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强：从南京大学“倒匡”事件看“文革”的复杂属性与多重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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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京大学“倒匡”事件看“文革”的复杂属性与多重面相

董国强

原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五十四期２００６年９月３０日

    一、引子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６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放手发动群众 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向全国宣告“南京大学革命学生、职工和教师，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份子匡亚明，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紧接着这篇社论的，是新华社长篇电讯〈革命师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　南京大学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份子匡亚明 江苏省委决定撤销匡亚明一切职务，受到热烈拥护〉，该电讯报导了６月１２日南京大学批斗匡亚明的情况，并对所谓“六二事件”做出了简要说明〔１〕：
　　６月１日以前，南京大学广大师生响应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入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斗争。６月１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七位同志的第一张大字报的消息后，进一步激起了南京大学广大师生的革命热情。正在进行劳动建校的南京大学溧阳分校的革命师生，２日下午贴出大字报。他们一致声援北大革命师生的正义斗争，同时对匡亚明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态度，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匡亚明以卑鄙毒辣的阴谋手段，镇压校内的革命群众运动，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道路。
　　中共江苏省委及时发现了这一严重事件，立即派人进行检查，发动南京大学党组织中的革命派和广大革命师生，彻底揭发了匡亚明的反革命罪行。现在，南京大学广大革命师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进一步揭发和批判匡亚明的反革命罪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霎时间，地处东南一隅的南京大学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成为路人皆知的“牛鬼蛇神”。
　　事隔十三年以后，中共南京大学委员会于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９日作出了〈关于“六．二”事件的平反决定〉，该文件指出〔２〕：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３日《新华日报》和６月１６日《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判了我校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匡亚明同志，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份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诬称６月２日发生在溧阳分校的事件为反革命事件。把分校的一些干部打成“资产积极保皇派”、“黑帮”。这纯属诬蔑、歪曲。为此，校党委决定：对因“六．二”事件受迫害的康贻宽、徐福基、秦向阳、胡福明等同志以及其他干部和群众，一律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对同一个历史事件，为甚么人们的理解和评述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文本背后，隐藏着一个怎样的真实故事？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回到１９６６年初夏的历史现场。

二、溧阳分校的大字报

　　当年的南京大学溧阳分校位于宁杭公路边，距离南京市大约九十公里，原来是溧阳县属下的一个果园，占地面积约为１，３２０亩。“六二事件”发生的时候，溧阳分校正处于筹建阶段，在这里参加建校劳动的是南京大学文、史、哲三系的五百多位师生。
　　溧阳分校的创办是毛泽东“教育革命”思想的产物。早在１９６１年７月，毛泽东曾经致信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认为该校“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办学模式很好，希望全国学习他们的经验〔３〕。后来毛泽东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和批示，主要内容包括减少课堂教学，加强社会实践，学习“抗大”经验，缩短大学学制等。他认为：“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４〕
　　为了贯彻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南京大学党委在中央高教部和江苏省委的支持下，于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７日作出了〈关于建立溧阳分校的决定〉，提出将文、史、哲三系迁往溧阳果园，打通合并组建“大文科”，实行“半农半读”的构想。此外还拟定了建设溧阳分校的八点具体方案〔５〕。在全校宣讲该〈决定〉的大会上，匡亚明还提出要让南京大学溧阳分校成为全国高教战线的一面旗帜，与工业战线的大庆、农业战线的大寨并驾齐驱。
　　１９６６年２月底，文科三系师生在匡亚明的率领下，打着红旗，背着行李，花了三天时间徒步行军抵达溧阳果园。起初因为没有校舍，师生们分散居住在当地老乡家中。初步安顿下来以后，学校领导计划集中３、４、５三个月的时间建设一批“乾打垒”〔６〕房屋，先让学生集中居住下来，然后再陆续建一些教室和办公用房，进行半工半读教改实践。一些亲历者为我们描述了他们此后三个月的劳动、生活和学习情况。
　　一位当年的政治系学生回忆说〔７〕：
　　建房子没有石头，我们就到深山里去开采，每天劳动十个小时。拉黄沙，拉石子，这些都是我们学生自己干。……劳动的时间太长，就没有时间学习了，课都不能上，唯一的学习就是每天早上听听广播、看看报纸，吃完早饭以后马上就要劳动。
　　劳动太累了，我们班有个男同学累得晕倒在地。把他送到校医院后，其他同学都很羡慕他：他可以不用劳动了，而我们还得继续劳动。
　　除了劳动辛苦以外，日常生活似乎也不大令人满意。一位当年的历史系学生回忆说〔８〕：
　　当时大家最感到头疼的是缺水。当地有一个小水库，我们就用水库的水。这个水库原来供应当地几十户老乡的用水，问题并不太大，但是我们一下子去了五百多人，用水就显得有点紧张了。地质系有一个找水专家叫做萧楠森，匡亚明就请他去找水，可是忙活了几天，就是找不到新的水源。因此盛夏来临的时候，大家开始担心缺水的日子不好过。……还有一个就是蚊子。那比南京的蚊子厉害多了。谁愿意呆在农村受蚊虫叮咬呢！因此都想回到南京去。
　　另外，那些毕业班的学生还对自己即将到来的毕业分配问题忧心忡忡〔９〕。
　　由此可见，许多学生对创办溧阳分校是存在抵触情绪的。这种抵触情绪与其说是针对匡亚明个人的，倒不如说是针对毛泽东的“教育革命”思想的。但是在当时的舆论压力下，学生们并不敢将自己的不满堂而皇之地表露出来，他们必须等待合适的时机。
　　“六二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公开发表。溧阳分校的广大师生是在６月２日早晨的新闻广播中知道这个消息的。当天下午，分校学生周冠华、陈云绮、郑立业、王钟元、吴相乔等人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接着，二年级学生蔡琼、潘玉玲、李为华、施锐琴、王秀英、鲍玉花、周慧等人又联名贴出了〈十问匡校长〉的大字报〔１０〕。在他们的影响下，其他学生也纷纷贴出自己的大字报。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造成一股很大的声势。
　　由于当年那些大字报没有保存下来，所以我们在这里无法向读者展现那些大字报的原始风貌。不过通过新华社电讯的简要介绍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那些大字报的大致内容还是清楚的：第一是对北大师生的“革命行动”表示声援；第二是集中火力批判匡亚明为一位工人来信所写的“按语”；第三是指责匡亚明搞溧阳分校的目的是将南大师生下放到农村去，与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隔离开来，用建校劳动冲击革命大批判。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些大字报内容，第一条属于政治表态性质，无须深究；第二条事出有因，本文在稍后还要作出分析说明；第三条则完全不顾溧阳分校筹建的背景和初衷，明显带有“诛心”之论的味道。匡亚明对“六二事件”的过激反应显然与此有重要关联。

三、匡亚明的“反击”

　　今天的人们在谈到匡亚明的时候，常常会以一种赞誉的口吻提到他的多重身份——革命家、教育家、学问家。但是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在四十多年前，这些不同身份以及由此形成的精神气质有时是会发生激烈冲突的。“六二事件”爆发前后，匡亚明的困惑和苦恼恐怕是局外人难以理解和想像的。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具有浓厚知识份子气质的大学校长，匡亚明有一整套鲜明独特的办学思想。择要说来：第一，他主张依靠知识份子办学。第二，他认为高校应该加强科研工作。第三，他主张尽一切可能改善办学条件。第四，他虽然没有公开否定“又红又专”的口号，但是他强调“红”必须体现在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上。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外界因素的干扰，匡亚明无疑会成为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学问家。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匡亚明又不得不随时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搞一些与上述教育思想无关甚至冲突的举措。前文所述到溧阳农村去办分校，就是他身上“党性”战胜“个性”的具体表现。
　　〈五一六通知〉发布前后，匡亚明的困惑和苦恼有增无已。在５月７日江苏省委召集的在宁高校党委书记会议上，他虽然知道了“文化大革命不是学术批判而是政治斗争”，但是“政治斗争”的确切含义是甚么？斗争的对象是谁？斗争究竟如何开展？中央和省委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由于缺乏“通天”的渠道，加上个人政治嗅觉迟钝，匡亚明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根本不可能从毛泽东那些含义晦涩的言谈话语中窥见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打倒刘少奇。
　　为了有所动作同时又不致引起太大麻烦，他在５月１１日的全校总支书记会议上提出了南京大学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三个步骤：第一是批判“三家村”；第二是开展群众性的“灭资兴无”自我教育运动；第三是深入进行学校教学改革。按照一般的理解，他的这个决定是比较稳妥的：“三家村”是中央已经定性的“三反份子”，把他们作为批判对象应该没有甚么疑问；开展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运动，可以看作是对毛泽东倡导的“斗私批修”、“思想改造”主张的一个积极呼应；而深入进行教学改革，则是积极贯彻毛泽东“教育革命”思想的重要举措，是本来意义上的“文化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
　　〈五一六通知〉正式下达以后，匡还根据江苏省委的部署，从溧阳分校各年级抽调了十几个能写文章的学生组成“大批判组”，准备写文章批判“三家村”和江苏省委出来的几个本省“反动学术权威”，其中包括南大教授陈嘉、陈瘦竹，省社科院研究员孙叔平，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陶白等人。
　　由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匡亚明主观上对上级的号召是亦步亦趋的。大概唯一可以指责的，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个“按语”。那还是在〈五一六通知〉正式下达前，南京的一位青年工人致信南大党委，批评该校中文系编著的《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一书。匡亚明对这封来信显然是有看法的，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他又不便对之公开否定，于是他在指示溧阳分校政治处印发这封来信的同时，亲自撰写了一个“编者按”，一方面指出在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运动中，“学生可以批评教员，青年人可以批评老年人，群众可以批评任何干部和领导”，另一方面又强调批评“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弄清大是大非问题，尽可能避免在小是小非问题上纠缠不清”〔１１〕。这个“编者按”的确与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如出一辙。不过这个事件只能说明匡亚明由于消息闭塞，未能及时掌握中央高层内部斗争的最新动向，而不能看作是对伟大领袖的质疑和挑战。
　　因此在匡亚明自己看来，他所做的一切无论在无产阶级“党性”还是在个人“良知”方面都是无可厚非的。因而大字报中那些断章取义、肆意歪曲、无限上纲的“诛心”之论无疑激怒了他。长期以来形成的“阶级斗争”思维定势和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斗争经验，使他错误地理解了〈五一六通知〉中所谓“政治斗争”的具体含义。他执着地认为，他匡亚明就是“党的领导”化身；对他的任何批评指责就是对党的领导权威的蔑视和挑战。
　　此外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前毛泽东的一次与南京大学和前南大党委书记陈毅人有关的谈话。毛泽东在１９６５年１１月视察各地工作时曾经说过〔１２〕：
　　你们这里有个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１９５７年大鸣大放时吓昏了，现在到那里去了？（答：下放几年后，现在图书馆工作。）这些人，要看他的变化怎样。当时党内就是不布置，只对党委书记打招呼。但像清华有个党委书记就不能打招呼，他和右派的人搞到一起去了。总支书记、党员、团员都不讲，让右派进攻，让它混战一场。一个学校左派可能是百分之二十左右，中间派占大多数，右派极少数，但让他们闹起来，也会猖狂一时。以后遇到备战、形势变化、运动等紧要关头，都要注意让敌人暴露一下。这叫“诱敌深入”嘛！
　　　此时此刻回想起毛泽东的上述谈话，不能不促使匡亚明将“六二事件”看作一次对他个人的党性和忠诚的严峻考验。如果他对学生的胡闹行为听之任之，就有可能重蹈陈毅人的覆辙。因此他必须立刻组织有效的反击！
　　一位亲历者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匡亚明获悉“六二事件”后赶往溧阳分校时的杀气〔１３〕：
　　非常突然地，我在大字报的现场看到了匡校长。
　　匡校长看到我，冲我摆摆手，我就过去了。
　　匡校长问我：同学，你见过右派吗？
　　我说我见过，我们系就有一个，到现在还没有分配，一个月就拿十八块钱。
　　匡校长说：我告诉你，我在吉林大学，写我大字报的人都是右派！大概有两三千吧，这些人写我大字报，都是右派！
　　我一听，哎呀，因为我也在批匡校长的大字报上签名了。这下惹了大祸了。
　　当天匡亚明就在分校召开了党总支扩大会和全体党员大会，把学生们贴出的大字报说成是“毒箭”，布置立即组织反击，并告诫大家“不能手软”。６月３日上午匡亚明再次召集党总支扩大会议，要大家“跟踪追击”，召开“讨论会”批斗有关学生和教师。６月３日下午回到南京，他又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通报了“六二事件”以及处理经过，得意地宣称“粉碎了一次六小时的政变”。他还命令溧阳分校负责人对被斗的师生要“扭住不放”。据统计，在６月２日至５日四天的时间里，在溧阳分校遭到批斗的多达七十人，包括学生六十四人、教师四人、工人二人。其中党员九人、团员二十二人。四个团总支书记除一人不在家外，三个全被斗了〔１４〕。
　　关于匡亚明组织“反击”的具体情形，一位亲历者回忆说〔１５〕：
　　当时宣布全校停止劳动，召开批判大会。那个时候大多数学生还是跟着学校领导的，立即把我们这几个贴大字报的人孤立起来了。
　　首先批判几个教师，包括政治系的林××、中文系的胡××、外语系的苏××等人。这些老师当时三十多岁，而我们都是一些年轻学生，所以匡校长认为贴大字报是他们策动的。老师批斗完了，就开始批斗学生干部。第一个被批判的是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中文系的胡才基，他的年龄比较大，是调干生，老共产党员。第二个受到批判的是中文系的孙家正，他是中文系的团支书。此外还有政治系的学生朱英才等人……。
　　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批判大会声势浩大，残酷恐怖。所谓批斗会的模式，就是一旦哪个人被确定为批斗对象，立刻就发动群众起来，不管真的假的，统统的往你身上扣，上纲上线，甚至要侮辱你的人格，你根本没有分辩的余地。批斗者使用的都是“阶级分析”的观点，平时的各种言行表现，包括个人之间某些极为私秘的问题，统统被揭发出来，使人有一种被剥光衣服、赤身裸体的感觉。
　　看到平时我们尊敬的老师被学生围在中间批斗，甚至于有的人开始动手，我们当时站在后面就感到恐怖。
　　另一个亲历者回忆说〔１６〕：
　　学校召开党总支扩大会议和全体党员大会之后，我那个党员老乡纠集了我们班八个出身最好的同学，写了一张大字报——〈这是为甚么〉。这是当年“反右”运动时《人民日报》上一篇文章的标题。我们原来写大字报的人都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就蔫了，八个写反击大字报的同学就很开心，没写大字报的同学则比较轻松，他们可以看热闹。
　　到了夜里１２点，紧急集合。刚刚被任命为我们年级党支部书记的Q老师（原党支部书记藉故离开分校），就到我们这边召集全体同学开会。他一来就给我们发表演讲，说我们这里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件，和１９５７年差不多。他还叫写了大字报的人站到右边来，没写大字报的都站到左边去。这样我们无形中就变成右派了。
　　然后，他要写大字报的人回去反省，准备做检查。这时已经下半夜了，我们写大字报的同学都不敢睡觉，坐在宿舍里学习和写检查。溧阳分校的蚊子又多，遭到蚊虫叮咬，很是受罪。那些没有写大字报的同学这时就贴反击的大字报，那些想入团、入党的同学更积极，他们就牺牲我们了。他们把我们蚊帐的门口都贴上了大字报，我们即使想睡觉也没有办法，因为不敢把他们的大字报撕掉。所以那天晚上，我们整夜都在学习分校发给我们的学习材料，一方面还要写检讨。
　　以上对“右派”学生、教师的处理办法是否出于匡亚明的直接授意，现在已经无从查考。不过即使不是出于他的直接授意，匡亚明作为学校的最高领导依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很多亲历者都公道地指出，匡亚明和分校负责人对“反击”目标的确定带有很强的主观臆断成分，“反击”的方式方法又过于残酷，这不但造成了被批斗者的怨恨，而且使得一些旁观者的感情天平发生了向不利于匡的一端倾斜。

四、江苏省委的介入

　　当造反学生与匡亚明形成对峙的时候，江苏省委的介入无疑举足轻重。但是这种介入多少显得有些来迟。究其原因，如果说匡亚明未能及时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那么江苏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也高明不到哪里去。“六二事件”发生以后，江苏省委并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不过他们也派了人去溧阳分校，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据一位当年在溧阳分校政治处工作的教师回忆〔１７〕：
　　在５月２５日前后，省委派了一个姓杨的干部作为联络员来到溧阳分校。“六二事件”爆发以后，这位杨联络员就鬼鬼祟祟地到处摸情况，然后再跑到几里路以外的地方给省里打电话，说南大的校长组织对学生进行批斗了。但是这个情况反映到了省里，省里面有底吗？要把匡亚明搞掉，我估计省里面一开始也没有底。
　　这位老师的说法不是没有来由的。按照一般的分析，既然北大揪出了陆平，那么南大当然可以对等地揪出匡亚明。但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革命匡亚明，行政六级干部，其资历和声望又岂是“一二九”运动中参加革命的陆平可以相比的？如果没有上级党组织的支持，江苏省委宣布打倒匡亚明，他匡亚明会买账吗？关于此前匡亚明与江苏省委的关系，我们在南大师生中听过许多与以下描述大同小异的说法〔１８〕：
　　匡的个性比较强，干革命的资历也比较老，行政级别比江渭清他们都高，所以对于省委这些人呢他就不太理睬。省委叫他去开会，他不能不去，去了以后又对会议没有多大兴趣，他就带一本英文的《资本论》去看。
　　不过一旦中央作出“倒匡”的决定，江苏省委负责人会毫不迟疑地贯彻执行。当时在中央负责处理这些问题的是康生。他接到江苏省委的报告以后迅速做出批示：匡亚明镇压学生运动是错误的，必须立即停职反省，接受群众批判。于是江苏省委于６月６日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撤销匡亚明的一切职务。６月８日，江苏省委向南京大学派出联络组。在此背景下，溧阳分校的斗争形势迅速出现逆转。
　　一位亲历者回忆说〔１９〕：
　　到了６月５、６日的样子，溧阳分校二把手徐福基突然找我们写大字报的人去开会。他向我们传达了匡校长的指示，说你们写大字报初衷是好的，是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把矛头搞错了。匡校长和南大党委，还有溧阳分校总支，都觉得你们还是我们的阶级兄弟，还是我们的同志。

　　哎哟，听了这话，下面哭声一片，大家都很感动。当时就有人表态，说匡校长太宽厚了，我们对不起他。实际上后来才知道，匡亚明到省里去汇报“六二事件”及处理经过，省里汇报到了中央，康生听了特别恼火，批评了匡校长，说他整人整得不对。所以匡很快找到了徐福基，下达为我们平反的处理意见，说我们是好人犯错误，学校里不予追究了，所有问题“一风吹”。
　　那天中午食堂还加餐。大家好几天都没有心情吃饭了，这次算放开了，感到没有事了，我一口气吃了三大碗饭。然后又继续劳动。
　　大概到６月７、８日的样子，我们正在建筑工地筛沙子。
　　忽然来了两个人，问：你们谁写大字报了？
　　我们不认识他们，就没有理睬。
　　他们说：看样子你们是写大字报的，看起来没精打采的样子。
　　我问他们是哪来的？
　　他们说是江苏省委宣传部的。
　　我问他们来干甚么？
　　他们说：你们写大字报是对的，你们受委屈了。
　　我说：你们胡说八道甚么东西呀，匡校长都说我们不是右派了，我们都解放了，我们要好好干活，你不要和我们罗索。
　　另一位亲历者回忆说〔２０〕：
　　我们写大字报的几个人都认为自己犯了错误了，都感觉对不起党。实际上江苏省委已经在调查这个事情了。本来省委已经提出文化革命的斗争对象了，本来的斗争对象是吴天石、孙叔平、陶白、叶子铭这些人，想不到匡亚明为镇压学生跳出来了，江苏省立刻抓住不放，派省委宣传部领导率领的调查组进入学校，而我们呢还不知道。
　　６月８号晚上，学校广播站突然播放《东方红》歌曲，让全体学生到大操场集合。
　　我们集合以后，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戴××在会上向全体学生宣布：明天你们就看不到匡校长和分校的其他干部了，因为他们犯了错误被调走了。他还说：同学们你们贴匡亚明的大字报是对的！你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你们不是反党先锋，而是革命先锋！
　　听完这个话以后，我们都激动得哭了。当时孙家正带领我们高呼口号，心里面激动啊！而批斗过我们的那些同学都呆住了。但是，那几个被批判的、被拳打脚踢的老师还不敢动。
　　然而省委的介入也诱发了一些新问题。一位亲历者告诉我们〔２１〕：
　　省委调查组在大会上宣布支持我们，下面是欢声雷动。
　　突然有人提出：“我们写大字报的人是革命急先锋，那些整我们的人是甚么？”当时大家认为被整了，心里不平衡，所以有点想报复原来整我们的人。
　　省委的人就讲：大家参加文化大革命，搞大批判，主要矛头要对准匡亚明，批判〈二月提纲〉。同学们互相之间不要再纠缠了。
　　但是他们的这些话没有多少人听。分校实际上陷于一种无政府状态。
　　大概到了９号，南京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从南京来到溧阳分校。小轿车一进分校的大门，大家就把他围起来了。他向我们传达省委的指示：第一，匡亚明就是北大的陆平。第二，南大党委不等于北大党委，你们不要把南大党委和北大党委等同了。第三，溧阳分校的同学要坚守溧阳，一面搞文化大革命，一面继续劳动建校，那个时候溧阳分校严重缺水，挖井又挖不出水来，大家洗澡也渐渐困难。晚上蚊子又多，大家觉得这个夏天怎么过呀！不知道谁说了一句：“我们要求回校干革命。”这个提议立即得到大家的响应。马上就有人坐在小轿车的顶上，大家就要求回校。
　　组织部长说：不能回去，你们要在分校进行文化大革命。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匡亚明又不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回南大去闹革命。还有人说：怕甚么，我们自己走回去。我们学习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
　　组织部长见控制不住局势了，想溜。同学不让他走，叫他打电话反映学生的要求。
　　最后，江苏省委从南京军区借了几十辆军用卡车，把我们在溧阳的所有南大师生都接回南京。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６月１０日和１２日又发表谈话。听到传达以后，江渭清从华东局回到南京，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最新指示〔２２〕。等到溧阳分校师生返校的时候，这边早已做好了准备，不但留在南大本部的所有理科学生被组织起来夹道欢迎溧阳分校师生“胜利凯旋”，许多其他在宁单位也敲锣打鼓来到南大，对溧阳分校师生“倒匡”表示声援。一位当年的溧阳分校学生回忆起那个激动人心的欢迎场面，依然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２３〕：
　　我们乘坐的汽车开到汉口路的路口，整个南大沸腾了！理科的学生早已等候在那里，一看到我们，又是敲锣打鼓，又是欢呼雀跃，大家一起握手拥抱。
　　我们以一种英雄凯旋式的姿态，受到火一般热情的夹道欢迎，所以那个心情啊就特别激动！当时那个情形啊，真是人山人海！我们都激动的哭了。
　　１２日下午，南京大学举行万人大会声讨匡亚明的罪行。除了南大师生以外，参加大会的还有南京各大专院校推派的大批代表。大会的第一项内容，就是宣布中共江苏省委关于撤销匡亚明的一切职务的决定。这一决定宣布以后，全场热烈欢腾，长时间地热烈鼓掌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紧接着，分校师生代表胡才基等人在台上以极其愤怒的心情，揭发了匡亚明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校本部学生代表陈季平在大会上发言，对遭到匡亚明打击的师生表示亲切的慰问。分校学生唐力行、王世泰、杨家玉、张秋良等纷纷表示：省委撤销匡亚明一切职务的决定，是对南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撑腰。参加大会的各大专院校师生热烈拥护中共江苏省委的决定，坚决支持南京大学革命师生的斗争〔２４〕。

　　此后事态的发展，在江渭清的回忆录中有简略的描述〔２５〕：

　《新华日报》从６月１３日起，除错误地公开报导撤销匡亚明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之外，还错误地开始了对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陶白、钱静人，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孙叔平等同志的点名批判。当时，曾有二十万人涌到南京大学“声援”，校园里除大字报之外，还扯起了广播喇叭，操场上搭起了台子，一些人登台讲演，展开所谓“大辩论”。
　　一位教师回忆了后来学生斗争匡亚明的情况〔２６〕：
　　当时在南大大操场批斗了匡亚明，我印象当中中文系的学生胡才基等人是批斗的主力，他们起来揭露匡亚明的“叛徒”问题。就这样开始了对匡亚明进行武斗，戴高帽子，游街，泼墨水，有的学生还让匡“坐飞机”。
　　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江苏省委于６月１５日向南大派出了由汪冰石任队长，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林克任副队长的工作队〔２７〕。７月４日，省委又改派彭冲为南京大学工作队队长兼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同日，省委工作队和南大党委发出〈关于改组溧阳分校党总支委员会的通知〉，赵复华、胡才基等人被任命为溧阳分校党总支负责人〔２８〕。
　　至此，南大学生的“倒匡”运动似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五、“倒匡”事件的历史反思

　　南京大学的“倒匡”事件无疑标志着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开端。
　　南大“倒匡”事件是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介入事件的学生、教师和江苏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在“六二事件”爆发前都与匡亚明有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但是客观地讲，他们之间的矛盾并非你死我活的矛盾。就造反的学生而言，最初令他们感到不满的无非是艰苦的建校劳动和闭塞的乡村文化生活，他们的最基本诉求无非就是尽早离开农村回到城市。这至多表明毛泽东时代长期的理想主义和禁欲主义的道德说教实际上收效甚微。就匡亚明而言，他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教育革命”思想，无非是希望培养出一批“又红又专”的人才。这与此前许多教育家提出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契合的，似乎也没有多少值得指责的地方。那么，这样一些今天看来似乎没有多大错误的想法，为甚么在当时会发生如此严重的冲突？这样一些原本善良的人们，为甚么最后会走到暴力对抗的边缘？是甚么因素使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断发展激化，最终给大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从某种意义上讲，造反学生和匡亚明都是极“左”观念的受害者。一位当年的造反学生在接受我们访谈时，并不讳言自己那一代人是“吃狼奶长大的”，他们从小学到大学所受到的教育，是“不忘旧社会的苦，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不讲人情，斗争哲学”之类的信条。另一位当年参与镇压学生的党员教师则十分强调“反右运动”对学校当局和他个人的深刻影响，当大字报铺天盖地袭来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右派份子向党进攻”。联系到当年的特殊语境，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怀疑上述言说的真实性。它们的确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奇特影像。如果考虑到这一点，矛盾双方的那些过火言行就不难理解了——那些言行在当时是“革命性”的外在表现。
　　然而，我们在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极“左”观念难道是“六二事件”成因的唯一解释吗？在“倒匡”学生与匡亚明的思想深处，有没有其他值得检讨的东西？造反学生在高压状态下的犬儒主义倾向，以及后来在自在状态下的暴民主义倾向，是否都反映出他们的人格缺损？匡亚明固执地把自己看作“政治正确”的化身，丝毫不能容忍任何不同意见，这是否意味着在他身上“民主”观念的淡漠和封建家长制作风的根深蒂固？此外，江苏省委对于筹建溧阳分校以及南大党委的其他各项工作负有领导责任，但是当工作中出现问题的时候，省委主要负责人不是勇于承担责任，而是见风使舵，大玩“丢车保帅”的把戏，其“党性”和“人格”难道没有令人质疑的地方吗？
　　最后须要指出的是，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参与演出“六二事件”的有关各方都不是最后的赢家：匡亚明虽然在“六二事件”之后的几天里依靠高压手段制服了造反学生，但是江苏省委介入后，他在南大的统治迅速土崩瓦解，个人遭到批斗和长期监禁；江苏省委玩弄“丢车保帅”的把戏也只能自保于一时，８月以后群众运动的汹涌波涛迅速将旧省委吞没，省委主要负责人也遭到了灭顶之灾；南大的学生造反派尽管在“文革”前期的“造反”、“夺权”运动中风光一时，但是到１９６８年３月江苏省实现“大联合”之后他们立刻遭到唾弃，在“清队”、“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运动中受到批斗、监禁，许多人因不堪凌辱而自杀。由此可见，当基本的政治伦理丧失以后，政治就变成了一场危险的赌博游戏。如果一个社会容忍了对少数人权利的践踏，那么其他社会成员权利的丧失，就只是时间问题。
　　在南大校史资料中，我们看到了如下一组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文革”爆发时，全校有教职工２，７８４人，学生５，９１１人，共８，６９５人。“文革”期间立案审查的５３３人，面上审查的１００人，计６３３人，占全校总人数的７•３％（不包括清查“五一六”期间受审查的８００多人）。当时有教授７０人，副教授３５人，计１０５人。除一人因病住医院于１９６８年病逝未受冲击外，１０４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审查和冲击，绝大多数被抄家、挂牌、关“牛棚”，不少人被扣上“特务”、“叛徒”、“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全校被定为“敌我矛盾”的１３２人。审查中，不堪凌辱、自杀身亡的２７人。“文革”结束后，南大共清理、销毁各种检举揭发材料重量达３，２１９斤〔２９〕。
　　就全国的情况而言，南京大学的“文革”还不算是十分惨烈的……

注释：

１、１０、１４、２４　《人民日报》，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６日。
２　〈关于“六．二”事件的平反决定〉，载《南大百年实录——南京大学史料选》，下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页５９０－５９１。
３　毛泽东：〈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页２８２。
４　毛泽东：〈改造学校教育让学生接触社会〉（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１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页４９３。
５　〈南京大学党委关于建立溧阳分校的决定〉，载《南大百年实录》，下卷，页９６－９７。
６　“乾打垒”是一种用毛竹、稻草、泥土和石棉瓦搭成的简陋房屋。
７、１５、２０、２３　笔者与J先生的访谈记录，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０日。
８、１３、１６、１８、１９、２１　笔者与C先生的访谈记录，２００６年３月１日。
９、１７、２６　笔者与G先生的访谈记录，２００６年３月９日。
１１　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页３７６。
１２　毛泽东：〈在一次视察各地工作时的讲话〉（１９６５年１１月），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２、２５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页５１５；５１６－１７。
２７　〈省委南京大学文化革命工作队、南大党委联合通知（第一号）〉，载《南大百年实录》，下卷，页２３５。
２８　〈工作队、党委关于改组溧阳分校党总支委员会的通知〉，载《南大百年实录》，下卷，页２３７。
２９　〈南京大学落实政策工作总结〉，载《南大百年实录》，下卷，页６０２－６０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