布《关于不支持、不承认单方面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声明》：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定县、清苑、易县单方面成立了所谓革命委员会，是由过去与所谓省委兵团、农大造反团有密切联系的、犯有严重错误的一派群众组织单方面建立起来的，未经两派协商，没有武装部参加，也没有经过保定地区联合支地委员会讨论，因此，我们认为这是违背中央指示精神的，保定军分区郑重表示不予承认。
保定市及保专各县凡是不符合中央精神单方面建立的革命委员会一概无效，我们一律不支持，不承认。”
2月4日，河北省军区发布《关于敢死公社问题的严正声明》：
“敢死公社是一个做了许多坏事、民愤极大的坏组织。正如中央首长和北京军区首长一再指出的：‘专门打人的组织都要解散，什麽飞虎队、敢死公社、硬骨头都要解散。省委兵团、马路兵团、农大造反团、敢死公社、飞虎队都是乱弹琴。’敢死公社还在搞名堂，敢死公社确实充当了省委兵团、农大造反团的打手，中央首长和北京军区首长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坚决拥护！坚决照办！
敢死公社是由走资派操纵、少数坏头头控制、有坏人参加的坏组织。它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机，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大搞打砸抢抄抓杀，实行阶级报复，把斗争矛头一直指向革命群众、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在中央首长和北京军区首长指出它的问题之后，他们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变 本加厉，继续顽抗；2月3日，他们又充当了枪杀中央表态支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群众、破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反革命事件的急先锋。为此，特声明如下：
一、          敢死公社必须立即解散，不准改头换面，不准转入地下活动；
二、          广大革命群众及敢死公社中受蒙蔽的群众，有权揪出敢死公社的坏头头和杀人凶手，送交保定无产阶级革命派审查处理；
三、          敢死公社中要革命的群众必须认清形势，立即猛醒，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彻底揭发敢死公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同日，红楼派“红色公安”、“红检察”、“红司法”联合发表《严正声明》：
“河北省红色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以林铁为首的省地市一小撮走资派和一切阶级敌人的彻底灭亡，宣告了省委兵团、农大造反团以及农造派中一些不三不四组织的彻底破产。他们对这一红色革命政权怕得要命，恨之入骨，极尽阻挠、破坏之能事。2月3日，农造派中一小撮坏头头勾结牛鬼蛇神，在光天化日之下鸣枪杀害庆祝河北省革命委员会诞生的保定四代会、三级联委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流血惨案，是一件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也是阶级敌人进行垂死挣扎，疯狂破坏的大表演。······
······强烈要求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逮捕并严惩‘二·三’反革命事件的黑后台和杀人凶手！”
2月5日，红楼派公布《2月3日保定市公检法军管会负责人的讲话》：
“‘二·三’事件是严重的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在3日晚上统计，已经死伤26人（死4人、重伤10人）。他们镇压的是党中央支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打的是庆祝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革命群众，因此是严重的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必须严肃处理。
（一）必须在群众中广泛揭露，这次事件是破坏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直接对抗党中
央、毛主席的。六四六厂群众进场不到一半，中间队伍被拦截并当场开枪打死汽车司机。这时工人总部楼上发出讯号，对空鸣枪，所谓批斗联络站、红代会进入阵地一起开枪。然而庆祝大会还在继续进行，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英雄气概；
（二）已经正式通知38军，叫他们逮捕工人总部、批斗联络站、红代会、农代会开枪杀人的凶手，交由革命派审判；
（三）做好烈士、伤员的善后工作；
（四）防止事态继续扩大，大家要百倍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破坏；
（五）对于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我们不应阻挠，应该坚决支持。要加强调查研究，如实反映情况。这次事件比‘一·三’事件严重，‘一·三’事件是对抗陈伯达同志的，而这次事件是直接对抗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要正确认识这次事件的性质，这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搞的，完全是为了破坏保定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庆祝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及游行。在今天开枪的有市人委、二六三医院、市法院、工人总部、市直总部的院内或附近；
（六）现在正式宣布：敢死公社是个坏组织，必须解散；如果它不解散，群众要帮助它解散！”
2月6日，红楼派发布《就“二·三”反革命大屠杀事件告全省人民书》：
“2月2日夜，工人总部、红代会、农代会、市直总部、铁工总等省委兵团、农大造反团的难兄难弟组织暴徒，策划3日破坏在市体育场召开的大会。他们调动各厂的暴徒持枪埋伏在各交通要道口。工人总部烟厂烈火和敢死公社30名暴徒痛饮血酒后，把头剃得光光，互以‘电灯泡’为暗号，手持现代化杀人武器，做为农造派的机动杀人队分散潜伏下来。这天夜里，又从满城等县运来大批农民，携带手枪、炸药包等杀人武器赶到保定。
2月3日上午，我四代会、三级联委和人民解放军满怀战斗的喜悦，陆续赶到市体育场。就在这时，敢死公社一名暴徒上前抢劫工代会六四六厂革联的汽车，当我方战士和他们讲理时，这个暴徒咆哮：‘老子有枪！’于是就向空中鸣枪，这就是农造派向我革命派血腥屠杀的黑色讯号弹。顿时，从工人总部、国防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市直总部等盘据地，用步枪、半自动步枪、冲锋枪、机枪疯狂地向正在入场的我革命派队伍射来。随着冲锋枪的哒哒声、机枪的嘟嘟声，我革命派有数十名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士，手持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倒在血泊中。当我革命派要抢救自己的战友时，机枪、冲锋枪更加猖狂，子弹像雨点一样倾泻下来，我们的革命战友康志国等4位同志光荣牺牲，22名革命派战士中弹负伤，就在这时，早有组织、有计划、有指挥的农造派所把持的各交通要道口，全部用火力封锁，使得一部分革命派群众不能进场开会。
······大会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离开会场时，农造派一群暴徒围攻河北省军区、保定军分区指战员，动手毒打了30多名人民解放军战士。
2月3日发生的这场镇压革命派的大屠杀，是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早已预料的一次与革命派的大较量，是直接对抗党中央、对抗毛主席的一次反革命事件，是一次破坏红色政权的反革命行动。
目前，保定市枪声四起，革命派受到严重威胁，白色恐怖笼罩全城，农造派在一小撮坏头头的操纵下，大修武斗工事，不断持枪行凶，事态正在扩大。”
2月3日，红楼派公布了省军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中央首长和北京军区首长指示的2月1日会议纪要》：
“省革命委员会在石家庄建立，保定已经出现一些谣言，说什麽‘《永久牌》不能永久，省军区要走，靠不住了’等。这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目的是威胁无产阶级革命派，煽动无产阶级革命派对省军区的不信任，破坏省军区的三支两军任务。全体支左人员必须引起注意。同时，要教育广大革命群众对此百倍警惕，不要上当。要明确地告诉保定广大革命群众：中央和北京军区是支持保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省军区也是坚决支持的。因此，不论省军区在不在保定，只要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就一定会取得胜利。同时，省军区对保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负责到底的。”
2月9日，石家庄四代会、唐山三代会、邯郸四代会、张家口四代会、天津地区联委、承德三代会、邢台三代会、衡水专直工代会和红代会、沧州三代会联合发布《关于保定‘二·
三’反革命惨案的联合声明》称：
“（一）‘二·三’事件是保定农造反军复辟派一小撮决策人在省委兵团及其黑后台操纵下，一手制造的反革命流血大惨案，是蓄谋已久的有计划、有目的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这一惨案是农造反军复辟派一小撮决策人对抗毛主席、林副主席、陈伯达首长的又一铁证，是他们破坏新型红色政权光荣诞生的又一罪行，是他们欠下全省四千三百万人民的又一笔血债。对此，我们表示极大愤慨！对农造反军复辟派一小撮决策人提出最最强烈的谴责！最最强烈的抗议！
（二）我们最最紧急地呼吁，最最强烈地要求北京军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保定驻军认真贯彻中央‘九·五’命令，严肃处理‘二·三’反革命流血惨案事件，迅速查明真相，逮捕杀人凶手和幕后策划者，揪出黑后台依法严惩，并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采取果断的措施，保证四大的正常进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
（三）我们严厉警告农造反军复辟派中的一小撮匪徒，对于你们所进行的一系列罪恶活动，我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进行彻底清算。你们必须立即悬崖勒马，坦白自首，向人民低头认罪。否则必将受到人民群众和国法的严厉制裁！何去何从，迅速抉择；
（四）我们认为，农造派中的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是要革命的，我们衷心希望他们从‘二·三’惨案中猛醒过来，认清形势，与其一小撮坏头头划清界限，迅速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争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五）保定四代会所属广大革命群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是越战越勇、越战越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坚决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誓做他们的坚强后盾，永远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六）我们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死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新型红色政权，如果有人胆敢破坏和颠覆它，我们誓与其血战到底！”
2月7日上午，“保定工总派筹备市革委会协商代表团”奉命改为“保定工总派赴京上告代表团”，团长仍为要宝钟。保定造反派联络站总口给上告代表团订出了八条纪律：
（一）服从命令听指挥；
（二）禁止单独进行政治活动；
（三）汇报材料以及电报要经集体研究；
（四）书写标语按统一口号；
（五）不准携带武器弹药；
（六）矛头不准对上；
（七）不绝食、不静坐；
（八）反映情况要实事求是。
当晚，上告代表团男女200多人由要宝钟率领，乘火车抵达北京，在地质学院住宿。次日上午，上告代表团五人核心小组一起议事、整理材料。要宝钟提出：“我认为，此次告状应去周总理那里，中央文革现在是不能指望了。”大家对此表示同意。通过地院东方红公社摸清了周恩来的办公地点后，下午，要宝钟带人去中南海后面的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将上述材料交给了门卫。
9日上午，要宝钟接到保定发来的急电称：红楼派武斗队动用3门“八二”迫击炮，猛攻棉纺厂红革会所处本厂的宿舍大楼，用剧烈炸药包炸毁大楼一栋，红革会群众伤亡多人。下午，要宝钟急召上告团针织厂革委会代表杜文祥、国防工代会惠阳厂造反总部张锷、胶片厂革命硬骨头代表王玉珍、省一建公司革联会代表王志成、华二野战军代表张兰等5人，在北海公园门口研究上告方案。要宝钟提出：“当前必须打破总口订出的第二、第六、第七诸条纪律，否则，看来上告难以奏效。”他举了河南保守派十大总部的例子：当中央表态支持河南“二七”公社以后，十大总部代表团冒着严寒在总理办公室门前静坐、绝食；这样终于求得周总理的接见，并因此取得了大联合、三结合的合法地位，在本省站住了脚。要宝钟据此建议：“这次，我认为咱们也不妨试一试河南‘十大总部’的方法。”不料这时，他们的举动却引起了北京卫戍区值勤战士的注意，当即将要宝钟带往公园内盘问。卫戍区司令部得到报告后，指示将要释放。要出来继续同大家商议。多数人认为：当此关键时刻，带领200多名男男女女在总理办公室门前静坐绝食，此事实属铤而走险，非同小可；成功了自不必说，但如果弄砸了，就会使保定造反派一败涂地，38军也会受到重大牵连。由于事关重大，最后，众人决定上告团暂由王志成负责，要宝钟则立即赶回保定请示上述举动。王志成同大家约定：上告团的秘密联络点是建工部八局招待所103号房间。
从2月4日开始，红楼派头目纠集20多个单位的5，000多名武斗队员，全力围攻棉纺厂红革会。他们动用了轻重机枪、冲锋枪、六0炮、八二迫击炮，其密集的火力将对方群众封锁在6座楼里。烈火延烧了12小时，4号楼120多间房屋毁为一片瓦砾。这些灭绝人性的暴徒，还把100多公斤的烈性炸药安放到5号楼里。轰隆一声，大楼整个坍塌，坚守在里面的8名红革会青年全部被炸死。最后，那些暴徒还进行全厂大搜捕，对300多名红革会无辜群众严刑逼供。到2月9日为止，惨死其手下者竟有18人之多，有43人因伤致残。
郑维山在北京闻听此讯后，在电话里对省军区领导人大发雷霆：“棉纺厂事件影响太坏了！38军稳住不动，看着你们打。你们坏蛋没有，混蛋倒不少！”
要宝钟返保后，这才发现田丰已接受38军首长的劝告，远去湖南避风（因有消息说，陈伯达即将点田丰之名）；而此时，同田丰宿怨已久的市运造反团首领张一生，居然乘机钻入工人总部任常委，并且一跃而为总口主持人。张一生在二月镇反时期是个有名的“软骨头”，在牢中向粉反指挥部再三跪请饶恕，不停地宣读《认罪书》，并且为此整日号哭。同牢田丰对其表现鄙夷不屑，自此二人心存芥蒂，貌合神离。徐孟在文革初期曾经参加保守派王拐子大军，乃八一红卫兵宿敌；他和张一生对要宝钟早有门户之见，此时他们把持工人总部和总口，对要宝钟率领的上告团根本不屑一顾。要宝钟为此找到董玉和邢泽，他俩竟也支支吾吾，态度暧昧； 显然，他们是听信了什麽人的谗言，因而此时对要宝钟大加猜忌。这样，所谓“保定工总派赴京上告代表团”也就名存实亡了，而要宝钟也随之被冷落一旁。
2月10日，38军发布了《对当前保定形势的严正声明》：
“保定最近形势急剧变化，从2月3日流血事件后，在革命群众组织内，某些组织企图用武力摧垮对方的事件不断发生；有的竟使用火炮、炸药、轻重机枪等重武器袭击对方，造成重大伤亡，使国家财产受到损失，人民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对此，我38军深感不安，特发表《严正声明》如下：
（1）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说：‘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革命群众组织间如果有分岐，只能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通过四大，通过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去解决。任何一方採用武力攻击都是十分错误的，是完全违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的。因为这样做，死伤的都是阶级兄弟，破坏的是国家财产，不利于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因此，不管是哪个群众组织这样做，我们都是坚决反对的。
（2）全市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提高革命的警惕性，严防阶级敌人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以及坏人，利用群众组织间的派性，煽风点火，挑起武斗，促使事态继续扩大，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们衷心希望，全市广大革命群众，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坚决反对武斗，打倒派性，斩断黑手，为尽快实现保定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作出贡献。”
2月13日，红楼派棉一总部在其散发的传单《把棉一红革会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中说：
“棉一红革会一小撮反动分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举不胜举，从1967年4月以来，他们疯狂地叫嚣打倒马辉的黑后台——郑维山——杨成武。”
11日，红楼公社在其传单《也谈目前的形势》中说：“2月9日，西郊棉一总部无产阶级革命派採取了革命行动，一举拔除了红革会、劳技飞虎队、敢死公社、石家庄狂人等一些不三不四的组织盘踞在西郊的据点。捷报传来，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不为之欢欣鼓舞，扬眉吐气。一小撮阶级敌人及幕后支持者闻风丧胆，失魂落魄。‘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让我们为这一伟大胜利拍手叫好！让我们在胜利的礼炮声中，缚苍龙，追穷寇，迎接古城的新曙光吧！
············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从前发表‘两个烂苹果论’的‘苹果商’又在抒发感想了，说什麽‘保定最近形势急剧变化，’使他‘深感不安’。多麽可笑！又多麽可怜！六·二二、六·二三的形势能够永远不变吗？黑风阵阵，逆流滚滚的形势能够永远不变吗？不但要‘急剧变化’，而且‘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这个形势使他‘深感不安’了，这完全是一小撮牛鬼蛇神的阴暗心理。
在这里，我们严正警告农造反军复辟派中一小撮顽固分子及其支持者，不要妄想再扭转形势、东山再起了，更不要继续为非作歹、负嵎顽抗了。顽抗到底，决不会有什麽好下场！”
12日，红楼派化纤厂“东方红”散发的传单《老百姓看形势》说：“在这飞雪迎春、山花烂漫、万众欢腾、喜庆胜利的日子里，保定古城吹起了一股小旋风，那些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社会上的一小撮牛鬼蛇神、残渣余孽已感到死神来临，于是按捺不住内心的仇恨，公开地跳出来了，制造了震撼全国的反革命‘二·三’事件。但这只是‘蚍蜉撼大树’而已，正如省革委会主任李雪峰同志所讲的那样：‘革命洪流是阻挡不了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河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顶逆风、战恶浪，同一小撮企图倒转历史车轮的阶级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殊死的搏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就在这个时刻，有人‘深感不安’了。我们说，如果是认识自己的错误，感到自己干扰、对抗、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已经犯罪了，那麽‘深感不安’，我们将谢天谢地！但种种迹象表明，非也。早在去年八月反军妖风滚滚之日，这些人是何等高兴得手舞足蹈啊！于是一伙摇旗呐喊的小丑，一个个神气十足，把认真执行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北京军区、河北省军区当成主攻方向，骂为‘鳖上鳖’，对坚持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保定四代会、三级联委无产阶级革命派恨之入骨，诬为‘老保’；用尽了各种阴谋手段，采用反革命的高压手段，妄图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置于死地而后快。直到陈伯达同志在10月27日对河北问题表态之后，不是这些人还在高唱‘要承受压力，越到这个时候，越是出英雄的时候’吗？到了陈伯达亲临河北各地指挥作战时，不是才迫不得已地忍痛割爱，把反动思潮小集团省委兵团、农大造反团仍出来吗？可是又用反动的‘烂苹果论’来蒙蔽群众，稳住阵脚，以图再战。当中央把河北问题交给北京军区处理时，不是有人心中‘很不理解、很不舒服、有些泄气、有些憋气’吗？今天，中央在给郑维山、李雪峰同志报告的批示中明确指出‘北京军区和河北省军区认真地执行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也会促使这些人的心中‘不安’吧！可见这个‘深感不安’是处于‘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却又死不回头的表露而已。”
17日，红楼派市直联委在其散发的大幅传单《举国齐欢腾，何君独不安》中说：“华北山河一片红。经过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浴血奋战，河北省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庄严地诞生了。这标志着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河北保定文化大革命形势空前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在这种大好的革命形势下，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人心震奋、欢欣鼓舞、团结一致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奋勇前进，为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许多受蒙蔽的群众纷纷觉醒，毅然决然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 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但是，奇怪的很，在这种大好的革命形势之下，却有人‘深感不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有这种‘深感不安’的人非常深感不安。岂止不安，而且非常担心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滑到非常危险的地步而不能自拔。······”
对于38军首长的耐心劝导，善意忠告，此时早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红楼派首领们又怎能听得入耳？这些卑劣无知的小人不但拒不接受，反而一哄而起，齐声鼓噪，在他们出笼的传单里对这一支坚定不移地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英雄部队极尽其嘲讽、辱骂之能事，似乎保定大地从此就“非我莫属”了。
2月15日，38军驻清苑县113师师部发表《关于坚决支持、保卫清苑县革命委员会的严正声明》：
“清苑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步步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英勇不屈，艰苦奋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成果。在毛主席最新指示鼓舞下，于1967年9月底就基本上实现了全县革命大联合。1968年1月28日成立了清苑县革命委员会，受到了全县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拥护和衷心支持。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但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不甘心他们的灭亡，正在千方百计地煽动和利用反动的资产阶级派性，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委员会，狂妄企图用武力颠复红色政权，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坚决击退这股反革命委员会的逆流，保卫红色政权，我4888部队（113师）特发表《严正声明》如下：
（一）清苑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有充分的代表性和坚实的群众基础；完全符合革命三结合的原则；是经过保专联合支地办公室领导小组讨论研究、呈请四八00部队（38军）党委审查批准、呈报中央和北京军区备案的，因此，我们坚决支持。社会上某些人散布的所谓‘清苑县革委会是派性的、单方面的’等等谬论，不是恶意的诬蔑、中伤，就是政治上的糊涂，对此，必须痛加驳斥。
（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北京军区党委<关于军队必须尊重、支持革命委员会的指示>的批示》中说：‘在建立革命委员会之后，军队应当爱护它，尊重它，支持它，保卫它，帮助它更加健全和巩固，使它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斗争中发挥更强大的威力。’又说：‘要保卫红色政权，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对此，部队必须高度警惕，随时注意保卫革命委员会和革命领导干部的安全。······发现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时，部队一定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决打击敌人，保卫红色政权，真正起到无产阶级坚强支柱的作用。’
我四八八八部队坚决彻底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北京军区党委的指示，一如既往、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支持、坚决保卫清苑县革命委员会。对那些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牛鬼蛇神以及政治上别有用心的人提出严重警告：如果你们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继续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伟大方针，破坏革命委员会，胆敢实行武装反夺权，我们一定和广大革命群众一道，坚决给以粉碎性的打击！
（三）为维护社会秩序，保证抓革命、促生产的顺利进行，保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更好地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们坚决支持和协助专政机关对某些证据确凿的坏头头和反对革命委员会的坏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维护革命委员会的权威；我们坚决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条条落实、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巩固发展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战斗中立新功。”
清苑县地处保定城周围，对于保定市两派斗争形势影响极大。38军113师这个钢板硬正的《严正声明》，极大地鼓舞了当时困守孤城、处境艰难的保定造反派，对于嚣张至极的红楼派首领们不啻为当头一棒。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5fc58b0100ydu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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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晚9时至11时30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汪东兴、叶群等中央首长，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委员、革命群众组织代表。
江青一开始就大刀阔斧地指点：“······在你们天津，去年召开了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座谈会，有这麽一个黑会，知道吧？（众答：知道）黑的！还有一个黑戏，叫《新时代的狂人》，有没有？（众答：有）黑的！今天就和同志们谈一谈，这是什麽原因，讲一讲道理。现在请陈伯达同志给我们讲话。”
陈伯达煞有介事地说：“······在天津出现这样的黑会、黑戏，都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反映了无产阶级大革命中极其尖锐、极其复杂、极其激烈的阶级斗争；反映了社会上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潮，而且反映了这个思潮的组织，比如在天津有大联筹、政法公社；在河北、在保定有‘八·五’风暴、省委兵团、农大红色造反团；在石家庄有狂派，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吧？（众：知道）在唐山、邯郸等地都有代表他们反动思潮的这些流派。所以天津这个黑会、黑戏，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这是一个侧面。在天津、在河北，还有组织上的联系。······”
陈伯达借着这样一个难得的场合，暗售其奸，再次端出天津、河北等地被他扼杀的造反派组织，这显然同所谓天津的“黑会黑戏”不着边际，同这次接见大会的基调也不合拍。陈伯达此时急于靠拢周恩来，拼命讨好杨成武和郑维山这些军界实力派人物，为了这一目的，他拿着造反派群众做贡品，确实做到了“见缝插针”、不遗余力的程度。
22日下午，要宝钟将自己写好的大字报《篡党小丑陈伯达》，骑车带往大旗杆广场，准备在那里张贴。大字报说：
“1967年8月22日，陈伯达在接见保定两军领导人的会议上，曾经这样实事求是地表态：‘38军是新来河北的客人，省军区应该欢迎、应该尊重38军。38军来的时间不长，但经过了调查研究，很多问题观察清楚了。我不敢保证38军百分之百的正确，但他们的很多看法、意见是好的，观察是正确的。（郑维山插话：“38军框框少”。）不客气地说，省军区应该做自我批评。······北京是首都，河北是首省，河北是老河北，问题复杂，38军来河北带来了新鲜空气，是不是？应该让河北省军区作检查、作自我批评。’
然而，就是这位同一个中央文革组长，仅仅时隔不到半年，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就像灌了迷魂汤、吃了枪药一样，翻脸不认人，全然丧失了号称‘老夫子’、自称‘小小老百姓’的尊贵相，对38军所支持的革命群众组织，一会儿高叫：‘我们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会把他们彻底打败！’一会儿高叫：‘下一步要乘胜追击！’陈伯达甚至恬不知耻地说：‘现在有一种谣传，说我和郑维山、李雪峰为什麽不敢在保定对省委兵团和农大造反团表态，因为怕出现武汉事件，怕我被别人抓住打死了。你们不要相信，郑维山、李雪峰不是这麽胆小的人，我陈伯达也不是这麽胆小的人。’作为中央四号首长，大厅广众之上，竟然如此不知自重，竟然如此公开挑动群众斗群众，竟然如此公开挑动人民解放军的两军关系，真是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陈伯达为什麽会有今日的精彩表演？其幕后内容到底如何?记得去年《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被毛主席批判后，身为《红旗》杂志总编辑的陈伯达，慌慌张张地赶往《红旗》杂志社，将他亲自签发的该社论手稿偷偷地付之丙丁，销赃灭迹。其后，他便将大揪‘军内一小撮’的罪责完全推到王力、关锋及编辑林杰的身上。关于这一事件，是我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张贴的大字报上见到的，这不是造谣，而是《红旗》杂志社工作人员揭发出来的事实真相。
据此，我认为陈伯达其人心术不正，其历史一定大有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记得，陈伯达曾有一部大作，名曰《窃国大盗袁世凯》；而我却认为他这个人，却恰恰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袁世凯门徒、一个不折不扣的篡党小丑，——今日我们冠以其如此雅号，但不知陈老夫子意下以为如何？”
这一张大字报如果在当时张贴，其轰动效应自然可想而知；当然，其作者当时的下场也就由此可想而知了。但当要宝钟正在那里选择合适的张贴地点时，却巧遇保定公社首领孟惠琴。她见这位老战友的情况不对，知道他又“旧病复发”了，于是孟连忙对他当头一瓢冷水：“你在过去两次遇难，都是我们学生红卫兵营救了你。但这一次你却要牵连38军，你想到过没有？我们可再也救不了你了！”
孟惠琴的这一警告果然击中其要害。田丰远去湖南，崔世林身陷囹圄，而今要宝钟又遭到38军某些首长的猜忌，以致使其在工人总部遭到排挤；种种苦闷之下，为了当众表白自己的心迹，才使他一时做出了这一无异于自杀的不冷静决定。但孟使他清醒过来了，他的这一鲁莽举动终至“胎死腹中”。
在这一阵天昏地暗的日子里，李光军每晚必到王猛的家中，茶几上摆着一盘羊角辣，一盘花生仁，两瓶老白干。两个人牢骚满腹，此时只有相对借酒浇愁。
一天晚上，李光军进门就愁容满面地说：“老王，你听到没有？上边要叫63军的副军长徐信来38军当军长了，这是要对我们狠下毒手了！也许我就要蹲班房了。”
“你蹲班房，我也跑不了。”王猛破例地拿出自己珍藏的一瓶茅台酒，仿佛是要同自己的患难战友诀别了。
“有什麽事我扛着，不能叫他们一锅端，38军不能没有你啊！”李光军“咕咚”一声坐下，仰首满饮一杯，然后热泪盈眶地望着对方。
王猛挨近老搭裆，唏嘘着说：“人家能相信吗？哪一次支左的决定我没参加，哪一次大事我没发表意见，党委会议记录上白纸黑字，还跑得了吗？特别是，你在北京谈判那几个月，我不就在支左第一线吗？叫你前脚走，那就轮着我后脚滚了，一对难兄难弟呀！”他满眼淌泪地狠狠嚼了一根红辣椒。
李光军接着诉说：“我跟老伴交待，要有精神准备，我就要坐牢了。但她一声不响，只是吧嗒、吧嗒地掉眼泪，弄得我心里很不好受。”
“是呀，他们没跟我们沾光，对不起老伴啊！”王猛也仰首满饮一杯。
“不能再想这些事了，要杀要剐，随他们的便吧！”李光军又是一大杯下肚。
王猛慌忙夺过酒瓶子：“老王！不能这麽喝了，你不怕醉，我还舍不得酒呢！”他只给对方倒上了小半杯。
“真抠门，都什麽时候了还心疼酒！”李光军噗哧一声笑了，但眼里还闪着泪光。
王猛用手帕擦了擦泪眼，突然笑出声来：“没关系，反正枪毙不了，顶多坐牢，老婆孩子下乡劳动。”
李军长也苦笑了笑：“也好，反正我那两个儿子还没事干呢。”
王政委连饮两杯，感觉心情好多了，他豁然开朗地说：“我是孑然一身从家乡出来参加革命的，现在又有老婆又有孩子，赚啦。好多战友还没弄清婚姻、家庭是怎麽一回事就牺牲在战场上了，我们还有什麽遗憾的呢。‘安危不贰其志，险易不革其心’，总之，现在要叫38军屈服那是没门儿的！”
当晚，王猛就把一些有关内容的笔记本都烧掉了。而李光军则把特别重要的一些材料用油布包好，埋在了地下。
在此期间，北京军区竟然命令38军一次复员老战士12，000多人，相当于两个军复员人数的总和，而又不准留下一个人在保定。这表明，杨成武和郑维山对38军确实不怀好意，包藏祸心。而另一方面，他们却又将河北省军区同期复员的大量老兵，安置在保定的公安和政法部门，例如，仅在河北省第一监狱就塞进了这样的61个壮小伙子，群众呼之为“假军管”，他们摇身一变，大都成为红楼派联总的得力打手。
38军复员老兵临走前，脱下军帽，满眼含泪地向为支左而惨死的战友们默哀3分钟。在一片悲壮的哽咽声中，有人起唱：“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钢铁的意志，钢铁的心。······”于是，大家立时热泪横流、双拳挥动地高唱起来，那场面，那力量，那豪情，真是令人终生难忘啊！
38军在这一年复员的老兵们，无论返回全国哪个地方，在飞驰的列车，在退伍接待站的饭厅，在新的工作岗位，只要风闻诽谤38军的谣言，他们就会怒不可遏地奋起抵制。特别是在输送东北复员老兵的火车上，来自38军的老兵同那些挖苦、慢待他们的人，坐一路，辩一路；走一路，争一路；跑一路，打一路。胡说38军不好，如不道出一个“子丑寅卯”来，那你就别想溜之乎也！


自1967年8月26日晚上中央文革端出王力、关锋俩人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地批判“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这个口号以后，所谓“七月狂飙”迅速销声匿迹，除北京和上海而外，全国各地造反派在政治上均处于极大的不利地位。他们由原来的战略进攻被迫转为全面防御，狼狈万状地一路上且战且走，大部分地区是溃不成军，甚至归于全军复没。例如河北全境，到1968年2月初省革命委员会诞生为止，除保定工总派因为赖有38军保护而苟延残喘外，其他九个地区的造反派组织均被冠以“反人民解放军”的罪名而最后加以摧毁。
2月9日，也就是保定红楼派武斗队炸毁棉纺厂红革会群众所住宿舍大楼那一天，在河北省南端的四省通衢之地，爆发了震撼全国的血洗磁县事件。杨成武、郑维山以贯彻中央对徐州问题的“二·六命令”为名，公然调动两个团的兵力，在这一天突然包围了被三省十九个地区造反派武斗队所控制的磁县孤城。800多个守城人员奋起抵抗，在这一场腥风血雨的战斗中，造反派死亡51人，伤数百人，被抓获600多人；部队死亡18人，伤77人。在一片废墟上，被枪杀的造反派暴尸三天，邯郸当局将本地造反派骨干轮番带往现场批斗，并组织群众参观。
有些地方，例如武汉，造反派“三钢三新”为争夺领导核心，又一时分裂成为钢派和新派，所谓“不钢则康”，“大颳十二级钢风”，整日内战不休；结果两败俱伤，为本地保守派死灰复燃提供了大好契机。在湖南，湘江风雷翻案后，又分裂成为以叶卫东为首的稳健派和以张家政为首的激进派。张家政以高校风雷为中心，组织“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也就是“省无联”，发表宣言《中国向何处去》，公开指出：“我们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认真的改变的旧机关的残余。这些机关仅仅在外表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引自列宁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样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新生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这种上升为政治理论的造反派斗争纲领，由于脱离了毛泽东指引的政治航道，这显然是他所不能容忍的。
1968年1月24日晚9时至12时，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叶群、曹轶欧、黄永胜等人一齐出动，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湖南班”全体人员。
陈伯达对周恩来竭尽其溜须拍马之能事：“湖南经过反复是好事，许多牛鬼蛇神都暴露出来了，擦亮了大家的眼睛。我不想多来介绍那些混帐的语言，他们总是想搞垮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首先把周恩来同志——我们的周总理说成是新的资产阶级的总后台（周恩来大笑道：‘我是新的资产阶级的总后台！’这时江青等人都笑了，台下群众也都笑了），总理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总理，是毛主席领导下的总理（众呼口号：“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他们是借反对周总理之名企图搞垮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个活动对我们并不陌生，这不是先在湖南出现的，在北京早已出现了。‘五·一六’你们知道吗？就是那样的玩艺，卑鄙无耻，这是将要灭亡的阶级的垂死挣扎。”
江青绘声绘色地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管大丑小丑，他们的目光总是短浅的，看不到远的、未来的、革命的、辉煌的前途，他们总感觉悲哀，所以是‘战马悲鸣’。同时他们本身就是‘瘪三’，自己吹呀、吹呀，吹得很大，我觉得‘瘪三’就是‘瘪三’，要藐视他们！”
周恩来则侃侃而谈：“湖南的文化大革命形势还是大好的。有一小撮跳樑小丑跳出来了，乱一下，没有什麽了不起，总的形势还是大好的。他们跳出来，有纲领，有组织，······
他们说要砸烂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旧的国家机器，这个问题就牵涉到怎麽评价建国十七年来的问题。他们把我们在座的（指中央首长）都说成是新的资产阶级贵族，那麽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置于何地？我们的十七年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的红色政权，只是受到刘邓的干扰，那不是主流，如果不是这样，怎麽能有今天？······
······林副主席说：‘湖南和长沙还没有乱透，三条黑线没有全暴露出来。’省无联就借以否定毛主席亲自批准的省革筹小组，并把其他各省的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都说成是改良主义的，把毛主席领导下的大多数干部说成是新的资产阶级贵族，要推翻十七年的历史，砸烂旧的国家机器，重新组织国家机构，以此蒙蔽一些群众跟着他们走。······
省无联这个脓包开了刀，动了一个小手术，把脓包挤掉了，因为当前的时机已经成熟（江青：‘是他们自己跳出来的，问题摆出来了，就必须好好解决’）。当前，重要的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勇敢地前进！”
第九章  毛泽东对三十八军的关怀
从一九六七年九月开始，全国各地造反派就明显地感觉到政治空气对他们越来越不利，对毛泽东的所谓“伟大战略部署”越来越不理解，越跟越糊涂。毛泽东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造反派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伟大统帅突然变得如此陌生，他在武汉事件中同造反派心连心的那种互相依存的气氛再也无处可寻了。而所谓“反军派”、“五·一六”这两顶政治大帽子，就像两座大山压在孙猴子双肩上一样，使造反派泥足深陷，不能自拔。1968年的倒春寒，比1967年的二月镇反来得更是别有一番痛苦滋味。在北京，以聂元梓为首的所谓“天派”红卫兵掀起了“砸烂关王庙，铲除大小妖”的狂潮；3月中旬，他们乘胜追击，直捣谢富治，这把“冲天大火”眼看就要延烧到江青身上来了。
毛泽东对这个越来越倾斜的政治天平，当然不能熟视无睹。他的政治格言从来是：“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历史的必然性。”现在，他要在他正在创造的“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新形势下，尽力维持中央两派领导人之间的平衡，以便于这位超然象外的中国上帝从中操纵，驾驭全局。
1968年2月13日，外交部91名司长、大使联名贴出大字报《揭露敌人，战而胜之，彻底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其矛头直逼中央文革整个班底。但时间不长，周恩来即令姬鹏飞、韩念龙、乔冠华三位外交部副部长转告陈毅：“这张大字报是原则性的错误，是右的方面的干扰，部党委不对大字报表态就站不住脚。陈毅同志：部党委应表态，否则我就要表态了。”
这是中南海发出的一个重要讯号。
1968年3月11日8时至10时，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汪东兴、叶群、吴法宪在北京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
（当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天派红卫兵代表说：“批陈是大方向错误”时）
周恩来竟然明确表示：“批陈联络站的大方向是对的。”
（当北京石油学院天派红卫兵代表说：“地派利用反余秋里和其他几个副总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时）
江青打断他的话，愤慨而激动地说：“去年二月逆流你们学校起作用了没有？（答：有一些）只一些吗？二月逆流你们怎麽看？”
周恩来机敏地：“你们反击了没有？”
姚文元乘机起哄：“把你刚才的话重复一遍！”
江青慷慨激昂地：“反击二月逆流、炮打谭震林是不对的吗？打倒谭震林不能打吗?······反击二月逆流你们一直没有表态，我们对这一点是清楚的。二月逆流时你们是那个司令部的？（答：二月逆流时我们有错误）你刚才还说你们是对的！”
周恩来此时不偏不倚：“从3月到5月反击二月逆流都是对的。二月逆流是从右的方面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以谭震林为首的一伙人搞的。批判二月逆流的大会一直到8月份我都是参加了的。‘五·一六’是从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应该检查自己的错误嘛！”
江青挖苦地：“你们一点不批余秋里，主席对余秋里是一批二保，而你们是一贯地保，你们倒一贯正确了？！”
（石油学院天派红卫兵代表讲“五·一六”问题）
江青冷冷一笑：“还在谈‘五·一六’，——‘五·一六’我们早就抓出来了，你们还讲‘五·一六’。我们反‘五·一六’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周恩来顺水推舟：“别人反击二月逆流时，你们是不赞成的，你们就是错了。”
江青一鼓作气地：“文化大革命快两年了，你们很缺乏自我批评，你们一直保，你们就是拥护二月逆流的，你们就是反对我们的。你们口头上讲拥护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实际上是炮轰我们的。你们轰吧，胆小鬼才怕呢！你们从头至尾地保，现在倒一贯正确了？！二月逆流是个什麽东西？是想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众喊：打倒谭震林！）
《中共保定党史大事简介》（1991年版）是这样介绍当时的保定政局的：
“1968年初，陈伯达对保定表态后，保定的形势急转直下，两派矛盾激化，武斗升级，全市处在一片动荡混乱之中。保定的形势引起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注。为尽快解决保定问题，党中央决定保定两派群众组织和两军支左人员派代表参加由中央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根据党中央决定，1968年3月9日，保定两派群众组织代表700人，河北省军区代表280人，38军代表520人，两军各派出工作人员20人，共计1，540人，赴京参加学习班。该班由时任解放军工程兵政委谭辅仁中将主持。下设保定班领导小组，成员有曾美、李光军、袁捷（省军区副司令员）、肖靖甫（省军区副政委）、邢泽等。
保定班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毛主席的“老五篇”，认真开展斗私批修，克服派性，制止武斗，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
保定班开学后，首先听取了海南班介绍的斗私批修、搞好大联合的经验，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最新指示，思想认识有所转变。3月13日，两派代表在学习班实现了大联合，由开始两派各自编组，单独活动，改为混合编组，同吃同住，一起活动，出现了良好气氛。
3月14日，保定班领导小组召开扩大会议，曾美、李光军、袁捷、邢泽、肖靖甫出席，吴洪年、王醒、张学武、杨连甲、包仲申、胡志来、范天恩、叶大枝、许立群、李国辅、白树增、邵宝殿（注：内中除张学武、杨连甲之外，其他均为两军代表）等人列席参加。会议研究了如何全面落实毛主席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最新指示，推动保定实现两派大联合等问题。会议决定：
（1）明确学习目的，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
（2）参加学习班的人员，要带头搞好大联合，不要纠缠历史旧账。（3）双方不要互不信任，要消除对立情绪，诚恳地达成大联合协议。（4）参加学习班的两派代表要带头达成协议，以促进保定大联合的实现。
（5）两派达成的协议一定要落实。哪一派的头头不落实，要靠边站。
（6）提高警惕，要防止坏人破坏大联合。
（7）已经实现大联合的单位，要帮助他们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通过斗私批修，巩固发展其成果。
（8）要抓好典型，早日回保汇报，推动保定的大联合。
（9）两派头头要带好党性的头，不带派性的头。
（10）两军代表要帮助两派群众实现大联合，做到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大联合的事不做。
《会议纪要》印发后，保定班全体学员深受教育和启发。3月16日，双方达成《关于保定地区迅速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书》亦即《三·一六协议》。《协议书》的中心内容是：立即停止武斗，不放枪，不放炮，立即上交一切武器、弹药，迅速拆除武斗工事，解散武斗班子。不设卡、不戒严、不抓人、不砸抢。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斗私批修，克服派性，尽快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提高警惕，及时识破和粉碎敌人利用派性搞破坏活动的阴谋。
为更好地落实《协议书》，3月18日，保定班召开大会，庆祝学习班两派实现大联合。中央和北京军区领导及参加“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的安徽、吉林、云南、四川、辽宁、江西、山西等省、市的代表，出席了大会。······
保定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在北京达成《三·一六协议》的消息传来，使曾几何时陷于“白日枪声四起，黑夜一片恐怖”的古城稍稍有了转机。”
据说，陈伯达在得到这个消息后，他不仅不愿到会祝贺，反而万分忌恨地说：“六、七天就联合了？——那是假的。告诉了我，我就不去！”
1968年3月23日，河北省军区领导人突然接到陈伯达办公室这样一个阴阳怪气的电话：
“河北省保定工代会筹委会、河北省保定铁路工代会筹委会、河北省保定贫代会联合主办的《百万工农》小报，1968年2月26日出版的第41期第3版，有一篇关于陈伯达同志的文字，写得很不对头，大肆渲染突出，非常荒谬，陈伯达同志看了很难过，觉得不能忍受。绝对不应该、不允许这样做。他说：不论什麽地方，什麽单位，什麽组织，都必须绝对禁止登载有关他的这种不伦不类的东西。请通知那个小报，将我们这个电话记录登在下一期新出版的那个小报上，用较大的字体作为更正。”
其实，陈伯达这个人同很多中央首长一样，对自己从来都是爱吹不爱批的。由于“老夫子”自1967年底以来公开亮相站在了河北省军区及其支持的保定红楼派一边，后者自然对其感恩戴德，立刻将这位“小小老百姓”捧上了天。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三个人视察河北各地的讲话，被他们编辑成册，大量翻印，充斥全省，漫延全国。所谓“小白本（指那本白色封面的小册子），纪念章；大米饭，鸡蛋汤，还有一身绿军装”这句流行歌谣，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他们当时那种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情景。此外，他们还大量印发了陈伯达的旧作《论毛泽东思想》。在各种场合，其中某些人甚至眉飞色舞地将陈伯达吹捧为“四号红太阳”。就是在达成《3·16协议》的学习班里，他们还特意翻印了一本以陈伯达河北之行大放厥词为主要内容的书，美其名曰《大海航行靠舵手》，列为其主要学习材料，并大量印发保定各地。重新挑起的派性恶浪，再一次吞没了大联合的美好愿望。此情此景，难道“老夫子”就没有一点耳闻？
那麽，现在，也就是3月23日，陈伯达又为什麽叫他的秘书突然打给河北省军区领导人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电话呢？
原来，在3月23日的头一天，在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毛家湾通过中南海和钓鱼台，联手导演了一场军内改组戏，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这三个人同时倒台，军委领导班底重新洗牌。这一重大变故，使心怀鬼胎的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胆战心惊，惴惴不安。这三个人至此方才着实领教了那位林副统帅手腕的厉害。
3月24日晚9时30分至25日凌晨1时30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驻京军事机关、
部队、院校14级以上的党员干部。25日凌晨1时35分，毛泽东又亲自出场接见了全体到会人员。
林彪首先讲话，他肃然正容、威严有加地说：“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消杨成武的代总长的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消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的职务。决定由黄永胜同志当总参谋长；决定由温玉成副总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
············
杨成武只相信他那一小撮的人，同他关系密切的人，而不相信别人。这个同中国革命胜利的事实是违背的。整个战争的胜利就是最后这个时期，几个野战军嘛！四个野战军嘛！一（第一野战军，原称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下辖第一军——第九军）、二（第二野战军，原称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下辖第十军——第十九军）、三（第三野战军，原称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下辖第二十军——第三十五军及特种兵纵队）、四（第四野战军，原称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下辖第三十八军——第五十八军及两广纵队）野嘛！晋察冀（指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下辖第一——第四军分区；解放战争时期称华北野战军第二、第三兵团，下辖第六十三军——第六十九军。以上统为作者注）也是这个解放军的一部分。可是他仅仅是晋察冀里面的一部分（即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这一部分。——作者注），其他还有三个分区。照原来的老底子讲，晋察冀这个地区是115师的这些干部，可是115师的干部在这个地区只放下了4分之1，还有4分之3不在这个地方。其后，四个野战军有的有晋察冀的人，有的没有晋察冀的人；有的有一分区的人，有的没有一分区的人。他只用他那一伙子，而不是他的人，便採取排挤的态度。如果照他这一套，那我们就要把吴法宪拿掉，把谢富治拿掉，把许世友拿掉，把韩先楚拿掉。逐渐发展起来，与他相同地位的这些人：黄永胜、陈锡联、杨得志都会被排挤。所以我们选择了，不能采取他的作法。第一，他是不对的；第二，他是少数，而其他的人是多数，其他的人是对的。所以权衡两个方面，我们只有采取不是打倒别人，而是把他打倒的作法。
············
······经过打了招呼之后，能够摆脱同他的关系，站到毛主席的旗帜下，站到毛主席的司令部来，这种人我们是一百个放心来信任他们。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这个问题打击那些同他共过事和拥护过他的人，而要观察他们今后是不是在思想上还不能接受中央的决定，还拥护他，那这种人就不能信任。······”
周恩来则胸有成竹、侃侃而谈：“······那麽，今年这一次揭发出来的杨成武等人的事件，可以说是一个新的二月逆流。而这个新的二月逆流还是继续去年的二月逆流，公开出来的，揭发出来的，我们林副主席提出来了，我们中央文革坚决揭发这件事情。这次事件还要继续揭发。我们甚至要研究，要在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继续揭发，有可能在杨成武后头还有黑后台！”
江青则乘机旁敲侧击陈伯达：“······又例如杨成武去年写了一篇什麽叫《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实际上他是想树立他自己的绝对权威。······”
陈伯达对此事万分尴尬地解释：“这篇文章的发表，我也是有错误的，我在这个会上作自我批评。······杨成武当时把这篇文章交给我和姚文元同志的时候，搁在我床头上一个多月。那个时候我们的确是两个人商量过的，读过的，就不大愿意发表他这篇东西；可是他不断地催，不断地打电话，可是他是代总长呀！这使我们相当地愁眉苦脸，这个东西怎样处理呢？他看见我们没有动，就找戚本禹去了，直接、间接地对我们施加压力。······最后商量这篇文章不要让它突出，登在第二版。这时候他又串通戚本禹，说他的文章是代表全世界人民的声音的（众笑），······（江青：“我昨天才听说，戚本禹为这件事，跑到他家去，代表中央文革向他道歉，······”）这个事情很可笑，很可笑（江青：“小丑！”），这是卑鄙的资产阶级政客！真正是一个变色的小爬虫！”
3月27日下午，除林彪外，以上中央领导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了首都广大群众，传达了“3·24”的指示精神。
除了毛泽东之外，站在中国权力顶峰的几个头面人物，对“杨、余、傅”事件的反映，实际上是各不相同的，——
林彪是大获全胜，心花怒放。张云生著《林彪秘书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重要记载：
文化大革命以来，河北省保定地区的形势一直很乱。那里分成了两派：一个叫红楼派，另一个叫工总派。当地驻军在支左问题上也出现了分裂：河北省军区支持红楼，三十八军支持工总。所以造成这种两派严重对立和两军严重对立的状况，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但最直接的原因是陈伯达乱插手。不久前，陈伯达曾到保定地区活动过，公开表态支持红楼，反对工总，还批了支持工总的三十八军。这样，就使趋于联合的两派更加对立了，武斗一再升级，形势更加混乱。
“保定地区最近的情况怎麽样？”叶群有一次问我。（时为1968年5月间——作者注）
“还是很乱。”
“有人造谣说首长是三十八军的后台，‘老夫子’是北京军区、河北省军区的后台。在文件中有这种反映吗？”
“在正式文件中还没有见到。”
“正式文件指什麽？”
“指北京军区、河北省军区或三十八军的正式报告。”
“非正式文件中有这样的反映吗？”
“在当地群众组织的小报中，在个别群众来信中，有过这种反映。”
“也难哪！”叶群叹息一声。“‘老夫子’是中央常委、中央文革组长，他支持的，首长也要支持。可是三十八军是首长带过的部队，也不能眼看着不救呀！两边都支持，在‘老夫子’那里又通不过，说这是和稀泥；只支持一边吧，又过意不去。怎麽办呢？”
“毛主席说，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应当实现革命大联合。”我回答说。“部队支左也一样，应当对两派做得对的都支持，使他们联合起来。”
“你说得轻松！”叶群冷笑了一下。“现在我想的不是什麽两派联合，而是对‘老夫子’怎麽表态。老夫子就是拿那个谣言来将我，问我：‘林彪同志是不是三十八军的后台？’我说：‘不是。’可是他又说：‘如果不是，林彪同志为什麽派自己的秘书去三十八军工作呢？’”
“首长什麽时候派自己的秘书去三十八军了？”我是林办秘书，不能容忍陈伯达造谣。
“可能是指周胖子。”郭连凯在旁解释说。（周胖子指周衍盛，从林办秘书处调总政保卫部任干事，后又调38军112师政治部任副主任。——作者注）
“就是指的周胖子！”叶群说。“老周这个人也净给我们找麻烦！他从总政出来后，到哪里去不好，为什麽偏去三十八军呢？都是你老郭搞的！”
“也不完全怪我，是老周自己要去的。”郭连凯笑着解释说：“老周1964年离开林办后，在总政工作得还不错。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总政瘫痪了，老周要求调动一下。他来找我，我报主任，主任也同意。他要去三十八军，是因为这个部队过去能打仗，驻得离北京近一些，比较方便。······”
“过去的事情甭提了！”叶群不让郭连凯再解释下去。“现在的问题是：不能因为一个秘书，叫‘老夫子’为难；也不能为了一个军，丢了一个常委。老郭你去办，把周胖子从三十八军调出来，放到离北京远一点的地方去！”
由于叶群的一句话，周胖子被从三十八军调到了山海关以外的另一支部队。对这次突然调动，周自己在数年之后还感到莫名其妙。
周胖子的调开，对于保定问题的解决没有丝毫帮助，但它却是毛家湾向陈伯达作的一种姿态，这姿态意味着什麽，陈伯达是不会不懂的。


周衍盛在1967年8月26日调38军，上任后不到9个月就被召回北京。林彪对他说：“有人说我在搞山头主义，反应很大。因此，你不要在38军工作了，也不必再回去告别了。”
然而又是同一个张云生曾经透露：杨成武倒台前夕，这位代总参谋长曾经贸然向上提议：调离38军军长李光军至武汉军区任副参谋长，而改由63军副军长徐信到38军补此空缺。无形之中，这几近改组38军的领导班子。林彪当然拒绝了这个提议，而且还从中洞窥了杨成武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麽药”。叶群也曾经透露：“杨成武企图把38军的军长、政委、副军长、副政委全部调整，换上他的人，那个报告还在我这里保存着。” 当初，将38军从遥远的吉林通化调来京畿保定，这本是毛和林联合导演的一幕剧，这幕剧的良苦用心，本是任何有心人一看就明瞭的。然而杨成武一时心血来潮，忘乎所以，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而这也正是不久后他同余立金、傅崇碧三人突然并倒的一个直接导火线。
在保定造反派的小圈子里曾有这样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说：陈伯达的元旦表态，震撼了整个38军。曾经当过林彪警卫员的刘海清副军长，携其宣传处白振武处长换穿便衣，秘密潜往毛家湾找老上级告急。叶群出来接待他们说：“首长去中南海开会了，半夜才能回来，你们要等一等。”一直等到下半夜，隐隐听到外面汽车鸣笛声，正在焦虑等待的刘海清连忙拉着白振武站起身来。一会儿，风尘仆仆的主人走进来，叶群接过军帽，他边脱军呢大衣，边对自己的早年亲随问候：“是小刘呀，听说你还在38军，情况还好吧？”说着已经握住了他的手。刘感动地不由欷歔道：“林总，38军现在的情况不太好。”他又转过头来介绍：“这是我们宣传处的白处长。”白立正敬了一个军礼，忙从提包里抽出一张大幅传单，上面印有醒目黑字标题：《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等中央首长视察河北的指示》。林接过来，只是匆匆溜了几眼，便冷冷一笑道：“这可真是三位一体呀！”然后招呼他俩坐下来。不过，这以后，林只是问了问38军军训的情况，再也没有提支左的事。······
事实上，刘海清在红一方面军时，根本就没有到过军团部，他又怎麽能接近军团长林彪当其警卫员呢？刘从来没有去过林彪家，也不知道毛家湾在北京何处，因此，上述绘声绘色的传说纯属无稽之谈。不过，杜撰这样一个传说，也确实反映了当时在陈伯达的高压下，几乎已经喘不过气来的造反派群众，苦闷、彷徨之余，内心深处对那位曾经指挥38军打遍天下的林副统帅的一种渴望和期盼。
林彪通过“3·22”拿掉了杨成武这个心腹大患，并且由此确立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四大金刚”在陆、海、空三军中的领导地位，这对于他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黄和邱分别担任过45军军长和政委；而吴原是39军政委，李原是43军军长，他们都崛起于东北野战军，都曾经是这位号称“常胜元帅”的麾下爱将，对他可谓忠心耿耿；现在由他们共同把持军委办事组，这对于林彪今后发号施令自然是得心应手的。
林彪对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三人，这时採取的方针是“一打一拉”，以迫其万不得已而就范。他早已窥知陈伯达同江青的离心倾向，而自己这方面的心腹恰恰又纯属军界，恰恰又缺少一个文胆和军师；李雪峰在文革前是地方上的“华北王”；郑维山则是在文革中崛起的原华北军界的代表性人物。拉住这三个人，对于巩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自然多了几个筹码。当然，对这三个人，在林彪看来，只能暂时利用，决不能长期依赖。在他眼里，这一点，是陈、李、郑同黄、吴、李、邱的重要区别。
林彪既然羽翼丰满，自成一家，踌躇满志之余，便逐渐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貌合神离，分庭抗礼。“3·22”扳倒杨成武，这个行动可以说是林、江两大文革派集团的最后一次紧密而重大的合作。
周恩来是老谋深算，处变不惊。毛家湾和钓鱼台通过中南海联手扳倒杨、余、傅这三个人，特别是扳倒杨成武，对周可以说是沉重一击。因为杨现在不但是华北军界的山头王，不但是周同各地军界领导人的重要联系人，而且还是他同毛之间的一个重要内幕协调人。正是在武汉事件后，在全国大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而北京造反派则围困中南海的关键时刻，也就是在周同文革左派阵营博奕的关键时刻，处境艰难的他秘遣杨成武作为自己的特使，于8月25日飞往上海，向毛泽东送达转寰大局之计，——“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团结不能动摇，人民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否则大局危矣！”而这才有了拿掉王关戚、遏制“反军潮”、搞掉“五·一六”的大好形势；在周公看来，文革从此也就“潮平岸阔，风正帆悬”了。但现在却又变生不测，节外生枝，林和江为稳固其地位计，联手找毛导演了这样一出“上层狠揪军内一小撮”的把戏，这就不能不使他回忆起1967年二月逆流后“三总四帅”遭到毛泽东痛斥的情景。那一次钓鱼台和毛家湾紧密合作，通过中南海的登高一呼，几乎将周公逼到了死角。
然而，周恩来可是一位久经沙场，临危不惧，经验老到，弹性十足的政治家；面对任何突发变局，他都能够做到头脑冷静，目光深邃，八面玲珑，老于世故，化被动为主动。现在，他不仅没有流露任何抵制“3·22”突发变局的情绪，恰恰相反，在“3·24”接见军队领导人大会上，他还要当众大呼“这个新的二月逆流还是继续去年的二月逆流！”“有可能在杨成武后头还有黑后台！”而这也正是周公的过人之处，精明之处，成功之处。所谓“英雄海量’，相形之下，这一点，无论是林彪还是江青都要望尘莫及了。而这也正是周公能同那位生性多疑的伟大领袖长期共处的一个奥秘所在。
江青是喜忧参半，任重道远。她在“3·27”接见群众大会上发出了反击“三右一风”的号召。其中，所谓“右倾保守主义”，当然是指反文革派“三总四帅”及其靠山周恩来的；所谓“右倾投降主义”，其实是暗指已同中央文革离心离德的陈伯达的；而所谓“右倾分裂主义”，是指以上两种倾向的；至于“右倾翻案风”，则是统称以上三种倾向。但是江青也看到，真正从这次突发变局中大获全胜的是那位林副统帅，而不是她这个第一夫人。林彪固然是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强有力盟友，——十大元帅中，除了罗荣桓早于1963年去世之外，唯有林彪真心实意地追随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然而，从种种事实来看，林彪却未必是她的忠实盟友。在1967年1月间，林彪就曾因为保护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肖华而同江青翻脸，竟然喝令叶群把她轰出家门。所以江青明白，自己论资格、论实力在党内高层都远远排不上号，自己的唯一王牌就是丈夫毛泽东。然而毛泽东年事已高，一旦这棵大树倒了，在林家王朝面前，自己又将何以自处？这个问题不能不时常严重地萦绕在她心头。
陈伯达是忧心忡忡，左顾右盼。这次拿掉杨成武，顿使他成了“武大郎盘杠子——上下够不着。”现在，“老夫子”在高层范围里简直成了大家的笑柄。本来他就是一介书生，一个靠打笔墨官司混日子的“訟棍”。他唯一的政治资本就是作过毛泽东多年的贴身秘书。在周恩来和林彪面前，他其实不过就是一个政治侏儒。当然，在陈伯达看来，毛在文革中之所以如此器重他，这里还有一个不为众人所知的隐情：1948年党中央迁到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后，一次敌机突来轰炸，正是他急来强拉毛泽东避往安全地带，因此陈认为自己是有救驾之功的。然而，“老夫子”也深知，“伴君如伴虎”，毛泽东的一口唾沫就可以淹死他；何况，“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一旦不在了，自己就将如一叶扁舟在海浪中颠簸。因此，他必须及早靠拢周恩来或林彪；这次突发变局给了陈伯达一个严重教训：周和林这两个人他谁都得罪不起；这样，他就又开始同那位林副统帅眉来眼去，而越来越同江青拉开了距离。
当“3·22”杨成武垮台的消息传到保定，38军和造反派真是一片欢声雷动。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啊！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接连不断，其场面之壮观，大概仅有一月风暴和七月狂飙那个时期可与之媲美。于是，原来从造反派阵营杀出去的那些群众组织，现在看看情况不对，于是又都纷纷重新归队。
省军区领导人原本指望，通过陈伯达对保定问题的表态，将省委兵团、特别是将农大造反团这个核心组织拔除后，整个保定造反派就会出现像山体滑坡那样的大崩溃局面。在他们看来，工人总部原本是一个迟至“二·一一”镇反以后才诞生的西郊工人群众性社会组织，其头头大都追随过省军区领导人参与“肃清‘黑八一’流毒”的运动，其中某些人甚至还担任过“粉反”常委；《军委十条命令》公布后，他们才跟随38军为“八一”平反，同农大造反团这些老造反派混在一起，不过是万般无奈地赶浪头而已。而今38军为稳住阵脚，便力挺工人总部，并将其支持的整个造反派冠之以“工总派”的称号。于是省军区除了“压”以外，暗地对工人总部某些头头如徐孟等人便加紧策反，力图将“工人总部”这一招牌抢夺过来。在这方面出头的是白树增处长，因为他曾经相当成功地瓦解了职工总部，并为此得到了上司垂青。这一暗流正当汹涌之际，岂料“3·22”变局从天而降，正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4月3日晚上，处于保定市南郊咽喉要道的清苑县北大冉村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原来，清苑县原县长伙同该县红楼派9名坏头目，在全县设置了6个武斗据点，组成600多人的夜袭队，配置29挺机枪，300多支长短枪，还有6门小炮。他们的总指挥部就盘踞在地处北大冉村的原省团校旧址。3个月来，这些夜袭队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断电抢粮，广大群众深受其害。尤其是3月份以后，他们围剿了十多个村庄，炸毁了170多间民房，抢粮70多万斤，抢劫汽车30多辆，对造反派群众抄家300多户，打死群众25人，打伤160多人。夜袭队还在其总指挥部周围深沟高垒，严密封锁南北交通，枪击事件不断发生；有一次，38军113师一辆军车路过这里遭到枪击，司机被打死，该师副师长裴飞正跳下车侥幸逃生。又有一次，113师坦克团32名战士，乘车赴清苑县途中，突遭这一伙人的袭击。军车被打坏，有两人受重伤。接着，这一伙人跑上前来围打。团后勤助理员焦起刚双腿动脉被打断，血流如注，生命垂危。但他仍吃力地告诫战友：“要正确对待群众，千万不要动手还击，要为38军的荣誉着想。”他闭眼前振臂高呼：“38军万岁！”战友们满眼热泪，摘下帽子向他告别。周围歹徒见状，纷纷惭愧而退。另一名受重伤的团政治处干事陈功廉，腹部中弹，胃被打穿，肠子打断，流出腹外，被抢救入院。但他忍着剧痛，对前来探望的团领导表示：“为了38军的荣誉，我死而无憾！”言罢，终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而牺牲。3月27日，113师338团同造反派群众一起游行，欢呼揪出杨成武、欢庆毛主席接见。夜袭队恼羞成怒，竟向游行密集人群开枪，当场打死打伤军民14人。4月2日晚间，夜袭队又偷袭县革委会驻地，当场打死2人。338团3个干部前去制止，结果2人被杀，1人受重伤。
造反派对此忍无可忍，此时便挟乘“3·22”东风，对其总指挥部团团包围，命令他们马上缴械投降。在遭到对方拒绝后，晚8时30分，两颗黄色信号弹腾空而起，一发发迫击炮弹准确地落在占地45亩的省团校旧址院内。一阵排炮“轰轰”声打过后，密集的机枪“哒哒”声又起。于是，冲锋号吹响，包围圈越缩越小。然而，据点内凶悍的武斗队员负嵎顽抗，以手中精良武器拼命射击。双方互不示弱，彻夜交火。如此激烈战斗到次日下午两点，省团校旧址院内所落炮弹已多达600余发，一栋大楼和两座厂房以及120余间平房大部夷为一片废墟。然而，此刻坚守阵地的80多名武斗队员却仍然拼命抵抗。4时许，院内断垣残壁几已全部夷平，那些亡命之徒眼看大势已去，便决定从东北、东南两个方向突围。他们在一路遭受伏击、追击之下，重伤被俘50多名，当场毙命30多人。
“北大冉战斗”消灭了红楼派武斗队的一支最精锐部队，拔除了他们对保定城构成重大威胁的一个最重要据点，从而打破了红楼派首领们对保定造反派核心形成的大包围局面。更重要的是，这场战斗一扫保定造反派自元旦以来的那种失败主义的氛围，大大增强了他们必胜的信念。
据说“北大冉事件”发生后，河北省军区领导人上告军委办事组，诬陷38军“大规模镇压红楼派革命群众，制造清苑县流血事件”。黄永胜将此事报告林彪，他听后大吃一惊，竟为此彻夜不眠。于是黄永胜委派刘贤权去北大冉村调查此一情况。而当地群众却为此拍手称快，他们纷纷愤慨地反映：“早就应该镇压这一帮子土匪流氓了，38军为老百姓除了一大害！”
由于在“北大冉事件”中确有338团的少数战士出于义愤，背着38军领导投入战斗，违犯了军纪，以致牵连113师担任清苑县革委会主任的一名副政委，受到了撤消一切职务的处分。
郑维山在北京接见省军区领导人，给他们打气壮胆说：“一定要顶住，不要泄气。保定问题1968年解决不了就拖到1969年。38军解决不了保定问题，必须派第三者来。”
5月16日，保定化纤厂红楼派暴徒，用冲锋枪向一辆38军过往军车猛烈扫射，该车油箱起火，车上3名战士被击伤，倒在车中不能动弹。当此危急时刻，造反派小伙子柳进和上前抢救子弟兵，不幸中弹身亡。汽车随即爆炸，3名战士被活活烧焦。
此后，武斗高潮在保定各地迭起。到5月末，红楼派首领在12个县又拼凑了81个武斗队，6，400多个专业武斗人员，71个武斗据点，挑起武斗500多起，打死100多人，打伤2，000多人。尤有甚者，其中某些武斗队专门从事枪击38军支左人员，短短两个月内，38军就有5名干部战士被打死，392人受重伤，1，284人受轻伤，33人被绑架，1，400多件军用物资被抢劫。
5月10日，军委办事组领导人在北京接见河北省军区马辉、曾美等人，北京军区郑维山在座。黄永胜板着脸，劈头就是一顿教训：
“你们省军区开始支左就犯了错误。38军调来保定，骄傲自满，在支左工作中也有缺点、错误。但是后来你们又犯了错误，支一派，压一派，这麽多武器不是抢的，而是明抢暗发。
你们对38军实行压制、排挤，硬要把38军搞臭，甚至有的新兵就不愿意到38军当兵。你们把38军搞臭了，你们自己也就臭了。
你们不顾全大局。你们犯了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错误，而根子就在杨成武身上，主要责任在北京军区。你们不让38军管公检法，人家自然有气。
38军调来保定地区，不只是担任支左任务，更重要的是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38军同其他部队一样，是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部队，是一支老部队、好部队、英雄的部队。搞臭38军，对你们有什麽好处？对谁有利？哪个高兴？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高兴！要搞臭38军是非常错误的！
两军关系问题，你们要负主要责任。对人家的缺点、错误不是进行帮助，而是通过你们支持的那一派群众组织把人家搞臭，对此你们要负主要责任。
在支左中你们支持一派，压制一派，你们支持的那一派中也有左中右，也不都是好的。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都有左中右。清苑问题，你们是先挑起的，清苑县武装部长要停职反省。”
邱会作不满地说：“北京军区搞山头，搞宗派，有一封要把38军两个团调出天津的电报文稿写得太不像话，电文说‘把38军两个团调出天津市，三天后空气就变好了。’真是太不像话了！”
吴法宪则愤愤地说：“华北的几个部队就是搞山头，搞宗派，主要责任在北京军区。”
根据以上军委办事组领导人的指示精神，5月13日，北京军区党委向其所辖部队下达了《关于坚决制止有损三十八军声誉的错误言论的通知》：
“内蒙、北戍、天津警备区、河北、山西各军、各兵种、军分区、师党委、部校、并转军委办事组：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在我区不少部队和地方流传着有损38军这支英雄部队声誉的一些错误言论，这种流传大大地损伤了上下级之间、部队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损害了这支英雄部队的声誉，对三支两军工作不利。这些问题军区虽然有所察觉，但没有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没有及时採取有利措施加以制止，军区是有错误、有责任的。38军同其他部队一样，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部队，是一支很好的部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调来我区，和全区部队一起担负着保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保卫首都的光荣任务。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尽管他们在三支两军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应善意地提出批评，热情地进行帮助，不能有妨碍兄弟部队声誉的行为。
但是，有人利用他们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散布对兄弟部队的不满是十分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是阶级敌人所喜欢的。军队有这种情绪是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表现，地方有这种情绪是资产阶级阶级派性的表现，也可能有少数坏人从中捣乱，因此我们必须严重提高警惕。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这个军队有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团结和外部团结，······一切妨害团结的现象都在必须克服之列。”各级党委和全体指战员都必须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搞好外来部队和本地部队、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团结，反对宗派主义的倾向。发生了问题，本地部队和本地干部要主动担负责任，主动地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以后凡是不利于兄弟部队之间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兄弟部队之间团结的事坚决不做，见到这种错误行为，都必须坚决反对、制止。
此精神传达到所有指战员。”
其后，军委办事组将保定地区的支左任务交由38军负全责；但又将保定市的支左任务交由保定军分区负责。如此折衷方案，自然仍旧不能使保定局面稳定下来。
5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场合对郑维山发出了警告：“你准备怎麽解决这些问题（指山西和保定问题——作者注）啊？你也是犯了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军阀主义的错误嘛，你要检查，检查检查就行了嘛！”
7月2日，吴法宪在空军干部政治训练总结会议上，借题发挥地警告：“军队犯了错误不要固执己见，比方说，河北省军区上了杨成武的小山头，到现在还不肯做检查。”
来自上面的这些重重压力，迫使郑维山不得不在保定问题上做出重大妥协。7月12日，已经取消了“代”字的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特来保定，在38军军部俱乐部接见两军两派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摆出了不偏不倚的姿态。他说：
“和同志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我想了一下，大概已经有半年我们没有和群众见面了。······经过保定两军两派的努力，这一时期工作上又作出了一些成绩。首先在收缴武器方面取得初步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在保定市和保定地区收缴各种枪支10，000多支，单是保定市就收缴1，000多支。由于两大派长期对立，对立情绪是比较严重的，这个大家可能比我清楚。经过一段工作，对立情绪有了逐步缓和，保定这个时期出现了较好气氛。我在6月上旬到保定来了一个星期，对于筹建保定革命委员会作了一些鞭策。地市革命委员会正在酝酿、筹建。虽然现在还存在很多问题，但两军两派都在那里积极地协商、筹建。因此，有信心、有决心把保定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
去年7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在去武汉的路上，专门问了河北省和保定文化大革命的情况，问保定两军支左情况。大家知道，因为河北干部站不出来，毛主席问了之后教导我们说：‘在河北要实行军事管制，在军管以前要把河北的县、市武装部的同志们找来，交待政策，统一思想认识。’这是去年7月14日晚上对河北和保定的指示。去年8月至10月中央文革把保定和河北其他地区的两派代表请到北京谈判，搞了两个多月，两军两派在中央和中央文革首长的直接关怀下，制定了《停止武斗协议》和《抓革命、促生产协议》。去年12月，伯达同志亲自到保定和河北其他地区，给我们带来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伯达到保定做了一系列指示。
今年2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两派到北京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的同志们在汇报时讲了他们受到了很大教育，同时也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指1968年5月20日下午6时55分，毛泽东和林彪等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参加“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全体人员。——作者注）。这个学习班是从今年3月9日开始的，到现在已经4个多月了，在北京制定了《三·一六协议》。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又亲自批准汇报团回保，推动《三·一六协议》的落实。
6月中旬，中央文革又指示两军从外地调人来保定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收缴武器，制止武斗。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解放军全面介入文化大革命已经一年多了，保定两军两派在北京，在中央文革、中央首长的直接关怀领导下，经过谈判和办学习班已经是7个多月了。中央用这麽大的精力，这麽长的时间来直接抓一个专区的问题，这在全国来说很少很少，恐怕也只有一个保定。所以从道理讲，保定的问题应该比其他的地区解决得更好一些，但是却落在其他地区后面，我们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我想每个革命同志都感到内心的沉重。
我们全国29个省、市和自治区，已经有24个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剩下的5个省、市、自治区，福建、云南很快就要成立革命委员会了。西藏、新疆的形势也比较好，广西形势大有好转。保定地区问题如果落在了全国后面，这对保定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讲，我认为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对两军也不是光彩的事。所以保定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确实不能再拖下去了，正如中央首长讲的：‘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了！’······军委办事组的负责同志对我们讲：‘保定确实是时候了，解决问题的条件成熟了！’”
7月28日晚7时，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
当聂元梓请求中央批准解放军进驻北京时，毛泽东说：“你又有选择，合你胃口的才要，一定要63军，别人不要。38军可不可以？”
江青插话：“你们欢迎38军行不行？”
毛泽东指示：“去一半38军，一半63军。38军并不像有些人讲得那麽坏，问题的根子在杨成武和北京军区。······”
至此，保定两军两派经过一年半以来的反复较量，局势趋向明朗化。两军两派以对等原则组建的保定革命委员会诞生在即。
当此微妙时刻，工人总部徐孟等人却在造反派内部忽然掀起一股大反所谓“第三势力”的浪潮。他们在各种场合影射攻击田丰、要宝钟二人“正在暗地筹建新的群众组织，破坏38军组建革委会的计划，企图同工人总部争夺胜利果实”云云。在大造这种社会舆论的同时，他们还在工人总部及其下属各联络站，以种种阴谋手段清洗所谓“第三势力”，实则党同伐异，营私舞弊。
自从省一监獄在1月间被省军区军管后，军管会便对要宝钟连连发信，通知他尽快返回单位上班，否则将按“自动离职”处理。要宝钟就此事在3月17日请示了董玉以至邢泽、并征得了他们同意以后，便在本单位宣布“归口闹革命”。当所谓“田、要大搞第三势力”的谣言甚嚣尘上之时，早已同社会活动脱钩的要宝钟风闻此讯，感到好生奇怪，便找到田丰门上追问。两人经过分析研究，共同认为这是造反派内部的一些政治投机商在捣鬼。当此保定地、市革委会成立前夕，那些人为了达到他们在革委会谋个一官半职甚至显要地位的目的，便不惜出此恶招，力图将水搅浑，然后浑水摸鱼。因为当此时刻，38军首长最忌讳保定造反派内部分裂，当初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反复辟联络站这一心腹之患摘除，所以现在就像珍惜眼睛一样珍惜造反派阵营的团结。而徐孟、张一生等人正是抓住了38军首长的这一心理，便对田丰和要宝钟先发制人，企图以此激起38军首长对以上二人的疑虑和嫌弃，以便他们乘虚而入。
基于以上分析，万不得已，要宝钟决定冒着被省军区军管会开除公职的危险，应省直总部的邀请，以其常委身份，进驻由张一生把持的保定地区革命造反派联络站总口，在大小场合就上述谣言辟谣，这样才使事态逐渐平息下来。
《中共保定党史大事简介》这样记载保定地、市革命委员会的诞生过程：
“自7月初开始，保定班学员一边深入斗私批修，巩固大联合；一边开始酝酿、协商参加地市三结合的人选，同时听取了准备参加地、市三结合的原地、市领导干部的检查亮相，为成立地、市革命委员会作准备。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在中央的主持下，保定班领导小组集中了群众意见，本着军干群三结合和两军两派对等的原则，商定了地、市革委会成员名单。
8月17日，经中央批准，保定班宣告结束。
············
1968年8月16日，经省革命委员会批准，保定地市革命委员会成立。8月18日，保定十万军民举行庆祝大会。河北省革委会主任李雪峰、第一副主任刘子厚、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以及省军区、38军领导人马辉、曾美、李光军、王猛等出席了大会。李雪峰、郑维山和地、市革委会主任刘海清、苏国柱（军分区政委）等分别在大会上讲话。会后，两军和两派群众组织分别编队、并列游行以示庆祝。”
要宝钟虽然并非地、市革委会成员，但他依然愉快地接受了为庆祝大会服务的任务。这一天，他站在大会主席台前负责接受河北各地革委会代表赠送的锦旗和毛泽东石膏塑像。事后，造反派联络站总口于8月20日给中央写了《关于欢庆保定地、市革委会的庆祝大会的情况报告》：
“为了欢庆地、市革委会的成立，我工总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群众，连日来夜以继日地张贴标语、布置环境、排练节目、装饰彩车、布置会场、组织队伍，广泛深入地进行了宣传。
8月18日这一天，工总派从凌晨3时即冒雨上街集结队伍。参加大会和游行的工总派群众到达80，000多人，并出动彩车172辆。这天虽然整日落雨，但广大群众兴高采烈，万众欢腾，情绪高昂，排列着整齐的队伍欢庆地市红色政权胜利诞生，欢呼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同时，欢迎北京军区首长郑维山代司令员、河北省革委会负责人李雪峰、刘子厚等同志光临指导（大会游行开始两个多小时后，由于下雨，三位首长提前于下午两点多退席），欢迎山西、天津、河北各地驻军首长以及河北各地、市革委会代表光临大会指导。会议呈现了一片军民团结、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的气氛。工总派对这次大会的成功无不欢欣鼓舞。工总派队伍在游行过程中，秩序井然，秋毫无犯，一直坚持到晚9时20分。
但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却蓄谋破坏庆祝大会。有人背着筹备委员会，擅自把原地委副书记陈子瑞、原市委组织部长单庆祥（二人均非地、市革委会成员）搬到主席台上，因而招到群众反对，一开始就破坏了会议的良好气氛。在庆祝大会期间，红楼派决策人刘学兰和张学武、石家庄代表团某些代表、航校联司头头组成指挥小组，有计划地进行破坏活动。事前，他们从全省各地、保定各县调来大批工人、农民参加其游行队伍，仅石家庄就调来800多人。大会进行中，他们又破坏大会统一规定的口号，指挥叫喊：‘坚决砸烂两团一暴！彻底肃清两团流毒！’实际上把矛头对准工总派广大群众，煽动对立情绪。棉纺厂三军等组织还在主席台前大喊：‘打倒钟翔云（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打倒杜森尧(地革委会副主任)!’当他们叫喊这些口号的时候，省军区副司令员袁捷和坐在主席台下的航校联司数百人竟为之热烈鼓掌，这样，更加助长了红楼派的派性大发作。
红楼派游行队伍沿途向工总派队伍脸上放三眼炮，用爆竹崩摄影记者的照相机。我工总派游行队伍经过红楼派队伍集结区时，他们竟起哄、围攻，数次妄图挑动武斗，空气十分紧张。
大会游行从上午11时50分开始，到下午5时多，不知为什麽红楼派队伍突然停止游行。我工总派队伍排除干扰，坚持游行到晚上9时25分。由于红楼派多次挑动事端，拖延游行，造成时间过晚，使工总派两万多群众未能游行。令人不可理解的是，石家庄代表团个别负责人竟带头搞派性活动。当红楼派在主席台前叫喊派性口号时，他们就摇旗呐喊、热烈鼓掌以助威。当工总派队伍走到主席台前，高喊大会规定的口号：‘热烈欢呼地市革委会诞生！打倒杨成武！保卫毛主席’等口号时，他们却敲锣打鼓地起哄干扰。当大会正在进行中，解放军队伍还没有开始游行时，63军首长阎同茂竟然带领石家庄代表团擅自冲到台下，搅乱了工总派游行队伍，插到红楼派队伍中去，为其助威张目。随后，邯郸、张家口等地区代表团也跟着石家庄代表团加入了红楼派的游行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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