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漁文革，兩個還是一個？

tuffy05

（編者按：此文為徐友漁「文革反思」系列之五，系列一至四請見本刊第38-41期）

在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硏究和言說中，同時吸引中外人士發言，爭論最熱烈和持續時間最長的話題，是有兩個文革，還是一個文革？所謂「兩個文革」說是這樣一種觀點：與毛澤東在上層打倒政敵、黨內清洗的文革相對應的，還有一個在下層人民的文革，這是一場人民群眾自發的、獨立的社會運動，具有反官僚特權的性質。

「兩個文革」說產生於上世紀80年代，在紀念文革發動 30和 40週年的 1996和 2006年大討論中，這個話題又引起熱烈的爭論。在社會不公正日益加劇，社會矛盾愈來愈尖銳的今天，為數不少的人嚮往和呼喚着來一場文化大革命，「人民文革」說對於這種傾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兩個文革」說脫胎於「社會衝突論」，這是文革硏究者認識和評價文革的一種很有影響的方法和理論。一些硏究文革較深入的學者——如國外的李鴻永、陳佩華，國內的楊小凱（又名楊曦光）、劉國凱等，主張硏究文革不應集中於或局限於中共領導 人之間的路線鬥爭、政策分歧和權力鬥爭，還應該硏究群眾的行為，因為他們的矛盾和衝突反映了中國社會的矛盾。他們認為文革不僅是上層的權力之爭，而且是中國社會中不同利益群體的鬥爭。文革中捲入鬥爭的各種群眾並不是中共領導人從事政治鬥爭的工具，他們有獨立意識，利用文革的機會追求自身利益：文革中造反派的利益表現在反對官僚特權階層，保守派維護現存體制，即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雙方的社會衝突構成文革的主要內容。

陳佩華斷定說：「1966年至 1969年文革是反官僚運動。」她還說：「文革剛開始時，造反派被從壓迫中解放自己的號召所發動。如果他們在頭一年被中央文革小組操縱，那麼他們馬上發展成為有自己政治計劃的獨立力量。」楊小凱也一直把文革中的群眾組織稱為「准政黨」，說它們是毛玩「自由結社牌」的產物。楊小凱斷言：「1966年8月至 1968年中，有兩年時間，毛澤東下令停止軍隊外的共產黨組織活動，允許市民在政府注冊自組政治組織。他利用市民對共產黨體制的不滿，利用劉少奇、鄧小平對市民進行政治迫害激起的民憤發動了造反運動。這是一場真正的造反，共產黨官僚十七年來幹的所有事都受到市民的清算，當時的中國有真正的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市民運動。」

社會衝突論者正確地看到，文革中的造反派是在毛的發動和支持下反官僚的，但這還需要對群眾的反官僚性質作仔細分析。文革中最持久、最普遍、最具特徵性的事件是群眾起來批鬥以前的官僚。但决不要忘記，他們批鬥當權派的理由主要是他們「反對毛澤東思想」，「走資本主義道路」和「搞修正主義」。至於官僚搞特權，欺壓群眾，那只是次要的理由。

造反派是受毛的挑動和利用以反對毛自己的政敵，還是反對執政黨和現存制度？楊小凱斷言：「文革中積極造反的人都是市民中對共產黨不滿的人」，「共產黨官僚十七年來幹的所有事都受到市民的清算」。我個人的經驗和硏究結果與這種論點格格不入。首先，最早起來造反的人一般是所謂根正苗紅的人。出身不好、有歷史問題、被人認為有不滿情緒的人根本沒有資格造反，他們一動就是「右派翻天」，「乘機搞階級報復」。其次， 造反派組織雖然不像保守組織那樣搞兵統和堅持極端左傾的政治標準，但仍然用類似於文革前黨的標準看組織問題，不太願收留「有問題」的人或不滿分子，因為怕被對立組織抓辮子，被說成「組織不純」，造反派組織的頭頭基本上是按當時的標準，如家庭出身、政治身分（是否黨、團員）推舉的。這樣的組織敢於在最高領袖號召之下向以前被奉若神明的中下級黨組織進攻，卻不會在本質上反對黨。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黨畢竟是由毛締造和領導的。

可以說，文革中造反派的行為動機中包含了反官僚的因素，但這種行為的效果卻有兩個相反的方面：它在衝擊大大小小官僚的同時加强和鞏固了頭號官僚的地位。套用一句俗話說，造反派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比古代造反者不如的是，現代造反派不僅極易被招安，他們本身就是「無限忠於」的禦林軍，他們的造反不但是皇上恩准的，而且乾脆就是皇上挑動起來的！應該承認，造反派中除了許多人是受毛的號召造反之外，確有很多人懷有不滿情緒，但準確地說，他們是對當時現實中的種種現象不滿，而不是對共產黨不滿。認識到毛實際上是官僚體制的締造者和最大代表的人更是寥若晨星。在當時，恐怕沒有人能認識到，如果毛發動的文革取得勝利，官僚體制將比以前不合理和殘忍十倍。
劉國凱在 2006年發表《論人民文革——為文革四十週年而作》，其中說：「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是手段，目的是清洗中央、省市高層中的異己勢力。故此，毛的官方文革亦可稱之為文革清洗。此外，由於文革中發生了民眾反抗運動，毛及地方官僚和軍方都各自或聯手進行過鎮壓，故官方文革還有一個內容——文革鎮壓。文革清洗加上文革鎮壓就是官方文革的全部內容……人民文革所指的是文革期間的群眾反抗運動，內容包括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爭取生存權利和衝擊共產黨統治體制等等。故人民文革又可稱之為文革反抗運動。」「人民文革是毛要搞黨內高層清洗——官方文革——所付出的代價」、「人民文革由毛澤東的官方文革匯出。換言之，沒有官方文革就沒有人民文革。」劉國凱在這篇文章的最後說：「當今中國需要再來一次經過昇華的人民文革。」

劉國凱的觀點表明了某種程度的清醒，如果一定說有另一個文革，那麽也只能說是利用第一個文革造成的「無產階級專政」暫時鬆弛和「天下大亂」的形勢而產生的一些現象、活動，是第一個文革的副產品和派生物，而且規模、範圍、支配力與主流文革完全不能相提並論。

當然，事情也不能只從數量上看，第二個文革和第一個相比雖然微不足道，甚至大多數人對它沒有感覺，但從歷史的發展看，其「意義」則是巨大、深遠的。我們必須承認，在毛澤東的打倒政敵，大多數人盲目、狂熱地捲入這個主流運動之外，畢竟有少數人、少數組織清醒或比較清醒地利用形勢，追求自己的利益或政治目標，他們的動機從一開始，而且自始至終都不是響應毛的號召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是要在某種程度上動搖、改變現行的制度。楊小凱在《牛鬼蛇神錄》中記錄的趁亂造反的「右派分子」，1966年底在北京和全國一些地方鬧得轟轟烈烈的臨時工、合同工組織「全紅總」（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就屬於這一類。只有承認和硏究這些情况，才能對文革中、文革前中國社會矛盾、民眾的生活狀况、心理有全面的認識。

雖然，總的來說我本人傾向於「一個文革」觀點，但我承認，「兩個文革」說至少具有以下明顯優點。第一，它打破了中共官方關於文革的神話，力求探索文革的真相。那種神話，不論是文革時由毛的文革派製造，還是文革後由獲勝的反文革派製造，都是單純為政治服務的意識形態；第二，它力圖對文革中紅衛兵和其他群眾的行為給予說明，它正視群眾分裂為不同派別這一事實，它把投身於運動的群眾當成具有各自利益的主體，這便於說明文革中億萬人的熱情，相互鬥爭，以及他們的思想隨着文革發展而產生的變化，因而文革產生了其發動者始料不及的後果等等；第三，它力圖揭示文革爆發前中國的社會狀况和社會結構，這對於理解文革中乃至今天中國的許多重大社會問題，都是至關重要的。

也許，「兩個文革」說的問題是它對中國民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覺醒和反抗估計得太高、太早、規模太大、認識太徹底，這不是有無和對錯的問題，而是對其程度的估量問題。我們在後面的討論中將會看到，人們的覺醒和抵制要經歷一個艱苦、漫長的探索和思想解放的過程，那些星星點點的，多半埋藏在地表之下的火種，要到文革結束或接近結束時才變成可見的火炬。而今日中國人對於公平正義的追求，已經不是，也不應該是對於「人民文革」的發揚光大，而是對於憲政民主理念的體認，這是中國人自文革結束至今 30多年探索與實踐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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