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宝钟：《洪流三部曲》之一：《蒯大富》

yangharrylg

要宝钟之文史新著《洪流三部曲》之一：《蒯大富》

要寳鐘 著

目  录

    序幕……………………………………………………………………………………

    第一章  水木清华……………………………………………………………………

    第二章  弄潮儿………………………………………………………………………

    第三章  旗开得胜……………………………………………………………………

    第四章  泰山压顶……………………………………………………………………

    第五章  异军突起……………………………………………………………………

    第六章  独领风骚……………………………………………………………………

    第七章  船至三峡…………………………………………………………………

    第八章  倒海翻江……………………………………………………………………

    第九章  水落石出……………………………………………………………………

    第十章  关云长败走麦城……………………………………………………………

    后记……………………………………………………………………………………

    纪实文学《蒯大富》附录：《三访蒯大富》………………………………………

纪实文学《蒯大富》附录二：蒯姓来源…………………………………………

纪实文学《蒯大富》附录三：《蒯大富》资料来源············

纪实文学《蒯大富》附录四：书信···················

纪实文学《蒯大富》附录五：《动乱年代的恋情》（作者阎阳森）·····

纪实文学《蒯大富》附录六：《<蒯大富人生权术36则>今读有感》(佚名氏)···

纪实文学《蒯大富》附录七：《关于<蒯大富演义>的遗言》（作者马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5fc58b0100l0wv.html

yangharrylg

《蒯大富》序言

唐 少 杰

蒯大富，何许人也？凡是当年在“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故乡参与或经历或置身于文革历史及文革运动的人们，都熟悉这个名字，都熟悉这个人物对于文革初期历史所起的作用。今天，出生在1980年代（更不用说1990年代）之后的中国大陆青年人，大多数可能对蒯大富的名字和事迹比较陌生。然而，无论怎样，正如在当年苏联共产党历史上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一些以人物名称为标志的并有其特定政治功能的“文化现象”（诸如“日丹诺夫现象”、“斯达汉诺夫现象”、“苏斯洛夫现象”、“周扬现象”、“雷锋现象”等等），蒯大富或曰“蒯大富现象”是文革1966年夏季涌动和突起、1967年经历高潮和狂飙、1968年底陷于低潮和衰落的一个政治标记或一个政治符号。
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文革故乡，不仅对于文革历史以及文革重大问题的研究门可罗雀，格外萧条，而且对于文革历史重要人物以及叱咤一时的政治风云人物的探究也是噤若寒蝉，视如畏途。这些状况和做法既与文革的深刻意义和重大影响远远不相匹配，也与更好地反思文革、更有力地变革文革难以企及。显而易见，对于文革历史中众多重要的或著名的人物的历史角色和历史地位，或视而不见，或熟视无睹，或长期阙如，或妖魔丑化，那就无法理解文革的复杂性、深切性、广泛性和独特性；也就很容易把一部文革史，按照毛泽东当年批评文艺界的那种说法，归结为毛泽东、刘少奇、林彪、周恩来、江青等少数人摆弄甚至玩弄的“帝王将相”史。
在研究清华大学文革历史之际，我总是在思考着这么几个问题：究竟是谁人造就了“蒯大富现象”？究竟是何种力量促成了“蒯大富现象”？究竟是什么东西断送了“蒯大富现象”？在我看来，至少应该十分明确的是：“蒯大富现象”不是蒯大富一人造就的，而是文革发动者、领导者与文革广大群众共同造就的；“蒯大富现象”也不是文革一时一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中国共产党1949年至1968年的政治文化与群众运动互动并进的结果。因而，“蒯大富现象”就绝不是仅仅涉及蒯大富一人的以及与之相似的“蒯氏人物”的现象，也绝不是只关乎清华大学文革一隅的现象。那么，什么是“蒯大富现象”呢？简言之，“蒯大富现象”是由蒯大富本人在文革伊始率先揭竿而起、由文革最高领袖鼎力襄助并且由各行各业的文革草根大众身体力行的反权威、反现行文化体制的“造反运动”。从要宝钟先生的本书中，不难看出，“蒯大富现象”的内涵或蕴涵大致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首先，“蒯大富现象”是文革伊始“工作组”与群众斗争问题的一个焦点。具体地说，这一现象关系到文革如何发动、如何进行和如何深入的大问题。质言之，“蒯大富现象”的萌发和出现，表明了1966年之前中国共产党屡试不爽的政治斗争运动及其模式在文革开始阶段的危机和转型，特别是凸显了这种政治斗争机制及其经验在文革爆发之际的失败和破产；表明了文革不同于以往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运动的最深切、最显著的一点：文革是 “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所谓大革命。“蒯大富现象”在文革最初的运动中可谓所向披靡，高歌猛进，进而，间接地亦即从群众的层面上终结了刘少奇等人所主导的、“工作组”所执行的整治群众、迫害群众的文革路线，直接地亦即从历史的契机上凝聚了集文革“上帝”、文革马丁·路德式的民众改革家和文革世俗君王于一体的毛泽东与难以计数的文革群众息息相关的“契合”。要宝钟先生在本书所说的“开坛不讲蒯大富，读尽文革也枉然”，其道理主要就在这里。
其次，“蒯大富现象”是文革造反派问题的真髓，是文革初期造反派运动的一面大纛。造反派问题和造反派运动，不仅比红卫兵问题和红卫兵运动更加深刻、广泛和重大，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堂历史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为复杂、尖锐和棘手的群众问题和群众运动。正如要宝钟先生在本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以蒯大富为代表的文革造反派，在实践中反对仅仅根据家庭出身，在政治上把公民分成三、六、九等。主张所有合法公民都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平等权利和平等的社会地位。正因为如此，所谓‘蒯派’在清华一直被对立面攻击为‘痞子运动’。······平凡、平等的诉求，反对打击群众、反对特权的主张，唤起了中国社会中下层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动摇了官僚阶层‘是人民利益代表’的‘道义’和权威，冲决了当权派的思想政治战线。原来被视为‘思想落后’甚至‘反动’的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现在成了理直气壮的革命者；而那些所谓的‘革命前辈’，一向有权给别人定性、划左中右的领导干部，现在却再三再四地当众交待自己执行反动路线的罪行；那些贵族红卫兵、官办红卫兵现在反而不如平民红卫兵、群众红卫兵革命。总之，建国十七年以来形成的先进与落后、是非与曲直，一时都被造反派打了个人仰马翻！”
再则，“蒯大富现象”是文革群众运动及其历史的一个症结。文革的发动、普及和深入在一定程度上是借助于“蒯大富现象”及其类似的力量来进行的。“蒯大富现象”的意义是直接凸显出了文革运动的群众性，至少是文革初期运动的“全民性”。一方面，文革运动的缘起、文革势力的因子、文革领袖的动机、文革群众的运作、文革初始的异常、文革初期的机制直至文革自身的独特和文革特有的缺陷，都会在“蒯大富现象”中体现或折射出来。另一方面，文革作为“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它所固有的群众的本性和追求、它所形成的群众的“定势”和“惯性”、它所展露的群众的分化和思潮、它所独有的群众的“专政”和“武斗”乃至整个文革群众运动失败的命运和夭折的归宿，也可在“蒯大富现象”那里得到反映和阐释。本书的一个长处就是要宝钟先生在对蒯大富文革初期的历史活动进行相对比较细致的梳理的同时，既对蒯大富及其所代表的文革群众作用做出了恰切的、合理的评价，又对蒯大富和其所主导的一些文革群众斗争给予了具体的、肯綮的批评。
最后，“蒯大富现象”是毛泽东文革异化和自我异化的一个凝结。我个人认为，从蒯大富本人在文革的兴衰和结局到“蒯大富现象”的裂变和终止，不只是蒯大富一人的厄运，不只是文革广大群众的不幸，更主要的是毛泽东本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蒯大富现象”都凝聚有毛泽东的文革目的和文革手段之间无法协调的“张力”（tension），都散发着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文革实践之间不可适应的“悖论”，都映现出毛泽东的文革阶段和文革过程之间“南辕北辙”的“矛盾”，都积淀了毛泽东的文革动因和文革结果之间相互否定的冲突。诚如要宝钟先生的结论所言：“从某种角度看，从某种意义说，不是别人，正是这位毛泽东先生，又亲手掘开坟墓、亲手埋葬了文化大革命；不是别人，正是这位毛泽东先生，在历史舞台上推出了文革造反派，然后又很情不自愿地把他们推向了万丈深渊。”实际上，毛泽东先生最后也把他自己置于了文革的不归之路。虽然蒯大富在文革历史中只不过在头两年左右的时间里显赫一时，“蒯大富现象”也只不过在这两年里逞强作势，但是，蒯大富问题和“蒯大富现象”实质上是贯穿于文革全部历史和根植于文革主要方面之中的。即使四十余年过去，在文革故乡，无论怎样，我们都很难说，由毛泽东本人所作用的这类问题和所引导的这种现象已完全过时或销声匿迹。
本书作者要宝钟先生在文革初期与蒯大富本人的体验和观点有不少相似之处，这使得作者以饱蘸同情的或理解的笔触来描写本书的主人公。整个全书行文流畅，情节跌宕，思路起伏，交叉重叠，典故多出，富有文采。更为重要的是，本书作者能够站在相当高的历史点上、以相当广阔的视野来关注和评价蒯大富问题。这就使本书根本不同于那种过去中国大陆内地出版、发行的有关描述蒯大富的作品，这些作品不是把蒯大富问题或蒯大富本人妖魔化（最典型的就是丘引著的《蒯大富演义》，发表在《中外通俗演义》1985年第一期，后收入《乱世狂女》一书，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就是把蒯大富问题以及蒯大富的作用简单化直至膨胀化（其代表之一就是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的《清华大学九十年》第269页至第275页上关于清华文革初期历史的记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前者实际上在妖魔化蒯大富的同时也往往妖魔化了文革，后者在过分夸大蒯大富的文革责任之际还从反面“抬高”了蒯大富的文革作用和文革角色。要宝钟先生所著的《蒯大富》一书所记述的蒯大富个人的历史及其事实不仅清晰、准确，而且鲜明、突出。本书所阐述的观点不仅开门见山、不落俗套，而且有胆有识、掷地有声。尽管不同的读者可能会对这些记述和阐述有所异议、有所商榷，但是，通过这些记述和阐述以及由此而来的异议和商榷，可以说，本书为人们进一步认识、研究和把握蒯大富问题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尝试。
毋庸置疑，本书作为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只是限于1966年夏至1968年夏的蒯大富的主要经历的写作，这与本书的题名不相匹配。本书的主要缺点在于：在历史资料的发掘和利用上还有“更上一层楼”的可能，例如，大可利用近些年来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一些领袖人物年谱和传记的有关内容以及一些著名人物回忆录的有关片断等等，来充实本书的相关章节或段落。当然，我们不应该苛求于本书作者，因为本书在历史文献资料上所受到的限制或“局限”实质上也是整个文革文献资料（包括个人档案）研究的落后甚至停滞的一个反映。另外，虽然本书是本书作者对于本书主人公几次采访后而写出的一个作品，但对于主人公在文革初期的思想演变、心理特征、性格表现、精神取向等方面的描写或论及，仍然大有深化和细化的余地。
总之，在阅读了从不同棱面展现出蒯大富文革初期诸多风貌的本书之后，我们更加迫切地呼吁蒯大富重视和抓紧他本人的文革回忆的撰述，更加热切地希望他本人的这种回忆著作及早完成和问世。无庸赘述，这样的回忆著作不只是作为文革历史人物的蒯大富给他自己，也是给文革、给历史直至给他的后人的一份“答卷”。大约十年前，蒯大富与清华同学们聚会时，一位同学问起蒯大富那十岁左右的、聪明伶俐的女儿蒯小琼：“小琼，你知道你爸爸是文革名人的问题吗？”小琼似懂非懂地而又稚声稚气地回答说：“我知道。我爸爸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没有干好，犯错误啦！”童言道真谛！是的，不仅仅是蒯大富本人跟着毛主席没有干好革命，确切地说是没有干好文革，而且在整个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人可以跟着毛主席干好文革，就连毛主席自己也不可能干好文革！在得知小琼的这一回答后，我的心情格外复杂和沉重，尽管这不是对小琼本人而来的。我自然想到了：我们这些作为或参加或体验或见证了文革的一代人，能否和怎样向包括蒯小琼在内的这一代人和蒯小琼之后的下一代人去评说文革、去评说包括蒯大富在内的文革人物呢？对此，要宝钟先生所著的《蒯大富》一书无疑做出了可贵的努力！
是为序 。
                                                                                                                                                            2010年元宵节
                                                                                                                                                             北京 清华园 新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5fc58b0100l0wt.html

yangharrylg

时针指到 1968年7月28日凌晨2时30分左右。刚刚入睡的伟人毛泽东，突然被周恩来讨厌的电话铃声惊醒。当他得知清华大学因阻止工宣队进驻校园而导致流血事件以后，匆匆起身，脱口咆哮：“造反派，——真的反了？！”
3时30分至8时30分，伟大领袖气急败坏地召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人民大会堂门卫奉总理之命，为确保党主席的安全，居然对召来人实施搜身。这不啻为一种人格侮辱。这意味着，文革造反派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而且事实上，这也是中南海发出的一个讯号：中国这艘文革巨轮，现在已经驶到了它的终点码头。
蒯大富到人民大会堂时已7时许，他晚了三个半小时。不知底细的人，会认为这是“蒯大胆”的一种狂妄。殊不知，蒯司令而今是山穷水尽。此刻，他就仿佛滑铁庐战役大败后的拿破仑，头发蓬乱，面黄肌瘦，浑身污水，垂头丧气。命运好像同他开了个大玩笑：两年前，也是站在这样的一个人生十字路口，那时，他是何等豪迈地登上这个高高的台阶，同很多人一起，在人民大会堂荣幸地受到了伟大领袖的接见。那时，人们对台上的救世主欢呼，竟也对他报之以欢呼，弄得他一时确有点像是途经凯旋门的拿破仑，简直神魂颠倒了。
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把这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牵进会场。然而，当伟大领袖突然闯入蒯大富的视线之内，他竟然像是小孩子见到久别的亲娘，双手捧脸，“喃喃”地哭了起来。身着白衬衣、端坐在单人沙发上的毛泽东，刚才还在谈笑风生，这时却愣了愣神，徐徐起身。在他眼里，蒯大富不过一顽童而已。但，不得了，也正是这个小小的蒯大富，曾几何时，把神州大地搅了个天翻地覆。唯其如此，这位老人总爱戏称“蒯旋风”为蒯司令、蒯总或老蒯，就像战争年代他尊称老部下一样。此刻，先前到场的聂元梓、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已经汇报完毕。参加召见的中央首长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大家也忙着站了起来。毛泽东向前迈了两步，蒯大富就如落水的人抓住了救生圈，扑上去握着伟大领袖那一双宽厚的大手，一头扎入怀里，边呜咽、边诉说：“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包围清华，······”
伟大领袖收回手，移过身，断然回答：“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
“蒯大胆”懵懵懂懂，不知所措，只是“嗯嗯”地哭。直至此时，他还认为自己是无辜遭劫，其言、其声、其情、其态悲痛欲绝，整个大厅的气氛被“蒯大胆”的情绪所感染。
毛泽东坐下，老泪纵横。他的夫人也“咽咽”地哭了。
江青重复地慰籍：“蒯大富，安静点，不要激动。蒯大富，你不要激动。你坐下来。”
“蒯大胆”晕头转向，不知怎麽回事。
大家又相继坐下。
············
一个女服务员神情淡漠，她搀扶伟大领袖胳膊向客厅里首走几步，掀起一个黑布帘，走过去，布帘放下。留下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和五大学生领袖。当蒯大富等人正向首长们握手告别、意犹未尽、还站着说话的时候，不料伟大领袖又返回来了，小将们“呼啦”一下迎了上去。
毛泽东走过来，情难割舍地解释：“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返回来了。”
伟大导师对在场的中央领导人指示：“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毛泽东叮咛了一会儿，小将们又跟伟大导师握手告别，依依不舍地、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女服务员搀扶毛主席，又掀起那个黑布帘走了。
毛泽东走了，他老人家真的走了·····
                                 （依据韩爱晶等人现场记录  要宝钟）


家乡河北已是秋高气爽的季节了，可香港还是这麽夏意盎然，姹紫嫣红的紫荆花随处可见。天空阴沉，但视野清晰。恰在北京吊唁前国家主席刘少奇遗孀王光美的日子里，我从皇岗口岸进入深圳，特意拜访了比我要小五岁的蒯大富。所谓“开坛不讲蒯大富，读尽文革也枉然。”老蒯对我这样一代文革青年而言，真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当年毛泽东刻意地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其所以能够深入民间，首先就是因为涌现出了像蒯大富这样一批曾经惊天地、泣鬼神的开路先锋。他们就如《水浒传》一百零八将那样叱咤风云，大闹神州。但由于他们太像其祖先了，也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到头来也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其结局一样，落得昙花一现，终成血祭替身。当然，文革的历史背景要比《水浒传》复杂得多。唯其如此，蒯大富便成为今日一个争论非常大的历史人物。有人说：“蒯大富被永久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也有人说：“蒯大富为文革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
蒯大富同王光美相差24岁，完全是两个不同时代、不同辈份的人，其社会地位更是上下悬殊；但历史机缘，却使这二人当年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
1966年文革之初，刘少奇派遣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其夫人任工作组顾问，实为其决策人。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王光美曾在河北省抚宁县桃园村蹲点，总结出“桃园经验”，经中共中央批准推广全国。前此，在1963年，她曾陪同丈夫一起访问印度尼西亚等国，其珠光宝气、风度潇洒的贵妇形象，着实使她在国际上又风光了一番。这一次，很明显，刘少奇是想叫爱妻再露两手，总结出“清华经验”，进而指导文革。但，这时清华园里却跳出一个“愣头儿青”来挡了驾。谁人吃了豹子胆？此乃21岁的大学生蒯大富也。蒯等10多个激进同学觉得刚从校党委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还没有自由几天，现在却又套上了工作组这个笼头，极不情愿，于是起而造反。这当然就触了刘少奇的怒鳞。于是，在工作组的直接策划下，清华园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蒯斗争，甚而波及北京乃至全国，到处都在大抓“蒯式人物”，前后持续了一个多月。所谓“枪打出头鸟”、“杀鸡给猴子看”，此其意也。北京高校最后剩下蒯大富孤身奋战。当他被囚禁后，顽强不屈，屡次以书信出击；这一首英雄史诗的高潮是绝食抗议以至奄奄一息，从而演出了文革戏剧中最壮烈、最感人的一幕。
这在当时是超乎中国人的想象力的。须知，偶像崇拜历来是这个泱泱大国的不变传统。过去，老百姓崇拜真龙天子，而现在则崇拜党和国家的缔造人毛泽东。特别是经过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以后，中共中央在人们心目中，简直成了《群神图》，而毛泽东就是此图中的释伽牟尼。以此类推，等而下之，就连基层党支部也以“小庙神仙”而自居。可在文革前，事实上，刘少奇的政治威望已同毛泽东接近，甚至大有取代之势。每逢国庆节，《人民日报》头版总要刊登两幅并肩巨照：毛伟人、刘伟人。这就仿佛香港的天坛大佛，人们只有顶礼膜拜之份，而绝无半点怀疑之理。
但，人们不要忘记，在中国自古可是“天无二日”。香港天坛大佛毕竟只有一座。“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家主席终于触犯大忌。刘少奇作梦也没有想到，乳臭未干的蒯大富会使他同毛泽东迎面相撞。从南方返京的“中国上帝”终于扭转乾坤，毅然决然，一挥而就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刘少奇夫妇双双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而当时几乎死定的蒯大富，也因此得以“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成了文革时代民间最耀眼的一颗政治明星。
然而，历史进程往往充满了变数。刘少奇在1969年被流放到河南开封郁郁而死，其夫人则在秦城监狱饱尝十年铁窗风味。而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曾几何时“过五关、斩六将”的蒯司令，却也落得以“关云长败走麦城”而谢幕。此之何故?蒯大富是“初生牛犊不畏虎”。而中国政治风云有时却是瞬息万变、险象环生。刘邦依靠萧何驾驭韩信，而又转过身来凭借韩信制约萧何，还要时时防范自己夫人吕雉越俎代庖。涉世不深的蒯大富，面对上层这个政治怪圈，就像陆逊误入诸葛亮的八阵图，没有高人点拨，是无论如何也脱不了身了。蒯司令的当时悲剧就出自于此。
一首充满讽刺而又耐人寻味的童谣，曾经广泛流传民间：
蒯大富，抓黑手；抓来抓去是“佛手”！
蒯经理在他开办的《特宝声影音灯光技术有限公司》办公室里，彬彬有礼地接待了我。这位中国新型私营企业老板，身高1·74米，青年时代体重不过120斤，大概因为心广体胖吧，而今已逾耳顺之年的他，体重竟增了60斤。头发虽显稀疏但仍乌黑，在那发了福的白皙面孔上，高鼻梁架着一副宽边深褐色眼睛框眼镜，里面有一双透着忧郁而深邃的目光的大眼睛。蒯大富先生一生百转千回，大起大落，饱尝风霜，饱经忧患，真可谓“两脚踏翻尘世路，一肩担尽古今愁。”今日老蒯那仍不失雄魄的外形，在我眼里，却总不免有几分苍凉之感。
蒯经理现在是深圳纳税大户，他还曾捐资支援国家西部建设。然而，在他请我吃午饭时，我留心观察到了如下细节：他听说我不食肉，于是便将我那一碗肉粥里的肉一块块细心拣去，放到自己碗里。吃完饭他叫饭店服务员将桌上的剩菜全部打包。这些，都是他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当时我不由暗想：老蒯真不失中国农民俭朴本色呀！
临别时，我贸然地建议老蒯：“你应该代表文革一代造反青年，飞去北京吊唁王光美女士，而不管其子女接受与否。我想，这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精神”。然而，我面前这位当年绰号“蒯大胆”的人，却怎麽也没有提起这一股底气来。
曾有拿破仑气魄的蒯司令，被关在“圣海勒拿岛”上17载；曾有孙猴子精神的“蒯大胆”，被压在五行山脚下也有38年了。看来，“蒯式人物”至今仍是大罪难赎、孽债难还，非得压够五百年不可了。
唐尧的《戒右铭》训示：“战战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蹪于山，而蹪于垤。”从某种角度看，蒯大富及其伟大导师都背离了《尧戒》，都是“未蹪于山，而蹪于垤”；但从另一角度看，为了实现“损有余以奉不足”这一千百年来大多数人所憧憬的社会，蒯大富及其伟大导师堪称其先驱，则又是确定无疑的。
下面，故事就从主人公的童年说起。
                                                            
2009年5月22日 寅夜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5fc58b0100l0ww.html

yangharrylg

第一章  水木清华
白居易词云：“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人们往往由此首先联想到江苏省。其实，诗中描写的是苏南，也就是江苏处于长江以南的这一片地域。“江苏”之名也就源自江宁（南京）和苏州这两个名称的首字。至于苏北，也就是江苏处于长江以北的这一片地域，从地图上看，其面积相当于苏南的三倍，除沿江一带同苏南情况相近外，其大部份地区却类似中国北方，民风刚健，多出慷慨悲歌之士。秦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刘邦、项羽以及统帅韩信均出于此。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基人之一的周恩来，其家乡淮安同韩信家乡淮阴南北相邻，后又共傍京杭大运河。
1945年9月13日，蒯大富出生于距淮安东北200公里的滨海县奤村。其间10天前，日本在美国军舰上签定了无条件投降书。这一年恰巧是中国农历鸡年，正所谓“金鸡报晓，前景辉煌”。滨海人民站在黄海之滨，延颈举踵，期盼远方那一轮喷薄欲出的旭日，能给他们带来向往已久的和平。然而，由于缺乏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多灾多难的中国，在饱经八年日寇铁蹄践踏之后，不久又陷入国共两党的空前大内战。整个苏北地区成了“淮海战役”的主战场。蒯大富祖父是从军五年的新四军老战士。而其爹娘则同很多乡亲一样，冒着枪林弹雨，推车送粮，抢救伤员，热情地支援人民解放军作战。
新中国诞生后，奤村进行了土地改革。蒯大富爹娘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带领乡亲们开展生产自救，成立互助组以至合作社；为此，蒯氏夫妻双双加入共产党，并成为生产大队干部。虽然家庭生活依然清贫，但农民们毕竟摆脱了“食不裹腹，衣不蔽体”，日子却也过得红红火火，愈见起色。蒯大富兄弟6个，他为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小妹。共产党对贫苦农民年年救济、月月扶持。每逢水旱灾害，蒯氏家庭同乡亲们一样，总能分到钱粮衣物。似此大恩大德，深深植入了蒯大富那幼小的心灵。而对他未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从1951年开始，童年时代的蒯大富进入附近各村联合举办的公立小学以至中学，同其他穷苦孩子一起享受国家的免费义务教育。
中共当时推行的基本国策是阶级路线：首先是有成份论，其次是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这条路线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学生们在校园中的地位，而且，它还影响着孩子们对自身的看法。1954年6月1日对蒯大富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他在加入少年先锋队的庄严仪式上，怀里就像揣着一只小兔子，突突直跳。在鼓声、号声和少年先锋队的《队歌》声中，老队友为他戴上了象征着国旗一角的鲜红领巾，这可是无数烈士泼洒而成的鲜红血色啊！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太阳，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黑暗势力已从全中国扫荡，红旗招展前途无限量。······
这些神圣无比的歌词，这些铿锵有力的曲调，深深地打动着孩子们那天真幼稚的心扉，令他们陶醉，令他们血液沸腾。蒯大富高举右手，同小朋友们一起，向五星红旗庄严地宣誓：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时刻准备着！”时刻准备什麽？当然就像伟人毛主席那样，时刻准备战斗，时刻准备牺牲。想到这里，这掷地作金石声的暗示口号，顿使蒯大富热泪盈眶。中国人传统的报恩文化、忠君意识同这些孩子们被灌输的并不很明白的共产主义理想，非常奇妙地结合起来，这对他们此后一生都有着决定性意义。
新中国所要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具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特点：一方面，是自觉地忘我，对领导、对集体、对信仰的绝对服从；而另一方面，却是主动、果断、冒险、创新。蒯大富那早已表现出来的旷放个性则更适应于后者的张扬。他平日爱好下棋和游泳。到了中学，除了在棋盘上更爱铤而走险、出奇制胜，夏日洪峰来临时偏要当个弄潮儿以外，在共青团组织的活动中，他表现得工于心计，能言善辩，这些都继承了他的先祖——楚汉相争时代韩信的谋士蒯彻。当然，蒯大富在学习成绩上总是出类拔萃，名列前茅。他酷爱唐诗宋词、唐宋八大家散文。“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名句，成了他经常独自浅唱低吟的座右铭。然而，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之歌》，在校园每年一度为纪念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节而举行的营火晚会上，却是蒯大富一人表演的拿手好戏：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
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地直冲向着乌云，它叫喊着，——就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欢乐。在这叫喊声里——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在这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
海鸥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呻吟着，——呻吟着。它们在大海上飞窜，想把自己对暴风雨的恐惧掩藏到大海深处。
海鸭也在呻吟着，——它们这些海鸭啊，享受不了战斗的欢乐：轰隆隆的雷声就把它们吓坏了。
蠢笨的企鹅，胆怯地把肥胖的身体躲藏到悬崖底下······只有那高傲的海燕，勇敢地、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乌云越来越暗，越来越低，向海面直压下来；而波浪一边歌唱，一边冲向高空，去迎接那雷声。
雷声轰响。波浪在愤怒的飞沫中呼叫，跟狂风争鸣。看吧，狂风紧紧抱起一层层巨浪，恶狠狠地把它们甩到悬崖上，把这些大块的翡翠摔成尘雾和碎末。
海燕叫喊着，飞翔着，像黑色的闪电，箭一般地穿过乌云，翅膀掠起波浪的飞沫。
看吧，它飞午着，像个精灵，——高傲的、黑色的、暴风雨的精灵，——它在大笑，它又在号叫······它笑那些乌云，它因为欢乐而号叫！
这个敏感的精灵，——它从雷声的震怒里，早就听出了困乏，它深信，乌云遮不住太阳，——是的，遮不住的！
狂风吼叫······雷声轰响······
一堆堆乌云，像青色的火焰，在无底的大海上燃烧。大海抓住闪电的箭光，把它们熄灭在自己的深渊里。这些闪电的影子，活像一条条火蛇，在大海里蜿蜒游动，一晃就消失了。
——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啦！
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傲地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用树杈堆积起来的小山在“噼噼啪啪”地燃烧。表演者的双手有点颤抖，还在向暗蓝色的星空高举着。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晶塋的泪水。停了一下，同学们这才热烈地鼓起掌来，这掌声就似突来的暴风雨。压轴戏收场，大家照例要放孔明灯。那是一种用白纸裱糊的蜡烛灯笼，大大的、方方的，放出去，它会冉冉升起，渐渐消失在缥缈的、神秘的夜空。同学们喜欢将自己未来的理想，用毛笔书写在灯上，以使之带往上苍。蒯大富在灯上写的是：“原子弹专家”。这使众人不由不大吃一惊。原来，他早已对化学这门课程大感兴趣；因此，这个小伙子就暗暗为自己立下了宏誓大愿：美国当年用原子弹摧毁了日本的武士道，中国一定也要拥有这种强大武器，用以保卫家园，保卫世界和平。但有同学取笑他是：“孔雀的尾巴，——翘得太高了。”
真是不巧不成书，言及此处，我们不能不提起胡锦涛先生。他比蒯大富年长3岁，二人既是清华大学校友，又是苏北同乡。但胡和蒯不同的是，胡生长在沿江的泰州，其民风柔韧，同隔江相望的吴越之地可谓一脉相承。据说，胡锦涛的远祖是东晋大将胡焱。不过，传至胡锦涛，他却早已沦落而为一个小业主的独生子。这个家庭成份虽然不属无产阶级专政目标，但也绝非中共依靠对象，充其量在当时也不过是团结对象而已。在政治地位上，胡锦涛同那些工人、城市贫民、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出身的同学比较起来，在当时肯定会有一种自卑心理。唯其如此，他环顾周围，觉得自己只有在学业上发奋图强，才能取得未来社会上一席之地。到了中学时代，聪明机智、善结人缘的胡锦涛，既是班主席，又加入了共青团。不过，其政治条件较之蒯大富尚略逊一筹。所以，品格优秀、成绩优异的他，到了1959年夏天，在冒险报考清华大学的第一志愿上，填写的是：水利工程系。此专业不图名利，未来有的只是风餐露宿，徒为国家贡献而已，故而竞争性不强。这表明了当时年方17岁的胡锦涛的早熟。
在这里，我们之所以将蒯大富和胡锦涛对比，无非是为了使读者对中共教育下的一代青年有更深切、更本质的认识。前所述及，中共所要塑造的接班人具有截然不同的两种特点，而前面两位先生恰恰是这两种特点的不同典型。因此，后面谈到主人公的政治生涯时，还要不时相应地提起胡锦涛先生。
蒯大富在中学时代，已对当时流行的苏联小说爱不释手。诸如：《高尔基三部曲》、《苦难的历程》、《静静的顿河》、《青年近卫军》、《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都是中国青年人闲来阅读的最佳选择。然而，对那些革命青年人世界观影响最大的却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碌碌无为而羞愧；也不会因为卑鄙无耻、俗不可耐而悔恨。这样，在他临终的时候，就能够说：我已将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书中主人公保尔的这一段独白，深深地打动着每一个有正义感的读者。这掷地作金石声的语言是跨越国界的，是穿越时空的，它震撼了蒯大富的心灵，这个中学生不能不为此而折服。他下定决心，要像保尔一样，踏踏实实地走这样一条人生之路。
一日，蒯父在池塘里打上几条鲤鱼回家炖了，吃饭时，他指着炖鱼，半开玩笑地对儿子说：“鲤鱼是鱼中之王，肉厚且香，人人爱吃。你将来功成名就，也要像这鲤鱼一样，让大家都喜欢你。”
谁知，蒯大富将筷子和碗往桌上一蹾，站起身，白了白眼，没好气地吐出这样几句话：“爹，你说的啥话？！谁去作鱼供人吃？不，我要作网，给大家捉鱼吃！”
短短几句对话：一个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一个是“造福苍生，舍我其谁？”总之，金刚怒目对菩萨低眉，父子俩各有各的道理也就是了。
1963年夏日的高考，成了蒯大富这一生的重大转折点。小伙子报考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以六门功课480多分的总成绩荣登金榜。这一喜讯传遍了全县。望子成龙的蒯氏父母自然喜上眉梢，心花怒放。
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并驾齐驱，同为中国的最高学府，在国内外久享盛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文理会萃、群英相聚”这十六个字可以概括这两座名校的特点。但北大以文科见长，而清华则以理科著称，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钱钟书、梁思成、吴宓、杨振宁、李政道、华罗庚诸位学术大师饮誉中外。而今，一个远在穷乡辟壤的小伙子，居然昂首阔步地迈进这样一座富丽辉煌的文化殿堂，蒯大富不禁暗想：这无论如何也算是一个奇迹吧？然而，他却将这个奇迹首先归功于共产党、归功于毛主席。
初进校门的蒯大富，粗衣粗裤，不修边幅，还完全保持着一个农民的形象。吃饭时，即使掉了一粒米也要拣起来。他经常主动地为同一个宿舍的学友打水带饭，扫地擦桌；同大家礼仪谦让，和睦相处。对老师对领导毕恭毕敬。在他们的眼里，蒯大富是一个质朴淳厚的农村学生。他在学业上更是发奋图强，为了不致影响大家的休息，他经常提前起床，借着外面微弱的路灯读书。每逢星期天，他会枯坐图书馆，废寝忘食，旁若无人；勤奋攻读，刻苦钻研。为此，蒯大富的大学成绩当然又是名列前茅。
到了国庆节，蒯大富第一次加入大学生行列，在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前，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他手擎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同排头学友迈着整齐的青春步伐，引吭高歌：
年轻的人，火热的心，跟随着毛泽东前进，紧紧跟随着毛泽东前进——！
歌到此处，跨经天安门的年轻人，那情不自禁的目光，都在远远的城楼上，急切地寻找着那位开国领袖。蒯大富那一双机敏的大眼睛很快就在那里找到了毛、刘、周、朱这四位开国元勋。在小伙子看来，毛周二位是文武全才；刘是政治家、理论家；而朱则是战功赫赫的军事统帅。
转眼一个春秋。蒯大富虽然怀念家乡，想念父母弟妹、乡里乡亲，但他抑制自己，没有回过苏北。他把全部精力投注在了学习上。他在争分夺秒，力争未来能够实现自己的美好理想，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栋梁之材。像蒯大富这样用功的莘莘学子，在清华园里可谓触目皆是，这是清华的一种传统校风。更何况，中共对蒯大富这样穷苦出身的孩子总是悉心栽培，一意呵护。蒯大富在大学除了享受最高助学金以外，书本用品、床上被褥、四季着装等等全部免费供应。总之，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蒯大富的一切。这一点，对这个“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小伙子是时刻铭纪在心的。
朱熹诗云：“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然而，在蒯大富这一代人成长的过程中，好景不常，中国的政局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波澜壮阔的长江下面，有一股暗流正在汹涌激荡着。
中共按照苏联的模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这就是金字塔形化和政治权力化的“一党一翼制”，也就是事实上的“一把手制”。它的根本弱点就是，其各级政权严重缺乏独立有效的行政监察机制和舆论监督机制。仅仅经历了七年，这个执政党就匆匆忙忙地宣布：国家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确立。这就是说，实现社会主义可以绕过资本主义，直接从解放不久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脱胎而来。这是一个先天不足的畸形怪胎。在它的发育过程中，就必然多病多灾，时刻存在着中途夭折的危险。不仅中国，就连当时的老大哥苏联，其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是沙滩造楼，经不起时间考验，更何况其东欧从属诸国。马克思说过：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才有可能取得胜利。然而，当年列宁、毛泽东利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提供的契机，因势利导，先后巧妙地夺取了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本国政权。这种事实上的巨大成功，促使他们得出了一个错误理论：既然在某种条件下，上层建筑又可以反过来对经济基础起决定性作用，那麽，社会主义革命是完全可以主要通过暴力来完成的。况且，《共产党宣言》中就有一句名言：“暴力是革命的助产婆。”其结果，这两个国家在自行轨道上先后都翻了车。毛泽东虽在这方面确有先见之明，而且为此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仍然没有逃脱那一厄运。有人据此得出结论：公平和效率不能两全。社会主义之所以失于敌手，就在于它只有公平而没有资本主义那样的效率。他们进而推论：人的本性就是自私。只有私有制、私有观念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其实，效率绝非资本主义的专利。1960年诞生的著名的《鞍钢宪法》，就是一套提高生产效率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先进经济管理制度，至今西方某些企业还在研究这一方法，而我们中国却早将其“弃之如敝屣”了。其实，《鞍钢宪法》所提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这些原则，它不止限于经济管理，它还完全适用于其他诸多领域。毛泽东称其为群众运动，西方企业家则称其为团队精神。本书的宗旨就是要在这一问题上正本清源，搔到痒处，找出社会主义事业遭到挫折的真正原因。
1957年5月中共整风伊始，时任教育部长的民主人士张奚若先生，曾斗胆对毛泽东提出了十六字批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而毛则立时回敬对方：“好社会主义之大，急社会主义之利；厚今薄古，何罪之有？”其后不久，张部长就被解职而改为他用。不过，当时也确有少数人想借中共整风之机将其整垮。
接着，毛泽东巧施“引蛇出洞”之计，“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在全国范围猛烈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大批给中共提意见的人士被定为右派分子，列为专政对象。自此之后，党内外群众对中共号令逆来顺受。他们或者噤若寒蝉，或者曲意奉迎。
接着，在1958年毛泽东又发动了生产大跃进，所谓全民大炼钢铁。大呼隆，一阵风。学校停课搞小土炉，拣废铁，上面扬言：“中国钢产量三年超英、七年赶美”。调动学生下乡帮助农民深翻田地，据说如此经过密植，就可能亩产万斤粮。同时，农村掀起了公社化热潮，所谓“干不干，三顿饭，敞开肚皮吃大锅饭”；“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接着，就是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反党集团，在全党开展大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
接着，就是连续三年的全国大饥荒，有些地方饿殍载野，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说法不一。
平心而论，以上波折完全归咎于毛泽东，则未免有失公允。刘、周、朱、陈、林、邓诸公都难辞其咎，整个中共都难辞其咎。然而，推本溯原，问题还是出在这初始的社会主义先天不足，缺乏其应有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
形势日蹙，毛泽东终于不得不兑现了他在1956年提出的退居二线的诺言。但他时而周旋其间，时而冷眼旁观。
经过刘、周、陈、邓诸公三年协力调整，国民经济得以全面复苏。在这一过程中，那个颇受毛泽东青睐、取代彭德怀而执掌军权的林彪，自1960年秋官方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以来，他高举“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大旗，在军队中掀起了学习毛著、苦练杀敌本领的热潮。这位在十大元帅中年龄最小、但战功最大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果然不负毛泽东重托，他别开生面地提出了“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学习毛著方针。同时，在军队建设上，他又对毛投怀送抱地倡导所谓“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的方针；高扬“三八作风”，大整军容风纪。在军事训练上，林帅的经典乃是：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近战、夜战、敢于刺刀见红；猛打、猛冲、猛追、苦练二百米内硬功夫。此外，创造“四好连队”、争作“五好战士”、“开展官兵谈心活动”一浪高过一浪。林彪果然是一位治军大家，在1962年爆发的中印边界战争中，不出一个月，中国军队就大破来势汹汹的印军，从而全线转入反攻，乘胜追击到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一时威名大震。
1962年“八一”建军节这一天，中共党刊《红旗》杂志重载了刘少奇的名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个举动，向世人表明：刘主席的人气在飙升，大有超越“中国上帝”之势。但不到一年，恰在5月16日，官方又出版了《毛主席语录》。林彪接过这本小书，军内马上人手一册，掀起了大学“圣经”的热潮。政治上的拉锯战在激烈地进行着。9月1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即王光美的《桃园经验》；9月1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刘少奇主持制订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即《后十条》。接着，运动就扩大到了北大和清华这两座名校之中。
看来，蒯大富对这个政治运动既无精神准备，又无多大兴趣。因为它名曰“四清社教”、“反修防修”，实则矛头指向基层干部和广大师生。频繁召开的检讨会，其着眼点往往是抓住日常生活问题进而窥探思想，转而上纲上线，大做文章，整得人们动辄得咎，上吐下泻。这样作的直接效果，就是将所谓“组织观念”这个传统笼头套得更紧，简直让人动弹不得。在这一方面，清华各级党团组织就如一张密织的网，发挥了其关键作用。一向以“自来红”而自诩的蒯大富，却也在这个“泳池”里连呛了几口水，仓惶浮上岸来。
原来，蒯父曾有一次来京探望儿子。在校门口，老汉拿着信封请传达室帮助找一找。不一会儿，一个制服革履、留着乌亮分头的大学生来到面前，他亲切地轻声唤道：“爹，您好。”老汉定睛一看，分别一年儿子长出息了，不由惊喜交集。蒯大富将父亲接到宿舍，才坐定，外面忽有同学找来。屋门半掩，那个同学问：“这个乡下人是谁？”蒯见他是个多事之人，便随口应道：“我家的一个亲戚，来京办事，给我捎点东西。”老汉那里起身拉开门，客气地说：“大富怎麽不让人家进来？——哦，我是他爹······”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核试验成功，清华园欢欣雀跃、载歌载舞。欣喜若狂的蒯大富多次向同学们表示：毕业后他一定要当一个原子弹专家，以不辜负党和国家对他的苦心培养。至于钱学森、钱三强这两位重量级科学家，小伙子对他们佩服得更是五体投地，言谈话语，总是对其倾尽一片仰慕之情。
一日，蒯大富在课余读古典小说《红楼梦》，也许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吧，当他读至林黛玉的《葬花词》：“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竟然触及其伤心处，这个小伙子泪流不止，摘下眼镜来，用手帕连连擦拭眼睛，不断唏嘘长叹。
谁知，在大学开展的社教运动中，蒯大富上述第一件事被人上纲为“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第二件事被人上纲为“资产阶级白专道路，一心想成名成家”；第三件事被人上纲为“‘临风洒泪，对月伤怀’的不健康的小资产阶级生活情调”。就这样，孤傲自负的蒯大富，一时竟成为团组织生活检讨会上的众矢之的，被当作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典型人物批判。
前面讲了，胡锦涛来到清华，其政治条件较之蒯大富本来略逊一筹；而在学习成绩上，二人则旗鼓相当。但除此之外，前者较之后者却占尽了先机。首先，胡锦涛性格沉静内敛，逢事不喜张扬。这一点，也许同他早年生活环境有关。胡幼年丧母，无兄无弟，孤苦伶仃。父亲整日为生活奔波，却不忘督促儿子求学上进。胡在本城名校受到了良好教育。他天性聪敏，温文尔雅，逢人逢事总先让三分。待到成年，跨入清华，这对他真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他平日爱打乒乓球，能歌善舞，小提琴拉得更是全校闻名，周围总有一帮“粉丝”在追捧。似此文体活跃分子，很早就被本系党总支部发展为党员培养对象。1964年“五一节”前夕，胡锦涛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这预示着：他已经登上了未来在政治上起飞的第一层台阶。很快，他就成为学生政治辅导员，后来则是校园文艺社团的团长。这样，事实上，在政治方面，当时他已把蒯大富远抛其后了。
中国两千多年前的思想家韩非说过：“凡人之所为也，非名之则利之也。”这一名言道破了文明社会一切人行为动机的奥秘。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却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共产党人要同传统的私有制、私有观念决裂。列宁、毛泽东相继建国后，在铲除私有制的同时，大力提倡共产主义精神，也就是公有观念。在六十年代初期爆发的中苏大论战阶段，毛泽东先后树立了雷锋、王杰、麦贤得等英雄人物供大家学习，赞扬他们“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其中，对于雷锋更是推崇有加，甚至超过了建国初期《把一切献给党》的吴运铎。雷锋生前发誓：自己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一切交给党安排。总之，从个人隐私到个人事业，都贯彻几近苦行僧、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然而，在另一方面，毛泽东却又给自己在大学行将毕业的爱女李訥写了三句赠语：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在命运前头碰得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第一句话是孟子的，第二句话是拿破仑的，第三句话是毛泽东自己的。看来，毛泽东对自己爱女的期望是很高的。这本来是“中国上帝”普渡众生的又一种方法。但，这一赠语一旦传开，到了蒯大富一类大学生那里，就会认为：这个上帝这回是在口吐真言、传授真经了。因为它太正中下怀、切合己意了。于是，他们就将此赠语秘密传抄，并奉为其终生圭臬。

2009年6月3日  子夜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5fc58b0100l0wy.html

yangharrylg

第三章   旗开得胜
从 6月9日工作组进驻清华至23日传达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报告，在《清华大学文革史》上应该称之为“斗争黑帮时期”。
清华园此时像沸水开了锅：劳改一大队，游街一大串，批斗一大片。那些最初一周拥蒋挺蒋的保守派领导干部，从校部到各系，统统被轰下去劳改、戴高帽子游街、揪到台上去批斗。左派激进学生仿照1927年毛泽东率领贫苦农民收拾土豪劣绅的方式，来收拾这些平日专抱粗腿的层层大小官员。既然是群众运动，这当中就难免“有枣没枣打三杆”、“核桃栗子一盘端”。学生们昔日的师长，现在统统成了黑帮和保皇派。最可笑的是，学生们头脑里的所谓“反修防修”概念、唯物辩证法、科学社会主义乃至灭资兴无、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原本是这些师长灌输的；然而现在，好了，学生成了“反修防修”战士，而师长倒成了其革命对象。
但，对比之下，工作组却更过火。他们一进校，就把清华所有干部都赶上楼去“洗手洗澡”。命令干部人人检查、人人过关，然后才能下楼。此外，还要求干部层层剥皮，先揭发基层，后揭发校党委，层层上揪。工作组将校党委定为黑帮，对清华干部采取一律排斥的政策。然而，“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尽管工作组这样收拾清华，但他们却绝对不能容许学生群众也如此一味折腾。叶林强令学生返回课堂学习文件和社论；工作组指责那些游斗领导干部的学生是流氓无产者，是一群乌合之众。广大同学对此敢怒而不敢言。
6月16日，工程化学系902班以蒯大富为首的一些激进学生，贴出大字报《工作组向何处去？》，尖锐指出：工作组给群众运动设置条条框框，抡起“五条大棒”压制群众革命情绪，工作组大方向有问题，让学生难以信任。
于是，清华园相同观点的学生群起响应，纷纷张贴大字报支持蒯大富。而配合工作组开展工作的一些高干子女如刘少奇之女刘涛、贺龙之子贺鹏飞、刘宁一之女刘菊芬、乔冠华之子乔宗淮、李井泉之子李黎风、王任重之女王小平等等，则带头反击这一股批判工作组的浪潮。于是，双方展开了激烈论战。
6月19日，王光美驾临清华，在大众面前公开亮相。她温柔地说：“少奇同志让我来看大字报。我愿意参加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我现在是工作组的一般成员。”
王光美原是天津著名实业家王槐青之女，北京辅仁大学物理系毕业并获理学硕士学位，1948年同刘少奇结婚。社教运动中她创有“桃园经验”经中共中央推广全国。加之，这位女士婷婷玉立，气质高雅；态度和蔼，谈吐可亲；于是，刘夫人的亲民举动立刻引起了全校轰动，人们纷纷赶来问候，怀着好奇心理，竞相一睹第一夫人的魅力和风采。
恰巧同日，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也来清华观看大字报。因为叶林原是国家经委副主任，所以薄一波对清华文革的关切也在情理之中。结果，在大字报栏前，薄副总理巧遇蒯大富，于是，这一老一少展开了一场前哨战：
“《工作组向何处去？》这一张大字报是你写的？”
“是我写的，也是我贴的。”
“你叫什麽名字？”胖老头儿盛气凌人。
“蒯大富！”老蒯可不怯场。
“听你这个名字，就是资本主义的！什麽‘大富’······”胖老头儿先声夺人。
“不！我这个名字是社会主义的。”蒯大富理直气壮。
“？”老头儿木訥，瞪了瞪眼。
“蒯大富其名何意？‘蒯’乃齐心协力，披荆斩棘；资本主义是小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富，此乃共同富裕也。”老蒯侃侃而谈，得理不饶人。
“好！”观众中有人起哄。
“你认为自己是左派？”胖老头儿反守为攻。
“这我不能自封。”蒯大富以退为进。
“革命者要勇于承认自己是左派。”胖老头儿巧设圈套。
“那我就是左派！”老蒯当仁不让，但却上了钩。
“希望你不要做左派中的左派，左过头了，就成了右派。极左和极右是相通的。”胖老头儿这句话算是有点哲理。说这句话时，他用双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圈，左手划到最高点，就和划到最高点的右手碰上了，还挺形象。
6月21日，蒯大富在大字报区看到一张名为《大家想一想》的大字报。他沉吟片刻，便抽出笔来在上面批道：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当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小小一段批语，由于是蒯大富所写，立刻在清华园又荡起了涟漪。
“嘿！蒯大富现在可真成了左派中的左派。”见过蒯大富同薄一波辩论的某些人这样评论。
王光美本来就对“蒯大富”这个名字留有深刻印象，现在，蒯大富所在工化902班成了全校反工作组的中坚，实为心腹之患。于是，她经过三思，决定亲自去该班，同那里的学生好好座谈座谈，沟通一下思想，也许这样能够将其偏颇纳入正轨。
蒯大富听说国家主席夫人要亲来本班座谈，不由喜出望外。本来，他同大家一样，对刘主席是非常敬重的，对其夫人自然也是仰慕的。于是，他们在6月22日下午，在本班教室里加紧布置，做好准备；蒯大富认为这是向党中央汇报思想的一个难得机会。显然，小伙子在这里，并未将刘夫人同清华工作组之间划等号，——既然是刘少奇夫人，马列主义水平一定很高！
然而，蒯大富和同学们耐心地坐等了整整半天，竟连那位第一夫人的影子也没见。怕是没戏了，同学们吵吵闹闹，都有一种上当的感觉。蒯大富怒不可遏地奔向电话室追问，工作组方面却轻描淡写地回答：“光美同志太忙，不能去了。”
当晚，蒯大富和同学们就此事贴出抗议式的大字报《叶林同志，这是怎麽回事？》
叶林见状大怒，次日在他召集的工作组会议上，一脸严肃地说：“清华右派学生以蒯大富为首，正在策划向党进攻、向党夺权。工作组必须迎头痛击！”他甚至态度激昂地提出：“清华反蒋必先反蒯，否则，我们的工作无法开展下去。”
与会者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刘夫人，她迟疑地对大家点了点头。
为什麽王光美没有按约去化9班和同学们座谈？是由于叶林的劝阻还是出于自己的一念之差？总之，这一件事严重挫伤了蒯大富一类大学生的自尊心，在他们那幼稚的目光中，刘夫人的形象开始严重下滑······
不过，万润南却对蒯大富反工作组的起因作了另类描述：“在我的记忆中，蒯大富之所以反工作组纯属偶然。他原来对王光美很信任、很崇拜，希望有机会向她直接汇报工作。工作组随便派了一位女同志接待他。王光美当年是公众人物，许多人都看过刘少奇访问印尼的记录片，其中王光美的优雅风度倾倒了一大片，也让另一个女人妒忌得发狂。老蒯显然没有看过这个片子，才会把那个女同志错当王光美，推心置腹地汇报了一大通。后来发现表错了情，一种受骗的感觉让他恼羞成怒，认定这是工作组的大阴谋，于是反起了工作组。这一路反下来，又得到那个发狂女人的支持和利用，就这样成了蒯司令。”
显然，在这里，万先生将个人恩怨摆在了第一位，将事件的起因大大简单化了，这就不免歪曲了矛盾的实质。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内幕就是“两宫皇太后之争”纯系市俗之见，不值一驳。
6月24日晚上，工作组在大礼堂召开全校辩论大会，实际上这是“十面埋伏”，叶林满打算在他预设的这个包围圈里将对手一举打垮。
刘涛回忆说：“‘6·24’大会经过了紧张布置。这一天下午，叶林把我们几个文革主要负责人找了去，······布置了批判蒯大富的重点：1、批判他是假左派；2、揭露他要夺工作组的权；3、驳斥‘怀疑一切万岁’、‘工作组的五条大棒’，······而且更具体地布置了方法。······后来工作组又匆忙地把我和贺鹏飞等人送到了万寿园，原来王光美还要布置一番。她说：‘他们是不是真左派？无产阶级左派是什麽样子的？他们对蒋南翔、对黑帮一句话也不讲，不揭发；而工作组夺了黑帮的权以后，他们就要夺工作组的权了。’并且说：‘你们不要被坏人利用了。’让我们对这个问题上纲，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说：‘把目标指向工作组才是阴谋，具有阴谋的人就是假左派，是保黑线，就是转移注意力。蒯大富不仅有市场，而且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有阴谋，同前校党委有联系。······文化大革命要搞彻底，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接受工作组的领导？革命左派要很好地同工作组配合。现在有一股风，要赶工作组。党派来的工作组要不要相信？要不要组织纪律？怀疑是可以的，但是要听，要执行，党员要跟工作组一起干革命。’
我们从王光美那里出来后，分头准备，叫可靠的人去开辩论会。当我们叫来人时，大礼堂门口已经站满了人，这时工作组又想不开晚上的辩论会了，因为我们的人进不来。在辩论会上，工作组被群众的大民主吓得脸色发黄，汗流浃背。会后就匆忙对我们讲：‘这简直了不得！像资产阶级的议会一样。’会后，工作组匆忙把我、贺鹏飞、李黎风、乔宗淮等人送到我家里去，向王光美反映这个资产阶级大民主的状况。”
常言：“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然而，蒯大富面临工作组精心策划的一场围歼战，审时度势，机警沉着，勇敢地迈上众目睽睽的讲台。这真是“诸葛亮舌战群儒”，把对手驳得一个个哑口无言，灰溜溜地下台，从而博得台下满堂喝采，实为文革开场锣鼓的一大奇迹。1966年6月24日晚7时半，在清华大礼堂发生的这一场大辩论，其性质和意义，读者切不可以低估。一边是有中央领导做支柱的工作组，另一边则仅仅是以蒯大富为首的10几个平民出身的大学生，其勇气同“关云长单刀赴会”又何其相似乃尔！结果是，蒯大富他们上台发言，台下一阵又一阵的掌声；而拥护工作组的人上台发言，台下阵阵“嘘——”声。
后来成为蒯大富死敌的原清华“4·14”红卫兵首领沈如槐评论：“6月24日，工作组召开全校辩论大会，并组织部分同学围攻蒯大富。辩论中，拥护工作组的一方发言露洞百出，十分被动。工作组长叶林不由分说，自己走上讲台，指责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是一种反动行为。他要求全校同学表态，要麽站在蒯大富一边，要麽站在工作组一边。工作组副组长周赤萍也跑上讲台大喊：‘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
工作组的作法不仅没有孤立蒯大富，相反却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反感，同学们纷纷贴大字报反对工作组。”
“6·24”蒯大富旗开得胜！
此刻，仿佛经过了一阵山呼海啸，一切归于平息之后，台上那位小霸主竟毫无倦意。他神采飞扬地四下里望了望，那穹庐顶下的大礼堂，热哄哄的，没有冷气也没有风扇；然而，原先拥挤的2，000多名听众却大部分尚未散去。蒯大富觉得自己也该退场了，他下意识地就从台上纵身这麽一跳，哇！竟然差点儿砸到头排跑上前来的一个女学生身上。
“蒯大富！向你祝贺！——我们胜利了！”
小伙子眼前一亮。只见这个体型苗条、足有1米68——1米72的女孩子，一张白嫩嫩的瓜子脸上，两只热情洋溢的大眼睛定定地望着他，上有一对深深的酒涡，并且不停地晃动着她那头扎的一对羊角辫，显得分外活泼可爱。
“你是谁呀？”蒯大富有点惊异且本能地挣脱了对方拽住自己胳膊的那一只颇有些气力的手。
姑娘这才有些羞涩地温声答：“我叫刘刚，刚强的刚。”
旁站的一个女同学进一步解释：“我们是清华附中高一班的。刘刚是我校女排队长和主攻手，在全市中学运动会榜上有名呢！”
蒯大富忽然想起，他曾经看到过海淀区中学运动会上的一张照片：一个英姿飒爽的女排运动员在排球网上高高跃起，两只羊角辫飞舞，正在挥手猛扣飞来的排球。正是她这一记猛扣，使清华附中勇夺了该区本届女排冠军。
“勇猛！刚强！”蒯大富禁不住盛赞对方。
“不，蒯大富，你才是真正的勇敢刚强呢！”刘刚又使劲拽了拽蒯的那只胳膊。
“还有机智！口才！”旁站的那个女孩子忙着补充。
两只飞舞的羊角辫，一张充满稚气的俊俏瓜子脸，一对深深的酒涡，——这一切，都如楔子一般钉进了蒯大富那青春的灵魂深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5fc58b0100l0x0.html

yangharrylg

第四章   泰山压顶
香港天坛大佛是举世第一露天大佛，同巴西基督立像堪称宗教双馨，是令人神往之处。每逢暑期，我总要去香港大屿山探望女儿及两个外孙女，那里正好临近天坛大佛所在；因此，坐乘空中缆车，浏览沿途或逶迤群山、或浩瀚大海，然后下车登上弥勒山，瞻仰顶峰释伽牟尼巨大坐像，远眺山下隐现于树丛之中的宝莲禅寺，这一切就成了我去那里的最大快乐。此情此景，往往令我浮想联翩。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地球。”这在力学上叫杠杆作用。释伽牟尼、基督耶苏、穆罕默德都曾经找到过这种精神支点，都在不同程度撬起过地球。他们的这种精神支点统而言之就是众生自由、平等、博爱。但前二位的核心是一个“爱”字，万事以爱化恨，为此不惜历尽坎坷而捐躯；而后者的精神核心尽管与此相同，但其表现形式却是一手托经、一手持剑。马克思则不啻为穆罕默德转世，他以阶级斗争为杠杆，以实现社会公平为支点，也曾经撬起了地球。不过，这位圣人面对今日世态炎凉，看来也已走入低谷，情况反而不如前面三位。2001年我在英国伦敦度过了春夏秋冬，可谓大开眼界，算是亲身体验了资本主义社会。时逢5月5 日马克思圣诞，我满怀深情去拜谒他老人家陵墓。令我大失所望的是，该陵还是初建原型，且已多年失修，只有那个大理石上的马克思雕刻头像，方使我心灵获得少许安慰。我在那里依依不舍地待了大半天，只拾得墓前一束小花，且有一本《共产党宣言》旧书，但不知何人所献。我问守陵老妇：“中国大使有否来过？”她摇摇头，笑了笑，不置一词。
毛泽东对今日似乎早有预感，他在文革初期《致江青》的信中说：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麽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看来，毛泽东搞文革，无论从现实还是从理论而言，都是实出万不得已。他企图探索出一条新路，避免中国产生官僚资产阶级。为此，他要在民间寻求并扶植一种巨大的监督势力，这就是当时以蒯大富为开路先锋而形成的群众造反势力。不过看来，毛泽东当初对这种探索，实际上并无十分胜算，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自信而又不很自信。上面引用信中之话在今日听来，就颇有“不成功便成仁”之嫌。
想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天旋地转。法力无边的天坛大佛，竟然笑向我慢慢倒塌而来，······我惊呼一声，抱头鼠窜，吓出了一身冷汗，······原来这是一个梦魇。其时我正伏案撰写《蒯大富》。哦，今日是夏至呀！于是我用拧干了的冷毛巾擦了擦脸和上身，坐下来，继续振笔疾书：
铩羽而归的叶林，在同刘夫人紧急磋商之后，连忙祭起了《李雪峰“6·23”报告》这一制胜法宝。
原来，自毛泽东去年11月到南方巡视，刘少奇一直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的公布，对他以及其他在京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都是一个突然袭击。但，刘少奇显然并没有通过这一事态，察觉毛泽东对他早已布设陷阱。为了掌控学校局面，防止出现混乱状态，至6月中旬，仅仅在北京市的文教机关，他就派出了由7，239人结成的庞大的工作组。刘少奇殷殷指导：“哪里出事，哪里就派人去。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派消防队救火一样快。”邓小平则在一旁敲锣边：“工作组是党中央派的，谁反对工作组，谁就是反对党中央！”
然而，到了6月20日前后，北京各个高等院校都相继爆发了驱逐工作组的风潮。仅在几天时间内，就有39所大学的工作组被轰走。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僵局，刘少奇拍案惊呼：“许多单位不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是牛鬼蛇神横扫一切！”
于是，李雪峰遵照刘少奇、邓小平的重要指示， 6月23日在北京饭店召开新市委工作会议，对学校文化大革命作了一个指导性的总结报告。他说：“情况复杂，右派学生跳出来，乘机制造混乱，混水摸鱼，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对黑帮的仇恨，企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现阶段，拥护新市委还是反对新市委，是拥护党还是反对党的重要标志。对右派学生赶工作组一定要清理。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一定要站出来保卫党，不站出来，纳吉就要上台了。”
果然，由于第一夫人亲自出面主持传达这个火药味甚浓的“6·23”报告，清华园很快就出现了不是一万对七百、而是一万对七十的悬殊战局。26日，由王光美亲自挂帅，在清华园举行了拥护工作组、声讨蒯大富的游行示威。示威人群满怀刻骨仇恨，频频振臂高呼：
无限信任工作组！
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
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
清华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右派学生蒯大富！反党分子蒯大富！现行反革命分子蒯大富！蒯大富！——蒯大富！——还是蒯大富！有的大字报，还在“蒯大富”这三个字上，恶狠狠地打了一个鲜红的叉子。
王光美在工作组动员会议上，神情庄重、口气严峻地说：“右派学生蒯大富跳出来要夺权，因此，我赞成叶林同志提出的口号：在目前，清华反蒋必先反蒯！”
6月27日上午，工作组决定当晚召开批判斗争蒯大富大会。王光美在工作组会议上解释：“我们为什麽花这麽大的力量来辩论呢？因为要政治挂帅。斗争是他挑起的，他转移视线，把矛头指向工作组。而群众又辨别不清，使我们无法更好地揭发黑线。他炮打我们的司令部，来干扰破坏文化大革命，是真正包庇、配合、保护黑线。”
当晚批斗蒯大富时，刘夫人静坐清华大学的豪华宾馆甲所遥控。她给大会主席团成员刘涛、贺鹏飞的发言层层加码、处处上纲。
次日，蒯大富就此大会张贴大字报声明：
（一）不管怎麽样，这次大会起码在客观上是一次政治迫害大会。我希望这是由于工作组调查不周所犯的错误，但愿不是预谋的政治迫害。建议大家好好学习《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一文，对照我校目前情况，再认真分析、思考。
（二）我非常体谅、非常理解大多数师生员工对我采取的态度。如果对待反革命应该这样。你们现在对我恨之入骨，骂我，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三）昨晚大会的发言者除我以外，采取了捏造事实、无中生有、造谣撒谎、歪曲事实、断章取义、小事化大、乱下结论等各种卑鄙手法。我将逐个澄清。不过，这表明了他们是非常虚弱的。
（四）高压政策本身就是虚弱的表现。不过，我再一次声明：这对我的效果为零！要我承认我是反革命分子，这永远也办不到！就是上了绞刑架，我也将宣布：我是革命者，我是坚决革命到底的！
（五）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我们身边。我有一千条理由、一万条理由相信：这一股黑风将被压倒。我自己是什麽人终会弄明白。
（六）党中央和毛主席在群众中享有极大的、不可动摇的威信。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是无穷的，群众的觉悟水平是很高的。我们的叶林同志不要错误估计形势。
（七）再诚恳进叶林同志一言：这样的大会，从根本上来说，是否对文化大革命有利？望您考虑。很可能起着极大的压制作用。
三思啊，同志们！
蒯大富
1966年6月28日
从“6·24”辩论大会到“6·27”批斗大会，仅仅过了三天，蒯大富在政治角逐场上，就从九霄云外一下子掉到了万丈渊底。他完全蒙了。从满堂喝采到全校声讨，他完全蒙了。真的，蒯大富完全蒙了。
本来，这几天他见势不妙，便紧急召集平日总是围绕自己身边的一伙人马，在荒岛这个秘密地方共商大计，急谋对策。26日一大早，他就从床上拉起还在睡梦中的“智多星”鲍长康，带着那一支“加里森敢死队”，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北京城。蒯大富到底要搞什麽名堂，结果如何，请看他的近来日记：
6月24日
果然不出所料，一大早就出现了一批围攻我们的大字报。······其中有的人不但失去了党性，而且没有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良心。
此时，走访我们的人特别多。
······一群自称“革命左派”的人在半路围住我长达两个多小时，逼我同他们辩论。我答应放松条件，晚上可以在礼堂辩论。
这次大会完全向着工作组相反的愿望前进。他们称25日继续辩论。
这次大会后，我们非常高兴。此时我认定工作组是黑帮，但材料不充分，不能公开说出来，说出来是不负责任的。
6月25日
清华园“打倒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口号满天飞。但是，同情我们的人很多。我在一个暗室呆了一整天，准备晚上辩论。
工作组看情况不妙，出尔反尔，又说晚上不辩论了，推至无限期。我们上了当，准备明天走访中央。
6月26日
一大早起来，准备好就往中央去。为防不准出校门，我们分几批走，在五道口集合。我们到了府右街8号，中南海门卫叫我们去西安门22号“中央办公厅、国务院联合接待室”。路上，我们分歧很大。后经开会，又统一了思想。决定只讲过程，不讲观点。在那里受到接待，一直谈到下午2 时多。但接待同志和工作组观点雷同，我们没有任何收获，只好返回。
此时，我们分歧更大，有四个人动摇，我对他们说：“你们到家后，不管压力多大，都不要承认什麽错误。否则，你退一尺，他进一丈，由主动就转入被动了。你们不听就试试看。”他们没说什麽就走了。
我们又去了新市委，接待同志答应转达。当晚我在城里留宿。
6月27日
早上起来，准备去华北局，系文革委来电话，命令我们马上回校，并带回一切材料。显然情况严重了。
我当机立断，下定决心求见中央领导。到新华门前，那里不让进。我们无法，为防迫害，就到最高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法院同志说：“这是文革范围内的事，工作组是新市委派的，你们去找他们吧。”
二次到新市委，接待同志说：“你的身分将来一定能搞清楚，是反革命跑不了；不是反革命也不能强加于你。”
返回校园一看，形势大变，原来同志几乎全部倒戈，对我是一片打倒之声。

蒯大富的通“天”活动遭到严重失败，结果是“加里森敢死队”土崩瓦解。但使他最受刺激的是，他曾给鲍长康写过一封绝密信，可现在却落在工作组手里，而且还给曝了光，以大字报形式公布，供全校分析批判。此信内容如下：
眼下局面严重！我们决不能考虑个人安危，一丝一毫也不能考虑，豁出去！在别人把我们当成反革命分子的时候，我们决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退缩。在反革命帽子没有摘掉以前，我们决不能向什麽人承认错误。否则，我们退一尺，他们就要进一丈！他们现在抓不住我们什麽把柄，千万不要授人以柄。否则，他们气势更高了，更能蒙蔽群众，这就将给文化大革命带来巨大损失！我先走访新市委，再走访华北局。如果此二处都得不到满意答复，再加上“中央办公厅、国务院联合接待室”，那我们就无处说话。那时，我将采取强硬措施，坚决求见中央首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我建议你们做到下面几点：
（1）一点也不要透露我在干什麽。
（2）坚决不发言、不表态、不参加辩论。
（3）谢绝来访。
（4）密切注视校园动向，随时做好详细记录。
（5）好好学习社论，把稳革命方向。
（6）要特别警惕发生人身事故。
同志们！现在最需要我们紧密团结起来，在革命的车子上坐稳，决不要摔出去！
紧紧握住你们的手！
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鲍阅后密传我组可靠之人看，其后小心保存，不得遗失，回去还给我。
衷心地希望你们在这个时候，在这最艰苦的时候，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
蒯大富
6月26日下午7时10分于新市委接待室
然而，蒯大富忽地发现，现在自己不仅是形单影只、孤家寡人，而且还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为什麽会突然出现这种倒悬危局呢？他明白，这决不是因为什麽《李雪峰“6·23”报告》，李雪峰老滑头算个屁！而是因为，那个雍容华贵、笑容可掬的第一夫人，此刻正在向着清华园越走越近······但，此时，他的脑际，突然浮现出了少年时代营火晚会的情景——“用树杈堆集起来的小山在‘噼噼啪啪’地燃烧。表演者的双手有点颤抖，还在向暗蓝色的星空高举着。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晶莹的泪水——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于是，他的那颗本来已经倒悬起来的心，突然又安放下来。小伙子默默地回到了自己的那个名曰新斋的学生宿舍。
此时，胸有成竹的蒯大富，胸中自有雄兵百万!
6月28日晚间，王光美召集刘涛、贺鹏飞等人娓娓而谈：“要展开讨论，突出政治，以实际行动表示支持工作组。同蒯大富斗争是否小题大作呢？并非如此。要明确目的，讲明意义。如果不同这些别有用心的人作战，就不会有整齐的、高水平的队伍。”她见这些年轻人还在以疑惑的目光望着她，便继续耐心解释：“把现在的工作组赶走了，再换一个，还没等摸清情况，犯了点错误就又被赶走了，这就包庇了黑线人物。问题就复杂在蒯大富与前校党委和外校有联系。”
王光美指示工作组：为了有利于斗争蒯大富等右派学生，应该恢复清华的党团组织。在辩论过程中，让每个党团员表态。党员领导干部表态拥护工作组的可以下楼；否则继续在那里挂着。
中国有句老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中共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创建新中国后，并没有杜绝这种封建偏见，市俗传统。比如，其高干子女就在社会上享有广泛而不见条文规定的特权，这就成了事实上的贵族贵胄。而老百姓对他们这种政治上的腾云驾雾地位，一般也都报以忍让乃至奉迎，更多的人则是敬而远之。关于此方面，万润南对在清华的刘涛有很精采的描绘：
我在清华文艺社团时，负责《新清华》文艺副刊的编辑。编辑组有十位秀才，笔头都很了得，其中只有一位女生叫傅烈。她是自9班的，和刘涛同班，也同宿舍。有一天我去她们宿舍找傅烈借书看，恰巧她们下课回来。就仿佛众星捧月一样，刘涛在同班女生簇拥之中迎面而来，那份雍容华贵，那种仪态万方，绝对是清华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看呆了，那傻样，就像癞蛤蟆仰头看到了白天鹅。当年项羽见到秦始皇的车辇，很有出息地感叹：“大丈夫当如是也！”我却只会很没出息地咽口水。
妙哉生花之笔！
难道刘涛果真是倾城倾国之貌吗？我看倒未必，恐怕是“彩凤公主”的高贵形象盘踞了万先生的大脑才使然吧。
工作组开始限制蒯大富的人身自由，不准他走出清华大学校门一步！这是一个死命令！一个死命令！这个命令并不单单施于蒯大富，而是施于那个“加里森敢死队”的所有成员，尽管这个“敢死队”早已被一举粉碎，但还是要提防其死灰复燃。蒯大富现在深感人身自由的重要。裴多菲有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正好道出了小伙子此时的心声。本来，求见中央领导或曰中央首长讨一个公道，是他对付工作组的最后一个绝招；但如丧失了自由，这个绝招也就化为了泡影。他现在真是落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了。出了宿舍，全校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盯着他；回到宿舍，四个双层床，有七个铺位的眼睛都在警惕地盯着他。——有什麽还比这个更难受的呢？！想来想去，小伙子气愤不过，一屁股坐下来，振笔奋书：
一切曾经支持我、同情我的同志们！现在，我们面临着一场极其严峻的考验！我坚信，前一阶段，我们几乎全是坚定的革命者。但是，在叶林的高压政策下，你们有的动摇了，有的屈服了，甚至有的投降了。
我已经对你们说过多次，我们的对手其实很虚弱；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他们不敢把革命派怎麽样。看样子，他们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实际上是纸老虎，怕我们怕得要死。群众暂时被蒙蔽，但他们终会觉醒的。解放前，在白色恐怖下，革命先烈出生入死换来了今天，难道我们接班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还有什麽值得畏惧的吗？
最后，我要指出：尽管暂时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坚决战斗到底！只要清华园还有牛鬼蛇神，我就要留在这里，坚决将他们横扫出去！不达目的，死不瞑目！
同志们！站起来，把腰杆子挺直，党中央和毛主席支持我们！让我们把革命大旗举得更高，团结起来，勇敢地战斗吧！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蒯大富
1966年6月28日下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5fc58b0100l0x3.html

yangharrylg

这一张大字报贴出去后，蒯大富马上觉得心里塌实许多。“党中央和毛主席”现在成了这个小伙子的唯一精神支柱。然而，“党中央”指的是谁？当然首先指的是四大开国元勋“毛、刘、周、朱”。民间对他们有一个顺口溜：“毛泽东的思想，刘少奇的修养，周恩来的才干，朱老总的海量。”蒯大富深信，以刘主席的修养而论，他决不至于支持自己妻子如此对待他们。他一定要求见中央首长，只有这样，沉冤才得以昭雪。想至此处，他又坐下来，提笔给叶林写了一封信：
叶林同志：您好！
今天，我想对您说几句话。
（一）说实在的，我压根儿没有想到，小小的蒯大富竟有如此威力，不得不使工作组全力以赴地把他压下去。声势之大是空前的，全校大字报对付一个人，游行、示威、开全校大会、广播等手段都用上了。这样的声势对蒋南翔都没有使过，不能不使我感到幸福。
殊不知，蒯大富又臭又硬，死不屈服。您大概有点心虚了吧？如果心中还很塌实，还有手段没拿出来，那很好，我等着。顺便说一句：我将用我使得出的一切手段迎战。
（二）您说过：“向工作组夺权，这不是向无产阶级夺权吗？向无产阶级夺权就是反革命行为，蒯大富要夺工作组的权”，言下之意，蒯大富就是反革命。在您的启发下，“打倒蒯大富”的口号满天飞。
我想，您是老革命了。什麽是反革命，您一定很清楚。那您凭什麽说我是反革命呢？向工作组夺权这句话我从未说过，是您强加的。那麽凭什麽呢？就凭我把毛主席关于政权的思想具体应用到学校来吗？难道就凭我提出“要考验工作组”吗？难道就凭我提出“工作组的大方向有严重的错误”吗？等等，就凭这些，我看不能给我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吧。
何况，你们并没有用大量的事实和充分道理，来证明你们的大方向完全正确、是毛泽东思想的方向；反而让那些捏造事实、歪曲事实、胡说八道的人大放厥词，对我进行无耻的攻击，我不能不表示遗憾。
但愿这是您由于调查不周所犯的错误，而非常不希望是您安排的政治迫害。
（三）叶林同志，请您睁开眼睛看一看，到底都是谁在全力支持你们？那些从前是保皇的人，摇身一变而为革命左派；那些投机革命的人成为你们最得力的助手，甚至原黑帮打手也大叫大喊：“坚决支持叶林同志！”而那些一直是眼睛雪亮的真正左派，对你们提了些正确意见，你们就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大打出手，施加政治压力，使得他们不得不检讨，交待什麽罪行。我见了非常痛心！我想，这也是您——真正的革命者所不愿看到的吧。
（四）看看“6·22”事件以后的情况吧。原来还有不少同志敢于向工作组提意见，而现在由于高压政策，谁还敢对工作组说半个“不”字呢？你们一来就拼命树立对您和工作组的迷信和盲目崇拜。以后 6月27日，大会发言有人喊出：“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这样极端反动的口号时，台下鼓掌不算，主席台上竟有多人报以热烈的掌声，我实在难以理解。这种高压政策使人们感觉到一种恐怖气氛。我不禁想起原来校党委的高压政策，使人不敢发言，他们怕交不了帐，慌忙命令同学提意见。处于我们学校目前情况，叶林同志，我真替您担心，如果您不谎报的话，您怎麽向北京新市委交帐？怎麽向党中央、毛主席交帐？
（五）我希望您好好抓一抓工作组，尽快统一思想。已有可靠迹象表明，在工作组内部，有同志支持和同情我们。要抓就抓在前面，抓晚了，怕到一定时刻，工作组内部真正的革命同志要起来揭发你们领导所犯的严重错误。
敬爱的叶林同志，时间紧得很哪，赶紧安排好计划，准备下一步吧，我耐心地等待着。不知怎麽的，我的信心越来越足了，一拿起毛著，就像毛主席在身边似的！
祝您身体好！
致
革命的敬礼！
蒯大富
1966年6月29日
蒯大富明白，他这决不仅仅是在给叶林写信，他是在给王光美写信；甚至，他是在给那位仅仅次于毛主席的伟大人物刘主席写信。因此，他的心情非常激动，他一定要把信写好。他想了又想，写了又写；斟词酌句，反复掂量。结果，仅此一信，废稿纸就填满了字纸篓。
1921年7月1日是中共的传统诞辰。建国后，每年逢此日，中共各级组织都要开会纪念。中共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创建新中国，其组织形式之严密、党员纪律之严明实为一个重要原因。所谓“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在当初并非夸张之词。好学上进的青年人，都把政治生命看得十分重要。笔者青年时代，曾在北京南苑飞机场气象台服兵役。记得，同台有一位少尉军官叫郑经，平日思想进步，工作积极；但因为出身资本家，党籍一直悬而未决。时当第三次申请又未获通过，他竟因此而一病不起。最后只好退役返家。多年后，有人在上海街头看到他疯疯癫癫地流浪。这在今日听来恐怕都成了笑料。1966年的7月1日，清华各系党团组织隆重纪念党的生日。但他们遵照工作组的指示，均将“蒯式人物”拒之门外。所谓“蒯式人物”，就是指的那些曾经坚决支持过蒯大富、并参与过其活动的人，即使已向工作组交待、检查，也都一律将其材料入档，做为另册。
不过，工作组此举，倒真帮了蒯大富的忙。本来形影相吊的他，这一天，却有不少人悄悄地找上门来探望。鲍长康等伙伴同蒯紧紧地握手，久久地拥抱。他们之间不需要什麽解释，也不需要什麽道歉，更不需要什麽原谅；现在，他们需要的仅仅是团结！团结！这两个字比什麽都重要。
蒯大富带着他们，在墙上张贴的毛主席像前，含着热泪握拳宣誓：
革命的同学们！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
末了，蒯大富拿自己的白白床单同鲍长康一起拉开，于是，众人一个个咬破食指，鲜血滴洒，在上面集体书写了“永远跟着毛主席”这七个大字。
当晚，蒯大富久久不能入眠。他爬起身来，坐到桌前，借着打开的手电光，提起如椽之笔，一挥而就文革经典《向党祝贺》：
亲爱的党，我的母亲！
在您45岁诞辰的日子里，您的孩子向您表示最忠心、最热烈的祝贺！
在这喜庆的今天，我流着热泪，有着千言万语、万语千言要对您倾吐啊！
我是贫农家庭出身的孩子，我家祖祖辈辈受尽地主老财的欺压凌辱。在您的领导下，我家翻身了，我的生身父亲、母亲相继参加了革命。他们经常教诲我：“不要忘本！不要忘记党的恩情，不要忘记毛主席的恩情！”
今天我无愧地对您说：没有忘记！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对您巨大的、深厚的感情是任何力量也不能割断的！
是您把我送进清华大学，这三年里在您的哺育、在毛泽东思想阳光的照耀下，我茁壮地成长着，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到懂得什麽是革命。我对您的感情一天比一天深厚。谁胆敢向您进攻，我就会豁出命去同他拼！
亲爱的党，我感到无比幸福，我赶上了您发起的这一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我没有经验，但是我不怕，因为我天天读毛主席的书。一拿起毛主席的书，就觉得毛主席在我身边，亲切地对我说：“坚决革命到底！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从毛主席著作中吸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任何东西都是不能摧垮它的！
亲爱的党，我遵照您的教导，以毛主席的书作为唯一的最高标准，干哪、干哪，没命地干！我感到精力从未有过今天这样旺盛！
亲爱的党，虽然我目前忍受着巨大的委曲，但是我一点也不埋怨您，这完全是少数人没有执行您的指示造成的。我十分坚定地相信：这一定会澄清的，一切牛鬼蛇神绝对不能逃脱您的阳光！
在这里，我再一次向您表示决心：为了您的事业，蒯大富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
请您放心吧，对革命的敌人，我是残酷无情的。谁如果要使我在无产阶级敌人面前表示丝毫的软弱或退让，那是妄想！
让我一千次、一万次地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蒯大富敬上
                                                                                                               1966年7月1日

蒯大富这一篇短文之所以被奉为文革经典，就在于它朴实无华，至大至刚；一倾积愫，真挚感人。在当时“万马齐喑究可哀”的中国大陆，这一束思想的火花就宛然是在祈祷天公抖擞而赐风雷激荡。因为事实上，当时清华园就是整个中国的现实写照：毛泽东刚刚点起的文革烈火，就被刘少奇的自来水猛喷浇灭。文革发轫不久，就重演了九年前的反右派斗争。全国各地，到处都在大抓“蒯式人物”。在这样的一种特定形势下，学生、工人之中秘密传抄蒯大富的《向党祝贺》，这就成了接力棒赛跑。不过，到了最后，这个荧光棒就不胫而走、传遍各地了。
“七·一”过后，工作组对蒯大富的包围圈加快收紧。叶林下令：“不准蒯大富走出新斋宿舍一步！”
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蒯大富索性又提起笔，给那位对头星写了第二封信：
叶林同志：您好！
上次给您的信大概收到了吧，不过没得到您的回音，也许是工作太忙了。
今天，我想再对您说几句心里话。
（一）我真佩服您的高压政策过硬，效果也十分惊人。这几天您大概很高兴吧。除了蒯大富，差不多都被压下去了，您还准备怎样对待我呢？
通过这几天的领教，我很体会您大有几手。虽然你们对付校党委没有什麽大本事，迟迟不安排作战方案，但是你们在对付我的过程中，却显得十分精明，计划安排得十分周密。
压上加压，再加再压，这大概是您的传家宝吧。
叶林同志，您现在是否认识到，高压政策对我的效果为零？如果没有认识到，希望您能早点拿出更大压力的高压政策，再试一试，看灵不灵。如果您已经认识到高压政策不能使蒯大富屈服，那麽，您是否考虑换别的一手？
（二）切切提醒您注意，您千万不要这样想：“蒯大富事件不了了之，算了吧。”
这一场大是大非的辩论是你们挑起的。你们的行动严重地损害了党中央、毛主席和北京新市委的威信。我们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不得不拿起大字报这个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应战。然而，你们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对我们施加巨大压力，甚至对我们进行政治迫害，将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
你们现在还想对蒯大富事件不了了之，那是办不到的！辩论你们既然挑起来了，那麽下面怎麽走，就不可能按照你们的意志行事。、叶林同志，我要严正警告您：如果不把蒯大富事件作出真正符合革命利益的处理，想走为上计，这种想法未免太幼稚了。要战斗，咱们就得战斗到底！不决一胜负，誓不收兵！
（三）从6月22日到今天，已经十天了，这些天几乎全是搞蒯大富问题。同学们很着急，都说校党委还打不打了？他们要来找我算帐。我说我不负这个责任，要叶林同志来负这个责任。
叶林同志，您大概听到很多群众的呼声吧，他们都说要立即宣判蒯大富为反革命分子，专我的政。只准我规规矩矩，不准我乱说乱动。您准备怎样对待群众的意见呢？是否感到压力很大？
（四）我认为，我对自己是很了解的。我绝对不承认我是反革命。事实上，你们也拿不出任何罪状来。我心里很踏实，没有一点空虚的感觉，也不感觉有什麽压力，这是真的，不知您是否相信？
（五）我作一种大胆的推测：也许您已经认识到，在处理蒯大富事件中，犯了严重错误。而这种错误是由于调查不周、乱下结论所致。其恶果，是严重阻碍了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如果我的这种推测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话，那麽您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满足我下面十条要求：
（1）召开全校大会，公开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并作深刻检讨。
（2）宣布蒯大富不是反革命分子而是革命者，赔偿我的政治损失。洗刷一切攻击我的大字报，广播我6月28日以后所写的所有大字报全文。
（3）宣布我组原10人不是反革命分子。宣布绝大多数曾经支持过我或同情过我的同志不是什麽“蒯氏黑打手”，而是革命者，并赔偿他们的政治损失。
（4）勒令那些明知内情而蓄意捏造和歪曲事实的人、勒令那些别有用心攻击我的少数人作深刻的交待和检讨，并解除广大群众被蒙蔽状态。
（5）撤换化九班的工作组员，换上新的经过严格挑选的工作组员到化九班来。
（6）重新严格审查文革领导机构，清除那些投机革命分子和不坚定分子、。
（7）全面总结工作组进校以来的工作。解释“6·22”事件及其他事件。
（8）通知附中及外校工作组，希望他们不要对与我有过联系的人施加政治压力。
（9）在作到上述事情以后，立即转入斗争校党委黑帮。
（10）把我校情况真实地、详细地、迅速地汇报给新市委和党中央，请求指示。
再说一遍，如果您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您就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我上述十条要求中的任何一条。
（六）如果我上述的推测，不符合实际情况，即您现在并不认为自己有什麽过错，还认为是毛泽东思想，那麽，也很好，您还按原计划进行，我等着应战。不过，我提醒您注意：那我就不承认您是调查不周所犯的错误，而认为是预谋的。十条要求已公布于众，不管到哪一天总会全部满足的。
（七）叶林同志，再一次向您表白吧，我的信心更足了。我认为，形势在按照我的估计向前发展。您已经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把表面现象当本质。希望您不要一错再错，错上加错，错到底。就比如说群众的觉悟吧，广大群众在你们捏造事实、歪曲事实、强加罪名的情况下处于被蒙蔽状态。但是，尽管大部分群众受骗，我还是十分坚定地相信，在群众中支持我和同情我的人还相当不少。别看他们没有发言，但到一定时候，他们要说话的，他们会喊出真理的声音！清华园内，真正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多得很！他们决不是什麽压力所能压倒的！他们必将为共产主义事业顽强地战斗到底。您不相信吗？咱们走着瞧！
现在，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已被你们引入歧途，你们已经犯下十分严重的错误。为了党的利益，为了群众的利益，我要严正向您提出要求：两天内，对我的两封信作出回答。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对蒯大富事件作出正确的、妥善的处理。如果您不顾党的利益和群众的要求，执意按照你们原来意图行事，想达到你们原来目的，因而一拖再拖，给文化大革命造成越来越大的损失，那麽，我可以老实告诉您：一方面，你们原来的目的永远也达不到；另一方面，群众不会答应你们，我也不会答应你们！咱们有言在先：在适当的时候，我将采取强硬措施！到那时，你就可能不可收拾、悔之晚矣！
望您三思，再三思！
祝您精神好。
致
革命敬礼！
蒯大富
1966年7月2 日
7月3日上午，薄一波副总理第二次来清华看大字报，首先映入他眼帘里的就是上面这一张《蒯大富致工作组叶林同志的信》。薄边看边呼：“大胆！大胆！”然后颤巍巍地急去工字厅，找到叶林大叫：“蒯大富要夺共产党的权，是一个小牛鬼蛇神、反面教员。对于他，前途只有一个：那就是缴枪不杀！”
叶林连忙走上前安慰他：“蒯大富执迷不悟，‘拿着碾盘打月亮——不知天高地厚’，不值得同他一般见识。请薄副总理消气、消气。”
“太猖狂了！太嚣张了！1957年的右派当中，也没人敢向我们党这样挑战！”薄副总理坐下来，还在气喘吁吁。
其实，叶林这时早已吃了一颗定心丸，——这就是刘主席在6月28日亲自批转的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刘的批示原文是：“在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进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
于是，叶林决定：对蒯大富进一步收紧包围圈，实施隔离审查。他下令：除了大小便，平时不准蒯大富走出新斋宿舍一步！为此，他派出11名纠察队员轮流看守那个要犯。这就是说，工作组已把蒯大富推上了政治绞刑架，而他们则站在其周围大叫：“缴枪不杀！！！”
当晚，那位国家主席在中南海家里听了夫人和女儿刘涛的汇报，吸了一口烟，沉吟半晌，踱了几步，然后慢悠悠地吩咐：“要把蒯大富之流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
1966年的炎夏盛暑，人们感觉似乎特别热。清华园乃至全国各地对“蒯式人物”的围歼战，似乎突然升温了。
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夏天！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5fc58b0100l0x5.html

yangharrylg

第五章  异军突起
江南常熟有所谓“十里虞山半入城”之说。1997年我在其故城小住，时当深秋，步出旅馆，迎面就是林木笼葱的虞山。看去山上古迹不少：有蜿蜒起伏的城墙，有曲曲折折的古道，还有石柱石匾架设的道道牌坊。于是我漫步而去，拾级而上。到了牌坊跟前，我抬头轻声读着石匾上的刻字：“敕建先贤仲雍墓门。”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周王欲传位给其三子姬昌，但碍于其兄泰伯和仲雍；泰伯和仲雍窥知父意，为方便其事，以表孝意，二人便结伴远道奔吴，于是此事传为千古佳话。离此古墓不远，又有一牌坊，上刻“言子墓道”。其规模较之前墓更大，过一石桥，方能到达言偃之墓。言偃是孔子门下“七十二贤”中唯一的江南人，正是他将儒学传至了自己的家乡。言子擅长文学，高倡礼乐为教，其统治境内常有弦歌之声。看到这个“偃”字，我就不由想起了“偃旗息鼓”、“偃武修文”这两个成语。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这使我不由顿生无限感慨。看来，宣圣公的这一细胞并未遗传给他的后世子孙。
著名的曾园就在常熟故城西南，晚清小说《孽海花》就在这个古色古香的私宅花园里诞生。我在园中池塘周围转来转去，一心寻觅作者曾朴的当年足迹。最后，我在池塘边刻有“濯足石”三个大字的地方坐下来，俯首望着池塘里的倒影出神。这倒影却越来越大，我竟如中了魔似的，“噗嗵”一声投身而下······原来这又是一个怀旧的梦。夜深了，心情还是这麽燥热，我望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的黑字，又用这笨拙的右手五指，在键盘上敲来敲去······
······事已至此，蒯大富想来想去，万般无耐，他只得横下一条心，向叶林、不！——他是在向那个雍容华贵、笑容可掬的第一夫人摊牌了！。
清华大学工作组：
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现在享有不可侵犯的人身自由权！
而现在呢？
我出门，你们跟踪监视；我打电话，你们不准！今天出新斋门，你们不准；上强斋，你们不准！甚至动武流血！我要去中央，你们不准！你们要犯法吗？你们要封锁中央吗？
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
现在我提出一个要求：誓死明天去中央！你们可以派人跟着，但没有限制我行动的任何权利。如不答应，我将于1966年7 月5日晨6时0分起，绝食抗议这种非法政治迫害！
蒯大富
1966年7月4日23时
蒯大富绝食抗议工作组的消息在清华园不胫而走，甚至马上成为学院路上的热门新闻。因为人们都知道，清华大学出了个大三学生蒯大富，坚持对抗工作组已剩下孤身一人。而今，他竟向工作组摊牌了！——也就是向国家主席夫人摊牌了！那麽，此事会如何收场呢？有戏！
李雪峰得知此讯，这个瘦老头儿双手叉腰，踱来踱去地悻悻大叫：“这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反革命！”
蒯大富绝食一天后，竟连工作组人员的影子也没见到一个。倒是有不少被工作组鼓动起来的学生找上门来辩论，质问蒯大富为什麽要以绝食来对抗党？小小年岁为什麽要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对此，蒯大富真是感到有点哭笑不得。他唇焦口燥地耐心解释，但这些人就是不听。他们拉拉扯扯，推来搡去，搞得蒯大富一天下来筋疲力尽，浑身就像散了架子。当晚，他怒火中烧地提起笔来，又给叶林写了一封信：
叶林同志：您好！
今天，我在绝食过程中给您写这封信，也许，这是最后一次了。
咱们已经打过多次交道了，彼此之间均有所了解，下面我再对您说几句心里话。
（一）我的前两封信您见过了吧？有些什麽感想呢？我一点不夸张地说，两封信中的内容，句句打中要害，我想，您肯定是深有体会的。
（二）我坚定地相信，您肯定已经认识到在处理蒯大富事件中，犯了严重的错误，给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您准备怎样对待以前所犯的严重错误？这是考验您是真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下面，我提供四条路供您选择：
（1）以基本满足我的十条要求为谈判条件，或者干脆全部满足十条要求。这样，您就不失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2）答应我去中央反应情况（你们拿不出一条理由来拒绝）。这样，在中央全盘掌握清华情况的前提下，由中央作判决，这种判决是绝对正确的，我口服心服。如果您答应的话，表明您不怕中央，信任中央，也不失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3)在我绝食未死之前，您就作出判决，说蒯大富是反革命分子。准许我上诉中央（您也没有理由拒绝）。此外，您就很难算得上是马克思主义者。
(4)既不判决，又不准去中央，听凭我绝食下去，直至死亡，这是最最下策。您大概不否认，只要我因不准去中央绝食而死，此事非同小可！您纵有天大的本事也包不住，中央肯定会知道。那时，您就不好办了，不但根本谈不到什麽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也不只是普通的黑帮分子的问题，而是负有人命的大黑帮分子！那时，不只是身败命裂的问题，而且能有更大横祸降临！您不相信吗？咱们就试试看！
目前，摆在您面前的只有这四条路，何去何从，由您选择。不过，我衷心希望您走第一条路，最起码也走第二条路，尽可能不走第三条路，切不可走第四条路。三思啊，叶林同志！
（三）的的确确，您从前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您低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在群众中享有极大的、不可动摇的威信，低估了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威力，低估了群众觉悟，因而犯了错误。但愿您能重新估计形势，作出符合党的利益的行动。
（四）我的革命意志是不可动摇的，这点您已经知道。我的确是无限信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毛泽东思想是我唯一的最高指示。我这次之所以敢于无限期绝食下去，力争去中央，正是我坚强的革命意志的反映。
我庄严宣告：如果您不准我去中央，我就下决心绝食到死亡！决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动摇！我对党是赤胆衷心的，为共产主义事业我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
望您能在明天给我答复。越早对您越有利。（我在7月4 日晚上吃了三两面条后，从未进食进水）如果超过明天，事情将难办一些；如果超过后天，就可能不可收拾。
您是老干部了，经验很丰富，您一定能迅速作出最符合党的利益的处理。我耐心地等着。
三思啊，再三思！
祝好
蒯大富
1966年7月5日晚7时30分
然而，到了第二天，依然不见叶林回音。一批批的辩论学生却早早来到，他们依然是推来搡去，无理取闹。无奈，蒯大富又提起笔来，硬是打起精神给叶林写了最后一封信：
叶林同志：您好！
昨天给您的信收到了吧？我提出的问题，您是怎样考虑的？四条路您到底走哪一条？
我可能不行了。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一直是夜以继日地干！吃饭少了，睡觉少了，也不锻炼。原来的身体棒，现在大大地消弱了。在绝食以前，我身体本来相当虚弱，绝食已经50小时了，在昨天和今天被人们从床上硬拖起来辩论四次，搞得我筋疲力尽，大有分崩离析之感。据我现在自身体会，我大概熬不过明天！
因此，请您在我还能说话的时候，和我谈一次话。我有很多话要对党中央和毛主席说，要对我的爸爸妈妈说，也有一些话对你们说。请您有空儿一定来，作我死前最后一次谈话吧。如果您太忙，派一个全权代表来，并带一个速记员来，把我的话作为遗书吧。
时间：今晚7时——8时               
                              祝好
蒯大富
1966年7月6日下午6时
用绝食以表抗议，这种方式古已有之。周灭商，商人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以采薇充饥，但这说明绝食并不彻底。北宋名将杨业被俘，绝食不屈而死。蒯大富以绝食抗议工作组迫害，则在文革中开了先例。
蒯大富给叶林的这一最后通谍，当然又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当晚，昏昏沉沉的他，平躺在床上，前思后想，不免泪下双条：堂堂七尺之躯，未报国家、父母养育之恩，而今却落得如此悲惨下场，此心实有不甘啊！
他硬撑着软绵绵的身子，慢慢坐起来，时值夜深，万籁俱寂。忽听房门吱吱扭扭地响，昏暗灯光中，眼见一个人影走近。
“怎麽，不认识了吧？”这个身穿军服的大个子伸出右手，笑吟吟地望着蒯大富。蒯迟疑了一下，这才认出了：他就是自己在北大看大字报时初识的《解放军报》社记者董申。于是，这两只手紧紧地相握了。直至此时，蒯大富才明白，现在，他同董申决不是什麽邂逅相遇，他兴奋地凭直觉揣测：他盼望已久的救星终于降临了！
董申搀扶蒯大富坐下，目光炯炯、十分亲切地低声说：“蒯大富同志，我是中央文革派来的联络员，江青同志要我转告您，——她不同意您再这样绝食下去，她说：‘革命的路还很长，希望蒯大富同学珍惜自己的年轻生命。’”
小伙子这时的突然感觉是：自己的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地狱之门，而另一只脚却突然被什麽力量拖向了天堂！他怀疑自己是在梦中。然而这不是梦，这是真的！蒯大富双手捧住脸，呜呜咽咽地哭了很久······
自文革以来，蒯大富何尝哭过？自有生以来，小伙子又曾经哭过几回？然而这一次，他痛痛快快地哭了，真是苍天有眼哪！蒯大富越哭越痛快！
古语：“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蒯大富早闻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她这时候出面解救自己，当然一定是秉承伟大领袖之意了。但不管怎样，这件事的直接执行人是江青。“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是江青同志，知我者江青同志也！”从此，蒯大富就把江青视为自己一生中之最大知己。
万润南先生感慨：“据说，蒯大富现在谈起江青来，仍然称赞得不得了。我有点纳闷：老蒯智商并不低，为什麽其感受同平常人如此南其辕而北其辙？是知遇之恩？怕否定自己？情人（广义）眼里出西施？义无反顾的反潮流？我想不清楚。也许只有具备了像芦笛那样的‘毒眼’，才能把其中的道理说清楚。”
笔者并不具备像芦笛那样的“毒眼”，不过我相信万先生看了本书后，一定会对蒯大富的固执有所谅解。我同蒯大富也郑重地探讨过江青这个女人。我说：江青在文艺创作上有天分，八个样板戏就是明证，但也仅此而已。据我观察，江青在性格上有严重缺陷：女人的特长，她发挥到了极致；然而女人的弱点，她又暴露无遗。江青空有武则天之志，但却无武则天之才。所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正是这个女人一生的真实写照。毛泽东在文革中把妻子推上政治午台，实为其一大失策。他有一封《致江青》的信，则是这位伟大导师对妻子推心置腹地纵论文革大势，现将其收录如次。
江青：
6月29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
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林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10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10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城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代曾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衷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符”。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读过这几句。
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对于朋友们那样讲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麽用呢？他到北京5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讲得更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我猜他们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麽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100多个党，大多数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4月在上海还讲过。
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之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而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麽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麽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
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20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浦军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20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复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1966年7月8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5fc58b0100l0x6.html

yangharrylg

过了10天，在南方巡视了8个多月的“中国上帝”，突乘专列返归北京。当天，他就看到了工作组的伟大成绩：从6月下旬到7 月中旬，在全国各地学校乃至工厂，工作组都在群众中间开展了“反干扰、抓游鱼”的运动，也就是大反“蒯式人物”的运动。据统计，仅在北京24所高校，工作组就揪出10，211个“蒯式”反革命分子。在这一段热火朝天的日子里，清华园约有700多个“蒯式人物”连续遭到批斗， 7月2日、5日、7日陆续发生自杀事件，结果1人死亡，2人经抢救脱险。10日，工作组宣布开除蒯大富的团籍。
对此，毛泽东一时愤懑不语。次日，伟大领袖召见中央文革领导成员，这位73岁老人情绪激昂地说：“回到北京，感到很难过。有不少学校关了门，到处冷冷清清。什麽人才镇压学生运动？北洋政府、国民党反动派。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也就是在这一天，清华大学工作组宣布“反蒯斗争”胜利结束，下一阶段转入斗争黑帮。
7月20日深夜雷电交加、大雨滂沱。中南海刘少奇家中，主人踱来踱去，坐卧不宁。一会儿，外面汽车马达声响。秘书陪主人走出来，乘车驶出中南海，直奔清华呼啸而去。
国家主席没有惊动工作组，他径奔清华园大字报区。大雨自空中狂泻，这里一片水气朦胧。刘少奇身披军绿雨衣，在悄无人影、荧光昏黄的大字报栏前遛来遛去。晚了，晚了，一切都晚了。万没想到，自己一生大江大海何所惧，如今却跌在这样一个十分可笑的小河沟里。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批判《燕山夜话》；再到批判《三家村札记》；然后是揭发彭真、改组北京市委。现在倒好，毛泽东这《文革三部曲》笔锋一转，却朝着自己这方面来了，纵使防范，也已为时过晚了······
次日上午，中央文革两位重量级人物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奉命特意探望尚被关押的蒯大富。王力微胖，江苏淮安人，现年43岁；关锋偏瘦，山东庆云人，现年47岁。他俩都是高个子，大手笔，此时可谓才华横溢，风头正劲。
王力这人很健谈，滔滔不绝地对小伙子介绍了文革发展趋势。他越说越兴奋，甚至透露了伟大领袖在18日对中央文革的表态内容。他的嗓门越来越大，召来看守同学在门口偷看。关锋却不时轻拍伙伴的肩膀提醒他。
中央文革派人探望蒯大富的消息闪电般传遍了清华园。左派激进学生欢欣雀跃，他们都预感到：一场新的暴风雨就要降临了！
7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的消息，并附有伟大领袖身穿浴衣、在船上向人们微笑招手的照片。现已恢复人身自由的蒯大富，手捧那一张报纸，正在神采飞扬地高声朗读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我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帝国主义，不怕修正主义，不怕反动派，不怕一切牛鬼蛇神，不怕任何艰难困苦。什麽人间奇迹，我们都能创造出来。”
在他周围立时爆开了一片热烈的掌声。清华园充满了浓烈的战斗气氛。
四天后，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前指示：“要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参加这个大会”。有一本书叫《红卫兵狂想曲》描述当时的情景：“被工作组关押起来的清华大学造反派学生蒯大富，由中央文革接到会场，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蒯大富的出场，，一下子把大会推向了高潮。会议实际上成了对工作组的声讨大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人在大会上公开作检讨的同时，也极力为派工作组辩护。他们认为出现这种被动局面，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岌岌可危的刘少奇，在会上迷茫地说道：
‘怎麽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们怎麽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
一个右派子女，当时被视为狗崽子，20年后，在美国加州大学学习时，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开始我一直以为蒯大富他们一定会接我爸爸的班，当右派了。······撤消工作组，学生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的时候，心里真的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她深深叹了一口气，说：‘撤工作组的后果我们今天都看到了。不撤工作组呢？当时就已经嗅到血的腥气、尝到泪的苦涩了。’”
会议概况是：主席台上坐满了中央委员，中央常委坐在第一排正中间的几个座位上，但毛泽东开始未出面。台下和二楼听众席上坐满了人。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主持会议。第一个坐在主席台上发言的是刘少奇，他讲了大约一个小时。他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两条：第一条他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文化大革命是新事物，不知道该怎么搞。第二条他说要保护少数，因为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清华大学有个老师叫李世权，他贴了一条横幅，说是要“打倒×××，保卫党中央！”他说：“他要打倒的只是一个人，要保卫的是整个党中央。为什么急急忙忙把他扭送到北京卫戍区？”第二个发言的是邓小平，他只讲了一个问题，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没讲别的事情。最后讲话的是周恩来，他讲话的时间比较长，中心意思是说大多数工作组都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周讲完后，毛泽东从主席台西侧小门走到主席台最前面，台下群众自发站起来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并高喊：“请毛主席讲话！”。毛只是不断地向台下挥手致意，并高呼：“同志们万岁！”、“群众万岁！”。此次大会中央领导的讲话，从第二天开始在清华通过校广播台连续播放了好几天，但从第三天开始按中央办公厅通知要求，把刘讲话中有关李世权问题的讲话内容删去了。
30日晚上，蒯大富应召到了清华甲所小院，由于过度兴奋疲劳，他在客厅沙发上睡着了。深夜2时许，有人推醒了他。蒯大富睁开眼，竟看到慈祥的周总理站在面前。小伙子慌忙起身。周问：“你就是蒯大富？”他上下打量着这个名声鹊起的大学生。
蒯局促不安地回答：“是”。
周的右臂习惯地横端，左手摆了一下;“你坐”。
蒯不安地站着。
周又客气地说：“请坐，请坐”。
蒯仍不安地站着。总理秘书推了推他说：“总理叫你坐你就坐嘛！”
蒯大富这才半个屁股欠在沙发上。
从深夜2时至凌晨5时，蒯大富整整向周总理汇报了3个小时。周有些抱歉地说：“我下面还有个会，今天先说到这里。我知道你还没说完，今晚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继续说，我派车来接你。”
当晚7时，蒯大富如约到了人民大会堂。坐下不到一刻，周总理领着两个50多岁的人来了。他说：“这位是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那位是你们省的书记江渭清同志，我带他们听你说话不妨事吧？”
于是小伙子又继续向周告工作组的状，但现在他的心情轻松多了。从7时至10时又讲了3个小时，服务员时时过来倒水。
8月4日夜，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亲自到清华为蒯大富同学平反。万润南这样记述那一个动荡的晚上：“周恩来穿着短袖白衬衫，来清华参加群众大会。同来的有董必武、邓小平、李富春。参加大会的有清华的师生员工，还有外地来京串连的师生，总数应有上万人。周的普通话带点苏北腔，端着右胳膊，僵硬得自然，极有风度。开门见山，就说是党中央和毛主席要他来过问一下清华的文化大革命。然后把清华自工作组进校23天发生的大小事情，历历如数家珍，不用讲稿，全凭记忆，说得头头是道，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个大国总理，脑子得装多少事情！周在讲话中明确承认派工作组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错在不搞斗批改，而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算是初步给老蒯平了反。说是初步，因为大会既安排了蒯大富发言，也安排了反蒯派发言。反蒯派的代表是一位女生，用的语言极为夸张。她在发言中指称‘蒯大富把我们的肺都气炸了’。后来成为清华园的流行语。”
同清华附中仅一路之隔的圆明园，那些象征着旧中国耻辱的废墟，一片片分布在无边无际的农田和秋叶之中。刚刚获得平反的蒯大富，就想起了自己一心怀念的那个红颜知己。他急匆匆地去那里探望她。
进了校门，只见到处张贴的批判“刘刚同反革命分子蒯大富一个鼻孔出气”的大字报还没有来得及清除，几乎触目皆是。走近高65（6）班，一个男同学冲教室高喊：
“刘刚！蒯大富来找你！”
于是，男男女女一大帮人堵在门口张望。那个姑娘故作镇定地姗姗而出。她还是那麽浑身散发着一股青春浪漫的气息，羊角辫翘起，显得那麽坚强，那麽富有魅力；然而看得出，由于多日精神抑郁，她面孔憔悴，甚至还有点惶恐。
他俩一前一后走出校门，向那个辉映在夕阳下的残园，那一片挺直的杨树林里漫步而去。沉默片刻，姑娘抬起头问：
“蒯大富，你有多大？”
“你呢？你先报数，不准撒谎。”
“我干什麽撒谎？别看我个子不小，我才16——你呢？”她捡起一块石子，顺手向一株大树上投去，隐藏在枝叶里的小鸟扑楞楞惊慌而飞。
“你猜？”
“蒯大富！你说不说！？”她忽地反拧小伙子一只胳膊，那种熟练而干脆的动作把他吓了一跳。
“哎呀！你轻点儿，我说，我比你大5岁。”
她摔下他的那只胳膊，噗哧一笑：“那好，以后我就叫你蒯大哥。”
“不敢当，你可是刘门女将啊！”
“谁是刘门女将！？”姑娘怒睁杏眼，又要过来拧胳膊，蒯大富急忙躲避，绕了这一棵树又绕那一棵树；然而就如雄鹰搏兔一样，终于被她抓了个正着。他被这个女孩子反拧着胳膊，真是哭笑不得。
“怎么样，谁是刘门女将！？——喂，教你一着，”她将对方的另一只胳膊从肩上顺背反拧过去，正好两手相扣：“这叫‘苏秦背剑’，会啦？”
蒯大富笑着顺势坐到落叶上，翘起大拇指连声赞叹：“女侠！女侠！”
姑娘用力拽起了他。于是，他俩就这样友好地、手牵手地，在暮色苍茫之中返回了原路，······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中共中央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期间，毛泽东横下决心，一挥而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
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顷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顷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这一张仅有228个字的大字报，表面上是一篇《讨刘檄文》，而实际上却不啻为向当时整个中国官僚特权阶层的宣战书，这种豪迈气魄确是前无古人的。笔者记得，这张大字报最先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孙国华同志传出，8月23日贴在原聂元梓张贴大字报的地方。全国各地来京串连的师生争相传抄，场面热烈，其中也参杂了我这样的青年工人。这张大字报既透露了上层斗争的奥秘，又使蒯大富的名声大震。这里的奥妙就在于，大字报并没有提“刘少奇”这个尊姓大名，也见不到“蒯大富”一个字，但深黯内情的人，却从这隆隆的炮声中，听出了六、七月间发自清华园的怒声、哭声、笑声······
于是，去清华大学串连的人骤然增多，拜访蒯大富的人反而远远超过了聂元梓。蒯大富为此应接不暇，他写了一张大字报向全国各地战友们致意：
亲爱的战友们，你们好！
你们辛苦了！
首先，让我向你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欢迎你们来和我们一起战斗，并衷心地感谢你们对我校文化大革命的有力支持！
我校在修正主义十七年的统治下，遗毒极深。此前一段时期，叶林为首的清华工作组又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残酷地镇压革命群众，极大地挫伤了清华师生员工的革命积极性。现在，党中央专派周恩来总理领导我校文化大革命。总理在8月5 日早晨宣布：“清华大学新生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志气，他们正在顽强地战斗，向保皇势力、守旧势力猛烈开火！清华园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我们也看到，前面的阻力是极大的、顽强的。如果不同它作坚决的斗争，就不可能完成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一斗、二批、三改的伟大任务。我们热烈呼吁外地外校战友们支持我们，希望你们到清华来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将你们宝贵的经验传给我们，我保证虚心向大家学习。
目前阶级斗争特别尖锐，也特别复杂。希望你们看大字报、听情况介绍都要有高度的阶级警惕，切不可轻信，古话“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比如，接待室《大事简记》接待员介绍情况，在我看来就是歪曲的、片面的、有的则是错误的、别有用心的。希望你们掌握丰富材料后，用毛泽东思想分析一切，不要有框框，偏听偏信，这对党的事业是不利的。（接待室备有《大字报选编》，大家阅后可知我校情况一二）
如果你们要找我串连，我非常欢迎。我在新斋——862号。如我不在家时，你们可找化902班十人小组成员。他们对我很了解。欢迎来访、批评、指导。
祝战友们身体好！祝你们旅途平安！
致
革命的敬礼！
蒯大富
1966年8月14日
《红楼梦》里林黛玉有一句名言：“大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八届十一中全会出了一个《十六条》，又出了一个《炮打司令部》，这两把“上方宝剑”赐给群众，毛泽东犹嫌不够，紧接着，这位“中国上帝”又来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惊天之举：他要仿照诸葛亮登上天台借东风那样，8月18日率众登临天安门城楼，亲自检阅首都和来京串连的全国各地青年学生。毛泽东相信，他一定能够借到这一股所向披靡的东风。
影星刘晓庆在当年荣幸地参加了这样的接见。她满怀深情地回忆那时的情景：“突然一阵从弱到强的鼓声响起，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喇叭在最强的鼓声之后，用极大音量播放出《东方红前奏曲》，紧接着浩瀚澎湃的《东方红交响乐》惊天动地奏起。所有的红卫兵都从地上跳起来。我的心蹦到了嗓子眼，我清楚地感觉到它在嘴唇边、头上、脖子上一起跳动，百万红卫兵眼巴巴地紧紧盯着天安门城楼。
中央领导人出来了！在几位首长之后是谁？我们突然看到了毛主席！成千上万的声音发出了共同的呼喊。我们扔下帽子、挎包、面包、水壶，拼命地奔向天安门城楼！几公里的人海不见了，压缩成一堆绿色的山坡，我们像橄榄球队员一样，一个摞一个拼命地喊着：‘毛主席万岁！’参差不齐的口号逐渐变成有节奏的呼喊，千千万万的红卫兵对领袖的热爱像火山在爆发，像岩浆在翻滚，像泥石流在崩裂，像钢水在奔腾！······突然，滚滚的人海铺天盖地朝我们这边压过来，我趴在了地上，背上是数不清的燃烧的近乎疯狂的红卫兵。······人群突然神奇地闪开一个缺口，我的面前出现了一条宽阔的大道。在这瞬间，我见到了毛主席！他坐在敞蓬车上，正徐徐向我们驶过来。他像一座塑像，和天一样高，穿一身军装，频频向我们招手。随着他手掌的挥舞，千万道阳光向我们洒过来，洒在我们的脸上、身上，渗透进我们的心里。我全身瘫软，被架空在无数红卫兵的身上，从头到脚暖洋洋的。无限的幸福笼罩了全身。我的眼泪湿透了绿军装的前胸。我忘记了一切：什麽学习成绩，什麽前途，什麽生命都是那麽渺小，那麽无足轻重，那麽不值一提，······”
万润南先生也参加了这样的接见，但他却有另一番感受：“八月十八日那天，毛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清华的队伍就在金水桥旁，离城楼很近。上面的人物、动作，清晰可辨。我没有被周围的狂热所感染，而是冷眼旁观，还真让我看到一些相当有意思的情节。有两个场景我至今历历在目：一是他们的出场。刚开过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领导重新定位。最大的变化是林彪升到第二位，刘少奇降到第七位，出场要反应这种变化。毛破天荒地穿上了军装，挺着肚子走在最前头；瘦骨嶙嶙的林彪紧随其后。毛的步伐慢而缓，林的步伐急而促。后来我在记录片里更印证了如下的细节：林彪一不小心就要超过毛了，这时候周恩来出手了。周扯住林彪军装的后摆，很用力，因为从后领到下摆都扯直了，林几乎是一个踉跄。待毛走出了一步，周才松手。此后，林彪一直自觉地保持着这一步之遥。更让人叹为观止的还在后面：这时候周停住了脚步。周不动，后面没有任何人敢超越他。等到毛、林走出了七、八步，周才带着大队人马缓缓跟上。我心里不由感叹一句：‘周恩来这个人不得了！’
第二个场景，是毛除了对红卫兵挥手之外，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把刘少奇拉到一边侃侃而谈。从两个人的肢体语言来看，像朋友谈心、像三娘教子、像师生交流。主要是毛在说，刘在听。说的耐心而诚恳，听的虚心而谦卑。我很好奇他们到底说了些什麽，后来刘家的人告诉我，毛是在做刘的思想工作。毛说：‘中央犯了这麽大的错误（指派工作组的错误），总得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你现在是为党担过，回去要同光美同志和孩子们讲清楚，不要因此而背包袱。’都是一些安慰的话、宽心的话。刘居然也信以为真。刘少奇也算是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历练过来的，智商也不低，尚且被老毛玩弄于股掌之中。真正不得了的，还是毛这个人！”
上面提到“红卫兵”这个称呼，始自清华大学附属中学。5月29日，在离清华园不远的园明园遗址，在星光月辉照耀之下，由七个干部家庭出身的中学生倡议成立名叫“红卫兵”的群众组织，“红卫兵”即“红色政权的坚强卫兵”。他们为此写过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而刘刚就曾于6月25日将此文首论勇敢地贴到清华，以支持处于困难时期的蒯大富。后来江青发现此文，转给了毛泽东。毛看后当即写信表示热烈支持。此讯一经传开，适逢全国各地造反学生来京串连，于是，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的红卫兵，一跃而为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时的一道最靓丽、最时尚的风景线。
由此，我不禁想起了2001年自己在英国伦敦时的一个情景：那天正逢“五一”劳动节晚上，我在朋友李槟的家里作客。李是马来西亚华侨，一个善良而端庄、美丽而温柔的家庭主妇。她的丈夫尼罗是英格兰人，牛津、耶鲁两校双博士，时任撒切尔夫人秘书。当时我同他正一起看电视新闻，新闻镜头出现了游行队伍在伦敦沿街打、砸、抢、烧的情况，播音员解说“这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神经病大发作”。此刻，尼罗博士对我笑问：“中国红卫兵或文革造反派当年是不是也这样呢？”其夫人对我翻译后，我望着他竟一时语塞。老实说，对于中国官方关于“彻底否定文革”的长期片面宣传，其所达到的社会效应，我不能不感到由衷的佩服；而对于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革文化的命”这一“简单而深刻的定义”，我也不能不表示诚挚的滑稽。——但这样就能永远歪曲了历史吗？那晚我返家后，辗转反侧，不能入眠。这也就是我后来决心写作此书的起因。闲言少叙，书归正传：
清华工作组在奉命撤走之前，将各系文革主任联席会议作为校文革临时筹委会，简称“临筹”，代替工作组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以刘涛为首的高干子女掌控了清华大权。“八·一八”天安门大会以后，刘涛宣布成立清华大学红卫兵，其领导机构临时总部，简称“临总”。
8月22日，与清华大学红卫兵对立的清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宣告成立。这个组织的领军人物是唐伟，工化系00班大学生，烈士子弟。8月8日他曾发起“八八串连会”，声称“为革命造反精神翻案”。但在实际行动上，他却又极力排斥蒯大富及其战友。8月18日以后，唐伟还和数力系00班女大学生陈育延先后贴过《王光美是清华园的第一号大扒手》、《刘少奇同志7月29日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这两张轰动一时的大字报。
8月24日下午5时许，刘涛串连12院校官办红卫兵共2，000多人，整队跑步闯入清华园，冲散了正在大礼堂开会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而后，他们又严密封锁大字报区，派专人抄录大字报及作者姓名，并将大字报一一拍照。最后，他们撕毁了所有的大字报。这样干的真实目的，显然是为了镇压从北大传来的《炮打司令部》精神进一步扩散。清华广播台连续广播《安民告示》和《最后通谍》，叫喊“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下午6时，这些官办红卫兵拆毁了清华园的标志性建筑二校门，并强迫清华中上层干部拆卸、搬运二校门的砖石；同时对所谓“黑帮”进行了抄家；半夜，他们将大批中上层干部从家中拉到阶梯教室殴打。其后，将这些人关押起来折磨达两周之久。这就是当时著名的清华“红色恐怖日”、“红色恐怖周”。其中有一个令人诧异的现象就是，作为红卫兵创始者的清华附中造反派竟然也参与了这一行动。不仅如此，他们还带头在北京城大刮“红色恐怖”之风，残酷迫害所谓“五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其行为比之法西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情况表明，这些少不更事的中学生，一经崭露头角，不是原形毕露，就是偏离轨道，——而这是发人深思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极大地败坏了红卫兵的声誉，当然，这同蒯大富等真正的造反派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8·24”事件后，临筹、临总用暴力控制了清华园。9月16日，清华文革临时主席团成立，简称“临主”，主持学校日常事务。临筹、临总、临主合称“三临”，它的真正掌门人就是刘涛。
“三临”强调“斗黑帮”，而其所谓的“黑帮”就是早已被上峰抛出的替死鬼蒋南翔及其校党委全套人马、甚至殃及清华的所有中上层干部、“五类分子”儿女。他们认为，这就是《十六条》上说的“一斗、二批、三改”的文革大方向；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则认为：当务之急应是批判工作组，深挖其幕后操纵者，这才是文革斗争的大方向。
蒯大富及其战友们则待机而动。
清华大学的这种斗争形势恰是当时中国社会风雷激荡的一个缩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公布前后，清华附中的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蒯大富的反工作组大字报已风靡全国。全国各地大中专院校民建红卫兵抓住工作组问题，顺蔓摸瓜地杀向社会，将炮口对准当地党政领导机关。而与此同时，官办红卫兵也应运而生，他们除了模仿清华红卫兵以“扫四旧”为名大搞“红色恐怖”外，就是团团布防在当地党政要员的周围，以避免那些造反派的冲击。双方在8、9月间展开了大规模的拉锯战，社会各界陆续都被卷入到这个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
9月23日，蒯大富应召到了中南海西门传达室，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热情接待了他。张是山东巨野人，49岁，1958年大跃进时期因写《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一文而深得毛泽东赏识，后提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他授意蒯大富赶快将清华造反派组织起来，在北京树立一面旗帜，以冲锋陷阵、做中央文革的铁拳头，为文化大革命立新功。此话正中小伙子的下怀。自“八·一八”天安门大会以来，蒯大富早就等待着这一天。小伙子头脑很清醒，单单凭借他的号召力，在清华园这个知识精英如雨、高干子女如云的地方是掀不起什麽大浪来的。他必须以中央文革为后盾，以毛主席为靠山，才能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所建树。
他兴冲冲地返校后，立刻召集鲍长康、刘才堂、刘泉、任传仲、叶志江、马小庄、李小忠、史复有、张云辉、陈继芳等十人小组，传达了张春桥的指示。“加里森敢死队”听后，个个喜不自胜，摩拳擦掌。
秘密会议在北海公园进行，因为这里距离清华远，不容易被人发现。这种习惯早在反工作组时期就形成了。其实，在北海约会，对于蒯大富这个时代的大学生还有更深层次的感情因素：这个地点能够勾起这些青年人对于自己童年时光的美好回忆。那时，他们都看过电影《祖国的花朵》，少先队杨永丽大队长带领小朋友们在碧波荡漾的北海划船，天真无邪的孩子们齐唱《荡起的双桨》，每忆此情，大家至今心潮澎湃。这种儿时记忆，确能激发这些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青年一代的革命热情。
“看来，中央文革对清华现状了如指掌，咱们过去总算没有跟着老蒯白干！”任传仲绰号“圣手书生”，他站在处于白塔山顶的白色宝塔下，背倚环绕白塔的汉白玉石栏杆，对着正面那些坐在塔基上的战友们大声感叹。
“是啊，唐僧取经，他不靠花果山、水帘洞，他去靠六耳弥猴，行吗？”绰号“急先锋”的刘泉走过来，愤愤地说。
“要是江青接见老蒯就好了，张春桥能代表中央文革、代表毛主席吗？”绰号“黑旋风”的刘才堂在塔身那边接口。
“张春桥是中央文革副组长，他召见老蒯肯定是中央文革、甚至是毛主席的意思，大家对此不要有任何怀疑。”沉思了半天的“智多星”鲍长康终于发了言。
蒯大富这时也踱到汉白玉石栏杆前，他面对众人挥了挥手：“我看，咱们今天就讨论到这里。组织名称‘井岗山红卫兵’，基本群众就是同工作组斗争时期的那700名同学。就这样定了！”
“好！好！”众人凑到他跟前，围成一个圈，热烈鼓起掌来。
“明天，‘清华井岗山’就揭竿而起！”绰号“托塔天王”的蒯司令，又兴奋而果断地挥了挥右拳。
“好！好！”众人又热烈鼓起掌来。
次日上午，蒯司令亲率700人马，个个臂佩标有“清华井岗山”字样的红袖章，排着整齐队伍，迈着雄伟步伐，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环绕校内示威游行。同时，智多星还献计：叫人故意将录有《9月23日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同志接见蒯大富同学的谈话纪要》的笔记本丢在马路。于是，这些策略果然大奏奇效，人们纷纷投入这一支精悍的造反队伍之中。这就仿佛无数溪流汇入长江黄河。面对“井岗山”这一条汹涌澎湃的大河的冲击，早已摇摇欲坠的“三临”立刻土崩瓦解。而在“三临”高压政策之下一直畏首畏尾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此时也分裂成为“八·八总部”和“临时总部”。
其实，“清华井岗山红卫兵”这个名字，是蒯大富同自己的红颜知己经过多次商榷，最后才由刘刚提出敲定的。江西井岗山是毛泽东当年的崛起之处，是毛泽东思想的发祥地，也是中央红军的起源地。井岗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一个多么美好、多么理想的名称！于是，关于组织命名的问题，蒯大富就这样成竹在胸了。
在清华校园广播台，刘刚正以高亢、激越、悦耳动听的女嗓音，反复朗诵着自己的大作《清华大学井岗山红卫兵成立宣言》。在蒯大富眼里，这个正当碧玉年华的姑娘不仅是女排主攻手，而且，她的那一只秀腕，那一只玉手，还能在纸上巧妙地舞动丈二如椽之笔，真是文武全才呀！从此，这位“女侠”也就成了清华井岗山的一名正式成员。她得以同那个她所一心崇敬的蒯大哥并肩作战。
其后，蒯大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率领井岗山战士直取原工作组长叶林。周恩来在8月4日、22日两次主持的清华辩论大会上，叶林都将工作组的错误诿之于自己，而一味袒护国家主席夫人。可蒯大富此时的兴趣却偏偏就在于通过叶林揪出幕后王光美，然后顺蔓摸瓜，“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然而，叶林现在却缩到他在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之前的单位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去了。这一道难关可怎麽闯呢？前不久，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曾经为了揪回工作组长而两度冲击地质部。但那是政府行政机构，而今蒯大富面对的却是凛然不可犯的最高军事首脑机关，这可真是造反派撞到枪口上了。
正当清华井岗山以静坐绝食的方式，在总参谋部大门口前同解放军对峙之时，江青闻讯给林彪急忙打了一个电话。这样，在当时看来简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乖乖地将人交给了清华井岗山小将。
异军突起，清华井岗山红卫兵首战告捷！“托塔天王”声威大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5fc58b0100l0x8.html

yangharrylg

10月3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提出：“必须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种提法将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里所攻击的目标更加集中、更加明朗化了。这就使得当时尚未公开的秘密武器《炮打司令部》，真正成为全国各地“十八路反王”掌上托起的制胜宝塔。
三天后，中央文革在首都工人体育场举行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出席了大会。张春桥宣读了中共中央10月5日批转中央军委总政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凡是在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的材料，全部交还本人处理，黑材料要当众销毁。”中央批示指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
会上，首都高等院校著名红卫兵造反组织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师范大学井岗山战斗团的代表相继发言，愤怒揭发、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种种恶行。他们向来自全国各地云聚北京的造反派战友倡议：
“革命同志们！革命战友们！让我们来一次大宣传、大串连、大组织、大动员、大革命、大造反，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目前的斗争形势十分艰巨复杂，我们怎样革命？怎样造反？就是要掀起一个全国性的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舆论高潮，大喊大叫！大轰大闹!就是要揪住不放！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去怀疑一切！就是不怕别人抓小辫子，不怕别人骂闹事，不怕当少数，不怕受围攻，不怕被打成反革命。向一切包庇反动路线的謬论开火！向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开火！”
大会最后由清华井岗山红卫兵司令蒯大富宣读《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他带领与会十万造反师生向毛泽东庄严宣誓：
永远忠于毛主席！
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
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江青亲自指定蒯大富担当了这一重要的历史角色。江青原名李云鹤，山东诸城人，时年54岁，比王光美长9岁。江青就是三十年代上海的影星蓝萍，曾主演《王老五》等片。她在1937年投奔延安后，同那时独身寡居的毛泽东相恋。一年后的11月20日，毛泽东力排众议，毅然同其所爱结婚。建国以来，江青从不在公众场合露面，她默默无闻了17年，只是在文革前抓过一段京剧革命。而实际上，看来毛泽东对妻子也很器重，“江青”这个化名就是毛泽东当初给她起的；毛的两个爱女李敏、李訥也都随了江青的原姓。
万润南先生同很多中国人一样，对江青可谓深恶痛绝。他在这方面有很多生花妙笔，本书不可不录：
“对江青这个人，我从来就没有好感。文革期间，她很少到清华来。我记忆中只有在1966年底，她和姚文元、王力在清华的师生员工大会上露过一次面。她也没讲出什麽名堂，只是喊了几句口号。江青喊口号在文革中相当有特色：做作的腔调、尖尖的嗓门、拉长了尾声、略带点颤音。‘同学们——，你们好——！毛主席让我来看你们啦——！’正常人听了都会毛骨悚然，但还是有人听了会热泪盈眶。（叶林听了会‘毛骨悚然’，而蒯大富听了肯定会‘热泪盈眶’。——笔者注）那样的人按朱成昭的说法，应当属于傻瓜。在1966年12月，我对文革的认识已经完全认同朱成昭当时对文革的经典概括：‘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
小朋友们可能会问：‘朱成昭是谁？’不仅小辈们不知道，可能和我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不记得这个名字了。大家都知道当年的五大学生领袖：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师大的谭厚兰、北航的韩爱晶和地院的王大宾。其实，朱成昭才是地院东方红的早期领袖，也是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最早的司令。能总结出‘文革是骗子、疯子和傻子’的，这个人一定不一般，非常有独立思考能力。关于朱成昭，我所知不多，只知道他同叶剑英的女儿叶向贞关系非浅。
江青介于骗子和疯子之间，所以格外令人讨厌。我至今还记得两次很有她自己特点的讲话。一次是在北大，时间应在周恩来8月4日来清华讲话的前后，江青、陈伯达一行到了北大。我是在大字报上看到她讲话的内容，那感觉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恶心。在上万人的大会上，没说一句有点水平的哪怕是空话、套话，全是长舌妇的搬弄是非。‘我也要控诉——！那个张少华——，她是个坏人！她的母亲，也是个坏人！她们欺负到我们头上来啦——！’张少华即韶华，当时北大的一个学生，嫁了毛岸青这个智障，好歹也算是毛家的媳妇。把家务事拿到大厅广众来宣讲，还要激动得声泪俱下。我当时的感想是：伟大领袖怎麽找了这麽个女人当老婆？！我想，同在主席台上的陈伯达等人一定十分尴尬，因为大字报上有括号说明：‘听了江青同志的控诉，其他中央首长很沉痛，都低下了脑袋。’旁边还有个加注：‘脑袋快低到裤裆里了。’要是在今天互联网时代，一定还会有更多精采的批注。
另一次是在大串连途中的火车上，一清早，我还睡眼惺忪的，就被带红袖标的捅起来了，说是要传达中央首长的重要讲话。整个车厢的人起立，挥动红宝书，先祝万寿无疆、再祝永远健康。红袖标开始传达敬爱的江青同志不知在什麽场合的一个讲话。我迷迷糊糊的不知红袖标所云。突然，我激灵了一下，因为红袖标也学起了江青，声调变得十分凄厉：‘还有那个王光美！去印尼访问之前，还专门来问我：出门能不能戴项链？我告诉她：不能戴！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后来我看电影，她还是戴了！’红袖标念起了括号里的说明：‘说到此处，首长很激动，哭了。’我当时的感觉，就像是吃了苍蝇。后来蒯大富在清华园里揪斗王光美，特地用乒乓球串了一副大项链给她戴上，以此来表示对一个高雅女人的羞辱，其创意应当出自江青的这次讲话。”
嫉妒是人类的天性。嫉妒不加约束就会丧失理智。当着嫉妒成为一个民族的积习并达致劣根性的时候，这个民族一定是一个缺乏凝聚力的民族。有人曾说：西方人打桥牌培养的是团队精神，日本人下围棋领会的是全局观念，而中国人叉麻雀欣赏的则是互相拆台。出身小家碧玉同出身大家闺秀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前者婆婆妈妈，心胸狭窄；而后者则深明大义，襟怀开阔。至于男女之间的爱情，则往往是跟着感觉走，用理智常常很难解释，这一点，上帝对世人很公平。不过，我们还是应该庆幸江青俗不可耐，否则，她真如武则天那样高雅而有心计，又如何会等到毛泽东驾鹤西去，她却被人突然打了一个闷宫?！因此，我们还是不要“得了便宜卖乖”好。
至于朱成昭的高论，鄙人实在不敢苟同。一个当时20多岁的青年人，就如此老于世故，看破红尘，确实令人刮目相视。但我们想一想：毛泽东的那一封《致江青》的信，又何尝不是倾吐衷肠？那字里行间有过欺骗吗？小小的年岁，就摆出一种“世人皆醉我独醒，世间皆浊我独清”的驾势，这不是自大狂，就是心态扭曲，而决非卢笛的“毒眼”，这充其量也不过是“政治即阴谋”这一謬论的翻版而已。
                                             
2009年7月14日下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5fc58b0100l0x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